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时间:2023-08-23 16:10:0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传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古代文学传记

篇1

关键词:人物传记 官职术语 积累

一、《张衡传》举例及释义

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举:推荐,推举,汉朝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被举荐的人称为“孝廉”。 辟:音bì,征召,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连辟公府不就”意即:他屡次被公府征召,却不去。

②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③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

④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征:征召,特指君召臣,即由君王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员。

拜:授给官职。《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迁:调动官职,一般指升官。

⑤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转:一般的调动,调迁。

⑥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徙:一般的调动,调迁 。

⑦永和初,出为河间相。

出:指出京受任,这里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与“入”相对,古人一般以入京任官为荣。)如:《琵琶行》:“余出官二年。”

⑧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去:卸职离任。

《陈情表》虽非人物传记,但其中古代官职术语较多,值得积累。

①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察:考察和推举。

②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拜:授给官职。除:任命,授职。

③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拔擢:提拔、提升。用于由低级到高级的升迁。

二、归类补充

1.关于任职授官的还有:①任:担当,担任。②授:授官,任命。

用于布衣任官的多为“征、辟、荐、举、起、拔、点”等。①举:人教版九年级课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五句中的五个人都是从平民被举荐为官的。②起:起用人任以官职或重新启用,任以官职。③提:提拔。

此外,还有:①封:帝王授予臣子土地、封号或爵位。②赠:用于追封已故者以爵位。③赐:赏赐有功之臣以爵位。④赏: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

2.关于提升职务的有:①进:用于较高职务。②起复:恢复原职务。③超迁、超擢:越级破格提升。

3.关于调动职务的有:①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诸葛亮《出师表》(人教版九年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陟:提升;罚:处罚;臧:表扬,褒奖;否:批评。泛指对下级的奖罚或提拔,处分。 ②补:补充缺职或由候补而正式任命。

4.关于兼职的有: ①领:本职之外兼较低它职。 ②摄:暂时兼代本职外更高职务。③权:临时代职。 ④假:暂时。《汉书・苏武传》(高中语文必修4):“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 ⑤行:官职。⑥署:也有“,暂任”的意思,指无本官的职务。⑦护:原官员短期离职,临时守护印信,“护”有“统辖,统率”的意思。

5.关于降级免职的有:①罢、免、解、黜、夺:官员因过失而被解除职务。②放:“委任委派”的意思,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③贬、谪:因过失而降级。《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④左迁、左降:降级使用,贬官。《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还有“开缺”(官员因故去职或者死亡,职位一时空缺,另选他人充任)、“致仕”(带职退休)等等。

三、延伸课外

1.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①迁都官员外郎:后来又任命为都官员外郎。②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韩愈觉得自己很有才,但却常被朝廷排挤解除职务。③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委任(他)为礼部郎中和史馆修撰。④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过了一年,又提升(他)为负责政绩考评的官员,起草政令,然后封为中书舍人。⑤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他们)说韩愈曾经降职到江陵府做属官期间。⑥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因这事(韩愈)又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2.(2011・课标全国卷)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张康国荐于徽宗,召对,问西北边事,以笏画御榻,指坐衣花纹为形势。帝曰:“敌在吾目中矣。” 提点河东刑狱,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灌言:“水浅不胜舟,陆当用车八千乘,沿边方登麦,愿以运费增价就籴之。”奏上,报可。未几,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间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半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

①张康国荐于徽宗: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何灌。②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何灌)升任西上阁门使、兼任威州刺史、沧州知州。③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因为治理城鄣有功,转任引进使。④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何灌)又被调任到河州,不久又回到岷州,提议在熙河兰湟一带选拔弓箭手。

篇2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学习;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简介

汉语言文学是文学类别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语言类专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汉语言文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引导学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可以提升学生的修养和涵养,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一个具有良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优秀高素质人才。我国拥有五千年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在这几千年中,语言一直是精髓。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我国的语言文化一直在发展。汉语言文学承载着传播我国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一直是我国传统的人文类学科。汉语言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研究,更深层次的是对汉语词语、句法的研究。通过研究文学作品,可以极大地提高语言功底和写作表达能力、道德推理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强化口头表达、理性批判等能力。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方法

汉语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最先接触的语言,从幼儿园起的各个学习阶段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各个阶段选择的学习方法以及学习内容都有不同的地方。在高等教育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学好相关的知识,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程度,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如果要想把汉语言文学学习好,那么也一定要掌握好学习方法,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而且高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注重系统性学习

汉语言文学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系统性,把每个模块系统化,找出相关联的地方和有区别的地方,形成一套自己的学习系统。系统性学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像是字音、字形、词语等,尽量把基础打牢,不遗漏任何一个基础知识点。其次,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及时阅读。上课的时候要跟着老师的步伐,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可以自己去检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直接去问老师。做好笔记,课下及时复习。老师在上课过程中提到的一些文学作品,课下有条件阅读的尽量去看一看,如果实在是没有条件就把这个作品的简介看一看,了解一下作品的内容。再次,自己及时梳理相关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积累的以及老师讲的都整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学习体系,保证各个部分之间的良好衔接。最后,及时复习老师课上讲过的知识点,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逐步提升自己。

(二)结合实际

在学习中,把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结合实际。在每一个阶段的学习中都要认真学习相关的知识点,借鉴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中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方法,尝试去自己创作文学作品。例如在写作过程中,从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借鉴他们对于场景和结构的描述,模仿他们的写作手法,自己创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

(三)多阅读文学作品

汉语言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语言文字和多种体裁、类别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以及较好的写作能力,还要具备很好的人文修养和艺术修养。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有多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吸收他们优秀的观点和写作手法,并且灵活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挑选阅读对象,一是教材和老师要求的文学作品尽量去读,这类作品一般都很有特点,可以选择精读,为自己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课外推荐读物,这类作品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吸收作品中好的写作和表现手法,确保能从中获取到有用的知识点。

(四)拒绝机械化学习

在步入大学之前的学习阶段,都是“机械化”学习。在进入大学之后,尤其是深入了解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应该改变自己以往的学习模式。建议采用分层次的方法学习汉语言文学,把知识点按照从难到易的方式排序,先学习简单的基础,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把基础打牢了再去学习困难的知识点,分好层次,由易到难。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离不开对文学作品的研读,在作品中不仅仅要学写作手法和表达方法,更要从中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深层意思。如果能够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这就是应用。在文学作品中学习和体会到的社会人生百态和历史人文景观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在社会中交流思考的能力,具体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一)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用科学的眼光去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做出了更好的决策、判断事情的对错。批判性思维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通过分析和评估做出更好的判断。各个行业都需要这种思维能力去思考问题。具有批判性思维,就可以从问题的出发点思考,纵览全局去考虑问题。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一个较好的方式,政治、历史、社会、艺术等领域的文学作品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好教材。

(二)写作和表达能力

不论何种专业,都需要表达,都需要阐述问题,进行交流。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能力是一个人值得骄傲的资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就是中文和文学,培养写作和表达能力是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

四、古代文学学习及案例

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智慧结晶。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学。通过学习古代文学,可以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中的一些修辞、字音字形、语法、词汇等。在学习古代文学的时候要注重比较和分析,在朗读和背诵的基础上深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

案例:以柳宗元《江雪》为例,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中垂钓。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使读者仿佛就在江边看着老渔翁,甚至能够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寒气。这首诗的结构也非常巧妙,以“江雪”为题,但是直到最后才点题,开始的时候作者先写千山中的静谧,没有一个行人,随后笔锋一转,顺势推出在江中独自垂钓的渔翁,直到结尾才点题,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了非常多的修辞手法,古人常常把这种手法和意境结合起来,使作品生动形象,饱含感情。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多留意这种手法,分析一下作者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怎么引出的修辞。比较相同作者的不同作品,深刻体会这个作者的写作手法,考虑自己能不能借鉴这种修辞手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五、现代文学学习及案例

在学习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听老师讲解相关内容,老师教会学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养成审美的能力。这种方式有一个弊端就是学生缺乏自己的思考。老师的讲解很重要,但当老师和自己的见解不一致时一定要提出来,和老师进行探讨。

案例:以鲁迅小说《阿 Q 正传》为例,分析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创新思想。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有着重要的创新思想。小说名字就体现出了一种创新,因为《阿 Q 正传》这个名字不符合中国传记文学体例。传统的传记文学都是先从主人公的姓名、籍贯、家庭情况写起,而鲁迅先生则从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开始写,这就是一种创新。从传主的身份来看,阿 Q 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英雄豪杰,更不是王侯将相,而是一位打工的人,为这种人写传记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创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古代为某个人写人物传记的时候,里面描述的都是主人公平生获得的荣誉和功德,一般都是美好的事物,而鲁迅笔下的阿 Q 却是一个欺负弱小者,赌博、酗酒,还会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鲁迅先生把难登大雅之堂的阿 Q 搬到了现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远的一笔。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不同以往的创新,不要囿于以往的写作思路,大胆创新,勇敢写作。

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种,关键是找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不断总结经验,争取能够达到最大化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要勤加思考和总结经验,优化学习方法。

参考文献

篇3

提高教学质量既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即将启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度工作会上所指出的:“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没有质量的持续提高,规模和数量扩大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1]对中文系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在课堂教学仍是保障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主要途径以及当前推进大学教学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与教学效益值得反思。其中,改革课程实施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构建比较和谐的师生互动教学关系,对于提高《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效益意义显著。

一、课程实施方案关联“教什么”的问题,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关联“怎样教”的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在明确认识课程定位与要求、该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精心准备课程实施方案;要确定以学生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实际、并兼及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教学目标,明确课程对内容大纲的要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变传统的知识性教案为知识与教法设计并重、尽可能较好体现高教性、专业性及应用性的教案。笔者在准备古代文学史课程实施方案时,既突出了课程定位、课程沿革、国内代表性教材优劣分析以及各章节重难点知识的梳理与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识介绍,重难点如何突破的设计,力求既备课程,更备学生,使课程实施方案的内容切近时代和学生接受的实际,教学效果比以前明显提高。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该课程沿革、定位时,笔者表述如下:“自我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即在中文专业开设此课程。该课程也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核心、教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实用思想冲击的情况下,该课程坚持以‘立人’为本,既着眼于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与中文有关的社会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学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贤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培养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的情感,保证我们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学生听后对此课程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比以前更为全面。

又如在学习《古代文学史•宋元部分》时,我先通过问卷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学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宋代文学、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国势、外交一样,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课前推荐阅读书目: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赵仁奎的《宋诗纵横》、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写出阅读摘要,课上交流。结果,学生普遍感到“惊讶与欣喜”:原来宋代文学、文化如此“炫目夺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识:“尽管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宋代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却呈现出承前启后、宏通广博的繁盛景象。论学术思想,宋学向来与汉学并称。讲文学艺术,且不说入宋后大放异彩的宋词,就传统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有‘唐音宋调’,文有‘唐宋家’之说。言及书画艺术和话本戏曲等通俗市民文艺,则又是宋元同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宋代都是一个文化发达而文学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文统而鼓吹文学的政治伦理功用价值与追求表情写意并行,维系社会政治次序而自觉产生的普遍深广的忧患意识与人生悲凉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珍视巧妙结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过于热衷社会政治而趋于激进,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坠入空寂,无论穷达进退,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费磨刀功”,以上准备活动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与需要,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宋代文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与氛围。

1.完成了“教什么”的问题后,教学方法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改革教法有许多途径,本文主要就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加以阐述。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师生课堂关系的和谐与否将直接关联课堂教学的效益。但大学教学重知识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实用轻人文的总体倾向直接导致大学课堂教学时至今日,师生课堂关系仍以老师的讲授,学生的记、背、练、考为主,师生双方处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状态。就《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言,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大学课堂只要老师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即可,即使有学生讨论、发言等环节,也是给予学生的时间与机会很少并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还是传统“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的反映。事实上,大学老师教学的成功与最高价值不仅在于你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与提高,更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逐渐“爱学”、“会学”、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完善知识完善人格。

如此,学生就有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师生的课堂关系也就会逐渐实现由“教师以讲为主”的单向方式到“师生共同学习”的双向和谐关系的转变,课堂教学效益自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学老师也要研究每一届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情,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方案和便于学生“接受与提高”的教学方法。比如围绕教学目标、学生学情精心设计有序有效的提问,适时点拨启发,展开讨论,让学生多读、多说、多讲、多提问,教师适时调控学生发言、讨论的方向、深度。而这又意味着作为古代文学科任教师要在保证“专”的前提下努力成为“杂家”。广泛阅读,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乐、艺术都要涉猎,并要批判性地阅读,有识见有眼光有继承也有创新的阅读。同时,要让课堂富有知性与诗意的美好,要让学生成为有思想、有素养、有情趣的人,教师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喜欢不认同,不学习不研究,不阅读不思考,没有良好人格与优雅情趣的古代文学史教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个认同和喜欢古代文学,进而体认和喜欢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抱有积极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养的学生来。所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下,做一名古代文学授课教师是艰辛的,做一名真正地、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更为艰辛。首先,这意味着你要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氛围与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趋势所构成的巨大矛盾与阵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坚守,使在围困与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讲台上担当。因为你首先是一名师者!“师者,孔子誉为‘万世之表’;韩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的前贤都认为师者是能够在尘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类人。”[2]#p#分页标题#e#

2.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尚要注意细节、以及对细节的理解和运用。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每个章节后的注释要加以关注,每个章节中所选作品的注释、评析以及如何发挥袁版教材信息量大、学术性强、语言表述饱含深情等优点的问题。但又要思考如何克服袁版教材零散不系统,与学生中文功底相距甚远的问题?又比如教师要熟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章培垣《中国文学史》、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代表性教材的异同,并在教学中相互参证、补充,必定为教学增色不少。

3.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还要有针对不同学情及时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文学史与实践性教学关系的能力。“目前的大学中文系普遍压缩古代文学课时,比如文学史由传统的每周6—8节变为每周4节。这使得知识量宏大的古代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许多老师往往赶进度且略讲宋元以后的文学史,作品赏析与研读就更是浮光掠影。”[3]这样的教学模式最终使学生增加了从理论角度的理性认识,减少了从作品角度的感性积淀。这种失衡的知能结构既不利于学生以后的深造学习和研究,也不利于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因此,加强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背记、品评、讨论、改编、创作、表演以及板书等直接关联学生习得,关联学生古典文学素养提升与情趣培养的实践教学活动就很关键了。

二、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与教师直接有关,也与学生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目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多是针对教师,对学生的分专业、分年级的具体学习要求与评价尚不系统、不深入,多为专业点或科任教师个人制定要求,进行督促,尚缺乏普遍的约束力和科学的导向性。具体到学生和古代文学的课程学习,有以下问题需要学生关注,以求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实现古代文学教学艺术的构建,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1.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从中逐渐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增强阅读资料、筛选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学习的成就感,尽快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要我学”向“我要学,我会学”的转变,中学语文学习状态向大学中文专业学习状态的转变。《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中文专业时间跨度最大,知识量最大的一门课程。在课时压缩的大背景下,同学们走在老师的前面,提前预习相关章节及相应的作品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预习包括小到字词的读音释义,概念的辨析界定;大到前后知识的衔接比较,相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社团的基本情况等等。这样的预习可以是个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个人合作完成,然后将归纳、整理的结果或者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讲述或者提出来,师生一起讨论、解决、归纳,如此将会有机统一课内外并大大提高《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效益。

2.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余重视古代文学经典原著的阅读,牢牢树立广泛阅读、及时点评、及时笔记的意识。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中文学习需要广泛阅读。但大学时代的绝对时间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大家要精读、细读、慢读,更要泛读、略读、速读。对代表性的作品或者经典作品一定要细读,有感想要及时记录,并要注意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文学批评方面的信息。如此,我们方可埋头读书,也可抬头看路,不至于“走进去”而无法“走出来”。比如“十三经”,“四书五经”,教育部曾推荐的中文专业必读书目,傅璇琮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系列、罗宗强所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李泽厚《美的历程》、朱青生所著的《读书十九札》以及王国维、、鲁迅、朱自清、季羡林、陈寅恪、钱钟书、程千帆等人的论著,包括他(她)们的传记及其人生历程、治学得失了解、熟悉得越多越好!

篇4

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战士。他在五雨的狂飘下步入文坛,直到1948年去世,几乎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朱自清先生是五四以来最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散文虽然不算最多,但却写出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以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所评价的那样: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足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朱自清曾称赞闻一多身上集合着斗士、诗人、学者三重人格,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李广田称赞朱自清具有最完整的人格,他在《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一文中说:朱先生是积极的捐者,是并不止于有所不为而已的,这使他免于成为迂腐的捐者或乡愿式的捐者,这使他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先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在朱自清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以及好友纷纷发表纪念性文章,文坛大家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朱光潜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撰文称赞他的道德文章,怀念其一代宗师的风范。

朱自清一生致力于新文学的写作与研究,在诗歌、散文、学术研究等方面均有所建树。朱自清以散文名世,文学起步于诗歌,写过小说,进入清华以后,又把多数精力放在了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他的教学和研究以古代诗歌开始,讲李白、杜甫、李贺、陶渊明、谢灵运,而讲得最多的还是宋诗。后来,他又讲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乃至文学史,他还开过两门最具意义的课: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此外,他关注新诗发展,写过多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朱自清放在与他同时代以至不同时代的学者中进行比较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既教大学又兼教中学者,有之;既从事创作又进行研究者,有之;既勤勉学问又关注教育者,有之;既推崇古代文学又倡导现代文学者,有之;既偏重文学又看重语言者,有之;既著述学术论文又撰写普及读物者,有之。但把这几种工作合在一起进行的人,恐怕就少了。

朱自清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在五四作家中,朱自清是少有的经过高等学府系统学科训练的作家,是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文人典型,是作家型的学者,又是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身上既有知识分子风骨,又有着学者风度和文人的风范。

朱自清辞世后,他的旧日相知好友虽历经艰辛却多半活得长久,成了文化老人,而这些老人在岁月的隧道中所一再回味的却是朱自清那匆匆离去的背影。朱自清的离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风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和以香港邵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一一晚年朱自清成为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书写一部权威性和文学性俱佳、既生动有趣又扎实耐读的朱自清传记意义非凡。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朱自清的生平事迹和精神思想还远远没有被普通读者所熟悉,即便是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部传记也是他们所共同期待的。

在已完成的《朱自清传》篇章中,我写得十分谨慎。许多人都以为,历史久远的传主不好立传,因为牵扯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稍不注意就会落入戏说乃至胡说的境地。其实,近现代人物的传记也不好写,因为史料过于丰富,有许多资料都是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传主进行重新发现。对于朱自清传记的写作,我给自己列出了一个底线:就是宁愿慢一点,也要把这本书写好。

篇5

谢灵运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谢玄为当时宰相,祖父死后他世袭为康乐公,优越的家庭政治条件以及丰厚的家产使得他养成了游山玩水的好习性。

《宋书》本传记载,谢灵运经常:“寻山涉岭,必选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她把游历的经过,用诗来记述下来。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给我们的启示表现在其突出的艺术成就上:

一是生动地描绘山水景物的声、色、光。

我们写东西,感到没啥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角度去写,在谢灵运诗中,他描绘山水,离不开声、色、光,自然写得好于常人,甚至一般名家。如《入彭蠡湖口》中,他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画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月下哀猿的悲鸣之声,“乘月听哀,露馥芳荪。”;色彩搭配也是让人称绝,“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他的描写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是运用情景交融手法,写出物我交融的状态。

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情景交融的诗篇较多,给人以物我两忘美感享受,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等,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三是运用古代文学大师的语言丰富自己的诗作。

谢灵运的山水诗,汲取了经、史、子、句入诗,给人以清新厚重之感。如“渔钓易为曲”是借用了《老子》中“枉则直,曲则全”的意思,实际上隐含了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一句,则是取之于“黄鸟黄鸟,无集于栩”(《小雅・黄鸟》)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联系到这些诗篇以后有“谁从穆公”、“此邦之人,小可与处”、“吹笙鼓簧,承筐是将”等句子,我们可以推测,诗人是想起了自己的仕途坎坷。

语言厚重、朴实,无之气,且他的山水诗篇消灭了两晋以来盛极一时的游仙文学,初步打破了玄言诗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为,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记游-写景-兴情――悟理”。

读谢灵运的山水诗,我们所得的第一个启示是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第二个启示是在其局部景物描写中,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把握和非常具体的画面,表现出某一景观的情思韵味,朝着景物与情思交融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对山水诗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开后世山水诗意境创造之端倪。

“白云抱幽石,绿莜媚清涟”(《过始宁墅》),清水涟漪,竹影掩映,山石清幽,白云缭绕。用一个“抱”字、一个“媚”字把人引入宁静明瑟的美的境界,而且表现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的感觉情思;大自然这清幽明净的美,是如此和谐一体,水云竹石,仿佛有生命跃动,两情依依。这就完全排除了功利与理性的判断,进入了审美的层次。

篇6

一、文言文学习的观念要从重字词到重阅读:

一般认为,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即使对一个知识熟记了,可能在24个小时后也会忘掉50℅,特别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所以,阅读理解性的识记才能保证记忆的准确性和延续性。因此,面对教师学生非常重视文言文的落实,花了很多精力强化复习要求的120个文言实词,18个文言虚词以及5种特殊句式及词类活用等,文言文得分仍然很不理想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做个调整。

新课改的主流意识是推进素质教育,语文高考改革的轨迹也是由知识性命题转向能力性命题。文言文字、词、句式等基础的掌握上存在问题。集中时间进行的大量的训练,在短时间内还是难以彻底掌握的。因为毕竟是孤立散点式的知识性的理解与记忆,是静态的零碎的,缺乏实际运用意义。因为缺乏整体的熟记意识,以至于单独的一句学过的文言文中的原句,学生竟然如初次见到一般,这样看来,学生死记硬背的东西,学习起来很吃力,花费时间较多,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是必然的。从考试发展趋势和学生学习实际出发,我以为文言文的复习备考应该从多年来习惯了的重视字词转移到重视文言文阅读的训练,将文段阅读强化到超过字词复习。让文言文阅读回归到真正的阅读上,而非大家一致强调的字、词、句等上面。要实现这个转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教材中的古文应该进行大声的朗读吟诵。新课改必修1到必修5的五册书,共计15篇文章,要求不到一个半学年内完成,在教材学习的过程中已经落实到字、词、句式。另外,选修课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还选取了大量的名篇,这些名篇页下注释非常详细,分为三个单元:①、“创造形象,诗文有别”之部选了陆游的《过小孤山大孤山》、庄子的《庖丁解牛》、司马迁的《项羽之死》、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方山子传》、魏禧的《大铁椎传》;②、“散而不乱,气脉中贯”之部选了苏洵的《六国论》、欧阳修的《伶官传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方苞《狱中杂记》、张岱的《陶庵梦忆序》; ③、“文物定格,贵在鲜活”之部选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复习阶段要做的是经常阅读这些传统名篇,读出每一句的语气以及感情,把握好每一段乃至全篇的情感基调。以此来巩固自己日渐显现的文言实词等内容的积累和文言文阅读的语感。

(二)要在复习中坚持大量的课外文言文选段阅读。快速阅读课外文言文选段,也就是换一种形式巩固文言实词等以及文言文阅读的语感,要求学生在快速阅读之后,立刻写出主题词或关键词。高考文言文考查均选自课外,除《二十四史》之外,诸子散文,各朝各代的名家文章则是重点选择的对象对象。我们不可能把上下五千年古文都读遍,所以对人物传记类、游记类、论说类、赠序类和笔记类应作重点阅读,人物传记如《史记》就是很好的阅读材料,阅读《史记》可以了解人物传记的格式、古代官职及其变动等,对做人物传记类文言文试题有很大的益处;游记类的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姚鼐的《惜抱轩文集》以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论说类的如《韩非子》、《墨子》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苏洵的《嘉佑集》等;其他类如《震川先生集》、《张耒集》《阅微草堂笔记》等等,都值得一读。坚持一段时间后,在重新阅读曾经阅读过得那些课外的文言文选段,自己就会产生一种对文言文常读常新的感觉。既然文言文考查的多是对文意的理解,或以理解文意作为答题的基础,因此答题时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文意,即要对原文进行整体阅读,初步了解文章的内容与层次,明确基本信息。阅读时可以依据文体特点抓重点:记叙类文字要理清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的前因后果;一般的传记文,要弄清作者记叙了哪些事情,表现了任务的哪些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论说类文字要理清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游记文和笔记文要理清顺序和线索。方法是按图索骥,筛选整合。只有整体阅读,总体把握,才能准确完整地分析、评价人物和事件。看到一个字词的时候,一定要把其放进句子文段,还原文本,结合语境进行分析。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找出信息,进行分类集中,概括组合。

(三)充分利用近些年来高考试卷中出现的已经考过的文言文阅读素材。高考中出现的原汁原味的文言文试题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运用素材做试题训练与检测自己文言文阅读能力;一个是反复阅读,并将阅读的结果留下记录,参看译文加深理解,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逐步见证自己文言文阅读积累的进步。

高考直接考查知识的题目是相当少的,但是理解、分析、综合、应用、鉴赏评价等能力的考查都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解题思路要以相应的知识为依据,所以,扎实巩固课内文言字、词、句式等工作在高一、高二的上学期已经完成,还会有许多学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字、词、句。本着教材就是例子,课文就是例题的原则,不要有“教考分离”的感想,真正学会“死去活来”,即做到,贵在落实,懂得意义;抓住规律,以应万变。转变观念是实施新教材的关键。教材是本,教法是宝。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约占全部作品的43%,主要方法是指导学生熟读、背诵,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先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本”新观念,即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鼓励人的自立发展为旨趣,以爱为核心,以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为趋向,充分体现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培养文学鉴赏能力,有利于吸收传统文化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人文素质、审美能力和文学底蕴等,让文学教育真正能培养人,培养个性,培养人格。

二、文言文学习要培养学生的思辨性

苏霍姆林斯基曾认为,如果学生在青少年时期还没有遇到一位明智的脑力劳动指导者,那么他就再也无法学会真正的思考了。学生的作用在于积极地思考、研究,无论是知识的感知、理解、掌握过程,还是巩固、应用过程,都是在思考活动中、在脑力作用下完成的。一个学生来学校上学,不仅是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主要的还是要变得更加聪明,因为他的主要智慧努力应该用在思考和研究上。所以,衡量教学成败的重要标准是学生的发展情况,而不仅仅是唯一的考试成绩。新教材强调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自学能力的培养,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学生的思辨性的培养注意一下三个方面:

(一)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定位。学生的自主学习要更多地体现在学生对于错误的纠正,而不是表现在体察他人意志当中的亦步亦趋。教师要成为课堂讨论的参与者,并将自己在讨论评价中所体现出的严密思路带给学生,让学生在形成习惯的同时有意识的弥补自己的缺憾。也就是说,语文课堂不是极力宣教,而是要思考,学会看懂听懂读懂别人的话,这是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

(二)学生的思维不应是毫无顾忌的天马行空,二要有既定的航向,否则会失去整个天空。高考严谨的命题不是为了体现个性的思考而思考,不是为了追求学生的主体阅读无原则地去掉所有限制,含糊地建立起毫无依据的“自圆其说”,而是要在给定的范畴中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分析,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思考才是有效的。

篇7

对于文言文的教学,有教师说容易,是因为它课文篇目稳定、知识点固定、语法规律清晰,只要死记硬背就行了;也有教师说很难,那是因为它模式陈旧、教法和学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老师教得没有新意,学生学得没有情趣。由此看来,文言文教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更何况中职生的文言文底子又普遍比较薄弱。难怪中职的语文老师都在疾呼“文言文难教”——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学生也纷纷抱怨“文言文难学”——简直是如读天书。

到底该如何来教文言文呢?笔者根据十多年的中职语文教学经历和经验,认为一名语文教师只有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才能很好地完成文言文教学任务。

一、定位教学目标,认识文言文教学的意义

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先哲们的崇高理想、美好情操,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这些作品千锤百炼的语言,斐然可观的文采,匠心经营的章法,也都足以垂范后世,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当代凡卓有成就的作家,尤其是散文家,大多从这个宝藏中汲取过丰富的养料。中职生是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现代人,适量读一些古代的诗文佳作,培养一点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对他们提高文化素养、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职业技术人才。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试行)》明确规定:“在初中语文的基础上,培养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懂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熟练背诵一定数量的名句、名篇,扩大积累,增进学习古代诗文的兴趣;了解主要文言句式,初步掌握常用的文言实词(110个)和文言虚词(12个)……理解词句含义和表达的思想内容。”因此,职业高中文言文的教学目的很明确——使学生读懂一些浅易文言文,记住一些名句名篇,掌握一些文言基础知识,理解文言文的思想内容,增强文言文学习兴趣。职业中学语文课本对文言文的要求是比较低的,这不同于普通高中的要求。

但要求低并不等于说可以放弃文言文的教学,或者轻视文言文教学。相反中职语文教师应该认真研究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调整教学目标,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文言教学质量。

中职语文教师应该重新认识文言文教学在职教领域的作用,把文言文教学看作是培养中职生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介质,也就是力求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全面健康地向前发展,力求让中职生成为有文化有修养的现代文明人,这些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新教育理念。现行“人教版”中职语文教材(2005年修订版)在“修订说明”中说:“要求语文教育应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人文素养,打好语文基础,重视文化传承,走进社会生活,强化美育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真的把文言文教学看作人文教育,让学生在学习中不局限于琐碎知识的积累,而更多在于学会知礼、懂道、辨是非、分善恶,学会刚毅、合作、友爱、自尊,学会“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对文言文的“教”与“学”都会激发出无穷的兴趣。

二、整合文言课程,改进文言文教学的方法

现行“人教版”中职语文教材(2005年修订版)已经在进行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原教材相比:一是适当降低了起点和难度要求,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内容相衔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语文搭建了台阶;二是体现了时代性,体现了课程改革精神,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领学生主动学习,使教材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载体;三是增加了教材的弹性和选择性,以利于分层次教学。因此,中职语文的文言文教学必须在课程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实施。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整合文言文课程:

(一)根据专业特点筛选文言文教学内容

目前人教版《语文》课本的文言文数量是四册书共48篇,其中必学和必选课文共24篇。这样的阅读量并不多,但如果在一学年中完成教学任务,那就显得太多了。因此,必须根据专业特点对内容进行调整。对于必学课文(共16篇)应该保留,其中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艺性和趣味性比较强的优秀文言文还要重点讲读,这是中职生学习文言文的基础内容。对于必选课文教师要有选择的教学,比如理工科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多讲讲《孙膑减灶》、《石钟山记》(科学考察类)、《张衡传》(科学家传记)等文言文;而文科类的学生,可以多选些《兰亭集序》(人生感言)、《六国论》(历史凭吊)、《滕王阁序》(览物抒情)这类文言文。如果是旅游或文秘专业的,还可以把每个文言文单元后面的古代诗词作为教学内容,以丰富该专业学生的文学素养。

(二)根据学生基础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中职生文言文基础薄弱,所以对文言文有了厌恶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多讲一些故事性较强的文言文,或绕开课文讲讲课外文言小故事等等,以增加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如《赤壁之战》《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由于内容丰富,故事性较强,人物众多,情节扣人心弦,教师如果采用分角色表演的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欣赏,学生了解了文章内容,学的时候津津有味,兴趣就会油然而生。有条件的甚至可以收集或自编一些浅易文言读本,或积极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最终让学生达到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文言文阅读素质、培养较为稳固的文言阅读兴趣的目的。

(三)根据教学目标改变教学评价办法

以往我们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唯一的办法就是考试。这种教学评价办法是从普通教育中沿袭来的。而中职教育主要是就业准备教育,所以,中职语文教学评价也必须相应地确立“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的基本观念,让一切评价围绕“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宗旨,以激励性评价为主,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谋求实实在在的发展。只有改革课堂评价才有利于学生掌握文言文基础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有利于增强学生人文素养。

中职文言文教学评价的内容不仅包括文言基础知识、阅读能力,还应包括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文化意识以及潜能等。同时,我们还应在重视终结性评价的同时,更关注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

三、提高自身素质,丰富文言文教学的情感

新课程改革虽然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但并没有降低对语文教师的素质要求,所以中职语文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文言文教学能力:

(一)较强的文言文诵读能力

声情并茂的诵读,是一种感染;抑扬顿挫的吟咏,是一种陶醉;字正腔圆的朗读,是一种示范。诵读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方法,也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读得熟,则不待其说,自晓其义也。故书不厌百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古人强调诵读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传统文言文教学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教师的诵读带动,因为韵味是通过吟诵来体会的,兴趣是通过吟诵产生的,语感是通过吟诵积累的,素养是通过吟诵培养的,倾听教师吟诵,有助于学生情感体验。

另外,语感是语文素养的核心,语感的培养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着眼点和归宿点。在文言文教学中重要的不是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教师对某篇课文的读解,而是在教师的示范与指导下,学生在阅读文言文中自身感受到什么,领悟到什么,有什么进步与提高。比如,教师的诵读可以带着学生沉浸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美妙意境之中,教师的诵读可以让学生准确地理解苏轼的《赤壁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快意和“哀吾生之须臾”的悲苦。由此可见,教师优美的诵读可以激发学生对文言美的欣赏的兴趣。

(二)厚实的古代文化知识素养

要教好文言文,语文教师必须要有扎实而深厚的古代文化知识素养。于漪老师说,现在的语文教学缺少“文”,语文教师也缺少“文”,这个“文”就是文化底蕴。文言文教学不同于现代文的教学,它涉及到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古代文化知识,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古代文学家的作品集的命名就有相当的学问,有的是以籍贯命名(《临川先生文集》),有的是以书斋命名(《聊斋志异》),有的是以谥号命名(《欧阳文忠公文集》),有的是以名号命名(《稼轩长短句》),还有的以官职命名(《宋学士文集》)等等。再比如古代纪年纪时的方法与今天不一样,有干支纪年的(“壬戌之秋”),有年号纪年的(“阳嘉元年”),有特定称谓纪时的(“七月既望”)等等。因此,如果语文教师不掌握扎实的古代文化常识,就很难正确阅读和理解文言文,甚至会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三)丰富的文言文教学情感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而情感教育是推进教学过程优化的最强盛的驱动力。教师的教学情感是形成生动、和谐、协调的教学氛围的重要方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以自己丰富的情感创设一种愉悦的教学情境,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自己或教材中的情理、情趣、情态激起学生的情思,发挥好语文教学的情感效应,不仅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智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促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提高教学质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职文言文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声情并茂、挥洒自如地以声激情,以声传情,巧妙地创设一个又一个情境,那肯定会激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情趣,也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文言文教学中,只有读懂字句,才能通之以情;只有通之以情,才能晓之以理;情理相通,才能形成学生知、情、意和谐发展的审美人格。反之,如果在不了解文意的基础上,就对学生进行所谓的“情感熏陶”,忽视学生个体情感的激发,实行硬性灌输,就难以使语文教育深入学生的灵魂,语文学科的“语文味”也就无从谈起。

篇8

初中语文古典诗词教学方法古典诗词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重要内容。然而,传统的古诗词教学往往有个误区:重翻译分析、轻赏析审美,把最具感染力、想象力,最具文学味的欣赏课变得枯燥乏味、死气沉沉,致使古诗词的文化底蕴流失殆尽。实际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那如何在新课程标准理念的指导下,提高古典诗词教学的有效性呢?

一、注重积累,反复诵读

学生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因此,加强学生整首诗的积累、诗词名句的积累是丰富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一有优美的诗词名句我就要求学生积累下来。此外,我还收集打印了“古典佳句”给学生背诵,增加学生的积累量,通过积累,内化为他们自身的财富。在古诗词教学中加强朗读及朗读方法的指导也是非常重要的。诗词这种文学形式,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只有靠自己边读边体会,方能理解得深刻。所以,我在教学中会尽可能地运用各种手段、多种方式进行诵读教学。

1.做好朗读指导,使朗读有的放矢。古典诗词的音乐之美来源于平仄、节奏、韵律,所以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在诵读教学中,要训练学生学会把握诗歌的节奏形式

2.引导学生自主诵读,让他们真正地进入角色,身历其境,与诗中景、诗中情相融,与诗中人相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读出语言的味道,读出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

3.引导学生有感情地诵读。要把朗读技巧与情感体味联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写诗词时的心情、情境,与作者产生共鸣,使他们准确充沛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

4.发动学生进行朗读表演。可让学生遴选出自己喜欢的诗词,参加古诗词诵读竞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反对死记硬背,提倡理解基础上的背诵、默写

理解是记忆的第一步,是记忆的前提和基础。知识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则记忆内容更准确,记忆时间更长。在实际古诗教学中,我发现许多教师把提前预习改成提前背诵,私下以为很不可取。在没有充分理解句意的情况下,就盲目背诵。一个是机械记忆,不易记。另一个是容易在默写时因不理解而记不准或写错别字。因为没理解意思“柳‘岸’花明又一‘村’”“劝君更‘进’一杯酒”“渭城朝雨‘清晨’”等诸如此类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细心的教师会亡羊补牢,反复纠正这种错误,但纠正顽固的第一印象真是既费时又费力。所以我主张应在学生理解诗歌大意的基础上再背诵默写。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重视教法,主动探究

古诗词阅读教学和鉴赏训练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古典诗词文字简约、蕴涵丰富。因此,对于传统诗词教学我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融入新课标主动探究的理念。

1.抓住意象赏诗法。意象就是出现在作品中的主观感情的物象,在作品中以个体形式存在,多个个体连接起来的整体,便是我们常说的意境。阅读时应首先抓住意象,品味物象特征及物象中所寄寓的感情,然后再做整体理解,体会意境。如的《沁园春・雪》:“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个句子中的“红日”,如同给大地披上了红纱,白雪在红日的映照下,宛如青春美少女一般妩媚动人,既有青春的活力,又有青春的纯洁。

2.知人读诗鉴赏法。诗歌是一种用凝练的语言集中反映生活的文学形式,它包含着诗人丰富的感情,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声音。诗歌创作往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词作品往往是作者个人经历、思想感情的外观。因此,我们赏诗之前,应先对作者的人生经历及思想情感有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这就是“知其人,方能解其言”。如教学的《沁园春・雪》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只有了解了作者的写作背景,才有可能解得这首词。

四、加强认识,将作者介绍视为古诗词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精心打造这一环节

古代词教学强调知人论世,这就要求我们介绍作者时,不应只是空洞地字号称谓生活时代的介绍,更应关注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本身的重大经历和创作风格等。很难想象如果不介绍韩愈的谏迎佛骨险遭送命的经历,如何学习他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不介绍李白被赐金还山的故事,怎么来学习他的《行路难》;如果不了解李煜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的悲惨经历,如何理解他对故国的不尽怀恋和“剪不断,理还乱”的一腔愁绪。不了解曹操的豪壮雄健,陶渊明的超然闲适,李白的飘逸洒脱,杜甫的沉郁顿挫……如何进行古诗词学习呢?毋庸置疑,作者本身的相关经历、创作风格等,对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情感思想作用不小。所以,建议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应更深层次地走近作者,不只见古诗词的“骨头”,更要见其“血肉”。当然这也要求我们执教者课余要多读些古代文学史、人物传记,以加强学养,拓宽视野。使我们在介绍作者时能够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把一个充满立体感的作者呈现在学生面前。这样学生才能真正走近作者,融进作者营造的情感世界,最终更好地“披文以入情”。

五、要把古诗词赏析作为古诗词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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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这一体例遂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正统,沿用两千多年,同时“纪传体”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史传”传统与“诗文”传统并举,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所以,“纪传体”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独特的形式是理解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纪传体”即,“本纪”和“列传”,《史记》百三十篇,本纪和列传就占了八十二篇。而且本纪和列传这两种体例也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核心体例。唐代刘知己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记者,编年也,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1]可见,“本纪”之“纪”一方面记载帝王的言行与国家大事,确立纲纪,另一方面则记正朔,编年记事,序列历史事件,勾勒一个确定的时间系统;而“传”则可以理解为《春秋》三传之“传”,即用人物的行迹解“经”,《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也就是说,列传的功能是记载功臣贤人的言行,以注本纪。因此,《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一方面强调历史的时间性,一方面强调事件人物的丰富性,一方面注重信史的严谨和真实,一方面又要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把历史事件写得波澜起伏,这样才能对作为“经” 的本纪起到很好的解释和注释作用,才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才能真正实现司马迁上继《春秋》,下开万世的宏图大志。所以“纪传体”要求《史记》在行文中要贯穿两个原则,一是“真”,另一是“美”,也即“纪传体”这一体例本身要求《史记》兼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可以从《史记》的体例上得到印证。

从根本上讲,任何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家的眼光,史家对历史材料的剪裁,任何史家呈现给后人的历史记录都是他采用某种语言,以一定的叙述方式编撰而成的,所以在“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隔着“历史叙事”这个“第三者”。也就是说,理解《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定位其“真”和“美”,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史记》的叙事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上文分析了“纪传体”的两个着力点,序列历史时间、梳理历史事件和记叙帝王、功臣、贤人的事迹言行,那么《史记》在行文中如何安排时间?用何种叙事方式记述人物言行就成为分析《史记》形式系统的肯綮所在。

虽然司马迁一再强调《春秋》对《史记》的影响,但是《史记》却没有采用《春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构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体系。从外部看,《史记》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史,“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大一统,叙述了三千年的漫长历史。[2]黄帝本纪、三代本纪、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始皇一统、楚汉相争、高祖建汉、七王之乱,直至武帝建立大一统的军事帝国,从《史记》的叙事中可以理出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另外,《史记》的十篇《表》也简洁明了地列出了三代、诸侯国、秦汉之际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三千年的历史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但是《史记》由五种体例构成:“本纪”、“世家”、“表”、“列传”、“书”,除了“书”之外,其他四体在叙事上均有明显的时间性,而且各体都是按照从古至今的顺序叙述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本纪由《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表由《三代世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由《吴太伯世家》到《三王世家》,列传从《伯夷列传》到《淮南衡山列传》。事实上,《史记》的这四个部分各自都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叙事,从不同角度截取同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叙述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说,同一历史过程被讲了四遍,构成了叙事学上典型的“重复叙事”,即“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3]这样,同一历史时间在《史记》文本中实现了四次内部循环,构成了外部的线性时间与内部循环的时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矢与周而复始的时间之环以奇特的方式并存于《史记》的文本之中,司马迁使两种对立的时间观念完美的统一起来。

《史记》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源自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4]

篇10

关键词:学术形态;批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93-05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

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

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著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著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唐代论诗诗中用隐喻最为绝妙者当属《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用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诗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图用来品貌诗之风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为大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是最为典型的隐喻式言说。严羽在推举盛唐诗之“兴趣”时,使用了诸多禅语来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严羽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以及韵味无穷之美。金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使隐喻批评文体有一个大的转折,他注重画龙点睛式的精细批评,如论建安诗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用“坐啸虎生风”这样颇具力量的形象来隐喻建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刚健与豪放。清代刘熙载《艺概》也使用隐喻,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用四种“景”隐喻四种“境”,此种隐喻式言说,形象而简洁,深刻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