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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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

篇1

【关键词】研究型教学;微观经济学;自主学习

1研究型教学的内涵

关于研究型教学的内涵教育界有不同的认识。李萍(2008)、刘伟(2010)等认为研究型教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的教学理念,它改变教师作为课堂主体的单一倾向,强调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主导与主体的地位,这一教学理念转换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刘秀伦、蒋泽、张牛等(2007)等认为研究型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是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精心创设情景,引导学生充分参与、主动探究,自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的情景化的新型教学模式。是注重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教学模式(刘文明,2016)。邹晓伟、杨景萍(2014)认为研究型教学是一种探究式的学习方法,通过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案例教学、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方法都属于典型的研究型教学方法(赵洪,2006)。夏锦文、程晓樵(2009)、刘月珍(2014)等认为研究型教学是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综合体。笔者认为,研究型教学是用研究型教学理念构建研究型教学模式,通过研究型教学方法落实研究型教学理念。研究型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构建开放型教学环境,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愿望,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最早接触到的专业课程之一,也是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这门课程具有理论性强、抽象的特点,对大一新生来说学习确实有一定难度。中学时期他们形成了依赖于老师和书本学习的习惯,相对缺乏自主性学习的意识,缺少主动性思考。如果教师在大学授课过程中不注重教学改革,不能因材施教,只会照本宣科,讲课就会缺乏吸引力,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效果。

2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和教学现状

2.1课程理论性强,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个体经济单位是如何做出资源配置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课程内容以抽象理论分析为主,比较枯燥,学生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在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例如讲到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生活中都有感受学生很容易理解,但是进一步研究消费者均衡时,当讲授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时消费者行为最佳,学生就感觉比较抽象。又如讲授到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学生就会对均衡状态下厂商还会出现亏损状态表示难以理解。

2.2课程研究方法多,图形多,学生学习有畏难情绪

《微观经济学》课程不仅内容理论抽象,而且具有研究方法多样性、数学化的特点。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方法论频繁使用,使一些数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感到力不从心。在研究经济问题过程中,大多先进行理论分析,再构造数学模型,画出直观图形,最后进行数学推导,多种方法的融合使用,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同时,这门课所涉及到的图形较多,这些都增加了课程的学习的难度。《微观经济学》课程内容逻辑性强,前后章节联系紧密,如果前面内容掌握不好,要学好后面的内容,更是增加了难度。

3研究型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实践

3.1加强案例教学

由于《微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大多是抽象化的理论,如果单纯进行理论讲述,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教师结合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选用案例,将理论知识与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具体实例结合起来,不仅可以阐释知识要点,让学生从案例分析中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理论,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授商品需求时可用啤酒与炸鸡、汽油与汽车之间的关系说明商品之间的相关性,讲授商品弹性时可以用“中国大妈枪黄金”作为案例分析,讲授市场均衡时可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

3.2组织开展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一般是教师在讲授理论以后,整理出若干个与课程内容相衔接的讨论题目,学生组成学习小组,通过查阅、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撰写演讲报告,最后进行答辩演讲,回答其它小组同学和老师提出的问题,教师最后进行点评和总结。教师在确定讨论题目时,要紧扣现实,选择当前国内外金融、经济发展中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热点、重点问题,既便于学生查找资料、获取信息,又能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在讲授政府对价格干预时,可以在介绍中国政府对粮食实行保护价的基础上组织学生讨论各国政府对粮食及农业的保护政策。在讲授市场供求关系以后,组织学生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分析政府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等等。专题讨论强化了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灵活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习惯,有助于提高学生资料查阅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变“接受式教学”为“创新式教学”。

3.3指导学生开展课外社会实践活动

研究型教学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通过构建开放型教学环境,实现课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的途径。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的申报、问卷调查的设计、调研报告的撰写等环节,使学生将经济学理论融会贯通到实践项目活动中去。学生通过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开展课外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能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促进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另一方面,课外实践活动对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精神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课题项目组成员之间形成了分工协作、讨论交流的团队精神。如针对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可以组织学生对手机移动支付、微商等主题开展社会调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申报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使大学生得到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锻炼机会,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3.4丰富教学手段

灵活多样、丰富的教学手段可以极大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研究型教学中来。《微观经济学》课程理论既抽象又枯燥,在课堂上如能恰当地运用与课程相关的视频、音频、Flas等多媒体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比如在讲授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可以观看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让学生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有比较直观的理解。讲授谷贱伤农原理和政府对粮食市场干预时,可播放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中《粮仓“硕鼠”》节目,让学生理解为什么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干预,同时对经济领域的反腐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多媒体教学还能实现大量的图形演示,将课程理论中曲线与曲线之间的关系变化直观地演示出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有利于提升授课效果。

3.5建立科学的考核方式

科学的课程考核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有利于研究型教学活动的开展。单一的期末考试很难综合考量学生的知识量、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考核既要重视期末终结性考试,更要侧重过程性考核,利用过程性评价激励学生自主性学习。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我们采用了“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小组成绩”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体现学生课堂参与和作业完成情况,小组成绩体现专题讨论完成情况。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专题讨论活动,可以依据每个小组参与讨论活动次数、成果质量确定成绩,小组之间形成竞争氛围,激励学习主动性不够的同学也能参与到课程教学活动中去,提高学习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文明.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几点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8:262.

[2]邹晓伟,杨景萍.研究性教学中教师有效性教学策略的构建[J].大学教育,2014,8:33-34.

[3]刘秀伦,蒋泽,张牛.实施研究型教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J].教育探索,2007,3:22-23.

[4]柳治国.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10:81-82.

篇2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华民,1994:《世界主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

篇3

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basis of economic research. Only learning advanced mathematics, can we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economic phenomenon and master economic knowledge. This paper mainly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the economy by using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higher algebra,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urse.

关键词:高等数学;经济;应用

Key words: advanced mathematics;economy;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O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225—02

0 引言

数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工具性学科,在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抽象的数学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经济科学实践中去,现主要用数学分析、常微分方程、高等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等课程的相关知识来说明高等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

1 极限在经济中的应用

高等数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最紧密,与人民大众联系最直接的是利息计算及贷款还款问题.在经济问题中涉及的量常常是离散的量,讨论利息时是按年、月、日、计息,这些都是离散的量。而高等数学中讨论的量大多是连续变量,要借助高等数学的方法讨论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将经济中的离散量进行连续化处理,连续复利概念的引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连续复利是指按本金计算的每个存款周期的利息在期末加入本金,并在以后的各期内再记利息。

若现存P元,存期一周期(一年)到期后银行支付的利息不被取出,而与本金P一起存入银行,这样到期后获得新的利息,如此持续下去,若存款周期的利率为r,则t个存款期到期后余额为:

At=P(1+r)t,

这样一年分n期计息,每期利率为■,则余额为:

At=P(1+■)nt=P1+■■■。

因为1+■■关于n单调递增,所以n越大,则赚的钱越多,而■1+■■■=ert,当n∞时,此时可理解为每时每刻把利息转入本金进行复利计算。

例:存入资金1000元,年利率为6%,按连续复利计息,20年后可得本利为多少?

解 P=1000,r=6%,t=20,

A20=1000e0.06×20=1000e1.2≈3320(元),

故20年后可得本利约合为3320元。

2 微积分学在经济中的应用

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导数是微积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在经济学中的边际问题和弹性问题中,都有广泛应用。下面将导数在这两方面的应用介绍如下:

①边际概念:边际概念是经济学中进行边际分析时,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

边际成本: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边际成本是指成本对产量无限小变化的变动部分。但由于产量最小是一个单位,因此,边际成本是产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变动。

设边际成本C=C(x)变量x改变到x+?驻x时,成本相应改变量为:

?驻C=C(x+?驻x)—C(x)

成本改变率为:

■=■

■■

就可以反映出产量的微小变化时,成本的变化情况。因此,产品边际成本就是:

C′(x)=■=■■=■■

在经营决策分析中,边际成本可以用来判断产量的增减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当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剩余时,只要增加产量的销售单价高于单位边际成本,也会使得企业利润增加或亏损减少。或者说,只要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也可降低单位成本。■表示为生产x产品的平均成本。如当产量x=100时,C′(100)=8,■=18,即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因此提高产量,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

②弹性概念:一个企业的决策者只有掌握市场对产品的需求状况以及需求对价格的反映程度才能作出正确的发展生产的决策。弹性是在需求分析中经常用来测定需求反映程度的一个尺度,弹性的概念用来定量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

需求弹性是指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设需求函数为:

Q=Q(P)。

当价格有了变化时,需求量对价格的弹性就是:

?浊(P)=■Q′(P)

就是需求量对价格的弹性(简称需求弹性)。它的大小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商品需求量对价格的反映程度。

3 微分方程在经济中的应用

利用微分方程可以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可再生资源的产量、预测商品的销售量、分析关于国民收入、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等。而微分方程是数学专业一门重要的分支,其解法和理论已经相当完善,可以为分析和求解方程的解提供足够的方法,使得微分方程模型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有效性和非常丰富的数学内涵。

4 矩阵理论在经济中的应用

矩阵理论在经济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利用矩阵方法求解方程组AX=B,由于A可逆,故只需计算X=A—1B即可,在经济中投入产出分析和会计问题正属此类情况。

投入产出分析n个经济部门的需求可以表示为系数矩阵:

A=■,

开放部门的需求可表示为最终需求矩阵:DT=[d1 d2 … dn]。于是,满足n个经济部门的需求问题归结为求产出阵XT=[x1 x2 … x4],使得(In—A)X=D。若(In—A)—1存在,则X=(In—A)—1D。

参考文献:

[1]蒋兴国,吴延东.高等数学(经济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万世栋,王娅.经济应用数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迈克尔.帕金著,张军等译.微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5]史树中著.数学与经济[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6]李铮等编著.高等数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篇4

一、Zappa及其企业经济学

(一)Zappa企业经济学的产生 Gino Zappa(1879~1960),1906年~1920年任教于热那亚的意大利国家经济与商业科学研究所;1921年起,Zappa被威尼斯的意大利国家经济与商业科学研究所和米兰的路易吉·博科尼大学聘为教授,也正是这一时期,随着两部巨著先后出版,他对企业经济学科的批判和重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日趋成熟:第一部“La determinazione del reddito nelle imprese commerciali(1920~1929)”(《商业经营中的利润计量》),经此后持续的完善和修订重命名为“Il reddito d’impresa-Scritture doppie, conti e bilanci di aziende commercial undertakings(1950)”(《营业利润——复式记账,簿记与商业经营账目》);第二部“Le produzioni nell’economia delle imprese”(《公司生产管理》第I,II,III卷1957)。Zappa企业经济学概念作为统一完整的学科分支,始建于1927年,他在威尼斯意大利国家经济与商业科学研究所开学典礼的历史性演讲 “Tendenze nuove negli studi di ragioneria”(《会计研究的新趋势》)。这次演讲对Zappa企业经济学赋予了清晰有力的表达,也标志着意大利企业经济学研究的振兴。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企业经济学是由会计学者缔造的,且不能武断的说意大利的会计学科研究产生于企业经济学。

(二)Zappa企业经济学基本原理 Zappa企业经济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领域,他将经济学观点与企业概念相结合,致力于研究企业(商业或非商业,盈利或非盈利,大型或小型,工业或金融,个人独资或集体所有)的每一个方面,且认为企业范围内所有经济事项的影响都是严格协调的。其主要原理可总结如下:第一,Zappa企业经济学中“企业”的概念是广义的,等同于经济主体,且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抽象的。企业不是独立和分散要素的堆砌,即使源于人为的创造,却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实体。在企业这个现实主体内发生的经济事项,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统一而协调的整体,向预设的目标迈进。第二, Zappa企业经济学代表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学科,尽管它与其它学科,如法律,经济学和数学有诸多联系,却声称拥有自己的“规则”,独立于其它子学科,甚至微观经济学。且Zappa企业经济学是实用主义学科。第三,Zappa企业经济学对企业涉及如下三个领域的研究,即会计(ragioneria)、组织(organizzazione)和管理与运营(gestione)。其中管理与运营领域本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观的”,关系到企业管理活动及决策的制定过程,类似工商管理学科;而另一个方面是“客观的”,援引企业内部发生的事项,检查各种趋势和活动的动态,英语中相当于“运营”。但Zappa企业经济学中的管理(gestione)仅对后者,即企业“运营”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第四,与意大利早期以净值为核心的理论趋势不同,Zappa企业经济学以简单的演绎方式,引导了以损益为核心的会计理论。20世纪上半叶,随着Zappa企业经济学的振兴,“损益为本”会计理论在意大利取得了直接和广泛的成功,而20世纪下半叶,它仍然是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的会计理论。

(三)Zappa会计理论的核心:“损益为本” Zappa“损益为本”会计理论坚持的首要观念是企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统一体”,因此,损益也是不可分割的。企业发生的导致损益正向或负向改变的经济事项,作为损益阶段性的构成要素。因为经济事项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里也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损益(包括收入和费用要素)被设想为源于作为企业总体的一个整体性概念。损益核算不是为了确认部分或中期业绩,而是基于这个“整体”的特征被偶然或暂时放弃的实际原因。因此,Zappa企业经济学拒绝具体收入和成本费用相配比的观念,认为只有整体成本可与整体收入相匹配。单一成本不产生任何特别收入,而是对整体收入做出贡献(在意大利会计中不认可“配比”原则)。相对的,单一收入项目不是由单一成本项目引发,而是基于整体成本项目的贡献。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一个动态实体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了损益,收入和成本费用是损益的构成要素。Zappa会计理论中,资产净值仅被认为是一个派生的概念,是静态且人为的从企业动态特征中的抽离。除货币性项目,资产净值被视为由递延性收入和成本费用项目,而不是资产和负债项目组成(类似Schmalenbach的动态会计学),尽管资产负债表源于利润和亏损账户。对Zappa“损益为本”会计理论的诠释与一个具体的计量方法相联系(“损益系统”——Zappa1950),具有如下限制性的特点:部分结果,业务分部,利润中心,中期或分部报告是不允许的(它们被视为违背了公司的整体性特征);损益仅由外部事项引发,内部事项对报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拒绝传统的成本会计;作业成本和成本控制几乎被忽视,因为它们会导致不可靠的数据(这都是基于成本会被刻意的分配这一假设);财务报告以利润和亏损账户为中心(动态账户),而资产负债表作为衍生的(静态)账户。损益才是“真实的”(资产净值的计量与其相关);公司资本价值仅代表平均未来损益的现值(折现值),资产没有独立的特有价值,但其价值取决于它对损益产生的贡献;每个公司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即,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有统一的会计和标准的财务报告或相关法规约束。这种损益系统的计量方法源自对patrimonialistc方法的批判。patrimonialistc的观念与现代在北美普及的方法相似,强调资本(作为最终的会计实现)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但在Zappa损益为本的会计理论中,认为这种“人为”和“分解”的方法只会将企业割裂为整体的各个部分,每个组成部分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且独立具有自身价值的实体,如果将资本构成最主要的关注内容,损益便成为随资本时间变化的会计度量。

二、意大利会计其他代表性学者与贡献

尽管Zappa理论的统治地位依然延续,但迈向国际化和研究前列的意大利会计学者,随着对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鉴,对Zappa理论的批判与拓展,新的会计学科方向慢慢萌芽。Onida和Amaduzzi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Onida Pietro Onida可能是这一时代早期意大利最具影响力和国际化导向的会计学者。Onida的主要著作有:《金融学上下册》(1931a,1931b),《年度和特别账户》两本专著(1935,1944),《Zappa想法所产生的新会计处理逻辑》(1947),《十九世纪以来意大利企业和公司研究发展的历史再现,包括Zappa的创新作用及其不连续性》(1951)。在Onida《年度资产负债表的总体论述——类似佩顿的经典方法》(1945年)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和技术解决方案中,体现了Onida新的经济逻辑,同时也涉及了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大多数门类。这本书提出了如下观点:一些公司运用不诚信的行为,为了达到所谓的“股利稳定”,通过在(高)利润年度计提特殊准备以备亏损年度使用以平滑净收益。且Onida特殊形式的资产负债表(如,银行)也被广泛引用。Onida是知识渊博的思想家,他拓展了Zappa的思想,并乐于接受新的观点。他积极推广和分析了当代的英美派会计文献,是当时极少数关注Chambers著作的欧洲大陆学者之一。

(二)Amaduzzi Amaduzzi被认为是对Zappa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延续和修订者,也是Serra在其《意大利会计近代史》(1999)中唯一单列一章进行描述的Zappa门徒。除了将Zappa对账户的分类替代为稍有不同且简单的形式外,Amaduzzi最重要的修订,根据Serra(1999:279),在于摒弃了片面强调收入(Zappasystema的收入)而赞成更加注重资本概念的更平衡观点(Besta的‘sistema del patrimonio’)。但Amaduzzi(1965)试图发展的zapparian系统,在意大利几乎没有Zappa起初的著作有影响——更不要说Zappa理论在西班牙和法国具有的国际反响。

(三)其他学者 20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会计领域,其他值得一提的学者有:Agazzi(1961)致力于会计的公理化;Amodeo(1961a,1961b)研究会计的公式化形式和其他新的发展趋势;Fanni(1971)研究数学统计趋势;Cavalieri(1974)关注微观经济学模型,会计学及数学和统计学基础;Galassi(1978)分析了Mattessich(1964)的理论和会计公理化尝试;T.Bianchi(1975)和Dell’ Amore(1978)对银行会计展开深入调研;Canziani(1994:1960)强调收入动态研究的重要性,Masini(1963)特别致力于关注通货膨胀会计。意大利会计文献传统上对政府会计(甚至宏观会计)有浓厚兴趣:Capaldo(1973), Guarini(1977), Marcon(1978), Mulazzani(1978)等。对资金流和现金流量表研究的兴趣体现在Cossar(1973),Coda等(1974)。审计研究的文献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相对较少(Ardemani 1967,Amodeo 等 1975,Colombo 1977),但在后续的几十年中,相关文献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有A. Viganò 和De Cicco (1983),Marchi(1988),Campedelli(1995),Bruni(1996),Dezzani等(2000)。还有一些学者直接挑战了Zappa的方法,如Boscarato(1973)所著的《据Zappa理论确定收入的悖论》,Chianale(1962a,1962),Masi(1961,1997),Bergamin-Barbato等(1966),De Dominicis(1963–69,第五卷),及近期的Cinquini和Marelli(2002)。在这些公开出版物中,Masi(1997)的遗著中对现代会计的研究值得特别强调,这本书影响了国外的学者,强调了会计学科的自治,驳回了会计学依赖企业经济学的观点。

三、会计理论研究其他领域及著作

(一)成本与管理会计 成本会计,就Zappa理论来说,企业范围内所有运营活动与管理者决策息息相关,不可能将某一行为(经营和决策)的财务后果与其他活动相区分。只能计算总收入且整个活动各个环节的边际利润计算被认为是误导。一些Zappa学派的追随者(如Teodoro D’Ippolito,Egidio Giannessi,Luigi Guatri,Carlo Masini,Pietro Onida,Pasquale Saraceno等)构想在不违背Zappa理念地位的情况下计量企业经营个别业务分部的成本。他们主张:为了达到具体的管理目标来计算一些成本数字在逻辑上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只有设定具体的成本信息目标并考虑成本计量体系设计的时机,才能计算出生产成本。此外,只有在它们的计算过程中具体目标约定的边界范围内才有实质意义。在新千年,Cinquini 和Marelli(2002:97)进一步对Zappa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在Zappa理论的教导下,基于系统化的经营方针,得到管理详细信息的可能性实质上是被否认的”。意大利成本会计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和出版的作品包括:N.Rossi’s(1950)关注机械工业;Guatri’s(1951,1954)和Azzini’s(1954,1957)研究生产效率;Amaduzzi’s(1955)研究生产变量;Bianchi(1975)研究银行储蓄;Miolo Vitali(1978)探讨生态会计学。从事成本研究的学者还有D’Ippolito(1962,1967),Coda(1968a),Amodeo(1976),Brusa(1978),Brusa and Dezzani(1983),AIDEA(1980a), Giannessi(1982),Guglielmi(1997),Quagli(1997)。

(二)会计史研究 针对意大利会计史,这一时期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Melis (1950)不朽的国际会计历史,Riparbelli(1951~1952)坚持意大利会计的历史主导地位,Zerbi(1952)会计起源研究,Masi(1963, 1964)史前会计研究以及希腊和罗马会计师,Pezzoli (1977)会计历史概况,Serra(1999)意大利会计历史著作及最近的Amaduzzi(2001)会计历史总述,以及Amodeo(1953)对那不勒斯总督古老财务报表的研究。此外,对著名会计学者及其理论的研究,如,Antoni(1970)的Fabio Besta,AIDEA(1980b),Galassi(1984, 1996a,1996b,1996c),Canziani(1987,1994)和Took(1993)的Gino?Zappa,和Galassi(1996b)的Luca Pacioli。此外,还有Guglielmi(1997)对十八世纪维也纳公司成本会计,Zan和Hoskin(1996)对1580~1650年威尼斯阿森纳管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Serra(1999)《意大利会计史》发表,是以全面俯看意大利会计思想来结束第二个千年的独一无二机会。另一最近的历史性著作是Masi(1997)《会计的近代和当代》(死后出版),尽管Masi理论在意大利遭遇许多杰出学者的攻击,但意大利国外学者却给其高度的评价,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在贝洛奥里藏特(巴西),甚至有一条街道命名为“维琴佐玛斯”以纪念他的荣誉。但Serra和Masi都没有过多涉及20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会计研究。

(三)会计研究新趋势 经验统计方法和实证会计理论似乎在意大利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但“会计信息透视”却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最全面的尝试见Cilloni(2004)《信息经济学和会计系统》一书,它为意大利读者提供了美国信息经济学一些基本方面的简明介绍。尽管成绩斐然,Cilloni(2004)在教学技巧和全面性上不能与.A.Christensen和Demski(2003)的论著相比较。也不能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数学严密度上与P.O. Christensen和Feltham的两卷(2003,2005)包括250个定理和严密数学证明过程的书作比较。另一优秀的著作是Ewert和Wagenhofer(1993/2003)《管理会计学》的两册书(德语),及Wagenhofer和Ewert(2003)的《财务会计》。这些大而重的书优点在于他们将现代信息理论融入传统会计学方面比Christensen和Demski(2003)或 Christensen和Feltham (2003, 2005)做出了相对成功的尝试。

被视为近代会计开端的意大利,其前期的学术成功可能树立了一个理念上的优势,甚至是一个文化上的傲慢,这增强了意大利融入国外会计研究的惰性。因此,20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会计,虽受到此时期主宰会计研究领域的英美主流趋势冲击,但却始终没有放弃Zappa企业经济学的理念。与此同时,要深入理解Zappa企业经济学在意大利独树一帜的历史地位,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是人们必须关注的内容。首先,Zappa企业经济学特殊的研究对象——意大利的特色企业。在英语系国家,企业原型是中等或大型的,有许多股东(特别是上市公司)。因此,最根本的问题涉及到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及对其经营业绩的评价。而在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堪称“中小企业王国”的意大利,企业平均规模和专有独特结构——尤其在Zappa企业经济学建立的那个时代,大都是或曾经是典型的中等或小规模企业,以个人或家庭独资为主,普遍持股非常罕见。资本市场效用没能有效发挥,所有者是唯一可能的管理者,自我选择,自我设限,自我评价,几乎持久不变,因此对他人行为的选择和评价问题很少出现。这样一来,Zappa企业经济学对管理者选择与评价这一“主观的”方面(现代普遍的“理论”分析)几乎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未能成为其研究对象。且企业就其整体经营的实际活动进行考察,并没有太多关注其不同功能,而且也不是站在管理质量的角度。这影响了会计,因为企业的特征是以这种方式构想的,企业经营和会计没有独立。结果是,会计控制从理论构想上看,典型的意大利企业和当今的英美大公司非常不同。其次,Zappa企业经济学特殊的研究领域——会计学的自然扩展。一定要强调的是Zappa企业经济学是会计学的自然扩展而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它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学概念,忽略了社会学和行为学。尽管包含了管理学,组织学,市场学等中的部分元素。但考虑到在这些领域大量亲英美派杂志和出版物的研究,如现代广告及市场推广,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运营研究和生产理论,管理科学,商业政策,劳动和公共关系理论等,Zappa企业经济学在这些领域的扩展显得微乎其微。由此,一些不专门从事会计研究的Zappa企业经济学派学者不愿意接受会计的主导地位,并常常仅在形式上坚持企业经济学研究,而将其注意力实际转向其他领域。此外,Zappa企业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经济学,期望用于解决“实际”现象,认为理论和方法,不论来源于会计或其它子学科都应赋予实际的运用,没有明确提出理论目标。因此在企业经济学名义下的意大利会计学缺乏对理论目标相关经验和问题的研究。最后,纵观整个意大利20世纪下半叶的会计理论研究,各个领域无一不渗透着对Zappa企业经济学的继承和沿袭。因此,人们不仅会质疑,Zappa这些没能面临充分挑战、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随后的几十年是否会阻碍意大利会计学科的发展。而给人自称优越印象的意大利会计在学习国外会计知识并与之结合方面的某种犹豫,也进一步导致Zappa的影响和活力在20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会计学科中持续涌动。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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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会计论坛》 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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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ianchi, T.1984. ‘The foundings of Concern economics:The thought of Gino Zappa’ Economia Aziendale 3:255-272.

篇5

选择成本的演进的角度,可以发现成本在中扮演的角色。1880年代以前,由于制造业试图通过规模获取利润,所采用的加工成本信息通常是与单一活动企业的有关效率和总体利润的管理决策有关的。1880年代以后,垂直式综合型企业和金属制造企业的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有关内部各步骤效率的信息,以便通过会计确定管理的差异。由于金属制造企业具有多产品生产的特征,因而总是期望通过范围经济来获取利润,管理者们开始寻求怎样获得恰当的产品成本信息的方法。直到1910年代,那些专门用来将成本恰当地分配于不同产品品种的制造成本系统逐渐消失了。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认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较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一个复杂企业中,当时的信息处理技术将耗费的资源恰当地分配于每一产品中的代价是相当高的。经营盈利产品,抛弃亏损产品的生产,其得到的利润可能难以补偿做出这种选择所需信息的成本。”(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尽管如此,会计师并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产品成本方法。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本会计作为一门学科成长起来了。为财务报告目的的公证会计师制度逐渐取消了用账外金额计量制成品存货的实务,财务报告的数据都是通过归集全部成本和财务账户的复式记账来取得。1950年代后,会计师开始设计与专门决策相关的成本会计方法,这促进了成本信息由外部披露转向内部管理,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雏形则过渡到了管理会计体系中。

成本会计的演进为我们理解成本在企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从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论述中可以获得这一基本框架的经济学逻辑:

1.如果企业要实现专业化生产,那么必然要面对生产环节,而成本核算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企业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企业是由专业化的组织所组成以便管理生产过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由于不能指望工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准确无误而又程序正确地完成每一项作业任务,需要通过企业的形式来实现大批量而又很经济地提品,这就是一种专业化效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专业化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更好地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专业化效率的作用必须在企业专业化利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由于专业化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企业利润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是通过多阶段成本控制和定价行为来实现的,但由于同类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价格竞争,因此成本的战略控制就比定价行为显得更加重要。随着生产的推进,各类成本逐渐发生并不断积累,通过成本核算和差异的反馈来实现专业化生产控制,在本质上是对专业化效率的评价。

2.如果企业要实现其基本目标,那么必然要面对生产过程,而成本是这一过程中管理决策的一个基本准则。

企业存在的又一个理由是在于管理生产过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 Nordhaus,2001)。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获取利润。利润的获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经济时期、不同的市场状况、变化后的技术条件等等都可能对企业利润目标产生深刻的。因此,企业经理作为对企业成功或失败承担责任的人,需要适时地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产量、价格、新产品、新工艺、广告等做出决策。成本分析在这类决策中常常是一个基本准则,没有成本分析的管理决策是难以想象的。

3.如果企业要改善资本结构,必然面对资金筹集,而成本披露则为这一行为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资本市场通道。

企业存在还因为其具有为大规模生产筹集资金的功能(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对企业而言,许多业务如开发新型商用飞机、研发微处理器等等,其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19世纪风险爱好者个人提供资金的能力范畴了,就象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公司不能每年为新项目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私有企业高效率的生产活动是不堪设想的。”(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在今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主要渠道应首推资本市场。要有效开拓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资金来源,企业必须向外部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早期制造业计算成本通常是基于评价因消耗资源所能得到的收益机会,以及控制产生较高报酬的内部程序和作业两个目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成本会计学的产生。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认为,“成本会计并不是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产品消耗资源的情况,而是为财务报告目的对存货进行计量。”(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这意味着,为了通过财务报告向外特别是向资本市场披露会计信息,成本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除了资本市场动机以外,会计准则、税法等管制性条款也为企业财务报告提供了必要的规范。事实上,许多成本方法特别是存货计价法,提供了资产负债表上存货价值和收益表上制造费用的关键数据。回到企业的功能来看,成本披露显然为企业筹资行为提供了一种资本市场通道。

二、会计学成本的属性

通常,会计学家将成本理解为: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牺牲,可通过为之所失去的或放弃的资源来计量。但成本倒底意味着什么,还取决于它所处的背景。正如罗纳德。W.希尔顿所指出的:“为了某一目的而以特定方法分类和记录的成本数据,可能并不适合于另一种用途……其关键点在于不同的成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不同的目的”(Ronald W.Hilton,2002)。

在会计学中,通常将成本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为了理解这些种类繁多的成本类别,更为了在会计实务中利用不同的成本类别进行管理控制、预测与决策、信息披露,我们必须追溯一个基本:为什么要对成本进行分类?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解释,但查尔斯。T.霍恩格伦的简短描述是值得借鉴的。他认为,成本目标是将成本分成不同类别的真正原因。为了指导做出决策,经理需要不同用途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某些事物或活动的成本,“我们把(这一事务或)这项活动称为成本目标,并把它解释为需要对成本进行单独测定的任何活动”(Charles T.Horngren,1982)正是因为管理中成本目标存在多样性,决定了需要通过不同的成本属性去刻划不同目标的成本数据,以符合相应目标的性质。

一种重要的成本分类就是根据成本变化同组织的作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背后的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称为成本动因。这种分类通常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当成本动因变化时,固定成本总额保持不变,而变动成本则会随成本动因的变化成正比例变化。这种成本属性是建立在几个重要假设基础上的:

假设1:成本的变动或固定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成本而言的。这意味着成本的变动性是某一具体的成本目标的变动性,而不是若干成本目的综合描述。

假设2:成本的讨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这意味着超过一个特定时间段,由于契约或者其它因素,从最初的时间基点来看,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可能会演变为变动成本。

假设3:总成本是线性的。这意味着从成本—动因坐标图看,与成本动因相关的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是条不间断的直线。

假设4:只有一个成本动因。这意味着其它一些可能的成本动因对总成本的是持续的,或者说是不重要的。

假设5:成本动因在一个相关范围内变动。相关范围指使成本与成本动因的特定关系有效的成本动因的变动范围。

这种分类无论在学上还是在学上都十分普遍,其意义可能在于:在决策层面上为成本的估算提供一种相对准确的模式。

另一类十分重要的成本属性是,通过成本追溯与成本分配来区别成本是与特定的成本对象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通过把成本分配到发生成本的部门或工作中心,使成本管理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一属性下,通常把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能够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门的成本称为直接成本,而不能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门的成本称为间接成本。但是,在实务中严格区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有时是困难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素1:成本的重要性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成本数据的处理本身是有代价的。因此,某一成本数量越大,把成本追溯到某个特定成本对象就越具有经济可行性。

因素2:信息采集技术的可行性。信息采集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的可能会改变成本在实务中的归属,就象条形码的应用一样,使以前只能当作间接成本的项目可以按直接成本来核算。

因素3:生产作业的设计。生产作业设计很有可能将某些设施专门用于特定产品,其所发生的成本归为直接成本。

因素4:合约安排。实际上,某些合约限制了给定部件的使用范围,这对该部件成本确定为直接成本提供了依据。

这种分类主要出现在会计学上,其主要意义可能在于:为企业管理行为特别是责任会计提供一个数量化依据。当然,如果将企业的委托关系延伸到工人一级,基于这种分类的成本,实际上也为企业契约履行提供了重要的评判基础。

三、经济学对会计学成本的突破

会计学成本主要从财务报告的目的来成本,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可计量的角度,通过一种资源交换或转换时发生的资金历史支出对成本进行确认与计量,以此为基础形成财务报告中的相关信息,会计师也很少或几乎不会将那些计量困难的未来成本纳入报告范畴。即使是出于非财务报告的决策或管理需求,真正引起会计师们关注的不确定性成本也并不多。

经济学家对成本的注意力常常不同于会计学家或会计师,他们主要从决策目的来研究成本,其目标就是确定与各种不同行动方案相联系的资源的现在和未来成本。“对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成本是随产量变化的那一部份。但是在会计的账簿中却将期间性的固定成本分配于产品,使得企业难以决定哪种产品盈利大而继续生产。”(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当会计师们的产品成本数据没有管理意义时,经济学家便不会为这些数据所感动。

经济学家的成本定义要比会计学家广泛得多,“企业账户仅包含有实际货币注入的交易。相反,经济学家则常常试图‘揭开货币的面纱’,隐藏在货币交易后面的实际结果和衡量一项活动的真实资源耗费。”(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因此,经济学成本,除包括了会计学成本外,还包括一些在会计学上没有反映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成本。特别是下列成本属性集中体现了经济学对会计学成本的突破:

1.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被定义为选择一种行为而放弃另一种行为所需牺牲的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1美元的机会成本,应当被当做1美元付现成本来对待。(Ronald W.Hilton,2002)机会成本无论是在商业决策,还是在个人决策上都是广泛存在的,但行为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人都容易忽视或者低估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2.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过去发生的成本。经济学的结论是:沉没成本并不影响将来的成本,也不为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所改变,因而与成本决策无关。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让沉没成本影响未来决策是不正确的,但人们却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产业经济学中,企业对预期沉没成本的分析,对企业是否进入或退出某一产业领域,具有直接的决策作用。

3.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是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另外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是差异成本(差异成本是成本在两种可选择行为下的差异,也称为增量成本)的一个特例。这一成本概念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企业决策中的最小成本法则和替代法则。

成本的创新与经济学的是辩证的,成本理论的创新丰富了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成本理论的创新。成本理论不仅在会计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历史地看,在经济学中,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理论的延伸和企业理论的基础。”(林万祥,2001)因此,成本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分析视角。同样,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成本理论的创新。这包括约翰。D.布莱克(John D.Black)对生产成本理论的最初贡献;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Arrow)对信息成本理论的贡献;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对信息成本、生产成本、产业组织成本、管制成本的发展与贡献;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 H.Miller)对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理论的贡献;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对犯罪与惩罚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理论的贡献;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贡献;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对制度变迁成本理论的贡献;以及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对企业成本理论的贡献。

篇6

研究通货膨胀的文献加起来不下数万篇。正像医治癌症的药方越多,越说明癌症之难治,这么多的通胀研究正好说明了至今对它仍有许多难解之谜。就拿我国的情况来看,至今没有出现过对通胀全面论述利弊而且言之有据的研究报告。大多数的文章接受了西方研究通胀的一些结论,如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变型的菲律浦斯曲线,或用货币流量公式来讨论M.P.V.Q之间的关系。但据我看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讨论的通胀规律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照搬到中国来用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而我国则大体上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一区别使得整个宏观经济的所谓规律,在中国成了例外。

整个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中国的规律往往和一般所认可的不同。例如在市场经济中供不应求时供应商会抬高价格。但在中国,国家垄断的供应部门往往拒绝涨价。因为涨价所得的利益是国家的,个人没有好处。而人为地保持低价,可使垄断者控制因供不应求而人为形成的稀缺物资,这种对稀缺物资的控制权很容易变成个人的好处。微观领域尚且如此,宏观领域则更其有许多公认的“规律”在中国完全不能反映出来。何况即使在西方,对通货膨胀的微观机理的研究也还比较薄弱,用发钞票增加需求如何引起物价变化的具体过程仍有许多因素被忽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但要吃透西方货币理论已有的结论,尤其要从货币理论的最基本原理引导出在中国这种特殊经济结构中的货币现象和规律,并且用它来指导我国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表的意见也非常之多。但绝大多数的意见只是一种个人主张,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大约有半数的意见用“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有人专门作了居民对通胀承受力的社会调查。提出“可接受的通胀”意味着通货膨胀率越高越好,只是因为居民接受不了,所以不得不有所限制。依我看来,这种见解是很难成立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优化的学问。它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配置各种资源,使社会创造的财富为极大。

研究通货膨胀也应该用这样的提法,即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这种影响与社会所能创造的财富有什么关系。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的根本目的是寻求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它能导致最大的社会产出。经济学家不研究通货膨胀如何改变了收入分配,除非它影响到社会的总产出;经济学家也不研究居民对通胀的承受能力,不研究通胀对社会道德水准的影响(高通胀不利于提高道德水平),除非收入分配和道德水准会影响社会总产出。事实上这些因素确实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总产出,所以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它们,但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社会的总产出,而不是别的。我们也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机理,研究货币发行对价格的传导过程,研究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的治理政策,但所有这些研究的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即它们如何影响资源配置,进而改变社会总产出。只有明确目标,我们在研究中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上个世纪,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中性的。通货膨胀会被利率的同比例上升所抵消。名义工资虽然上升了,但购买力并不增加;名义成本上升了,但它被货币贬值所抵消,实际成本依旧不变。如此等等。所以通货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不会改变经济的运作。这种理论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完整的统计来证实或否定。因为那时货币还是贵金属的天下,纸币还不普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信息传递速度低,它的作用也比较有限,社会分工还不发达,交易不像今天那样深入到一切经济领域。特别是计量经济学还没有出现,用经验来验证理论的方法还不成熟。但到了二战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时代,货币的非中性特性越来越清楚。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例外地都同意货币的非中性,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确实会影响社会的总产出。但如何影响却又各有各的说道。既有认为通胀促进产出的,也有认为通胀有碍于产出的。近20年来许多计量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经验统计来说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了几十个国家在30年到50年内的大量统计数据,可是结果仍是矛盾百出。既有得出正相关结论的,也有得出负相关结论的。总之,通货膨胀至今仍有许多谜团远远没有得到澄清。

定量地回答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多少显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从方法论而言,经济学解决最优化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令边际损失等于边际收益。附合这个条件的纯收益为极大。均衡价格是最优价格的结论就基于这一原理,因为需求线实质上是该商品提供给全社会的边际收益线,而供应线则是全社会为生产此商品而支付的边际成本线。两条线相交的均衡点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它能引导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通货膨胀的研究来说,我们首先要弄清它的收益是什么,它的成本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变化的。这才谈得上探讨最优通货膨胀率。

有几位经济学家坚持货币就是生产力的观点,所以多发货币就可以多生产。粗略看来这种见解十分离奇。发钞票决不等于创造财富,怎么能说多发货币能导致多生产呢?但仔细想来,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我国有大量的待业劳动力,有广大的自然资源没有开发。货币以资本形式出现时,就能结合劳动和资源生产出财富来。试设想一下,如果你手中集中了一亿元资金,你又是一个谨慎负责的人,不会将它挥霍掉,你一定会将这笔资本投入到最能创造利润的项目中去,几年之后非但可以付息还本,而且还有盈利。项目所创造的增加值(工资、利息、利润)都是新创的GNP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货币能创造财富的依据。它与这笔货币是居民储蓄还是新发行的钞票或新增的贷款无关。在前一情况下不会发生物价水平上升,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认为会导致通货膨胀。

将货币看成资本,因而能创造财富,实质上是假定了新增货币供应是补充了最紧缺的资本需求。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印了一批钞票在马路上散发,这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在并未增加总供给的条件下增加了总需求,但不会形成任何生产力。可见同样是增加货币供应,后果是不同的,它取决于这新增的货币是如何投入到市场上去的。

在一个已经充分就业的经济内,增加货币供应一般不会形成生产能力,因为只增加资本(货币)而没有劳动的配合不能单纯从货币创造出财富来。可见增加货币供应促进GNP的增加是有条件的。非但失业是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其它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都会阻碍新增的货币供应形成生产力。下面我们逐项讨论这些条件。

企业家从银行得到贷款之后,将贷款用于兴建厂房,购置机器设备。他们统称为资本品。如果这些资本品的市场是供过于求,换句话说,资本品只是因为没有需求所以没有更多地被生产出来,现在有了需求,新的厂房机器就可以兴建。相反,如果资本品的市场原来就是供不应求或供求均衡,新增的资金再用来采购资本品,则从总体上看不可能有新增的厂家机器被兴建,唯一的结果是资本品价格的上升。所以观察资本品的价格变化,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玻璃、电力、土地,可以察知当前投资资金相对于资本品的供应而言是过大还是不足。

但是一个经济之内的各种商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购置一台机器时,在机器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要用到各种原料和辅料,它们当中任一品种的供不应求都会使机器的生产发生困难。这样看来,简单地从资本品的供需形势未必能最终判断新的货币供应能否形成生产能力,而要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是否均衡来判断。仅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增加货币供应才可能增进GNP。这就回到了凯恩斯的理论,即在萧条来临时应该增加货币供应。3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大萧条之所以肆虐将近10年之久,就因为执行了倒行逆施的货币政策,在萧条时非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减少了货币供应,在3年之内物价水平下降了20%。当时凯恩斯的理论还没有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伟大价值。假如当初已经有了凯恩斯理论,萧条造成的损失大体上就可以避免。有人估计10年萧条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亚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投入的人力物力。

然而凯恩斯的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它没有讨论增加货币供给的微观效果,事实上各种商品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钢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水泥。只要二者的比价改变,替代过程就会限着发生。即使是已经供不应求的商品,如果价格上升,就会发生需求结构的改变,通过替代的办法用那些供过于求的商品来节约那些供不应求的商品,所以哪怕生产已经不可能增加,增加货币供应,引起供不应求商品的价格上升并启动通过替代的节约,仍旧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但这一条通道仅当市场不均衡,既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又有供过于求的商品时才有可能行得通。西方市场经济与我国转型经济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不存在长时期的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他们的经济比较接近一般均衡状态,资源利用的效率普遍较高,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难于形成新的生产力,除非当前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国转型中的经济市场机制远不够健全,有一些商品长期供不应求,另一些商品库存积压严重。如果有一个灵活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那么用多余的商品替代短期的商品在边际上有可能发生。

上面讨论了货币成为资本必须有可供应的资本品。从决策过程看,货币成为资本并形成生产力还需一个重要条件,即新增的货币供应确实能流到能创造财富的项目中去,而不是用去作社会福利或官员的挥霍。事实上新增的货币供应既有可能流去作基本建设的投资,也可能用于弥补政府赤字或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再说,即使货币用作了投资,那个项目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还是真能创造效益的项目,还很难说。我国的投资决策体系存在相当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投资的效益普遍较差。而能够高效创造财富的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要提高投资效率决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曾为此努力了十几年,效果并不显著。这里牵涉到整个资金市场的建设问题。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是否真能增加生产能力是非常没有把握的。

主张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提出来,尽管有这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货币供应或多或少总归有利于生产能力的扩大。的确,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负面作用,它就成为值得欢迎的事,甚至通胀越高越好,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通货膨胀有些什么负面后果?一般人往往只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讨论。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税,它对一切手里有货币,银行有存款,和将来有货币收入的人征了一笔税。而且这种税不很公平,它不是按财产的多少来征,而只按持有货币的多少来征。真正富有的人未必持有大量货币。他们的资产多半是股票,房地产以及各种实物。所以通货膨胀改变了财富存量的分配,也改变了收入分配。一般来说,通胀最不利于拿固定工资的公教人员,因而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他们的生产效率。而公教人员在维持政府正常工作中以及学校教育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二者定量的关系究意如何却很难被察知,更谈不上去研究通货膨胀如何降低工作积极性而使GNP减少的定量关系。这也说明何以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定量研究非常困难。

乍一看来,在通货膨胀下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并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改变。因为通胀是货币购买力的全面贬值,它并不会对某一商品特别照顾或特别亏待。但事实上通胀本身会引起物价的相对变化。因为通胀时人们害怕持币受损,尽量购置那些能长期保值的商品,并拒绝那些不能长期保存,必须经常变卖成为纸币的商品。结果前一类商品的相对价格将因需求上升而上升,后一类商品的相对价格则降低。举例说,高通胀时常常引起抢购黄金和房地产,因为它们不会因通胀而贬值,从而引起金价和房价上升。然而这种价格上升并非因生产的中间需求或生活的最终需求所引起,它会引导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配置是因投机需求而引起,一旦通胀恢复正常,价格就将回落,资源又将回流。这种流动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它引起的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交易费用成为社会的净损失。

通胀有害于生产的又一个原因是它使价格信号模糊。和完全没有通胀相比较,通胀背景下引起对价格前景的猜测,使各种经济决策因之而变样。由于各人对价格前景的估计不同,各人又知道别人也在作他自己的价格猜测,因而会感到经济前景多了一层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通货膨胀也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例如托宾等人曾提出通胀会减少人的货币储蓄,增加投资,从而有利于资本的形成。但他的理论却不能从经验中证实。不难证明通胀引起的变化使人们的决策偏离原先没有通胀下的最优决策,因此从消费和储蓄方面来看,偏离最优决策会使人们遭受福利损失。

通货膨胀会使持币人蒙受购买力实质性的损失。那么通货收缩物价水平普遍下降岂非可使一切持币人受益。确实如此。可是要记住一条经济学原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财富都要付出辛劳才能创造出来。如果口袋里装钞票的人无中生有地增加了财富,那么必然有一些人创造了财富而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可见通贷收缩会打击生产者,不利于促进生产。美国在大萧条时三年内物价水平下降了20%,这对恢复生产是极为不利的。这种货币政策大大延迟了复苏的进程。从这一点看,通货收缩是不利于财富创造的。然而执行一个货币政策要精确到通货膨胀等于零是非常困难的。既然负通胀不利于生产,那么货币政策必定是宁右勿左,即宁可有一小点通胀也比负通胀更好一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常常将通货膨胀率瞄准1%到1.5%,而不是零通胀。

篇7

【关键词】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优化;策略;运营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农民工子弟难以在大城市的公办学校上学。如何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 ?此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在解决了这一社会问题的同时,这类学校的“先天不足”显现了出来,随着近年来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不断倒闭和拆除,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整体运营不善、资金来源不稳定、办学质量不佳等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项目组成员长期参加此类学校支教工作,对这类学校的运营了解深入。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预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链运转不善和内部运营不当,项目组希望能够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运营效率优化策略”研究,来实现农民工子弟学校从“优化资金链到内部运营模式完善”的良好发展。

一、现状分析

我们重点选取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按照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调研方法,对其进行升学率、财务状况、社会美誉度、教学规范化、教师待遇五个指标的考察,然后运用数据分析法测度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这五方面的水平,发现学校存在的短板及具体原因,探究原因背后学校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的研究从资金链运营的视角出发 ,通过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其办学质量。为后期农民工子弟学校内部管理优化角度提供依据。

1.个案实录

(1)北京市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是经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重点校,北京市职业教育示范校,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77亩,建筑面积80000平方米。学校现有综合教学楼3栋,教师办公楼2栋,食堂2栋,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宿舍楼及公寓。建有1000个座位的科技报告厅,图书馆藏书38.4万册,其中纸质图书6.9万册,电子图书31.5万册,报刊25种,杂志87种。建有4162平方米的体育馆(篮球馆2000平方米、游泳馆2162平方米)、8条400米塑胶跑道运动场和7个篮球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全校师生的教育教学、实习实训、文化生活、体育锻炼的需求,同时也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学校设有机电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园林(花艺设计与装饰)、动漫设计与制作、航空服务(空港地勤)、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商务等专业。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单位、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首都平安示范校园、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北京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奥林匹克教育学校体育后备培养基地检查评估一等奖、全国中运会女足总决赛亚军等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学校先后完成企业岗前基础知识和岗前技术培训、“技能+基础”成人学历教育上万人,成为大兴区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基地和大兴区职业技能定点培训机构。

(2)固安县第三中学

固安县第三中学是适应普及高中教育,优化固安招商引资环境,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由固安九鼎建筑工程公司投资建设的一座现代化完全中学。

学校位于固安县城新源东街路南,占地面积200亩,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筑总面积7.3万平方米,包括高标准的教学楼,功能完备的行政办公楼、现代化的综合实验楼、2万平米的学生公寓楼及标准的体育场馆。

办学模式:学校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办学,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初中部、高中部、12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5000人。

通过查阅资料,此中学合作的院校中大部分是职校,几乎是通过职业培训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成长成为技术型人才,同时招收的学生主要为贫困生,并且有国家或者企业的补助来解决贫困生的财政问题 。此中学合作的普通高中也在普高中排名不太靠前,师资相对薄弱。总的来说,此中学合作的院校对贫困生均有优惠政策但是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3)国华纪念中学

国华纪念中学创办于2002年9月,是碧桂园控股集团公司创始人杨国强先生捐资依法兴办的全国第一所纯慈善、全免费、全寄宿民办高级中学 。面向全国招收家庭生活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素质超群的初中毕业生,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国家建设的精英,肩负起振兴民族的重任,志在民族腾飞。

学生从报考国华纪念中学开始,直至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学习、生活、交通等一切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每人的培养费用超过20万元。学校现有12个教学班,在校高中生500多人,并有1011名学子已从我校毕业。学校每年计划招收200名优秀贫困学子,学校每年各项日常开支接近4000万元。

学校师资质量、教学、生活设施及管理水平均居全国领先地位,为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2.情况分析

随着近年来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不断倒闭和拆除,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整体运营不善、资金来源不稳定、办学质量不佳等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根据“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原理” ,将资金链的运营拆分成办学设施的配置和办学管理的效率。

首先我们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进行考察,主要包括教学类设施和生活类设施:对教学类设施中学校的教学楼、计算机配置、体育设施等进行调研;对生活类设施中学校的校舍、食堂等进行调研。同时对校园整洁度、校园绿化进行实地考察。做了“资本的投入和经营的报酬”方面的调研,根据“供需平衡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 加以剖析,我们得出结论。相对于一般的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政府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使得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规模小、质量差,办学情况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

(1)农民公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在教师人力资本的增量和存量上不均衡。从数量结构上看,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数量严重缺乏,师生比例失调,因此一些学校只能招聘专业不对口的老师,导致教育结构失调。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数运营不如公立学校,教师薪酬普遍较低,使得学校无法吸收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导致学校产出率低,筹资能力弱,因此恶性循环,与公办学校的差异越来越大。

(2)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配置相对公办学校差距较大。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因资金缺乏,租用旧厂房、仓库作为教学地点,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将校址定在嘈杂的市场或者马路周边,使得学生无法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

其次,我们对学校的校务管理制度进行考察,根据“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 前期我们需要收集分析学校制度手册,主要包括教师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的整理,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针对不同制度下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

(1)我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绩效评价体系综合考察。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和绩效评级方法,避免了由于主观评价而产生的误差,并且经其处理的数据结果能够反映出各学校的优劣之处,有利于保持并发展强势学校的优势,找出弱势学校的劣势加以克服,挖掘具有成长潜力的学校并为之提供机会与支持。

(2)按照我们调研获得的数据,可以将绩效评价的投入指标分为人力投入、财力投入、物力投入。人力投入主要是指各学校的专职教师和行政辅助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财力投入主要指用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可变成本的支出,具体包括支付给学校教职工的工资和用于教职工的培训、学术交流方面的经费;物力投入主要包括学校现有的办学设施和教学设备,具体包括教学楼、教师设施、教学设备、教学资源(图书资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项目组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预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链运转不善和内部运营不当,项目组希望能够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运营效率优化策略”研究,来实现农民工子弟学校从“优化资金链到内部运营模式完善”的良好发展。

二、优化策略

根据“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原理”,我们将资金链的运营拆分成了资金来源和以资金运用为链条的学校内部优化。我们希望帮助农民工子弟学校合理有效的利用资金,改善办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师薪酬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学校升学率,增强学校美誉度。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说过:“人类坚持要某种理性的秩序,以帮助他理解所处的世界” ,我们初步确立的具体实施方案有: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负债增加流动资金;实施规范化教学,建立监督机制;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质量改革;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提高教师的薪酬水平。通过对资金来源方与农民工子弟学校内部管理的双向优化,增强两者需求方面的匹配度,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1.优化策略一――优化资金链

(1)资金链优化之一:多元投资

本次社会实践项目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金链运作为研究主线,“使用资源的经济成本” ,通过资金链的优化提高筹资吸引力,从而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团队首先研究资金来源方投资动机,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对捐赠方进行了邮件、电话、面谈等方式进行采访,发现不同类型的捐赠者在做出捐赠决策时,关注的重点有着较大差异:

①社会个人

以个人名义捐赠的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另一类是与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社会人士。 他们的捐赠理由十分简单――被孩子们渴望学习的热情所打动,希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只要他们了解到有这样一所学校的存在,他们就会力所能及地伸出援助之手。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本身就在学校,对孩子们的情况最了解,感触也应最深刻,他们进行捐赠相对便捷。但是对于那些和学校没有关系的社会人士,他们就需要媒介的传播,才能知道在某一个地方,一群求知若渴的孩子正等着他们的支援。

②社会团体

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其对应的受赠方较多,由于可捐赠资源有限,他们必须从所有受赠方中挑选几个进行捐赠,影响他们捐赠决策的便是学校的一系列办学指标 。例如在2009年pgy中学被评为壹基金的典范工程,由此可以获得100万元的资助金。壹基金在评选典范工程时,就非常关注学校的组织治理、营运能力、财务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力四大指标。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团体比公司的捐赠量多很多,这与两种组织的性质差异有较大关系。团体以公益为目的,属于公益性组织;但是企业公司都是盈利性组织,他们多数在捐赠过程中会考虑捐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比,一般来说,捐赠行为的收益就是企业在捐赠活动之后所获得的社会荣誉的提升程度以及社会荣誉的提升带来的企业业绩的增长程度。因此作为学校本身来说,要想吸引企业捐赠,就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捐赠动机;学校可以在网站上公布捐赠企业名字,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捐赠企业的义举,另一方面,学校也应当加强自我的管理,提高学校质量,增加学校在社会大众中的知名度,从而使得更多企业愿意捐赠学校以此获得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制造双赢的局面。

(2)资金链优化之二:筹集利用

通过研究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管理现状,从升学率、财务状况、社会美誉度、教学规范化、教师待遇等指标出发,探求农民工子弟学校该如何有效利用资金、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吸引外部资金。我们得出结论:

①资金筹集

a.相比个人和公司,国内团体是学校的最大捐赠方;相比国外,国内捐赠占主体。

b.学校受赠资金来源多样,受赠资金的数额逐年递增。

c.各捐赠方做出捐赠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不同,但是学校的宣传推广对于捐赠行为有着极大影响。

②运营管理

a.整体处于亏损状态,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b.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在校园管理、安全管理方面欠佳。

c.学校的师资队伍力量还较为薄弱,缺少技术性人才。

③办学效率

a.学校的办学质量逐年提升,毕业的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学生毕业流向也逐年好转。

b.学校的办学质量总体上得到家长的认可,但是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兴办在解决我国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促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加快城镇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针对当地学校的不同发展程度,给予相适应的扶助力度 。同时政府也应当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规范约束学校的行为,督促学校合理分配利用资源,较少资金链上的浪费。

当然,要“促进资本的有机构成” ,需要筹集许多个人甚至一些团体的资金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学校应当利用各种途径让大众能够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现状,从而获得更多的人的捐助和支持。可行的宣传方式包括建设学校网站,组织专人进行管理,及时校园里的新闻,设置专门的捐赠者问答区域,及时披露每年的审计报告等;出版一本学校的刊物,向社会大众呈现学校的办学效果,加大学校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3)资金链优化之三:办学监控

在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这与他们的资金利用方式以及后续的监管力度不高有关。近年来一些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缺少办学许可证校舍被拆除等新闻让社会大众对于农民给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效果产生了质疑,要求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增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监控的声音越来越强。

2.优化策略二――完善内部运营

(1)加大对资金用途的信息披露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学校每年的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于捐赠。由于固定捐赠项目较少,每年的捐赠额都有较大差异。学校每年的开支都受到当年可筹集的捐款数额的限制,而且可筹集捐款数额与时间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学校财务预算难以实行下去,很多计划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被搁浅。

因此,为了维持长久稳定的赠与关系,学校自身需要定期地向捐赠者们提供资金使用状况的信息,给予捐赠者们充分地信息反馈,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捐款到底流向何处,坚持让“任何一种用途比其他用途更为有利”原则 。让捐赠者们能够独立判断自己的捐款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树立捐赠者对于学校办学质量的信心,是学校每年能够获得稳定的捐赠收入。

(2)加深与公立学校合作互助关系

现在很多国家级或地市级的示范学校都有对口支援的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和示范学校建立这样的关系,邀请这些示范学校的老师到本校进行短时间的教学指导,或者派本校的老师到示范学校见习,借鉴别人的管理长处。

除了教师互派以外,学校还可以定期派出一些学生到示范学校进行短期学习,城市孩子的良好学习条件对农民工子弟特别是那些学习动力还不够强的孩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3)加强对学校资金利用效率监督

尽管有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已经实现了年报的对外披露,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就其资金的运用途径进行详细说明。而且我们认为仅靠审计报告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作用。所以我们要设置专门的监事部门,监督学校的资金利用并提出相关建议,提高学校的资金利用效率。

学校应当成立专门的监事会,由学生家长代表和捐赠方代表组成,监事会成员尽量保证与学校的独立性,他们有权向学校提出查看资金动向的资料和参与未来资金安排的讨论,学校应当充分听取他们对于资金利用的想法 ,在保证学校学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性地采纳他们的建议。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国家兴旺的标记。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接班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需要储备完备的知识,农民工子女也不例外。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优化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的运营,将有效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保障农民工子女对基本公共教育资源的平等享受权。今天我们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运营效率优化策略”研究,来实现农民工子弟学校从“优化资金链到内部运营模式完善”的良好发展。我们希望以此可以实现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的均匀发展,从而推动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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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房屋租赁价格简称为房租,指零星出卖房屋使用权时的价格。通常认为,房租的构成因素是由房屋折旧费、房屋经营管理成本及相应的嬴利和地租构成。也就是说,房租由房屋的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利息、税金、保险费、利润、地租等八项构成,并以此为依据形成补贴租金、成本租金、优惠租金、完全租金。而这类租金的确立只是从房屋出租者的角度,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所确立的定性的理论价格,而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品种,一旦为投资者所拥有,将会产生一些与一般生产型企业不同的决策策略:首先,在生产型企业中,作为一个理性的企业决策人,当产品销售价p小于生产的平均可变成本AVC时,厂商无论如何应该停产,并且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厂商还会退出该行业;对于房屋租赁者,当其将拥有房产作为一项投资时,即使在房屋租赁市场特别低迷的时期,租赁价格极低,房屋租赁者还是倾向于出租的。这是由于房屋投资的后续资金投入量少而耐磨性强,折旧期限长,甚至是由于房屋处在不同发展区(迅速发展区、较快发展区、潜在发展区、缓慢发展区),存在自身增值可能性,等等。当然,作为理性的房屋出租者,如果租金收入与租赁可变成本(由管理费用、维修费用、税金)之差大于房屋闲置时的维修费用,房屋所有者则愿意出租;否则,房屋出租者宁愿将房闲置或者自用。即使这种局面长期存在,房地产投资者也不会退出这一行业,因为退出意味着亏损更大,投资者将会等待房地产升值的时机;其次,作为一个理性的房地产投资者,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始终的目标,对房屋租赁的理想最低价格是将与房屋投资等额的现金投资于其他行业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即投资于其他行业的机会成本。如果房地产投资者具备以上两点,我们称其为理性的。房屋的出租者必须是理性的,便是房屋的租赁市场价格确立模型的第一个理论假设前提。

房屋租赁市场中,供求理论是其核心理论,房屋的租赁价格是市场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的均衡价格。在研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时,我们对其流动性(区域市场之间的转移)是没有加以限制的,是极其自由的,然而在房屋租赁市场上,某一区域或地段的房屋供给在短期内(至少一年)是难以改变的。这是由房屋的投资成本偏大、建设周期过长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的。因此房屋租赁短期市场的供需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需求的变化进行调节而不是通过供给变化达到均衡的(见图1),也就是说,在某一目标区域市场,供需均衡是通过需求者退出或加入这一区域市场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供给者短期内增加或减少供给量达到的。同时作为房屋租赁的需求者,追求租金的最小化是其目标,而且房屋承租者将房屋承租后,实际上是用于再生产,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而不是纯粹用于消费。区域租赁市场的短期均衡是通过需求者数量增减进行调节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是需求者的目标,这便是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确立模型的第二个理论假设前提。

附图

图1  房地产租赁市场需求量变动示意图

  二、原问题的提出

在房屋租赁决策过程中,出租者希望获取尽可能多的租金。但是由于受其资源总量的限制,总租金收益是有限的,因此,此时租金最大化实际上是在有限资源下的最大收益。在第一个假设前提中,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出租人,他希望获得将其与房屋资产等额的现金投资于其他行业的尽可能高的收益。基于此,笔者假设房屋租赁者还存在投资于其他行业的机会,投资者可根据各行业风险进行投资组合,最终的收益额就是房屋投资者选择投资房屋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则投资者投资于其他行业的最大收益在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即可算出。所以,笔者在此将房地产成本总量进行分解,假设投资于不同的行业,则不同的成本构成比例构成了不同的行业结构,并有不同的利润额与之相对应,而且每一项资源的分解,还受资源总量的限制,如表1所示。

  表1  房地产成本总量分解  

  

行业Ⅰ   行业Ⅱ   行业Ⅲ   行业Ⅳ   ……   行业N

资源总额

土地   a[,11]   a[,12]   a[,13]   a[,14]   ……   a[,1n]

b[,1]

资本   a[,21]   a[,22]   a[,23]   a[,24]   ……   a[,2n]

b[,2]

劳动   a[,31]   a[,32]   a[,33]   a[,34]   ……   a[,3n]

b[,3]

单位   c[,1]

c[,2]

c[,3]

c[,4]

……   c[,n]

利润额

注:c[,j]—单位产品利润;a[,ij]—单位产品资源需求量的等额现金流。

由此可知,作为房地产的出租人,他追求收益最大化,则原问题的目标函数为

附图

  三、对偶问题的提出

现在从另一角度考察房地产出租者的收益。房地产出租者目前是想把房地产出租出去,只考虑出租时的收益,则希望有不低于同等成本构成投资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收益,也就是说,投资者应获得不少于机会成本的最低收益,而且从承租人的角度来看,在供方决定市场价格的格局中,当然希望支付越少越好,所以,房地产出租者只能在满足大于所投资行业的平均利润的条件下,使其总收入尽可能地小,出租人才愿意。为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目标函数为

附图

以上构成了原问题的对偶问题。当minW=maxZ时,则原问题最优可行解所求出的最优可行解与房屋建筑面积相除,即可求得房屋的出租价格。  

  原问题与对偶问题最优可行解

房屋单位面积出租价格=────────────────

  房屋的建筑面积

  四、使用该模型需注意的问题

该模型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应用该模型时,为增加其可参考性和准确性,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短期的限制。由于房地产业建设周期长,从而使得目标区域租赁市场的租赁价格基本上由供给方决定,这是此模型产生的基础。因此,在长期内,必须对该模型中的系数作一定的调整,才能予以使用。

第二,目标区域市场的选择。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地价,在折算为现金流时需区别对待。这项工作最好交给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去完成,但是这会增加房屋出租的附加成本。

第三,数据资料的来源。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和专门的部门去完成各行各业的资本构成结构比例和行业平均利润的调查和,这就需要决策者长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并结合个人的经验予以决策。

第四,参照行业的选择。在选择参照行业时,不应选择一些与该行业相差太大的行业,如电子信息、生物产业作为参照系,应选择一些与企业行业特性相近的传统企业作为参照系,如建筑业、电梯行业、建材行业等,这主要是基于房地产租赁者应获取这一行业的其他参与者一样的利润而考虑的。同时在将成本进行分解时,所分解行业不是无限的,最好不要超过16个行业范围(这主要是参照投资风险组合的最优策略而定的),因为行业范围大小,无参考价值,行业范围太大,则易导致误差偏大。

第五,模型的使用对象。该数学模型的使用者最好是大宗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者。也就是说,投资的资本额大的项目适合于使用该模型,投资额太小的项目缺乏使用的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讲,该模型具有简单实用的特性,并且一改过去理论价格只考虑定价方利益,而不考虑定价方实际条件限制的缺点,不仅可以定性地而且可以定量地进行房屋租赁价格的确定,并且当原问题和对偶问题的同时存在,使其模型的求解变得更为容易。

收稿日期:2001-09-11

【参考文献】

1  教材编写组.运筹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  朱善利.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篇9

高校办学收益可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高校办学的直接收益主要是指高校通过有效利用稀缺的教育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培养学生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以及学校通过有效经营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间接收益则主要指高校因培养学生所带来的社会声誉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所指的办学收益主要是指高校办学的直接收益。

一、边际的含义及规律

边际是指某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单位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微观经济学把边际看作企业中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的投资(产量)所增加或减少的收入或成本,包括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边际成本(MC)表示增添1单位产出的额外的或增加的成本,它是总成本增量(TC)与产量增量(Q)的比值,即MC=TC/Q,是总成本变动影响总产量变动的变化率。当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递减;当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递增;当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最小。从这个角度看,企业适度规模应当就是平均成本最低时的产量水平,这对有效确定企业规模非常有帮助。

边际收益(MR)表示增添1单位产出的额外的或增加的收益,它是总收益增量(TR)与产量增量(Q)的比值,即MR=TR/Q。边际收益存在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把等量的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某一特定值时,增加可变生产要素的投量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经济学家往往把企业实现经济效率,即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概括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也就是说,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企业就要增加产量,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企业就要减少产量,否则就会出现亏损。只有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才既不增加产量,又不减少产量,从而实现利润内最大化。

二、高校财务管理决策的边际分析

高校财务管理决策主要包括办学经费筹集与投资决策,二者是高校取得有效经营的基础。

(一)高校办学经费筹集的边际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筹集办学资金可以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实现。高校经营者需要选择合理的筹集资金渠道和方式来降低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不同的渠道筹集的资金所付出的资金成本不同,收益也就不同。因而资金成本的大小是高校筹集资金必须考虑的前提条件。边际资金成本是指高校新增加一元资金所需负担的成本。它是高校比较选择追加筹集资金方案的重要标准。高校不同于企业,不能以实现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更不能不顾学校自身情况茫然扩大学校数量和学校规模,同时高校投资的追加资金也不可能以某一固定的资金成本来筹集到无限量的资金,随着筹资额的增加,资金成本呈阶梯式上升。

如图1所示,在某一资金成本下,高校可筹资额会产生一个筹资突破点,即在一定资金成本情况下,高校可以筹集资金的最高限额。在筹集突破点范围内,增加筹资额,资金成本是相对不变的,即边际资金成本保持一定范围之内,如果筹资额超过筹资突破点,资金成本就会上升。由此可见,在高校的筹集资金过程中,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寻求并最终确定不引起资金成本上升的筹集资金规模,以保持学校所承担的资金成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为学校在经营决策的筹集资金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财政性办学经费筹集的边际分析

财政性办学资金是高校资金筹集的主要渠道。1985年至今,我国财政性办学资金由两部分在组成,一是“综合定额”,通过政策参数(在校生数)乘以生均拨款额得出,区别各类层次高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有所不同;二是“专项补助”,主要是考虑学校的特殊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比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中央拨款。在这种体制下,普通高校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拨款额,往往通过增加在校生人数,即扩招的方式实现。从高校生存的角度讲,这种筹资方式无可厚非;但若是从高校经营的角度来看的话,学校扩招必然带来学校办学成本的提高,当扩招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于因扩招带来的边际资金成本时,如学生培养质量下降、学校社会声誉降低等等,高校就应当停止扩招或降低招生人数,以达到边际收益与边际资金成本的平衡。

2.家庭提供办学经费的边际分析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高校经费来源中,财政性经费与个人学杂费之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家庭为高校办学提供的经费即学生上学所交纳的学费、杂费等,这是高校除财政性办学经费之外的最重要资金来源。由于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具有差异较大的特点,且教育成本的计量十分复杂,因而如何确定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收费标准一直是困扰专家学者的难题。学费实质上是学生为了上学而支付的资金成本,除此之外学生还要放弃因上学而放弃的工作机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即上学的机会成本。当学费过高时,学生读书的边际成本大于读书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学生就会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转向工作。

因此,不考虑社会和道德因素,学费定价也是不能过高的,否则就会出现教育供给大于教育需求的现象,高校办学没有了买方市场,更谈不上什么经营决策。

3.社会捐资等多渠道办学经费筹集的边际分析

社会捐资,尤其是校友、企业、基金会等对高校的资助也是高校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实质上,高校的社会资助是高校社会资本在经费方面的表现,这种无形的资源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而持久的。社会力量投资高校发展存在特殊的价值诉求,既包括借助投资办学获取社会声誉,扩大知名度的诉求,也包括校企联合以取得纵深发展的诉求。这种诉求同样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即当社会力量对高校投入与所带来的收益不成正比时,其投资于高校的积极性会迅速下降,进而转向其他投资渠道。

4.负债办学资金筹集的边际分析

一般来说,高校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除政府投入、学费、捐资外,还有一部分负债资金。高校为了保持良好的财物状况,维护其社会信誉和形象,必须保证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统一,这就需要加强对学校因负债办学而带来的财务风险管理。高校财务风险主要是指因贷款而给各高校财务带来的风险,即存在着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影响高校正常财务支付和不能按期偿还到期贷款本金及利息的可能性而导致破产的风险。高等学校归还银行贷款的资金,主要是财政拨款及学生学杂费收入和科研项目转让收入等。在政府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高校还债就只能主要依赖学生的学杂费收入和科研项目转让收入来实现,但高校同时又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学生的学杂费,因此,要偿还高额的债务,负债办学的风险问题也就表现出来。边际分析要求高校在负债办学资金的投资上把握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统一。高校负债投资的用途可分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学科建设和校企投资三部分,对于前两类,高校应当在准确估计自身还贷能力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把握,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每年在年度财务预算中作出预留;而对于第三类,一定要经过多方论证制定出确实可行的投资计划,并保证投资回报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

总之,高校经营者要综合比较各种筹集资金的方式和渠道,实现最优化的组合,以达到降低资金成本的目的。

(二)高校投资决策的边际分析

高校筹资是为了满足投资的需要,而如何将筹集所得资金有效的投入到高校办学实践中去,以取得办学的最大边际收益,同样也是高校经营者必须重视的问题。资金成本不仅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而且还考虑了投资的机会成本等问题,因此它也是评价高校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指标。

假定某普通高校年初有五个必须选择,且相对独立的投资子方案,即教学投资、科研投资、基建投资、教师福利与培训投资和其他投资。对于每一所高校来说,这五个方案都是必须的,而如何在方案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将资金有效的分配给各个投资方案,则是高校经营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而言,教学投资是高校投资的核心,其投资额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平稳上升或下降。在高校科研投资方面,有研究显示高校投资的收益往往是递增的,即高校科研投入水平较低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而在科研投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与投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随着投入水平的提高,相同的投入量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这是高校科研活动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教育基建投资具有长远性和持效性,即一次性投入可以带来长时间的收益,因此其边际资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近似于两条平行的直线,短期内不会相交。教师福利与培训投资在高校经营中不可或缺,学校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离不开人才。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对其投资也具有边际收益下降的趋势,即收入增加或学历提高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在教师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寻求边际资金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结合点,也是高校经营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其他投资包括新校区建设、校办企业的创办等,具有较大弹性。高校经营者可以根据高校以往办学经验,通过对各个方案的边际分析,进行选择、评价,并决定是否追加投资。

在衡量是否对高校投资方案进行追加投资时,资金成本是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以资金成本为贴现率,边际机会成本率就决定了投资机会的折现率。利用边际资金成本率可以确定各个投资方案的现金流量的现值、净现值等,并比较各个投资方案的优劣以供选用。所谓“现值”,使指按一定的贴现率把未来各年的现金净收入量换算为现在的现金价值。“净现值”是指投资方案有效期内未来各年的现金净收益折算为现值后的总额减去贴现的成本总额后的差额。这对于我们分析高校物力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计算净现值的公式如下:

式中:NPV―净现值;ki―第i个方案考虑风险后的折现率,即边际资金成本率;

Ci―第i个方案的初始投资额;NcFit―第i个方案第t年的预期净现金流量;t―时间。

篇10

关键词: 信贷风险管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现状

1.1近年来金融风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密切增加,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逐渐向一体化趋近。这些发展和变化为我国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四伏,风波迭起,与金融活动密切相关的我国商业银行也面临日趋严重的金融风险。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带以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出现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倒退十年的严重后果;1998,我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出现巨额亏损,被中央银行宣布解散;同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因自身巨额不良贷款使其也被中央银行宣布关闭;2007年年初开始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都遭受了重大损失,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券购买人,受到了严重的波及。面对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金融国际化的市场,我国在自身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若想在更广阔、更深层次上的范围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的改革与创新,不断提高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条例和规章。

1.2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现状

所谓信贷风险管理是指商业银行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各种可能导致信贷损失的主观因素进行有效地预测、分析、防范、控制和处理。自2006年我国金融业进入对外全面开放时期起,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但目前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特别是信贷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若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提高我国银行业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是根本前提。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已经成为制约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同时,信贷风险也暴露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薄弱和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水平与现今迅速发展壮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不足,所以,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且有很大的迫切度。从理论角度来看,第一,我国的信贷风险管理的理论还不完善,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能够充实和完善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理论;其次在信贷风险管理模型中,风险的度量十分重要,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准确的度量风险是一个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从现实角度来看,在经营银行的诸多风险中,信贷风险是银行的最主要风险,可以概括的认为一部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史可以代表这部商业银行的发展史。因此,加强对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有利于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完善和信贷业务经营的安全性以及效率性的提高,从而促进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深层次风险控制技术的发展,提高银行本身的竞争力。同时,加强对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也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利益.

信贷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施有效的信贷风险管理,需要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激励约束制度、信贷风险衡量和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识别信贷风险的方法。对于这一点,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并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就预测内容上来说,国内商业银行针对信贷企业的财务危机预测主要集中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预测,而很少把预测眼光放在对企业是否发生财务危机,特别是影响巨大的企业盈利能力上;从预测手段上看,国内商业银行针对信贷企业财务危机的预测主要使用简单财务比率分析和线性概率判别模型,很少使用其它更加有效的统计分析工具。这些都限制了国内商业银行对企业信贷风险的有效。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缺陷

尽管国内外银行业对风险划分的种类很多,但是,一般都将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归纳为四种:即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当前,国内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存在诸多缺陷,使资产质量逆向选择,成为促生信贷风险的主要原因。

2.1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国外对信贷风险的分析早期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开展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的学者就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不完全合同理论研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问题,研究信贷风险的产生与防范,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开展的较晚,也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中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国外的方法。首先,信息采集存在明显的劣势,由于银行信贷交易存在跨时风险,这种风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存在先天不足;其次,信贷风险识别体制梗阻,从银行内部体制看,总行与分支行在信贷管理中的“委托―”问题存在信息不对称。

2.2权责制度模糊和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

目前国内有些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在贷款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而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约束过度或激励过分而约束不足。

2.3信贷风险衡量方面的缺陷

我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申请贷款企业进行适当的风险评级,衡量其可能违约的概率和违约可能的损失等方面的评估迄今为止都没有一定的量化标准和风险指标体系,对于风险的定性、定级、定责问题还只是处于初步的探索发展阶段。

2.4信贷风险调控与监督方面的缺陷

目前银行对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贷款的期限和利率,在贷款风险明显提高之后,银行要么及时采取抵押担保等措施,要么提高贷款利率以平衡风险,但是当前我国的利率管制使得银行可能进行的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变得有名无实。

2.5信贷风险处置上的缺陷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 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和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争取实现双赢目标,但是国内银行在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等方式急于抽出贷款,这样的做法容易使企业雪上加霜,使不良资产成为陈年包袱。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改进方法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目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是改进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的关键。这其中包括诸如完善信贷授权及授信制度的同时,加强对内授权、对外授信的管理,合理界定信贷授权、授信限度,把好贷款审批关,正确选择贷款投向等措施。

3.1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宏观政策上的补救措施

首先,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信贷岗位责任制,提高信贷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建立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本着“权力与责任对等、风险与收入挂钩”的原则建立风险责任评议制。其次,实行信贷管理标准化操作,切实加强贷款“三查” 制度:对贷款调查和借款人资信的评估、贷款审批、发放、管理和清收等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化规定,使所有信贷管理人员明确工作范围。再次,要注意防止信贷过分集中带来的风险,同时注意培养优质客户,保住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最后,需要建立信贷资产风险转化与补偿机制,这其中还包括完善银行内部的审计制度,树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权威性才能使银行内部职责明确。

根据我国信贷业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政策。所谓“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即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二零零九年颁布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是根据我国特殊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对于我国金融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所指定的政策和法令。自“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以来,我国金融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方式从粗放的解决信贷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较为先进的管理模式中,能有效防止在我国商业银行中的贷款被挪用行为以及虚假交易骗贷案件的发生。“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涵盖了包括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在内的各类贷

款业务,明确规定对贷款实行全流程风险控制,强化了对贷款资金支付的管理,初步构建和完善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法规框架,将作为我国银行业贷款风险监管的长期制度安排。

3.2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管理改进方法

现代我国经济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管理,以便更好地支持国家的政策和适应经济的迅速发展。

首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系统,提高信贷决策技术水平是加强中小型企业信贷风险管理的技术性课题。这应该考虑到中小企业自身区别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特点,而且应该在开始阶段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评分模型或者是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研究,这为以后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作好基础的同时,也为今后节省成本作出了贡献。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数据库.国外的度量模型之所以先进,但未能在中国普遍应用的原因是数据库的缺失.对于中小企业不是很规范的信贷管理而言,我们应该从现在起着手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信息数据平台.在当今网络发达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有决心,就可以将中小企业的信息数据库建立起来,从而为信贷风险的管理提供帮助。最后,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要有专业部门组织.在上述对中小企业的分析中,我们提到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管理所需要的人力、财力较多,因此对于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而言大多会忽略对中小企业的风险管理.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有专门的银行来组织管理中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并提倡该机构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有利于信息的储备和信贷管理水平的提高。

3.3利用衍生工具优化信贷组合管理

首先实行信贷组合可以分散风险,众所周知,风险有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信贷组合可以分散或降低非系统风险.其次,信贷组合有利于银行的分析决策,银行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不能只对单独的一项贷款进行分析决策.要兼顾总体.贷款组合使银行对整体的决策分析有一定的帮助,再次,我们构造信贷组合时,我们可以利用衍生工具来构造,这里的衍生工具可以是期权、债券、互换协议等。利用衍生工具可以对冲风险、保值、获利,已达到减少风险的目的

四、结语

信贷风险研究兴起的时间并不长, 可以说是一新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尚属发展深化阶段, 许多分析方法尚在探讨之中。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金融界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都予以高度重视。由于信贷风险的管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问题, 我们必须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以上提出本人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一些改进方法。运用数学模型评价分析信贷风险,能更加直接、客观地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行评价,为银行进行信贷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我国正在像科学信贷管理的方向迈进,但是这只是初步的。要想建立科学信贷的管理体系,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程,需要我们的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配合,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关心和体谅。

参考文献:

[1]刘胜军,王琨.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J]. 商业经济.2008-7-74~75

[2]石汉祥.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7~81

[3] 郝丽萍, ,胡欣悦,李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分析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5-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