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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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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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和20xx年在网络中被称为“穿越年”，这两年中层出不穷的穿越小说涌入人们的视线。而这些穿越的作者大都是80,90后的年轻人。穿越小说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中国最早的穿越小说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刘阮遇仙”就是一例。此外，齐梁时期 吴均《续齐谐记》“刘阮洞记”、南朝.齐祖冲之《述异记》“王质烂柯”都是讲穿越的故事。近代此类小说有吴研人的《新石头记》和陈冷的《新西游记》也是穿越类型的小说。叙述古代人穿越到现代，并引发的一系列故事。但是，现在网络流行的穿越小说大都是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引发的一连串悲喜交加的故事。

当代台湾作家席绢19xx年出版的《交错时光的爱恋》对当今网络穿越小说的创作影响极大。在她的启发下，穿越小说就如雨后春笋包围着我们。其中知名的如：《宫》、《步步惊心》、《绾青丝》、《跨越见年来爱你》、《若相惜》、《潇然梦》、《歌尽桃花》等。在文学研究中，穿越小说并不是热点，但也有不少研究问世。如：《网络穿越小说的流行及价值局限》、《网络穿越小说的审美特色》、《网络穿越小说热潮原因解析》、《欲望的伪装——架空历史小说欲望叙事》、《捧喝穿越小说：谁在扼杀历史写作》、《穿越时空编制现代女性白日梦》、《穿越小说及其社会文化心理》、《从穿越小说看网络类小说的传播动力要素》等。这些研究分别从网穿小说的流行价值、审美特色、热潮原因、作者欲望、模式特点、传播要素等发面对穿越小说蹿红原因、未来发展、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提出了穿越小说在当代网络文学中是一朵奇葩，绽放着属于它自己的光辉。以独特的写作模式，大胆创新，满足了很多女性读者的理想爱情向往。同时，在网络上闯出一片天地的穿越小说，开始进军大荧幕，不断出现在电视和电影中等观点。为人们认识穿越小说作了很好的铺垫。对于穿越小说大量饮用诗词的现象也有研究，如《从古典诗词中看古代闺阁女性的娱乐活动》、《网络时代诗意如何栖居》，但集中针对唐诗宋词频现与穿越小说进行探讨的并不多见。

二、研究网络穿越小说引用古诗词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网络穿越小说引用古诗词的目的

电脑应用技术和网络的普及使许多人实现了作家梦，创作出大量文学作品在网络上传播。阅读并接受网络文学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呈题材多样化。本论文以网络穿越小说中古典诗词的运用为研究中心，意在引导考察当今通过网络及电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转型写作模式中，大量古典诗词被引入作品，用来塑造人物或营造氛围的现象。引导人们关注社会现实中的文学现象，并得出对社会文化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结论。

（二）研究网络穿越小说中古诗词的意义

1、关注文学创作中的热点现象。

21世纪的文学创作已从书本的写作演变到网络的敲打。因而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被大众接受，尤其以独特新颖模式崭露头角的网络穿越小说更是成为了大家追捧的热点。各大小说网站上都相应出现网穿的身影，并以每天更新的速度吸引读者的阅读。还有很多经典的穿越小说被改编成为电视剧或电影，以此可以发现网穿的流行现象甚广。

2、揭示文学创作中“古为今用”的规律。

当代网络穿越小说在在相当多的作品中表现出频繁引用古代诗词的特点。其中，唐诗宋词的引用表现得极为突出。如：《山居秋暝》（《木槿花西月锦绣》）；《春园即事》、《画》（《绾青丝》）；《使至塞上》（《第一皇妃》）《秋兴八首》（《绾青丝》）；《望岳》（《潇然梦》）；[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此心无垠》）；[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求凰》）；[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穿越时空之错爱唐朝》）等。

3、展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被称为词的时代。唐诗吟诗蔚然成风，诞生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独具艺术风格、且成就卓著的诗坛大家，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名篇佳句，使唐诗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独领。宋词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辉煌灿烂的一笔，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词手，如：苏轼、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他们的词风格独特，都具有诗人鲜明的性格特点。直至21世纪的今天，唐诗宋词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在教育系统还是流行音乐中，我们都能看到唐诗宋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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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反思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菲薄女性作家的缺憾。加大其改革力度,丰富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激活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彰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学校建设中最基础的重要内容,不仅直接关系着学校教学改革能否深入进行,更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教学质量的好坏,学生专业素质培养的优劣,直接依赖于课程的建设。学生知识的获得与视野的开拓,通常是由课程这一主要途径而在脑海中留下印迹,并由此激活个人的兴趣,生发出“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追求。 

精品课程既是教育部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课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迫切需求的系统改造与创新升华。精品课程建设既是一个载体。又是一个平台。作为载体,鲜明地显现出学校教改方向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作为平台,形象地体现出教学内容与知识点。平台与载体的互相作用,使学生能在精品课程所涉及的领域内夯实“重基础、宽口径”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迈出个性人生追求的第一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改革,鲜明地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一、活跃的学术动态发展显现出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滞后 

 

精品课程建设是以“一流教材”、“一流教学内容”为标识的,一流就是不能落后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教学内容是由教材来载述,通过教材的文字表达、概念定义、图表符号等显现知识的系统性、信息的科学性、视野的开阔性、学术的前瞻性与思想的先进性。凝聚着教师心血与学者成果的教材,由于出版周期与纸质版本的限定,教材滞后着课程内容的不断充实与学术动态的快速发展成为不争的事实,就课程体系而言,传统的教学内容需要增添鲜活的新知识,这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上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华民族在艰难而漫长的历史演进程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国粹学”。不仅以大智慧、大气派的进取态势对中华民族产生过并且正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面的积极影响,而且以“学科优势”、“文学情怀”、“人文精神”的力量,撑起课程一片天。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相融为一体的古代文学课程,其史显现着文学发展的“脉”。其作品凸现着文学内核的“魂”,并融两者,体现着文学鲜活多元的“态”,显现出文学史发展的无限魅力与代相传承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问世,给古老的封闭的“国粹学”研究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古代文学课程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后高等学府文科类的修业课。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课的设置层次面更宽泛,各个高校所用的古代文学教材可谓“百花齐放”。然而,不同版本标志性成果的古代文学教材的课程体系建构模式。均以男性创作为主。菲薄着女性与女性作品。这丢掉了文学发展的一脉,失去文学抒写情怀的一魂,破坏了文学史发生“现场”的“原生态”,不仅限定了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深层底蕴的研究,而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古代文学内在精神所显现的是人类思想与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展现其丰富深厚的创造性,是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培养人才宗旨所在。性别把人分为男性与女性。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有自己的创造性?唐代诗人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中日:“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唐才子传》载:薛涛字洪度,为成都乐妓,居地浣花里,性辩慧,娴翰墨,通史书,工小诗。元稹使蜀,遂相知相识。元稹返京登翰林,作《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其诗赞颂薛涛杰出的文才和口才。待到武元衡人相,奏授秘书郎,有了“女校书”之名。女性名“校书”,始于薛涛。男性,才子。女性,只能谑称为扫眉才子。 

扫眉才子不逊色于才子,为何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菲薄女性?传统观念起着不良影响。《诗经·小雅·斯干》诗日:“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周礼》有太卜之官,掌占梦。太卜占梦有熊罴之象。是生男的吉兆。有虺蛇之象,是生女的兆头。生了男孩睡在床上,穿着华美的衣裳,带着精工细做的玉璋,声音肃然洪亮,红色的蔽膝耀眼辉煌,成人后将是一家之长,邦国之王。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铺席的地上,穿的衣裳由包婴儿的被子改做的,身上佩物是陶制的纺锤,只能讲些酿酒做饭的家务事。从着装服饰的现实待遇到人生未来的安排,男性女性有着天壤之别,从离开母体的那一刻起,性别锁定男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然经济的思维定势鲜明地印着男尊女卑的传统,男性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垄断着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今天虽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主张“男女平等”,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完全走进坟墓,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以男性为主体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上个世纪女性作家与作品难能跻身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情有可原,那么新世纪没有大变化,便是人为的遮蔽与历史的误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渗透,女性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浮出地表。不仅走向,而且形成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面对文学类的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古代文学精品课程如果仍然重复着叙述视角为男性的教学内容,必将重蹈覆辙,精品课程势必与一般课程没有什么区别,使用教材所表述的教学内容必然滞后。 

 

二、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有着时代气息,适宜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仅有紧迫感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学校的办学层次与办学定位,结合学生的实际,通过课程教学的实践来实施。而课程设置不是随心所欲安排的,课程是依据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目的与专业所在的学科门类及其结构开设的。有学期的顺序与课时的分配。任何一门课程的培养目标必须依靠每一堂课、每一次亲手操刀等教学环节所构成的教学过程的实施得以实现。换言之,精品课的建设也必须通过章节的教学,为学生提供由章节构成的知识体系与教学内容,通过现代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灵活多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从而显现出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何谓“应用型”人才?对其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各有各有看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各有的理解。比较认同的看法:应用型人才就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应用客观规律, 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或日社会效益。换言之,高校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培养面向实际,掌握一定理论,具有多面适应才能,将所学知识进行相应的成果转化,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课程应以有利于学生成长与个性发展为出发点,改变课程内容陈旧、分割过细与简单拼凑的状况。沟通精品课程的“一流”标准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地方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12i从古代文学课程性质而言,改革课程体系更谓势在必行。 

古代文学课程是2003年立项的校级、省级精品课的,在课程教学中,注重采用“历史追溯法”,教师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与作品,让学生回到过去,以作家、作品为线索,设身处地地感受与思考:如何我们处在当时会怎么做?特别是“男尊女卑”封建制度下,女性如何“突围”呢?世人了解的古代女性作家常举的是与秦观、黄庭坚齐名的李清照,李清照仅因身在重病中所依非人而离婚事,便有秽言而不能进入正史。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作《自责》诗曰:“女子弄文诚可罪,哪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在客观遭遇北宋灭亡与主观遭遇婚姻不幸、爱情追求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中,反其义而用之,将男性磨穿铁砚的文学功名视为自己主体意识的觉醒。奔涌的诗情倾泄而出。“春暖长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漾渡生。非无欲透龙门志。只侍新雷震一声。”(《春日亭上观鱼》)刚直的个性、横溢的才华,迫使她的追求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缈小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挤压到绝路上,她只有投水而死。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列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有4000余位,其中不逊色于李清照、朱淑真的闺秀何止百计。古代“才女”的不幸遭际与今天女大学生所遇的挫折相论。何足道哉? 

省级精品课程的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打破“男权中心”的话语对文学话语权力的垄断,确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观念的多元化与叙述视角的多样化。古代文学课程不再是单调的男性心灵抒写,女性悲怨的吟唱。课程内容的充实、活脱,激发学生的极大兴趣,而且对人的素质教育、营造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建设中的省级精品课。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的教学内容既在课堂教学上有着生动的体现,也在网站建设上有着精彩设置与凸现。古代文学网站不仅有蕴含课程知识体系的140个多媒体教学课件,有与课程教学相匹配的几千张生动人物画像图片或考古实物的网络资源,而且开设“区域文化”、“学生习作”、“文学天地”栏目,上传着载学生各类文章近几百篇(首),其中近半数是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从课程内容体系到教学实践,显现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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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在此基础上，将各行省、府州、县的具体人数统计了出来，并引入“今属省籍”进行比较[2](P124-134)。《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专设“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时间线，论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南方的学术融会与文风融通，中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吴中文坛实绩，对元代地域文学做出了整体勾勒。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4]涉及南宋遗民的地域分布、遗民类型及群体心态、诗歌主题取向等内容，该书将遗民群体按地域分布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群、浦阳群、严州群、江西群、福建群、东莞群等。唐朝晖《元遗民诗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遗民诗人群、浙东遗民诗人群、江东建康道遗民诗人群、江西湖东道遗民诗人群、福建闽海道遗民诗人群、海北广东道遗民诗人群及其下属各路等行政单位为划分单元，对其境内的元遗民诗人进行了系统考述。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6](P61-71)将元代诗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三个阶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六大流派则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东，后期的吴中和浙东。这一分类大体符合历史事实。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7]简单介绍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27个文学家族，并对宣城贡氏作了重点讨论。元末明初的诗歌流派异彩纷呈，相当繁盛，明人胡应麟对此有精辟概括“：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8](P342)王学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学史实的研究力作。后者为专书，以越中派、吴中派、江、闽中派、岭南派五个诗歌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对其群体构成、诗歌创作成就和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具体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为元代文学最发达的区域，汇聚了学界最集中的关注和最高的研究热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综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创作实绩。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个研究热点的突出也表明相关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历史轮廓。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元代地域文学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取得进一步收获。一是加强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对元代地域文学发展的观点和见解，从“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两方面着手，还原地域文学现象的历史原貌和衍变线索。元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实况已有清晰的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总结。如刘诜论江西文学，胡助论婺州文学等等，就表现出显著的建立学术传承谱系的意识。又如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对元代诗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联翩而至等现象的描述也带有总结时代文学线索的意思。二是加强不同地域间文学交流和互动的研究。地域文学虽然具有较独立的研究品质（如地域风貌与文学风气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间的文人是在流动和互动中完成人际交往和文学交流的。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过境，也体现在相互酬唱和撰写送别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学间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三是加强县域文学研究。地域文学根据不同的行政划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区单位。元代地域文学既可以简单地以南方和北方为论述单位，也可以进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级为单位，甚至再进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级为单位。这三种行政区划级别上的地域文学研究都已为学界认可和重视。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细微地将研究触角伸展到州县一级，开拓县域文学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丰城、南城、南丰、泰和、清江，江浙之天台、黄岩、桐庐、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灵的所在，诗文创作繁盛，在这一级别上进行的相关研究能更深地触及文学最底层最本质的东西。况且文人在为文章署名时，常常自称某县域某人，这是他们对个人身份进行自我体认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篇5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

篇6

20世纪的《世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注释、校勘、考证，同时也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题论文，为后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则在前五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1928年）、李审言《世说笺释》（1939年）、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简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视野开放、角度新颖、大开大阖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则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道悦目的风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1940年）、 冯友兰《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

此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社会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从成果上看，校注与专题论文齐头并进，各擅胜场；并且，出现了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对《世说》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可以说，这五十年，是《世说》研究的兴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突出印象是：专题论文的丰富多采，校、笺、注、译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继问世。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说》研究，与世纪末的近二十年相比，显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许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1957年）；王佩诤《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此外，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年）也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6、1957两年，此后长达二十年间，《世说》研究滑入低谷。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在众多的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一）《世说》作者及书名问题；（二）《世说》版本及注释问题；（三）《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四）魏晋清谈研究；（五）《世说》艺术特色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等等。这些热点的形成，是时代潮流与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刘兆云、侯忠义、郑学韬、宁稼雨、江兴祐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热点问题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集注〉序》和罗国威《〈世说新语词典〉序》也是两篇颇见功力的概述性论文。

1949年以来的五十年，各种《世说》版本不断出现。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1956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三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笺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许震谔《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张*[扌+为]之、刘德重《世说新语选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其中，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笺疏，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集大成之作，汇聚近世诸家成果，校勘、考证、辨伪、增补之外，兼有按语评论，精义纷呈，极具学术价值。徐校重在疏通义理、训解文字，书后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有较高的认知价值。此外，还有许多注译本，如许绍早主编的《世说新语译注》（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柳士镇《世说新语选译》（1990年巴蜀书社），张*[扌+为]之《世说新语译注》（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1998年中华书局）等等。这些注译本虽旨在普及，对《世说》的流布和研究的繁荣，亦有赞助之功。

与论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这是前五十年阙如的），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萧艾的《〈世说〉探幽》（1992年湖南出版社），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1994年南京出版社），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张振德等合著《〈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年巴蜀书社），蒋凡《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学林出版社），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专著，或从宏观把握，或从微观透视，对《世说》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观照与考察，均能叠床架屋，自成体系；王能宪、范子烨对《世说》源流的考辨，蒋凡、宁稼雨的发散式研究，都是颇有成效的。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199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1993年商务印书馆）以及许威汉、柳士镇等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对《世说》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台港地区的《世说》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1969年台北宏业书局）、台湾正言书局编辑部的《音注世说新语新译》、 王叔岷《世说新语补证》、 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研究》（1973年台湾学生书局）以及梅家玲的叙事艺术研究等著述，与祖国大陆的成果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繁荣图景。

以上是对20世纪《世说》研究的概述。下面从以下几方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世说》作者及书名

《世说》作者，向来都写作南朝宋刘义庆。但在20世纪却成为争论的焦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缉旧闻，非由自造”，因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说》乃集体编撰之说。然而这些参与编撰的“文学之士”究竟谓谁？鲁迅未及明说。后来学者大多认同此观点，并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所载，不费吹灰之力即“考证”出参与《世说》编撰的就是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长期以来，几同定论。然而今人王能宪却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力排众议，对《世说》编撰者进行了言之有据且成理的考辨。通过“对刘义庆的考察”，证明“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通过“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确凿事实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参与编撰《世说》的可能性。又通过“对《世说》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说》“有大体一致的语言风格”，“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最后得出结论：“《世说》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与王能宪之说针锋相对，青年学者范子烨在他的新著中，通过对临川刘义庆周围文士文风的考辨，重新对《世说》“成于众手”说进行了论证，见解亦颇独到。

《世说》书名历来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世说》。唐写本残卷末尾，则写作《世说新书》。自宋绍兴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为《世说新语》。对于这三种书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证矣”。另一种以清沈涛为代表，认为此书本名《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同意《世说》书名“肇于刘向”，但在究竟先为二字还是四字上，依旧各执己见。《四库总目》影响广大，鲁迅、余嘉锡诸家皆从之，当代如朱一玄、刘叶秋、王能宪等大多数学者赞同是说。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兆云、萧艾等则赞同沈涛的观点，认为“今本中所附宋、齐间人敬胤注及纠谬和刘孝标注文中提到原文书名时也都一概称为《世说》，绝无在二字后再加‘新书’、‘新语’字样者，故可肯定，刘义庆原书名就叫《世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至于《新语》之名，朱一玄根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语断定，“此书改名为《新语》的时间，至迟也应当是北宋初期了”。显然，这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二、关于《世说》性质及其思想倾向

自《世说》问世以来，以“清淡之书”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世说》“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清谈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认为刘义庆“以士族阶层和清谈家的观点”，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分别列入三十六个篇目中。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由于作者用清谈家的观点来品评人物，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认为：“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等等。港台的一些学者亦倾向于以“清言小说”目之。与此相对，还有人认为《世说》是史料价值较高的“轶事小说”。

新时期以来，针对《世说》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并由此而引发了对《世说》思想倾向的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说》固为“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但用“清谈之书”概括其思想内容，显然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之论。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一文认为：“刘义庆不仅是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清谈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扬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和生活的豪华，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对所谓魏晋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作者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即既有“远实用”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这种复杂性的概括尚不够明确，对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何者居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且，视刘义庆为“清谈家”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与之相比，郑学韬、江兴祐等人的观点则较为严密。郑学韬认为：《世说》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及成书年代》）。江兴祐在《〈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这就把对《世说》思想倾向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

事实上，对《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其作文体学上的定位则必须客观、科学地对待，“直观印象”式的定义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说”也好，“轶事小说”也好，事实上都只是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无疑是更为准确、科学的概括。因为“言”和“事”皆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世说》这部书的审视对象。江兴祐认为：《世说》“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些人物言行的审视上”。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宁稼雨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就的标志》一文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说》“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世说》“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最终得出《世说》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的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世说》思想倾向的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文本价值和历史地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世说》虽则不是写清谈之书，但却是我们了解魏晋清谈风貌的硕果仅存的独特文本，清永瑢称之为“清言渊薮”并不过分。千百年来，将五胡之乱、晋祚不竞归罪清谈的说法几成定论。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长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钱大昕、朱彝尊等学者撰文为何、王翻案，赞其“始畅以义理”之功。但从哲学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魏晋清谈家们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较为系统地评价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从而亦间接地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40年代，陈寅恪发表了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前半部分对清谈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家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把清谈分为前、后两期，各言其与名教国家之利害关系，乃陈氏沉潜历史深处之精深创见，也为清谈研究披荆斩棘，自开一途。1949年后，一度对清谈的认识较为保守，方法也是“阶级分析”式的。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认为，清谈“实际上不过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评价固然占理，却并不全面，当然也就不够客观。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一章论清谈，以更具现代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此外，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等学者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四、对《世说》文学、美学成就的探讨

前人论《世说》的艺术成就，大多出自观感，三言两语的批注评点虽每中肯，但毕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统。对《世说》所见的记言记行之妙、文采风流之美的系统阐发，还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世说》的文学成就，鲁迅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见《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可谓最简洁、准确的概括。以此为肇端，后继学者对《世说》艺术特点、文学特征的探讨蔚成风气。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多有发明。吴代芳、马宝丰、郭孝儒、郭豫适、周舸岷、侯忠义、牟世金、范子烨、钱南秀、王能宪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综观全局，或攻击一点，对《世说》的语言艺术和志人之法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立体式的探讨。这种深入文本内部的观照与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人的不足，在整体上显示了现代学人的眼光与器度。

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