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批评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20年代，在日本学者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刺激下，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撰写文学批评史，然而所认同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不外乎“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一种。所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其草创期开始，就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一种学术运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本身确实是研究者谋求使传统文论语话朝着现代文论话语系统转化的产物。总体而言，古人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从集部所附的与现在我们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所体现的内容及其言说方式看，与现代学术中的文艺学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感性体悟和事实描述的成份要远远大于理论推阐的成份。近代西方学术运作的模式是将所谓的“理论”从事实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原理”等，体现到具体的学科上就有了一系列似可独立演进与表述的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或者××学之类的东西，用以阐述该学科的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学科所涉及到的基本知识和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初、中期的情况看，不单单是文艺学领域，学术的各领域在当时都在大规模引进各种西学体制，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现当代学科体系、体制的正式确立。我们最初及后来延伸开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编撰体制即与这一重要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使得原来混杂一体的文论面貌向一较为单纯的、也更注重理论概念演绎的方面渐次汇拢，终于奠定了以后文论研究的主要路径。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实情看，这种学术思路的长期传承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从而表现出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因而，如果一味地将批评史从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抽取出来，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在批评史书写中缺乏对此充分的揭示，便导致批评史成为孤单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关键词之汇总，使人无法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批评史与文学史界限的划分，使得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俱高度专业化，各自在追求自足的过程中走向封闭，从而使研究批评史者与研究文学史者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在古代文论的原生状态中，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它的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样具体的批评观念错综交融地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而如果仅找出若干具范畴形态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文论，不仅会筛选过滤掉那些隐含在大批评实践中的、理论抽象化程度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学术上的片面性、随意性。三、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有其特定的对象，虽然批评史书写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写进研究成果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个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已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使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展望价值的一个方向。但这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那时的研究虽然也较为重视所谓社会背景的考察，但毕竟与现在的重视文论观念、批评意识所形成的真实、具体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均有距离。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甚至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批评史学科构成机制与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具有学术思想史研究意义的。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总结、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

二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同时还注意从具体的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中来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人，批评史著作的撰写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因为此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普及，更多的西方文论体系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话语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力求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著），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形成过于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转贴于 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围受到文学观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并不是影响学科范围形成的唯一因素，而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学科草创阶段，研究者们同时还要关注学科建立的问题，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凡是一个学科建立之初，也正是关于其研究目的、对象、意义以及方法的讨论最为活跃之时，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门讨论此，罗根泽同样在其著作的《绪言》中分十四小节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种种看法作了全面的阐发，作了一次学科“发言人”。大体而言，早期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在于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与其共生的文艺、文化话语系统中剥离抽取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阐释对象，这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是存在着的，但这一学科性仅仅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般文学原理研究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时间顺序而言，也是先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此启发、影响下才出现了批评史研究这样一个学科。尽管在现在的学科划分类目中，古代文论研究已经不属于二级学科，而降为一个研究方向，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面临着学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传统文论成为这一创新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这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要求，所以如何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超越，便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反思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重视古代文论的资源价值，在于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思想、知识、方法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参借作用，而关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想、知识、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深究其生成演变的轨迹和文化逻辑，以及它们与同处一个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其它话语形态的关系如何，方才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如此说来，我们确实不应该囿于已经形成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范围，而对于在学科意识支配下过于追求体系建构所带来的学术负效应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过滤、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是由醇反杂。前贤们是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抽取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网络中去。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这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还存在一些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麽，我们有什麽，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切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政治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们更不应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愈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会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概论”、“原理”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总的来说，在充分肯定已往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其在研究的类型、层面、方法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学习的事项。

其次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促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前所述，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这一点却无论无如不应该忽视掉。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个学科的独特存在性和特殊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予以体认。

需要引起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上个世纪学术界最繁忙的是引进体系与构造体系的工作，反映在史的方面，就是各种“通史”的大量诞生，仅以商务版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一揽子就推出几十种分类通史，可见当时对这一模式的热衷程度。实际上，这些通史基本上都只是一种简要的轮廓描述，里面的细节大多未经深入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在未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便在印象的基础上先有了总体体系。不可否认这段时期也有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式的探索，但通史的编写却往往替代、掩盖，甚至抹煞了具体认真的学问方式，尤其是编写通史比之于个案研究更具规模效应，能迅速成为一时的“大家”、“名家”，当然给学人确定了一个颇富诱惑力的目标。这种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给后来的研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客观而言，一个人的学力以及从事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保证他在有生之年对批评史所有环节、所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各种通史撰写中，书写者是无法做到对所叙写的内容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心得的。由于不可能一一去阅读原始典籍，并且发掘出其中未被注意的问题，而导致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搁置一边，更谈不上对各种批评现象的原始情境加以认知，以及进行有效的富于原创性的研究。可以说在通史的书写中，这种情况都有局部性的存在。虽然不能穷究所有材料，不能吃透所有问题，但作为论定一个人是否为该学科的权威的一部通史著作还是要写的，且写的越早越好，那么除了自己研究有素的部分而外，余者就只能停留在事实表面，无法通过综合更多的史料对之作新的判断，因此很难发掘出新鲜的观点及作出有价值的考证。在这种所谓通史模式的影响下，批评史研究的道路便只能越走越窄。

篇2

欲清晰准确客观地梳理出历代文学前后继承的线索，梳理者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决定着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原貌。我们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发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蕴藏的一个点。笔者认为，文学史撰述初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的表层为学习、模仿日本，而深层则仍然延续着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体、宏阔的文化视野(如政治、哲学和历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学史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影响，叙述者以一个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将纷繁复杂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的文学事件、现象一一连接，从而演绎出一部类似八股文“起承转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框架体系。

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

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

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著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

可见，生平、遭遇等(详)→作品的思想内容(详)→作品的艺术特色(略)→文学史影响(略)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劳动、平易是其外在显现)，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p#分页标题#e#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袁编”)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章、骆本”)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

袁编说:“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18］此种对田园诗写农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及甘苦的评论与之前文学史中将其田园诗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看法，无疑是相当通脱的。因为“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19］而且，袁编将陶诗的分类扩大到五类也是比较彰显阔大批评视野中的细腻性的一面。袁编将陶诗的艺术特色较为倚重中国古代诗话中的相关评论，这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联颇为密切，得出“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20］文本分析也比较细致深入，引用了《拟挽歌辞》、《拟古》等一些以前文学史中较少提及的作品。此部分还着重探讨了陶诗艺术的渊源，得出“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21］将陶与他之前的诗人作纵向比较，凸显陶诗在魏晋诗歌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此处的论述可能未作全面考虑，因为陶诗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期是出于边缘地位的。再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叙述者大大地淡化了陶诗在政治方面的意义，着重在陶的诗赋上细致地展开文本分析，尤其是通过局部词句的详析来呈现陶的诗文创作成就。首先，从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个角度来理解陶诗，其中又分两个相连而程度深浅不等的层次，一是诗人“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悠然的生活”，认为这“正是人生意义的所在”［22］这个结论是通过分析《饮酒二十首》第五首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得出的;二是陶诗中出现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焦虑忧惧。“这种焦虑的身影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曾经闪现，但在那里很快被及时行乐的吟唱所代替。而到陶渊明，则以一种新的凝聚化姿态重新凸现了这种焦虑。此时自然与人的合一被转向了另一个角度，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不可抗拒死神的降临。”［23］其次，对陶渊明哲理诗的评析也是此书的特色之一。以前的文学史叙事较少提及陶诗与东晋玄言诗的关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多的只具有诗体上的价值，诗歌艺术成就向来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阻碍诗歌良性健康成长的障碍。章、骆本文学史却能客观地正视这个问题，指出:“作为一位身处东晋南朝之交的诗人，他的诗还带有较多的玄言诗的印痕，诗中好言哲理，但他高出一般玄言诗人之处，在能把哲理相当圆满地结合在对自然事物或者乡村景色的动人描绘之中，并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玄言诗和前人未曾涉及的田园诗”。［24］不仅肯定了陶诗中有与玄言诗相似的地方，而且大胆提出玄言诗可能成为田园诗形成的母体和始因。且说《饮酒》(其五)与纯粹说理的玄言诗不同，它“用真正的诗的语言去表现内心对玄意欲言不能的感受”，“侧面展示玄意即在人心中的题旨。即醉酒的境界”。［25］#p#分页标题#e#

篇3

汉语言文学专业分为语言和汉语两大部分。

1、语言主要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汉字学、汉语史、中外语言学史、语言文字信息处。

2、文学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献学、文学概论、文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民间文学、比较文学。

3、其他还有：文艺心理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篇5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及文学理论丰富发展的时代，建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削弱，文学能够较自觉地从作家的切身体验来表现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这时期，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明显增多。鲁迅称魏晋以后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1]，首先也就是从这一时代的理论意识着眼。

其中曹丕《典论·论文》批评两汉以前轻视文学的现象，指出文学的独立地位，同时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直到陆机《文赋》出现，文论渐渐趋于成熟。

一、文体的语言风格

曹丕《典论·论文》在说到文体风格，提出“四体八科”之说，《典论·论文》中提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末尚实，诗赋欲丽。”[2]指出八种文体的四种类型风格特点，曹丕指出的各种问题特点并不完全正确，但看到各种问题的区别，首次提出本同末异说。陆机的《文赋》在此基础上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3]《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并进一步提出怎样使风格、文体和内容相一致，而曹丕只提出“文以气为主”，没有涉及这类问题。

陆机对曹丕的观点有所发展，他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概括了十种文体的语言风格特征及审美要求。陆机对语言风格的认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意物相称，文辞逮意”相关联的，是立足于文体同语言一致、思想内容同语言形式统一的观点：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特点和审美要求。陆机的文体语言风格论的观点是语言符合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语言同文章的内容、思想感情相一致；内容情感不同，语言风格也应相异。提出的这种文体语言风格，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当然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突破，更有针对性和具体的提出文体的语言特征及要求。原来曹丕的《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已经注意到诗歌应该具有美感的问题。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把抒情的内容和美丽生动的变形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比曹丕提出的具体、全面，在理论上毫无疑问是前进了一步。

二、作家的写作风格

曹丕“文气说”为文章的创作而提出的。曹丕主张“文以气为主”，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4]他对建安七子的作品做的评论有褒有贬。他说评论孔融的作品具有豪爽的精神气质，但思想性差；评论应玚的作品平和而缺乏刚健之气；评论刘桢的作品刚健洒脱，但文辞粗糙；评论王粲擅长辞赋，但文气纤弱不振。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曹丕肯定作家的写作风格有爽朗、奔放、遒劲、刚健，不赞成的是舒缓、松散、纤弱。简而言之，作品中高逸遒劲的精神气概和质朴精练的风格，是曹丕所主张的。

在王运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5]中谈到陆机《文赋》在讨论文章体貌风格多样性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到由于作者个性、审美爱好不同，造成作品风貌的多样性。“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二是不同的体裁，其体貌风格各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陆机还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期穷形而尽相。”“体有万殊”是指文体是千差万别的。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由于受到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和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情况。总之，除作者爱好不同和文章体裁不同形成作者风貌不同之外，陆机还曾言及作者生活经历和作品风貌的关系。

三、文学的价值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利于治国和立身，这是从统治阶级立场，把文章提高到立德、立功之后，并认为文章与治理国家同等重要。另外，曹丕所谓的“不朽之盛事”是包括那些一般的抒情咏物的诗赋在内，从而提高诗赋等纯文学的地位。曹丕认为文学创作是“千载之功”，有益于千秋万世。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曹丕所以讲求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文章的不朽当然也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6]曹丕力求建功立业或著述文章以垂名后世，从而求得精神之不朽，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

当然，由于曹丕提倡文学，使文学价值被社会空前认同，文学从此从附庸中解放出来，提高了文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同时，由于文学地位的空前提高，必然也会促进对文学写作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由探讨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转向研究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及各体文学的特征，最终促使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在曹丕之后，《文赋》、《文章流别集》、《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巨著相继出现，形成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陆机《文赋》中“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7]在此，陆机表明，文学创作不仅是一已感情之抒发，一时心境之表现，而更为看重的是，文学应该成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伟之作，有着超越时空的广阔视野与独特价值。“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指文学创作应该垂范后世。

四、文学批评的态度

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在《典论·论文》有所涉及。像文本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谓己为贤。”

在这些论述里，批评了两种错误的态度：一是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一是批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rdqu o;的现象。贵远贱近就是贵古贱今；向声背实就是崇尚虚名而不重实际。曹丕批评这样的现象，而且还宣称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品超过了古人，是两汉文学批评中进步思想的继续。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是曹丕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新见解。他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各不同，文体多种多样，各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曹丕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不应该是文人相轻，而应该是“审己以度人”，进行公正的事实求是的评论。

《文赋》的文学批评态度，主要针对文学作品，指出作文时应该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于文章怎样才美的观点，他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谴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8]他认为文体体貌虽然丰富多变，但也有些相同的审美标准：构思立意应该巧妙，文辞应该妍丽，还应有声音之美。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探析，可以得出，《典论·论文》和《文赋》是存在许多相关性。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5：464.

[2]夏传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170.

[3]周振甫.古代文论二十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90.

[4]李天道.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3.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79-80.

篇6

关键词：《左传》 接受美学 接受研究情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85-03

一、接受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结合

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方法和美学思想，自兴起之日，便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但就我国对该理论的引入来看，其宣言式、纲领性论文――姚斯发表于1967年的著名讲演《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科学的挑战》，直至1987年才被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一书，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零星的接受美学理论方面的译文和研究论文出现），嗣后，接受美学逐渐开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关注。面对这一新的理论方法，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文学本身，以其为参照和借鉴，相关译注、论著相继产生[2]。同时这一理论也开始逐渐被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当中，许多学界时贤审慎而实事求是地对古老的研究对象从新的角度加以关照、审视，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热门”现象，研究专著及相关硕博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且颇多创获。

人类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分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即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模仿借用[3] （PP.85-87；PP.171-175 ）。与此相联系，尤其与后两点密切相关，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理论性研究[4]，这些研究大都能在熟悉掌握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特征，思考审视如何合理运用该理论，并建立起属于中国古代文学自己的接受美学研究体系。在具体的考察中，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作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5]，以及文学性更为纯粹的诗歌、散文等体裁。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左传》研究中的运用实践

实践证明，接受美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和魅力的空间。文学接受“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没有欣赏者的加入，它的价值只是潜在不明的；不进入接受过程，作品的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6] （P.213 ）。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能够丰富和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为古代文学特别是先秦元典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但该理论方法尚未与先秦元典中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起点的《左传》研究进行有效结合，因此，在此方面仍有很大的可深入探研之余地。就笔者目力所及，明确以《左传》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或著述，从数量而言不多，且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兹举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左传》接受研究方面的论著加以评介，以期彰显研究成绩，探寻尚可深入之空间。

首先是刘成荣的《〈左传〉文学接受研究》[7]，该文从历史的层面对《左传》的文学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以时代演进为行文之线索，结合各时段的《左传》相关研究资料，论述了两汉至明清《左传》的文学价值从被遮蔽到被彰显的过程，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视野开阔、逻辑严密，颇多创见，但对其文学特征的考察并不多，更多的是通过对《左传》历史资源的清理，为进一步研究《左传》的文学艺术作准备。作者也谈到：“本文虽然名之为‘文学接受史’……仍然进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变史的研究。”“只是沿用了‘文学接受’一词，它在含义上其实更接近于‘文学演变’。”刘文更关注“《左传》角色的转变”，而非“《左传》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影响” [7] （P.7 ）。

此外，该文中的一些观点亦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如认为“《左传》的文学经典化并非是后人阐释的结果，而是该书本身就具备种种具有文学性质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左传》在成书时期就与生俱来的”[7] （摘要 ）。我们认为，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介入，才能“使本身不过是纸页上有序黑色符号链的文学作品‘具体化’（concretizes）”[8] （P.67 ）。又如第三章《左传》文学接受之发生与发展的余论部分言及：“何以一部为后世如此看重的巨著在西汉初期却游离在文化主流之外呢？不得而知”，文中亦没有给出解答，而对此的解答与《左传》在汉代的效果史、阐释史密切相关，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此外，该文对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略显狭窄――认为《左传》文学价值的生成是通过对自身经学身份的绝对剥离而实现的，经学的《左传》褪去经学之标签便成为了文学的《左传》。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减法”处理，弱化或简化了经学对古代学术史的作用与影响，无论是哪个时段内的《左传》接受的深入考察，都离不开对当时经学状况的准确把握。但瑕不掩瑜，刘文对更深层次的《左传》接受研究确有极大的推动与延伸作用。

专著方面，台湾学者蔡妙真所著《追寻与传释――〈左绣〉对〈左传〉的接受》[9]，作者关心的不仅是《左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左绣》对《左传》进行解读的方法。全书运用接受学、阐释学理论从阅读与解释的观点考察评点，并与传统注疏进行比较，“不是藉之以探究《左传》有什么文学意涵，而是探讨《左传》文本与明清文学批评上之评点、义法及趋实之学术氛围碰撞出来的效应”[9] （P.18 ）。应该说，作者达到了预期目的。

篇7

【关键词】批评方式；诗歌鉴赏活动；批评特点

贾希里亚时期的阿拉伯诗歌，无论是格律，还是题材都己经很成熟，似乎有一种突如其来性，但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以成熟面貌出现之前必然经历很长的孕育期和发展期，不可能一蹴而就，艾哈迈德・爱敏说过：“我们相信阿拉伯的诗歌达到现在成熟的阶段，是服从发展规律的，是渐进的。”因此贾希里亚时期的阿拉伯诗歌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这还未得到文字材的印证。诗歌批评的产生在诗歌产生之后，但是诗歌若要达到成熟的境地，诗歌批评对其发展促进作用不能忽视，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阿拉伯诗歌的雏形诞生之后（诞生的最初应是无意识的行为，尔后向在特定目的驱使下进行诗歌创作发展），阿拉伯人并不满意其结构形式和格律表现，于是对这种新事物感兴趣的人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修改，不满意，再修改，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的探索绝非依靠个人之力，而是一大群人在一起切磋琢磨，基于这样的设想，同时基于贾希里亚时期大多数阿拉伯部落一般处于游牧状态之中这样的事实，可以推断只有举办集市这样部落间的集会，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才能集聚在一起，吟诵各自的诗歌，交流创作的体会，在互相比较中形成一些关于诗歌的朴素观点。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集市是贾希里亚时期诗歌鉴赏活动的主要场所。

一、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文学批评的方式

贾希利叶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批评并没有公认的原则，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鉴赏性的观点和一己之见。它阿拉伯人从他们的文学禀赋、本能、感性品味、对自身语言的精确语感、对语言的奥秘的认识、对词语的本义和联想意义的了解所得到的启迪为基础，也以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人的知识和传统为基础。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批评家所作出的批评已采取了多种方式，其中包括：“词语批评、意义批评、形象批评、对过分夸张的批评、对诗人的宽泛评判、对部分诗歌质量的评价和对诗歌韵律的批评。

二、贾希里亚时期的诗歌鉴赏活动

（一）文学集市

贾希里亚时期，半岛阿拉伯人定期举办集市，不同的部落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方面从事商品交易，互通有无，另一方面，部落中善于赋诗的人云集于此，当众吟诵他们的作品，除了展现本部落的功勋，还倾力表现各自的创作才能，并有人评点，这样的场面也被称为赛诗会，负责评点的人被称为“仲裁”。在所有集市中，欧卡兹集市最负声望，欧卡兹集市离麦加较近，通常在伊历十一月举办。”

（二）品第诗人

贾希里亚时期的部落逐水草而居，经常为抢夺水源或草场而大动干戈，这种好强不甘示弱的性格特征彰显在各个方面，就诗歌鉴赏活动而言，它体现为盛行品第诗人的地位和创作能力，这样的品第过程被称为“穆法杜勒”。在品第诗人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谁最富有诗才”，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因人而异，且主观性、绝对性很强。据传，泰米姆部落四位诗人佐布鲁干・本・白德尔、阿姆鲁・本・艾赫图姆、阿布达・本・塔比卜与穆赫柏鲁・赛阿迪曾要求吟诗人拉比阿・本・哈扎尔・艾塞迪评论他们中谁最富有诗才，拉比阿说：“佐布鲁干，你的诗如烤肉，半生不熟；阿姆鲁，你的诗如同缀满饰物的外衣，乍看光彩耀人，再视则令人目眩；阿布达，你的诗如同水囊，缝制严密，滴水不漏；穆赫柏鲁，你的诗与他们相比有所逊色，却优于他人。”言下之意，佐布鲁干的诗优劣并存，瑕瑜互现，阿姆鲁的诗优美雅致，熠熠生辉，阿布达的诗结构严谨，疏密有致，穆赫柏鲁的诗则在此三人之下，其他人之上。

三、贾希里亚时期诗歌鉴赏的特点

从整体来看，贾希里亚时期的诗歌批评停留于即兴的点评，取决于评诗人的现场感受，过分依靠个人鉴赏能力，缺乏固定的成熟的评判标准，这种批评可称为印象式的批评，即批主体重个人直觉感悟，往往把自己的审美判断用极度概括浓缩的语言点出来，并点到即止，而后诉诸读者的领悟，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理性判断，但更多的是只有结论而缺少通向结论的知性分析。

・阿里夫・马哈马哈茂德・侯赛因在他的贾希利叶时期文学批评的表象与标准一文中将该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总结为四点：

（一）宽泛性就是说批评家做出评判或发表个人观点时不提及原因和理由。

（二）简洁性就是说批评家常常用简短的句子提出批评性的判断，其所指可从中悟出，却不作解释或细化。

（三）局部性

就是说批评家仅涉及诗歌艺术中的某些局部，如词汇方面、语义方面、格律方面，而不像现代文学批评全面涉及诗歌的整体。比如说，贾希利叶时期的批评家涉及某一语义或某些语义时，仅说明正确性或错误、清晰或模糊。

（四）感受性和主观性

就是说评论性的判断通常是以批评家对诗歌在他的内心所产生影响的感受为基础，是以话语对他的触动力为基础。评论是与这一感受的强弱密切相关的。阿拉伯人对诗歌影响的感受是本能性的，对它的鉴赏也是很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因此，他评判常常是以他的鉴赏和本能为基础，并引导得出话语艺术中的精品和诗人中的良才。这意味着他在评判话语中的精品和诗人中的良才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公认的原则，惟有他的本能和品味。“

参考文献：

[1]王有勇.阿拉伯古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9

[2]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M]，译林出版社，2010

篇8

一、重新思考与确定文学批评课程的性质

文学批评课程是以文学批评作为对象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课程。长期以来，这门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一样，是一门令学生费解难懂的抽象、枯燥、乏味的老大难课程，教师的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效果都不佳。然而，这门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一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是以文学概论课程为核心的文艺学系列课程、后续课程、应用课程，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桥梁与中介；二是与文学史课程密切相关，文学课程无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等课程，其教学都离不开对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史评论，其评价内容、形式和方法都需要以文学批评为基础；三是人类行为、活动都必须具备认识与评价素质和能力，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进行评价的一种行为活动方式，其文学评价能力带动与影响人类其他行为活动能力，使评价作为人类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表征。因此，文学批评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学生选课的积极性与教学状况的窘境、不佳效果形成反差和矛盾，不仅影响文学理论课程的作用与效果，也会影响其他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作为课程对象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学科的构成部分，与文学理论、文学史构成文艺学三大组成部分。因此长期以来文学批评课程因文学批评的文艺学定位，而将此门课程也定位于理论课程，是文艺学系列课程之一，也是中文专业主干课程文学概论的后续课程，其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思路都是围绕文学理论来拟定的。因此，文学批评课程的定位受到文学批评定位影响，长期以来教学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科性较强，从而忽略了应用性教学、教学实践性环节以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反映此门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一样抽象、枯燥、乏味，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教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改革及其教学改革首先应是课程观、教学观的观念的改革，针对现实实际问题与教学改革思路，重新思考与确立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

其一，文学批评课程的应用理论型课程性质的定位。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属于理论型的文艺学系列课程之一，文学理论是文艺学基础与核心，故而文学批评定位于理论型课程，加强教学宗旨、目的、内容、方法的理论性、逻辑性、体系性，成为文学批评学，或者文学批评理论，多在批评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源流论、构成论等理论结构与体系构成基础上确立教学内容，甚至按照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框架设置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框架，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混淆。这明显还带有前苏联文艺学学科设置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关系处理上有所失误的后遗症，从而形成我们现在认识上的偏差。美国学者韦勒克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建立一种文学理论、一套原则体系、一种价值理论的任务上来，这就一定要依据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并且不断争取文学史的帮助。但是这三个学科是而且将来也是各自不同的。”显而易见，文艺学构成中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是三足鼎立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三者的功能与职责及其分工与定位是明确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对正在进行时的文学现象进行评论的一种独立形式及其活动形态，是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进行评价的行为，可谓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文学批评既是文学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相对于文学理论而言的实践活动；也是文学实践推动文学理论建设发展的、相对于文学实践而言的理论运动。因此，文学批评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性质特征，既具有理论品质，又具有实践品格。但过去我们偏重于其理论性而忽略实践性，偏重于其基础性而忽略应用性，尤其在教学中偏重于作为理论知识结构体系的教学而忽略作为理论应用的实践性教学及其学生素质能力培养的训练。由此而言，简单将文学批评视为理论活动是有所偏颇的，以此将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定位于理论型课程也是有所失误的。根据文学批评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应该将其准确定位于应用理论课程，强化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特点，强化其教学的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品格，强化其人才培养的素质能力的训练。因此，对文学批评性质的认识，不仅有利于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及其文学史性质和关系的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观、批评观的观念更新，更有利于推进文学批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对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的认识，以推动教学观、课程观的观念更新，更有利于教学改革及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其二，文学批评课程性质还需要将其放在课程教学系统中来确立。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固然是由课程对象内容性质所确立，但还需要依据课程教学规律与特点来确立，应该充分考虑课程体系与教学结构及其人才培养的需要。作为中文专业选修课的文学批评课程，在选修课系列化的课程群板块中被列入理论型选修课，从其归属于文艺学课程体系，作为文学理论课程的深化与后续课程而言无可厚非，但却忽略其自身作用与独立地位，一方面作为文学理论的实践运用与实际效果的实践性品格有所削弱；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批评的独立功能作用未能更好体现；再一方面作为课程体系构成与教学内容结构的特点也被忽略。从专业课程结构体系设置角度而论，文学批评课程在其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往往也会决定其性质，一般将文学批评课程安排在大二或大三年级段开设，决定其在课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过去我们考虑较多的是承接文学概论课程，因此容易将其理解为批评概论的承接性，而忽略其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同时，更容易忽略其对其他课程，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承接性。其实这些正在进行中的文学实践现象更为文学批评提供基础与资源，作为后续课程更应该承接其课程的实践性品格。对于所谓启下课程而论，在大三或大四安排课程大部分是非基础课的实践性、实用性、深化与拓宽知识的课程，对于文学批评课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而言，无疑既奠定了承上启下的基础与条件，而且其上下左右课程也决定其应用理论性质及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的定位。其三，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应该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确立。中文专业主要培养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人才，分别通过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以及其他类型院校中文专业的学校与专业定位来确立人才类型，如作家、教师、编辑、研究者等。但无论哪一种文学人才，不管其职业类型如何，在大学所受的中文专业教育都应该包括文学、语言、理论三大系列的专业课程，人才培养目标就好定位在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创新的复合型、综合性的中文专业人才上，具体而言就是培养中文学生的听、说、读、写、做、思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其中的“写”是其核心素质与能力。显然，中文专业开设的写作课程不足以完全能承担这一功能，还必须与文学、语言、理论等专业课程共同承担，文学批评课程无疑也是承担评论写作素质能力培养的重要课程。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强化其文学批评课程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及其应用理论课程性质也就理所当然。此外，过去大学教育通常是培养高精尖的理论型、研究型、基础型人才，忽略应用型、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在当前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时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进一步扩大，有必要强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从而也有必要强化其课程体系与教学结构的应用性、实践性内容，确定其专业基础课程、理论课程的应用性、实践性品格，以及将能够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特点的课程性质。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就应该确定为应用理论型课程，应该与中文专业文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紧密联系。当然，对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的重新认识不意味着削弱与淡化其理论性，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其理论型课程转换为实践型课程，而是针对过去忽略实践性与应用性的问题与缺陷加以校正，强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特点，确认其应用理论型课程性质。只有确定准确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才能明确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思路。

二、文学批评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决定其在专业教学系统及其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其应用理论性质决定了它兼有理论型课程与应用型课程的特点，也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特色，更具有以评论写作带动能力提高的人才培养的优势。因此，这门课程的改革必须充C-j,-~虑其在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其一，文学批评课程在文艺学系列课程群中的定位和作用。文艺学系列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定位在理论型课程，文学批评在文艺学理论型课程群中定位在应用理论课程，一是相对于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理论应用性与应用理论性更为凸显，它不仅是对文学概论课程的延续和深化，而且是文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与实践行为。从这层意义而言，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践行，相对于文学概论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强。二是相对于文艺学系列课程群的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论、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选修课而言，这些深化和拓宽的理论型课程既为文学批评提供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及其指导思想，也为文学批评扩大理论视野与领域；文学批评课程也为其提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空间，深化和拓展了理论空间，使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行为活动，在文艺学系列课程群中的ttg位作用必然凸显。三是在文艺学构成中，批评与理论的互动互渗形成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艺学课程体系中文学概论的改革，面对理论课程教学的概念化、抽象化、教条化所带来的困境，强化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拓展理论的批评空间，成为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趋向．，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批评永远是和它所批评的现象相适应的”，其地位作用得以强化；对于文学批评课程而言，批评理论化倾向确实存在正面与负面双重影响，克服其负面影响的途径是强化批评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使其所谓理论化形成理论应用性的优势和特点，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因此，必须在文艺学理论型课程群中强化其作为应用理论性质课程的特点与作用，才能凸显其在文艺学课程群中的地位作用。

篇9

就文学结构而言，鉴赏性批评是最为靠近创作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讲，鉴赏是文艺创作的延伸，它主观色彩强烈，具有创作的某些属性，有读者把若干优秀鉴赏文章、著作，当作散文阅读，乃至读后啧啧赞叹不已。鉴赏又是评论性批评的基础。或者说，它是创作与评论的一个过渡性环节。

鉴赏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脉，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诗、词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要位置，鉴赏文字大多存留于点评与诗话、词话之中。明清小说出现以后，恣肆的鉴赏长文应运而生。往往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选注家，也是鉴赏家。

“五四”以来，中国文坛鉴赏之风甚矣！名家蜂起，美文滔滔。诸如叶圣陶、俞平伯、朱光潜、傅庚生、丰子恺、郁达夫、萧乾等等，人们还可以开出一长串鉴赏巨擘的名单来。

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虽然鉴赏批评不及此前繁茂，但依然有大家活跃于文坛。茅盾的文学理论三方面兼而有之，但无疑他是一位杰出的鉴赏家。他的这一时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集中于当代短篇小说的鉴赏领域，融个人才情、创作经验、文学理论与对评论对象的人格识见为一体，才情并茂，词语简约，常有画龙点睛之笔突现，令读者为之莞尔。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的鉴赏性批评涉及文艺门类广泛，而身手不凡，尤其于细节的鉴赏令人击节叫绝，叹为绝版。作家孙犁为人持重，其鉴赏文字朴素清新、思想入木三分，何等功力！文艺理论家、编辑家黄秋耘的鉴赏文章浸透着人道主义精神，行文呈现一种别具一格的淡淡的哀愁，他的文学鉴赏独树一帜。

上述鉴赏大家薪火相传，为现当代文学史增辉添彩。当今文坛，不能说没有鉴赏文章与著作，也不能说没有鉴赏人才；但无鉴赏名著，无鉴赏大家，乃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今日之鉴赏与创作相比，其差距难以道里计。鉴赏大家的缺失，对文坛创作不利，对读者接受亦不利。其实，我们的鉴赏性美文是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华夏美食，非舶来品洋快餐可匹抗矣。倡导与发展鉴赏性文学批评，是关涉当前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艺术工程。

要发展、提高鉴赏性文学批评，其重要环节是期待涌现一批鉴赏大家。我们且不要去侈谈什么鉴赏大师，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

鉴赏大家，可以由作家兼而得之。作家本身从事文学创作，对创作之三昧、之甘苦有切实体味，有深刻感悟，有美文妙笔。也可以由主观性色彩强烈的评论家兼而得之。评论家可能理论色彩强一些，但只要艺术上敏锐，有独特的艺术感受能力，也可以写出好的鉴赏文章，也可能成为鉴赏大家。还有一些学者也可能成为这个队伍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鉴赏大家中坚力量几乎是大学教授群体。

要造就鉴赏大家，外部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不会存在大的阻力。如何造就鉴赏大家？或者说鉴赏者应该沿着什么途径、向什么目标前进？简而言之，首要问题在于独特的审美观。无自我独立的审美观，不会成为鉴赏大家，只能是随风俯仰、人云亦云的芸芸之辈。其次，要有独特的审美感受，即独特的感情评价。审美观是灵魂，审美感受是血肉之躯。还要有独特的语言表达，即有形象化、个性化的文字。

篇10

关键词:发愤著书;愤懑;逆境

司马迁,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史记》。对《史记》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命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报任安书》中也出现类似的言论。

这些文字讲述了一代代伟人在逆境中化悲愤为力量,最终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巨著。司马迁将此类伟人的事迹与自身的事迹相结合,得出“发愤著书”一说。这一文学批评命题,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深远的理论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一步步总结创新得出的。

早在《诗经·园有桃》中,就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为心中忧伤,所以化忧伤为力量,用来吟诵诗谣。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含有“发愤著书”这一思想的文字记载。

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入的是《论语·阳货》中得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诗可以用来抒发心中的愤怨。反过来理解:如果心中有愤怨,可以借愤怨之情写诗。这是“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明确。

“发愤”一词首次出现应是在《论语·述而》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将“发愤”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应用的是屈原。他在《九章·惜诵》中这样写道:发愤以抒情。

即屈原之后,西汉刘安在《淮南子·本经训》中提出:愤发于中而形于外。他认为人内心的愤懑之情需要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去宣泄。这与“发愤著书”思想的联系更紧密了。

司马迁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巨大的双重打击。人格、精神上受到的毁灭性侮辱使司马迁曾想一死了之,但是壮志未酬,不能半途而废。同时他又从《周易》、《春秋》、《离骚》等巨著的作者们身上得到激励:逆境磨练意志,化愤懑为写作动力!相似的悲惨遭遇,极大程度上鼓励了司马迁不屈不挠,化痛苦和愤懑为写作的动力,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完成《史记》。所以在结合屈原等人的理论思想及自身的亲身体验之后提出了“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是将愁怨悲愤之情宣泄在作品当中,而是将愁怨悲愤化成写作的动力。这里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作家在生理、心理受到重大伤害,内心郁结却无法宣泄释怀,从而借著述立作来使自己转移注意力,暂时忘记伤痛,恢复心理平衡。“愤”不但是作家愁怨的情绪,也是他们高尚人格、坚定意志的体现。在“发愤”情况下著出的书,情感迸发,往往更有感染力,其艺术魅力也是独到的。在司马迁看来,“发愤著书”是为了达意通道,包含了两种情况:一、司马迁的崇高理想和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实际上实现,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二、司马迁的志向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写出属于自己的著作。所以他的“发愤著书”既是对前人的文学总结,也是抒发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 “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前人改进创新,对后人也有重大影响。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但是,“发愤著书”并不是创作出优秀巨著的唯一原因。作家创出巨著与其自身的人文素养是分不开的。创出优秀作品需自身素养,材料积累等多种条件,“发愤著书”只是其中之一。

“发愤著书”说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得在适合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 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文人不被统治阶级认可,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打压。具有才情的落魄作家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动力,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自己的才干得以发挥,发愤著书在此时最适合不过了。

二、 文人有建功立德的意识,远大理想没有实现时就遭遇不幸。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流传下来,从而“发愤著书”。例如屈原,报国无门时,不愿与黑暗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被放逐时写下了《离骚》。

三、 封建统治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百姓死活,任意压榨。身处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文人,为了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及个人命运史,选择“发愤著书”。

个人认为,以上情况较适合“发愤著书”说,在这些情况下的“发愤著书”成效也较显著的,往往能真切反映作家的真实情感,社会环境,时代背景。这也成为古代文人与黑暗社会,不合理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用来完成自己梦想的方式。只是,这一切都得在相应的合适条件下才能完成。所以,在对“发愤著书”说的评价上,我们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过分的夸大其作用和影响力,不能将其神化,因为没有正确的条件和范围,“发愤”未必能“著书”。我们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评价“发愤著书”说。

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我们定会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但无论多久,我们都不能否认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进一步完善“发愤著书”说。(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