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问题；优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语：总的看来，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必需的任务。改革过程中，也许会触动少数人暂得的利益，但从长远的目光看，改革不仅会给学生带来益处，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且对于教师科研的转向和重新定位也具重大意义。

篇2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篇3

关键词：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2]赵君尧.论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学[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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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不仅关系着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复兴中国汉语文化的伟大使命。虽然高师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尤其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高师承担着比重点大学更加突出的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任务，所以高师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学生就业制度的变化，科学研究和学科专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承担着全球化时代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实现中国汉语言文化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所以加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公共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目标的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而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和谐人格的人。爱因斯坦指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1]37马克思将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知觉、情绪，看成人类成为和谐的完美的圆满的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活动只是为了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甚至私有财产，而这种导致私有财产的劳动常常存在强迫性，甚至是以摧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为代价的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不但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反而使其愈加严重地受到物质利益的压迫，日益成为片面发展的单面人或者单向度的人，甚至成为占有私有财产的机器和商品消费的奴隶。虽然人的解放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误读甚至曲解。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私有财产的时代，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所以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只是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初步工作，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至多是获得了初步解放；其次，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仅仅体现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层面，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完美的人的标志。所以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仅仅是有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目标，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许多人将其理解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实是对的误读和曲解。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乃至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等个体的一切器官获得全面发展的人。[2]19而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人的标志。

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的转型，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必须调整现有繁杂、臃肿、僵化、刻板、低效的公共课体系。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和谐教育，而不是愈来愈专业化、学科化的专业教育，但是在长期以来高师教育之中，专业教育却愈来愈受到强化。有些高师仍然坚守专业教育的观念，甚至将任何压缩专业课程，增加公共课程的课程体系改革看成是舍本逐末；虽然也有些高师开始仿效重点高师的做法，增加一些公共课程，但是限于师资尤其认识的局限，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类公共课程在和谐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明显存在随意、凌乱、缺乏系统设计和规划的缺憾，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育损失，虽然实现了淡化专业，削弱专业的效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的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一些高师虽然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了一定关乎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培养的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是并不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常常是专业选修课的变种和移位，不仅没有突破狭隘的专业学科疆域和界限，反而加强了学科堡垒；有些则只是诸如果树栽培、围棋技巧之类更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拓宽专业知识视野、打破专业学科疆域，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乃至培养和谐人格的目的。

公共课的设计和建设，既要高屋建瓴，充分展示学科研究的进展和前沿问题，又要体现一定的学科交叉性、互涉性、兼容性，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趣味性、创造性，力求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尤其要选拔真正有丰富教育经验和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开设。公共课设计应该以具有学科专业的前沿性、集成性、方法性，甚至跨学科专业和超学科专业性的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完整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人格和谐发展的课程作为公共选修课。不能将专业学科性质十分明显，不能有效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和人格和谐发展的专题研究课程作为公共课。公共课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格的和谐发展。为此，素质类公共课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素质类、社会科学素质类、人文科学素质类三类，其中每一类涉及学科概论、学科方法论、学科名著导读三个系列。无论学科概论系列，学科方法论系列，还是名著导读系列都不可偏废。如果偏重学科概论系列，忽视名著导读系列，就可能导致诸多先入为主的既成观念和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果是以不庸置疑的所谓科学原理、法则和规律的姿态出现于学生的头脑之中，就可能严重束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创新的精神；反之，如果仅仅重视名著导读，也可能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专业观念；而且学科方法论系列，涉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不可忽视。

甚至可以开设诸如大学人文精神导论、人文科学导论、国学经典导论之类的课程。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集中在第一、二学年设置，也可以循序渐进，分散设置在四个学年之中。另外，高师公共课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课程，有些甚至为了突出所谓教师教育的特点，而将本来综合的课程细化为诸如新课标解读、案例教学法、考试命题与作业批改、多媒体课件制作之类的专门课程，所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语文教学论课程都均有涉猎。至于开设诸如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班级管理、中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生认知与学习等概论类课程，实际上并不比开设诸如中外教育理论名著选读、语文教育名著选读、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学语文名师名课之类综合性课程能更为直观便捷、切实有效地达到和谐教育的目标。#p#分页标题#e#

二、专业必修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重心的知识教育向思维方法教育的转型

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0年确定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7门课程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其中语言学类课程主要阐发抽象的语言规律，缺乏感性语言经验的积累和语言学名著的原典精读，尤其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常常忽视了最为基本的语感培养，而堕落成为烦琐、枯燥的抽象概念和知识体系，文学类课程则重文学史论，轻文本鉴赏，同样也缺乏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名著的原典精读。至于文学史论，基本上是以历史顺序为线索，穿插一定作家及其文本的介绍，常常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注入学生一定结论，使学生受到先入之见的顽固影响，严重丧失了独立感受和鉴赏文学文本的实践机会和权力，使本来充满审美趣味和审美的专业必修课教学沦为简单、枯燥、乏味的概念乃至理性知识填充活动；而且许多教材有意追求所谓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使本来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极具探索和创造空间的诸多问题在旁征博引的知识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建构的四平八稳、貌似科学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之中被严重隐藏，乃至使学生在思维和感受日益钝化的被动接受之中很大程度丧失了创造的信心和活力，以及探究性学习的实践机会和条件。有些高师将采用国家规划的权威教材，按部就班地执行所谓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作为必修课建设的重点，甚至在中小学教育已经明显意识到教学大纲的缺陷而改革为宏观指导性课程标准的情况下，仍然作茧自缚地自己制定所谓教学大纲。且不说对权威教材的顶礼膜拜本身潜伏着忽视学生阅读原典，以及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缺陷，而对所谓教学大纲的迷信甚至是以束缚和扼杀教师与学生的创造性为代价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学生从阅读和创造的实践中直接获取知识的条件和探究问题的机会。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失误，甚至可以说是教育的退化堕落和犯罪。爱因斯坦明确指出：“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1]37实际上学生阅读任何一部语言学和文学名著原典所能获得的教益都会远远超过任何一部拙劣教材。为此可以开设中外文学作品选讲之类的原典阅读课程，因为阅读原典可以使学生直接地感受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独特的创新精神和研究方法，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超越知识学的生命智慧。而这是任何教育都无法企及的最理想境界。事实上对平庸甚至拙劣教材的迷信只能制造机械记忆的机器，培养简单应付考试的能力，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此类似，诸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之类的课程，理所当然应该是文学作品原典选讲至少占三分之二课时，文学史讲述最多占三分之一课程，在当下许多学生只是满足于文学史教材的死记硬背，而较为普遍地忽视文学作品原典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强原典阅读的课时与比例。但许多教师只是满足于四平八稳的文学史教材的知识讲解，而并不关注原典赏析。这一方面暴露了原典赏析本身存在的难度，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乃至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感受能力乃至创新能力。

虽然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师，虽然新课标将培养中学生的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但由于许多高师对新课标的置若罔闻，常常并不重视文学作品选讲，而且一些教师甚至存在着轻视诸如文学概论、美学原理之类课程的现象，以为诸如此类的课程只是讲述一些空洞的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其实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任何时候，满足于琐碎知识细节，而忽视了学科精神的教育都必然有害无益，充其量只能以琐碎而僵死的知识填充学生的头脑，致使其成为知识的杂货铺，并不能够成为运用一定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其实从大学到中学乃至小学普遍存在的用庸俗社会学阐释课文，只是满足于所谓思想性、艺术性分析模式，这恰恰是理论贫乏，而不是理论过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师生除了知道社会历史批评，还知道诸如审美批评、生态批评乃至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艺阐释学批评、现象学批评之类的方法，就不可能使语文课程教学显得那么单调乏味了。也许真正导致语文教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的贫乏和方法的单调。还有一些教师也许认为，未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只需将现有知识原封不动传授给学生，自然无需开设诸如人文科学方法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能够真正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的课程。其实没有一定方法论指导的课程教学，只能导致学生的平庸化、浅表化、模式化。正是由于许多学生没有系统接受理论课程和方法论课程，所以一走向中小学语文讲台，除了照本宣科讲授教学参考书的内容，似乎没有其他任何特长。正是由于中小学教师没有相应理论基础乃至方法论基础件，对课文缺乏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立感受能力，必然导致考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独特审美感受乃至审美修养。这就是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感受能力，致使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整体下降的根本原因。

三、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模式的接受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

如果说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承担着引导学生建构扎实、合理和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培养专业实践素质的使命，那么专业选修课则更加集中地担负着进一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个性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的使命。但是一些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选修课与按部就班的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相比存在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是专业选修课必须很好地考虑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的合理建构和尊重学生专业特长的自由和均衡发展，应该具有与学生个性和特长自由和均衡发展相适应的序列性、系列性和系统性，但是大多数地方性高师在选修课的开设上，仅仅考虑了教师的专业兴趣、研究方向，甚至经济利益，但是对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缺乏充分考虑和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存在因人设课、随意设课，甚至重复设课、交叉设课的现象。二是专业选修课既然涉及学生专业兴趣和个性特长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必须根据具体选修课的学科性质、任务，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确定一定数量的必选课和任选课，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体现选修课的特征和优势，不能把所有选修课变成必选课甚至必修课，但是由于涉及科任教师的既得利益，担心可能造成的教师之间因为恶性竞争而导致的不必要的磨擦和矛盾，或者选修课本身数量不足等原因，许多地方性高师总是不能发挥本来相对有限的选修课优势。不仅不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的发展，而且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还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最终严重制约着选修课质量的的整体提高。三是选修课应该具有非常鲜明的前沿性、尖端性和创造性，常常以教师大胆求异、严谨求证的治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提供的良好的榜样示范，但是由于地方性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许多选修课仅仅是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的简单重复和细化，并不具有新颖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视域，许多选修课教师也仅仅是知识仓库的机械搬运工或者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反而由于简单重复和照搬照抄的恶劣影响，导致了学生学术规范意识的淡化和严重缺失。这是一些高师选修课体系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致命弱点，同时也是这类院校选修课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即使有个别教师具有某种优势，能够由于大胆求异和锐意创新，创立了具有一定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的优势学科，但是由于陈腐、僵化的思想观念经常占据这些高师的统治地位，常常并不受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甚至遭到排挤和压抑。#p#分页标题#e#

虽然有些高师以各种激励措施倡导教师开设新型的选修课，但是这种新型选修课仅限于高师内部以前没有开设过的选修课，对于真正具有前沿性、尖端性和原创性的新型课程仍然缺乏更大力度的鼓励和支持措施。高师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本着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特长自由、均衡发展、创造潜力合理开发的原则，积极鼓励教师开设具有真正原创性、前沿性和尖端性的选修课，编著或者使用具有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的选修课教材和专著，真正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由接受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并且严格考虑选修课课程体系的全面、协调和科学建构。这是高师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高师专业选修课建设可设语言学研究类、文学研究类、跨学科与文化研究类系列专业选修课。甚至可以在某些类别中设立专业方向课程，如文学研究类可开设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等方向课程。这样可以形成如汉语言文字学方向之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文艺学方向之马克思与现代美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学专题，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之中国古代诗歌史论、中国古代散文史论、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戏曲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之比较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专题、欧美作家作品专题、亚非作家作品专题之类专业方向系列选修课体系，使得每一方向特别限定4门课程。这些系列选修课常常是专业主干课的专题化、深入化和细致化，是专业主干课的必要延伸，同时也是以独特的思想观点、研究角度和方法进行知识创新的必要方式。为了切实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专业方向选择相应选修课时，必须以某一专业方向的系列选修课为主，并建议学生原则上必须选择一定的其它系列相关选修课作为补充。如建议选择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文艺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文艺学和语言学系列选修课；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文艺学和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外国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而且提倡每一专业方向的学生最好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与文化研究类系列选修课。这些专业选修课，可与专业必修课相协调，分散在第三、四学年度完成，也可集中安排在第四学年度，而将专业必修课集中安排在第二、三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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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综合性、跨越性、交叉性等特点。它一方面与文学专业的所有学科都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不以众多学科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多门学科中与跨越和比较有关的那些内容为研究对象。这一特殊的学科性质使比较文学在文学专业中的身份非常类似于专门处理国际事务的“联合国”。它的实际教学与科研功效有时虽不直接地体现在自身的具体行为中，但却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影响使整个集体受益。而这也意味着构建有效的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文学专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这一体系的成功构建，也必须要以整个文学专业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就潍坊学院而言，在主体要素层，潍坊学院文学院专职比较文学老师共有三人，其中两人为博士，一人为硕士，队伍建设整体层次较高。但除了对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外，比较文学教研室还尤其关注对众多教学辅助力量的争取和吸纳。目前，除了三位专职老师外，在我院实际参与这一学科建设工作的老师还另有五人。这五位老师有的来自于现当代文学，有的来自于古代文学，有的来自于文学理论，有的来自于新闻学，而且身份也各不相同，有普通老师，也有行政人员。这些老师最初大都是出于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好奇而初涉这一领域的，但是在长期的课题合作与教学研讨中，他们现在也都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起了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智囊团的任务，从多个方面为我院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群策群力，共谋发展。而在学生方面，比较文学所面向的学生在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主体的同时，还通过选修课的形式把对外汉语、新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学生也吸引了过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比较文学在主体层面的建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举院参与”的局面。而这种“举院参与”的模式无疑对我院比较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首先这一模式不仅使我们有效地把整个文学院最精华的教师力量凝聚到了一起，从学术资源、人才资源上为比较文学创设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而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其他学科老师对比较文学的了解，为比较文学在文学院的总体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的人文环境。其次多领域、多方向学生的参与，也极大地提高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这不仅为我们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们的努力成果。

二、环境要素层：以重点学科与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改善教学条件，完善监控机制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院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后续理论发展，它的教学往往是奠基在其他专业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先行授课的基础上的，涉及面很广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它不比文学史课程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到经典的作家作品分析，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情趣，吸引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比较文学一定意义上讲是抽象的、枯燥的、不易消化的。而另一方面受学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高等学校比较文学的教研经费来源往往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教学条件简陋、教学资源不足，是困扰这一学科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简陋教学条件无疑也更加加重了这门学科的抽象性、枯燥性，并增加了教师讲授的难度和学生接受的难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寻找突破口，优化教学资源，改善教学环境，全面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每个比较文学教学单位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我院比较文学而言，作为对困境的反拨，从2003年起，我们就确定了以高起点的课程建设目标来实现自身超越的思路。契合当时学校大力建设重点学科和精品课程的需要，我院比较文学抓住时机，率先投入竞争、建设，经过一定的筹备，从2004年起，我院比较文学便被评为潍坊学院的校级重点学科，同时还是校极精品课程的重点发展对象。以此为依托，比较文学相对也就获得了较多的校方资金支持。现在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不仅单独享有一定的科研、教学活动基金，同时还拥有一个独立的比较文学图书资料室，藏书5000余册，另外还配有专门的电脑仪器和上网设施。这些资源、设备有效地保证了比较文学教师教研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作为一种制度保障，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监控措施来督促和规范比较文学的教学能持续不断地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如制定了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各个环节作了具体规定；如改革了课堂教学效果的考评主体，把考评主体由过去的学生单一主体改变为领导、专家、同行、学生“四位一体”。以一种多元、立体的考评方法纠正了以往考评制度视角单一的弊端。另外根据师生互动原理，我们还建立了师生互动反馈制度，每学期授课过程中任课老师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教学环节及时获取学生反馈的信息。此后不断调整并完善教学活动并再反馈给学生。这种互动反馈，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教师单位时间的教学效率，而且还能及时地帮助教师找准教学创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教师发挥学生潜力和进一步地重点培养学生提供了条件。

三、功能要素层：弘扬对话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

作为人文学科中一门兼具对比性、跨越性和开放性等诸多学科性质的课程，比较文学的具体学科功能无疑也是多重的，如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学习平台，帮助他们把已经学过的中外文学知识统领起来；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它还可以建构起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沟通的桥梁，大大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但在比较文学的众多学科性质与学科功能中，开放性以及对话精神可谓是其核心本质。首先比较文学对跨越性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以对研究对象的异同对照为目的，而是通过联系和比较，来寻求不同文化、文学的理解与和谐共处。其次，比较文学自身也是一门动态的、以理论的不断创新为特色的学科，它既易于吸收人文学科的最新知识成果，也较少受学科壁垒的拘囿。因此，诚如乐黛云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话精神，它对于“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1]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无独有偶，李达三先生也同样指出：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对话性思维“能把我们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较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智更有弹性，它伸展了我们的才能，拓展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关系。……比较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平衡，求得人与机器之间的协调，庶几乎建立一种新的人文主义。”[2]在这两位比较文学大师的理解中，一种以对话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弘扬都不约而同地被确立为是比较文学的终极培养目标。与比较文学以对话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相适应，我院比较文学在功能因素层的建设上，始终把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从教学理念、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到综合测评都非常重视比较视阈和对话式思维习惯的培养。如在具体的比较文学课程教授过程中，老师往往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区分不同的学派特点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性与开放性；在讲解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等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时，也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对话式思维去寻找、分辨和归纳不同文化、不同文学的同异点，使学生学会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比较视域进行文学对话或文化对话。显然，这种对话式思维训练将非常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成为国家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无论他们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如何的千差万别，这种对话式思维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和博爱的精神将伴随他们终生，成为其内在人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是比较文学课程的终极教育意义所在。#p#分页标题#e#

四、实践要素层：以学生为本，重实效，求突破

教学方式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教学思想的现代化。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引导学生喜欢一门课程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只有当学生喜欢这门课程的时候，他才会有学习的主动性，才会进入积极思维的状态，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新时期我院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创新，在教学理念的设定上，突出地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现代化教学思想，并在多项工作中予以了凸现。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在反思传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过于晦涩、难懂的弊端，我院比较文学新的课程内容尤其强调教学内容的纵横两维链接。即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等传统课程之间的纵向链接，另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本院开设的非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如广播电视新闻、对外汉语等的横向链接。如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的具体授课内容既有纯文学领域多国文学的交流影响，也有中外知名记者对比较视阈的采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介绍，同时还也糅合进我院留学生在具体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收获和感受。授课内容生动、广博，并富有时代气息，这种纵横两维链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深入钻研人文学科的兴趣，也有效地扩充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并扩大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在课堂建设方面，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开创性地构建了教室课堂和虚拟课堂两类课堂，其中“教室课堂”主要是指教学课堂，它强调“知、行、研”相结合，把基础理论的系统教学与科学方法的训练相糅合，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多个具有较强实践性、操作性的教学知识点，鼓励学生通过分组讨论、个案研习、专题演讲等方式参与课堂教学，并以此来培养学生分析与解难的能力。而“虚拟课堂”，则是指建立虚拟网络课堂平台，它通过网络平台建设，把问题咨询、互动交流、学生作业、参考文献、教学录像等放到网上。使教学过程突破了有限课时的限制，扩大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空间。虚拟课堂为我院比较文学师生交流、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也成为了我院教学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从学生角度而言“，教室课堂”与“虚拟课堂”的联合使用则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场景及大量的学习素材。这一方法在学生中的反响非常好。另外，在测评方法上。鉴于文学的审美本质以及文学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和模糊性特征，我院比较文学课程在测评方法上也有意识地摒弃了以往过于绝对化的价值评判标准。如在考试内容上，我们在试卷中加大了教师自由命题的份量，不仅考察学生的记忆、理解的程度，还关注他们的知识应用与创新水平。另外在学生个人课程总成绩中不仅包括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还包括平时作业和课堂练习结果。现在我们这种全新的评价方式正有力地推动着教学模式朝着素质化教育的方向转变，同时也形成了两者互动互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五、教学创新的初期效果

篇6

[关键词]原型；置换变形；《史记》；《平家物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1.宿久高，男，汉族，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2.邵艳平，女，汉族，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引言

文学原型理论，是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倡的原型心理学的基础上发端的，发展于加拿大文艺批评家弗莱。自从弗莱将原型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之后，美国学者费德莱尔、加拿大学者乔纳森·哈特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原型理论进行了补充和界定。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原型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理论的考证辨析、具体的作品批评实践、中国传统文学的原型（意向、结构、母题）的研究等等。

文学原型，随着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也会被不断地置换变形。“‘置换’的方式有两种：或者是有意识地改变表达方式，或者重点强调或发挥原型的某一特定意义。影响原型‘置换’的因素也很多：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地域、自然环境及特定的文化、社会规范的影响使得原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1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探讨文学原型的时间上的纵向置换（同质文化背景的置换），还要关注文学原型的空间上的横向置换（异质文化背景的置换）。“这种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宏观观照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现象，并追寻其深层的‘原型’和‘结构’的视角，也许是原型批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优势所在。”③

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文学原型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横向置换，但迄今为止，鲜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具体到中国两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而言，虽然已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但几乎没有涉及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因此，本文拟以《史记》和《平家物语》为中心，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探讨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文化背景，乃至集体无意识，希冀能够抛砖引玉。

一、“烽火戏诸侯”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文学、叙事文学的高峰，拥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与艺术风格，不仅对中国后世历史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对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各国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表现得格外突出。《平家物语》是军事小说，成书于日本中世纪，描述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风云动荡的社会历史。就《史记》对《平家物语》的影响而言，中日两国学者都给予了关注，日本的成果有《〈平家物语〉中〈史记〉的机能——以义仲与赖朝的不和为中心》④、《〈平家物语〉中的〈史记〉——以义仲和项羽的相似性为中心》⑤等，国内的成果有《论〈史记〉对日本军记文学之影响——以『太平记研究为中心》⑥、《〈史记·项羽本纪〉与〈太平记〉中的楚汉故事》⑦等。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未涉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平家物语》对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大篇幅地讲述中国故事，于微妙之处改变原型的所指；二是借用中国典故间接地评论出场人物和事件，于字里行间替换原型的意义。《平家物语》直接以中国题材命名的章节有3节，第2卷第7节《烽火》、同卷第17节《苏武》和第5卷第6节《咸阳宫》。苏武的故事并未记载于《史记》中，因此，本文将着重以《烽火》与《咸阳宫》为例，说明《平家物语》对《史记》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烽火》中，平重盛为训诫部下，讲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平家物语》记载的前半部分，与《史记·周本纪》大体相同，结尾处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结果都城陷落，幽王终亡。且说那个妃子，变成狐狸逃走了。”⑧《史记》中狐狸化身的妃子是苏妲己，并非“烽火戏诸侯”的主角褒姒。笔者认为，此处应该是《平家物语》将褒姒与妲己混为一谈了，或许因为她们都是红颜误国的代表。

但是，平重盛讲述这个故事

目的（或者说《平家物语》引用这个故事的目的），并非怒斥红颜误国，亦非昏君误国，而是告诫属下不要效仿周幽王的部下。换言之，《平家物语》关注的焦点并非为君之道，而是人臣之道。作者随后特意评论道：“‘君虽云不君，臣不可不臣。父虽云不父，子不可不子。为君尽忠，为父尽孝’。”

由此可见，题材虽然选自《史记》，内容也颇为相似，但故事的主旨、引用故事的出发点却有天壤之别。《平家物语》的作者，于细微之处对“红颜误国”乃至“昏君误国”的文学原型进行了置换变形，将其置换为“君为臣纲”、“臣不可以不臣”。《史记》着眼于为君之道，批评昏君误国，劝诫后世的君王不要重蹈红颜误国的覆辙；《平家物语》则着眼于为臣之道，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臣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始终极力主张人臣之道的平重盛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这也是重盛思想——《平家物语》作者思想的体现。进而言之，这正是日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层体现，“顺应社会秩序、服从社会权威就被认为是善，而反抗者则被称为恶。”⑨

“正统论观念随中国经史之学传入尚未出现正统争议的日本，一开始就受到扬弃与改造，其中认可改朝换代的因素被完全排除，而汲取并强化了正统论中皇室血缘承袭的内容。为此目的，日本必须（中略）把‘皇天无亲’直接变成‘皇天有亲’，天皇就是天神的嫡系血胤。”既然君主（天皇）是万世一系，那么臣子就必须无条件服从，无论君主所行是对是错。于是，才出现了《平家物语》对“烽火戏诸侯”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二 “荆柯刺秦”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咸阳宫》的记载，与《史记·刺客列传》也有差别。《平家物语》将太子丹逃回燕国描述为：秦国与燕国隔着一个楚国，楚国有条大河，太子丹坠河后却如履平地，原来有无数只乌龟排队搭救。这里有两处细节不符：第一，楚国地处南方，不在秦国与燕国之间；第二，乌龟搭救恩人的故事出自《搜神后记》，主人公乃西晋时的毛宝。《平家物语》中还有一处明显的错误，便是关于华阳夫人的记载：“始皇有后宫三千。其中，华阳夫人，乃弹琴高手。”⑩ 　华阳夫人的名字出现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

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斥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

这清楚地说明了华阳夫人与秦始皇的关系：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王后，收子楚为养子，子楚的儿子是后来的秦始皇。由此可见，华阳夫人应该是秦始皇的祖母，而不是《平家物语》描述的爱姬。

最关键的不同在《咸阳宫》的结尾。“苍天不宥，白虹贯日不透。秦始皇躲过一劫，燕丹终于灭亡。有人议论道：‘现今的赖朝，最终也是这样吧’。”？这意味着，《平家物语》以荆轲、燕丹等谋反不成的人比拟源赖朝，以逃过危机的秦始皇比拟平家。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源赖朝大获全胜，平家则家破人亡。

笔者认为，这处明显与史实不符的评论，并非《平家物语》作者记载有误，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平家物语》之最大特色在于成书过程，伴随着琵琶法师？的弹唱，平家故事流传于整个日本，在此期间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众（包括不同时代的贵族、武士）的共同情感。由此可见，《平家物语》的成书过程，也可以被视作民族心理原型的形成过程，是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过程。笔者认为，《平家物语》在日本之所以被称为“国民叙事诗”，被视为是能够反映日本国民思想、备受日本国民追捧的文学作品，原因也正在于此。

以源赖朝举兵为例进行分析。源赖朝举兵之际，正是安德天皇在位时期，赖朝此举实属犯上作乱。平清盛身为安德天皇外祖父，是名正言顺的护驾护国。另外，平治之乱时，源赖朝的父亲源义朝站在叛军一方，兵败被杀。平清盛本想处死作为嫡子的源赖朝以绝后患，但清盛的继母池禅尼？为赖朝求情，平重盛作为池禅尼的使者也帮着求饶，清盛后来动了恻隐之心，将赖朝改判为流放。如此，站在平家立场而言，源赖朝举兵不仅是犯上作乱，也是忘恩负义，自然要落得一个自取灭亡的下场。

如上所述，《平家物语》成书过程中凝聚了广大民众的情感，民众当然也有平家一方，或者同情平家一方的。《平家物语》的作者也与平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了批判赖朝举兵的上述

言论，以及后文中对源赖朝言行的对比。源赖朝虚伪地借用感激平重盛的幌子，骗取重盛子孙主动前来投降，随后对他们痛下杀手。通过赖朝言语与行动的对比，作者巧妙地对其形象进行了反讽，“胜者为王”的冠冕堂皇，也难掩其忘恩负义、言行不一的性格缺陷。对于为自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两位异母弟弟——范赖和义经，赖朝也丝毫没有念及手足之情。虽然源赖朝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日本首位幕府将军，但《平家物语》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同情平家、同情义经等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

综上所述，《平家物语》虽然大篇幅引用了《史记》等中国文学作品，但却对文学原型进行了置换：第一，《平家物语》大多混合了几个名人或几处典故，与中国文学原典在细节方面有诸多差异；第二，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共同情感，《平家物语》会刻意改变中国文学原型的主题思想，赋予其新的解释，这种置换变形恰恰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日本深层文化不同于中国之处。

三 “白鱼入舟”叙事母题的置换变形

《平家物语》的叙事母题，也对中国文学原型进行了置换变形。第1卷第3节《鲈》将平家的荣华富贵说成熊野权现的庇佑，特意引证了《史记·周本纪》中武王伐纣时“白鱼入舟”的故事，用以说明鲈鱼跳入平清盛舟中是吉兆。“白鱼入舟”，发生在周武王兴师讨伐商纣途中，具体记载为：“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这也反映了中国承认“革命”的历史观，“儒学经传在主张忠君、尊王的同时，也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将改朝换代视为正常的天意。”？

“鲈鱼入舟”，据《平家物语》记载，则是发生在平清盛任安艺国国受时，参拜熊野权现途中：“有一尾很大的鲈鱼跳入清盛公的船中，熊野神社的向导说：‘这是权现的庇佑，请赶快吃了吧。’”白鱼入舟和鲈鱼入舟，虽然都是用鱼之祥瑞，预示主人公将飞黄腾达，但二者依然有明显差异。一方面，白鱼入舟的叙事文学原型，反映的是武王伐纣，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平家物语》将这种改朝换代的集体无意识完全剔除了。

另一方面，白鱼入舟是天降祥瑞，鲈鱼入舟则是熊野权现的庇佑。“‘天’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代表自然法则、天理的原型，是一种精神的‘皇帝’，‘天’是祭祀的最重要的对象，对天的敬畏也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礼仪中。（中略）善恶报应的观念背后实际就有对‘天’的作用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史记》中的白鱼入舟，反映了中国人信奉的“天有天理”的文学原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善恶报应的集体无意识。

与此相对，《平家物语》中的鲈鱼入舟，则映射出日本的多神教信仰。《古事记》就记载了伊耶那岐与伊耶那美夫妻神，顺利生出日本国土大八岛和其他六岛与河神、海神、风神等35神。而建速须佐男命大闹高天原，致使天照大神关上了天石屋的门时，八百万众神惩罚了建速须佐之男命。由此可见，“万物有灵论与多神构成日本多神教国家的本质特征。”？正因为日本民众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是多神教信仰，所以，熊野权现等某一个神社的权威就足以令人信服。这才是《平家物语》对《史记》文学原型进行置换变形的原因所在。

四 爱情叙事母题的置换变形

中国文学中的爱情叙事母题，在传入日本文学后，也是被置换变形的一个典型，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母题进行说明。《平家物语》多次提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但各有不同。第1卷第7节《两代皇后》讲述道：“主上（按：二条天皇）惟好色，时常暗中下诏高力士，在宫外搜求美人。”？将二条天皇比作唐明皇，其手下也被戏称为“高力士”，以藤原多子比拟杨贵妃。同卷第10节《立东宫》，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置于后白河法皇和建春门院身上：“由于和朝廷、清盛均有姻亲，时忠卿被视为权臣。凡封爵授官，全凭时忠卿之意。正同杨贵妃得宠时，杨国忠掌权。”？巧妙地借用杨国忠，讽刺飞扬跋扈的平时忠。第3卷第1节《赦文》再次改变了杨贵妃故事比拟的对象：“比之唐朝杨贵妃，梨花一枝春带雨，芙蓉遇风花失容，郎花因露头愈垂，中宫更显楚楚可怜。”？此处描写的是高仓天皇的中宫平德子。 综观上述三个版本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叙事便会发现，《平家物语》置换了其主题倾向，将侧重点放在了杨贵妃的美貌、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之上。虽然其中不乏嘲讽的意味，但讽刺的对象多

是平时忠等臣子，而并非天皇，即使二条天皇强娶了已故近卫天皇的皇后藤原多子。这再一次表现出避免正面抨击天皇的倾向，与上文所述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集体无意识不谋而合。

从文学原型理论入手分析，《史记》等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原型，在《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作品中发生了置换变形，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化存在相通之处的同时，民族情感和深层文化却迥然有异。这恰恰反映了原型的置换变形表现为相互联系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原型是古已有之的既定模式，原型的重现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受制于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制约，原型又不断地被置换、变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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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下宏明：『平家物語における『史記の機能――義仲と頼朝の不和をめぐって[a]，和漢比較文学叢書第6巻中世文学と漢文学ⅱ[c]，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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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全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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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5-26.

④山下宏明.『平家物語における『史記の機能――義仲と頼朝の不和をめぐって[a]，和漢比較文学叢書第6巻中世文学と漢文学ⅱ[c]，1987：151-164.

⑤田部井栄子.『平家物語における『史記――義仲と項羽の類似性をめぐって[j]，群馬県立女子大学国文学研究，1985（5）：63-66.

⑥邱明.论《史记》对日本军记文学之影响——以『太平记研究为中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4）：41-44.

⑦邱岭.《史记·项羽本纪》与《太平记》中的楚汉故事[j]，外国文学研究，1994（1）：29-35.

⑧梶原正昭、山下宏明校注.平家物語 上[m].東京：岩波書店，1999：154.下同。

篇7

在探讨、研究比较文学教学问题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它的教学目的。我们的高校里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指导思想。那么，在本科阶段学习比较文学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有人强调必须重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维护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人则认为应该注重比较文学教学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比较文学的学习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比较文学的课程范围之内，学习比较文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从事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的一种宏阔、开放的视野、思路、观念及其方法，提高学生从事各种文学活动时的认识水平和基本素质。因此，在高校中文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有关课程的教学中，都应该贯穿比较文学的精神。例如，我们不论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还是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中（特别是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因为比较文学课程大都是由外国文学教师承担的），在涉及到神话这种古老文学形式的教学时，都可以将中外各民族的神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了解、把握神话的基本形态的同时，了解中外神话的不同特征，加深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体裁的认识和把握。例如，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常常把那些意志顽强者和勤劳者形象视为英雄来歌颂，如《夸父逐日》中的夸父、《精卫填海》中的精卫、《愚公移山》中的愚公等。

而在西方，人们崇拜的就不一定完全是以勤劳为特征的英雄，而常常是智慧和力量而见长的英雄，如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英雄传说中赫拉克勒斯和圣经故事中的大力士参孙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西神话和英雄传说中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打通学生中外文学的知识储备，从而使学习能够深入进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等教学活动的实施，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学生初步弄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是影响研究，什么是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什么问题具有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要从事比较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比较文学学习和研究等问题，从而培养和增强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的兴趣和爱好，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对于在我国高校中占较大比重的师范院校的本科比较文学教学来说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培养具有一定的比较文学观念和意识、扎实的中外文学基本功底等良好素质的中学语文教师，为在更为广泛的中学语文教学中体现比较文学观念、在中学生中普及比较文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教学内容

在有了明确的教学目的之后，本科阶段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就不难确定了。那么，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究竟应该向学生讲授些什么东西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教学面的拓展，业内人士逐渐认识到，在作为比较文学基础教学的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这一点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而且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领导下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制订了比较文学教学大纲，编写了比较文学基础教材。但是，由于不同学校在性质、师资、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在具体教学中又不应该完全拘泥于大纲和规范，而应该根据教学实际适当地体现自己的特色。况且，笔者认为现有的比较文学教学大纲以及根据大纲编写的《比较文学基础教程》在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安排上也还存在着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空间。因此，对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相关问题的继续探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设置主要应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来考虑：

第一，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学校的性质与培养的对象有关。（如综合院校与师范院校不同，文科学校与理科学校不同）。目前在已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中，既有文科院校，也有理工科院校（比较典型的如浙江工业大学），在既有综合院校，又有师范院校，这些不同性质的学校在培养学生的目的和教学的方向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上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侧重，对学生理解和掌握这门课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应该根据不同学校的特点来安排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以笔者所在的师范院校来说，安排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就注重考虑与培养中学语文教学师资的目的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把教学对象作为未来的中学教师来培养他们的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和基本素质，引导他们学习和思考时的比较文学的思路和方法，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例如，在介绍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时，就可以以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和影响的史实为背景，结合传统或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些篇目来解读作家作品，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例如，多年以来高中语文课文中所选的鲁迅的小说《药》中就包含着不少外来影响的因素。首先，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的角度而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叙事角度，这正是受外来影响的结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以此为范例，向学生讲解中西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特点。其次，在这部小说的思想和结构等方面也都可以看出俄国文学的影响。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影响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的，小说中体现了作家对知识分子和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思考。通过这些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外来影响的因素对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在其思想的形成和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一些作家，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学生学习和了解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作家伏尔泰和德国的杰出诗人歌德的创作在这方面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例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受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影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而歌德的创作以及他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提出，也与他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教学活动中，对这些问题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做出分析和讲解，对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意识，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与课时的安排有关（如课程的层次、开设时间的先后等）不同类型的学校开设的比较文学课程在内容的侧重、教材的选择、课时的安排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考虑和要求。但是，作为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首先应该是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把关于比较文学的最基本的东西介绍给学生。比如，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比较文学的意义（做什么）；比较文学的类型和方法（怎么做）；以及比较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等。以上内容可以视为比较文学教学的基本部分，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比较文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形成一个大致的印象。然后，再根据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不同的教学对象有选择、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三，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教师的素质和研究的兴趣有关（如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的擅长）。不论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学校开设的比较文学课程，首先都要按照基本的教学要求和规范把该门课程最基本的内容介绍给学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基本内容的选择和把握也是可以有一定区别的）。在此前提下，可以根据学校的性质、教学的对象、教师的特点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践性的教学。可以根据任课教师的研究特长，把自己对比较文学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的独特研究和独到见解介绍给学生。比如，可以开展中西各体文学的比较、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内容的教学。这部分内容可以视为提高和应用部分，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

三、教学方法

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基本确定之后，如何将其贯彻、落实，教学方式方法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至于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教学，当然也要根据不同学校、不同的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师来具体考虑。但笔者认为对于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来说主要的教学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课堂教学、奠定基础。课堂教学应该说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通、最常见的教学方式，通过课堂教学把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传授给学生。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把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传授给学生，而是在向学生介绍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同时，引导学生结合已经学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知识来观照和学习比较文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的介绍和分析，向学生讲解什么是影响研究，什么是平行研究，什么是阐发研究，什么是跨学科研究等，从而使学生通过具体可感的文本的学习以及文学现象的了解，真正掌握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参与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基来学习比较文学，以体现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的特色，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学生谈起西方的理论来能够侃侃而论，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则比较陌生、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比较文学教学中的一大缺陷或弊病。而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前辈学者之所以成为公认的比较文学界的泰斗和大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除了在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之外，都具有扎实的中国文学的修养和中国文化的根基。第二，课外阅读、拓展思路。在比较文学的教学活动中，如何引导学生以比较文学的眼光去重新解读和阐释经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方面。比较文学的学习更应该建立在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和一定的理论著作的基础之上。

第三，讨论交流、沟通有无。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使学生之间相互启发，甚至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第四，科研写作、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通过对比较文学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定水平的比较研究，结合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写作具有一定水平的、比较文学意识的文章。

篇8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11C-0125-02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基金项目】2014-2016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GDJG20142432）

篇9

摘要：刘沅所撰《江沱离堆考》利用史料、金石文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在都江堰（灌县），今根据刘沅文章内容，厘清刘沅考辨“离堆”位置的具体事实，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即今天都江堰离堆，而非乐山乌尤山。

主题词：离堆

沫水

李冰石像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号清阳，又号讷如，成都双流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刘氏以儒业传家，其父刘汝钦精通易学，“父汝钦，精易学，洞澈性理。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天，实天启圣人以明道化，不仅在数术也。”

刘沅自幼从父学习家学与儒家经典，三次参加会试，“三荐礼闱不售”

，后决意留籍奉养母亲，在家讲学为生，因其居住之地有槐树，世人称为槐轩先生，称其学为槐轩学说，其主要著作合为《槐轩全书》。《槐轩全书》《江沱离堆考》被收录在文集《槐轩杂著》中，刘沅利用史料、金石文，对“离堆”所在位置进行辨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考据学功底。今根据刘沅文章内容，厘清刘沅考辨“离堆”位置的具体事实，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即今天都江堰离堆。刘沅《江沱离堆考》记载：《汉·河渠志》禹治水后，沫水尚为民害，李冰凿离堆山酾为二渠，即今之内江、外江也。而说者因《华阳国志》沫水出蒙山，冰发卒凿平，溷涯与水神战，遂以离堆为在名山，岂知冰之治水，固非一处。而离堆则在灌邑，与皁江亦称沫水。禹导江后，皁将循山麓，行山足旁，出是为离堆。水绕离堆而行，外无所束，盛夏水涨，江流直泻，潜蛟助之，遂为巨患，冰壅江作堋，析外江以儒郫，而凿离堆以通内江，二江支流各以十数灌溉。所周蜀为沃壤，冰之明德远矣。深淘滩低作堰，亦冰所遗。而山之麓复有水，则镌十八刻，候水之消长。以防浸，其下有山石如阈。盖当时水于此为堋，以此示后人低昂之准，迄今旧迹昭然，而《金石文》为低作堰为浅包鄢，《水经注》以离堆在南安，于是学者目嘉定之乌尤为离堆。俗又以隋时之赵昱为二郎，岂非考古者未尝躬亲寡闻者，弗明真赝乎。范成大云：“沿江两岸中断，李冰凿此，以分江流。”其目击言可破群说，今离堆之下蛟穴犹存，冬春之交水涸可入，其中空阔洪涛既至，出入正宕。其上店阁皆摇，而数千年毫无损益，亦奇观也。离堆之上祀冰子二郎，乡人犹曰伏龙观云。

刘沅考证李冰所凿离堆即是现在的都江堰（灌县）离堆。他考辨的理由有三：一是刘沅根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李冰所凿离堆在都江堰才会有内、外二江穿成都之中。至于“沫水”，刘沅认为是指皂江，而不是指大渡河。二是刘沅根据都江堰离堆旁留下的“深淘滩，低作堰”金石文是李冰所遗，判断离堆当在都江堰（灌县），而不是乐山乌尤山。三是刘沅根据范成大《离堆诗序》记载，判断范成大所见离堆即是都江堰（灌县）离堆。历史上关于李冰所凿离堆位置最有争议的是两个地方：一是都江堰（灌县），二是乐山（嘉州）乌尤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学者们就对这两种说法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讨论。喻全域《都江堰古史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首先提出都江堰的沱江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他认为离堆在乐山而不是灌县。王纯五《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全域同志商榷》（《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批判了喻全域的说法，并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在灌县。关于离堆所在位置的争辩源于《史记·河渠书》的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认为李冰所凿离堆在乐山是因“沫水”二字。持离堆在乐山乌尤山之说的，大都以史料证明“沫水”即指大渡河。明确地把“沫水”说成是现在大渡河的古地理书，首先是《水经注·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牦牛县北，又东至越西灵道县，出蒙山南，东北与青衣水合。”

汉晋时的广柔，是今理县一带，“徼外”则指理县西部邛崃山系，大渡河上源正是流经马尔康、金川、丹巴一线，汉晋时的牦牛县，则在今汉源县南，大渡河从泸定南至石棉，突然折向东方抵达汉源；而古代灵道县则在今峨边县南，大渡河正是由汉源东至峨边，那里确在峨眉山(蒙山)之南，最后向东北流到乐山，与青衣江会合。因此《水经》上的沫水，确为今大渡河无疑。但《水经》中所说的沫水是否又等同于《史记·河渠书》中的沫水呢？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因为古时对大渡河的称呼并非沫水一个。在《汉书·地理志》《蜀郡·汶江》中记载：“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蜀郡·青衣》：“《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

查《禹贡》蒙山在今名山县西，那里是青衣江上源之一，所谓“大渡水”实是今青衣江；汉代的南安在今乐山；那么渽水就应该是大渡河了。《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阳江”条下对大渡河异名的解释是：“《通典》谓之‘青衣江’，以与青衣水合流也，或谓之‘峨水’，以峨眉山水流入也。”

可见大渡河在历史上并非只有沫水一个称呼，大渡河可谓渽水、峨水、青衣江。那么，沫水也就有可能不止专指大渡河。刘沅曰“皂江亦称沫水”应出于《宋史》，《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今为永康军，汉史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经阳山江、大皁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

皂江又称金马河，是李冰凿离堆后，外江的一条支流。刘沅曰：“皂江者，外江也，一名沫水，非南岸嘉州之沫水。”

而宋代的阳山江是指大渡河在今汉源县以下的一段，大皂江是岷江在今茂汉县至灌县的一段，此两段河流在宋代都称为沫水。元人揭徯斯《蜀堰碑》（见《灌志文征》）中说.，都江堰“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明人曹学佺在《蜀中广记·边防》中说：“大江……至汉为皂江，至灌为沫水”。由是可知，沫水之名，不专指大渡河，岷江在灌县的一段也称沫水，此乃同名异河，是岷江在此一段的地方名称，也即是因地而名的地方河段，有如前所称的阳山江、大皂江皆是这一类的地方名称。在宋以前没有史料显示沫水称为岷江一段，因此，人们才会对“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产生怀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宋以前也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冰所凿离堆在乐山。而关于沫水为岷江一段的说法，也在《四川通志》得到证实：“以今考之，江水自汉川县经灌县，俗呼沫江”。

可见，刘沅将“沫水称为皂江”作为判断离堆在都江堰（灌县）的依据是可靠的。刘沅认为“深淘滩，低作堰”的金石文为李冰所遗，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深淘滩，低作堰”见于古书记载的资料，最早是元代揭傒斯所撰《大元勅賜脩堰碑》：“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过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為斗鸡台，台有水则尺为之画，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則忧，沒其則困，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傍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

明朝洪武二至三年(公元1369-1370年)成书的《元史·河渠志》载有：“(都江堰)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又书‘深淘滩、高(应为低字)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

，明代四川学者杨升庵在其《金石古文》中录：“《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深淘潬，浅包鄢。潬古滩字，鄢即堰也。’冰在蜀治水泽利民，功烈盛矣。誓神而神至今不敢违之，教民而民至今不能违之。其文又简古如此，真异人哉。”

可知在元明时期.六字诀即已刻在都江堰的山崖石壁上。而在图中首次将这六字诀记载下来的，当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成书的《灌县志》，该书卷首载有《都江堰图》，其位置与元史记载相同。这六个字在元代就有石刻，则刻成时间应该早于《元史》的记录，早于何时，尚缺考证。但在明时，就有学者认为此六字非李冰所刻，陆深撰《俨山外集34卷》曰：“深淘滩，浅作堰，六言石刻在灌县，相传以为秦李冰凿离堆，以利蜀时所为，此恐后人所为，非古词也。至于节宣水利，无过此言。”

另，《升庵外集》卷六“水则”条记载：“深淘滩，浅作堰”六字诀见梁朝李膺所撰《益州记》。《益州记》已亡佚，唯《太平寰宇记》辑录《益州记》最多，却没有发现此条，且“淘”和“鄢”字在《说文》《金文》里都没有，秦人不可能将后来出现的字刻入碑文中。又清杭爱《复浚离堆记》云：“明正德间，水利监事卢翊专意疏浚，直抵铁板。的秦人所书六字诀曰：深淘滩，低作堰。大书观澜亭，用昭永鉴。”但明卢翊《灌县治水记》云：“旧刻相传在虎头山斗鸡台，水则立其旁，虽久剥落，索弗获，后之君子将无考焉。因摩石重刊碑刻则云。”卢翊本人所传碑文不见记述。《杨升庵丛书·金石文》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条，校勘记云：“李冰湔堰官碑，历代无著录，此碑乃明郑德时得于湔堋堰水中，传为秦刻，恐未必然，疑亦唐时之物。”

笔者认为可信。六字诀的原理可以说是在秦代就已为人们所发现、掌握和运用；但最终形成具体的“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则是后人不断总结和提炼的结果。因此，把六字诀说成是李冰的制定，尚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说明。最后，刘沅根据范成大《离堆诗序》记载，判断范成大所见离堆即为都江堰（灌县）离堆。范成大除了在《离堆诗序》中提到离堆，在其文集《吴船录2卷》中也提到离堆：“崇徳庙在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辛未登城西门楼下，临岷江，江自山中至此，始盛壮，对江即岷山，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之后皆西戎山矣。西门名玉垒观，自少城转登浮云亭，李蘩清叔守郡时，所作取杜子美诗‘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登临雄胜。又登怀古亭，俯观离堆，离堆者，李太守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沠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怀古对崖，有道观曰伏龙。相传李太守锁孽龙于离堆之下观，有孙太古画李氏父子像，出玉垒关，登山谒崇徳庙，新作庙前门楼甚壮。下临大江名曰都江，江源正自西戎中来，由岷山涧壑出，而会于此，故名都江。”

范成大文的记载比诗序更充分的证明了离堆在都江堰（灌县），而非乐山乌尤山。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成都居住二年，于淳熙四年（1175年）离任，离开成都。范成大所记当属实，刘沅引范诗来作证，合乎逻辑且具有说服力。除范成大外，我们推测司马迁作《史记》亦见到过都江堰的离堆。《史记·自序》：“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之南，南略邛、筰、昆明”

，又在《河渠书》中说“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

。清王鸣咸《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瞻岷山、离堆，即为郎中使巴蜀时事。”司马迁由长安到邛、筰、昆明，成都是必经之地，他在文中将岷山与离堆并称，显然司马迁所到之处是离成都不远的岷山之旁的离堆。若司马迁所记为乐山乌尤山之离堆，其地属应是当时一早己设置郡的犍为郡南安县，而南安地不当与岷山相近，故不能将岷山与离堆并提。证明李冰所凿离堆为都江堰离堆最有力的证据是，1974年在都江堰灌溉工程新修建基地上出土的李冰石像。石像完整无缺，未被冲泐。袖手直立，意态雍容，面目清晰，衣纹犹存。前部刻有题铭三行：“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石像左袖)。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石像右袖)。”中行八字题：“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图版拾捌)，故称为李冰石像。这座造象是现存都江堰水利工程最早的文物，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造像本称“石人”。古代设置石人和石犀，分别用于测量水位，疏浚渠道，进行科学管理。秦时“壅江作堋”，穿导两江，为保证堰渠的使用效率，已注意到了经常观察水位，发挥人力控制流量。常璩《华阳国志》记录这项措施较为详细：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渝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这段叙述，虽带有迷信色彩，但却分别指明了石人和石犀的作用与所在位置。李冰“作三石人”，陈壹也“造三神石人”，都是测量水位的“水则”。常志叙述石人测水，是以它的肩足表示水位的上下准点。刘沅著有《石犀考》：“昔李太守治江水，凿离堆，命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江流，五石犀以厌水怪，其立石人为江中也。与江神约曰竭毋至足，没毋至肩，后人镌而记之，为《誓水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