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时间：2023-08-23 16:10: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股权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为：融资企业股权配给―宏观经济波动―融资企业自有资本变动―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变动―融资企业债权融资的数量变动―融资企业资本数量变动―融资企业劳动投入量变动―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变动一融资企业产出水平变动一宏观经济波动一融资企业股权配给的强弱程度变化……。
上述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 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自有资本水平下 降，若要维持其产出水平不变，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 获得外部资金扩大投资，企业的负债率将会上升，新 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这时，推迟 投资将是降低其破产风险的理想选择。因此，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进行债权融资，不扩大投资。 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 持续下降，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使投资进一步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观经济长 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宏观经济衰退进一步加 重。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企业的整体质量 会进一步下降，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 化信息的功能会被强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标的驱使下，将会进一步强化其股权配给，从而 使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衰退相互强化。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 环境好转，自有资本水平上升，企业的负债率下降， 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资将有助于融资企业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借助债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 出现投资扩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投 资进一步扩张。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 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加大。随着宏观 经济繁荣程度的加大，企业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上 升，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 能会被弱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 使下，将会进一步弱化其股权配给，扩大投资，宏观 经济进一步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不仅 表现在实际边际破产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现在对其的预期上。融资企业的每项生产决策都 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时，融资企业破产风险增大，其会做出边际破产成本 上升的预测，在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其理性选择 是不进行债权融资，这将会使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宏观经济的衰退进 一步加剧。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水 平会进一步下降。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加剧。当宏观经济进 入繁荣阶段，融资企业会作出边际破产成本下降的 预测，其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 升，从而使融资企业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 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权配给会进一步弱化，宏 观经济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强化，形成持续高通胀。
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未来的一种支出，其产出在 经历数个生产时期之后才会出现，与短期投资相比， 投资风险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资企业破产风险更高。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自有资本下 降，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大，由于存在股权配给， 融资企业的经营者为规避破产风险，会减少最具有 破产风险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数量 巨大，在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融资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使宏观经济衰退 的程度更大。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 业的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升，固 定资产投资将会扩大，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 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 更大。可见，由于存在股权配给，融资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变动将会强化宏观经济波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股权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 的加速器，融资企业的股权配给行为是宏观经济波 动得以强化的微观基础。
二、股权配给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
1．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 政府干预形成了股权配给
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传递的信息是，该 企业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为受政府的干预，股权融资的成本低 于债权融资的成本。黄少安等人已证明了股权融资 的单位资金成本低于债权融资。因此，外部投资者 会踊跃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能够顺利进行。
股权融资偏好的间接动因是，我国上市公司大 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权超过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进行融资，不会被接管， 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不会产生影响，相反，由于 股权融资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因而， 经营者有动力进行股权融资。同时，由于股权融资 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东也会支持股权融资。
但政府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 融资进行限制，从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
2．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宏观经 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我国 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如下：当宏观经济进入 衰退阶段时，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权融资推动其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的 作用下，将会使总需求上升，宏观经济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 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 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时，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使其更有积极性借助股权 融资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 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 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 度进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 偏好，会扼制宏观经济衰退的程度，缩短宏观经济衰 退的时间；会强化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延长宏观经 济繁荣的时间。
3．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将使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 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发生一定 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政府从宏观调控 目标出发，减少对新股发行的控制，使上市公司强烈 的股权融资偏好得到较充分的满足，在上市公司股 权融资偏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会扩大投资，在投资 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 进一步上升，抑制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 观经济迅速走出衰退。
篇2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波动；微观作用机制；RBC
一、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设定与分析
笔者利用RBC模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并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与房地产价格的相互关系建立相关模型，从微观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RBC模型是以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结合外生随机冲击，以此为基础对其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一）国民经济产出
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RBC模型），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产出可用生产函数表示。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机制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根据理论模型，本文选取了2004年到2014年全国商品房价格的定基指数的季度数据fdct，用来表示房产价格的变化情况。选取对应时间段的GDP数据gdpt表示宏观经济变化。为了增加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笔者将季度数据转换成月度数据。
（二）房产价格波动的模型分析
笔者采用GARCH模型，对房产价格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1、ARCH LM检验
（三）房产价格波动作用机制分析
1、ADF检验
由以上理论分析可知，即宏观经济波动依赖于当期房产价格波动与滞后一期宏观经济波动和滞后两期房产价格波动。现将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一阶差分序列得{dlngdpt}，用来表示宏观经济波动。将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取对数得{lnfdct}，用来表示房产价格变化，建立数学模型。若数据平稳，则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处理，若数据非平稳，则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建立的系统只包含两个时间序列，因此采用E-G两步法检验宏观经济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关系即可。由最小二乘法对二者处理，得回归方程为：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滞后项，滞后一期的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系数为0.07，滞后两期的房产价格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影响，系数为-0.0588。进一步处理，可得下图：
由图可知，当即期房地产价格正增长时，国内生产总值会在前6个月出现快速上升，在第7月达到顶峰，但在随后三年内缓慢波动下降至0。
三、结束语
房地产价格上升在短期内确实对宏观经济起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远来看，其模式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经济多远化、可持续发展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在当前我国房地长经济持续升温的现状下，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措施，实现房地长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数统学院）
基金资助项目名称：资产收益及其波动率随机跳跃模型下金融衍生品定价的蒙特卡罗模拟法（项目编号：13YJA91000）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上证综合指数 GDP 股市 经济
引言
股票市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国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股市的发展，股市的兴衰也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股市绝不可能长期低迷；宏观经济不佳，股市也绝不可能持续上涨。反过来，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指会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并在预期指引下提前做出反应。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状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我国股票市场刚刚起步，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探寻股市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科学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显得意义重大。
1. 理论思考
宏观经济环境对股市的影响是系统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它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作用于股市。宏观经济情况影响产业发展前景，产业的景气程度又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通常情况下，公司经营业绩又作用于投资回报率，进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并最终导致股指的涨跌。因此，可以说宏观经济是证券市场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而最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因为它不但体现了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状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根据Chen and Ross 1989年提出的理论：股票价格指数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等因素有关。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GDP能较好的体现经济对股市的作用，上证综合指标的变动率则可以探索股市对经济的影响。为将重点集中于中国股市及宏观经济的关系，本文只选取GDP增长率和上证综合指标两个变量，运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构造VAR模型后，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来探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关系。
2. 实证检验
2.1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及上证综指（记为INDEX）的季度数据，共48组观察值，对中国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皆来自国家统计局及新浪财经数据库。
将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并取对数后，分别记为LINDEX和LGDPSA。两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说明LINDEX与LGDPSA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anhansen（1995）协整检验方法。
通过Janhansen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即二者有着某种长期均衡。具体长期均衡方程如式（1）所示。
2.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解上证综指和GDP之间的领先一滞后关系，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确认二者的具体因果关系，结果见表2。
表2表明上证综合指数不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我国股市的发展没有发挥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GDP增长率则是股票收益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说明经济增长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股市却未能同步发展。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不够成熟，且投资者具有“非理性”投资行为。
2.3 脉冲响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上证综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脉冲响应分析随即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对上证综合指数和GDP增长率的影响作用。
从图1可以看出，LINDEX对来自自身的冲击，有强烈的正向反应，达到10%以上，而对LGDPSA的反应较小，且较为平稳。 LINDEX对于自身信息的响应在前二期迅速增大，然后迅速减小；同时，LINDEX对于LGDPSA的一个标准冲击的响应在前三期表现为缓慢减小，后又缓慢趋于0。LINDEX对来自自身的冲击要大于来自LGDPSA的冲击，这表明股票市场的运行趋势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要大于宏观因素的影响，股市发展不能反映经济的运行趋势。同时，股票市场波动也没有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从图2可以看出，LGDPSA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立即有一个正向响应，这种相应较弱，并且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1.6%左右；LGDPSA对于LINDEX的一个标准差信息反应较小，在前三期快速上升，然后逐渐减小。当LGDPSA受到冲击后，短期LINDEX到影响，但这一冲击在长期内作用甚微，这表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推动股市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较弱。经济增长的确对股票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3. 结构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股市和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和股市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股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大致趋势，但由于GDP与股指联系较弱，所以它们仍不能充分反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水平。这意味着我国股市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股市受投机行为、政策导向、及上市公司业绩非持续性增长等因素干扰较大。
结合以上分析，为实现股市和经济的良好互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完善股票市场，规范股市的发展。三是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股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朝龙，储灿春.股市波动、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关系研究--基于因子VAR模型[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6）：3-16.
[2]孟庆斌，周爱民，张雁茹. 基于理性预期的中国股市价格泡沫研究[J].南开大学学报.2010，43（4）：79-83.
[3]孙霄翀，高峰，马菁蕴，崔文迁. 上证综指脱离中国经济吗？--兼论如何改进上证综指[J].金融研究，2007（9）：173-183.
[4]周晖.货币政策、股票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0（2）：91-101.
[5]王国志，齐 枫. 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及对策[J]. 河北学刊，2008，28（6）：186-190.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当前，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讲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开讲解的方式，微观多置于宏观之前，这主要是沿袭了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流派的做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中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主要关注资源利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但是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们编著在同一本书里，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较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几个假设分别是：完全理性、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总体是承认市场的完善性，反对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和两个主体（企业和消费者）来进行论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居民、厂商、市场等个体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立足于经济体整体，把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两者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微观经济学采用个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由于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理论差异很大。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市场经济如何使得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价格理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它内容都是围绕价格理论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主张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解决的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使现有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较好地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它内容也是围绕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这一核心理论展开，并指出市场不能完善地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政府的有效干预。
2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互联系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首先，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使得整个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假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资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两者的研究内容缺一不可，缺失一个那么整个研究就会不完整，单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观的很多内容必须依赖于对微观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不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描述。
3 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着很多差异，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科学和教学体系中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两者的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要在讲解其中一门课的时候，有意识地涉及另外一门课的相关内容，比如我们在讲解微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时候，应该提及到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时要应用此函数。同样，我们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相关的微观内容进行引用和比较，对两者内在的逻辑性给予必要的阐释。
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统一性，因此很多微观创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贯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观经济学所创立的，但是在宏观的很多内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上，均衡思想被大量应用，这样在讲解时，最好能够把均衡思想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和在宏观经济的使用对比，联系起来讲解。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有联系，在很多方面也有区别，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区别详细进行阐述，以引导学生在学习时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比如，微观经济学先是提出了几条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对整个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他本身具有更为浓厚的演绎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时，是对已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更偏向于归纳性的思考体系，这两种分析问题的差异在学习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讲解和分析，非常有助于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深入学习和掌握。
篇5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信贷市场；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30-04
一、引言
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任务。传统经济中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和凯恩斯的IS-LM模型是分析该问题的两个经典框架。这二者都以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也称MM定理）为基础和前提，即承认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资本结构和市场价值无关。但是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又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米什金，1999）。MM定理虽然在分析企业融资结构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是由于假设条件和现实相差较大，所以只能看作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无法解释现实。另外以两类经典分析框架为首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只考虑技术和价格以及工资粘性的调整等实际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从未把信贷市场等金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使我们认识到，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每一次理论遇到现实的挑战都可以推动理论的前进。1933年费雪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时，首次将金融因素考虑进来，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半个多世纪后，以“债务—紧缩理论”为思想源头，伯南克（Bernanke）发现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并且真实融资成本上升和银行信贷紧缩等因素导致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在厘清“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后，伯南克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摩擦纳入到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理论。本文梳理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在国内外的应用研究文献，以期对后续研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一）金融加速器的概念
简单来说，金融加速器将金融市场或者信贷市场看作是一个加速装置，经济中的一个微小冲击，例如技术的更新、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等，经过这个加速装置能够对宏观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经济危机，或者说是指“信贷市场或者金融市场本身能够将初始的经济冲击放大和加强的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可以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现实中金融市场不完美，即金融摩擦的存在又会使这种冲击放大和加强。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加速器概念提供了人们认识微观经济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的途径，也搭建了分析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形成冲击的桥梁。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中介，贷款人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人在谋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在金融市场上，借款人即人指企业，贷款人即委托人指银行。银行在对企业进行贷款时常常要求企业进行抵押贷款，以保障其还款能力，而企业进行抵押时通常和自身资产负债情况有关系，若外来冲击影响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继而会影响到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外部融资，并且这种影响有可能会具有乘数效应，最后对宏观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条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又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也加大了企业外部融资时的成本。
金融加速器理论假设企业存在外部融资溢价。所谓外部融资溢价，即是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的成本和使用企业内部资金时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之差。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即进行外部融资，而企业债务在没有完全被担保的情况下，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即外部融资溢价大于零，并且企业外部融资所占份额越大，外部融资溢价越大。若外部融资总额固定，则外部融资溢价和企业净资产（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呈负相关变化（伯南克等，1996）。这是因为企业净资产越低，企业越需要从外部进行融资，但是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贷款人对企业信任度降低，导致企业借款时的成本加大。反之影响机制则相反。可见，外部融资溢价是理解金融加速器作用机制的关键渠道。外来的经济冲击通常会影响到企业净资产的变化，所以会有以下传导机制：外来经济冲击企业净资产的变化外部融资溢价企业的外部融资规模企业生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企业净资产的变化。至于从微观到宏观的作用机制，可以理解为：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资产净值增加，外部融资溢价下降，更容易获得外部借款，从而得到资金以扩大生产，继续推动经济繁荣；反之，当经济衰退时，企业净资产减少，此时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从外部获得贷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加剧了经济的下滑。
金融加速器理论所描述的初始冲击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一般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作用更明显，因为经济繁荣时企业利润增多，资产净值增加，企业会用更多的自有资金即内部资本来代替外部融资，使得金融加速器作用减弱。但是在经济衰退时，企业资产净值减少，更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撑企业进行生产，金融加速器作用增强，并且企业外部融资困难更加剧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另外，小企业相比较大企业来说更能够体现金融加速器效应，因为大企业一般自有资金较充实，在经济下滑时有可能不需要外部融资就有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不占有资金优势并缺乏融资渠道，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只能降低产量、减少存货，加剧经济衰退，严峻的经济形势又会使小企业雪上加霜。
三、国外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韦尔默朗（Philip Vermeulen，2000）选取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投资为变量，用企业流动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利息覆盖率和流动比率为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利用1983—1997年的数据，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方法（GMM）检验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4个国家的金融加速器存在性。结论认为，企业财务状况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企业财务状况越差，对企业投资影响越大，使经济衰退加剧，经济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小企业的投资状况。这篇文献很好地检验了金融加速器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福永一郎（Ichiro Fukunaga，2002）检验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在日本的存在性。他们运用日本的数据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泡沫过程，经过研究发现在金融加速器存在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导致国内投资明显下降，这种波动会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平稳状态。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吉尔克里斯特等（Gilchrist等，2002）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到欧元区，建立了基于两国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同一国模型相比，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更强，并且当外向经济冲击发生时，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波动趋向一致。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使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随后，吉尔克里斯特（2003）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并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对各自的金融摩擦效应进行了校准，发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金融摩擦效应也越强①。格特勒等（Gertler等，2007）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在金融加速器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来研究汇率制度和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关系，在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后发现同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会加剧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青木等（Aoki等，2004）将BGG模型引入了房地产经济中，以英国房地产市场为例，从金融加速器角度研究了房价对于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是消费者的居住场所，也可以作为信贷市场上借款者进行借贷时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越高，抵押者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成本就越低，而这一关系可以使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对房地产投资、住房价格和消费都产生较强冲击，继而对宏观经济波动造成重大影响。
四、国内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一）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研究
金融加速器主要分析金融市场（主要是信贷市场）的不完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信贷市场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渠道之一，所以金融加速器理论被应用于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的研究比较多。
1. 早期的单纯信贷研究。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将“金融加速器” 引入RBC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分析技术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模拟出来的结果和传统的RBC理论中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且极小波动有可能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篇论文中，作者完全去掉原BGG模型中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这可以说是对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的改善。
2.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何德旭和张捷（2010）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对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更应该关注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央行应该把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应坚持灵活的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应对规则。汪川等（2011）在 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讨论了信贷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的结论。
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总量，来影响宏观经济总产出和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改变导致市场上信贷利率的变化，这会影响到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和自身资产结构。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自身利润率的下降和信贷市场利率上升都会导致企业资产缩水，而企业从银行贷款时要用自有资产进行抵押，抵押物价值缩水导致企业可获得的贷款减少，投资减少，使经济衰退加剧。所以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角度来讲，在讨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其影响经济的变动，还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的扩张和收缩效应。
（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与普通企业相比大同小异，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从而可能导致更大风险。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大致如下：当正向的技术冲击发生时，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本品价格会随之上升，这样房价的上升会使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增强②，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贷款进行生产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反之作用机制则相反。
崔光灿（2006）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黄静（2010）在对我国近十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和银行信贷数据分析基础上，利用DCC—MGARCH动态相关性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信贷和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明了房地产价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性。另外，武康平和胡谍（2011）也验证了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确存在明显的加速器作用。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作用已得到学界共识，但是对于如何防范这种由金融加速器而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学术界涉及的还比较少。
（三） 关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本身的解读及其在中国的存在性研究
何德旭和张捷（2009）在对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思想源头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经济周期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以及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关于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方面，赵振全、于震和刘淼（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从金融加速器理论出发，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文的研究缺陷在于，作者忽略了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胡杨和张宗新（2010）利用2007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34家上市企业的季度统计数据，并遵循金融加速器理论的3个重要的假设：资产负债状况是企业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其他时期对于企业支出更具解释力，金融加速器影响小企业的可能性大于大企业，研究了中国特色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四）述评
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大多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其实间接解释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因为由汇率波动而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从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正好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符合。至于将金融加速器理论引入到房地产经济中正好可以解释这次发生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首的金融危机，因为房地产部门经济的恶化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当然，这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五、小结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金融加速器理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以下启示：
一是对宏观调控政策意义重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金融市场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银行借贷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是信贷市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两个主要渠道，房地产市场和这两个渠道均紧密相关，所以理解和应用好金融加速器理论，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进一步严格调控房地产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完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矛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应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减小小企业金融加速器效应，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宏观经济剧烈波动。
三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经济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加速作用对一国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当今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并不明显，欧洲远未走出债务危机的阴霾，导致世界金融市场依然动荡不安。而随着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金融市场会和世界金融市场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经济亦是如此。所以应该对经济发展中内在和外来的不稳定因素提高警惕，加强金融监管，有意识地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注：
①在此，金融摩擦反映了外部融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②现实中大多数企业从银行借款时均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
参考文献：
[1]Mishkin，F. S.1999.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i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4） .
[2]I.Fisher.1933.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J].Econometric，1（4）.
[3]Bernanke，Ben S.1983.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3（6）.
[4]杜清源，龚六堂.带“金融加速器”的RBC模型[J].金融研究，2005，（4）.
[5] 胡海鸥，虞伟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金融加速效应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6）.
[6]何德旭，张捷.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选择：金融加速器视角[J].当代财经，2010，（12）.
[7]何德旭，张捷.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J].财经问题研究，2009，（10）.
篇6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篇7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①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凯恩斯对其的首度阐述是“除由于预期产生的不稳定外，人性本质的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即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无论是道德人、享乐人或是经济人。极有可能的是，当人们作出某些积极选择时，其行为产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该选择只能被理解为是动物精神的结果――一种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对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②然而，也许是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光芒过于闪耀，学派中各色继承者们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了“动物精神”的存在。历史发生的必然往往是在为少数精锐的先驱者带来契机。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绪化决策导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观层面上，罗伯特・希勒认为货币幻觉等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④，尽管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此归因于“动物精神”的范畴，但是后续的研究明确货币幻觉属于“动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情愫高涨中的福利赶超和通胀预期与货币幻觉为代表现象的非理性繁荣因素。笔者认为，在存在“非理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所需采用的“供给管理”，要在理解宏观经济如何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通盘考虑，也许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理论缺陷。1961年，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为标志，理性预期学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预期的假设：人们总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进行价格波动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金融分析期刊》上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当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重大理论缺陷，正在于其对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经济人能够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设。按照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完全理性的行为应当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对称的信息基础上，二是针对手头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预测，三是根据理性的预测作出理性的选择。逻辑链条是：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因素―微观主体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预测―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来，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无法保证行为总是理性的：一是微观主体不能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导致其很难得到完全理性的预测并基于此进行理性的选择；二是微观主体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通常会作出与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预测，从而相应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三是无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预测，都不能保证其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应的选择。
即使有市场失灵存在，微观主体也总是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进行的理性选择通常可能八九不离十，这也是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成立的基石。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微观主体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来与理性预测背离的选择，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动物精神”的内涵及发展。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又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应用，认为“最终，人类所能作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⑥
然而，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范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识“动物精神”的内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逻辑，是认识其引发“非理性繁荣”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的基础。根据二人的见解，“动物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鉴于本文研究“动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提供可探寻的路径，所以试图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动却零散的案例进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为一种融入笔者思想、中国元素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相关元素的升华版，以期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更为有力的论述。
第一，动物精神的关键：信心。从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关注不难看出，当经济偏离充分就业时即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下行时，动物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才备受关注，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一方还是投资者群体的一方，每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因而按照逻辑，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信心如何成为动物精神？
如上所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预测不仅仅基于手头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响，这种信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假设市场主体基于同类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出现下行因素时，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消费、保持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则会选择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在接收到的作为硬性条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没有过大差异，但是最终的行为选择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出现如下分化：假设市场主体同时持有明显的经济衰退信息，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加大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会选择撤出投资。这种由于信心造成的行为选择反差使其成为动物精神的关键。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典型的可以有：群体影响――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微观主体的信心；微观主体的知识结构――有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选择与没有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的选择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冒险的微观主体与风险规避型的微观主体所作出的选择有时可能截然相反。显然，这里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与传统经济学范畴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经济学在现实中对信心的关注和测度也更加侧重于实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尽管信心随微观主体不同呈现多样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仍然不乏将其纳入科学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数（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债券交易者行为理论计算得出，认为较高的信心指数是牛市的信号。其二，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通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通过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来调查消费者信心，他认为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支出计划。可以说，微观主体充满信心是帮助美国经济于二战结束后逐步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践的结果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将出现30年代大萧条的紧缩与失业的担忧恰恰相反，这种与理性预期造成宏观经济衰退之间的偏差，正是动物精神的体现。其三，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AC尼尔森是荷兰VNU集团下属公司，是全球最为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消费者信心的计算主要基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和消费者意愿，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费者充满信心，而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下则表示消费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此指数计算始于1997年，由现指数和预期指数两个部分组成，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股票投资等四个主要行业，并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提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问题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数？
简言之，乘数效应就是某外生变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按照萨缪尔森的理论，乘数效应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MPC）直接相关，数值应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呢？答案是肯定的。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每单位信心的变化会影响经济总量变化。尽管对信心的测度很难在定量层面上按照科学化标准进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结合逻辑推理的方法，不难得到如下逻辑：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其将增加消费或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产出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产出将为宏观经济带来继续扩大投资、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由此迎来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继续扩大投资提高了产出；就业的扩大带来重新就业微观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为在职职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税收收入的增加会引发政府投资的扩大，从而带来产出的提高。如此逻辑还将继续进行第三轮等，但鉴于各指标增量的逐步收缩从而导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微观主体信心的继续提升，并可能会引发其对长期宏观经济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实质上就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消费者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对消费者收入所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从简化公式的角度来看，信心也存在乘数效应。其三，信心会影响别的乘数。在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作用下，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投资和消费变化一单位将会产生产量大于一单位的变化，存在相应的投资乘数、公共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政府购买乘数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带来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会作用于这些乘数，从而在宏观经济繁荣、存在相应乘数的情况下出现继续推高各项乘数的效果。
问题三：一个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
在对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关键的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二者极易混为一谈，而实质上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目前，在对消费者信心的测度中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信息作为信心测度的基础，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测量的，而这种方法恰恰掩盖了信心作为动物精神的实质，并且使动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论。若以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将更加明了易懂。若将消费者行为分为理性的行为和非理性的行为，那么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理性预期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而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动物精神支配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其中，基于理性预期的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源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组成的手中信息进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而基于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则源于消费者受到以信心为核心的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基础，而“信心”则可以是消费者非理的基础。基于此，对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费者“信心度”的高与低，而实质上，这种“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学因素。对同样“信息”下的“信心”的关注，实质上更能体会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因导致消费者不同的非理而造成微观主体个人财富、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不同的表现。实践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受到理性层面和非理性层面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信心”总体上还是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等理性因素的制约，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动物精神会引发的繁荣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如果说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和更加复杂的分析课题，那么对公平的关注显然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公平其实也是与动物精神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关于公平因素，可分为两层：其一，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结果的公平（均平状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盖的公平，通常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讨论两者的权衡问题，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机制上的公正（以激发效率）与而后适当处理结果均平（以维护稳定）的结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微观主体的感觉，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设OP为“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OC为“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IC为“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OH为“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IH为“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那么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衡量可以抽象为：OP/IP、OC/IC与OH/IH的比较，OP/IP与后两者相等时，微观主体在心理上就达到了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公平感觉。目前，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更多的关注落在前一层面，而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重视程度和展开分析尚明显不足。
第三，被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的相关问题更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因为这一动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释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出现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各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相关机制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得到排遣的路径有几种，但是通过理顺机制而最终得以实实在在走通解决路径往往是非常艰难的。在机制未理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压力会通过形成“肿瘤”的路径进行排遣，这种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将问题解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压力堆积起来，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实际上潜在矛盾会越积越深。未理顺机制还会加剧市场失灵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存在信息错配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欺诈的行为。这里所谓“欺诈”，主要是指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或可称为“钻空子”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动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即使在相应的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进行理性的预期和行为选择，也难以在这种数据雾霾下看清楚事实，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中长期潜在危害之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势必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并不是新词汇，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指货币政策存在通货膨胀效应，而微观主体会更多地受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影响，忽视手中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根据这种心理错觉而作出相应选择。传统宏观经济学比较强调微观主体具有自动调整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之间扭曲的理性，从而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实践层面，微观主体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即使试图对此予以关注，也往往不能够确切地、实时地掌握货币的通货膨胀信息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且不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由此而引发微观主体的货币幻觉――即通常情况下微观主体会忽略或者低估通货膨胀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繁荣作出误判，从而导致最终选择的非理性，成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制度安排编写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则更多是由示范效应编写的。这类故事动听到可以催生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情愫，引导微观主体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闲的生活状态，绑架政治、政策来迫使进行不当的福利赶超，从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逻辑系列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却实实在在是拉美地区由于盲目的福利赶超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前车之鉴的基本脉络。示范效应所编写的故事之所以作为动物精神的因子，是因为其能够导致微观主体的非理，其影响路径可以有：其一，影响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可以追求提高消费中进口商品的比重――这种对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微观主体更愿意选择投资虚拟经济而不是投资实体经济，甚至更极端地讲，是更加倾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其三，影响分配结构，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往往不能够理智地基于本国的发展阶段作出行为选择，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资、多闲暇、高福利的生活状态，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强烈的诉求。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联系我国现实的启示。“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的“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其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将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理论探讨联系于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动物精神引发的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现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区域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支配下纷纷作出非理性选择。此外，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房地产买卖信息披露平台，房产中介的“钻空子”欺诈行为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索取的中介费用直接与所售房产的价格挂钩，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价格，甚至许多房产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购较市场价格更低的房产，转而以高价格销售，攫取其中高额利润，并且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又如，公平问题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国企与民企相比较，以“体制内在编职工”与“劳务派遣工”相比较，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与薪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突出问题。此外，未理顺的“从煤到电”机制也引发了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和不合理的垄断问题，并且加剧了工资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尚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期，民粹主义倾向及其激发的对福利赶超的诉求也已逐步显现。最后，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由于微观主体存在货币幻觉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资、消费行为的非理性。
对策与建议：以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存在由于动物精神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因素，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证市场主体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注重“动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与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矫正和化解 “动物精神”。
必要性逻辑探析。综上所述，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见图1），沿着两者逻辑关系发展的路径，恰可同时对本文的论述作出小结：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思考，怎样的供给管理是更为理性的？第二，由动物精神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动物精神所涵盖的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数；公平因子存在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两大层面；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是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货币幻觉由来已久且通常的表现是民众对名义货币购买力的高估；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防范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义。这五大因子能够导致国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三，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动物精神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第四，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非理性繁荣逻辑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表现，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而导致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相应诉求。第五，这一诉求最终需要落实到理性的“供给管理”层面，即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考虑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动物精神引发国民经济非理性繁荣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危害，以理性“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标及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应当有针对性地在“供给管理”别注重以下目标：管理和引导消费者信心；促进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理顺市场机制与弥补市场失灵并行；避免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到政策层面，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
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鉴于“动物精神”五大因子引发非理性繁荣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层面促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调控总量就能够达成，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给管理”之下科学、细化、多维、多方的制度供给。
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如上文所述，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实质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对需求端的调节、对货币总量的调节，都远不足以达到改变制度体系、理顺体制机制的目标，唯有通过供给端发力的供给管理才能够理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
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愫，无形中不断催化示范效应编写故事的动听程度与影响效力。对此，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途径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注释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页。
[美]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篇8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城镇；微观时化；收入差距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也在不断发生变革，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约10%，经济总量持续上升，创造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引起了广泛热议。对于我国存在收入差距并且不断扩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对于我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却自始至终存在争议。一些学者通过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得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通行标准的0.4的警戒线（Khan&Riskin，2005；Ravallion&Chen，2007；程永宏，2007；李实，2011；李实、罗楚亮，2011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被高估（江小涓、李辉，2005；周其仁，2006；魏杰、谭伟，2006；白重恩、钱震杰，2009等）。因此，本文打算另辟蹊径，利用CHIP最新公开的微观数据，建立微观时化模型，分析200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一、微观时化模型
众所周知，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要了解一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必然需要了解该国的微观经济情况。微观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然而，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文献忽略了微观个体异质性，一方面是因为建模技术的匮乏，即无法建立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是因为微观数据的匮乏。对于前者，1957年，美国Orcutt教授提出，建立微观模拟模型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后，微观模拟模型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很多国家公共政策的评价工具，例如美国TRIM系列模型、欧盟的EURMOD模型、澳大利亚的MITTS模型等。国内，近年来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研制微观模拟模型（张世伟，2008；郝东阳，2008；张世伟、周闯，2010；万相昱，2011等）。对于数据匮乏的问题，基于调研成本和可行性的考虑，“微观时化”成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1.微观时化的概念
“微观时化”指的是运用数学方法把基础期的数据推算到目标期，实现数据状态的转移。一般来说，“微观时化”分为两种：静态时化和动态时化。静态时化指的是把基期数据一步时化到目标期，具体说来，就是人们通过“重新加权”和“属性调整”为基期样本重新设置特征值从而生成目标期数据，“重新加权”的权数和“属性调整”的调整因子一般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指标确定。由此，可以看出，静态时化是一个外生过程，并且本质上假设微观个体的一些属性没有发生变动，这在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中是合理的。由于技术相对简单并且计算精度高，静态时化发展相对成熟，应用也很广泛。而动态时化则通过对微观个体的基期数据逐步时化，实现基期数据到目标期数据的转移，这实质上是一个模拟过程，所以，相对比较复杂，成本较高。
2.微观收入数据的时化
微观数据匮乏，收入方面的微观数据也不例外，国内外权威的微观收入数据寥寥可数，并且，鲜有连续年份的大型微观收入数据，例如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CHIP数据，已公开的微观数据只有1988、1995、1999、2002、2007和2008年的，显然无法完全满足经济研究的需要。因此，收入数据的时化成为客观必要。
万相昱等（2009）指出，收入数据的时化方法主要有两种：微观时间序列回归法和宏观特征匹配法。微观时间序列回归法通常用于动态时化，指的是，微观个体某一时间点的收入是其时间序列的函数，这就需要有效的时间序列数据，而这通常不是很容易满足，此外，微观时间序列回归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微宏观背离。宏观特征匹配法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宏观特征匹配法的本质在于使微观个体的某种经济信息累加到特定的宏观层面时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指标相等，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宏观指标与相应累积微观参量进行等级提升，通常，处于可操作性的考虑，选取行业平均工资作为收入数据时化的标准参量。
因此，本文在微观数据上选择了CHIP2008年的数据，为了保证微观时化的准确性，本文选择了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样本，剔除了退休者和个体经营者样本，宏观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时化方法上，本文选择宏观特征匹配法进行收入数据时化，运用明瑟方程，采用结构回归，具体时化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c是常数项，ai为待估系数，sex表示性别，edu表示受教育年限，exp和exp2分别表示工龄和工龄的平方，occi表示样本的职业，YIND表示样本所在行业的平均工资。运用stata12本文计算得出了模型的待估系数，估计结果体现了较好的显著性，见表1。
通过将新的特征值代入上述时化模型就得到了2009、2010、 2011、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收入（这里没有时化到2013年是因为最新的宏观数据只更新到2012年），处于篇幅的考虑，本文就不一一描述了。
二、中国城镇收入差距走势分析
在得到有固定工作城镇居民收入之后，就是计算收入差距。在社会经济研究中，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很多，例如卡克瓦尼度量、Theil指数、基尼系数等，其中，以洛伦兹曲线为基础的基尼系数应用最为普遍，所以，在收入差距衡量标准上，本文也选择了基尼系数。经过多年的发展，基尼系数的算法越来越简洁，首先，把一个社会中的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均分为几个组（本文分为5组），然后计算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例wi，代入基尼系数公式即得所求基尼系数。
从表2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城镇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逐步变小，跟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回落的数据一致。而且，2008年到2009年回落的非常明显，究其原因，首先，2007年，国家实行又一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从1600上升到2000，该政策从2008年3月1日起施行，基于政策时滞的存在，对2008年的影响有限，到2009年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影响，其次，收入时化的本质假设是个体的经济特征没有发生变动，那么从2008年时化到2009年，忽略了一些收入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尼系数的低估，但是从整体上看，低估的影响不大。自2009年以后，基尼系数继续下降，在2011年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开始以后，基尼系数仍继续下降，这也说明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对于城镇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的调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结论
本文在万相昱等（2009）微观时化模型的基础上，对CHIP2008年的微观收入数据进行了时化，通过时化数据计算了2009年-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结果显示，2008年-2009年，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逐步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2007年和2011年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的两次提升提供了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基本问题；统计分析；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实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作者:张勇 单位:太原市迎泽区社会经济调查队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