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时间：2023-08-23 16: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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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部制定的财经类专业的重点主干课程。学好《西方经济学》，对于后续的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及专业拓展课的学习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并且，在当前考研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作为考研专业课的必考科目，学好《西方经济学》尤为必要。《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又是基础。面对体系庞大、内容繁杂的微观经济理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在教学方法上探索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尤为必要，它不仅会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意识形态上具有阶级性。西方经济学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信奉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存在。因此，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时，首先必须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其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分清哪些内容是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哪些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掩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矛盾，宣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属于庸俗的东西。然后，对于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应当去引进、消化、吸收，以利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对于庸俗错误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更要在理论上加以分析辨明，只有这样才能认清西方经济学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有助于更为全面正确地理解经济学的相关内容。
2、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和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主要由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构成；在教学内容与时间的安排上要主次分明，轻重有别。重点讲解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等基础理论，做到讲深讲透。同时，对经济学前沿理论如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选择理论等内容作简要概述并推荐一些相关参考书目给学生，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经济学进行系统的了解，以巩固已学知识并扩大其知识面。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培养对《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3、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有抽象化、数学化的特点。数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如求导、几何图形、图表等，但是学生习惯于以普通语言逻辑来分析问题。我们说数学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只是为了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所以说如果只有数学是万万不行的，它会使经济学流于形式主义，必须把数学与其他说明的经济现象、经济规律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广泛运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论证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需求函数、供给函数、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收益函数等。在基本理论的论述中多将语言逻辑分析与数学分析相结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图形；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数学与经济理论、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内容，展现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及现实难题的魅力，使学生在实际训练中提高操作能力。
4、研究的内容具有理论性与实用性。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生产，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是一切经济制度共同面临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制度只是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普遍存在的。因此，《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政府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虽然微观经济学来源于西方，但它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节手段的理论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二、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基本特点
1、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财经院校有很多文科生，有丰富的历史、人文等方面的知识，在学习时，更希望把《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来学习。《微观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所学的一门专业课，一般在二年级上学期开设，这些刚刚接触专业课的学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他们虽然读过或听说过一些经济理论，但经济学知识不够完善，没有一条贯穿于经济知识的主线，也不能形成体系。他们在一年级已经学习了微积分课程，但由于经管类专业文理兼收，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财经类院校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学习要求与工科专业的要求不同，他们只需学习经济数学。这一明显的知识结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不愿深入。
2、学生思维方式偏重于感性认识。教学中讲到经济学家的生平、经济学的渊源时，学生非常感兴趣，而讲到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时，则不习惯接受。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之处就在于它广泛使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对许多经济理论的深刻理解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知识、历史知识和社会学知识，这正是财经类院校学生的优势。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因势利导，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组织教学，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教师要在教学中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理性的东西给感性化。
3、被动学习。《微观经济学》较抽象，知识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能够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适当做些习题，则学习效果就好。笔者多年来上第一节《微观经济学》课都会强调自身学习心得体会：读书、推演、练习、实践。但很少有学生能够做到主动学习，大部分都是被动学习，这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没预习学生课上听不懂，听懂的自己也不会做推演，纵使会做推演的在练习题面前也是捉襟见肘，会做书上习题的未必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三、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
《微观经济学》理论内容很丰富、抽象、深奥，学生难以消化，特别是运用大量的高数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晦涩难懂，对所学知识囫囵吞枣，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改革《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势在必行。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教学中主要采用了如下教学方法。
1、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的并用。以讲授法为主，案例教学法为辅。讲授法是一种传统的、也是一种主要的教学方法。它一般是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述知识，学生在课堂上听取知识，教师处于主动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微观经济学》内容较多，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人数比较多的课堂，讲授理论知识内容的含量比较大。对于大堂课主要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对于小班课，也就是学生人数30―60人之间的，可以多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通过学生对案例的阅读、分析、讨论，一方面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能够成功地缩短教学和实践的距离。针对《微观经济学》理论性强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地“填鸭式”灌输，而应理论联系实际，多运用贴近现实的、有针对性的、新颖的、生活化的、本土化的实例来阐释经济理论，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如用“蜜蜂与果园”、“二手烟”来解释外部性。“谷贱伤农”、“灯塔”、“搭便车”现象等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专用名词。同样地，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也能信手拈来身边的案例，往往能起到化枯燥为生动的效果。
2、传统方法与现代多媒体教学法紧密结合。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各有所长，应该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多媒体教学可以形象直观展示教学内容，信息量大，生动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仅仅拘泥于多媒体，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多媒体仅仅是一个工具，是学生与老师沟通的桥梁，学生有时候往往重视了那些华丽的外表而忽视了课程的内容，加之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速度快，学生可能跟不上老师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传统方法粉笔加黑板，学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师的思路，理解所学的内容。所以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部分内容可以采取板书，涉及到的案例、图表等资料用多媒体展示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
3、启发式教学法。教师要更多地运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避免满堂灌现象，使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全力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来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通过启发并科学引导学生思维，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游戏式教学是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会经济学的理论，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4、对比教学法。《微观经济学》很多理论是通过图形来诠释的，熟悉图形才能彻底掌握理论的实质。“一图胜千言”，其方便、简洁、直观的优点是《微观经济学》大量使用图形模型分析经济现象的原因。从教学实践看，学好这门课的诀窍之一在于利用图形进行对比学习，做到温故而知新。大部分学生认为图形太复杂，宁可死记硬背也不愿意仔细研读。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微观经济学》中很多图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对比性，如无差异曲线和等产量曲线形状极其相似，都蕴含着边际递减规律；垄断竞争市场中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也很相似，但却体现不同的经济含义。通过对比分析，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各个知识点的理解。
5、注重习题训练，多做习题。《微观经济学》课程各章节间衔接紧密，前后知识点环环相扣，某些知识点与经济数学联系紧密。学生在预习时注意相关数学知识点的复习，注意数学知识与经济学的融合。相对而言，该课程有一定的难度，学习过程中务必配合相应的、适量的练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各个知识点，尤其是重要的知识点，要安排例题的讲解。每讲完一章内容，应该给学生准备一套练习卷，练习卷的题型应该尽量丰富，可以有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思考分析作图题和计算题。这些习题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习惯和能力。
6、考核方式要多样化。科学的考核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使老师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因此，应该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考试制度，变过去一次性闭卷考试为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可包括课堂发言、课堂讨论，课堂出勤等，目前我院这一部分可占到总评成绩的20%～30%，期末考试成绩占70%～80%。笔者认为应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平时占50%，期末考试成绩占50%，这样可以促使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牢牢掌握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体系。
（注：基金项目：2010年黄河科技学院教学改革资助研究项目《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与实践》（JG100251234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尉东：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11）.
[2] 魏布谊：工商管理类专业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
[3] 蓝文妍：浅谈微观经济学教学经验[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7）.
篇2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2] 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篇3
[关键词]行为法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理性 法律实践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 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 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 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 ）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 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 ——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 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 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 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 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 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 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 ——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 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二）偏好
篇4
【关键词】行业收入；收入差距；理论工具；现状；原因；对策
一、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理论工具
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工具。国外微观经济学所包括的收入分配理论体现为收入初次分配理论与再分配理论。其中收入初次分配理论在将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作为基础的同时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吸收，收入再分配理论在将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市场失灵论的政治哲学作为基础，并构成了收入再分配与初次分配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收入初次分配提伦又包括边际生产力论和供求均衡论。其中边际生产力论认为收入分配中生产要素的参与要将伸长要素本身的边际物质产品作为基础，这是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由于收入分配有供求关系决定，所以市场供求均衡论同样是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内容。收入再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失灵论，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对生产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并不能确保公平。收入再分配理论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穆勒和边沁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们认为对福利进行衡量的尺度是效用，同时也是私人和公共行为的最终目标，政府正确目标是让社会中每个个体效用的总和实现最大化。罗尔斯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这种理论认为在公共政策的设计中要重视福利最差的社会个体利益的提升。
基尼系数理论是对我国行业收入收据问题继续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一系数是对居民的内部收入中存在的分配差异情况做出综合考察的指标，联合国规定，基尼系数在0.2以下则属于收入的绝对平均，在0.2到0.3之间则是比较平均，在0.3到0.4之间则是相对合理，在0.4到0.5之间则是具有较大的收入差距，在0.5以上则说明出现了悬殊的收入差距，所以基尼系数越低就代表者收入差距越小。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在0.24至0.36，虽然美国较高，但是也仅仅到达作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的0.4，而我国已经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0.5，所以我国的收入差距十分悬殊，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威胁政权的稳定，所以应当引起应有的警惕。
二、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
客观来说，行业收入差距在我国是一直存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为平均主义，虽然行业收入差距较小，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行业收入差距逐渐增大，而从当前来看，行业收入差距已经十分悬殊并且呈现出了不断发展的趋势。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在1978年的基尼叙述是0.317，而在2000年就已经越过了警戒线0.4并且在逐渐上升，2003年与2004年已经分别达到了0.465和0.469，直到2010年，基尼系数终于突破0.5，有这些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出，我国的行业收入分配十分不合理并且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已经成为了必须承认的事实。
三、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竞争是被鼓励的，通过竞争，社会生产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但是在此背景下的公平却难以得到保证。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价格有供求关系来影响，当商品供不应求是就会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行业会有效益好坏之分。当然，效益较好的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盈利，相应的职工福利与工资也会更高，而效益不好的行业则没有能力来为职工提供更高的工资与福利，所以行业不同的职工就出现了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容易出现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从而导致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不能均衡。总而言之，市场竞争中的各个行业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而在收入方面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继而造成职工收入的不同，而我国的市场体制发展仍旧有待完善，所以这种客观存在的行业收入差距会进一步增大。
（二）政府调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特色是以是政府会对经济做出宏观调控，这种调控会对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而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同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国情与特殊性质也决定了政府需要作出的宏观调控会十分复杂，在此背景下，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力度不够或者方法欠科学的现象客观存在，而在政府的调控难以发挥出应有作用的背景下，行政垄断就十分容易出现，从而扩大行业收入差距。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我国政府对一些产业发展实行倾斜性政策，不能通过对各类调控手段进行综合公平运用来对关联性、垄断性行业调控收入非配，同时政府宏观调控工具或手段的效力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在一些个别领域中逆向调节现象客观存在，而这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行业自身
行业自身的因素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行业收入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行业不同会导致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工作要求、工作特点的不同，并且不同行业所具有的发展水平也不同，行业中职工的收入也会存在差距。不同行业因为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地位不同而出现了社会资源调配不均的情况，一些行业在生产中具有充足的资源，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给予劳动者更高的福利和工资，而不具备这些资源的行业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另一方面，无论是我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所作出的结构优化也会扩大行业收入差距，在此过程中，产业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企业要面临着不同的市场需求与市场环境，受到生产效率以及竞争程度的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会出现差距。第三产业作为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具有着较高的收入增长，而增长的原因正是因为对产业结构做出的优化与调整。
（四）垄断因素
我国出现的垄断现象主要是政府在进行市场经济干预中引发的，所以我国的行业垄断与西方国家的行业垄断有着本质的不同。早我国的垄断行业中聚集着高收入人群，这些行业一般具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并被政府主导，同时这些行业具有各类壁垒能够避免市场出现自由竞争。一方面，这些行业产生于没有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且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同时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享受着国家的优惠政策。由于这些行业具有着充足的资源所以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而员工也可以获得极高的收入。另一方卖弄，这些企业即便面临亏损，但是却可以通过对国有利益和资产进行侵蚀来保持给员工方法高福利和高工资的能力。产生这种行业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缺乏使成本的约束软化，二是政府的职能存在缺位，缺乏对垄断性行业的监管。
四、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进行调整的对策
（一）对市场机制进行完善
从理论方面来看，在市场机制相对完善以及市场竞争充分的背景下，缩小合理性的行业收入差距可以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来完成，在此过程中，政府不应进行插手和调控。在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中，将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构建平等竞争、自由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应当对垄断性行业所具有的各类壁垒进行清除，通过提高垄断性行业外部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所具有的开放性来形成正常的用人价格机制。在实践中需要努力将对城乡劳动者的就业其实和择业差距进行消除，确保劳动者能够以自身专长为依据开展自主择业以形成良好的双向就业岗位选择机制，对劳动力要素进行合理分配的基础上逐渐克服犹豫就业选择的限制而产生的行业收入差距并推动劳动效率的提高；对市场要素进行完善，实现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不同职业收入的均等化；对市场法则进行完善并对市场的管理进行强化，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来避免出现非法经营现象以杜绝通过非法手段的利用来获得暴利，（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1页）从而有效的对流动秩序进行整顿并对不合理的收入进行抑制。
（二）对政府宏观调控进行完善
市场机制下必然会存在竞争，只是竞争氛围不完全竞争与完全竞争两类，而无论是哪种竞争都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市场机制并不能让收入分配实现完全公平，所以政府宏观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调控过程中，制度、政策以及法律都是可以利用并且有效的手段。在调整行业收入差距方面，政府应当重视自身职能的转变，积极消除存在的行政垄断，通过实行政企分开来消除一些如金融、石油、通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增强行业间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强化对垄断性行业员工福利与工资的控制与管理，尤其是要重视对正常工资之外的一些收入的控制与管理力度的加强，通过实现工资标准与福利标准的规范化来消除隐形收入，同时要对垄断性行业收费继续拧检查与监督的强化，垄断性行业一旦凭借自身的垄断性优势进行乱收费与乱涨价的现象应当以相应法律为依据进行处理。
（三）重视企业自身问题的解决
行业中的市场消化困难、技术含量与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所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姐姐是调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此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行业要进行区别对到。如对于通讯行业，应重视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通过市场经济作用的充分发挥来让一些民营电信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推动合理通讯资费的形成；对于电力、是由等企业要重视对税收工具的利用，同时要对这些企业加强监管以避免成本转嫁消费者现象的出现；对于一些低收入行业，我国政府要通过给予补贴来进行扶持，通过提高企业科技含量与附加值来提高从业者收入以减少与高收入行业相比所存在的收入差距。
（四）构建垄断行业的竞争机制
垄断性行业是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存在的差距的重要原因，要对垄断性行业中存在的不合理收入进行抑制就需要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来为行业发展创造公平环境。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对垄断性行业进行区别对待。通过社会资本的引入以及激励性政策的实施来形成竞争格局，从而强化行业内竞争，同时要对市场准入别类进行清除，避免行业内企业单一的情况；其次要对垄断行业工资绩效及逆行那个完善。垄断行业中员工的收入并不一定与付出等同，所以为了确保员工收入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在垄断行业中实行绩效机制十分必要，在此过程中，要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相应指标，以指标为依据对员工工作进行评价并与员工收入挂钩，从而促进员工收入的合理性；最后要对反垄断法律法规进行完善，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完善来增强遏制垄断的依据，从而避免垄断行业依据自身市场地位谋取暴利。
参考文献
[1]金玉国.工资行业差异的制度诠释[J].统计研究，2005（04）.
篇5
关键词:企业边界企业性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经济实体，企业的存在当然有其边界的存在。然而企业的合理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经济理论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理论都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企业存在的理由;什么因素限制着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因而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当然离不开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企业的边界对于促进企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又能使企业在自身运行时达到难以达到的目的或目标。因此，通过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来完成对企业边界的界定，通过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企业边界的作用与功能，对于现代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企业边界”这一概念，虽然最早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Coase)1937年在他的着名文章《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但对于企业边界的认识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对企业的认识论。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弄清企业边界问题，本文将依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线索，通过对不同阶段企业边界理论的分析，对企业边界理论进行一次深入探究，并对企业边界理论今后的创新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基本围绕在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水平上，此时企业边界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规模概念。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国富论》中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认为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认为企业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当企业把它的主要任务放在努力生产劳动产品而满足社会对产品需要的时候，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方式就显得单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企业边界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过大进而使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媒介仅仅只有企业的劳动产品，或者叫商品。这样，企业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场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数量所取代，使它成为被掩盖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对于这样的“黑箱”，它的存在与否以及它边界的形式及形状与使用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毫无关系或者说是关系不大的，而且对于生产劳动产品的企业本身来说也觉得企业形象对它们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不大。这就使得企业边界曾经一度被管理学家，进而被经济学家忽视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三、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偏好条件下来配置资源。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将企业的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设定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为了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企业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从前面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从企业的生产性角度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进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仅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的规模边界在给定技术条件的最优化决策下是清晰而简单的。
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其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中心仍然是资源配置问题，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因而，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或修正其假设前提。为了解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或“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假设市场交易成本为零，而事实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每一笔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企业存在或企业替代市场的根源在于能够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和市场相区别的、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即“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业本质的基础上，科斯考察了企业的行为特征，认为企业的纵向边界决定于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活动时的交易成本边际比较，在组织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企业是最优化行为者。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此时，企业处于最优规模边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在这些理论中，由于企业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市场失败，所以仍然没有企业的主动地位，企业的边界也是市场失灵的被动接受结果。
五、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的企业边界理论发展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探索企业边界理论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使人们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费用对分工效率的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企业是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们在配置资源时根据效率需要自觉地选择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传统厂商理论，正如有批评者所说的，在人们注意到企业内交易费用存在的同时，又使人们忘记了企业的生产属性，而生产是企业的主要功能;企业边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但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合理解释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大的历史现象。因为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企业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缩小，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把企业与市场相对立，从而使人们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为弥补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边界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企业目标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后凯恩斯主义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了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企业依据成本加成定价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企业所希望从事的投资支出需要，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价格运动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需要和正常生产成本的运动，企业边界由相应的投资支出水平决定。
(二)制度变迁的企业边界理论
对企业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经营规模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促进着企业边界的不断扩张。
(三)潘罗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美国女经济学家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重要着作。潘罗斯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潘罗斯否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定的对企业规模的三个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产品或要素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她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和企业边界。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以及企业的最终边界高度正相关。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在对经理式企业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六、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认识无非是从生产分工角度扩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各流派对企业边界的分析思路宽广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断出新，但大都是从某一个不同的侧面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从这些种种的努力中可以认识到，企业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而企业边界的确定也绝非易事。但通过本文分析，应该有以下清晰的认识:
(一)企业是异质的且生产和交易性是企业的基本属性
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价格理论。通过企业的同质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惟一的协调机制，价格机制的有效协调使整个经济活动处于稳定而和谐的“静态循环流转”状态。但是，持续变迁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不仅表现为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更根本地表现为企业自身的创新性活动及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事实上，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和长期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结果，现实的企业是异质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内生性和多样性是现实经济持续变迁的根源。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考察企业本质和竞争行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业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都是为了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增值，在企业内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利润增加上，利润的实现只有生产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后才能够完成，因此，不能够单独地强调企业中生产和交易哪一个更重要，两者是并重的。
(二)企业边界是由企业的外部因素与企业目标函数共同决定的
企业的外部因素包括生产技术条件、交通通讯环境、资本数量、信用制度、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状况，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可实现程度。但是企业的目标函数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场份额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这都是企业内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在制度约束下综合反映的结果。这样，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对不同的企业还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因素可能在缩小利润最大化企业边界的同时，扩大了市场份额最大化企业边界。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是这样的:外部因素先决定企业目标可实现程度，企业再依据目标可实现程度来决定企业边界的大小。
(三)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业和市场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资源优势，从而会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动，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市场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市场，也相应地会使两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从而企业与市场又是互补的，由于这是动态变化的结果，所以这个结论更容易从长期的考察中得到证实。钱德勒(Chandler)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在降低了交易费用的同时，企业和市场同时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这些部门和工业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在那些技术并不能创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那些领域里，现代工商企业出现较晚，而且发展较慢”。
(四)企业边界概念的多重标准和相对模糊性
现实世界的企业一般存在着两重清晰的边界，一是法定边界，二是契约边界，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种经济常态。随着“经理革命”的出现，公司制企业又出现了经营边界和治理边界。
举例来说明单一标准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约边界，科斯在论述企业性质时，实际上是从合约的角度来把握问题的。他认为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合约加以精确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对市场合约做了较为精确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不接受其未来行为上的任何义务—无论这种义务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况中，合作就不会发生，因而称此为纯市场交易。根据理查德森的市场合约定义，市场合约在现实中是鲜见的。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企业合约是要素使用权转让合约，而且“要素使用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要素使用权转让得到明确界定，那么这种合约就与市场合约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尽管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许没有进一步地认识到，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并不是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实上，理查德森与张五常所说的市场合约与企业合约，是两种极端的合约形式，企业合约使用的是管理协调机制，而市场合约使用的是价格协调机制。而现实中的合约往往是他们所说的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组合。譬如张五常所说的“件工合约”、“特许经营权合约”以及“外包合约”，甚至于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等，这些形式的合约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也不是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市场合约，而是既含有企业合约，又含有市场合约。
获得了这一认识，便很容易解释科斯与张五常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企业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譬如跨国集团的海外子公司、连锁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又受到总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些企业现象如果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则难以做出恰当的回答。本文的解释是，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此企业的边界可能被外延，企业的规模被放大，因而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
(五)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方法变化
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其发展轨迹正由静态研究(即认为组织的边界是明确、清晰与固定的)趋向动态研究(即认为企业的边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由被动研究(企业是市场失灵后的替代)趋向主动研究(重视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内部因素变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安同良，郑江淮.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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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引入美国AP课程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第二，促进基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奠定基础；第三，推动高中课程改革与研究，引入、借鉴AP课程，吸收先进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在合作中提升中方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水平，进而提升学校整体教育水平，推动普通高中开放多样和特色发展。
中美合作办学AP课程项目的引入机制
1.确立了以中方为主的融合方式
参与中美合作办学AP课程项目的双方首先签订合作协议。其次，采用项目管理制，在高中成立AP课程项目的管理委员会。从中美双方的办学投入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中方投入固定资产，产权归国内高中学校所有。
例如，十一学校与美国万山赤中学合作办学项目，中美方办学者在办学上均有所投入。十一学校负责管理和指导项目的全面工作，包括项目规划、招生工作、教师管理、课程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教学场地、教学设备、外籍教师聘请及向外教提供工作和生活保障。美国万山赤中学则向十一学校派出教师，为中方提供全面咨询，协助十一学校聘请外教、对AP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这种合作机制的优势是中方的主控作用较为突出。学校能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吸收国外学校的先进办学理念和做法，为我国高中课程改革和借鉴国外优秀教育资源提供实际的经验。
2.明确了AP课程项目的招生路径
北京地区中美AP课程项目的招生纳入北京市中招计划，面向全市初中毕业生招生，不对各区县分配计划指标，以北京地区生源为主，包含少部分外地借读的学生。年招生计划以60-90人的规模为主。绝大多数的AP课程项目都采用中考提前招生，即学生得知中考成绩后，到开设AP课程项目的学校报名，参加学校的提前招生英语测试，测试的目的是在于考察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3.规范了AP课程项目学分管理模式
在美国，AP课程是为优秀的高中生提供大学程度的入门课程。AP课程项目的“课程方案与教学计划”明确将高中三年的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AP课程项目，一般采用的是3年学分制，规定国内高中课程部分总学分为144分，其中必修学分为116分，学习各学科《国家课程标准》所设置的选修模块至少得22学分，学校自主选修课6学分。有一部分学校有《研究性学习实施方案》和《社会实践与社区服务实施方案》。学生必须完成国内高中的课程之后，才能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发展潜力，选修美国AP课程。
学生通过国内高中的毕业会考后，获得国内高级中等学历毕业证书。据调查，如果学生所修学分得到美方高中的认可，有33%的学校还向学生颁发美国的高中毕业证书。
4.明确了AP课程门类的选择与教材的选用
在美国，AP课程包括了19个学科的35门课程，学校有权选择提供这些课程的数量和组合。中美合作AP课程项目，从各学校可供学生选择的AP课程门类看，有一半以上的AP课程项目学校能开设7-11门类的课程，有25%的学校能提供5-6门类。从AP课程各门类所占的比重看，AP课程项目的学校都开设了AP数学、AP物理和AP化学这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生物、信息技术也是开设较多的课程，分别占89%、78%和56%。商业学、政府与政体的比较、美国政治和心理学所开设的比重不大，仅占11%。这说明，各学校都比较重视理科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对经济学、信息技术等广受学生喜欢的课程也有开设，但对人文方面的课程，特别是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课程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
5.形成了AP课程项目授课形式与师资配备机制
AP课程项目的授课形式主要以面授为主。AP课程项目的中方教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原来学校的骨干教师组成，他们中大部分具有硕士以上的学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度的责任心。他们主要承担国内高中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授课任务。还有一部分中方教师有国外留学或生活的经历，这部分教师承担部分美国AP课程的教授或者成为外籍教师的助理。外籍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他们都具有国际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和丰富的AP课程教学经验，承担AP课程的授课任务。
6.确立了AP课程项目的评价体系
AP课程试图代表普通大学的入门课程。AP课程考试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展示他们对课程中所学概念和技能的掌握。在中美合作办学AP课程项目的评价方式上，大部分学校都采用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办法。
十一学校在形成性评价方面为学生建立了个性化档案，高度关注学生的过程性评价。项目中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家庭作业、进步幅度、参加活动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充分重视每一个学生的点滴进步。
AP课程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中美合作AP课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缺乏统筹规划，需要利用系统性组合原则考虑AP课程的分类引入问题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课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AP课程的引入，不仅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它需要多领域人士的参与，如教育学、心理学、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教师等。目前，我们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配合、不同年级相同学科的联系与衔接、传统文化课程与AP课程的关系与沟通等方面，还缺乏统筹规划。
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根据AP课程各个要素的特点和发展，以及高中生身心发展的水平，调整建立课程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沟通和配合，发挥中外教师所长，以获取AP课程教学计划的整体优化，提高AP课程实施的效率，实现引入AP课程的核心目标。
2.各自为战的“经验孤岛”，需要突破校际交流的壁垒问题
美国大学理事会和ETS会在每年的暑假以工作坊的形式，指导教师们进行AP课程的实施与改进。目前，虽然北京地区各AP课程项目有一名美方学术主任等指导AP课程的实施，但各校“基本是一科一岗一人，缺少集体教研、合作备课、以老带新等教学研讨的基本条件，教育部门暂时也没有把这批教师的培训纳入区域教师培训计划之中”。在高中引进和实施AP课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已有AP课程实施的经验，也仅限于AP课程项目的各个学校，成了“经验孤岛”。
客观上，参与引进AP课程的学校和教师及时、不断地总结经验，在区域层面，以工作坊或者专业共同体的形式，组织AP课程的教师，包括中教和外教，进行专业交流讨论，分享教授AP课程的成功经验和策略非常必要。为了克服孤立现象，可以建立在线教师教育和支持系统。评估并支持教师教学和变革的专业发展新模式。
3.以出国为导向的评价，需要考虑AP课程项目综合素质全面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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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乘数模型；宏观经济学；投资；收入；凯恩斯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余 斌(1969一)，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科学与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0；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4-0118-04 收稿日期：2009-04-16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穷途末路。不少德国人甚至包括德国财政部长都开始捧读起《资本论)了。但是，伴随着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就职后将拿出的一套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是，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复活。与马克思相比，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凯恩斯自然要更受新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欢迎。然而，凯恩斯在历史上的成功完全是机遇巧合的结果，是贪天之功，他本人在代表作V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理论并不成立，其中的乘数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凯恩斯的乘数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理论支柱。尽管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它剔除了许多宏观经济要素，但仍称它为最简单的理解商业周期的方法，并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对宏观经济分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在考察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联系时，凯恩斯乘数是对二者数量关系的最清晰、最简练的表述(刘起运，2003)；还有的学者甚至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做法建立基于凯恩斯乘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价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周雄飞，2004)。
但是，实际上，凯恩斯乘数模型只不过是一个因果倒置的结果。
一、凯恩斯的乘数模型
为了解释储蓄仅占有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贫穷社会不比储蓄占有收入较大比例的富裕社会(从而乘数的数值较小)更容易具有猛烈的就业量波动，凯恩斯列举了下列的数字例子：
“假设一社会的消费倾向的具体内容为：只要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在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它消费掉其收入的全部；对于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它消费掉其中的99％；对于再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消费掉其中的98％；对于第三次增雇的10万人，则为97％；以此类推。同时，雇用1000万人代表充分就业。根据这些假设条件，当5，000，000+n×100，000人被雇用时，此时的乘数的数值为100/n，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n(n+1)/2(50+n)％。
由此可见，当520万人被雇用时，乘数的数值很大，即为50，但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即为0.06％。结果，如果投资下降的比例很大，譬如说约为2／3，那末，就业量仅仅下降到510万人，即下降约为2％。另一方面，当雇用人员为900万时，此时乘数的数值相对微小，即为2右1/2，但是，现在的投资却占现有收入的相当大的比重，即为9％。结果，如果投资下降2／3，那末，就业量会下降到690万人，即下降23％。在极端的场合，当投资下降到零时，就业量在前一情况的下降为4％，而在后一种情况的下降为44％。
……由此可见，虽然在贫穷的社会中，乘数具有较大的数值，然而，在假设富裕社会的现行的投资额占有其现行收人的远为较大的比例的条件下，投资的波动对就业量的影响在富裕的社会中是远为更大的。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额外的10万人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末，总就业量会上升到640万人。但如果额外的10万人系在就业量已经为900万人时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末，总就业量仅会上升到920万人(凯恩斯，2006；原版，1936)。”
凯恩斯关于就业量波动的这个论述成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但是，问题在于，当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在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时，它消费掉其收入的全部，那么它拿什么来增雇10万人呢?投资又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凯恩斯在这里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投资与收入的关系。其中一种关系是投资即增雇人员通过生产所导致的产量／收入；而另一种关系则是当期收入的一部分没有被消费掉而用于下一期的投资。而收入＝投资+消费。
这一关系式，恰恰是指的后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今天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投资+(用于今天的)消费。
在这种关系中，是收入决定投资，而不是投资决定收入。因此，在这里，无论投资如何变动，都不可能影响已经既定的收入，而只能影响消费，使之等量地反向变动。也就是说，要从消费中节省出同量的资源用于投资，从而投资的变动只能意味着凯恩斯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而不可能意味着收入的变动。
投资决定收入的，只能第一种关系，用函数形式来表达就是：(未来的)收入：=f[(今天的)投资]。
这种关系通常体现在投入产出的分析之中，在微观经济学中是以生产函数来表达的。在这里，我们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收入=(今天的)投资+(不能确定是某个时期的)消费这样的关系的。
正是由于混淆了上述两种投资与收入的关系，才“成就”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并使他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在这里，他在计算当520万人被雇用，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0.06％时，他所依据的投资量是从500万人到510万人时没有消费掉的10万人产量的1％和从510万人到520万人时没有消费掉的lo万人产量的2％，总计3千人的产量。但是，这个产量是增雇20万人的增量投资的结果，是这20万人产量的一部分。是用于进一步增雇的投资，而不是已增雇的20万人的增量投资本身，更没有包含原来500万人所使用的投资量。
增雇这20万人的增量投资的本身，在这个例子中，只能是外来的，而由于忽略了外来投资，凯恩斯在这里所计算的(增量)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如果凯恩斯认为1千人的产量足以从500万人到510万人增雇10万人，那么，这说明剩余价值率将高达9900％(即这10万人的必要劳动量仅为1千人的产量，因而其剩余劳动量为
9.9万人的产量)。而凯恩斯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剩余价值率会随着增雇人员的增加而急剧下降，以至于从990万人增雇至1000万人时，最后这10万人的剩余价值率只有104％，而且这还是随着富裕程度(现行的投资额占有其现行收入的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的。难道剩余价值率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并且剩余价值率还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向变动关系即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剩余价值率越高?
正是出于上述错误的认识和计算，凯恩斯认为，当投资量从3千人产量降至1千人产量即下降2／3时，就业量将从520万人降至510万人；而当投资量从82万人产量降至27万人产量即下降约2／3时，就业量将从900万人降至690万人(实为730万人)。在这里，凯恩斯竟然也只注意到，两者之中的投资量下降的比例相同，而没有注意到后者的下降量是前者的275倍。这是因为，在他眼中，投资的波动只是指比例的变化，而不是指绝对量的变化。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出“投资的波动对就业量的影响在富裕的社会中是远为更大”的结论。
最后，凯恩斯关于公共工程的分析，更加让我们认清他眼中的投资是什么。他之所以会得出“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额外的10万人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么，总就业量会上升到640万人”的结论，是因为，从520万人时增雇至640万人，没有消费掉的收入产量近似为10万人的产量。如果这些没有消费掉的产量视为投资量的话，那么这些投资量是被公共工程所耗费掉的，并没有用于增雇从520万人至640万人的那120万人，因此，这些产量根本就不能算做投资。在西方经济学的GDP分解式中，它属于被政府消费掉的那一部分。这就表明，在凯恩斯那里，增雇120万人不需要任何实实在在的投资。
二、萨缪尔森等人的举例说明
为了说明乘数为什么会大于1，萨缪尔森等人举例如下：
“假设我利用闲置资源建造了一幢价值1000美元的木屋。我的木匠和木材生产者会因此增加1000美元的收入，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均为三分之二，则他们会支出666.67美元购买新的消费品。因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增加666.67美元。如果他们的MPC也是三分之二，则他们又会支出444.44美元。这个过程会一直继续下去，每一轮新支出都是上一轮收入的三分之二。
这样，我最初的1000美元的投资就导致了一系列次一轮的再消费支出。尽管这一系列的再支出永无止境，但其数值却是一次比一次减少。最终的总和是一个有限的量……韩3000。这就说明，如果MPC等于三分之二，则乘数为3；它包括最初的投资(倍数)l和所引发的一系列次轮消费(倍数)2。……因此，乘数的大小取决于MPC的大小。或者，我们也可以用MPC的相关概念，即边际储蓄倾向(MPS)。……简单的乘数公式是：
产出的变动：1/MPS投资的变动
=1/1-MPC投资的变动
换句话说，消费支出增加得越多，乘数就越大。”(萨缪尔森，2004)
但是，首先，上述计算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是，闲置资源不费分文，且“我”不要利润。否则，木匠和木材生产者得不到1000美元。这个例子其实更适合“我”从木匠那里购买一幢价值1000美元的木屋的情形。这样，它也就适用“我”从葡萄酒商那里购买1000美元高档葡萄酒用于消费的情形。也就是说，消费也有乘数。进而，GDP分解的每一项都有自己的乘数。
其次，当MPC趋近于1时，乘数趋于无穷大。这意味着在一个几乎把所有收入都消费掉的国家里，增加外来投资，能够使其总产出接近无穷大。而这只有在实际产出数量不变甚至大大减少，而价格无休止上升直到无穷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撇开支撑这种无穷大产出的货币量从何而来的问题不谈，因为凯恩斯原本就没有在这里涉及货币问题，这就意味着凯恩斯的乘数模型只不过是一个价格模型，而不是实际产出模型，也就是说，投资的增加不会带来产出的任何实际增加，而只不过通过价格的上升带来产出的名义增加，
另一方面，在这里，萨缪尔森等人有意忽视了木匠和木材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333.33美元的去向，如果这333.33美元拿去购买了投资品，那么，投资品的生产者会增加333.33美元，从而次一轮的再支出(再消费支出加再投资支出)数值没有减少。要是每一轮的再支出数值都没有减少，即使MPC恒等于2／3，乘数也能达到无穷大，同时最终消费、投资和产出的总和都将达到无穷大。
实际上，这一轮轮的再支出和再生产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再生产的表现。每一轮再支出的没有减少与正常情况下GDP的没有减少相一致。而且，再支出的永无止境，也意味着其在时间上的永无止境。如果某一年的投资增加1000亿美元。要在未来成百上千年里逐渐导致产出增加3000亿美元。其乘数为3还有意义吗?
再次，这里投资所导致的产出增加与生产技术无关，而只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也就是说，一个小米加步枪的国家与一个飞机加大炮的国家，只要它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同，1000亿美元的投资都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产出，若如此，技术进步还有什么意义呢?若不如此，难道技术进步能够直接改变人们的心理，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为2／3时，(投资)乘数为3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储蓄等于投资的情况下，人们将没有消费掉的1／3产出增加量分解给了投资。因此，真正的凯恩斯乘数公式不是上述公式所表达的乘数：产出的变动／投资的变动，而应当是：凯恩斯乘数：产出的变动／没有消费掉的产出的变动
这意味着，凯恩斯乘数模型只不过颠倒了因果，远没有西方经济学所夸许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尽管凯恩斯认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1时，那末，投资的微小波动固然会导致就业量的巨大波动，但在这里，一个相对微小的投资却能导致充分就业。”但萨缪尔森等人却承认现实是，“储蓄和投资比较多的国家。其产出、收入和工资增长率也往往都比较高。19世纪的美国经济、20世纪的日本经济、30年来的东亚经济‘奇迹’等，都是以这种模式为特征的。相反，那些将其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消费掉了的国家，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贫穷国家，往往都是由于对新厂房和新设备的投资比较少，因而其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也就都比较低。”
难道同量的投资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从而凯恩斯乘数也较低)的东亚国家所导致的产出会远远低于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贫穷国家所导致的产出吗?而引进的少量的外来投资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贫穷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吗?
三、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质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和化解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恰在这时，凯恩斯推出了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生产过剩
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一主张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所采纳。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地位，这一主张也得到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才受到质疑，并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此次金融危机宣告丫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尽管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宣称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监管和干预不当，应当放弃的是政府监管而不是自由市场。但是，那些破产倒闭的金融公司所暴露出来的高层管理者的种种恶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监管，问题只会更严重。
但是，政府监管只能够限制欺诈性的金融危机，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痼疾，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利润，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值；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只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没有消灭利润即消灭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就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堕落到“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的衰败地步了。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大量的现存资本，加上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兴起以及这些国家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采购才是使得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一段平稳发展时期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理论既然不能成立，其政策又怎么可能是有效的呢?
四、小结
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凯恩斯乘数模型是人类发展出来的第一个宏观经济学模型，并强调它绝对是探索和理解经济社会那神奇的复杂性的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凯恩斯的乘数模型只不过是一堆泡沫而已，以此为基石的宏观经济学大厦想不摇摇欲坠都难。
篇8
关键词：动态外部性；产业集群；经济增长；企业家；政府
中图分类号：F4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41-05
所有外部性现象，本质而言，均源于相互依赖的人类行动。至少可以将两种类型的外部性排斥在新古典框架中的“市场失败”之外：一是货币外部性；二是外部经济。这两种外部性均为市场过程发挥作用和有效运行的现实表现。货币外部性是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作用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由市场利用价格机制作为工具不断发现和扩散新知识的过程所致，是典型的市场成功现象，这点已经达成共识。本文重点关注马歇尔外部经济概念，并试图对空间外部性加以动态扩展，追寻动态外部性、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动态外部性：对马歇尔外部经济概念的扩展
庇古在马歇尔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概念，将外部性定义为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基本形成了静态的技术外部性理论[1]。瓦伊纳区分了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2]。鲍莫尔(Baumol,1952)将所有市场无效归因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间的差异，扩大了庇古对“市场失败”原因的论述[3]。米德(Meade，1952)辨析了两种类型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即无偿的生产要素和氛围(unpaid factors and atmospheres )产生的外部性[4]。Bator(1958)将所有偏离帕累托最优的现象均理解为外部性[5]。布坎南和斯达布尔宾对外部性概念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界定：当UA=UA(X1,X2,…,Xm,Y1)时，一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能控制的活动(X1,X2,…,Xm)，同时还在他人行为Y1控制之下，产生外部效应[6]。一般将外部性界定为，某一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对他人福利产生的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影响或效应关系，是没有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附加收益。外部性概念是最难以琢磨和含糊不清的概念之一，新古典框架中的外部性，几乎均与政策相关，强调政府介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矫正市场缺陷，增进社会福利。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思想，显然不同于新古典框架的一般分析。他注意到，除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还有一种关键要素，即产业组织，包括分工、机器改良、产业相对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管理等等方面。马歇尔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导致企业成本变化的各种因素，“由于任何类型商品生产规模增长的原因不同，我们可以将经济分为两种，第一种取决于产业的一般发展，第二种取决于个别企业所用资源、其组织和管理效率。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外部经济，后者称为内部经济”[7]。他将企业内分工导致效率提高称为内部经济，即微观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随着产量增加，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内部经济是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产生的经济效应。马歇尔将企业间分工导致的效率提高称为外部经济，也就是企业集群产生的经济现象。外部经济是由于企业外部各种因素导致生产费用下降的集体效率现象，包括企业离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远近、市场容量大小、运输通讯便利程度，其他相关企业发展水平等等。外部经济往往能够因为性质相似的许多企业集聚在特定空间或地域而获得，实际上是空间外部性所产生的互动经济效益，也就是本文关注的动态外部经济。
借助外部经济概念，马歇尔关注静态框架下特定产业扩张导致长期成本下降的情况，集中分析了基于分工基础上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以及产业内企业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的生产集合，讨论了现实生活中企业和产业实现递增收益的现象。经由企业间协作产生的互动行为，包括通过技术、技能、信息、知识、诀窍和新思想在产业群落内个人之间以及产业内企业间的传播与应用等扩散、溢出途径，能够推动特定地域的产业集群与产业演化，并实现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产业演化。其中收益对企业而言大部分是外在的，但是对产业来说则为内在的，会使每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因此，尽管单个企业边际成本曲线可能向上倾斜，规模也会受到限制，但是整个产业的成本会下降，产出倾向于增加。马歇尔对外部经济产生的产业集群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递增现象的关注，表明他已经洞悉到外部性和地方性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
强调产业集群地方化外部性的基本特征，克鲁格曼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产业生产的空间定位问题，包括共享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品、技术与知识外溢、地方供应者和消费者间增强的相互作用、分享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地方化外部性等方面，运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收益递增、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关系等思想工具，对产业集群增长进行了研究，解释了产业空间集聚现象韦伯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概念，详尽分析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分类及其生产优势。。
马歇尔意义上的外部经济，是分析产业集群现象导致集体效率的合适概念工具，通过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联系效应（Hirschman，1958）[8]以及关联产业的相关制度和协会安排等途径，为理解争胜竞争市场过程中与收益递增有关的现象，提供了一条有益思路。如果加入动态时间因素，扩展这一分析路径，可以发展出动态外部性概念，进一步解释专业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聚、人力资本等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或者收益递增现象。这样，动态外部性就将空间外部性的时间维度展开，动态过程中企业家争胜竞争导致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所产生的学习、模仿与创新，引发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业集群式经济增长现象。杨(Young,1928)的“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9]、齐普曼的“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 、罗默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等有关文献，均论及动态外部性问题。动态外部性、专业分工与收益递增和集聚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二、动态外部经济、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
集群概念源于生态学，原意指以共生关系生活在同一栖所的生物族群。集群是一个组织概念，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种网络组织形式，其最显著特征是空间的聚集性和产业的网络关联性。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产业（相同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产业）的企业根据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关系，大量集聚于特定地域形成的具有聚集经济特征和动态外部效率的产业组织。产业集群综合了市场和科层组织的功能，成为稳定、持续、有序的生态组织，从而具备市场或科层组织无法拥有的综合竞争优势。产业集群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在特定地域集结成群，产生动态外部效应从而获取动态竞争优势的现象与机制。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相互学习相互模仿，产业群落中的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并在合作中竞争，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也提升了产业集群效率，充分展现了动态外部性促进产业集群和地域经济增长的优势。
产业集群是正生产外部性在特定空间或区域的集中表现，即单个企业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活动，能够通过多种互补方式和途径相互促进并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有机统一，实现集体效率和收益递增[12]，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增长。产业集群是有产业关联的企业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是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是动态外部性在一定空间范围作用过程的结果。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专业化技能的集中、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共享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地方空间特征所产生的外部性，催生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现象。在动态外部经济的语境中，产业内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能够通过多种学习和模仿渠道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传递与扩散，传递和扩散的过程又能够不断发现新的知识和新机会。由于争胜竞争中合作伙伴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和结构稳定性，市场过程会内生出企业之间多种新的合作机会和竞争形式，以降低交易成本并扩展交易半径，形成相互依赖和共同生存的互惠共生群落，产业集群实为有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有效率群落。主流经济学外部经济导致投资不足的分析，源于建立在静态的单一企业基础上。一旦研究视野转入动态角度和多维视角，结果更为开放。广泛的外部性足以使后来企业聚集在原有企业周围，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复杂链条以及随着时间流逝产生的学习效应、知识扩散效应等动态外部性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或产业空间聚集现象，成长为合作的组织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体系。
集群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产生各种复杂形式的相关结构，能够产生学习效应、协作效应等导致的自增强机制，实现收益递增，推动特定区域或空间范围内随着时间之轴展开的经济持续增长。集群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共同利用各种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公共信息资源和市场网络，节省能源、原材料、运费、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干边学过程中企业间相互联系所不断发现和产生的新技术、新知识与新机会，通过形成合适的学习区域，在产业集聚情形下得到充分利用和广泛扩散，倾向于不断催生新的企业和新的分工合作方式，获取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ics）效应，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实现专业分工、技术进步、新知识、市场范围扩展、产业成长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甚至成为空间集聚现象――城镇或者增长极的生成途径之一18世纪产业革命催生了聚集经济，产生了工业城镇，促进了商业、服务业发展，扩展了城市边界和空间范围。生产专业化发展导致人口聚集，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各种经济活动出现空间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经济。Hayek(1988)在斯密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思想基础上，加入人口增长提供新机会的因素分析，分析了劳动分工、知识、财产、个人积累资本新形式、差异、交流和交互作用、市场范围等等现象的所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结构，实际上描述了人口集聚与扩展秩序、城市成长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等将聚集效应区分为两类：第一类聚集效应是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居住便于改进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新古典城市化理论就是运用规模收益和第一类聚集效益解释城市出现的。第二类聚集效应是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专业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地理集中能够节省交易费用，城市的产生由于集中交易，有助于扩展交易机会并提高交易效率。[11]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城市理论，则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关键作用。分工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和分工中的合作所引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出现聚集效益和集群效应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动态外部性正是经济效率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集群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网络属性，通过提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企业之间交互学习过程赖以进行的框架，使得知识在企业网络内不断得以创造和扩散，动态外部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产业集聚过程中频繁而广泛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中不经意形成的非正式网络，作为社会文化和社会资本，能有效分享、扩散和传递默示知识，从而推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社会化进程，加速知识、技术、管理、组织创新速度，有效提高区域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及其有机组成的产业成长出来的空间集群，形成共享知识并在存量知识基础上持续产生新知识的增长时空集合体，能够支撑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持续增长。集群经济中边干边学所产生的动态规模经济和动态正外部性，能够解释相当部分的地方性经济增长现象。如果关注集群经济的网络特征和获取新技术、互补技术的动态优势，关注从互补资产和利用知识联盟中获取收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实现协作收益、分散创新风险，相互依赖很强的企业、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工程设计公司)、中介机构和客户通过增值链相互联系形成的复杂网络，对空间外部性与动态外部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知识的发现与扩散、集群现象与经济增长等等现象，就会给予更为深刻和动态的现实理解通过制度、组织和专业化等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各个方面之共同演化(Dosi，Fabiani，Freeman and Aversi,1993)，相互联系的产业、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市场、政府与社会，借助主流框架中的所谓“市场失败”现象，即外部性、公共物品、知识问题等等具体机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表现出市场过程内生的动态效率特征。
三、产业集群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争胜竞争的企业家行动
产业集群是产业与区域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或产业网络体系，是争胜竞争的市场过程内生的产业组织形式。市场是一个不断矫正的动态过程，由争胜竞争的企业家推动并由敏锐的企业家抓住利润的行动构成。企业家必须不断发现和营造小生境小生境(Niche)，本意指微生态环境。在生态学中，每种生物都适当生存于属于他自己的小生境中，这个小生境有各种的种属，这些种属间维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群落就是由这些实际存在的小生境（realized niche）构成。，以确保在争胜竞争中获胜。受到利润机会激励的企业家，是对市场机会敏感的行动主体，抓住市场机会是企业家表达发现资源正确价值的方式。企业家发现和企业家创新的动态争胜竞争过程，不只局限于技术改进，还包括管理方法、公司文化和组织学习、组织边界扩展与延伸等等方面的改善。企业家凭借对市场机会的出色洞悉力和敏锐观察，为保持争胜竞争过程中的优势，总是不断寻求适合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寻求适合企业成长的小生境。企业家行动过程中，借助动态外部性的中间作用机制，当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在特定区域展开合作与竞争时，企业集群成长为共赢共生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生态系统。在利润激励下，企业家发现知识之动态过程，也必然体现在真实时间之旅所展现的产业空间聚集现象，成为城市或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与关键机制。
争胜竞争市场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组织不断受到激励去发现更新和更好行事方式，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生存环境，相互竞争的企业家竞相采取并模仿更为成功的做法。当企业间、产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链条聚集在特定区域成长为网络结构时，集聚过程内生出产业集群现象，成为企业成长和发展的群落依托与载体。实际上，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争胜竞争的企业家行动是产业集群式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特定区域和空间范围内，借助特定场景知识优势和地方知识优势，企业家不断发现、交流和利用知识的过程，就是持续解决分散知识有效利用问题的过程，必然能够推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业组织方式的演变。这一企业家推动的过程必然内生出专业分工、知识分工、收益递增、集聚经济、产业集群等等现象，产业集群式经济增长可能成为伴随争胜竞争企业家过程的必然现象。
如果目光不局限于新古典框架，而是从市场过程角度理解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联系，那么整个市场经济存在的外部经济和动态外部性，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核心在于企业家不断发现和利用知识，争胜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网络系统
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马歇尔意义上外部经济或者正外部经济的拓展。网络外部性最早源于网络价值的研究，最初主要用于对有形物理网络的研究，比如交通网、电信网等。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s law)认为，网络价值与网络大小的平方成正比，网络大小是指网络中的节点(nodes)数量。网络效应是指网络价值随着网络规模增大而增大的现象。实际上，只要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联系，就可能存在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斯密、马歇尔和杨分工、技术进步、市场范围、经济增长循环互动关系思想的现展。
通过灵活、多样和复杂的方式与途径，包括基于组织分工的企业间竞争合作所形成的企业网络[14]。通过争胜竞争和自发协作过程中相互学习和彼此模仿，企业家争胜竞争不断引发一系列新的发现和创造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当受到利润激励，企业家不断在动态展开的知识发现过程中，沿着时间之轴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美好图景，同时，企业家不断扩展市场半径挖掘市场机会或者以更具竞争力的生存方式发展空间，区域或特定空间范围的经济持续增长现象必然出现。实际上，产业集群往往是在产业和创新的动态中不断演进的。如此，产业集群成为企业集体生存和发展的合适依托，成为产业发展的合适空间组织方式，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合适路径。产业集群的出现，大都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获得专业化经济优势、人力资本优势以及特定区域社会文化优势和持续创新的氛围等而聚集到一起，产业集群的成长基本上依赖产业与市场的互动。产业集群基本上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其成长与演化主要是企业家行动推动的市场过程，是自由竞争和开放竞争的自发过程。
如果将企业家发现与知识扩散、专业化、收益递增、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现象联系起来，并且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扩展至生产与消费空间聚集现象，可以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边界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企业家推动的产业集群型经济增长的结果，市场机制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惟一有效机制，而争胜竞争的企业家是这一过程的内生力量。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已经成为产业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涌现，一些国家提出了明确的产业集群发展计划，加拿大、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与埃及等国家还制定了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然而，如果不尊重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企业家争胜竞争行动，通过政府干预封闭企业家自由行动的选择机会，很难想像产业集群方式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存在不容忽略的潜在风险，必须谨慎制定和实施类似产业集群政策的公共政策。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主要是自发扩展的秩序，政府不能凭借主观愿望规划产业集群。当然，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并非没有任何作为空间，通过降低产业交易费用、引导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群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能够实现产业集群型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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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xternality，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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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Ting Hui
Abstract:
Integrating bot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and the path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to economic growth，the concept of dynamic externality can be an appropriate instrument of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As one typ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dustrial cluster is the outcome of dynamic externality．Rivalrous competition among entrepreneu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nd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led by industrial cluster．Government should follow spontaneous strength and inherent law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 when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promoting industrial clu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