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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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管理; 以人为本; 无为; 因材施教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传统文化向来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根本。当代大学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二者之间本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价值定位谈到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关于“我们的学校为何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追问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多内容，彼此密切联系的大系统，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包括对人的微观管理。这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高校大学生基层管理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寻求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切合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以人为本构建学生管理思路

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尊重人和重视人为出发点来管理人的。管仲在《管子》一《霸言》篇中，记述了一段对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这个“本”理顺了， 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这些思想借鉴到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体现的是重视学生，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这种教育理念是最现代和最激进的教育思想，它既影响人的活动，也借助对人性的认识，由此可以建立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有效沟通与作用的途径和桥梁。

二、老子“无为”的思想对学生管理的启示

老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见解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汉朝刘邦平天下而立汉室，治理天下就用“无为”思想，表面上看，有为和无为似乎是不相容的，但作为工作方法来看，它们能殊途同归，共同达到“治”的目的。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只是一种教育手段，真正能让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才是重点，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把任务分配给他们完成，并且给他们提供自由且不脱离组织的空间，就可以使辅导员摆脱那些繁琐的日常事务。

三、因材施教的管理理念

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祖师，孔子早就认识到教书育人要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主张根据学生个性的差异和实际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反映在现代教育管理理念里，就是要求教育和管理工作者要清楚认识到每个学生因为受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追求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唯才是举、因人而异，重视每一个学生自身的建设和培养，允许学生存在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因材施教”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及个人差异进行不同的培养。

四、修生正己的管理思想

“修身正己”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端正自己的品德和修行。为了活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高校的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首先重视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利用传统文化“言传”，更应注重“身教”。这就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学习，尤其是要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直接面对学生，起言传身教和示范带头作用，自身的文化素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水准、敬业精神和思维方式及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等，都会对学生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知人善用的管理方法

高校基层管理者尤其是辅导员老师常常一个人带着4-5个班，平均人数超过200人，如果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过问的话恐怕有十二万分的精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优秀的学生干部能够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信息沟通的纽带。如何选择这些学生骨干，是一位高校学生基层管理工作者需要练就的能力。这样经过观察筛选，可以选出学生中的真正骨干，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激发优秀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最后，由于当前大学生年龄阶段已经逐步步入95后，且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优越，个人主义思想强烈，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不太愿意服从学校的管理。提高学生管理效率，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修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全体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共同责任，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和榜样力量的引领。充分挖掘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精神，引导他们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懂得自我管理和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袁涛.基于传统文化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建设[J].科教文汇，2014（13）.

[2]徐芬.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管理者素质的影响[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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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堪忧

现代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在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却不懂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但相当一部分人集体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他们注重自我、看重功利、道德取向多元化。有的把家长职位的高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生活消费的层次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针对这种现状，窃以为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

2.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辩证的思考，有着浓重的思辨

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辩证思考。在老庄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绝对中有相对，在相对中又有绝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尧舜时代，这一传统历久不衰，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三、传统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文化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1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必然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可能遭到淘汰。竞争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竞争、科技上的竞争、管理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而在人才的竞争中，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

四、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

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我国，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结果。市场经济解放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同时又使人的利己心和贪婪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因而引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剧烈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抑制人的利己心和贪欲的膨胀做到克己利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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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干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派驻贫困村第一书记，我有幸与来自全县各镇各部门党务领导干部、派驻贫困村和企业第一书记、选调生及大学生村官、组织部机关锻炼干部、村(社区)党务工作者一起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了平利县党务领导干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专题研讨班的学习，虽然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对我而言受益匪浅。

首先，领略了悠久的校园文化，圆了我的大学梦。说起西安交通大学，我与她还有一点点缘分。上中学那时，我只参加了中专考试，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于是，在中专学习的同时，我参加了西安交通大学会计专科自学考试，虽然20**年就取得了西安交通大学的，但从未走进西安交通大学的大门。所以，这次能到学校来参加几天培训，聆听老师们的讲课，也算圆了我的大学梦。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的校园，和蔼可亲、热情服务的老师给人回家的温暖，特别是老师还专门组织我们参观了学校历史博物馆，了解了交大的历史变迁和校园文化，知晓了历届学子中的杰出代表，让我肃然起敬，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

其次，聆听了老师们精彩的讲座，收获了做人做事的智慧。这次培训，县委组织部和西安交大的老师精心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实用的课程，《卓越领导力与高效执行力》、《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两学一做”》、《如何做一名智慧型的党务管理工作者》、《于党的群众路线目标的干部素质与管理创新》，让我们收获了党务工作中应掌握的方式方法;《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解析》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的现状;特别是《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党政干部管理智慧》、《传统文化与领导干部多元化思维》两门课程，给我们传授了做人做事的智慧，让我们知晓了厚德载物、和谐自然、上善若水、宁静致远、尊道贵德、大巧若拙等国学智慧精要，让我们明白了做人做事的规则和底线。反思自己的生活理念，对家人孩子的惯性思维，对工作事业的认识态度，有所悟，更应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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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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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绩效评估相比，基于价值链的战略式评估框架是一种有效的、可行的、动态的绩效评价方法。本文提出了建立战略式评估框架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价值链的战略式评估的指标框架。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我们提倡让国学精髓为现代管理服务，并不是否定现代管理科学，国学并不能代替现代管理科学，二者相辅相成，要提升我们的现代管理水平，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常说的“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指的就是二者之关系。

让传统国学与现代管理相融合，这是因为二者存在乘积关系。道德素养与管理科学是组成乘式的两个因子，只有在不断提高管理者道德素养的同时，才能真正运用好现代管理科学，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道理是自然存在，但如果某些人非要把它总结出来，就不是常规的道理，而是这些人心目定的道理了。如春夏秋冬，本来没有次序，只是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存习惯将春放在首位而提出来的。如何让传统国学与现代管理融合在一起，以进一步提升现代企业的管理水平，本刊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山东）国学大讲堂项目负责人徐小勇。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山东）国学大讲堂的背景是什么？

徐小勇：为开发好国学大讲堂这个项目，我们经多次调研，与山东省经贸委职工教育办公室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创办了“清华大学－山东国学大讲堂”，这是因为：一方面山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以及落实科教兴鲁、人才强省战略，都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山东历史文化悠久，人文资源丰富，创办这个项目，也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向文化强省跨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目标相吻合。

我们创办大讲堂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目的是充分调动高校和地方的积极性，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共同为促进人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你是如何认识国学与管理这个问题的？

徐小勇：关于国学与管理的结合，最近颇多争论。有人说国学等于管理，因为国学是用来“管人”的。有人说国学是“大智慧”，把大智慧定义为管理，简直是把国学妖魔化。难道管理不是大智慧，而是小把戏吗？

企业是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财和物)的交易合约，其重要目的之一是创造价值，赢得利润。为了能挣得足够的利润，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显得十分重要。企业所有资源都得最大限度的投入到企业增值业务之中，人员、物资和资金构成企业的资源总体，其存在形式、目的或与企业目标不一定都相一致，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就必须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这就是企业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它要求管理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组织、计划、指挥、监督和调节，这一系列职能活动我们总称管理。

千百年实践中人们得出一条经验是：人是比较不好管的，为此人们也想了不少办法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制定各项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都知道管理少不了制定这个制度，那个制度，这些制度财务资本(财和物)是不会执行的，最终都是由人去执行，所有制度都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为此，企业制度还要符合"人性"，但是，无论制度制定得怎么周全，人们总觉得少一个适合“我”的制度，中国人一直都提倡无为而治，但要真的实现无为而治，可能永远是一种梦想，因此大大小小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如何，人员素质有多高，都设有不同的制度。这些，都将是我们这个大课堂交流的平台。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管理的结果。管理也需要大智慧，以为不受大智慧指引和约束的管理都只不过是“瞎搞”，都会像一切昏庸、腐败的旧朝廷一样，逃脱不了破产和失败的厄运。

记者：大讲堂为何选题《新国学与现代管理之道》？

徐小勇：国学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华夏文明的根基。国学已经广泛地融入了全球炎黄子孙的思想意识之中，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不了解国学，就不了解中华文化和民族。国学中蕴藏着许多深刻的修身、养心、领导的思想和治世方略，有许多精髓需要继承和发扬。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出自《周易》，这八个字也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

我们提出新国学，就是立足国学的应用和国学的现代化，深入发掘传统国学中符合时代精神与先进文化的精华，并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融合，启迪现代管理智慧和领导艺术，传承民族精神与优秀文化，催化复合型人才的成长。也就是原“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等四大国学导师倡导的“古今贯通、中西融汇”，为今所用。

记者：您作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怎样理解现代管理与国学的关系？

徐小勇：源于西方的现代管理学，注重实证与逻辑分析，倾向于给出精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问题。近几年来，管理学界兴起了“中国式管理”和“国学热”，企业家和学者们也开始思考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管理之中。

应当说，国学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智慧大道，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外，兵家的谋略早已从军事运用扩展到商业竞争，道家“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则体现了柔性管理和人性管理的特征，其他还有法家、墨家、易学等思想、思维，都为我们现代的管理者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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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徐小勇：目标是通过三十多天的系统学习，全面汲取五千年国学文化的精髓，转化为现代管理实践中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和驾驭复杂环境，实现个人与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有利于培养国学综合思维、系统思维，升华管理智慧，体悟管理大道；二是拓展知识面，启发纵深思维，即在管理实践中遇到问题时，有更广的历史视野，更多的历史纵深思考；三是提高人文素养和自我发展潜质，在与古人对话和精神遨游中，调节身心和养浩然之气。

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还是“兵家”，是千百年来人们在自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总结，而且广泛地融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已经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其精髓已成为世界华人道德观的根本，提倡学习国学，让国学精髓为现代管理服务，让国学精髓古为今用，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素养，实现自我管理，可以说，这是我国提出“以德治国”的原因之所在。

记者：社会上国学班较多，这个课程的特色是什么？

徐小勇：我们首创国学实地体验式研修，增加考察游学比重，强化实地现场学习，有助于触动深层体验，推进心性感悟的进程，加速知识经验的融汇贯通。授课方面，更多地采用案例互动教学。

针对国学实践性强这一特点，在学习培训的同时，安排了内容丰富的管理研讨、课外拓展、班级联谊、实践考察、论坛等活动，从而促进了学员之间相互深入交流学习，拓宽交际领域，发展更多的合作渠道，打造了交流与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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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过如下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只用政策来管理和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人民就会只求免于刑罚，即使犯错但只要没受到刑罚的处罚，心中就不会有羞耻感。而用道德来管理和用礼数来教化人民，人民就会从内心有羞耻感，从而自动自发的遵守社会规范。由此可见，仅用以力服人的“霸道”虽然可以震慑组织内的成员免受错误，但却不会达到自动自发的管理目的。只有用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终感化组织内的成员自觉的遵守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管理的最终目标，这其实就是西方管理学说中的制度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最早论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管理大师，其管理的哲学理念与西方两千年后今天的理论同出一辙。这不得不说我们古代圣人先贤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时空。我们现在重拾历史的思想贝壳，就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我们就会感知中国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管仲论领导者的仁心与慧思》）

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对“制度”和“文化”的管理关系做了许多论述。在西方许多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被执行下去，因为西方人们有宗教契约精神，而在中国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执行，坏的制度甚至是不合理的制度，开始就会被人们的诟病而无法执行下去，曾经流传甚广的管理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所以在中国制度也一定要体现其合理性。如果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制度就是再“霸道”也很难执行下去。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条也因为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叫好声中被砸了个稀巴烂。中国有句古语叫“法不责众”。所以在中国“情、理、法“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应该是建立在“王道”基础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那么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会执行不下去，从而使其统治和管理的组织产生反抗而最终使这个组织无序化。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王道”与“霸道”的辩证关系最好的例子。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获，但是为了孟获能自动自发的从内心归顺，所以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放了六次孟获，终用“霸道”与“王道”的结合使南夷地区长治久安。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可以得到启发。没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体就是“王道”。而“霸道”必须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向孔子所论述的必须建立在“王道”基础上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

就现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制度的管理，管理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而且还必须有符合这个组织特点的优秀文化。企业在规范约束员工行为的同时，应该给员工们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良好文化氛围。使员工自觉自愿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各司其职，这是科学制度贯彻的保证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带来员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协同的管理终极目标，而科学的“霸道”又是为“王道”服务的必用的一个管理手段，没有合理的“霸道”，组织就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韩非子论授权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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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企业文化 管理思想融合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整理。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人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问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建立共同的价值理念.提倡以人为本的全员团结协作精神

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很好地把企业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有效地结合起来，灌输企业的命运就是员工命运的意识，建立起共同的价值理念，人企合一，实现了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也正是这种企业文化精神的渗透力、感染力和激励力，使日本企业成为生机勃勃的活力整体。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民族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他们把这种团队精神也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上，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切实做到肯定、认可、关心、支持员工，激发员工的忠效觉悟；同时员工与企业间保持着较为深厚的血缘关系，对企业坚守忠诚、信奉规则，有着很强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双向力使得日本企业成为一个个真正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

现代化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和企业的凝聚力，除了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的制度保障外，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优化员工的生产生活环境，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与西方企业的组织机械化相比，日本企业和员工结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关系更具有勃勃的生机和创造力。

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与日企对比

1. 要了解日本与美国企业文化的差异，首先要从两个国家的地缘差异来了解。

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但有大量的海底火山，平坦和适宜发展农业的土地也几乎没有。在山坡上开垦出的梯田利用每一寸适于耕种的土地。同时日本还饱受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之苦。为此，民众富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历史上与中国的长期交流，使得日本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忠孝思想和宗法观念。民族单一，内聚力强，战后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方法，从而形成了东西方融合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2.美国的管理文化，沿袭了其非东即西、黑白分明的美国文化，在社会交往人的个性鲜明，以及在企业管理中的是非明确、有章可循，因此，美国公司的管理制度非常细化。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少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着眼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在管理思想上的体现，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春花，企业文化管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2]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黎红雷，中国管理智慧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贲恩正，祝慧烨，东西方企业价值观管理比较[J].中外企业文化，2007。

[5]金雄：中日企业文化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1期

篇8

笔者乐意在本文将过去几十年对南方民间“乐教”传承的探究和近年对古代“乐教”思想的学习之粗浅整合心得与大家分享，求教于方家并抛砖引玉，期待自己能在中国“乐教”传统和民间“乐教”传承的“母语”整合基础上获得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历史学脉认知。或许，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生长点就在这里。

一、古代“乐教”哲学思想

表述之前，有几对“关键词”尚须厘清。因为不同学科的传统理念对此有不同角度的理解，都对。不过，当对共同特质进行深究辨析之后，有些认识可以接通。

（一）关键词“乐教、传承、教育”解析

1．乐教：中国传统中对古代“礼乐”思想及其教化作用的表述。今人以指代与“音乐“有关的教化行为及作用之事象。“教化”：《说文解字》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使作善”即通过“教“而使其孺子同化为“善“。善，指对所教知识善于把握的能力。“礼乐”：周代起始，为施行和传播国家、宗教、宗族及宗法等礼仪规范的仪式乐舞之统称。

2．传承：本文特指中国民间在特定民俗仪式及传统语境中进行“口传身授”、并以此播化和承接本族历史文化、民间信仰及生活方式的传习行为。“口传身授”：是民间文化传承方式，有两种模式：（1）师徒个体传承；（2）利用特定民俗生态环境的群体动态传承。“传习”，传播继承及学习理解行为之简称。

3．教育：是现代西方概念。从拉丁文educare引申而来，意指“导出”。即通过一定手段，将人潜在的身心素质自内而外地开发出来。“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身心的社会活动。这是与民间“传承”功能完全相似的教化意义；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社会要求和发展规律，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这是以体制化形式落实广义教化功能的方式。⑤

综上所述可以明了“关键词”各自意义———乐教：用“礼乐”及相关形式去导出人们身心之中的礼义廉耻，达到规范其社会行为的目的；“传承”：通过“口传身授”及“民俗活动”的口耳相传等导出民族自尊及文化身份认同，从而教化各民族自觉承继本族传统；“教育”：通过社会影响和现代学校实体，有目的地开发人的身心潜质以适应社会生存需要。由此可知“乐教、传承、教育”的共通性———即通过有目的的手段和社会活动，“导出”和“教化”人之身心潜质，以促其与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与沟通。简言之：三者通性即“教化“。

教化功能，正是笔者在“乐教”哲学思想基础上观察和思考民间“乐教”传承、及其与学校音乐教育接轨的认识论基础。“关键词”解析告知人们，重视“教化”问题，古今中外皆然。中国“乐教”传统悠久，倡导者众。可为何中国“乐教”体制至近代却不得不完全向西方求助？中国只有“乐教思想”而无“乐教体制”吗？

（二）中国“乐教”体制

中国本土的“乐教”体制，虽然按照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观念，有培养“国子”（统治阶级）和“国民”（平民大众）的体制之分，并且在当代治史观念上倾向于重视“国民”教育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培养“国子”的精英教育，完全可以平移到对“教育师资”的培养。因为，作为“先生”的师资若不具备精英知识结构及精英文化素质，又如何能保证“国民”教育中对中华文化传统品格的整体把握？笔者认同学者杨和平、金鸽平不分阶层等级的历史介绍。⑥

由此得知，中国“乐教”文化历史悠久且体制历来有各代需要的章法。可为何后来日益衰微直到近代只能求助西方？究其因缘，是否是朝代更迭国民放弃了中华民族“乐教”传统？尤其在当代，更将本土“乐教”思想、策略及品格都彻底淡化甚至遗忘？在当下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中，笔者呼吁，能否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中重新认识中土“乐教”，为今天的“音乐教育”之教化功能增添一些本土经验和思考？

（三）中国“乐教”哲学思想

在向古代“乐教”传统学习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构建“乐教”体制的核心哲学动力，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宇宙观思辨含两大内容：1.宇宙论；2.人与宇宙的关系。⑦

1.宇宙论

宇宙论，即关于宇宙观的思维方式及对宇宙现象之分类。1）认知宇宙的思想中国传统认知宇宙具有多重思想来源，这是人类古典“多元”思维方式，带有清晰的“跨学科”智慧。中土宇宙认识的多重思想来源于下：神话与巫术、古代天文学、儒家思想和道家观念。⑧神话与巫术，直接生成中国本土宗教及各类民间信仰体系；古代天文学，是后世认知天文星象地理自然原理之发端；儒家思想，沉淀为中土几千年士者“入世”意识及社会行为规范主流；道家观念，成就了诸多“无为而无不为”之智者了悟天道、脱俗超凡的人生境界。透析所谓“宇宙”，即自然、人世与社会；因此所谓“宇宙观”，即人类面对自然、人世及社会的态度及其相应行动准则。2）宇宙的物质分类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对自然世界的物质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不仅指出物质的属性，更对各类物质属性间的相克相生关系做出了精辟析断。析断之结果，遂成为中国哲学、美学、科技、宗教、艺术及教育等知识体系的发生及发展之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作为一种宇宙论知识体系，该分类观念深潜于中国精英和百姓中家喻户晓，成为人们认识宇宙及人事的辩证哲学常识。

2.人与宇宙的关系

人与宇宙的关系，即宇宙论所影响的人类行为准则及表现特征。宇宙论所影响的人类行为在生存理念上表现各不相同。在中土的表现尤有特色———神话巫术：天大于人；天文学说：人大于天；儒家思想：以天制人；道家观念：天人合一。⑨天大于人，承认人在宇宙沧海、天象自然中之渺小；人大于天，觉醒于人能把握天地秩序的独立自强；以天制人，以“天”之道德名义奉行社会中君庶臣子之伦理；天人合一，则追求自然人灵万物和谐以圆成宁静超然之极境。⑩

由此推知，从中土宇宙论出发的“人与宇宙之关系”，亦可视为“乐教”哲学思想之源头：即各路古代思⑥杨和平、金鸽平：《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粗略考察》，《艺术教育》2005年第2期。⑦吕理政：《天、人、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认知模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0年，第1页。⑧同注⑦，第4—30页。⑨同注⑦，第9—20页。⑩由此可知儒家“天人合一”与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之根本区别：儒家的“天”是以道德为名的君主之法，以其制于人而教人诚服于君主治世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天”则指自然万象，以人之自然属性与“天”共融使其通达天象人心以求“和谐”。

想教化人之目的，核心是把握各家哲学体系中的“天～人”关系———即人与宇宙、社会及人事如何沟通之认同关系。“天～人”关系，若进一步从宏观到微观简明梳理亦归结于下：信仰系统中，其体现为“神～人”关系；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君～庶”关系；人伦道德中是“礼～性”关系；个体修养中是“德～艺”关系；以及在命运义理中亦为人人无法摆脱的“生～死”关系。如何教化人类认知这些关系而使个体生命在宇宙世界中能和谐生存？

（四）“天～人”关系之古代教化策略

中国古代“教化”策略，以今人之“多元性”和“跨学科”角度看，尤令人肃然起敬的当属儒家的“习六艺•通六经”之综合策略。《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輯輥訛另一说六艺即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经典。显然，这是培育知识精英的教化方略，正好对今天倡导多元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师资精英培养”具有当代意义。虽然今人对古代“习六艺•通六经”之说或许不以为然，但仔细揣摩古人之意，亦可领悟“六艺五经”輰訛輥之智慧穿越古代、成为当下教育智识宝典的鲜活价值及意义。且看笔者今解：

1．“习六艺”教化之今解礼：习礼义而知荣辱-这是培养尊祖崇德、知书达理、明辨是非廉耻之国民的教化策略。乐：习乐而知政并通达治道———培养因有礼乐修养而使之了悟治世之道的廉政官员。射：习武艺而知君子风范———通过明白武艺进退之法而养成度世审时的明智作风。御：习驾驭而知谋略智勇———这是借驭车之术去领略驾驭生活、驾驭人生之智慧。书：习书画而知修身养性———这是用文字艺术修行提升人格心性以滋养生命入澄明之境。数：习数理而通宇宙精微之序———这是学以修数理之法而懂得天地神气融通之精妙。如此解析，方知“习六艺”教化策略是超越历史时空之人生大智慧，如学习者人人能参悟其纵横经纬之教化内蕴则将代代受益。

2．“通六经”教化之今解读《诗经》：以阅“风•雅•颂”习“赋•比•兴”而达“思无邪”———深厚文学修养的培育。读《尚书》：以明“仁君治民”及“贤臣事君”之道———明白为官为民之正途。读《礼记》：以识儒家各派精粹兼达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以先人智识之精华培育个人智慧。读《易经》：以修炼自然哲学而晓医道、天道及预测之要法———精通数理之律而畅达天～人世界。读《春秋》：以知历史大义而明圣贤之道———以五千年圣贤智慧以拓展和超越现世人生。习《乐经》：失传。结合当代需要对“习六艺•通六经”之“多元化”的“跨学科”教育策略深入透析，令今人受益匪浅。笔者明白，中国古代含“乐教”在内的各层次“天～人合一”认知教育，是实质性的“多元素质教育”，是培育具有顺达天地、通晓古今、熟谙人伦道德大智慧的通才教育，因此容易培育出有德行与造化的“大家”或“圣贤”。而从宋代开始“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而废通晓“六艺经学”之多元教育传统、直到近代西方教育分科体制的引进并趋于极端发展，中土“通才式”智慧教育历史在广义上彻底断裂，实为天大的历史遗憾！而今对“多元素质教育”的强烈呼唤和再度提倡，正说明多元“乐教”历史之倒退对国民整体素质的弱化直至道德沦丧的损失已令学界高度警醒。

为何今人会忘却中国本土优秀的综合素质教化哲学？为何会淡漠在深厚的多元教化生态中去引导以“乐”领悟“天人合一”之生存哲理及宇宙观传统？是否是中国当代学者对古代多元教化哲学思想研究不够？进而对当代中土民间的多元“乐教”传承方式与古代“乐教”传统及当代学校教育之关系，亦难从教育哲学意义上给予足够重视？教育哲学的本质是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作为教师的笔者同样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虽长期在埋头调研和探索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和策略，輲輥訛但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之思考极为不够。今天在学科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研讨令笔者清醒，自己理当为此奉献一点实际经验，虽微不足道姑且也是一家之言。拟以笔者调研南方民族音乐四十余年提炼的一些民间“乐教”模式，求教于各路方家学子。

二、民间“乐教”传承：以南方民族音乐为例

中国多元素质教育的“天人合一”之“乐教”理念，只存在“习六艺、通六经”的主流“乐教”体制中吗？多元“天人合一”宇宙观，在转换成人间知识的“神～人关系”“、君～庶关系”“、礼～性关系”“、德～行关系”和“生～死关系”时，于民族民间千年传统实践中，是如何运用其“乐”文化輳訛輥之“教化”认知模式来续接呈现的？以下是对民间“乐教”中之“乐”文化认知模式的归纳。这些归纳，多是笔者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二十年后，于1991年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和梳理。輴輥訛今天将其放在古代“乐教”哲学与民间“乐教”传承之历史学脉中观照方知：任何民族对文化的认知，必靠一定“教化”手段所得。南方民族的文化认知模式，正是各民族以自己所能理解的宇宙观为出发点而形成的相应“教化”结果。

（一）民间“乐”文化认知模式

“乐”文化认知模式，即民间运用构成传统习俗的“音乐、舞蹈、仪式、信仰”多维一体“乐”形式，去表达人类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理解和解释。

1.“乐”与神话哲学层面的教化

这是关于“神～人关系”的认知。对主宰宇宙生成、化生万物的“神”的追问，南方民间用大量民俗仪式中的古歌：“化生说”、“巨灵化生说”、“虎化生说”“、牛化生说”等神话古歌来表达人对天地相生、阴阳嬗变等宇宙生成假说或世界本体的认知和解释。这些古歌的洪荒追忆，对人的“生～灭”无定、“空～有”轮回之追问，用古歌吟诵化为全民族能听懂的神话故事而非哲学玄谈。当人们在星空下的篝火歌舞，如醉如痴地在同天地交感中领悟“神～人关系”时，这种认知就在“乐与神话哲学”层面的“乐”文化中教化而成。

2.“乐”与宗法文化层面的教化

这是关于“君～庶关系”的认知。“君～庶关系”的本质与宗法文化一样，是以严格“等级制度”而发挥社会作用的。以等级形态出现的社会关系，人类可追溯到古老部落的祖先崇拜之中。景颇族盛大的崇拜仪式《目脑纵歌》以宏大、壮观之气势，体现着景颇族群对神圣祖先及首领的心悦诚服。云南文山壮族布傣支系的根古歌《葫芦里的祖先》，苍凉神秘的音调犹如祖宗秘语，在与子孙世世代代之血缘承诺中强化着族群法规及同根意识之张扬。对彼世“祖先”的遵从诚服，通过“乐教”转化成现世“宗法意识”，从而确立了族群绝对服从酋长的“君～庶”意志。

3.“乐”与自然经济层面的教化

这是关于“天～人关系”之认知。此处之“天人关系”指自然与人的关系。南方民族，把自然物和自然力看作有生命、行为、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农作物养育人而让人亲切，但丰歉不定的“怪脾气”又使人无奈，这些观念泛化在农事民俗中，就成为极普遍的农事祭祀音乐活动之本源。如哈尼族的《叫谷魂歌》、彝族的《叫荞魂歌》、苦聪人的《饭魂歌》甚至佤族的“砍人头祭谷”仪式到独龙族“剽牛祭天”的血祭歌舞等。人们在祈望丰收的求生本能中萌生认识“天～人关系”自然知识的渴望，并形成大量“农事仪式乐舞”而使后代得到“天～人关系”知识的教诲和点化。

4.“乐”与礼法文化层面的教化

这是关于“礼～性关系”之认知。如前所述，中国各民族均十分强调人际中的血缘地缘关系，在此基础上的伦理规范、礼法治国、乐教制人等“礼非乐而不履”之礼乐同在，自古亦然。南方民族中，作为礼法重器的乐器俯拾皆是。佤族的厚重木鼓，彝、壮、苗、瑶的恢弘铜鼓，傣族的象脚套鼓、基诺族太阳大鼓等等，都担负着“尊神崇祖”等神圣礼法职能。“知礼而知荣辱”，令人自觉克制不当之性情品德而“知乐达礼”。南方民族的仪式乐舞，更有诸多报孝感恩之内涵，深沉音调伴随着庄严隆重的神鼓礼号，其“乐教”功能的“导出”之势不知不觉渗透人性而令德行品格升华。

5.“乐”与生死礼俗层面的教化

这是关于“生～死关系”之认知。关于“天、地、人”三界及“此～彼”两世宇宙观，使“生～死”礼俗歌舞得以发生并千年传承。生，包括人与物的生产。人之生产体现在大量生殖崇拜乐舞之中：剑川石宝山歌会，苗族“采花山”，彝、傈僳、傣、哈尼、壮、佤、纳西等族“吹笙求恋”融为一体。为防止“人”的生产过多而影响“物”的生产，农忙时各民族尚有“封笙”礼俗，其“教化”作用可见一斑。

生之不易、死亦无常。丧葬仪式中伴随着此生彼世观念的“安魂歌”、“指路歌”、“送灵调”等等，就起自人对生命无常之感悟。但南方的许多丧歌并无想象中的悲哀，人们通宵达旦踏歌而舞，为生命的另一种升华而激越。如此生死观，是民间“生～死”乐教方式自成一格的品质。

如此看民间“乐“文化与古代“乐教”哲学的关系，笔者认为，民间“乐”文化之教化功能，是中国民间在神话哲学、自然、宗法、礼教及生死文化诸层面，对古代“乐教”传统“多元素质培养”教育思想的当代续接。各民族以不同层面的“乐”形式教化而认知世界的事实证明，民间“乐”文化认知模式，始终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哲学观之精髓，并在民间“乐教”传承中以多元本土方式，不断创造性地演绎和弘扬着中国“乐教”多元培育之传统。这就提出了问题：历史悠久的经典中土“乐教”哲学和民间丰厚的千年“乐教”资源，为何在国家音乐教育体制中始终被“边缘化”？仅仅责怪音乐教育体制的“西方化”能解决问题吗？笔者在想，真正的原因是否在学界自身：在于我们音乐教育界对中土“乐教”哲学和民间“乐教”功能及其原生资源的深入调查研究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乐教”传统之间在教育义理上的思想学脉关系，研究远远不够！輵訛輥学界忌用当代没有经过深入学脉研究的混杂创作手法的“创作歌舞”来替换真正的中华民间文化传统，作为音乐会效果可以，如果作为中国母语教育的学脉依据，就可能丧失了传统根基及学理原则。因此，需对当下民间“乐教”传承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如果说“乐”文化认知模式提取的是中国教化的思想学脉，那“乐教”传承模式的框架梳理，则是对民间“乐教”传承手段（即教学方法）的调研归纳。

（二）当代民间“乐教”传承模式

当代民间“乐教”传承模式，是各民族利用“乐”文化认知模式，在民间传承及其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融合中采用的传习方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模式一：民俗传统与自然传习

“自然传习”，按传统习惯存活在大量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之中。它与民俗活动共生共长，生生不灭的民俗活动是“乐教”文化资源绵绵不绝的传承摇篮。

现实中，各类民俗活动具体表现为关于信仰、生产及生存的不同仪式方式：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仪、各地族群的信仰祭礼，人们在多元“乐”文化认知生态中，自然接受着本民族“乐教”传统的教化和启示。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的基本模式。特征是以潜移默化方式让人接受和认同文化传统。

模式二：自然传习与口传身授

民间“乐教”传承最本质的教育方式是“口传身授”。“口传身授”又分两种类型：（1）师徒个体传承；（2）民俗群体传承。师徒个体传承：亦有家族传承和非家族传承之别。主要“乐教”方式是个体间的口传身授之“上所施、下所效”；民俗群体传承：有宗教传承和非宗教传承之分。主要“乐教”方式是在群体行为中以口耳相传形式横向影响。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的经典模式。特征是明确的“教～学”关系与集体自然传承的天然融合。

模式三：自我传习与乡土办学

与“自然传习”不同“，自我传习”是民间有意识、有组织的本土教育行为。根据笔者的参与实践其基于六大原则：（1）传习基地在本乡本土；（2）传授者是民族文化核心传人（如祭师、乐师等）；（3）被传授者是本民族后裔；（4）组织者是本民族头领（如村长）；（5）策划者有本民族学者和其他专业人类学者；（6）传授内容限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该模式目的十分明确，强调“不离本土的传习”以不断积累传统文化资源，然后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将传习基地建设成民族特色鲜明并具有“文化～经济”双重价值的地方文化市场。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的创新模式。“不离本土”的习俗传承，坚守原生态资本和以此创建特色文化产业相结合是其特征。

模式四：经济活动与本土传习

经济活动的本土传习分两种：1.脱离民俗意义的传习。这种传习主要发生在当代音乐手工业活动中；2.音乐民俗活动中的有酬传习。前者是市场对民族乐器及其工艺品需求刺激的手工业发展。良好的经济效益促使民族手工艺从传统个体制作扩大成社会性规模，这本身亦是更广泛的本土艺术传习行为；后者是民间各类民俗活动中具有经济效益的“乐”文化活动，主要包括乐社戏班根据村寨社区要求的巡回演出，这些有酬活动往往结合民俗活动共同进行，因此丝毫不减对“影响人们身心潜质”的教化功能。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的经济模式。特征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动力、并结合民俗力量自然达到传播本土艺术的传习目的。

模式五：儿童的本土传习与初等教育

仍是强调“不脱离本族区域”的小学本土传习。当地民间亦有基本规定：（1）9—12岁的儿童们在学习全国统一小学教程的同时，增加学习本民族的文字、工艺和歌舞等课程；（2）民族文化传授者是民族文化人（祭司、艺人等）；（3）被传授者大多是本民族儿童但不限于本民族儿童；（4）组织管理和策划者由政府、学校和学术界中本民族的有关热心人组成。

对儿童有意识地进行初级本土文化教育，是为保存民族传统、发展地方经济储备持续性潜力的奠基性工程。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与学校初等教育结合的改革模式。特征的焦点仍然“强调不离本土”，但重视政府、学校及本族学者多方力量参与，这是在国家初等教育体制中坚守传统教育的本土尝试。

模式六：青年的本土传习与高等教育

这类模式既不同于纯民间的“自我传习”，也不同于中国现行的任何一种“高等艺术教育”，除坚持“不离本土”之外，它的特点是：（1）实验基地须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2）实验对象是该地方各民族大学青年学生；（3）艺术课程设置以本土传统艺术为主要内容；（4）实验方式是学生走向民间、民间艺术家请进课堂的双重传习；（5）注重民族学生基础素质的“通才式”培养，须完成国家指定的高等文化课程。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进入国家艺术教育体制的高级模式。它的深远意义不仅是通过“国家～民间”双重力量探索一种新型“母语艺术教育模式”，更重要的，是为民族传统及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的民族文化高等人才资源。

模式七：旅游文化与本土传习

利用本土传统资源、开发旅游文化创造经济价值的“本土传习”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政策对传统文化经济价值的开发起了强劲推动，这种从政府到地方族群同心协力发掘民间的传统价值，使其“乐教”影响借政府和经济的多元运作力量在更广泛的旅游受众群中发生。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輱訛輦运动使这种模式如虎添翼。无论对“非遗运动”评价如何，但客观上让更多大众了解民间传统价值这点上，旅游经济中的传统文化“乐教”影响功不可没。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的变异模式。特征是为经济利益官民互通挖掘改变传统，以适应现代社会趣味达到获取经济价值的目的。

模式八：博物馆的“乐教”传承

新形势下，民间传统资源进入博物馆已呈现官办民办两种体制，这里总结民办的民间博物馆，内含两种模式：（1）静态传承:将乐器、歌舞、戏剧表演等历史传统、制作工艺、舞台道具等，以实物、静物资料进行分类展示；（2）动态传承：有三方面———（1）在博物馆设置活态展区或工作室，将民间艺术家请进活态平台现场展演歌舞、戏剧、乐器工艺或道具制作；（2）利用数字化多媒体进行音响视频的活态展演；（3）举办“乐教”讲座，面对面向观众传授阐释传统相关知识。

这是民间“乐教”传承方式进入城市的社会教育模式。特征是在城镇或都市文化区域中以传播手段为主的本土传统文化传承。

模式九：民间资源向精英乐教体制的功能转换

笔者认为，民间资源向音乐高校的功能转换包含四种类型：（1）学术转换型；（2）教学转换型；（3）生产转换型；（4）产业转换型。学术转换含：（1）数字化动态转换；（2）民族志阐释转换；（3）课题性研究转换。教学转换包含：（1）教材功能转换；（2）课程功能转换；（3）学科功能转换。生产转换：（1）一度创造功能转换（作品）；（2）二度创造功能转换（表演）。产业转换：（1）文物展演；（2）文化企业；（3）艺术策划；（4）各类出版等等。当然，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转换基础，笔者认为是具有“多元化”思维基础和“跨学科”实践能力的精英师资培养。

这是探索民间“乐教”传统转变“教化”功能的实验模式。期望在民间多元传统资源向精英乐教体制的功能转换及历史续接中，逐步催生“中国音乐母语教育体系”的稳固建立。

通过层层梳理，当代民间“乐教”传承模式的每一层面，都呈现和深深镌刻着“乐”文化认知模式各类“天～人关系”且更为细化和“现代化”，輵訛輦其中国“乐教”思想的“多元教化”特征彰显无遗。这就是说，关于中华民族宇宙观核心的“天～人”哲学思考，一直浸透和沉淀于“乐教”文化之古今，当代全球教育的“多元素质培育”理念，不能不说其中亦包含着中国“乐教”思想传统深沉的历史呼唤。

十多年前笔者曾倡言：“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主体建设与三个层面的整合有重要关系：（1）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基础层面的整合；（2）学校规范教育与民间自我传承教育———结构层面的整合；（3）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与母语文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终极目标的整合。强化这三个层面的整合意识，对建设和确立中国国家意义上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母语文化主体、顺利进行跨世纪主体价值重建可能产生根本性的推动。”輶輦訛今天笔者则深感“，母语主体”的建设，方需落实在中国多元“乐教”传统思想与民间多元“乐教”传承行为的历史学脉之续接研究之上。

篇9

一、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价值评价是有分歧的。21世纪以来，新的文化形态不断生成，文化态势比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及网络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相互交织的局面，对文化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会代表主要就以下4个方面讨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传承问题。

1.传统文化的内涵

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传统文化是指在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形成、传承、分享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农业社会中形成的文化系统，而文化传统是指在传统文化的系统里，那些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挑选出来并加以继承，阐释、创造性转换的要素。传统文化是文化形态学、文化分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与现代文化相区别；而文化传统重在讲文化发展观，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是基于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历史维度上的概念。

2.传统文化的价值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如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博士认为：传统文化在教育思想、管理及道德方面均有可借鉴的价值。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如若追求其原创性，则必须要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

石中英提出：传统文化对校正今天学校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有重要价值。今天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教育的缺失或错位。价值观的核心是怎么对待人我关系，怎么对待得失，怎么对待物质和精神等。现代社会把自我放在集体的前面，导致个人主义膨胀、自我中心日益泛滥。学生今天学习的价值、发展的价值在于获取未来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高的舒适度。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学生更需要的是怎样驾驭这些外在的东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讲怎样做人(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怎样做事。儒家如此，道家和禅宗也是如此。传统文化拒绝承认孤立的、抽象的和原子的自我概念，把自我放在伦理关系里面来考察和关怀。在传统文化中，自我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关系性的存在。我们的自我在经验和实践层面上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伦理的坚守，我们才能获得自我的实现和自我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在纠正现代自我概念过于褊狭的毛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治疗、心理治疗的作用。人们阅读传统经典的最大收获是对自身经验进行批判性反思，传统经典著作中最能够打动我们的文字也是那些能够触发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字。

3.学校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1)学校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

石中英教授、广东大学的王卫东教授认为：学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主阵地，学校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是强大的。华中师范大学罗祖兵博士认为：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学校对学生着重进行的是现代知识的教育，所以很多传统的东西并不是靠学校教育就能实现传承的，学校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是有限的。

(2)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授认为：应全面、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学校文化建设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传统文化中讲辈分、讲等级、讲官本位的思想对学校教育和学校管理有消极影响，学校应努力克服它的消极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王本陆教授在回答我们是否需要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时指出，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板块”，应予以保留。王本陆认为，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涉及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持有的立场是兼顾以下三个方面。即传承功能、育人功能与社会利益。他同时提出，传统文化是作为知识体系(门类)进入学校还是作为生活方式进入学校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中山大学黄崴教授强调指出：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等方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

有学者从适应性角度讨论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他们认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就是精华的，不适应的就是糟粕的。黄崴认为：讨论传统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现代，不能与现代割裂。在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方面，石中英认为；二者都是资源，取舍的标准是怎么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怎么有利于实现教育目标，怎么有利于培养理想的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互补的，是建构自我的不同模式。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李政涛引用了钱穆先生的话：对历史要怀有温情和敬意。为什么把“温情”而不是把“敬意”放在前面?李政涛认为，因为“敬意”可能会导向敬而远之、敬畏，所以我们更需要“温情”。为什么不用“激情”?因为“激情”容易丧失理智，且不能长久。“温情”即温和、温润、温暖：温和之心能贴近人心、贴近传统；温润、温暖之心能感动人心、润化人心。在探讨我们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时李政涛认为：在讨论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重建今天。我们创建怎样的今天，就是在重建未来的怎样的传统。广西师范大学高金岭教授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像金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发光的金子。

(3)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和途径

广西师范学院李强老师引用了涂友光先生的话：国学经典的学习就是要灌输，灌输的对象应是低龄的孩子。涂友光借助牛胃的反刍理论说明，将经典灌输给低龄的孩子，被灌输经典的人会在具有反思能力的阶段体会经典，在更高的掌握阶段应用经典。

宁波大学陶志琼教授身体力行、满腔热忱地传播传统文化。在她看来，对少年儿童来说，传统经典的学习是要靠灌输的。她倡导“素读”的方式：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

这种做法的终极目标体现在积累上，在蒙童时期输入大量的文字，以期达到将来厚积薄发的效果。

大部分研究生代表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对于文化的传承应采取浸润或濡染的方式，而不是强制、灌输的方式。

宁波大学孙玉丽教授从微观课堂的视角出发，倡导通过建构课堂审美文化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她认为，课堂审美文化中的自由与和谐分为三种：一是学生的主体自由，集中表现为“智慧”；二是师生主体间的互动自由，其核心在于“对话”，三是学生的个性自由，是学生反观自身时与自我镜像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愉悦”。由此就演绎出课堂审美文化内涵的三个维度和要义：智慧、对话、愉悦。

北京师范大学王晨博士在介绍了美国两种名著阅读方式(大众化、精英化)后，提出了关于中国经典名著阅读的几个问题：对进入教育中的经典的解释方式是忠实于传统还是适应现代社会和生活；对于经典的教育传播方式，应该是大众化的普及性解说和商业化运作还是精英性、传承性和文化性的陶冶，抑或探寻两者结合的可能性?

石中英认为，教育的途径有多少，文化传承的途径就有多少。学校原来即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传承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做人诚实、勤奋等。我们今天倡导的是有计划地加大传承传统文化的力度：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选修课程、校本课程，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传统文化的精神，从建筑、制度到活动(如书法、绘画、武术、诗歌)，多渠道地体现传统文化的因素。

(4)中小学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王卫东教授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校在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生在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中的主体地位，教育的接受性差；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在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中的独特价值，教育内容流于肤浅；没有充分运用根本的教育途径，方法流于形式。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学对于文化传统传承的实质和意义认识不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不够；中小学培养目标存在偏差；教师的文化知识修养难以胜任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缺乏外部应有的保障等。为此，要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提高中小学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实效性。比如；端正学习优秀文化传统的态度，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文化修养，充分调动和利用学校、社区及家庭的教育资源等。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谭细龙教授对当前传统礼仪教育的丢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当前中小学礼仪教育的缺失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了原因，一是对礼仪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二是教材建设的藩盾《优秀的传统礼仪没有反映到教育内容中来，如《弟了规》、《三字经》等，三是教师的素质存在问题。他指出，在早期教育中应通过制度规范加强礼仪教育。

4．关于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前，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面临衰变甚至失传的危险。代表一致认为；应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的选择上，受现代化推动和全球化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常常采取被动接受改变的态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员不愿意接受本民族的文化。大家一致认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在于使民族价值观在年轻一代心中得以传承与树立。在主流文化的广泛影响下，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反映民族特色的课程，营造多元民族文化共存共荣、互利互惠、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环境。

二、关于学校文化建设

中国现代学校制度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已有百年的历史。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学校形成了与现代社会演化相一致的文化气质。与会代表从更宏大的视角探讨了学校文化建设问题。

1.学校文化建设的内涵

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内涵，主要有两类见解：一类见解认为“学校文化建设”这一说法需要进一步推敲。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教授认为，学校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而是“生成”出来的。学校文化具有内生性，是生成的产物。也有学者认为，学校文化是在追求中产生的。学校文化是通过设定一种追求的文化并最终转化为学校文化实践的过程。另一类见解认为，学校文化是建设出来的提法并没有问题，关键是这种建设必须借助适合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载体来进行。

2.学校文化建设中要处理好的各种关系

(1)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第一，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复杂性。华东师范大学唐玉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健生教授认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制度不能简单地覆盖文化，文化反过来也不能忽略制度。第二，对制度本身的探讨。制度有三个层面：制度的精神层面、制度的文本层面、制度的操作层面。有代表认为，很多制度在文本层面是完美的，但其操作层面却往往与其精神层面、文本层面相背离。第三，制度与执行的文化关联。有代表认为，制度的执行实际上也是文化。不同的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制度执行的文化。第四，制度对学校文化的制约。制度与文化本来不是对立的，制度是为文化服务的，但现在两者间却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局面，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学校文化建设的瓶颈。北京教科院蔡歆通过学校评估、课程改革等具体的实例说明了制度对文化的制约。对于导致这种紧张局面的原因代表们也进行了讨论。

(2)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唐玉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郑航教授等认为，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目前的总体情况是，学校文化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调控太多，学校文化居于弱势地位，被社会文化所左右。

(3)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唐玉光、郑航、冯建军等认为，学校文化建设除了要考虑宏观层面的问题外，还要思考微观层面的问题。在同样的宏观文化的背景下，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校文化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实际上意味着学校在文化建设中虽然不能不顾及宏观环境，但在微观领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4)移植与创新的关系

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借鉴，但并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必须在此过程中进行创造，以生成更加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学校文化。

3.学校文化建设的目标

石中英认为，学校要帮助学生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达到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识。张新平认为，学校应建立相对宽松、平等协作、关注个人权利实现，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文化。冯建军提出；学校应该建构以生命关怀为核心的现代学校精神文化，并在这一精神

文化的指引下，重建学校的制度文化，使制度体现人文关怀；重建学校环境的文化内涵，建设生态式的校园。

4.学校文化建设的问题和困难

武汉大学程斯辉教授指出，当前学校文化建设出现了“五重五轻”的倾向；重外化，轻内化；重硬化，轻柔化重变化，轻进化重强化，轻感化重物化，轻人化。这些倾向已开始影响学校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需要学校文化建设者进行认真的反思。

李政涛认为：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学校面临的困难有，第一，学校对已往文化对学校发展的价值认识不清。第二，把旧的文化纳入到新的文化范圈内需要有一个转化，校长不知道怎样转化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思想，又能体现当代人的追求。

5.学校文化建设的方略

(1)学校文化建设的原则

程斯辉认为，由于文化、人、国家均有复杂性，所以提出学校文化建设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统筹兼顾。冯建军进一步指如，学校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的统筹兼顾并不完全一样。唐玉光认为，还需要考虑统筹兼顾的可行性，他担心在统筹兼顾的过程中学校文化被异化。河南大学林德全博士表述了与统筹兼顾非常相近的观点，认为在学校文化建设中需要考虑共同与差异、主流与边缘、发展与稳定、外形与内力、提升与引入五个方面的统一。

(2)学校文化建设中最为迫切的工作

唐玉光认为，学校文化建设最为迫切的工作是要把学校长期生成的文化梳理出来，看看哪些文化是积极的，哪些文化是消极的。马健生教授提出了要思考学校规模扩张后新建的校区或学校与原有学校文化的关系。冯建军教授认为，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阶段性，所以在不同的阶段，统筹兼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各不相同。

李政涛提出：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学校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方面要突出自主、自觉，特别要突出生命自觉。教育者当然要有价值自觉，同时要把这样的核心价值传递给学生。方式可以多样，可以灌输，也可以在讨论、对话中生成。

(3)学校文化建设的方法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司洪昌博士提出，鉴于学校制度化建设尚未完成的现状，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学校文化的制度建设。也有代表提出，要通过制度与文化协商的办法来加强学校文化建设。程斯辉提出，应通过选择和改造的方法来进行学校文化建设。

篇10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

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