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律与伦理范文

时间:2023-08-23 16:12:2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程法律与伦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工程法律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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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同管理;法律管理;工程管理

中图分类号:TU7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合同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合同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现状

合同管理是对合同以监督省察等方法,依法进行履行、变更、转让等行为的过程,在工程管理中,已成为保证工程建设正常进行的重要因素,其成败与否,对项目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合同规定了工程参与各方所应履行的义务与能够享受的权利,决定了项目的走向。

然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在合同管理方面,由于管理人才的缺乏、管理意识的薄弱、管理制度不科学、管理强度不严厉,以至于合同纠纷屡见不鲜,违约现象层出不穷。

例如,笔者曾参与过的一个工程项目,就因为缺乏管理人才,未进行正常的合同管理,以至于在交底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采购部工作人员购买了错误的安装材料,最终使施工方蒙受了重大损失。

(二)合同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性

上例已从反面充分表现出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对此,我们还能从以下四个方面,正面认识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1、合同管理有利于提高项目参与各方的合同意识。合同管理工作涉及面比较广,不仅包括管理合同本身,还包括建立与维护管理组织、对工作制度与程序的管理,其执行过程需要全体工程成员的配合。每个人的工作完成状况都直接影响合同按计划执行的可行性,进而直接影响合同的管理活动,这极大地考验着项目参与各方的合同意识。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能自觉严格遵循合同,都可能会增加整个项目的失误量。

2、合同管理能规范项目参与各方的工作。合同界定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并详细指明了实施工程的依据与违反合同的法律后果。实施依据使得工程的实施更为有效,问题的处理更为及时,进度的控制更为科学,是合同管理的基本,也是规范各方工作所必须的;明确了违反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将促进各方严格按合同规定分配工作,摆正合同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彻底防止各种职责争议,从另一方面规范了各方的工作范围。

3、合同管理能促进施工者与管理者对合同理解的统一。在工程动工之前,施工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熟悉合同,对全部条款产生一个理性的认识,尤其不能在内部就出现理解不一致的现象。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施工部门内部成员知识水平的差异,合同条款的繁杂,难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正确理解整个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合同管理,由合同管理人员与施工部门密切交流,自然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4、合同管理有利于及早发现合同问题,控制合同风险。合同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及时主动地向全体项目成员介绍合同的各项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还包括听取技术人员反馈,并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种集思广益的大背景下,合同中的任何风险、矛盾以及含糊不清的条款都能及时被发现。由此可见,合同管理可以避免工作过程中突然发现错误导致的工程失控,有利于控制合同风险。

大量的工程实践表明,合同管理在整个项目的工程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项目的基础,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因此,在工程管理中,我们要给予合同管理足够的重视。

二、 法律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法律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现状

合同管理是工程管理的核心,而赋予合同强制效力的,却是法律,所以法律管理在工程管理中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各项相关法律条款严格限定了施工企业可为与不可为的行为,能有效防止施工方随意修改合同或完全不按合同行事,然而,在我国工程项目的建设中,管理者往往缺乏法律意识,以至于法律管理无法达到效果,严重滞后了工程项目建设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可分为如下两点,一是施工单位没有正确理解相关法律,甚至完全不了解相关法律;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政府监督不严厉。

法律管理不当,以致最终损害多方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01年武汉江滩花园的建设因违反《防洪法》,最终被炸毁的事件,这既说明施工单位法律意识欠缺,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法律管理需要政府的严厉监督。

(二)法律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性

法律管理的重要性通过上例的说明,已不言而喻,对此,我们还能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认识法律管理在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性。

1、法律管理有助于规范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法律明确了违反合同所需承担的责任,使合同管理具备了强制性,促使项目参与各方严格按照合同要求进行工作,有助于项目的正常进展。同时,法律也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参与者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进而能提高法律意识,避免被不良风气影响。总之,法律即是合同管理的强有力后台,又是合同管理的强大推进力,对规范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有重要意义。

2、法律管理有助于维护相关工程市场的秩序。以建筑工程为例,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建筑法规进行工程管理,使得全国几乎所有地级以上城市,都拥有了规范而迅猛发展的有形建筑市场。各级主管部门加强了对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素质,改善了建筑企业的结构,促进了建筑业的宏观发展。《建筑法》中各条强制性法规,也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市场,保证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

3、法律管理提高了工程质量,加强了工程的安全性。依法采取措施,加强工程质量监督,是法律管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工程质量的重要保证。法律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工程项目各方面质量责任的归属,强化了工程建设的程序管理,提高了全国工程建设的总体质量水平。政府机构,以及在政府指导下依法建立的举报部门,已成为质量监督的外部力量,与此同时,施工单位内部按照法律要求自觉保证施工质量,使法律管理拥有了内部力量,双管齐下,是工程质量的有力保证。

4、法律管理有效遏制了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整顿了市场。自2010年以来,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对建筑领域的各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治理,累计查处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共1.6万余家。通过治理,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各方的权益,使我国工程建设行业走上了依法守法的道路,最终提高了整体质量,整顿了市场秩序,保证了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在这样的威慑作用下,施工单位必然会杜绝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施工,由此可见,法律管理能有力推动工程建设的发展。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法律管理在各项事务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工程管理中尤为突出,强化法律管理能杜绝各种不稳定因素,回避各类隐含风险,能大力推动工程建设的发展。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工程管理中的法律管理力度,并严格执行法律管理。

结束语

工程项目的管理是一个全方位的管理过程,在具体施工之外也有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其中合同管理和法律管理严格界定了工程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为工程正常施工提供了先决条件,是工程成功与否的生命线,只有提起了足够的重视,才能大力推动我国工程项目相关市场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泽波.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措施探讨[J].广东建材,2010(05).

[2]刘冰.工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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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上图基础上提出“伪公共伦理”的概念,是指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处理公共事务的不真实、不合法的道德规律。这种道德规律在公共领域中甚至反作用于私人领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评判指标。如果不客观、不公正的信息通过媒体进入到公共领域,形成了“伪公共伦理”,则必然扩大媒体审判的风险。第一,私人伦理的价值通过“沉默的螺旋”原理进入公共领域,形成“伪公共伦理”,从而可能构成媒体审判。“沉默的螺旋”是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媒体传播的即使是少数人或不公正的信息,持不同意见的受众也会保持沉默,以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而不同意见方的沉默会使媒体传播方的信息保有并扩大优势,从而使不同意见方愈发沉默,甚至转而投向媒体传播方。这种环境压力的作用会使人们为了寻求安全感而形成舆论的洪流。此时舆论带入公共领域并最终形成的判断,笔者认为就是“伪公共伦理”。伦理承载着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它蕴含着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道德评价。通过“沉默的螺旋”过滤的舆论具有群体性特征,看似形成了公共的伦理评价,实则是不公正的私人伦理对大众的绑架。在媒体越过“监督”的界限走向“媒体审判”的道路上,其角色可能是某个个人(如个别新闻工作者)或某些人(如个别媒体工作群体)对案件的个体评价,而该个体评价也许是在片面的信息基础上作出的失实的事实判断,也可能是在缺乏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的基础上作出的失范的法律判断。将其对案件的判断传递给他人是报道者私人利益的实现,也是其私人伦理表达于外的途径。如果这类私人伦理透过“沉默的螺旋”原理进入公共领域,必然会作用到社会中的其他人(如案件相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当然,司法独立的原则应当在法治社会中得到贯彻,当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先于法律角色而作为“人”这一社会角色时,其被不公正的私人伦理绑架的可能性必然存在。第二,媒体伦理的商业化造成“伪公共伦理”,从而可能构成媒体审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观念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体被看做信息的提供者,受众被看做信息的消费者,这种关系受价值规律的调整。反映在媒体伦理方面,主要体现在商业化价值的主导作用。媒体商业化价值往往通过对“新、奇、丑”信息的传递来实现。追求“新”体现在争夺信息的最先、最新机会,而对于正在正当司法程序中的案件来说,“最先、最新”的信息有些是片面的、未经证实的,报道过程中难免失于客观公正。追求“奇”体现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突破上。例如,人们传统观念中对知识分子(如大学生)犯罪的猎奇心理不亚于对“8胞胎”降生的关注。追求“丑”体现在对人性丑恶面、社会阴暗面的扩大报道。人们对于丑恶事物的兴趣也许来源于其与美好事物的鲜明对比,这不但可以满足人们窥视他人的隐秘欲望,同时可以增加部分人对自我的正向肯定。正是因为媒体一味追求商业化价值而适应受众的非理望,容易违反媒体伦理,形成“伪公共伦理”,最终导致媒体审判的出现。

二、媒体审判对法治建设的危害及伦理学成因

“伪公共伦理”的形成必然会对媒体审判起到推动作用,其对法治建设的危害不言自明。

(一)媒体审判对法治建设的危害

媒体审判最大的特点在于媒体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的独立和公正性,动摇司法权威。1.影响司法独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实践中,司法独立分为两类,即司法理念独立和司法制度独立。媒体审判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司法独立。第一,当媒体审判的实现路径为“媒体报道——权力主体介入——影响审判结果”时,其直接造成了司法制度上不独立的现象;第二,当媒体审判的实现路径为“媒体报道——“伪公共伦理”(舆论压力)——影响审判结果”时,其直接体现在司法工作人员司法理念上的不独立。2.妨碍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在整个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公平、正义。司法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实质公正目的在于对实体权利和义务作出公正评判,而程序公正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符合现代法治要求,以最终保障实体公正。然而,不论是媒体将不公正的私人伦理通过“沉默的螺旋”引入公共领域,还是在商业化的驱动下对信息进行非理性的报道,一旦形成了媒体审判的现象,都会影响到司法程序公正,必然导致实质的不公正。3.破坏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通过法的运行,令法律形成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让法律这种治理工具在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形象。媒体审判造成的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现象必然破坏司法权威,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二)媒体审判的伦理学成因

媒体审判之所以对法治建设构成巨大危害,根源于伦理与法律的天然差异。1.伦理的非制度化和法律的制度化差异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伦理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相关规则。伦理是非制度化的,它主要是内向的,即重在自律,完善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而法律是制度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重在他律。伦理道德规范中最基本的部分,即人们不得不遵守的基本道德会被制度化成为法律。正如“不得故意杀人”与“不得随地吐痰”虽然都是伦理道德规范,但是“故意杀人”明显是最基本的、不得不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被写入法律,而“随地吐痰”则仅受内心、舆论等方面的评价,不需立法。当一部分人内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较高时,可能出现对司法审判的不理解,为什么法律对某些自己作出负面评价的事情不予追究,从而产生借助媒体形成舆论,间接影响司法审判的情况。2.伦理评价标准不统一和法律评价标准统一的差异伦理分为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在私域中,人们基于品格、能力、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等,对于事情的评价标准必然有高有低,在公共领域中也存在着公共伦理的“真伪”论辩。法律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统一的,主要是基于“一般理性人”的标准予以确定。伦理评价标准的不统一可能导致主体对案件的主观性判断,一旦与法律的客观判断结论不同,也可能造成评价主体通过媒体影响司法审判。3.伦理的实质公正追求与法律的程序公正观照的差异伦理必然追求实质公正,虽然法律也以追求实质公正为最终目标,然而更加关注程序公正的保障作用。实质公正毕竟带有模糊性的特点,怎样才是对实体权利做出了有效的保护有时很难判断,比如精神损害的实际弥补、采光等相邻关系的保护等。现代法治建设的要求更关注程序公正的实现,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由之路,程序公正虽然未必实现实质公正,但可以对实质公正的实现提供巨大保障,抛开程序公正必然无法获得真正的实质公正。伦理的实质公正追求会使人们仅着眼于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符合主体的公正判断,忽略法律程序公正的要求,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恰恰是因为采证程序的不公正导致其获得无罪的判决。当人们必须承受程序公正以实质公正作为代价这样的法律选择时,是否会产生通过媒体影响司法审判的情况呢?

三、媒体审判的伦理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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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新浪微博:《青岛三番服饰成功融资70万再次刷新本地众筹记录!》

⑥360百科:e租宝

⑦广州本地宝:《中大财富非法集资案3月23日二次开庭情况》

参考文献:

[1]胡坚.浅析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防范[J].人民论坛,2016,(1).

[2]王倩.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伦理规制[J].西南金融,2016,(2):40-43.

[3]李真.互联网金融体系:本质、风险与法律监管进路[J].经济与管理,2014,(5):51-57.

[4]杨东.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J].中国法学,2015,(3):80-97.

[5]孙凡婷.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与监管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6,(4):274.

[6]王倩.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伦理道德失范及原因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6,(4):53-56.

[7]代凯歌.试论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J].商场现代化,2106,(5):222-223.

[8]赵春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业态风险及法律防范制度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5,(10):224-231.

[9]葛亮.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风险管控[J].西部金融,2016,(2):65-68.

[10]杨勇.互联网金融的特点、风险及应对[J].吉林金融研究,2016,(4):24-30.

[11]何剑锋.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路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2]吴小花.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探析[J].现代营销,201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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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985工程”大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6-0024-07

一、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概况

2010年6月,教育部在天津召开专门会议,启动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1];2011年7月,教育部了第一批实施“卓越计划”的高校和学科专业名单[2],其中包括61所高校、462个本科专业或试点班以及293个研究生层次学科领域;2011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实施“卓越计划”的高校名单[3],共包括高校133所;2012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卓越计划”高校学科专业名单[4],其中包括362个本科专业或专业类和95个研究生层次学科领域。自此,共有194所高校(办学实体)、824个本科专业或专业类和388个研究生层次学科领域进入“卓越计划”行列。

2011年1月,教育部的《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卓越计划”的目标主要有二:其一,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其二,以实施“卓越计划”为突破口,促进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全面提高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促进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5]。

“卓越计划”实施的专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层次涵盖工科的本科、硕士、博士3个层次,类型包括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工程师后备人才[5]。

“卓越计划”具有3个特点:一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二是学校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三是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1]。

二、 “卓越计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分析

(一) 研究对象

在教育部前后公布的两批合计194所“卓越计划”高校(办学实体)当中,共有27所“985工程”大学(第一批19所,第二批8所),合计分别占“985工程”大学总数和“卓越计划”实施高校数的69.23%和13.92%。作为我国的顶尖大学群体,“985工程”大学因其在学术水平、教育资源、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在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上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卓越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创新能力强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因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地位和作用上,“985工程”大学都是实施“卓越计划”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的“卓越计划”实施效果不仅关乎整个“卓越计划”的成败,也对其他类型大学的“卓越计划”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所能呈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6]。课程设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卓越计划”的实施能否达到预定目标。而在现有的关于“卓越计划”包括其课程设置的研究当中,主要以理论研究和经验介绍为主,实证研究缺乏。

综合以上原因,本研究随机选取了第一批“卓越计划”高校中的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3所“985工程”大学及其第一批“卓越计划”本科专业(实验班)(详见表1)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其课程体系的统计与分析以及与相同但未参与“卓越计划”的专业的课程体系的比较,发现目前我国“卓越计划”实施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对策,为“卓越计划”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 “卓越计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及统

分析本部分所有数据均来自所涉及高校“卓越计划”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或由其他的数据计算所得。湖南大学培养方案见;山东大学培养方案见http:///zygcs/pyfa/.

为清晰、完整地展现这3所大学“卓越计划”专业的课程体系,以了解其课程设置的实际状况,本部分从各校各专业总学分及平均值、课程结构及各类课程的平均学分和比例、通识课程设置、实习实践课程(环节)时间、伦理课程设置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统计。

1. 总学分及平均值。从表1可以看出,在“卓越计划”专业(实验班)的总学分上,无论从每个专业还是从各专业的平均值看,华中科技大学都是最高的,湖南大学其次,山东大学最低。而且在以上3所大学内部,各专业总学分数值也相近,如华中科技大学在188.5—206分之间,湖南大学在173—178之间,山东大学在160—166.5分之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高校间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差异。

表1 三所“985工程”大学“卓越计划”专业的总学分及平均值

2. 课程结构及各类课程的平均学分和比例。从表2可以看出,3所大学的课程大致都包括通识课程、学科及专业课程、实践环节3个板块(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另有课外学分部分),这与“卓越计划”所强调的“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要求是一致的。不同于华中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平均学分及所占比例最多(高)而学科及专业课程次之,湖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学科及专业课程无论绝对值(学分)还是相对值(比例)都处于决定地位,通识课程次之,实习实践课程(环节)居末。在各校内部,这三类课程的绝对值与相对值大小是一致的,即某类课程的绝对值大,其相对值也大。具体来说,3所大学通识课程的平均学分及比例由多 (高)到少(低)依次为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和山东大学,而在学科及专业课程方面,依次为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实践课程(环节)方面,依次为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南大学。因此,从平均学分及比例这个角度可以发现,相对而言,在这3所大学当中,华中科技大学更为重视通识教育,湖南大学更为重视学科及专业教育,山东大学更为重视实践环节。

表2 三所“985工程”大学“卓越计划”专业的课程结构及各类课程的平均学分和比例

3. 通识课程设置。根据对这三所“985工程”大学“卓越计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通识(公共)课程的统计,发现这3所大学“卓越计划”专业的通识课程设置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思政课程(“两课”)、传授工具性知识与技能的课程(如英语、计算机)等占据比例过大,如湖南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除开放实验、体育与军事课程外几乎全为此类课程;其二,将原本属于学科或专业范围的课程置于通识课程体系当中,挤占了通识教育的实施空间,如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卓越计划实验班”的“电路理论”课程。此外,根据对这些专业中可供选修的通识课程数量和比例的统计,发现选修课程比例较低,学生选择余地小。在这3所大学17个“卓越计划”专业当中,可供学生自由选修的通识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平均为5.12%,最高的仅为12.5%,其余皆在10%以下,若干专业甚至为零。

4. 实习实践课程(环节)的时间。(1)实践课程(环节)的总时间及企业学习时间。在17个专业中,共有16个专业(山东大学的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除外)在培养方案中提供了实习实践课程(环节)的时间信息,但仅有5个专业(湖南大学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车辆工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山东大学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自动化专业)在培养方案中规定了明确的企业学习时间。以一学年36周计,仅从实习实践课程(环节)的总时间看,这17个专业当中就有10个专业没有达到教育部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所要求的“本科及以上层次学生要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企业学习”的规定。如单从企业学时间看,在明确提供信息的5个专业中有1个(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没能达到这个标准。而如果将军训等校内实践与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的时间去除,将有更多的专业达不到国家规定。

(2) 企业部分的实习实践课程(环节)及

时间。从表3可以看出,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卓越计划”专业实习实践课程(环节)的企业部分大致都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顶岗培训/工作)、毕业设计等内容。明确提供这些实践内容时间信息的专业为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山东大学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从明确提供实践内容时间信息的专业可以明显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毕业设计占据了个别专业学生企业学习的大部分时间,这就导致学生直接参与生产、进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时间不足;其二,毕业实习(顶岗培训/工作)与毕业设计的时间没有做出明确划分。

表3 两所“985工程”大学“卓越计划”专业实习实践课程(环节)的企业部分

5. 伦理课程。经统计分析,3所大学共17个“卓越计划”专业基本上都只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或“道德与法律”这一门与伦理教育直接相关的课程山东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未详细列出全部课程名称及其实施场域,因此无从判断,但在列出的课程中没有与伦理教育直接相关的课程。,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几乎没有。强调一般的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也更为根本,但它不能代替专门的工程伦理教育。而且在目前“两课”重灌输轻实践的教学方式下,仅仅依靠单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就想保证学生的道德修养和职业伦理是非常困难的。

(三) “卓越计划”专业与普通专业的课程体系比较

作为国家实施的高等教育重大计划,“卓越计划”有着特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因此,有无特色是“卓越计划”是否有存在必要的根本,也是这项重大教改计划成败的关键。进入“卓越计划”的专业(以下简称“计划班”)相比没有参与该计划的同一专业(以下简称“普通班”)应该呈现出明显的特色和差异性。但现实状况是否如此呢?为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状况。由于以上3所“985工程”大学“普通班”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多未在网上公布以及不详细等原因,因此本文仅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第一组)、土木工程(第二组)和山东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第三组)共3个专业进行“普通班”和“计划班”的对比(见表4和表5)。

通过对比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通识课程学分及占总学分的比例上,两者差异并不明显;第二,两者的课程结构几乎一致,即基本上课程模块是相同的;第三,相对于“普通班”,“计划班”明显更为重视实践教学,无论从学时、学分以及占总学分的比例来看都是如此;第四,从实践环节看,“计划班”明确将毕业设计纳入企业实践范畴。此外,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和山东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计划班”较之“普通班”还增加了毕业实习这个环节。

三、 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卓越计划”专业课程体系的统计、“计划班”与“普通班”的课程体系比较,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识课程设置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思政课程、工具性知识与技能课程等外在功利性明显的课程占据比例过大,而致力于使学生获得一般发展的课程缺乏;将原本属于学科或专业范畴的课程置于通识课程体系当中,挤占了通识教育的实施空间;选修课程比例较低,学生选择余地小。

2. 企业学习时间尤其是直接的实践技能培养时间不足。在文章涉及的17个“卓越计划”专业中,大多数(10个)的实习实践总时间不足一年,如果去除校内和社会实践课程(环节)时间,将有更多的专业达不到教育部所规定的“要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企业学习”的规定。不仅如此,毕业设计还占据了个别专业学生企业学习的大部分时间,导致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时间不足。此外,还存在实践课程(环节)的实施场域没有进行明确规定,毕业实习(顶岗培训/工作)与毕业设计的时间没有做出明确划分等问题。 3. 伦理课程缺失。统计发现,这3所大学共17个“卓越计划”专业基本上都只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或“道德与法律”这一门伦理教育课程,而没有设置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

4. “卓越计划”专业的特色在实践教学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更为重视实践教学,同时将毕业设计纳入企业学习范畴,同时增加了毕业实习等环节。但在通识教育部分以及整个课程体系的构成上,“卓越计划”专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为进一步完善“卓越计划”,加强“

越计划”的特色,根据对3所实施“卓越计划”的“985工程”大学及其第一批“卓越计划”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统计所发现的问题,初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通识课程。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工程的疆界已远远超出了工业活动的范围,已成为以制造活动为基础,涉及科学活动、社会活动、管理活动、文化活动在内的复杂体系[7]。工程的复杂性要求工程师的素质结构是综合性的,即现代工程师不仅需要掌握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应当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这就需要以通识教育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卓越计划”旨在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也决定了“卓越计划”需要高度重视通识教育,因为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创造性、良好的认知结构以及独特的个性品质等”,而通识教育“强调的人格教育为创新人才提供了道德保障,其强调的知识整合、视野拓展利于构建良好的知识结构,其注重的能力、方法训练有利于启发创新思维,其蕴含的‘以人为本’有利于创新人才的个性发展”[8]。因此,鉴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和当前“卓越计划”实施当中通识课程设置不合理的问题,高校需要完善通识课程设置,强化通识教育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训练思维、构建良好的知识结构、个性品质养成、公民意识陶冶、非职业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坚持通识课程的“通识”特性,即“具有贯通性、普遍性的知识,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原理性知识”[9];二是加强通识课程中选修课的比例,以给学生广泛的选择空间,以适应其学习兴趣和发展需要。

第二,保证实践教学时间,细化各实践课程(环节)的学时和实施场域。卓越工程师属于应用型人才,扎实的实践能力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国的现实决定了我国的高等工程本科教育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培养工程师毛坯而在就业后再由企业进行工程师综合素质与能力训练的两阶段模式[10],而需要在本科教育期间就通过多种实践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中,企业学习阶段的各种实践对于学生来说因具有巩固和拓展知识,培养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获得生产经验和技能,熟悉和适应企业环境等功能,所以其成效就成为决定“卓越计划”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针对前文发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具体来说就是在培养方案中确保学生一年左右的企业学习时间,并增加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实践的时间。同时,还要对各个实践课程(环节)的学时和实施场域分别进行明确划分,即某环节具体是多少时间,究竟在校内还是企业实施。只有规定明确,才能执行顺畅,落实到位。

第三,设置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面对一项工程,需要关注的不仅是“会不会做”,还要问“值不值得做”、“可不可以做”、“应不应该做”。因此,工程教育还要凸显工程理念、工程伦理、工程文化、工程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10]。而且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高科技如果由素质不高的人去掌握,就难以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就可能以其负面的作用严重危害人类,遗患后世,甚至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11]。近些年发生的“瘦身钢筋”、“地沟油”以及屡屡见诸媒体的“楼脆脆”等低劣短命建筑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问题。这既受目前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同时也源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功利主义倾向。

当下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偏爱技术知识和专业能力的训练,而以价值理性与人本主义文化所构成的“非技术能力”的培养环节被长期且严重压抑[12]。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形成技术至上的工程理念,而忽视了工程伦理和职业道德。因此,基于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和专门工程伦理课程的缺失,需要设置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在课程目标方面,“一个人的品性更多地来自遗传以及幼年时的家庭环境与经历”,因此,“意图通过大学里的工程伦理教育让一个不道德的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显然不可行。但对于道德品质良好的学生,通过工程伦理教育,提高他们识别伦理问题、伦理推理与判断的能力等却大有可为”[13]。

在课程内容上,“提升伦理意识,应让学生了解工程中存在的形形的伦理问题,使他们拥有道德敏感性,能够在工程实践中快速察觉其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为进一步的伦理判断打下基础。提升伦理判断能力,需要学生在识别

工程中存在的伦理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其伦理价值观,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或规范进行伦理推理,进而做出判断”[13]。因此,工程伦理教育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内容:工程中的伦理问题、工程中的伦理冲突和伦理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13]。

在教学方式上,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改变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采取案例教学、学生讨论、课堂辩论等方式,如“可让学生先阅读伦理理论课本和相关材料,写出自己的感悟报告,然后在教师的组织安排和引导下展开课堂辩论、小组讨论,在师生互动和学生相互启发下逐渐生成自己的伦理智慧”[12]。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eb/ol]. [20130506].http://.

[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1年学科专业名单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3] 教育部关于批准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科专业名单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5]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eb/ol]. [20130506].http://.

[6] 朱永江.应用型本科院校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的构建[j].教育评论,2011(6):2729.

[7] 汪应洛,王宏波.工程科学与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9):5963.

[8] 庞海芍.通识教育的动力与阻力[j].高校教育管理,2012(3):711.

[9] 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74.

[10] 张安富,刘兴凤.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5659.

[11] 杨叔子.下学上达,文质相宜[m] //眭依凡.学府之魂——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理念:第1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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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府就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对其因职务和职权所引发的行政行为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政府责任体系、政府追责机制以及政府回应机制。在网络问责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责任体系和回应速度已不能满足公众的理性诉求。由于网络的快捷性,在重大舆情事件下,传统的责任追究和回应机制势必会导致政府行动迟缓、效率低下,从而陷入被动的处理局面,而且政府以传统媒体为主流回应方式的形式较为单一,不具有互动性和多元层次性,从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以及公众情绪的不满甚[,!]至是失控。因此,重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体系是构建责任政府的理性诉求。

(二)信用政府建设是政府公信力伦理构建的核心环节

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政府公信力伦理构建的核心内容和环节。诚信是我国道德体系的重要理念,是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手段,对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政府行政职能顺利开展的伦理保障,同时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集中体现。政府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是我国道德体系的两大主体,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信用体系,尤其是政府公信力的伦理体系,政府所承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决定了政府在信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如果政府公信力缺失或者弱化,必然引起社会诚信体系和政府信用体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社会信任危机,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变革。因此,必须将信用政府建设放在政府公信力伦理构建的核心环节。

网络问责时代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伦理困境

(一)政府行政伦理意识缺失

1.政府行政诚信意识的淡化。诚信自古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政府公信力的灵魂。目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诚信意识的淡化较为严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行政理念和行为的矛盾性。政府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由于受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政府决策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决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指向则是官员的政绩和升迁的资本,许多惠民工程和诚信工程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失真和超载也导致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政府信息的失真主要包括对上瞒报、谎报等上行维度的失真以及隐瞒、强制执行等下行维度的信息失真。2.政府行政责任意识的弱化。权力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公共权力部门责任意识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行政权力的异化。行政权力的异化包括追逐权力和权力寻租,权力不再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责任,而被视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获取利益的手段,追逐权力的目的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生存的空间和土壤,从而导致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问题产生。其次,行政执行的自由裁量,政府部门在行政决策尤其是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领域,随意性和主观性决策的不断增多,必然引起公众的不满,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最后,行政监督的失位。行政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的失位以及外部监督的乏力,致使行政人员行为缺少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导致政府整体责任意识的弱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3.政府行政法治理念的滞后。我国的行政理念已经从“人治”向“法治”开始转变,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行为准绳是国家权威的直接体现。然而,我国政府部门及其行政人员的法治理念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还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法治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此外,我国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对于混合交叉领域和自由裁量领域的权责归属还不明确,因此削弱了政府公信力。

(二)政府行政生态系统失衡

1.角色嬗变。行政人员的角色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的是由角色冲突引发的利益冲突。行政人员拥有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和社会福利的享有者两个角色,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行政人员同样是社会人,受“人情”和“关系”的影响,夹在公共角色和个人角色之间,在两种利益之间徘徊,因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冲突。当公共利益的达成会损害或影响个人利益的实现时,由于个人理性主义的影响,行政人员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会自觉维护个人利益不受损害,从而导致个人角色和公共角色的冲突。另一方面指的是由角色冲突引发的伦理冲突。行政行为需要遵从社会伦理规则,但是由于行政人员拥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当行政人员以管理者的角色面对以社会人角色所遵从社会伦理规则时,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和矛盾,从而影响行政人员的价值判断,最终影响行政执行结果公正性。2.伦理悖论。在实际行政活动和过程中,行政人员面临着多样化的冲突,如何从中进行选择和取舍是行政人员面临的伦理悖论。伦理悖论指的是在双方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前提下,行政人员处理公共事务或公共冲突面临的两难情景。一般而言,伦理悖论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行政人员面临着多重正确的价值选择;各种价值选择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行政人员必须在两者或多者之间进行取舍。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伦理悖论包括权力冲突、决策冲突以及利益冲突等等。例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律承认与公民的认可两个方面,但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又受到包括上级、公民、网络舆论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当权力和行为或者行为和自身伦理价值准则相冲突的时候,行政人员往往会陷入伦理悖论之中,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行政执行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

(三)社会伦理秩序失范

1.公众期望偏差。由于政府利益的内在膨胀性以及政府理性的存在,当政府过分强调自身利益而忽视或者损害公共利益时,其行政行为的自利性必然与公众期望的行政行为公正性之间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不仅仅是公众主观上的感性认识,同时也是基于行政行为公共利益的理性诉求。尤其是网络问责背景下,由于我国当前政府体制改革还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和理念还未完全转变,这种偏差便会愈发明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政府信用度的降低,甚至引起公众的质疑。2.媒体导向失控。当今社会随着网络终端、新兴媒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方式和范围不断增多和扩大。但是,新兴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在增强公民话语权以及参政议政积极性的同时,也给政府行政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随意性,网络传播的便捷性,网络信息的真假难辨,虚假信息很容易误导公众,从而加剧和扩大政府与公众的紧张关系。例如:网络舆情引发的网络问责既能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形成监督,同时也可能成为某些人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平台,因此规范媒体导向,建立网络伦理秩序已经成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议题之一。

网络问责背景下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构建

网络舆情引发的网络问责大背景下,政府公信力价值理念的重构以及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主要可以从传统维度、新兴维度以及创新维度三个角度展开。

(一)传统维度:政府内在重构

1.政府行政理念的重构。政府行政理念的重构主要包括诚信、责任以及法治理念三个方面。理念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理念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因此行政理念的重构是政府公信力体系的思想基础。首先,增强行政诚信意识。诚信意识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要增强行政人员的诚信意识就需要对其进行传统道德以及文化的培训,将诚信意识内化于

自身价值理念之中。其次,提高行政责任意识。行政责任意识是制度伦理化建设的关键因素,行政责任意识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行政权力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化为个人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是指在政府整体行政意识的约束和限制下,作为政府内部一员所承担的那部分行政责任转化为行政意识。最后,增强依法行政理念。要将法律作为行使行政权力的最高标准和原则,当行政命令与法律相悖或冲突的时候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此外,对于法律真空地带的行政权力行使要遵循社会伦理秩序的规则。2.政府行政模式重组。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众,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正如西方学者所阐述的那样: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致力于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不是为政治家服务。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提出了建立服务政府,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执行的强制性以及“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服务政府的理念未被彻底地贯彻和实施。在新的网络时代背景下,公众对于传统的行政模式的滞后性十分诟病,公众强烈呼吁行政模式向民主化、公开化转变,因此,我国要重塑政府公信力就必须加强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设,以动态的服务和责任理念替代传统的强制管理理念,加快行政模式的重组与改革,在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行政理念。3.完善政府行政制度。行政制度需要从法律制度、监督制度以及问责制度三个方面进行。首先,要完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各项行政行为和决策都有法可依,同时加强对法律未涉及领域和多部法律交叉领域的排查和分类,明确法律权责归属,同时进一步消除法律盲点的存在。其次,构建多元主体的行政监督机制。所谓多元主体主要包括传统公民和网络公民、传统和新兴媒体以及政府内部监督。其中政府内部监督包括纵向的垂直监督以及横向的同级监督两个方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不断压缩权力寻租和腐败的可能性。最后,问责制度的创新。传统的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网络问责的出现有效地补充了传统行政问责片面和偏差的可能性,有效地缓解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紧张的关系,同时对于重塑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新兴维度:规范网络伦理秩序

网络伦理秩序的形成是网络道德不断重组和整合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道德是网络伦理体系的基础环节。网络伦理是社会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伦理体系主要是为了规范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为网络言行提供一套标准和尺度。网络伦理体系的规范和构建需要提高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网络道德。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共同参与,一方面,政府应加大网络公共教育和普及的投入,鼓励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开展网络培训,不断增强我国网民主体的多元化,平衡网民结构。同时政府应注重对公民规范使用网络的教育,引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诉求。另一方面,公民应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提高自身网络素养。网民可通过学习法律法规、增强法制观念,遵守网络道德,提高分析网络信息的能力,做到不激进、不盲从,客观公正地发表个人言论,表达个人诉求,通过网络问责的形式监督政府行为,提出合理化建议。

此外,还应该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加快网络规范立法,加强对网络产业的监督和管理,积极推行网络实名制以及网络责任追究管理制度是推进网络伦理秩序建立的重要力量。网络安全需要政府、社会、高校以及公民四方的共同努力,在不断研发新的安全技术的同时,网民应不断规范和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推动网络文明的健康发展。

篇6

【关键词】 护理; 伦理学

伦理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而成的道德心理、道德观念、伦理准则、人生理想、道德思考和伦理学说的综合。根本的伦理道德主要是清廉、奉献、无私等,而其中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则是正义。正义和公正的内涵一样,都体现了平等、安全、共同利益的价值倾向。在守法伦理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是责任,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责任与义务同义,狭义的责任则专指对自己行为结果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护理伦理学是以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事护理活动,履行保护生命、减轻痛苦、增进健康职责是每一位卫生技术人员应尽的责任。护理伦理的教育与实践需要所有护理人员共同参与探讨,管理者更要启发自己进入哲学研究,其意义本身就显示了伦理道德的内涵意义和思想进一步升华的过程。以伦理道德强化护理内涵与法律责任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合格护理人才,以保证“护理”其实际意义的存在,是一长期、艰苦、而又细致的行为工程,需要从护理基础专业教育抓起以满足人对健康需要的随意性。护理行为常常是一个人独自进行,这就要求护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实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不论何时,工作态度始终如一,尽职尽责,经得起道德良心的检验。

1 基本伦理法则

医护人员治疗患者时涉及的医学伦理,是基于下列四个伦理法则。

1.1 自主原则 当患者有决定能力时,患者有权利自我决定及规划生涯,并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如果在濒死之前、或意识不清时,患者的人有权决定患者的治疗,或以患者的遗嘱来表明患者的决定。

1.2 帮助原则 医疗护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患者保持生命、恢复健康、减少痛苦和恢复及维持功能。医护人员有义务协助患者获得在自己的选择下所能得到的最佳益处。不过在紧急状况下,医护人员有权利做无害的治疗。

1.3 无害原则 此原则的精神在于不要伤害、防止伤害以及除去伤害。也就是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与患者都不应得到任何非必要的“医疗上”或“非医疗上”的伤害,尤其是因医护人员的疏忽及技术不成熟所造成的伤害。

1.4 正义原则 在一定医疗资源下,每一个患者都有权利获得适当的治疗。医疗资源的分配要合理且适合医疗上的要求。患者的社会地位,给付能力以及社会价值不能作为分配医疗资源的考虑依据。医护人员的责任就是为患者的利益着想。

2 临床护理中相关法规

2.1 未正确执行医嘱,而影响患者治疗并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包括错记、漏记医嘱;为患者服药时出现错发药物、未正确遵医嘱执行服药;三查七对不严格,未发现液体中存在杂质、未及时发现或错用过期药物;抢救时执行医嘱不及时,以致影响治疗而未造成不良后果等行为。

2.2 未详细问询患者过敏史或未记录,漏做药物过敏试验或做过过敏试验后未及时观察结果,影响治疗的;错做或漏做滴眼药、滴鼻药及冷、热敷等;特殊检查、手术前因漏做皮肤准备或备皮时皮肤划破而影响手术及检查等临床处置。

2.3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Ⅱ°或以上压疮、Ⅱ°或以上烫伤、患者院内跌倒,经及时、短期治疗痊愈,未造成不良后果。

2.4 由于手术器械、敷料等准备不全,术中器械护士将器械遗落到无菌区域外、查点敷料、器械不准确等以致延误手术时间,但未造成不良后果者;手术获取标本未及时送达检验或错送标本甚至遗失标本,影响诊断或拖延治疗时间,增加患者痛苦的行为。

3 临床护理中伦理与道德

3.1 护理伦理尊重“隐私权” “隐私权”本身是一个普通性的伦理和法律概念,“患者隐私权”乃是基于作为“社会公民的隐私权”和作为“人的隐私权”而确定,并根据医疗行为的特殊性而加以具体规定的权利体系。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天赋的、个人独立”和道德自利不被侵犯。“患者隐私”是以“患者自主”为最高原则,凡涉及该领域之行为,必须要在患者“自愿同意”的前提下才可进行。而这一要求,以及医方对此的伦理义务,则表达为“尊重自主”这一医学伦理原则。

3.2 护理伦理尊重“知情权” 知情同意或患者知情权也正在受到重视,已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护患者有权利获知医院之间的关系、治疗及医疗人员的专业资料。患者有权力知道费用账单,并检查内容或要求院方解释。患者有权力知道医院的规则以及患者的行为规范。患者有权利被告知,是否进行人体试验或临床研究,且有权利拒绝。患者有权利要求医院在能力范围内对自己所要求的服务做出合理的响应。而医院在紧急时,必须提供评估、服务及转诊。在情况允许下,转诊之前,患者有权利得到自己全部的病历资料及解释。

4 临床护理预防与处理对策

4.1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正确进行技术操作,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医疗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对其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的培训,监督和督导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教育并严格遵守职业操守。

4.2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管理并指导医务人员及时、正确书写病历,并设置相关部门管理、妥善保管病历及其相关资料。严禁针对原始病历及其相关资料进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丢失甚至抢夺等行为。当抢救急危重患者时,因工作行为未能及时或准确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该在抢救工作结束6小时内根据抢救时口头医嘱、抢救过程等据实核对医嘱、补充抢救记录、完善病历,并加以注明。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医嘱单、疑难病历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手术记录、抢救记录、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等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4.3 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或患者委托人、监护人,并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面对特殊情况,如患者病情严重或特殊治疗方式将可能对患者本人心理产生压力的、可能有预后不良的结果等等情况应尽可能先告知患者委托人、监护人,征得同意后再告知患者本人,应当尽量避免对患者的治疗、心理、情感和身心产生不利影响和后果。

4.4 疑似由于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制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双方无法共同制定时,由卫生部门制定。疑似输血引起不良后果,需要对血液进行封存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通知提供该血液的采供血机构派员到场。

5 讨论

“护理伦理”是制约护理行为的一系列道德原则,包括护理人员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它也用来制约医疗作业的道德义务。护理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包括支持维护、行动负责、互助合作、关怀照顾。护理伦理学既是护理人员在职业教育中必须接受的一门有关职业道德的理论课程,又是一门密切联系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主要在于为临床护理活动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1,2]。护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护理人员在为患者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应遵守的护理伦理道德规范。为适应新的医学模式,护理模式已由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纯护理向生理、心理、社会多元化整体护理发展,其重在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以现代护理技术为框架,开展各专业协作的程序护理,向患者提供优质的整体护理服务[3,4],这些都使得护患关系从过去的“主动-被动”关系发展到当今的信托伙伴关系。

护理行动所负的责任包括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有关法律定的,伦理责任是在护理伦理学探讨的基础上,由护理学会制定的,体现在护士行动准则和规范中。近几年,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指导下,不断完善医院内护理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制定可操作、可评价的质量标准、考核制度,从岗前教育开始,持续坚持护理继续教育,保证护理人员在自觉遵守制度、依法治心、严格岗位责任制、严格操作规程、完善告知义务过程中更加注意语言沟通技巧和效果,以保证实践好法律义务和责任。南丁格尔说“护理要从人道主义出发,着眼于患者,既要重视患者护理的生理因素,对于患者的心理因素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所谓“护理伦理”是制约护理行为的一系列道德原则,包括护理人员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它也用来制约医疗作业的道德义务。护理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包括支持维护、行动负责、互助合作、关怀照顾。“关怀照顾”含义引申了情感领域的独立思考。近年来,国际护理学会专家认为,护士是终身探究和实践关怀的学者,这也充分意味着护士是道德的行动者,也同时提示护理活动每一环节渗透着护理伦理道德的含义。护理行为常常是一个人独自进行,这就要求护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实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不论何时,工作态度始终如一,尽职尽责,经得起道德良心的检验。护理医德的实质在于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们的尊严和权力,为个人、家庭、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5]。

参 考 文 献

[1] 胡爱明.浅谈和谐护理伦理观[J].中医药导报,2005,11(11):38-39.

[2] 赵志耘,李菲菲.《护理伦理学》对在校中专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2010,16(24):2946-2947.

[3] 王立榕,王德国.加强临终护理温暖临终患者-浅谈临终护理的伦理规范[J].中国医学创新,2009,6(22):126-127.

[4] 姚东菊.护理伦理学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体会[J].中国医学创新,2010,7(21):140-141.

篇7

关键词:旅游伦理;体系;旅游企业

1加强旅游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1.1旅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旅游伦理息息相关

近年来,大理出现的“三角债”问题反映组团社、接团社、景点等企业之间的诚信经营问题,不论是“先付款后游玩”还是“先游玩后付款”,企业之间都应该按合同办事,实现利润共享,但是受到层层盘剥,所剩无几的资金使大理难以应付日常开支,更不用说用于环境保护和产品开发了,大理旅游业因为“大理风波”遭遇重创,充分说明旅游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诚信合作是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根据200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假日办总值班室受理的69件投诉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投诉者反映旅游服务人员态度差,旅游行程中降低住宿、交通工具和餐饮等服务标准,餐饮和住宿等卫生状况差,硬件设施不足,合同履行不力等,老年游客对旅行社出境游加收团款、在国内景区不能完全享受优惠门票的问题投诉增多,这些表面上都是各种各样的硬件和软件问题,但根本上说明旅游企业和服务人员的旅游伦理问题,旅行社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按合同标准或与游客约定的内容来服务,景点的购票说明无明显告示使老年人和军人等得不到应有的优惠说明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服务人员态度差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1.2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良好旅游伦理建设

全国旅游系统正在开展“诚信旅游活动”,绝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了本地的“诚信旅游工作实施方案”,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诚信旅游活动,如黄山倡导诚信经营,推行“透明旅游”,安徽省开展首届“百家诚信旅游企业”评选活动,广西开展“让游客满意在广西诚信旅游活动”;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携手构建“江浙沪诚信旅游区”等,“全国模范导游员”文花枝在赴陕西延安旅游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让施救人员先救游客,自己却因耽误最佳救治时机而导致左腿高位截肢,她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游客,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这种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为其他旅游从业人员树立了榜样,是良好的旅游伦理建设的实践者。

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提出旅游业应致力于促进人民和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了解,应尊重平等,促进人权;倡导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义务,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促进当地人参与旅游业并平等地分享收益。这是一项为了对旅游业所依赖的各种资源进行保护的计划,以确保其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按照“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实现公平的分享。它为各国政府、旅游景点、旅游运营商、旅行社、旅游从业人员、开发商以及游客自身都制定了指导原则。

加强旅游伦理建设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当前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旅游法律法规制定的必要补充,法律法规是从法律效力上对旅游业相关活动的硬性要求,而旅游伦理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对人的旅游活动进行感化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旅游业健康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2旅游伦理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旅游有着鲜明的伦理特征,传统的旅游具有群体认同感和伦理归属感。旅游活动倾向于“向善”,即塑造旅游者道德品格,比西方人更注重表达旅游的社会形式和内心的道德修养。2000年4月11日,李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旅游伦理的思考》的文章,指出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旅游伦理基本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尊重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保护文物古迹,实现人与历史的和谐;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认真对待自我,实现身心和谐,从包含的内容来看,这四个方面侧重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旅游业的角度解释旅游伦理的概念,本文将旅游伦理理解为:狭义上来说,是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旅游行为主体如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以及旅游媒体和协会等其他组织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广义上来说,一切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旅游行业内部道德规范和行业外部对旅游业起作用的道德准则,旅游伦理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旅游发生地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旅游及相关企业、旅游企业人员、旅游目的地居民和社区、旅游媒体等等。

3建立良好的旅游伦理体系

良好的旅游伦理体系主要包括旅游企业(景区、旅行社、饭店、其他与旅游有关的企业)、旅游者、政府、旅游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以及全民旅游教育等,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如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旅游者之间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的统筹处理好,才能营造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3.1旅游企业

员工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旅游企业管理者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企业个体以及社会整体的角度衡量决策和行为的对与错,形成企业良好的道德标准,并有效地建立和保持企业的价值观,塑造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的不同,具体的伦理观念也有不同,旅游企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承担社会责任和依法纳税;基本保证是公平竞争和诚实守信;关键是顾客至上,企业要崇尚高尚伦理,把企业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规则标准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企业的伦理道德观才能得以贯彻。

3.1.1景区

旅游景区的开发、评估和规划中应尊重自然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过度开发,应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是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景点的设计应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尊重生态多样性,保护当地特色文化,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鼓励和支持东道区居民参与和景区相关的决策,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如果景区的开发需要上游居民付出代价,还应相应的给予生态补偿。景区管理应充分以游客的利益为出发点,主要体现在解说系统的设计和旅游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制定文明游览公约,引导游客增强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进行文明游览。

3.1.2旅行社

随着旅行社数量的增多,旅行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些旅行社采取降价竞争手段,以致出现零团费或负团费的现象,低廉的价格使旅行社经营环境更艰难,服务水平下降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长此以往使旅行社陷入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旅行社之间应公平合理竞争,互相尊重,引导竞争向提高质量和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努力。旅行社自身应诚信经营,充分考虑游客的利益,提供真实透明的信息,合理安排旅游线路和项目,提高车队和导游的服务水平,按质按量完成合同的约定内容。

3.1.3饭店

饭店从业人员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营造温馨如家的氛围,饭店管理人员要爱护员工,体会一线员工的辛苦并实行人性化管理,给员工和客人提供良好的服务。饭店之间应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本着“”的原则,努力提高服务水平,避免陷入削价竞争,使游客真正感受到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饭店的软硬件设施应根据客人的需要建设,建设节约型绿色饭店,引导客人进行绿色消费。

3.2旅游者

旅游者的伦理教育主要包括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例如在旅游地等公共场所,要相互尊重和关心、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等;进行生态伦理教育,例如宣传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并内化为旅游者的行为准则,进行交往伦理教育,使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尊重异类文化,努力营造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氛围,建立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等,旅游者是旅游活动参与的主体,只有旅游者的素质提高了,旅游才能够更加有序、健康和文明。

世界旅游组织在《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提出,负责任的旅游要抱着对不同、哲学观点和伦理观念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其内涵可概括为,旅游者必须尊重目的地国家在政治、社会、道德、宗教文化方面业已确立的秩序,遵守当地实行的法律,对当地的习俗和信仰做出最大限度的理解。还将旅游对促进人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的贡献放在第一条,要求“旅游活动的开展应该与东道地区和国家的特征与传统保持一致,病尊重其法律,惯例和习俗。”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要尊重历史,理解文化差异。如果爱护历史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可以视为对旅游者的基本道德实践,那么,抱着尊重历史,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的目的进行旅游活动则是旅游者道德的内在动力机制,其实,早在1985年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第六次大会通过的《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中,就要求旅游者除了尊重过境地和逗留地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宗教及遵守当地的现行法律和规定外,还应做到充分理解东道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活动,要特别尊重其自然和文化财富;不应强调自己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要以受教育者的身份去领略作为人类整个财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当地文化,同样,涉及到与旅游服务人员的关系时,旅游者要认识到“顾客总是对的”、“旅游者是上帝”等等,只是为旅游者服务的旅游企业及其旅游从业人员道德认识的形象化语言,而不能成为旅游者自我身份判断的依据,旅游者在充分享受旅游消费者权利的同时,应该尊重旅游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和辛勤劳动,毋容置疑,旅伴之间则更需要相互关爱。旅游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旅游的经济贡献,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关心社会发展日渐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世界旅游组织近期所致力推动的主要工程如“旅游与消除贫困”、“保护儿童免受旅游性剥削”等,充分反映出世界旅游发展的“社会导向”,实现这些目标,不仅是政府和法律的问题,更需要旅游者道德的“他律”和“自律”。

3.3政府

国家旅游局日前表示,全国旅游行业要用3至5年的时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诚信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有效的诚信执业、诚信经营监督机制。当前一方面将继续推动《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和《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3个行政法规的修订,同时推动更多的省市实现地方综合性旅游法规建设的新突破,夯实诚信建设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国家、省和城市三个层面,推动建立旅游诚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起旅游诚信征集、管理、评价、公示、信息披露等工作体系框架,以此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加强行业自律能力建设。推动社会和媒体对旅游诚信监督机制的形成和监督能力的提升。

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章就像是跑向不同方向的马匹,应当有一个统一的纲领性旅游立法来驾驭,事实表明,这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于旅游资源,有的部门以保护之名限制开发,有的部门则以开发之名行破坏之实,如果在法律上有统一、协调的旅游资源管理框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这是目前的分散型旅游法律体制所无法做到的,旅游法还应充分考虑旅游伦理、旅游道德方面的问题,并适当地将相关规范写入法律,世界旅游组织的《世界旅游宣言》强调,现代旅游更注重文化,道德方而的意义。

3.4全民旅游教育,营造旅游大环境

道德既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也是个人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在旅游者道德建设过程中,如何很好地发挥旅游道德的认识功能和调节功能以及教育、导向、辩护、激励功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旅游者道德建设的初始阶段,重要途径有三个方面:

3.4.1强化社会公德意识,提高国民道德素养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和应当遵守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旅游者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旅游者公德,遵纪守法、相互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等等社会公德是旅游者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旅游实践中我们都能观察和感受到,整体上,来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往往能比较自觉地遵守旅游道德规范。今年是贯彻落实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第八年,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加强,国民道德素质将有很大的提高,这也将为造就文明旅游者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3.4.2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倡导文明旅游

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渐次经历他律、自律和他律与自律统一共三个阶段,他律是旅游者道德建设的起始阶段,社会舆论的广泛性和外在强制性对旅游者道德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每年的“旅游黄金周”都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媒体涉及旅游者道德问题。对旅游者行为缺少道德评价,更多的是关于旅游者权利的辩护,缺少关于旅游者义务和责任的宣讲,通过媒介倡导文明旅游、谴责不道德旅游行为,让旅游者和潜在的旅游者熟知什么样的旅游行为是“对的”,什么样的旅游行为“不对”,这是旅游者道德“他律”的基础,也是旅游者道德内化到“自律”阶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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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应用;伦理

一、科学技术的应用

20世纪以来,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改革及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特殊的生存现状,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1]。比如:生物技术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更加深了对生命奥秘的认识;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则使人类的研究与实践迈向了太空,开始探索在其他星球生存的可能;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时间和空间。并且,随着遗传工程学的发展,人们消除了不同物种之间杂交的障碍,培育出了种植成本低、对环境破坏小又能抵抗病虫害的高产作物,解决了世界性的粮食问题,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高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生活,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全按照最初所设想的路线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就产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中争吵最为激烈的要数科技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了。

二、科学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突现

任何事情都像硬币一样拥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它带给人们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不安。对网络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作为个体解放工具而出现的网络正逐渐沦为束缚个体自由的新型工具;在充满仇恨和敌视的社会里,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成果之一的飞机成了威力巨大的炸弹;克隆人技术将打破人类原有的繁衍的方式,用一个人的体细胞克隆出的人与体细胞提供者之间的人伦关系很难界定,现有正常的人伦关系就会被变形和扭曲,其后果将令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2000 年8 月5 日同志在会见杨振宁、李政道等六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精辟地指出:“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同志的这个论断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3]。因此,伴随着伟大科技成就的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科技应用上负效应的产生原因

科技应用之所以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出现违背其本身宗旨、损害人类健康、破坏自然环境本性的局限性或者说是负效应,其原因大体有五个方面:

1、科学技术认识上的局限性

人类认识事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人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尤其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整体分成了一个个部分、一个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过分的把目光集中在事物的细部,只见局部的事实和规律,而忽略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使人类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2、科技知识应用范围上的失当

科学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下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中则有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和错误的。人们以这种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中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认识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就可能潜伏着某种巨大的的危险。

3、科技应用价值选择时的迷误

科学技术产品在设计、制造和应用过程中,都是与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时不受人类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可能有纯粹的、孤立于人类价值之外的创造物。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念,往往使人类容易看到眼前的价值,而难以充分觉察和预料长远价值利益,这就违背了人类道德意志。

虽然高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人类重大问题,但高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为了优先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而首先是为了满足本身的利益,这就扭曲了科学技术研究造福人类的根本目的[4]。可见,真正纠结不清的是科技伦理实践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模式与充满利益考量的复杂伦理现实之间的冲突。

4、科学技术负效应的直接原因是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

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与伦理产生负面影响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将科学技术成果不恰当地运用到人类社会,不恰当运用到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现代著名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说过:“科学是不会有罪过的,有罪过的只是那些滥用科学成就的人”[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与道德的矛盾实际上是运用科学技术成果的人自身的伦理精神问题。

四、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1)我们需加强科技法和相关政策的强制保障,使科学技术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像其他行为一样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的约束;(2)科技人员是科技活动的主体,他具有科技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并由国家法律强制要求其执行;(3)对有利于国家建设、发展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奖励,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科学研究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妥协。将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更好的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井然。

五、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唤伦理精神,因此,我们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既要保证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活动始终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正确方向前进,又要保持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和谐,确保科学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治东.发展中的科技伦理问题[J].创新科技,2008.3

[2]肖耀根.现代科技发展视野下的科技伦理问题探析[J].理论月刊,2008.3

[3].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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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器官移植;医学贡献;立法可能性;立法模式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但它也引发了大量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

一、器官移植

(一)器官移植概述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身体上,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代偿受者相应器官因致命性疾病而丧失的功能,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广义的器官移植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若献出器官的供者和接受器官的受者是同一个人,则这种移植称自体移植;供者与受者虽非同一人,但供受者(即同卵双生子)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素质,这种移植叫做同质移植。人与人之间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不同种的动物间的移植,属于异种移植。

(二)器官移植的发展史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人类医学史上几个最伟大的进展之一。人类器官移植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就有关于组织和器官移植包括心脏移植的描述。近代移植开始于18世纪后期,早期的移植关注的重点是移植的技术。人类真正实现实体器官移植的历史不到50年。早期进行的肾移植均以失败而告终。器官移植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外科技术的成熟、免疫学的进展和先进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

回眸20世纪医学发展史,器官移植无疑是人类攻克疾病的征程中一座屹立的丰碑。移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经坎坷,达到了今天的临床应用阶段,使得成千上万的终末期患者重获新生。移植医学不愧是本世纪医学奇迹之一,并且不断向其他医学领域扩展和挑战。

二、我国器官移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数量世界第二,器官严重紧缺

21世纪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供移植的器官长期严重供不应求,制约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几乎都能够开展。由于捐献器官数量有限,器官紧缺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

我国政府一直严格遵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严禁人体器官买卖和旅游移植,但器官买卖、旅游移植等违法违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仍然存在。对此,卫生部高度重视,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器官移植医院加强器官供受者身份审核工作,严禁违规开展涉外器官移植,坚决反对因活体器官捐献而导致的人体器官买卖;严格掌握活体器官摘取和移植的适应症,在做好移植后患者随访的同时,重点加强活体器官捐献者的随访,保证供、受双方的生命安全。

(二)我国拟建人体器官移植库,确保捐受信息共享

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人数只有百余人。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建立统一的人体器官移植库与信息调配中心,因此存在着捐受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中国器官组织捐献始终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一系列制度问题所引起的。

今后,我国拟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库,并设多个分支,实现即时器官捐受信息的对接。而器官移植的工作流程也因此清晰,即接到器官捐献信息后,器官接收救护车应迅速赶到现场,获取有效器官,并与临床对接。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在建立统一的人体器官移植库方面继续努力外,还会建立相关的基金,帮助有困难的人体器官的供者和受者。

(三)从伦理学看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与一般的医疗技术不同,因为有供体和受体,所以涉及到很多伦理学问题。在器官来源与获取方面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最多,最为突出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由此产生了很多伦理学问题。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受体家庭对于活体供体施行经济补偿问题主要是补偿程度的合理性问题,且过度提倡亲属移植可能会导致变相的器官买卖。

对器官移植来说,供受双方必须以知情同意为伦理学基础,在无任何外界压力情况下了解全过程,真正愿意同医生配合,以达到伤害最小、获益最大的目的。通过严格伦理审查,使弱势群体利益得以确实保护,患者权利得到尊重。

我国缺少一个完善的器官收集协调和管理的组织,许多人生前立下遗愿,要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但由于没有具体协调器官移植的人和组织,致使许多人未能实现遗愿而带着遗憾而去,脑死亡标准一旦确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用于器官移植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从而提高器官移植的临床质量。同时也要严格规定脑死亡的医学和法律标准以及非常严格的鉴定程序和相应的监督机构,为进行器官移植提供法律依据。因此,必须依照公认的医学科学标准,进行综合的利益与风险评估。只有在确保救助患者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器官移植才是合理的。

总之,器官移植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医学的发展和进步,给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使得这一医学技术运用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价值失衡。要使器官移植更有效的为人类服务,就必须充分考虑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伦理道德难题,使两者达到协调统一,在尊重患者人格,维护患者最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对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追求。

三、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及立法模式

(一)器官移植涉及的法律问题

法律规定了对许多与尸体相关的保护内容,如对其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给予一定时期的法律保护。尸体是限制流通物。首先,是因为尸体不但承载了死者近亲属的感情,还集中体现了与死者有亲密联系的相关人的共同精神;其次,几千年的社会伦理使人们对死者的身体有一种崇敬的感情。正是因为尸体与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紧密,所以尸体不能同普通物一样流转。

对尸体的权利归属的问题,当今各国有如下规定:第一,归属本人。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本人生前有权对身后尸体进行处分。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如美国、德国、智利、比利时、法国、波兰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本人基于自己决定权而在生前做出的处分尸体的意思表示予以最大的尊重;第二,归属与本人有紧密关系的其他人,主要指本人的近亲属;第三,归属社会或国家。该观点认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承担一种公共性、社会性的义务,所以其尸体是社会资源,对尸体的处分权应归属于社会。这种观点流行于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

器官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与传统医疗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

(二)器官移植立法的可能性

在我国,器官移植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几乎都能够开展。我们以为,器官移植立法应当以保障人们的生命、恢复和提高人们的健康为基本目的,其任务应在于通过调整人们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正确发展。为了保证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有必要在我国器官移植立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制度。除此之外,在我国未来的器官移植法中,还应就下列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具体包括有:器官的法律含义;器官供体与器官受体的界定;脑死亡的标准;移植后引发的法律问题的解决等等。

(三)器官移植立法模式

器官移植是一项复杂的医疗社会工作,它涉及到包括脑死亡、尸体捐献等在内的许多方面的问题。相应地,未来我国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中亦应相应的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或法规,具体而言,主要有:《器官移植法》、《脑死亡法》、《尸体捐献法》、《器官移植技术安全操作法》、《医用器官卫生标准》以及其他立法的某些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关于生命健康权以及身体权的规定等等。上述立法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并分别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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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理领域中发生的科技革命相比,生物革命呈现出了全新的、无法预测后果、不可回复的特点,这是因为这两种科技革命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后者仅仅附着于其所作用的客体之上,而前者则会通过其自身向外扩散。[29] 对于科技革命,它仅涉及到无生命的物质自身的变化,而生物革命则可能会通过生物体的延续与扩展造成无法预测与无法控制的影响。例如,如果人类破坏了生物遗传因子,就可能会使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受到阻碍,并且会破坏数百万年以来的生物世界的平衡状态。因此在这个角度上,对基因工程所引起的冲击以及回应最大的社会学科,应属生命伦理学,而非法学。这是因为伦理研究确立的是行为界限的问题。而法学解决的是行为控制的最低限度问题。但虽然如此,由于科技发展的脚步在当代社会的日新月异,物权法中也开始沾染上了基因革命的气息,例如受精卵以及胚胎等法律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受精卵、胚胎的法律地位

无庸置疑,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殖方式,在医学实践中应用颇广,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也十分耐人思索。欧美国家中注重胚胎伦理的科学家认为,胚胎在受精14天具有神经系统出现的初期迹象时,可视为人。英国的法律也规定人命始于怀孕14天后受精卵着床之日时起,英国瓦诺克委员会、我国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技术伦理指导纲领”以及“人工协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都禁止使用受精超过14天的胚胎。由此可以断定,在医学上,14天以前的人类胚胎还不算是一条人命,因而并不能获得这种延伸而来的特殊地位。但是否可以将这些特殊的生物体归类为客体的范畴?不孕夫妇是否可以将其通过人工生殖所形成的胚胎转让给他人,如果可以的话,这一转让是属于合同法上的赠与关系还是身份法上的收养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受精卵的民事法律地位,非常耐人寻味,在理论上也存在多种认识,下文择几种典型观点予以介绍:

第一,人格说。此说认为“人的生命从受精的一刻开始”,因此从这一刻起胚胎就具有人权,从而应认为其具备人的条件,从而应受法律的保护。该观点为美国的一些反对人工妊娠的团体以及英国天主教主教团等团体所支持。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86年修正法第121条规定,所谓人类胚胎,是指受法律保护的体外受精卵,由一个或一个以上活的人体细胞与基因物质组成,并得于子宫内发育成为胎儿。第126条规定,体外受精卵为生物体上的人(biological human being),既非受理手术的医疗机构也非精卵提供者的财产。如果体外受精的病人出示其身份,依照该州民法典的规定,其父母的身份将被保留,无法证明其身份者,医疗机构为胚胎的暂时监护人,直到胚胎植入子宫时为止,该机构应对胚胎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依上述规定,可以认为胚胎在该州具有法律上的人格(juridicaial personhood)。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也认为,将冷冻受精卵视为物并不妥当,应当将生物体作为新的权利主体在法律上进行确认,使之在性质上区别于物。[30]

第二,物说。此说认为试管中成孕之物,不过是“输卵管或子宫中的物质而已”。美国不孕协会也主张,虽然早期胚胎较人类的细胞组织更值得加以尊重,但不得视之为人(actual person)。因为胚胎固然有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但在没有发育成为具有人类特征的独立个体之前,仍只能视为具有生物学上之物。

第三,介于人物之间的权利主体或客体的中间说。这种观点认为,德国民法典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开启了一个介于人与物之间的中间概念,胚胎或受精卵可以纳入此类概念之中。美国高等法院在Davis诉Davis一案中,就采用了美国生育协会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ociety)所持的中间说,认为胚胎具有特殊的地位,此地位居于人与财产之间。

第四,潜在的人格说。此种观点为法国生命和健康科学伦理咨询委员会所支持,认为胚胎自受精时起就存在潜在的人格。

第五,道德主体说。这种观点认为,胚胎不是物,也不是社会的人,但为生物的人,具有发展为社会的人的潜力,因此,应当具有比一般生命物质更高的道德地位,因此应受法律保护。1981年欧洲理事会各委员会均认为即使胚胎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也应给予法律保护。[31]

我们认为,不宜将胚胎或受精卵视为法律上的主体,理由如下:

首先,胚胎不具有生命权。上述无论是人格说,还是道德主体说、中间说等,都是出于对胚胎生命权考虑的结果,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根本,依照现代各国法律的规定,生命权的保障范围及于自然人和胎儿,那么其他的生命形式的生命权应否受到保护?对此各国的做法有相当分歧。其中,德国法采纳了肯定说。为了维护德国基本法规定的人类尊严与生命权,该国于1991年1月1日施行的胚胎保护法将胚胎作为生命权保护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德国宪法保护的生命权的对象除了作为个体的人以外,还包括未出生的生命(胎儿)以及体外制造的生物体(胚胎或受精卵)。而将胚胎视为物的国家,则显然不可能认为胚胎具有生命权。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与人权观念、伦理观念甚至人口政策都有密切的关系,结合我国的实际,胚胎显然不具有生命权。

其次,受精卵不同于胎儿,不能比照适用民法关于胎儿的有关规定。对此,即使是肯定受精卵具有人格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修正民法典,也持相同意见。该法第133条规定,受精卵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但在植入母体子宫之前,无法得到法律应有之保护,因而不得主张继承权。现代各国民法虽不将胎儿视同自然人,但一般都肯定其具有继承能力,就继承方面视其为已出生。这是因为,胎儿属于在人出生之前、孕育在母体之中的阶段,为了维护其出生后的特殊利益,法律赋予其一定的主体资格,享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因此可以视为是对人格的延伸规定,[32]与此相反的当属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他们认为,、卵子、胚胎有其相对的价格,也具有财产上的价值,因此可以将之视为财产权的客体,日本有学者也认为,受精卵应当属于日本民法第85条所称的物,但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对其进行任何处分时须尊重、卵子提供者及受提供者的意思。[33]

再次,随着胚胎冷冻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得将胚胎与受精卵视为主体的做法不能自圆其说。冷冻受精卵可以保留生物特有的结构与信息,而且在相同温度下,凭借现代科学可以将生物体的这些特性保存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个不难想象的后果是,可能在人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其子女的冷冻胚胎因为具有人格性不能销毁而不得已出生,这无疑会使人类繁殖的自然性受到冲击,人伦关系与血统辈分都会因此受到影响,而因此产生的后果将在东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由于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在物质条件上也不允许胚胎以及受精卵无限期地保存。为此,各个国家或地区多对胚胎冷冻的期限作出限制,如英国瓦诺克委员会建议保存10年,超过10年者,其使用或处置权应移转至受许可的保存机构;我国台湾地区“人工协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15条第1项也规定,医疗机构施行人工生殖技术,于活产后,不得再使用该人工生殖过程中所用之、卵子以及胚胎,并应于2个月内予以销毁。除此之外,各国对受精卵的保存期限多规定为2年或5年。而保存期限届满之后也并不全部都要求将其销毁,也可以用作实验研究,以达物尽其用[34]。所有这些做法,都动摇了使受精卵或胚胎成为主体的基础,即其所谓“生命权”或“生存权”并不可能得到起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