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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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问题；优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语：总的看来，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必需的任务。改革过程中，也许会触动少数人暂得的利益，但从长远的目光看，改革不仅会给学生带来益处，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且对于教师科研的转向和重新定位也具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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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为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以“百年启功与中国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在会上，启功先生的高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仁珪先生以先师为例，讲述了如何向启先生学习为师之道。

纪念启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学习、研究启先生，而启先生值得学习、研究的地方太多了，今天在北师大举办的启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只想谈谈如何向启先生学习当一名好教师。当然，学习当一名好教师所包括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如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如何“行为世范”。而我这里仅想从纯业务的角度谈谈如何向启先生学习教书。

首先要尽力学习启先生作一名“通才”式的教师。众所周知，启先生精通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等，而且又是书法、绘画大师，堪称他谦称的：“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大杂家”。而解放后苏式的学科分类，完全不适用于启先生。我甚至想，当初辅仁大学并入师范大学之后，当时的领导一定很犯难：究竟把启先生分到哪个系？中文系？历史系？还是美术系？分到中文系又该分到哪个教研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民间文学？那时还没有什么书法系，如果有，也许就分到那里去了。而最后分到古代文学，又让他教哪一段？先秦？唐宋？还是明清？众所周知，启先生分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之后，最反对的就是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他曾将把古代文学分成三段或四段比喻为吃鱼，吃鱼可要“中段”，但鱼的中段能硬性规定从第几片鳞起，到第几片鳞止吗？文学的发展难道都是随一代帝王的兴起而兴起，又随一代帝王的灭亡而灭亡，从而可以硬切成几段吗？正因为启先生反对死板的分段，提倡通学，提倡要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提倡对自己非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①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并戏称这样的学问为“猪跑学”。所以他的教学才能那样游刃有余、深入浅出、点面结合、举一反三，有如高明的全科医生，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有的教师，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教先秦《左传》的，却教不了汉代的《史记》，尽管这二者之间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教宋诗的却不知宋诗的特点实际滥觞于唐代的韩愈等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就是破碎的、肢解的，那怎么能教会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呢？事实证明，过细的分科绝不利于教学。所以我们应提倡教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古今中外，乃至三教九流都应该略知一二才好。

其次要尽力学习启先生，多讲一些自己的东西和独家的心得体会，少照本宣科地讲一些人云亦云的教条。如果上一条说要学他的博大，这一条就要学他的专深。读启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听启先生讲课，我们从不必担心，他写的、讲的，会与别人雷同，因为那都是他自己别具匠心、别具只眼的见解。启先生虽没有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但却有极精到的见地。郭志刚先生在《启功先生二三事》中曾回忆启先生讲“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时说：短短二十五字，天上，地下，东西南北，都写到了。东字虽未出现，那晓字已托出东方气象，堪称“二十五字景”。此情此景，在天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了？那就是“泪”。什么泪？离人之泪；有多少？把大片霜林都染红了。如果为了新奇，改成“总是离人血”成不成？不成，因为那样就会破坏送别整场戏的抒情气氛，一字之差，就会谬之千里。这是艺术必须的“准”。解释得多么精彩，又是多么的简明扼要，绝对是精辟的一家之言。同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讲孟郊的苦吟，而举《闺怨》为例：“妾恨比斑竹，下盘烦怨根。有笋未出土，中已含泪痕。”讲白居易的浅易而不失韵味，举《勤政殿西老柳》为例：“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都是极为精到，但又被一般文学史家和诗词选家所忽视的作品。再加之如上对“碧云天”那样精彩的讲解，学生的眼界和水平马上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就是水平。

再如要学习启先生提倡学生动手的能力。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所谓的动手能力，就是写作。现在中文系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重视不够。而有些学生又仅仅满足于现代文的写作，有些人还为自己能写一些带有点小资情调的抒情散文和新诗而沾沾自喜。对于古文和古典诗词的写作则没有任何要求。这是一块很大的缺陷。严格地说，上了四年中文本科，甚至再加上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仍从未写过、也不会写古文和古诗词的学生，是一个不合格的毕业生。而此病的根源还在教师。很多教师，甚至是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本身或无暇写作，或不屑于写作。这又与我国长期的教育体制有关。我国的中文系始终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即认为中文系是培养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的，而不是培养作家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教师在科研方面只重视写论文，在教学方面只习惯于采取“嚼馍与人”地、人云亦云式地、照本宣科地讲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创作的经验，自然对其中的甘苦、奥妙缺乏由衷的体验和亲历的探究，因而对古人的文章诗词之妙也就缺乏亲历的直觉和只有实践后才能得到的真切体悟，讲解起来就难免隔靴搔痒，不知所云，难以提炼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启先生的讲解为什么能那么精彩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词。他不但自己重视创作，也特别鼓励学生动手写作，有些作业特意要求学生用古文完成。有的学生练习写点诗词请他指点，他比收到一份认真完成的作业还要高兴。这对直接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大有裨益，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为师者好好效仿。

另外，启先生带研究生还有很多值得提倡的教学方法，如到研究生的宿舍去开课，让研究生到自己家中来听课，而其授课的方法又有独到之处，他戏称之为“熏”，戏称为“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强调一对一的因人施教，这其实是他对老校长陈垣先生教育理念很好的继承与发挥。在此不能尽述了。

以上所谈，可能因专业不同，实践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其指导思想和根本精神却是相通的，即要想做一名“学为人师”的教师，在业务上要既要广博，又要精深；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时要因人施教，循循善诱。无论专业怎样不同，我们都应很好地继承他这些优秀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力争作一名像他那样的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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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古典文献学，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古典文献是我们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直接依据。在高等学校开设古典文献学课，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利于大学生合理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延边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科现状

一个学科作为一个学问门类的存在，应该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人才，以固定的机构为依托。在我校，设有古籍研究所，但侧重的是历史文献尤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渤海史等的研究。而古典文献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没有固定的研究机构，没有硕士学位点，且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语言教研室。2007年重新修订《延边大学本科培养方案》前，“古典文献学”名为“文献学”，作为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选课存在。2007年以后，则更名为“古典文献学”，由原来的专业必选课变为专业任选课。实行主讲教师制以来，文献学却没有主讲教师，而是聘请历史系一名讲历史文献学的教授为中文系学生讲授文献学。事实上教学方法，中文系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教师获得文献学博士学位，甚至连文献学硕士也没有。没有专业机构，没有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课程设置不合理状况等等都使我校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

在上述客观事实下，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学方法如何采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二十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周彦文主编《中国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等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点，但对定位为民族性综合类大学的延边大学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深，课时与课量要求也过大，不太适应教学的需求。2006年以前，我校中文系选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编）作为参考文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辑佚与校勘等章节的安排基本囊括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而且难易程度适中。涉及解释古典文献专业知识的地方都举出文学文献实例，特别是一些基础知识更是一一予以解释。比如讲述训诂术语的时候教学方法，某，某也；某者，某也；某也者，某也；谓； 言； 犹； 日； 当为、当作； 读为、读曰； 读如、读若； 之言(之为言)； 谓之等等都举例参照。暂定为我系古典文献学教材，力求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编订符合我校实际的文献学教材。

三、课程内容设计合理化

在有限的学时内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一详细介绍？笔者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等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每一门类都可以作为专题，在授课中是不能回避的，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把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因此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可以简单提及必须进行合理安排。除必讲内容外，简单的内容可以布置学生课后自学，既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某种程度上也督促了学生自主学习。

古典文献学作为中文系开设的专业任选课，应该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即在阐述基本文献学理论的同时注意所列举的文献实例应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比如在讲根据卷端书名冠词进行版本鉴定时，列举《元刊梦溪笔谈》、《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反映刊刻年代，《三桂堂王振华刊本警世通言》、《太平路新刊汉书》反映刊刻者，《别本说唐后传》反映版本类型，《新刻急就篇》《重刊拜经楼丛书》等反映版次，《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反映底本论文提纲怎么写。又如在讲古籍校勘的材料依据时，所列举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宋本《白虎通》，《尚书》孔传，《诗经》毛传、郑疏，《礼记》的郑注、贾疏，《左传》的杜注等都为中文系学生所熟悉的文学文献。

当今科学技术及其网络的普及化，电子文献的检索征引成为趋势。网络为我们今天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选取科学可信的文献显得尤为必要。教授学生网络检索磁盘检索方法，告知学生国内外著名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也是现代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之一。

另外，延边大学作为民族性大学在地缘上优势明显，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都应该发挥其优势和特色，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在授课过程中除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外，对朝鲜、日本文学文献也应有所涉及。

四、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化

（一）教师启发法

从学生角度来说教学方法，学习古典文献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理论学习通过文献学、书目提要等了解典籍的种类、性质、体例、作者、著述年代、流传情况、版本类别、真伪、有无注疏等基本情况，在学习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知道应该征引哪些文献为自己所用，这是学生学习文献学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教师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统文献学教学中，教ν往是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全面地传授给学生，教Φ慕彩谡季对地位，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学生感觉到古典文献是死的。加之学生古典文学基”∪酰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了解仅限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掌握的知识，实际上十分片面，因此，文献学的摘要求学生在搜集资料的基∩咸岢鲎约旱墓鄣阈纬勺约旱呐卸稀?

（二）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课件的交叉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古典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还能弥补图书馆珍贵古籍收藏很少或根本不收藏的缺憾。再如,在讲授古籍的装帧形式和版本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就更直观也更感性。借此帮助教师更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这种优势是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及的。在讲授古籍装帧形式这一章节时还可采用手工演示的方法。学生可以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书的模型。

古典文献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体系也日趋完善。但我校古典文献学科却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教学内容的整合调整，教学新方法新手段的探索与采用对于我们从事古典文献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今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戚福康.论文献学与大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兼论教学方法的变通[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4)

[2]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

[3]于峻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纪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

[4]董冰华.关于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5]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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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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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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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科馆员 实践工作 实例分析

学科馆员是指图书馆针对某一学科专业的需要而指定的信息服务人员，这些人员能与对口单位建立联系，在学科专业和图书馆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为用户主动地、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提供信息服务。

国外学科馆员一般都应具备本科的某一专业学历及图书情报的硕士学历，这样就可以很精准地针对某一专业学科进行深度的情报服务。比如医学学科馆员既懂医学又具备信息分析整理能力，以了解这一专业的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及学术动态等。国内各专业院所、高校的学科馆员一般是图书馆派驻各院所的工作人员，专业未必对口，服务还不够完全到位和精准，不过这一状况在不断改进完善当中。本人为图书情报本科学历，古代文学硕士学位，作为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科馆员，就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些实例分析。

一、学科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学科馆员是针对某一专业学科的情报信息员，教育部也提出要重视培养高层次的学科专家，这里的学科专家即学科馆员。学科馆员不但要具备图书情报学科的基本知识：采访、编目、咨询，还要深入了解某一专业学科的基本常识和学科发展动态。如古代文学这一专业学科，不但要具备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古代作家作品的基本常识，更要了解这一学科目前的发展状况，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动态等，以协助科研人员检索查新，开展定题跟踪服务，撰写学科的热点、难点等综述述评，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学科秘书。

二、学科馆员的初级服务内容：编目、文献资源建设、参考咨询

对于图书情报资料人员而言，编目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工作能力，新到书刊的分编工作要及时准确，尽快地在学院网页通报，以便师生及时了解新到馆藏；熟悉馆藏，能够帮助读者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料；熟练掌握各类电子版数据库的检索方式，帮助读者在海量信息中精确筛选其所需的文献资料。

本人在高校文学院资料室工作，要不定期地向各学科点发放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图书资料书目征询意见表，还要同各大书商保持联系，要求他们发来相关书目以供师生选择；需要掌握本学科专业建设发展动态、了解学科所在院系研究人员情况、资料室该专业文献资源馆藏现状等;撰写本学科文献资源发展政策，与采访人员一道制定专业文献收集的方案，并划分文献购置的优先级别;了解对口学科点的信息需求，联系和组织院系教师、科研人员圈选文献，参与推荐、选订对口学科的纸本和电子资源，并及时反馈采访处理情况;组织对电子资源的试用等。这样可以将有限的图书资料购置经费最大限度地利用，达到图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参考咨询是图书资料人员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除了口头回答有关馆藏内容、馆藏去向、电子资源检索的问题外，还要熟练利用各种网络交流平台，如邮箱、留言簿等回答读者的提问；利用实时的交流工具，如QQ、msn等点对点、一对一地开展参考咨询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兴起的微薄，也被图书馆人密切关注，它可以即时图书馆、资料室的最新工作动态、新书报道、会议讲座通知等；也可以发私信单独咨询，还可以一对多互动，同时回答多人的问题，回答内容也可以同时被多人看到。学科馆员与读者的这种互动式讨论问题的方式，使得咨询服务效率达到了最大化。

三、学科馆员的中级情报服务：相关学科的情报信息搜集整理

1.教学科研重点参考书目的编制：例如国学方面，经过咨询相关的专家学者及师生读者，重点推荐了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这是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2.重点期刊目次报道：将每月新到学术期刊或者作品选择当前教学科研相关或关注度较高的论文或作品做一些目次报道；以便读者了解某一学科最新研究情况。

3.教师科研论文全文数据库：当月、当年的科研论文目次及全文数据库；可以说明本院当年的整体学术成果和水平。

4.教师著作引文库：在国内权威数据库中检索教师科研人员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可检索的数据库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中国引文数据库等，并且创建教师著作引文数据库。

5.学位论文库：包括优秀的学士学位、所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备后学者参考学习。

6.学科论坛导航：以国学为例，本文作者参考了一些大的搜索引擎，以及一些重点院校文学院的学术论坛，对相关的论坛做了一些总结或导航，质量较高的主要有：国学网，国学数典论坛，国学复兴文化论坛，中华国学网等。

7.相关学科的电子数据库搜集整理：除了各大高校图书馆购买的维普、cnki、书生之家等综合性学术全文数据库外，主要搜集整理专科的全文数据库，如国学方面的质量较高的全文电子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电子期刊——文津流觞；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民国书库；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书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等。

8.特色数据库的创建：本文作者搜集了几个985院校的文学院自建的国学数字化出版物，如北大文学院：中国历代典籍总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全唐诗分析系统，二十五史研习平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导航等；武汉大学文学院数字资源：新诗名篇赏析，大学语文精品课，文学典故词典，古典名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数据集成；浙江大学文学院：冬至·中国传统艺术赏读会，等等。

无论是集成的国学电子数据库还是自建的特色专科的国学数据库，大都是非公开需要付费的，因此建议各个重点院校的文学院或者国家、省部级图书馆、各大科研院所图书馆都能够踊跃地自建各种特色专科的数据库，互通有无，共建共享，合理利用文献资源。

四、学科馆员的高级情报服务：“嵌入式馆员服务模式”

网络的广泛运用，搜索引擎的不断强大，使得读者的信息环境、信息需求、信息获得方式及途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图书馆在信息获得方面已不能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要了。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用户的信息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广泛、深入和复杂的特点。这就要求学科馆员服务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但就服务的深度而言，目前许多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往往还停留在对馆藏资源的宣传、论文的收录查询、数据库的检索教育等基于文献单元的较浅的层面上，而科研人员、广大读者迫切需要的了解的是图书馆现有学科资源的分布、网上各类开放存取资源、数据库的检索技巧、学科导航、论文的撰写及投稿指南、课题的查新与跟踪等方面的信息。

基于这种网络对图书资料行业的冲击，图书资料部门做了各种有益的尝试，以突破图书馆、资料室的物理、空间概念，力求图书馆服务真正发挥主动性、指导性，实现图书资料人员的真正价值。所谓嵌入式馆员即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深入到用户研究的各方面，开展定题、跟踪、学术动态的报道等工作，变被动的咨询解答、搜集整理为主动的个性化、具体化服务，使得学科馆员成为科研任务的一分子，同时不断提升学术素养，也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成果。

1.代查代检，查新立项。提供深层次的参考研究咨询服务，如直接参与教师科研立项时的情报收集工作，向教师提供代检代查服务，电子文献信息的检索、引文检索等服务。

2.随时提供相关学术领域的一般信息（如会议动态、最新进展、学术成果、科研项目）。比如搜集整理古典文献学方面近几年的学术会议开展情况，到会的专家学者情况，形成的会议论文等，以便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了解兄弟院校、各大科研院所最新的科研项目和学术成果，及时提供给科研人员，以免重复劳动。

3.开展个性化的定题跟踪任务。定期从各种资源中收集该学科领域最新情报信息并及时通报给该学科的用户群，通过学科馆员所提供的各种情报信息，使教师能够及时地跟踪了解某一学科最新的研究动态。例如本人受到本院专家邀请，参与古代文学教学参考书的编撰，其中“近年来《聊斋志异》研究热点评议”由本人撰写。从《聊斋志异》的研究历史中，前人的研究视角已覆盖了版本、作者生平、作者思想内容、作品人物形象研究、艺术特征等方面，近年来的研究虽一方面仍然表现为关注一些传统的研究命题，但在西方文艺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对《聊斋志异》的研究逐渐繁荣。

4.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态势，培养学科馆员敏锐的科研意识，捕捉最新的学术动态，主动为科研服务。目前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文化治国等政策的提出，形成了一股研究国学的热潮，这种热潮无疑给古代文学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量珍贵古籍的整理和修复；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怎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怎样弥补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传统美德在如今的物欲社会如何发扬，等等，都需要从国学内容当中去寻找，都是大有可为的科研命题。如：传统文化与文学理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传统，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管理的思考，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等，都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课题。学科馆员要主动地做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做一些质量高的三次文献：如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重要论文目次报道、各重点科研院所、各大高校此方面的研究状态和研究成果等，能够对本院的科研工作做一些实质上的、有意义的参考和协助。

从一般的学科馆员到嵌入式学科馆员，对图书馆员无论是图书情报的专业素养或者某一专业学科的专业素养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专业学科馆员的职业前景就是学科文献信息专家，通过不断地学习，学科情报意识会不断加强，科研能力会持续提升，学科服务视野不断扩展，将捕捉到的信息分析、重组、整合，尽可能满足读者和科研人员的需求，也提高了本人的科研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岚.高校院系分馆馆员的角色定位.图书馆建设，2009，（1）：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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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多方面成就超越宋词《全清词》出版填补词总集出版空白

左健社长介绍，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又在清代得到复兴。在中国文学史上，清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传统方面，它对唐宋詞有所继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全新的面貌，其表现在：作家群更为庞大，境界更为开阔，风格更为多样，词派更为繁多，理论更加繁荣，境界更加深化。所以，虽然文学史上习惯将其称为“唐诗宋词”，但是，实际上清词在许多方面的成就已经超过宋词，目前清词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已经成为学界公论。可是由于清代的词数量太多，分布太杂，又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因而也就没有人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所以对于这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往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出版社倾全力编纂推出的《全清词》，将填补词总集出版的空白，使以往忽略的许多问题得到认识，不仅可以促进词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对清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左健告诉笔者，中国是泱泱诗词大国，词是继诗以后的主要文学样式。在词学领域，由南京大学《全清词》编撰研究室张宏生教授领衔主编的《全清词》，是继《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之后，我国古典文献整理的又一大型文化工程。该项目按清朝十帝的历史顺序，两朝一卷，共分五卷。2012年5月19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全清词·雍乾卷》（全十六册）首发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回母校参加110周年校庆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海宁均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首发式。

专门成立《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总集完成后将达100多册

左健介绍说，鉴于《全清词》重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早在1982年《全清词》就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其指导思想和总体建设目标，是对有清一代的词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不仅整理出一部规模空前的词学文献，以推动词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而且对中国古籍整理的规律做出探讨，以推进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同时，《全清词》还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全清词·嘉道卷》（全十五册）入选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与前代相比，清代词人队伍庞大，词派繁多，留下了数量空前的词作。据已经出版的各断代词总集统计，唐代计有词人170余人，词作2500余首；宋代计有词人1430余人，词作28600余首；金代计有词人70余人，词作3570余首；元代计有词人210余人，词作3720余首；明代计有词人1390余人，词作20000余首。而清代的词，仅“顺康卷”第一卷就已经接近前代所有词作的总和。根据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的规划，《全清词》按清代十帝的历史顺序排列，分为五卷：“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光宣卷”依次出版，将集有清代万余词人词作之大成，收词作30万首以上，皇皇凡4000余万言，全部编纂完成将达100至120册，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词作品断代总集。

为了完成这么大工作量的编纂工作，南京大学文学院专门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专门负责此事。《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由我国著名学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先生创立，是中国唯一以整理清词文献、从事清词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机构。成立近三十年来，搜集了大量的清词文献（包括一大批珍稀版本），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在此基础上，已编出了《全清词》第一卷“顺康卷”及其“补编”。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首批全国重点学科，传统悠久，底蕴深厚，长期以来，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全清词》的编纂由《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作为主体，联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等相关单位共同承担。

左社长介绍，《全清词》主编张宏生教授是著名的清词专家，他领导的学术团队———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在多年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顺康卷”出版以后，进一步广泛深入地搜集资料，仍然坚持实地调查采访的原则，对全国各大省市的图书馆进行普访。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时代越接近，材料就越分散，收藏情况也非常复杂，搜集起来往往有很大的难度，这些，都给编纂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本着对文化事业负责的精神，许多图书馆都非常配合，不仅完整地提供馆藏清词目录，而且有关善本、稿本、钞本也也能贡献出来，使得许多稀世之珍能借此机会公之于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清代不少作家的诗文别集在目录上并未说明是否附有词，而将这些著作一一调出查找很不现实，这也大多是在图书馆的有关人员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同时，在搜集材料时广开各种渠道。清代的书除了散见于各图书馆外，还散见于有关藏书家和民间人士之手，对此，我们给予了充分估计，也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如已故陆维钊先生珍藏叶氏编撰《全清词钞》所依据的词集六百多种，已由其家属悉数捐赠南京大学。更有不少老学者、老专家和若干爱好词学的中小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或主动上门提供其祖上所藏词集，或热情为我们提供线索，显示出对这一工作的普遍的关心。

清代资料浩如烟海，需要细致的爬梳整理，词作的辑佚、校勘、标点，词人的编次、小传的撰写等工作，也都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清代词人众多，且大都没有受到充分注意，有关个人情况往往不够清楚，所以在编次方面，我们固然主要是根据词人的生卒年，倘生卒年不详，则考察其科第、交游等，以定先后。但也有一些作家世次无考，或者有些无名氏之作，就一并列于编末。清词量大面广，情况复杂，有些词人有专集，更多词人没有专集；同时，有些词人原有专集，后来却散佚了。而有些词人写完以后，并未留心保存，资料散见多处。因此，我们在编纂时，广泛利用了一些总集、选集和手边的其他材料。对于原有专集而集外尚多者，我们广事辑佚；对于原有专集而可能已佚，我们则尽最大可能把其词作搜集齐全，力求恢复作家创作的原貌。《全清词》沿《全宋词》之例，编纂中也进行了校勘。不过，由于清代多数词人的集子都没有副本，偶有异文，主要出现于选本所选诸作，或其本集因刊刻的先后和在传钞的过程中发生的歧异，其中文字，有的属于改动，有的则属误刻，因此，《全清词》对所有衍倒讹脱者都慎加校订，而明显错讹者则径行改正。清代前期的词集由于种种原因，每多删改，为保存原貌，我们均用同时代的别集、总集、选集等细作校勘，并出校记。

出版社既要担负后期编辑制作又提前介入编纂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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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划选题时，所谓“知彼”，就是了解对方：一是了解处于竞争对手地位的其他出版社，尤其是其出版的同类图书；二是了解我们策划的选题的读者对象；三是了解处于合作对象地位的作者。所谓“知己”，就是了解自己：一是了解自己的知识功底，是否能够胜任所策划的选题；二是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是否支持出版此类图书，是否符合本社的出版方向和品牌要求；三是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业的有关规章制度。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在选题策划中，百战百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里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为例，谈谈古籍图书选题策划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技巧。

《苏轼全集校注》是笔者近年来策划、组织、责编的一部古籍整理图书。对于策划该书来说，所谓“知彼”，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苏轼，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许多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堪称开宗立派的人物，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皆有极高的造诣。论书法，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论绘画，苏轼善画枯木竹石，是宋代文人画的代表；在诗坛上，苏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在词坛上，苏轼开创豪放词派，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在文坛上，苏文恣肆，明白畅达，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苏轼的诗、词、文、赋，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品质之优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次，要了解市场上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在《苏轼全集校注》出版之前，市场上有珠海出版社的《苏轼全集》、中华书局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以及语文出版社的《三苏全书》等。《苏轼全集》只有苏轼作品原文，没有任何创新因素和附加内容。《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只是对苏轼诗、文进行了校勘，虽然附有校记，但缺乏进一步的创新。《三苏全书》是包括苏洵、苏轼、苏辙在内的三人全部著述之总集。该书附有集评，但由于内容创新不足，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再次，了解读者对象。由于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苏轼的研究成为近年学术界的热点；同样，由于苏轼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有关苏轼的图书在大众市场也有卖点。所以，策划出版《苏轼全集校注》不仅会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也会赢得大众读者的欢迎。复次，要了解作者的情况。《苏轼全集校注》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集体承担的项目，最早由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主持，其后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教授主持，是集三代学人、二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苏轼诗、词、文的总结性而又为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主编张志烈，196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史学家庞石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编马德富，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院工作；1983年调入四川大学，现为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周裕锴，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3年5月晋升为教授。1994年2月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具有教授身份的博士生。1997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可以说，几位主编均是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够保证书稿的学术质量。

所谓“知己”，首先要了解自己，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否胜任策划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对编辑的文史素养的要求较高，如果自己学养不够，要抓紧补充文史知识。其次，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能否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当年本人供职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具有出版古籍图书的资质。再次，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为此专门设立了国家古籍出版基金，资助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

后出必须转精，否则就没有出版的意义。《苏轼全集校注》，与此前出版的同类图书相比，学术贡献颇多，对苏轼的诗、词、文作了“五通”工作，即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一）通收。在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商务印书馆版《东坡乐府笺注》的基础上，又做了辑佚工作，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二）通校。校正了中华版苏轼诗、文与商务版苏词的失校之处，并且校记力求简明，凡底本不误而校本异文有参考价值者出异文校记，凡底本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后出校记。（三）通注。苏诗、苏词是在旧注基础上另作新注，苏文绝大部分为自作新注。对于前人注释，经过作者的细心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在作品的作时、作地的考辩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创获颇多。（四）通编。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发现颇丰，堪称一部北宋中期的文学编年史和文人交往录。编年时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苏轼研究学者的成果，以便为读者提供最新、权威的学术信息。（五）通评。评论苏轼作品代不乏人，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该书在博览前人评析的基础上，对其中见识卓荦、富有代表性者予以采集，对于进一步研究苏轼作品，颇具参考价值。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苏轼全集校注》的集大成地位，凡是搞苏轼研究的几乎人人需要这么一部书，这就使得该书具备了赢得市场的基础。

该书出版前，即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入选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燕赵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巴蜀全书》精品系列项目、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工程项目等多项桂冠。该书出版后，更是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不仅如此，该书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2.5万元，国家出版基金资助80万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出版基金资助20万元，合计102.5万元。出版后一个月，一家文化公司一次买走300套，实洋57万元。该书2010年10月出版，到当年年底，不仅收回全部成本，并且已初步赢利。可以说，该书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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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是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的学科。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承担着传承与提升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重任。该专业核心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体现了对个体、家、国乃至全人类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2、就业形势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宽，本专业毕业生一般文笔较好，思维活跃，可以胜任很多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比较专业的部门可以是新闻出版系统，例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单位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也可在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宣传部门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但是，受社会整体就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虽然比较平稳，却不那么热门。并且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历年来招生人数有增无减，尽管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增大，总体来说需求日趋饱和，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般人才日益面临着就业难的严峻考验。而且，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结构也有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地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大多局限于文学类科目，比较单一。而市场需要的是综合汉语言文学及其他一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设想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职业适应性比较宽泛。为进一步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创新来和社会接轨。

（一）用实用性理念来指导教学

1、强化文学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课程包含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论、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史、民间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学、美学、批评文学等。教学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①精简课程内容。按照学科发展的形势，去除过时的课程，根据最新的知识结构增加新兴课程。②优化课程结构。应运用各种媒介，包括电脑、电视传媒，广播传媒等等，与本专业结合起来，声、文、图有机统一，使学生能够提起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2、强化课程实用性，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为了增加学生就业率，必须用就业的方向指导教学改革，也就是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提升该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学生在“读”、“写”、“说”这三个方面能力必须得到强化。也就是培养学生读准字音，认清字型，掌握汉字意义的能力。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阅读各种文体的能力，写作各类文体的能力，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语文教学的能力以及信息调研能力。

（二）用创新性理念指导教学

创新包括在教学思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知识辐射面广，却不如其他专业毕业生具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在教学中不必过分受语言与文学本身的限制，可以结合该专业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为以后就业打好基础。事实上很多现代新专业都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演生而来的。因此，突破传统的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更好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优势。如文秘与公关、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等都可以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相结合，设计成该专业的应用教程，同时，植入外语课程，网络信息课程，基础综合素质课程，职业生涯课程等，提高毕业生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篇9

钱曾藏书丰富，其特点为：品种多，质量精。尊王尝以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銓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一为《也是圆藏书目》；一为《述古堂藏书目》；以为《读书敏求记》（初稿题名为《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此三部目录，详略得当，体例各异。钱曾以"生平酷嗜者，本为最"［2］为目标。《读书敏求记》是钱曾在模仿宋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基础上，精选其所选收藏宋元精椠或旧抄而著的 一本善本解题目录，是研究我国古籍版本学的重要著作，为保护古籍善本作出了重大贡献。清代学者阮福在重刻《读书敏求记》时作"阮福賜卿序"说："福尝谓尊王之书，述著作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留心搜讨不遗余力，于目录书中洵为佳著。"［3］《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为钱氏藏书之精椠，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以此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之评论。书成之后，名倾一时。为当时的文人学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 视角去观察社会，研究世界。

我们初看《读书敏求记》的 编排体例，既不像王俭《七志》的 七分法（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又不像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实，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钱曾继承了图书四部分类的基本框架。《读书敏求记》全书分为四卷。卷一有经、礼乐、字学、韵书、书、数、和小学七类组成；卷二包括史、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牃、科第、地理舆图和別志共十一类；卷三由子、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和类家共二十二类；卷四则有集、诗集、总集、诗文评和词五类组成。从以上分类体系可以看出《读书敏求记》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虽无四部之称，却保留了四部的框架和顺序，同时还保留了经史子集的类名，从具体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读书敏求记》虽然继承了四部分类的核心内容，但又依据当时典籍的流传状况、社会发展需要及个人藏书事业的实际情况，对图书的分类编排方法进行了改造。首先，中国古代传统的以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分类的方法在《读书敏求记》中被四卷所取代，而经、史、子、集四类本身则将为和以往的小子母同一级别的部类，比如"经"和"礼乐"、"韵书"等；"史"和"传记"、"地理舆图"等。其次，在《读书敏求记》的这些部类当中，诸如诏令奏议、经传政治的书目大大减少，而数术、艺术、历法、医家等有所增加，这可以说是它在这分类上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了，同时从他的这些藏书书目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尊王对日常生活和科学技艺是非常重视的。再次，《读书敏求记》的分类中增设了一些新类目，如卷一的"书"类，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五经之书，而大都是关于古人书法的书籍，有金禄三十卷，雪庵字要一卷等，共九部，可以让读者了解古文字方面的内容。又如，"地理舆图"类既包括了只有文字说明的地理典籍，也包括了有字有图类典籍，地图较多，包括国内国外的。再如，《读书敏求记》的第四卷包括诗集、总集、诗文评和次四类，其中诗文评和词类都是以往重要目录书中所没有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著作不断发展进步的实际情况，也反映出钱曾在目录学上"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敏识。钱曾《读书敏求记》的分类方法反映了他试图要采用新的分类方法但还没有完全冲破四部分类法。

《读书敏求记》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重视"经传政治"、"道德伦理"而轻视"科学农艺"的旧格局，反映了清初文化典籍不断发展社会日益扩大的知识需求，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形式特点是其经学统治，并笼罩影响一切文化领域，这种特点反映到目录书上来，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分类法中，经部典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及其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的著作；史部包含的是史学著作；集部典籍主要是历代学者的文学作品；子部除了先秦诸子书外，还包括了"科技""医学""农""工"等一些科学技术类的典籍，这些典籍还不及所有典籍的四分之一，而钱曾提升了"天文""医家"等一些以往的小类和伤寒、种艺等反映自然科学的子使其与"经史子集"同级，表明他不仅重视经学还非常重视经学以外的知识，尽力使他们独立的发展。钱曾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关于自然科学和日常生计两大方面的典籍书目中，例如，他在《读书敏求记》卷三医家类所著录《产科备要》八卷的提要中感叹道："古人于产妇八月慎重若此，今罕有行之者，亦罕有知之者矣。"［4］这是钱曾对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发出的感慨。《读书敏求记》的分类体系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钱曾将各种各样的书籍全部放在一个级别上，导致一些类目关系混淆。例如，《读书敏求记》卷一中将"字学""韵书"和"小学"并列为小类不太妥当。通常我们认为"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三类，所以从书目单上看有重复之嫌。其次，某些类别太繁琐，容易使读者产生混乱的认识。比如《读书敏求记》 卷三中像太乙、奇小、卜筮、星命、相法等类目纷繁复杂，令读者无从开始，综观钱曾的分类方法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他的分类方法仍然极大的促进了四部分类法的发展，为后人开拓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转贴于 　三、《读书敏求记》的学术意义

《读书敏求记》首创版本提要书目提要在我国渊源较早，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发明和应用，再加上当时人们强烈的 创作欲望，以及统治阶级对文化建设统治的需要，为目录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家数目事业和私人数目事业开始得到发展。如荀勗编的《中经心簿》初步确立了对古籍目录采用四部分类法的著录方式，对后世目录的编制有很大的影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私家书目是有学者个人编撰的目录，他们广泛的著录流传以社会的各种图书，内容丰富，体例严整，对目录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王俭的《七志》更多地反应了民间的藏书情况，首创书目七分法，其中图谱志类将地图等单独设部类，客观地反映了魏晋以来图谱学的发展，呈现了地图、普牃增多的特点，促进了地图学的产生，而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则把图谱、地图、图牃等归入"地理舆图"类并在卷二下，没有专门设部类，但是却包括了有字有图类典籍、有文字说明的地理典籍、及国内国外的较多地图，内容广泛，引导人们增长地理知识，扩大地理视野，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客观作用，为后世保留了大量而且珍贵的地理文献典籍。

我国古代目录以有无解题和解题撰写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书目质量的标志之一。我国早期的书目提要有三种体例；即叙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和辑录体提要。书目事业发展到清代，我国的书目提要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例，即版本提要，这种提要偏重于对版本的说明和考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版本著录的扩大，这是钱曾《读书敏求记》首创的，他把我国版本目录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版本提要继承了传统的叙录体提要的撰写方法，在著录版本的同时，也对著录者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还对图书内容进行了著述评价；吸收了辑录体和传录体的优点，对版本的著录与考证比较详细，解题字数多时达五百多字。

《读书敏求记》传世之后，在图书版本鉴定方法上找出了一定的规律，提出从版刻、字体、纸、墨色等不同特征来考证图书雕版印刷的年代，从初印、从印、原版、翻版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提出了完整的鉴定古籍版本雕版印刷年代和价值的方法，如通过印章、版式、行款、字体、校勘等来鉴定。卷一中《韵书》里"礼部韵落五卷"中提到："牧翁云：'诸凡韵书，元版去宋刻远甚，校过始知之。'"此处就是通过校勘始知熟为精本。再如，卷三天文类卷三天文类《天元玉历森罗记十二卷》"此是牧翁早年手录，凡疑误字标题于上。暮年则笔力老苍，字法俱模东坡，与此截然两手，公悉以前后诗文稿付余，故余认之最真，他人则不知谁氏所书矣。"此处从牧翁早年、暮年所写 （下转第47页）（上接第41页）字体的差异.鉴别出该本为牧翁早年手录本。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提出的签定古籍版本雕刻年代和价值的方法，对后世的版本学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著名的版本研究家在探讨鉴定古籍版本雕印年代和价值的方法时，都得益于钱曾《读书敏求记》的启迪。姚名达先生称《读书敏求记》"实为奠定版本学基础之创作"是名符其实的。《读书敏求记》开创了编制善本书目之先河。善本书目是我国目录的重要类型之一。它对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版本校勘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许多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所重视，然而，我国最早的善本书目便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读书敏求记》是钱曾特意从《述右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中，筛选出来的极珍贵版本编的。

《读书敏求记》自成书后，流传三百年间，除传抄本外，还有几种刻本：雍正四年（1726）赵孟升刻本；乾隆十年（1745）沈尚杰双桂草堂刻本；道光五年（1825）阮福小琅嬛仙馆刻本；道光五年（1847）潘士诚刻海仙馆从书本；一九二六年章钰刻本。姚名达先生曾说:"其书二百年来，翻版达十数次，校正补辑迭有其人。其为后世推重可知"。［5］

参考文献：

［1］钱曾撰：《读书敏求记》卷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2005年。

［3］钱曾撰：《读书敏求记》阮福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4］钱曾撰：《读书敏求记》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篇10

[关键词]专业数据库

古籍数据库　数据库采购

决策咨询　行为分析

[分类号]G253.5

1

引

言

对专业性数据库的购买，图书馆往往依据相关院系领导、学术带头人的推荐，根据资金情况，尽力予以解决，出现“撒面面药、全盘兼顾”的现象。这样尽管照顾了绝大多数院系情绪，但可能因为资金压力，导致大多数数据库质量低劣而“得不偿失”，学校、图书馆、读者三方皆输。近年，不少高校日益关注“投入产出”问题，加大图书馆投入的同时，对其“产出――对教学科研的支撑”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因而图书馆在数据库购买决策时，不得不根据学校的这一方针变化进行重新考虑。

本文针对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新压力，以某高校图书馆购买古籍数据库为例，采取观察、面谈、试验、比较等方法，从读者行为特征角度为专业性数据库的购买决策提供事实证明和咨询意见。

2　古籍数据库购买决策论证的内容

专业性数据库往往有利于解决信息延迟(如化学文摘cA)和弥补纸质文献的不足(如国研网)，当然，和综合性数据库类似，也可以通过专业性数据库全面跟踪该学科或主题的研究进展。但对于古籍数据库而言，一方面，其内容都是1D0年前的文献，因此，不存在解决信息延迟的问题；古籍数据库不收录现代某个学者的研究论文，想通过它来跟踪某个学科或专题(比如甲骨、音韵)的研究进展，也无法实现。因此，购买古籍数据库，往往是为了弥补纸质文献的不足，从而解决教师和学生阅读的基本需求，但若某馆已购人大量纸质再版古籍文献(如四库全书、地方志集成、再造善本)，解决师生的阅读需求这一功能也并不突出。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因为古籍文献的特殊性，使用频次本身不高，研究者并不多。而目前国内已有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和“龙语瀚堂典籍库”两个古籍数据库，价格都不菲，为少数几个专业、几百个人花费如此巨资购买专业数据库，是否有必要，是图书馆和主管校领导担忧的问题。另外，如果要购买，则购买哪家或者先购买哪家，都必须科学论证，全面衡量。

我们针对某高校图书馆已有大量再版古籍，而且再版古籍基本已完成“子目”的编撰工作这一事实，经与该馆信息咨询部协商后，确定古籍数据库购买论证务必包含以下内容：①院系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书面意见；②与纸质文献重复率，两个数据库之间重复率；③读者利用数据库的情况，含访问量、下载量等；④读者利用纸质文献情况，含未满足率；⑤其他高校购买情况以及价格。并且一致认为，对读者行为的观测和总结分析，是本次论证的关键，至少关系到究竟先购买谁或不购买谁的决策问题。基于此，笔者等人与该馆信息咨询部共同拟定了跟踪调查相关读者行为的思路和方案，如表1所示：

3　古籍文献读者行为分析

自该馆将古籍数据库的购买决策提上议事日程以来，阅览室就开始有意识观测、记录读者行为；并请“中国基本古籍库”、“龙语翰堂典籍库”分别在2008年9月、10月在该校开通试用，古籍阅览室读者检索机桌面新添加2个快捷方式图标，分别接入这两个系统，并安置Insight电脑屏幕智能记录软件，后台记录读者的点击、检索和阅读行为。

3.1 读者到馆查阅纸质文献行为分析

3.1.1

检索和借阅行为

2008年9月、10月阅览室共接待读者832人次，从中发现，63％的读者直接向工作人员索取某本书或者自主利用阅览室检索机检索信息后再行借阅；16％的读者经工作人员辅导后，能够通过读者检索系统确定自己需要哪一种书；约21％读者没有明确阅读方向。工作人员反映，正常情况下，不明确阅读方向的读者不到10％，出现21％的原因在于部分新人学研究生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十分迷茫。另外，从咨询记录看，仅有6人次读者所需要“集部类”纸质文献该馆没有收藏，但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有收入。

3.1.2

阅读行为　从文献外借归还(本馆线装古籍及再版古籍都是闭架阅览)时间以及通过摄像头和人工对读者阅读行为的观察分析：近6成读者往往花费2―3天或更多时间阅读某一种书；近3成读者仅仅花费1～2个小时浏览某种文献中部分内容(比如年谱、职官)；近1成读者在40分钟内阅读归还某种文献，大多数是校对不同版本中某段话不同的表述，或者是因论文参考文献需要注明版本目录信息而再次翻阅。

3.2读者到馆查阅电子文献行为分析

3.2.1检索行为　通过对读者检索机565份间断性Insight记录的分析，我们发现，38％的读者对这2种古籍数据库毫无兴趣，直接检索馆藏OPAC系统、抄写索书号后借阅纸质文献阅读。19％的读者接入数据库，尝试检索文献信息后，迅速转移到OPAC系统；近41％的读者检索文献信息后，复制少量内容后离开；约2％读者花费2个小时或更多时间进行电脑“阅读”。其间，有约9％的读者通过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检索文献信息。

3.2.2

阅读行为

经过与借阅记录、咨询记录、摄像机对比辨认，发现电脑阅读的读者正是上文提及的6人次未找到纸质文献者。而41％从数据库复制少量内容的读者，都在当天或次日借阅纸质文献阅读。观察发现，他们需要再次根据纸质文献校对数据库中内容的准确性(字、行)。

3.3

读者网络查阅电子文献行为分析

从两家数据库厂商的记录来看，9月1日～28日中国基本古籍库访问数量为544人次，10月7日～31日龙语瀚堂典籍库访问数量为203人次。可惜的是，2家公司都无法提供IP地址以确认读者属于哪个群体(教师、研究生或图书馆工作人员)，更无法判断读者是属于“检索”还是“阅读”，但“龙语瀚堂”发现有恶意下载全文的现象，曾提出警告并封用户IP。

3.4　读者日常阅读行为跟踪分析

经过对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地方志、明清史，文献所研究甲骨、音韵，文学院研究唐诗歌、明小说的导师共6人的访谈获悉，自古籍数据库试用开通后，他们也曾在古籍数据库中搜索某个专题的文献，从而判断是否有自己尚未闻及的文献，但他们首选是到图书馆来借阅纸质文献，如某位喻姓教授所言：“古籍本身无标点断句，字迹模糊，电脑上看，异常吃力”；“课题中不能以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必须是纸质的”。对于在数据库中“复制”少量内容，他们不大赞同，因为数量很少，从数据库上复制过来，也必须与纸质文献校对，方才放心使用。若在该馆没有某种文献，他们一般通过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获取纸质文献信息后，通过

朋友、学生等关系在其他机构进行复印或代为核对阅读。对7位熟识的研究生和3位博士生进行访谈，也发现了类似的行为特征。

可见，该校古籍文献的读者有57％基本不需要、不适应或者尚不知道该馆正在试用古籍数据库，而剩下43％中的95％的读者最终也必须获取纸质文献。综合纸质文献读者行为，笔者认为，该馆纸质文献应该能满足90％以上读者的需求。

3.5

古籍数据库试用结束后的读者行为对比

10月国庆假期结束，中国基本古籍库停止试用，截至10月20日，仅3位(未能获取纸质文献的)学生对“接人不了”表示遗憾；11月1日，龙语瀚堂典籍库试用结束，截至11月7日，仅1位研究魏晋石刻方向的毛姓教授“抱怨”自行造字困难，“龙语瀚堂异型字、怪体字都造好了，多方便啊”。可见，绝大多数读者对古籍数据库的存在与否并不在意。当读者无法接人古籍数据库时，Insight记录发现，他们利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查询信息的频次明显增加。

4　重复率分析及院系意见

鉴于读者更倾向于使用纸质文献这一事实，笔者建议核实两个数据库与目前馆藏文献的重复程度，并比较两个数据库的直接差异。

4.1

古籍数据库与纸质文献的重复率

该校设置有“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等博士或硕士招生专业，所申请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集中在唐宋文学、明清史、边疆志、甲骨、音韵等方向，基于此，笔者建议将中国基本古籍库重复率的范围圈点在“思想类一经学思想目”、“历史类”、“地理类”、“语文类”、“文学类”和“其他类一目录金石目”等类。为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笔者请一个数学系学生在如上类中随机选择100种文献进行重复率检索。经过检索，表明该校纸质文献与中国基本古籍库的重复率达87％，与龙语瀚堂典籍库的重复率达76％。该馆工作人员反映，这个数值应该有3～5％的偏低，因为还有少部分文献的子目没有添加进OPAC系统。可见，两个古籍数据库的大部分内容该图书馆纸质文献都已经包含，是否耗费巨资购买数据库，确实需要斟酌。

4.2　两个数据库之间的重复率

将上述随机抽取的100种文献在龙语瀚堂典籍库中进行检索，82％都可获得全文信息。从两个数据库的资料看，中国基本古籍库侧重于“传世文献”，而“龙语瀚堂典籍库”侧重于“出土文献”，两者之间有一定互补性。但对于该校的相关专业而言，两者之间的重复率已经偏高。

4.3　院系学术带头人意见

咨询文学院、历史学院、文献所3个相关院系学术带头人的结果，文学院仅愿意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提供书面支持意见，而历史学院、文献所对两者都提供书面支持意见，文献所认为，应优先考虑龙语瀚堂典籍库。

从收藏范围来看，龙语瀚堂典籍库所收藏内容仅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的五分之三，但从两个数据库的扩充性来看，中国基本古籍库不再进行添加，而龙语瀚堂典籍库如今正以四部丛刊为本子向“传世文献”迈进，据其资料估计，3年内其传世文献数量将达到中国基本古籍库水平。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等人认为，两个数据库之间建议选购一种。

4.4　性价比与投入产出分析

中国基本古籍库10机版(即置于局域网，可供10个并发用户享用)报价130万，折扣后价格在115万左右，5机版价格在103万左右；龙语瀚堂典籍库镜像版价格在21万左右。从2个数据库的重复率来看，龙语瀚堂典籍库性价比明显高于中国基本古籍库。其次，从该校3个院所申请课题的数量和级别而言，文献所明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若购买龙语瀚堂典籍库，则投入产出比较高。

5　对古籍数据库购买的建议

基于对读者行为的观察、观测、试验，笔者发现，该校古籍读者普遍不认可电脑阅读这样一种阅读方式；而通过日常服务咨询来看，该馆纸质文献已经能满足90％的读者需求；重复率的统计表明，两个古籍数据库-中80～90％的内容该馆已经购入纸质文献，两个古籍数据库之间重复率达到82％。因此，针对该校而言，首选是不购入任何古籍数据库，而采取与其他兄弟高校图书馆合作的方式，对少量读者需求的文献采取全文复制的方式传递回来。次选是优先购人龙语瀚堂典籍库，经济实惠，而且可以与其他高校图书馆交换“出土文献”部分资料，实现互补；在购买龙语瀚堂典籍库过程中，建议对其2―3年内的“传世文献”的补充部分进行价格约束和服务约束。若因其他原因需要购人中国基本古籍库，根据该校读者规模，建议订购5机版。

6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