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文学范文

时间:2023-08-23 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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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典文学

篇1

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篇2

[关键词] 影视文学 灰姑娘情结集体无意识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9.035

近年来,影视文学的发展越来越迅猛。电影、电视自是不用说,而网络的迅速崛起,使影视文学成了受众最广的一种文学艺术样式。而影视文学中最常用的故事情节无外乎两种结构模式:一种是灰姑娘的故事情节,另一种则是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二者又往往会融合在一起出现。在一些经典的影视剧中,剧作家们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把灰姑娘故事运用到了剧情当中。尽管“灰姑娘”式的故事模式一再被重复,但总是历久弥新,总是吸引着观众的目光,让现实中的男女再次领略到了灰姑娘的无穷魔力。

灰姑娘原是德国格林兄弟童话《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她虽拥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美貌和美德(纯洁、温柔、善良、勤劳),但她的遭遇却是不幸的。灰姑娘受尽了恶毒后母和异母姐妹的歧视和虐待,后来在神灵的帮助下,参加了国王为王子举办的舞会,由于灰姑娘要赶在晚上12点前回家,慌乱中丢失的玻璃鞋被王子所得,王子正是凭着这只鞋才找到了灰姑娘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具有“女主人公受虐待—参加某种社交活动与男主人公有交集— 男女主人公经过重重波折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三段式”结构的灰姑娘故事,大约有500多个版本流传于世界各地,我国也流传着许多此类故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收录在晚唐作家段成式的《酉阳杂记》续集《支诺皋》部中的《叶限》①。这些灰姑娘故事经过时间和历史的积淀,灰姑娘式的爱情模式已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纠结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灰姑娘情结。概而言之,在人们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幸福的存在,那就是与一个财富、地位甚至包括力量、智慧等方面都高于自己并可以依靠的人共组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集体无意识在现代影视文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传统灰姑娘故事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母题原型,在现代影视文学中也不断被重复和超越,这是因为“文艺是在不断地突破原型而又终归要受制于原型中演化的”,“原型的传承与突破,是文艺发展中相辅相成的规律现象。一方面,原型的反复性昭示着人们对于某些永恒的主题、某些终极主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人类的文艺又是在不断地试图超越原型模式,以满足人们的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②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代社会赋予了灰姑娘情结新的内涵。而灰姑娘情结在影视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作家运用“灰姑娘”这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

一方面,在影视文学中,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不断出现。一是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塑造 “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上世纪90年代初好莱坞就率先模仿《灰姑娘》创作出了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风月俏佳人》。编导们有意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具有傲人美貌,社会地位却十分低贱的形象。她的遭遇比灰姑娘更加凄惨,但经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美貌和真情赢得了百万富翁的爱情。《风月俏佳人》与《灰姑娘》相比,我们不难发现,两位女主人公同样拥有傲人的美貌和善良的性格,但也同样有着悲惨的遭遇,并且两人都经历重重波折才获得幸福;二者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情节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韩剧《玻璃鞋》仿照《灰姑娘》进行创作的思路更加明确。剧中虽然没有出现晶莹剔透的玻璃鞋,但却以“玻璃鞋”为剧名,可见编导们是有意把观众引入一个灰姑娘式的童话情境中去。众所周知,王子正是凭借那只“玻璃鞋”才找到灰姑娘,完成美好姻缘。玻璃鞋已然成为了灰姑娘的代名词。所以,人们只要看到或听到“玻璃鞋”这三个字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与灰姑娘联系在一起。这部电视剧在情节方面虽有不少变化,但总体而言,还是属于灰姑娘的故事范畴,尽管结尾不像《灰姑娘》那样以大团圆结局,但编导们却给广大观众构建了一个如假似真的现代灰姑娘故事,让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绮丽梦想在“童话”中得以实现。

二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塑造了一些“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不是有意为之,但就创作的结果而言却是殊途同归,创作出了“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例如电影《哈利·波特》的男主人公哈利就有“灰姑娘”的影子。小哈利失去父母以后,在亲戚家受尽歧视和虐待,但他和灰姑娘一样,并没有产生阴暗心理。他热爱生活、善良、有同情心;他坚毅忍耐、勇敢面对现实;他还很诚实,热爱自己的师长和朋友。这些正常性格使得他更具有亲切感,不像扭曲的性格会导致观众的厌恶和惧怕。虽然哈利的遭遇以及良好的品德与灰姑娘非常相似,但小说原作者J·K罗琳并不是有意把哈利写成一个灰姑娘式的男主人公。首先,哈利是一个小男孩,遗传了父母的魔法,这是与灰姑娘最大的差别;其次是由于情节的需要,罗琳女士只是纯粹在写哈利的不幸遭遇,这样才促使他离开家去魔法学校学习。无独有偶,写出来的哈利却有了灰姑娘的“味道”,这说明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运用了灰姑娘的创作模式。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灰姑娘故事模式和人物的反拨和超越,即作家有意识地偏离、改变和修正这一叙事传统。③文学创作是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现实生活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现代灰姑娘故事中,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灰姑娘的影子了,看到更多的是赋予了时代气息的“灰姑娘”及其故事情节,不仅有了新的变化而且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先从结构模式来看,虽然大多灰姑娘故事还是传统结构模式,但有的剧作家结合社会现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这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价值,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韩剧《玻璃鞋》。该剧一改传统灰姑娘故事原有的结构模式,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最后结尾都与之迥然不同。女主人公在与姐姐寻亲的路上失散,发生车祸失去记忆,被育有一女的车主领养;姐姐却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身为大企业家的祖父。长大后的姐姐一直在寻找妹妹的下落,阴差阳错,车主的女儿知道后就李代桃僵认了亲。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女主人公却成了姐姐的下属,并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而男主人公却是一个小混混式的人物,他深爱着女主人公并为之痛改前非。经历重重波折后,两姐妹相认时,女主人公却患上了白血病,男主人公对其不离不弃,共抗病魔。女主人公在成功移植骨髓后,与男主人公共结连理时,男主人公却因救她而遇害身亡。这部作品一改前人的传统结构模式,另辟蹊径,给观众留下了更加凄婉的回味。女主人公本是千金之躯,但由于命运的作弄,成了灰姑娘式的人物,受尽苦难不说,最后连自己最爱的丈夫也遇害身亡。结局也许并不完美,但正是这种缺憾美反而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回味和深思,产生的效果也与以大团圆结局的传统灰姑娘故事大相径庭,显然在结构模式上有了较大的改变和发展。

篇3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之际,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承担载体和精神主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主动参与世界新局面建构的重要精神依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39,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古代作家艺术地理解世界的一种象征。它所倡导的思想、观念、道德等对塑造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沉淀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理想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古典文学的研究积累十分丰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古典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积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挖掘其审美价值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遗产,领略感受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提供经验素材,促进当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学的传播者还是研究者,都应从多个角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中,真正树立世代传承、坚韧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魂。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洞察到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总结评价文学好坏的是非标准和最终取舍,都具有认识价值。作家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挖掘和积极倡导这种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典型可以引导人们提升人格品位。

学习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人文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与远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众多文人的人格高贵,他们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传达出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追问,讲究人格修养与操守,呼吁强烈的民族感和社会意识。屈原的不苟世俗、竹林七贤的洁身特立、司马迁的刚直不阿、陶渊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当代人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现在不断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大阐释。只有将感性与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才能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才能用审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现实世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传递的同时,注重古今的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文学的和谐在某个方面促进了思想精神的和谐。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和谐与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展了古典文学的传播范围,也为古典文学基础上的新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

篇4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作品全景再现了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有评论称: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令人惊悚不已――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迟子建 《群山之巅》

作家迟子建笔耕不辍,最新长篇《群山之巅》以跌宕精彩的笔触再写红尘中的精灵,既有白山黑水的大气磅礴,又不失女性作家的细腻绵密。迟子建的写作早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东北不可分割,这部新作的故事发生地同样在中国东北。与她的多部前作类似,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流畅好读的故事、置身极端处境而接受考验的人性、个性坚忍的人物,这些极富迟子建个人风格的元素在《群山之巅》中得以延续。不同之处在于,这部长篇的写实意味更加强烈,很多情节源自近年来为国人熟悉的社会事件,与此并行的则是多处有着超现实意味的描写,这种虚与实的交织、对应耐人寻味。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小镇,一个个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努力活出人的尊严。

人物的善恶不再泾渭分明,英雄与普通人的界限也在模糊,看似传奇,却直指当下的世相与人心。这些复杂性使得迟子建的写作更加逼近现实,作品洋溢着对这个世界爱之深责之切的省思意识和寄望人性之美好的某种责任感。

潘富俊 《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

推开中国古典文学之门,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植物世界。了解它,需要搭建一座沟通文学与科学的鹊桥。作为这座桥建桥师的作者,是一位热爱古典文学的景观植物学家,他以独到的眼力和学问功力,在古典文学的绝妙好辞与植物世界的苍翠斑斓之间穿行,还原了千百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梳理和解读了文学与植物的“缘情体物”的微妙关联,使我们能够同时享受到古典文学与大自然的双重之美。

身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的潘富俊,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却痴迷古典文学,他将带领我们认识古典诗文中的植物:“上山采蘼芜”的“蘼芜”是什么植物?“参差荇菜”的“荇菜”长什么样子?《楚辞》中的“芷”“兰”“蕙”各是什么?……拨开植物古今异名的迷雾,我们在欣赏古诗文的时候也许会有大不一样的想象。不过,阅读本书,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不满足之感,这是因为,“古典文学中的植物”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像植物名称的辨析与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等论题,欲充分讲述都是非相当篇幅的专著不能办的。或许,不妨把此书视作一个索引,它链接着的文学世界和植物世界都极为广大和美丽,值得我们慢慢探索。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 《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

篇5

关键词:“虚静”;创作;作品;人格;鉴赏

“虚静”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之一,最早源于《老子》,原义主要指一种清静虚欲、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后来庄子的“心斋”、“坐忘”说可谓是对“虚静”理论的极大发展。“心斋”、“坐忘”是一种无私无欲、与实际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正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审美心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的理论,把“虚静”说引入了绘画艺术,同时代的陆机、刘勰则把它直接引入了文学批评。

“虚静”作为一个古老而又意蕴深厚的哲学美学命题,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

一、“虚静”与创作

“虚静”与创作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创作心理的影响,作家们在创作之始总是努力追求达到心无杂想、空明虚欲的境界。在促进创作主体从胶着于物、我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物我两忘的艺术世界的过程中,“虚静”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轼有诗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可见“虚静”对艺术创作的重要。刘勰、陆机等文学批评家更是从理论上揭示了“虚静”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千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由此可见,“虚静”心态是想象和联想飞腾奔涌的前提。许多大作家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分伏案沉思,更有许多诗人离群索居,都是深谙这一艺术创造机理的。

二、“虚静”与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见长,而中国古典诗歌又与“虚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魏晋的玄言山水,还是唐宋的禅意诗词,随处都闪耀着“虚静”的灵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艺术境界分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他说:“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这不正是“虚静”状态下的物我同化,不执着于我,也不执着于物吗?“无我之境”的深层艺术底蕴正是艺术家的“虚静”心灵的映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无数美丽的诗句,既是诗人在“虚静”心境下所得,又体现了“虚静”心境的平和、淡雅。而“有我之境”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残”等,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主体色彩,但在艺术构思时,依然需要“虚静”的心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歌当哭,是要在痛定之后”的,创作主体只有在情感逐渐平静之后,才能对曾经的“痛”进行审美观照、艺术裁剪和加工。因此可以说,古典诗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虚静”哲学态度和美学态度。

三、“虚静”与人格

大千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到处充满着诱惑,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庄子当年正是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可怕,故

而高呼回归自然,提倡“逍遥游”。但是,面对滚滚红尘,种种诱惑,真要作到孤寂以守志,淡泊以养心,何其难也!佛教把庙宇建在深山老林,远离世俗繁华,是采用强制手段为佛教徒创设修行环境,为了抵御各种杂念涌入心头,佛教徒们动辄双手合十,口颂“阿弥佗佛”,以保持内心的清静。宗教需要“虚静”,艺术也需要“虚静”。只有保持这种心态,艺术家才能不被外物所役,才能保持自由的心灵,进而才能进行审美体验与创造。我国古代作家中重视人格修养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陶渊明,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不慕荣华富贵、满足于“草屋八九间”的安贫乐道的人格,已经成为后世知识分子仰慕的典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心远”不就是远离世俗功利的“虚静”吗?刘勰亦云:“秉心养术,无务

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随意而任自然,这不也是“虚静”吗?

四、“虚静”与读者

我国古人无论弹琴还是颂诗,都有焚香净手的习惯,这不是程式化的繁文缛节,这是潜心入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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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典文学 科研能力 大学本科 教学培育

中国古典文学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必修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一般安排六个学期的时间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与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知识和文学发展流变,而且要具备阅读古籍的基本能力,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相关问题的基本素质。

那么,这种阅读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实现呢?笔者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十几年,为本科生开设过四门相关必修课和选修课,得到同学们的好评。现笔者对执教的经验与思考作总结,以抛砖引玉。

一、寓教于课堂讲授之中

古典文学的课堂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学习环节,教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涉及学生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文学史的讲授,按照朝代顺序,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重要作家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其艺术规律,探求其成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学术研究无止境,后出转精。在教学过程中,既要重点讲述学界通识,又要兼顾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是单纯满足于知识的写录与机械记忆。

以清代散文流派讲课为例,重点介绍桐城派,产生及持续的时间、流派名称的由来,然后分别介绍代表作家及其贡献,随后讲述这一流派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关于阳湖派的问题,需要向学生指出,学界有关阳湖派是否独立成派存在不同意见,可分别简介各派的观点及其依据,然后以曹虹教授《阳湖文派研究》的出版及其研究成果的介绍结束这个问题的讲述。

经过这样的讲述,学生对清代散文主要流派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初步了解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并且对学无止境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培养他们对于古典文学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意识。

第二,文学作品的赏析,必须结合文学史的内容,对重点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的剖析,加深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理解。

以明代传奇《牡丹亭》为例。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狂飙运动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即是显证。在讲授的过程中,要结合汤氏《牡丹亭记题词》进行提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P1153随后,我对《游园》一出戏文进行了讲解,并发动同学对汤显祖的“至情”论展开了课堂讨论。

由此,学生对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汤氏的创作特色,到明代中后期文学界公安派“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特点在创作中的表现,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实现了从作品解读到理论批评的顺利过渡。

二、寓教于课外考察之中

除了课堂的讲述,给学生适当布置作业,也是很有效的手段。上学期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撰写一位乡贤的小传,简介其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我特别提了一个要求:要写出自己通过哪些途径,搜集了哪些材料,有哪些收获。

布置这个作业的目的,一是事关自己家乡的古代名人,学生很感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二是让学生走出书斋,放眼世界,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阔眼界,增强动手能力。

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们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选取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初步掌握了相关资料。接着,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回到故乡,各展神通,收获很大。

有的同学走访了乡贤的出生地,与其后人访谈,得见了其珍藏的家谱、族谱,得到了第一手访谈资料;有的拜谒了名人纪念馆,甚至独自前往名人墓园,拍摄了珍贵的照片,增进了感性认识;有的去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传主的字画,对其文学以外的艺术成就有了切身体会;有的广泛发动社会关系,趁着放假期间,进入了地方志办公室查找资料;有的甚至找到了少人问津的江苏省档案馆,并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校友,得到了其热情的帮助;还有的同学则去了南京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翻阅了收藏在那里的古籍。在报告里,同学们说:“捧读古籍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啊。”

在汇总、书写报告的过程中,学生们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在世时颇有文名的古人,身后却默默无闻?为什么声名颇为显赫的古人,却没有进入断代史撰写者的视野?这到底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通过这次作业,同学们有了不少收获:完成作业不是简单地坐在图书馆里下载资料,必须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搜集获取。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墓园……有价值的资料不仅是文字资料,还包括书法、绘画、家谱族谱、墓志、书影、访谈录音等。文学研究由此变得生动起来,学生兴致盎然。

治学固然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但是,做学问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当你打开眼界,敞开心扉,就能海纳百川,精益求精。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年轻学子加入到学术研究的队伍中,学术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三、寓教于考核之中

考试分数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最为学生动心牵挂。教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努力方向进行引导。

每学期开学之初,除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常识、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等基础知识之外,还强调对名家名篇的考核,要求学生在本学期内,利用课余时间,大量背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作品。

只有熟悉掌握了足够数量的具体作品,学生对于古典文学的认知才能真正做到既脉络清晰,又血肉丰满。正如清人张佩纶所云:“熟读唐诗三百首,足推博雅也。”[2]P616

南师大文学院目前所使用的是本校郁贤皓、钟振振等教授编选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除了选篇典型精当之外,这套教材还在每篇之后附有《选评》,汇集了历代对本作品及作者的点评。学生在背诵时,不仅能够熟知作品的原文和释义,而且能够结合他人的评价,进一步深入体察作家的风格和本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

如今的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往,科目众多、学分总量和工作诉求等因素都使得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受到了挤压。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如何在这么多科目的竞争中保证学生对古典文学学习的投入呢?经过这些年教学实践的检验,我觉得,以考促学的方式是一项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古典文学教学方法。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形之下,本科生的知识储备和治学能力都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很容易产生望而却步的心理。有的学生甚至误以为死记硬背,就算是学好了古典文学。其实,只要教师方法得当,激起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就开了一个好头。然后,根据本科阶段学生的特点,用心讲授,悉心指导,引领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和研讨,不断促进他们养成求知求真的思维习惯。在治学的道路上,教会他们不盲信权威,不迷信教材。同时,以阅读原始文献为基础,以理论批评为手段,文史互证,密切关注学界的学术动态,最终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本科阶段的学生一样可以迈入学术研究的大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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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为本降低经典阅读门槛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谈到名著阅读时曾说:每个人应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欢的作品开始阅读,不要迷信任何模式,“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学生毕竟不同于成人,他们的兴趣点要摸准。最初的阅读应当选择一些容易为他们接受,比较浅显的作品。我的惯常做法是故弄玄虚讲故事,讲到紧要处就戛然而止,或者为某部作品编一个吸引学生眼球的广告词,来勾起学生的阅读欲望。

二、借影视东风吹响经典阅读号角

利用最近影视播放的有关名著改编的作品,“诱惑”学生看原著,找影视改编的优缺点,并尝试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有一些戏说的影视剧,我就引导学生去读同时期的历史,比赛谁能找出戏说的成分,恢复历史原貌。例如,每回假期期间,电视台都会重新播放《西游记》,就利用这个机会指导学生读原著,互相印证。不定期的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由经典著作改编的影片,如《骆驼祥子》、《茶馆》等,并发给他们有关的名著赏析,以此引导学生去阅读原著,感受原著与影视的不同表现形式,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借历史资料再现经典名著语境

经典名著由于受时空所限,难以让人亲近。对于那些学生接受起来有一定困难的作品,我通常给他们补充一些资料把经典来一个“包装”。其中包括一些历史图片、历史文物、历史场境的纪录等,努力减少跨语境所造成的接受困难。同时鼓励学生编演剧作,用今人的视角再现古典,感受经典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

四、生生互动创设经典阅读氛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阅读、分享、体验快乐,就会让学生的兴趣更加浓厚。开展课前交流活动:利用课前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轮流上台自由表达,可以导读名著名篇,可以谈阅读感受,向同学展示自己的课外阅读成果。开展讨论辩论活动、阅读竞赛、表演活动,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开辟展示园地:充分利用教室黑板报,开辟“读书角”、“向您介绍一本好书”、“我的读书笔记”等园地,让学生有展示阅读成果的场所。利用这些活动让学生体验阅读的喜悦、成就感,将阅读形成习惯。

五、以诵读为主回归阅读经典模式

以诵读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是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教学的传统方式之一。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是以引导学生高声朗读、反复吟诵,达到背诵程度为主的一种阅读教学方式。在语言教育史上,诵读作为有效的阅读教学方式,是一以贯之的。

(一)古典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的回归

我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以超常、顿悟见长,与之相对立,汉语的词汇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意象性。尽管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并不是任何思想都能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的。汉语字词与世界其他语言种系相比,具有更浓的情感色彩,因此模糊性也就更为突出。古典文学作品作为用汉语表现的文学,其语言的模糊性、形象性、情意性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中不能作太多的科学的精确分析。像“春花”、“秋月”、“玲珑剔透”等词语就如金森先生所说的那样:“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唐代杜牧《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里的“千里”喻意极为模糊,但极言视野开阔,使意象更加深远。对于这些语言,如果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讲得太简略,学生是很难意会其中的意境的,无法产生共鸣。但如果分析得过细,意象将会支零破碎,意境全无,那就更无法感染学生了。而采用诵读,就可避免这种尴尬。可以让学生通过反复诵读、领会意境、感受形象、了解主题,教师只需适当讲解、指导,让学生读准节奏、读出语气、读出感情,通过诵读,去“意会”,以达到理解的目的。

此外,古人做诗讲究抑扬顿挫,做文讲究启承转合,这使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古诗韵文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性、节奏感,其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邃,决定了它最适合于诵读。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古典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古诗韵文的阅读教学中采用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

(二)诵读自身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其成为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之一

1.诵读是理解的基石。首先,诵读能培养学生对阅读材料感知的敏锐性。其次,诵读可以感知情境,对语言文字快速领悟。再次,诵读可以强化学生多种心理活动。在诵读中,面对感知的语言文字,感觉、知觉、表象、联想、理解、情感等,主动、自觉地奔涌而出,闪电似地在头脑中浮现、编码、组合,渗透着思维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等活动,从而获得对作品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所以南宋朱熹在《朱子读书法》中说:“凡读书且要熟悉读,不可只管思。读得贯通后而义理自出”,还说“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的境地的。可见,诵读对于理解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2.诵读是积累的捷径。“记诵积累”是我国传统读书法的一种,读得多,积累得自然丰厚。对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文言文)中的许多知识是需要记诵的。学生如果在阅读中能记诵较大量的古诗文精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辞畅意达、文从字顺。刘勰说“积学心储宝”,黄宗羲云“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韪所压倒”,可见绵妙用。”而诵读正是把知识储存起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3.诵读是语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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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的必然之与时代的必需

首先,我们的语文教学目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为此应重视“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提高思想认识、道德修养、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

对正在成长的中小学生,加强审美教育,选择适合他们智力的内容,诱导青年学生广泛地接触文艺,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正当的寄托和健康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发掘古典文学中美的因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审美情趣,发展学生的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因为健康的审美教育可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净化学生的心灵,从而激发他们对美的热爱和追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何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孕育着、乃至冲涌着的审美倾向与道德理想,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融成中华民族的审美道德精神。

其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气质与道德精神。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表现在当代青少年中,由于他们世界观、人生观欠成熟,自控力较差,审美道德精神不稳固,因而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教育个体的必然要求与时展的客观需要,向我们提出了一项新的历史性课题,即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审美倾向,道德规范,对新世纪青年进行教育。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冲涌着激越的审美道德巨浪,贤哲圣思们在他们至今令人折服的论述中,深刻地提出了一系列人格理想和人伦哲理。他们所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意志力量,摆脱物役、哲理思辨的智慧力量,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也成为古典文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教学时要寓以教育,让其悠久的精神明珠,在新时代更放异彩。

二、审美的历程之与道德的构成

统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审美道德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整体至上的道德精神

突出表现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司马迁给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两个典型,蔺相如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显位自傲,面对廉颇的讥辱,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了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气度。蔺相如的“不战”而胜与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而结成的“刎颈之交”是整体至上的道德准则。还有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对这种道德精神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者自惭形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还有如《东周列国》中高人弦高的形象,他的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历史弥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为上的道统美德。

2.仁爱合谐的道德精神

远古的原始歌舞(乐)和巫术礼仪(礼)是合而为一的,后来逐渐分化为“乐”――文学艺术,“礼”――典章制度。在先秦儒学中,除强调“礼”,还注重“仁”。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仁”的解释,说明“仁”至少要反映二人以上的和谐关系。到孟子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墨子讲“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庄子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其中由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发展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于和平共处,和谐互爱的向往。

3.伦理纲常的道德精神

传统的中国文明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自下而上的的内在本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表达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尚书》中最早提出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舆”,再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对“厚德载物”的具体阐述。

“孝”,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理想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国而忠,汉代更是以“孝”治天下。而我们要抛弃芜杂,取其精华,孝敬父母长辈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提倡。推而广之,人伦纲常还表现为交友接物之道,如《红楼梦》中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明“和”是处友的基本标准,和舟共济,明辨是非,而不同流合污。

4.崇德修身的道德精神

《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是中国人价值意识的宣言。崇德重义,追求理想境界;注重修身,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对民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这种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但在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庄子追求人格独立,崇高绝对的精神自由,首开了“隐世”的先河,这可谓是“持义”的壮举,长期以来,他同儒家的舍利取义(如孟子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人特有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且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发愤向上。

5.修养践行的道德精神

孔子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做抽象的玄想。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崇高的目标,更要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生途径――“知行合一”,切磋实践,随时反省,方能造就理想人格。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倡导“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敏于事而慎于行,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等等,都无不重视理性的实践精神,来真正揭起民族精神的不朽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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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 (1997)、吴芳思(Frances Wood)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发展史,把握其间的总体规律,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关注单一学科的汉学研究,具体分辨其透视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见。显然,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考察,力图做到史论并重,纵横交织,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国外汉学的面貌,是学术界为之追求的目标。

就文学研究而言,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重点:

一、译介或撰写国别汉学史,而涉及中国文学。前者如胡书经译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长文《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汉学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节译《赵氏孤儿》、儒莲(S.Julien)选译言情小说,巴赞(A.P.L.Bazin)翻译并研究元杂剧,葛兰言(M.Granet)研究《诗经》等等。后者如熊文华所撰《荷兰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则提及高罗佩(R.H.van Gulik)译介并且创作公案小说,伊维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戏曲、撰写文学通史。

转贴于 二、介绍各国汉学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造诣高超的专门家。如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德国的鲍吾刚(W.Bauer)、美国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而名世,但她也翻译过《水浒传》,与汉学研究有关。吴海蔓的《东方不是东方——赛珍珠在中国》(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对她的双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绍。

三、评介汉学译著和论著。除了散见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帅雯霖评《红楼梦》英译和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之外,这时已有专书问世,即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称,他借海外访学之便,广为搜罗,书中浓缩信息4000条,其耗时之多、耗资之大,可想而知。全书设七章,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之传播,各有专章评介;古代文论和民间文学,则放在综合研究一章内加以评介;此外,还有两章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背景,以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具书。该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评点文字也要言不烦。著者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第1页)这种论断,是就文学学科具体说明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学术价值。

四、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比较文学范畴里的影响研究,但由于中国文学的外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通过汉学家的译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这时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严绍璗、中西进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这套丛书凡十卷,由中日书社分别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写者有严绍璗、中西进、刘雨珍、诹访春雄、王晓平和山田敬三。全书分六章,分论中日神话、中日诗歌、日本物语与中国文化、中日戏剧、日本前近代小说与中国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关系,或就两者做平行比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东方文化文学因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这部书涵盖面极广,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种双边关系,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则是中西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全书以接受者为视角,采用形象学研究的方法,分期缕述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著者从德国骑士文学和巴罗克文学,依次讲到启蒙运动文学、古典时期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左翼作家、战后文学等等与中国的关系。关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响”一词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概念极易引起人们关于主动与被动、给予和接受的联想。而事实上,文学中的影响关键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所以,本书实际要点不在于中国如何‘影响’德国文学,而在于德国文学如何对中国进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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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基础,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注重应用实践的室内设计教学中,强化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素养的培养。我国在室内设计专业的教学中过多的注重对西方设计理念、设计思潮的追捧,认为西化的、欧化的设计格调和方式能够符合社会人的审美需求。目前,我国室内设计专业的教学通常是以包豪斯体系作为基础的,设计案例以国际化风格的室内设计为主,强调一般性的空间造型和功能至上的原则。因此,多数学生的作品设计表现出时尚化、前卫化的倾向。这种教学的结果就是淡化了学生对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审美标准的意识,从而使设计理念和设计作品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缺乏中华韵味。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理念,在室内设计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就显得极为重要与必要了。

2、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室内设计教学的途径

2.1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

古典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传承,后人可以通过前人的记述来对古代文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引导学生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文字中寻找创造的灵感,可以使学生在分析问题时更具有敏锐性。将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寻找到的设计灵感同现代化的设计手法相结合来应用于室内设计中,可以使设计出的作品更具有民族文化气息。例如,笔者要求学生对一处茶馆做室内设计,需要使作品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的韵味。由于要求比较宽泛,学生就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设计。我国的古典文化作品的意蕴比较浓厚,通过简单的文字记述就可以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或富丽堂皇或典雅或清新的画面,因此,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在上交的作品中来看,学生也大都实现了这一要求。有的学生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入手来创作,有的则从王维的《鸟鸣涧》入手来创作,而有的则是从戏剧入手等等。学生充分体会作品文字所描绘出的意境,并将自己体悟到的内容同现代化的空间设计手法相结合,从而使创作出的作品别具特色。

2.2从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设计入手教学

在教学中,除了要引导学生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来寻找灵感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多接触一些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成品作品入手,让学生从真实的设计中来获取经验,增加灵感。例如,一些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展览馆一般会在设计上突出同中国文化融合的样例。学生在参观展览中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展览馆的设计同当时当地的空间结构相结合,对已经完成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评判。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将展览馆当作自己的设计对象,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设计,又同原来的设计相比有哪些更适合的地方。通过学生的实地参观和展览,以及不断地比较甚至再创作,学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经验,提升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3、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