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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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关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司法解释）正式实施，那么，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而言，在该解释施行后，是参照适用条例的规定，还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实践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继续适用，即构成医疗事故起诉到法院的，赔偿问题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未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具体处理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时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只是规定了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下发时，人损司法解释尚未实施，现人损司法解释实施后，应当按照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所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而不应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即不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都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否则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损害后果而所获得的赔偿却大相径庭的现象，这对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争议，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是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现实是对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在实现干预，造成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适用法律的尴尬。而《民法通则》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高院人损司法解释施行后，对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赔偿规定进行了足够的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该解释在确定赔偿项目和计算赔偿数额上充分体现了对于受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纵观世界各国医疗事故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民事赔偿问题采用的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承担因其过失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害，从而使受害人恢复到如损害未曾发生的状态”。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人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我们不难发现，《条例》在赔偿的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医疗事故的等级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但如何根据事故等级确定赔偿数额在条例中无具体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更是在实践中成为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争议焦点所在。现在的审判实践已经表明，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医学会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的，其结论为医疗事故的数目极为有限，在个别地区几乎为零。试想如果我们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按《条例》执行的话，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为由驳回患者一方的诉讼请求的话，显然是不现实的，通常我们又以“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但仍然要承担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为由判令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们在此适用了双重的标准，即一方面，我们既强调适用《条例》，另一方面，又不按《条例》的规定执行，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对于患者死亡的，《条例》只规定了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以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的最长年限为6年，无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人损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是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我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此项就涉及到患者一方的重大利益；

（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只规定了造成残疾和死亡两种情况下方支付该笔费用，对于未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医疗损害行为而又确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是否需要给予精神抚慰和抚慰的数额则没有具体规定。人损司法解释则在第18条专门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问题明确规定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并非以死亡或残疾为条件。对于构成医疗事故而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上述通知规定，应当执行《条例》的规定，如患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很难获得保护，尽管患者一方可能存在一定的精神痛苦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件；与此相对应，不构成医疗事故也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因只考虑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有可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就出现了：同样的医疗损害结果，因患者方是主张医疗事故赔偿还是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而导致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例如，原告黎某与被告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被告在为原告分娩过程中造成原告大出血，被告医生为原告用纱布止血时将一块纱布遗留在原告的体内，造成原告数年来苦不堪言，后经手术取出。该案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确属医疗事故无疑，如原告起诉医疗事故赔偿，因原告无残疾也未死亡，则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成立，如其主张医疗损害赔偿，则有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此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精神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4）对于结案后确实需要治疗的，《条例》规定是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而什么是基本医疗费用、基本医疗费用之外的合理支出能否得到赔偿等问题无法在条例中找到答案，这样的规定无疑有损于患者一方的利益；而人损司法解释这方面的规定要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性化，在人损司法解释第19条规定了后续治疗费的赔偿问题，在第32条规定了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后赔偿权利人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对于医疗损害后续治疗的费用，国外大都规定应当以“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都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为依据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医疗损害后续治疗费用只是要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属于必要且适当的，就应当给予赔偿。

从《条例》的性质和目的上来看，《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在于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明确医疗事故处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当人损司法解释出台后，应当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为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医疗单位的医疗过错或差错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是患者关心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和需要解决的是与医疗单位之间的民事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能否获得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

所以说，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条例》并不能充分地保护患者一方的利益，医疗机构可以借口《条例》无规定拒绝患者的赔偿要求，法官也因《条例》无规定而不敢下判。制定和实施《条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如果说，构成医疗事故反而比不构成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更少的话，我不敢说这会给我们的医疗机构传达怎样的信息？

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是，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论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医疗单位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及赔偿数额的多少，除非赔偿权利人明确表示同意按《条例》规定接受裁判。前已述及，在民事诉讼中填平受害人的损失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按《条例》规定不能使受害人得到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诚信、公平的原则规定作为补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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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2号——到2012年5月23号的实习是在连云港市卫生监督所进行的。平时我们都是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但说到真正的去实践，去运用法律知识，同学们都还没什么经验，所以本次实践课——实习，成了同学们走进社会、了解社会的踏板。

回首在卫生监督所实习的10多天，我感觉自己成长了不少。曾经在学校对未来对实务工作中法律应用的困惑和迷茫，随着这次实习的一点一滴的应用慢慢的就不见了。实习让我从一个只看到理论上操作的学生走到了一个能自己动手的实习工作者。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深入都使自己的知识的更加完善。很感激这次的实习，尽管我仍会想回学校，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自身的不足，让我知道了掌握好牢固的法律知识，扎实的学到解决分析问题的技能，养成逻辑的推理思维在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自然的一个转变让我对学习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未来有了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感恩这些天的实习，能够有这样的收获，我是快乐的。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十三亿人口的健康问题，必须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究竟生活在怎样的医疗卫生状况下呢?我国的医疗事故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就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的有关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做出自己的总结。

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XX年4月4日国务院第351号令颁布了《医院事故处理条例》。《条例》及其配套文件的实施，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时，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防范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由其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发生的事故。根据《条例》定义，要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首先要有预防医疗事故的意识和措施，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医疗行为，培养医务人员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以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为了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重视。

1.照章行医

照章行医是预防医疗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医疗事故定义强调的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有过失的前提是因违反规定。只要按章办事，就无违规及过失之说，即便有人身损害，也不能判定为医疗事故。因此，落实各项医疗管理法规，在诊疗工作中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是减少医疗事故、保证医疗安全、预防医疗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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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医疗事故”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里说的“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国务院1994年2月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这里所说的“医务人员”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如医师和护士等，他们必须在医疗机构执业。

    （二）行为的违法性

    “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而发生的事件。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主要有：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献血法、职业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卫生部门以及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一大批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工作依据和“指南”，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自己的有关业务活动中应当掌握相应的规定，并遵循规定，以确保其执业的合法。从医疗实践看，最常用、最直接的是部门关于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管理的规章、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三）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

    “过失”造成的，即，是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而不是有伤害患者的主观故意；对患者要有“人身损害”后果。这是判断是否是医疗事故至关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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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行政责任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的工作中，因不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上医疗事故的行政责任看似清晰而明确，但在实际应用中问题要复杂许多。首先，因为人们对部分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就“医疗事故”而言，如果严格地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它应涵盖所有的医疗过错行为，但在实际中，大多数医护人员，包括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因受到“医疗事故”在《条例》颁布前早期概念的影响，仍然将其理解为“恶劣程度较大的严重医疗过错”。医疗事故同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和行政概念，有时会发生错位。再者，人们通常会把医疗事故行政责任理解为发生医疗事故后所必须承担的不利后果，但往往忽视了“义务”，也即责任的另一层内涵。从广义上而言，为防止、处理、解决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和有关工作人员必须进行的工作，必须履行的职责，也是属于医疗事故行政责任的范畴。

清楚地了解医疗事故行政责任，不仅对法律工作者、学者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普通老百姓更是有实际的意义。首先，落实行政责任能够对医疗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具有惩戒作用。在现代的法制社会里，每个人都是社会单元的组成部分，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医疗事故一经发生，如果确定了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当事人，那该当事人就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理。从公平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守法的医护人员的保护。其次，落实行政责任有助于防止新的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落实行政责任，一方面惩罚了直接责任人，使他们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进行检讨，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警示了其他潜在的医疗事故责任人，使其遵守法律法规，从而达到防范医疗事故发生的目的，这也是防止医疗事故发生的方式之一。

那么，当医疗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时，应当承担哪些行政责任呢？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依据《条例》的上述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医疗事故的等级和情节轻重的不同，对其采取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是一种轻微的行政处罚措施，适用于对医疗事故等级较低，情节轻微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处罚。警告既具有教育性又具有强制性，是最常被使用的行政处罚方式，并且需要采取书面形式。2.责令限期停业整顿。这种处罚方式主要适用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的情况。3.吊销执业许可证。此项行政处罚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所采取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性处罚方式。因为该处罚方式直接关系到医疗结构能否继续营业，处罚程度是非常严厉的，所以适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对那些拒不进行限期停业整顿或经过整顿仍然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才能采取该处罚措施。

由于医疗事故频频发生，加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实施，人们对不服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法律救济问题愈加关心。那么，当我们遇到医疗纠纷时，应该怎样寻求法律救济呢。首先，对于事故定性定级不服的法律救济。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对于发生在医疗机构的事故，应当先由当事的医疗机构立即对事故进行调查了解，然后与患者或其家属协商处理，只有在协商不一致，双方对事故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才能提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所给予的事故性质和等级的认定，是在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审查后作出的。因此，其法律救济途径只能是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并由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新的鉴定结论给予重新鉴定。第二，对于事故赔偿费用裁决不服的法律救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费用和由于医疗事故使患者新增加的医疗费用作出处理，应该属于何种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它“兼有行政调解和仲裁的双重性质，但与行政调解和仲裁之决又有其不同之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当事医疗单位的上一级行政部门对医患双方在赔偿金额问题无法协商一致时的“帮助调解”；还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原因是，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与行政裁决之间，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而“行政裁决”更能全面地概括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和新增医疗费用作出处理的全部特征。第三，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法律救济。其一，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9条第1项规定，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其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根据上述条例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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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药品 使用 法律 问题

特殊管理药品的规范

《管理办法》规定：除特殊需要外，第一类的处方，每次不超过3日常用量，第二类的处方，每次不超过7日常用量［1］。

《医疗机构品、第一类管理规定（暂行）》规定：第一类注射剂处方1次不超过7日用量，其他剂型的第一类处方1次不超过15日用量［2］。

“特殊需要”范围的界定：按照《管理办法》，“除特殊需要外”是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具体包括哪些情形不明确，而精神病患者、癫痫患者在临床上经常超量使用，在产生医疗纠纷时，会遇到法律评判难题。

“特殊需要”时的用药剂量：按照《管理办法》，“特殊需要”可以突破“每次不超过7日常用量”的限制，但却没有特别规定“特殊需要”时具体可以使用多少量。

处方药品的退换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为保证患者用药安全，药品一经发出，不得退换［3］。”

法律的适用性：药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角度讲就是一次性商品，而从商品的角度讲售出的药品消费者应当可以退。但药品是一种特殊物品，从医疗角度来看，药品是医疗服务的一部分，药品的处方是从业医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积累判断的结果。从完整过程看，药学服务是与医疗服务相匹配的过程。从药学服务概念上看，药品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之分。最后，从药品管理的角度上看，药品是一种特殊的用于治疗、预防、诊断疾病的物资，药品有不良反应，药品每次进入医院都必须有合格的证明和符合法律的手续。

存在的问题：在医疗实践活动中，由于药品的不良反应、处方的调整、药品的价格、投诉反馈机制及患者满意度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必定产生退药问题。而目前药品销售过程中，药品卖出以后能否退货以及如何处理退货，有待法律的明确。

处方药品的用法用量

相关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说明书是普遍遵守的规则，其中有药品用法用量的详细说明。

规定的适用性：有些药品的剂量分为负荷量及维持量，或使用时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量，以便得到适合于患者的剂量。或必须在饭前或饭后服用，需进行疗程用药者则注明疗程剂量、用法和期限。医师根据不同适应用药方法、性别、年龄，在常规的剂量下作调整。但对一些特殊的疾病，需要超常规地使用药品，而使用的依据是专业的书籍或资料。

存在的问题：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医疗活动中药品的用法用量也在变化。特别是抗菌药物的剂量随着细菌耐药性的增加而增加。药品使用剂量因患者而异、因医师而异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缺乏统一的药品剂量评判标准给药品使用中因剂量引起的纠纷的处理带来难度。

病人告知（知情同意）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及时答复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后果。还规定，患者有权要求查阅、复印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检查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等资料。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让患者知情或者患者因故无法行使知情权的，患者家属有权查阅、复印上述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包括了解权、被告知权、选择权、拒绝权和同意权等。

法律的适用性：享有知情同意权是法律赋予患者的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和健康状况是患者起码的权利。

存在的问题：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药品的药理学、药剂学及不良反应知识专业性强，知识量多，医务人员不可能告知患者太多的情况，只能对一些特殊的问题进行说明。但由于社会的进步，患者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患者对一些不良反应或意外引起的事件进行投诉或法律诉讼的事件增多。

药品不良反应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将不良反应定义为：“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内容和统计资料是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指导合理用药的依据，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以外的”和“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着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不是医疗事故，“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不良反应和其他形式的药物纠纷的界定：药品不良反应属于药物纠纷中的药品本身问题。药品不良反应是限于科技发展水平所不能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而药物纠纷则多是人为过失所致。按照药品不良反应的法定概念，药物纠纷案件一经鉴定为“不良反应”，即排除了人为过失和过错。

存在的问题：由于药品不良反应在医务人员和普通患者中存在认识差异，甚至在相当多的医务人员没有意识，所以与此有关的医疗纠纷相当多。

讨 论

增强法律意识，学习法律知识：医院药剂人员特别是主管人员应增强法律意识，认真系统研读药政法律法规，通解其立法本意，依法行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不断增加专业知识，认真分析纠纷的类别和本质，区别药品不良反应纠纷与其他药物纠纷，用充分的药学专业知识来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法定义务，来举证证明在药学服务行为中没有过错和不足。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医学法律体系，调整医患关系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单位规定，其中某些条文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审判难求法律依据。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尚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管理办法，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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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化内科医疗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而且医疗对象这属于特殊群体, 所以在医疗工作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与病人发生纠纷。因此如何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让这些潜在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是当前大多数医院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 才能够使医院内的医疗人员以及病人的个人权益更好的维护, 所以这是当前各家医院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这篇文章将对于如何预防医疗纠纷的问题, 给予相关的合理方法。

1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

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融入社会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 在医疗服务行业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 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满足病人的所有要求, 因此从事该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消化内科医疗对象属于特殊的群体, 因此刚出现纠纷的问题也比较常见。这就要求医院应该尽可能的树立以病人为服务中心,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 让医生在真正意义上能够遵守医德, 把看护的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在医疗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尽心尽力把病人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 作为医生还应该换位思考, 切身人体会病人所处的位置, 急病人之所急, 想病人之所想[1]。同时还要经常和病人进行的沟通, 因为良好的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对病人多进行宣传和解释工作的内容, 让他们能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病症, 从而能够方便病人和医生能够有效的配合, 促进医疗过程高效有序的进行。即使再发生医疗冲突的时候, 也应该进行积极的沟通, 通过达成医患之间的相互谅解, 从根本上改变医患的关系, 减少因为医患纠纷而造成一系列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纵观过去医疗事故的解决方法来看, 由于之前大多数医生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以医疗为主的服务模式上, 对于病人的态度就是只见病不见人, 因此其服务态度就显得冷淡生硬, 从而难以获得病人的信任因此一旦出现类似的问题就很容易发生医患纠纷导致误会的不断加深[2]。

2 加强医政法规的学习, 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法律意识, 学会自我保护

在医疗卫生行业, 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医政法规, 比如之前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里面详细的介绍了一系列处理医患关系的防治措施, 而且在《传染病防治法》《输血法》, 《医师法》, 《护士法》中对该类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相应的案例和解决方式。在此基础上, 医院还要经常的组织和培训在职人员的工作素养, 让这些干部和职工人员认真学习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医院内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通过向其他医院借鉴精简的案例和教训, 以事例来说明道理, 从而警示自己更好的遵循相关的规章制度。同时医院还可以定时的举办知识竞赛或者知识抢答等类似的活动, 让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医政法规知识深入到每个在职员工的内心, 并且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以法律为主要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规范自己的行医行为。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通过提高法律意识, 要学会保护自己, 这样能够更好的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作为相关的医疗人员, 也应该认真的体会这些法律法规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文件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指导自身开展具体的工作, 比如在某个手术中, 可能会由于操作不当, 使得病人而出现相关的症状并发症, 如果相关的医院医生只是对手术过程进行简单草率的记录, 而且记录当中并没有体现出并发症出现的可能性以及不可防范性的解释, 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结果往往都是对医院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医生能够把《医疗事故处理案列》中的第32条牢记在心里, 那么在出现类似的医疗事故当中由于在手术时对手术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 这样才能在出现医疗纠纷时能够及时、准确的为医院做出更有力的辩护[3]。

3 严格控制每个环节, 及时的发现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隐患, 将纠纷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提前预防。如何做到有效的预防, 这就要求相关的医护人员一定要尽守本分, 恪守医德, 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步骤对病人给予治疗。在此基础上, 医监办、质控科护理部以及相关的职能科室人员, 也要定期的对每个科室的病历书写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还要对每个病房中医护人员的操作给予监督其实际操作是否规范。相关的护士长的带教过程中是否认真负责, 同时还要保证三次查房, 三级查房, 大查房的质量满足正常的标准。一旦发现相关的问题, 一定要及时找出问题的所在位置, 并且合理的解决。采取奖罚分明的制度, 那些表现良好的医护人员, 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 而在工作中表现不认真的工作人员也应该给予相关的处罚。这样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当中才能够更好的发现安全隐患, 同时提高治疗的质量, 使得医疗纠纷消灭在萌芽当中[4]。

4 结论

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医疗纠纷, 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沉着冷静。这就要求医院在服务的过程中本着病人是上帝的原则, 尤其是在处理纠纷的时候, 病人的身份发生了一定的转换有看护人转变为坐在谈判桌上对弈的双方, 这时我们就应该弄清对方的来意, 及时弄清自己是不是某些部分出现缺陷, 而被对方抓到的把柄。知己知彼方能处于有利的位置, 这样方能更高效的谈判, 从而合理的处理医疗纠纷[6]。

参考文献

[1]张越颖.防范医疗纠纷的思考[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04, 32 (1) :59-60.

[2]顾庭语.从医学生角度初探医疗纠纷不同阶段处置的思考[J].科教文汇, 2016 (5) :77-78.

[3]朱伟华.消化科医生防范医疗纠纷的思考[J].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5 (23) :86-88.

[4]迟蕾.防范医疗纠纷发生的思考[J].中医教育, 2009, 28 (5)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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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鉴定体制；医疗责任保险

一、医疗纠纷的概述

医疗纠纷的界定是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在明确医疗纠纷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合理的构筑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关于医疗纠纷的定义理论界说法不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亦有所不同。本文对医疗纠纷所定义：是指以患者及其利益相关人与医务人员、医疗服务机构在特定的诊疗护理活动等医疗过程中发生的，造成患者人身、财产损害引起的各种争议，从而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对于医患纠纷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其应包括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和由非医源性引发的医患纠纷。医疗事故的定义在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只是医疗纠纷中的一特殊的表现形式，并非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属于医疗事故。医疗过失的定义主要被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涵义与上文介绍的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基本一致。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

1.法律法规的适用。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我国目前审理医疗纠纷主要的依据。此外医疗侵权行为还适用《民法通则》、刚刚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条例》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进行赔偿，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立法者解释对那些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对造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的标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来进行索赔。

2.医疗鉴定制度。我国医疗鉴定制度包括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鉴定。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患双方都可以提请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也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条例》颁布后，改变了原来的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由医学会来主持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医学会的鉴定体制是集体临鉴定制，鉴定专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证明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重要证据。但鉴定结论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法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还要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

3.医疗纠纷解决的程序。《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时，医患双方既可以协商解决或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适用冲突。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只对构成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其它的类型的医疗过错不给予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及少数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是医疗事故，如果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给予患者赔偿必定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为此，立法者表示，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对患者进行赔偿。这一解释看似很合理，但确出现一个问题，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却比不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少，但我们都知道，医疗事故是最严重的医疗过失行为，怎么会赔得更少了。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常出现适用法律难的情况，因此，不能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难点，紧紧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也不利于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2.医疗鉴定体制存在缺陷。由于医疗知识的复杂性、高难度性和专业性，法官在审理医疗纠纷时不能独自对争议的问题作出准确的裁断，因此医学鉴定对法官审理案件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国家的医疗鉴定制度却存在问题：第一，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的公正性受到置疑。我国现行医学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家医院抽调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为鉴定委员会专家颁发资格证书。因此，这就决定了医学会的鉴定人员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其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置疑。第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缺乏质证程序。只有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唯一证据，应该经当事人质证，并由法官判定其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并且鉴定人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且不对错误的鉴定结论负责，以致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形同虚设。

三、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建全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立法机构应当尽快地制定一部完整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这部法律既是一部实体法，也应是一部程序法。法律条文应该明确规定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统一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并且对医疗鉴定制度作出合理的规定。应该修改《条例》中医疗事故的概念。扩大其外延，涵盖所有的医疗过错行为，并且法律应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对保险的范围，保险率的计算作出详细的规定。

（二）建立非诉讼解决程序优先和诉讼程序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并不成熟，没有建立像国外那样成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鉴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复杂性，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花费的时间长，诉讼费用高，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因此，通过成本低，效率高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但由于我们国家与国外相关的法律体制、法律文化和背景存大着差异，我们并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经验。目前，我们国家的司法资源还不太丰富，单独的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疗仲裁委员会存在着许多障碍，因此我们应该另觅新路，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在法院内设立纠纷的调解处，并聘用医学专家来参与调解，形成由法官和医学专家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为医患双方的沟通提供一个双互沟通的“平台”，避免双方对簿公堂，加剧紧张的关系。调解委员会通过介入医疗纠纷案件，确定医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并对赔偿数额进行初步的估定。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调解双方不同意调解意见，还可以向法院。

（三）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自《条例》颁布后，医疗机构意识到自身的风险加大，因此，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医疗责任风险机制上来，欲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分担风险。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医患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的状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1.在立法上应当确立强制保险原则。即将制定的《医疗纠纷处理法》中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强制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只有确立大范围的参保主体，才能确保共同分担风险，维持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顺利有效的运行下去。

2.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范围只限于医疗事故，对其它类型的医疗过失行为不予赔偿。这大大缩减了保险的范围。因此，医疗责任保险的范围应包括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一切医疗过失行为，只要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过错，就应该赔偿。

3.取消赔偿额度的限制。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规定保险公司最多只赔十万元。这一限度，完全打消了医疗机构的投保积极性。因此应取缔这一限制额度。既然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也参加了责任保险，那么就应该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患者的损失。

4建立责任保险金的多渠道来源。医疗责任保险金的来源是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确立的关键所在，是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最主要的物质来源。因此，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目前大部分医院的性质都是公立的，受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资金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国家财政拔款。因此，医疗机构可以从这一部分的拔款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责任保险金。医务人员也应该适当缴纳一部分保险金从其工薪中划扣小额的比例作为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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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发明．日本的医疗差错赔偿与法律解决系统.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20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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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原因

（一）小农意识型

这种类型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主要在，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和快速，广大农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利益主体分化，农民个体利益逐步突出，一些农民受小农意识和无政府主义的。不依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端各的碗，不服干部管”。遇到矛盾纠纷，依靠家庭、宗族势力。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大动干戈，导致矛盾扩大化，引发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发生。

（二）封建迷信型

尽管普法工作已开展这么多年，但封建迷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受传统道德文化影响较深。一些人为了寻找心理平衡，满足自己一时的精神安慰和寄托，在邻里关系上处理不当，不顾他人的日常生产、生活、通行、排水、建房等方面自私自利，还有的在他人房后挖坑、栽树等，使原本相处较好的邻里反目成仇。

（三）隐患型

我国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各种车辆的正常通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是随着上的各种驾校不负责任追求金钱利益，不严肃地给不具备驾驶资格人的员发驾照，驾驶人员技术不过关、不熟悉交通标志和交通法规已成为交通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人为了呈一时之能，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无证驾车，有的疲劳驾驶、超负荷运输、超速驾车违反交通规则等，导致事故发生。且恶性事故居多，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四）无视安全型

这时所说的“无视安全”主要指劳动生产安全，一些单方面从企业的部门利益出发，忽视对职工或雇工的劳动生产安全培训。有的私营企业超负荷让工人或雇工干活，有的违反劳动法，私自招收使用童工，导致安全事故不断发生，给职工或雇工造成身体终生残疾，而一旦发生纠纷，企业往往又大都不负责任，给受害人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痛苦。

（五）特殊损害型

这种类型的赔偿纠纷多为供电、饲养动物、建筑工程、高空作业、未尽监护责任及疏于管理等原因造成的突发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类案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较大的不可预见性，而这种事故一旦发生均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肉体和精神痛苦。

（六）家庭、婚约型

婚前了解不够，婚姻基础差，有的借婚姻向男方索取大量钱物，导致家庭暴力及婚约财产纠纷居高不下，有的纠纷发生后因达不到个人的目的，致使矛盾激化，造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发生。

（七）医疗事故型

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害导致功能障碍的。

二、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诉论主体确认难。如一般伤害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往往在纠纷发生时场面复杂，在场人数众多，受害人往往自己也难以说清谁参与了纠纷，谁仅仅是旁观者，以致起诉时要么遗漏被告，要么将在场人全列为被告，增加了审理难度。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则往往和电力设备的产权所有人、设备使用人、管理人、设计安装人等均有相应的法律关系，诉讼主体如何确认极其复杂，其它类型的人身损害案件也往往如此，如何确认诉论主体，往往令主审法官难以裁判。

（二）当事人举证不充分，案件事实认定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当事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般均负有对伤害事实发生经过、侵害人的过错及其与自身伤害的因果关系构成，伤情证明及鉴定、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赔偿数额及依据等方面的举证责任，但往往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所限，案件知情人又往往碍于人情关系等原因很少愿意出庭作证，以致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不能充分举证，而法院依职权取证又有相应的限制和难度，有的案件待诉至法院时取证条件也早已丧失，从而使得不少案件事实难以认定。

（三）划分过错责任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侵害人往往是两个以上当事人，而共同侵权当事人之间责任的主次、大小往往无法区分，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法院一般判令共同侵权人负连带责任，这样却往往导致共同侵权人之间互相推诿责任，都不履行生效判决，甚至认为法院判决不公，以致执行难度加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往往受害人也有一定的过错，但其过错责任大小如何定，其与侵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进行比例划分，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未相应明确规定，只能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这就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过错责任划分过于随意和主观。

（四）当事人对赔偿数额争议大，法官确定赔偿范围和数额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受害人一方往往在诉讼请求中主动要求赔偿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双方当事人常常对赔偿意见不一，易陷于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中，而我国法律至今尚未制定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以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赔偿范围和数额的操作极其困难，易出现适用法律不当。

（五）易上诉，调解难。从多年审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上看，上诉率大大高于其他类型民事赔偿案件，这是因为此类案件往往当事人之间对过错责任划分，赔偿数额等争议较大，很难进行调解达与一致意见，且常常是原告认为法院判的赔偿数额太少，被告则认为判的太多，原告提出上诉，被告亦提出上诉。

（六）社会影响大，当事人满意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往往牵涉面广、背景复杂，如果法院不能及时、妥善地处理，极易引起当事人上访，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又因为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立法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双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往往都不满意，以致给法院自身的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以上特点，不难看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发案原因复杂，对抗性大，处理不易，又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确已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直接、最具体的反映，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处理的最大难点则是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标准。这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散见于多个法律部门之中，且立法时出于各自不同目的考虑，虽然同是人身损害赔偿，但各法律部门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大不相同。在上缺乏合理性，在实践中导致操作困难，容易出现适用法律不当、赔偿数额不等影响审判效果和法律严肃性的现象。

三、现行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缺陷

目前，比较常用的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民法通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刑法》、《国家赔偿法》等等。通过对以上几种人身损害赔偿规定，可以发现，现行的赔偿规定具有以下几种缺陷。

（一）不完全性。表现为相同的损害但赔偿不一致，有的法律部门对应当规定的赔偿未作规定。《民法通则》是民事的基本法律，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于基本法，但由于民法通则制定的较为原则，仅采用列举的办法明确规定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6项内容，对其他如住伙食补助费、死亡补偿费、交通费等等却没有明确列举，导致审判实践中无法很好地把握赔偿条件和范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了医疗费、残疾用具等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等11项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交通费、住宿费等未作列举，但专门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产品质量法》未列举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死亡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另外规定了抚恤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仅规定了一项医疗事故补偿费，其他什么都没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却没有规定。无一例外，以上各个法律法规均未将精神损害赔偿费作为一项赔偿内容。《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但仅限于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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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临床教学阶段是最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教学环节。在此教学阶段，医学生需要逐步开始进行直接专门针对患者的临床医疗工作。关于医学生在临床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工作范畴是哪些，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当前法律中有所体现。当前的临床教学要求都是根据医学教育培养方案和临床教学大纲制定的。如进行规范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练习书写规范大病历、基础临床实践操作、标准医疗文书的书写等。医疗工作以及何种程度的医疗操作是医学生可以承担的，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法规中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当前临床医学生医疗工作范畴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医学生在紧急医疗出现的情况下能否拥有处置权；法律是否认可医学生书写的医疗文书的效力；一些应由执业医师进行的医疗诊疗操作如由医学生承担是否得到法律的允许。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关于以上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能否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合理合法的临床教学对于医疗效果与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这样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也会为医患纠纷的产生埋下祸根。

2相关医疗法律法规现状分析

分析相关的法律法规,临床教学过程中面对的对象有主体有不同。这样的情况决定了不同主体在医疗活动中医疗责任的承担是有着显著的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了何种类型何种级别的医疗工作者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临床带教教师在医疗过程中的权利以及义务都是有详细全面的法律法规作为标准的。但是，医学生在临床学习期间进行的医疗活动是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保护的，只有通过对学生的医德医风、医学伦理都方面的教育来规范医学生的行为，这样的约束力度和保护力度显然是不够的。技术含量高、风险大是临床医疗工作的一大特点，风险因素存在在医疗诊疗活动的各个方面。卫生部、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经鉴定，属于医方原因造成的，由临床教学基地和相关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因临床带教教师和指导医师指导不当而导致的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承担相应责任。”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出现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临床教育基地和临床带教教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也给临床教师与临床教育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3临床教学管理针对现状的对策

3.1加强医德医风

教育当前，在医院实习的学生为独生子女的居多，不善于与人沟通、不会主动关心旁人、缺少人文关怀、以自我为中心成为了他们的通病。在对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与临床能力培养同样重要的是医德医风的教育。“保证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全心全意服务于患者”是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最为基本的职责。临床医学教育要将对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贯穿始终，不断强化意识,不断规范行为。临床带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言传身教，要在进行实践操作教学过程中同时进行医德医风教育。选择临床带教教师就要求教师本身具有过硬的思想素质，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情操，使医学教育尽可能的与德育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讲课过程中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潜移默化的融入日常教学过程中。临床带教教师要以身作则展现严谨的工作作风，充分利用临床教学过程中的示教机会以身作则，保持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倡学生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树立良好医德医风观念。要让学生理解作为医生所必须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救死扶伤、解决患者的病痛是医生的天职。在医学生准备进入临床实践学习阶段之前，首先要让其树立感恩之心，要感谢为我们提供学习平台的患者，患者不是临床医学教育过程中的道具而且临床学习过程中的特别教师，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知识与技能。尊重患者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理解与支持，才能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医疗工作者。

3.2强化法制观念

目前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要求临床带教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要与时俱进。临床带教教师要强化法制观念，将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贯穿于整个临床教学过程中。临床带教教师应当定期接受医疗法律法规以及医院规章制度的相关培训及检测，使临床带教教师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使各位带教教师都能充分了解临床教学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能够做到知法懂法。临床带教教师要从始至终的将法制意识贯穿于整个临床教学过程中，着重落实临床工作规范，例如：医疗文书书写必须及时而且准确，以下行为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未经允许私自篡改病理、隐藏病理内容、伪造检查结果、未经允许销毁医疗文书材料、出具与本人执业范畴无关的医学证明文件。对患者进行医疗诊疗活动时，要详细告知利弊，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并严格按照流程要求患者以及其监护人确认签字，医疗文书的法律效力应当反复与学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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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工作人员；赔偿；价格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51-02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法律规范也逐渐增多，而作为医疗事故中常出现的侵权问题在2011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中也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比较业已存在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讨论《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领域中的作用和关于推进医患关系和谐的一些可行性措施。

一、《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革新

首先，《侵权责任法》加强了对患者隐私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62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明确了对患者病历的保护，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疾病确是患者不愿意让他人知晓，或者他人知晓对患者本人生活有不利影响的，例如乙肝。尽管前几年的反歧视风波使得很多用人单位不得不在制度层面取消了对于乙肝病人的歧视性规定，但是仍然存在变相歧视和潜在的歧视问题。

其次，弱化了医疗事故鉴定的作用。医疗事故的鉴定应该说是对患者方面极为不利的一个程序，患者在没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条件下完全依赖于鉴定组织的鉴定结论。然而众所周知，医疗事故鉴定是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的“秘密”鉴定，鉴定结论也没有负责人签字，这种鉴定对患者的不公正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而根据《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并不要求一定要构成医疗事故，所以就无需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据此，有专家称“医疗事故鉴定将成为历史”。

最后，对于患者而言，医疗损害构成要件的修正，更加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1]。《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医院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则是只要医院和患者存在诊疗关系、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并且医疗机构有过错，医疗机构就应该赔偿。

二、《侵权责任法》的不足

为了防止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过分害怕承担责任，采取过分检查和医疗的行为[2]，《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合理的检查，还需要卫生部颁布有关规范予以细化。

《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第一项中的“不配合”对于医疗机构举证来说是个难题，如何才能算是患者方面的“不配合”，其次，“不配合”在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看来，具体标准会不一样。这方面的不明确，对于医疗机构方面举证和证据的提供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难度，假设医院在从进入门口起全程安装监控录像，那么算不算对于患者和患者近亲属等人的权利的侵犯呢？再次，第二项中的“合理诊疗义务”不是很明确，我们应该在法律中明确采取了那些措施或者步骤才算是尽到了“合理诊疗义务”。

关于医疗费用问题方面，乱开药品，不合理的出具高价药品处方，是老百姓看不起病，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解决好药品问题，医疗费用问题，无疑是缓和医患关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不论是在《侵权责任法》还是相关的其他法律中都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定，目前仍然只能从政策方面进一步解决。

此外，关于医疗耗材费用问题，也是目前相关法律和政策尚未规范之处。随着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医用器材也成为诊疗活动中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医用药品一样，医用耗材也涉及很多专业领域内的知识，普通患者根本无法知道其具体价值和价格，以及在诊疗活动中对自己的作用。不同医疗器械公司产品价格会有差距，某些公司产品甚至价格差距很大。例如：目前临床中常用的输液耗材之一留置针，同时，还有一种安全留置针，而安全留置针中的“安全”，主要是其相对于医护工作者而言的，能形成对医护工作者的有效保护，而对于患者来说，两种针的适用效果是一样的，价格上却存在约4倍左右的差价。医用器材目前都主要是医院方面自行采购，患者根本没有选择权，在患者完全不知详细情况的前提下，就无形中提高了治疗费用。与滥开高价用品不同的是，对于购买药品，患者还有选择的机会，可以在药店购买同名低价药品，而滥用医疗器材的情况下，患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这样，医疗器械的价格成为法律或者政策关于医疗费用调控的空白区域。就目前相关限价政策来看，医药限价已经开始初现成效，而作为医疗器械的价格控制来看，目前尚无大规模有效的政策或者法律加以控制。

由于医药企业市场准入的放开，医疗器材，医用药品等医疗产品的市场化，市场机制的介入，使得医用产品价格受到市场调节的影响，加之医疗产品的专业化，普通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完全没有能力把握，这也无形中为高价医疗服务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此外，由于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的驱动，部分医药商在利润的驱动下，放松产品质量环节，加之医疗机构的把关不严格，不合格医用产品也成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和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路径选择

尽管我们从法制上，社会舆论上都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方面也从多方面着手，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但是要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多个环节下手，落实法律规定，这样才能最终化解这对社会矛盾。

首先，要对相关规定和制度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3]。在医疗过程中，从小到日常感冒大至各个大小手术，应该在出具相关单据通知时出具一份相关的权利责任告知书，让医患双方清楚自己每一次诊疗过程中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这样就避免了一些道德观念不强的医务工作者利用普通患者对法律和医学的无知进行违规操作。关于权利义务告知书的操作目前主要适用于手术前的告知程序，在一些较小规模的诊疗活动中，可以引入类似制度加以规范。

其次，在制定相关政策或法规等相关规定的时候，立法者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的通俗性。法律作为一门专门知识，本身在很多术语方面都导致了很多普通百姓对其内容的不理解，加之医学术语在医事法律中的介入，使得规定内容过于专业化。比如在规定使用药品或者检查程序时，同时写出其通用名称和专业名称，药品主要成分等相关具体内容，这样有利于医患双方的理解，遵守和监督。例如一般的医药会有三个名字；化学名称，通用名称，商品名称。三个名称中的化学名称是一般非专业人士不可能看懂的，通用名称是比较广为接受的，商品名称主要是厂商之间相互区别竞争的需要。同一种药品的主治功能主要源于药品的主要成分，不同商品名称的同种药物主要是辅助成分上的差别。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措施时将主要成分和药品通用名称重点公布和强调，有利于相关措施的被了解和落实。

再次，引入相关辅助制度。要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评价制度[4]，可以建立一个舆论监督平台，定期对各类医院的服务质量进行民意调查测评，对测评结果进行公布，定期对医疗事故发生的次数和频率作比较性公布，利用舆论力量来监督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也形成一种医疗行业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此外，目前，在很多非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小型手术的医疗价格全包价制度，即部分常见的病由政府文件形式规定医院必须在一定价格之内完成治疗任务[5]。如果这种全包价方式在公立医院，以政策方式确定下来，并纳入相关管理考核范围，将全包价病例扩展至常规、常见的大小病例中，对于遏制医疗高费用问题是有明显作用的，一年多以前，四川省成都市已在部分公立医院开始试行此项规定。

最后，医疗费用的控制措施，应该从政策层面，上升至法律层面[6]。尽管具体的医疗费用价格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将医务工作者方的违规滥开药品，滥用高价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处理从政策和医院内部处理上升至法律责任上。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制裁措施，通过法律手段形成对医方合理整理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处理好医患关系，解决好医患纠纷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好医疗卫生事业，实现百姓看得起病的关键步骤，也是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大局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法规时，对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矛盾作进一步探索，更是每个法律人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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