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相关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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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法集资 集资诈骗罪 非法占有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依据我国《刑法》，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并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和情节的行为。

1集资诈骗罪的构成

1.1主观方面

目前学界通说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本罪的必要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别于其它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主要因素。而这也是司法实践的困难所在，就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依据已经查明的客观事实，通过在大量实践中总结归纳的行为规律或经验法则，做出正确的判断。

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四条规定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做了细致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1.2客观方面

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且数额达到较大的行为，即主要包括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的行为、数额达到较大三方面。

1.2.1诈骗方法的理解

很多学者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对诈骗方法进行了界定，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的行为。而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作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第一，虚构资金用途。行为人往往虚构投资发展、新兴项目，并肆意吹嘘该项目具有风险少、收益快、回报率高，抓住一般群体既希望取得收益但又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以此为诱饵打消投资者的顾虑。第二，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为了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增加信任度和知名度，行为人往往会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科研成果材料、获奖证书、资信证明等，有的甚至进行篡改，把错误的信息故意传递给投资者。第三，高回报利率作为诱饵。行为人抓住大众只求回报，对金融风险无视的心态，打出比银行同期存款利息高的回报来吸引投资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使用欺骗、隐瞒这种恶劣的手段，使出资人陷入错误认识且深信不疑，从而使行为人筹集资金更加容易，骗取资金数额越来越多，最终达到侵占他人资金的目的。

1.2.2非法集资的行为

集资可以分为有偿与无偿。根据学界的总结，无偿集资即公益性集资应当严格符合法定的条件、程序、方式等法律要件。而有偿集资的形式则比较多，如融资租赁、股票债券的发行等，我国允许合法的有偿集资活动。判断有偿集资行为是否合法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主体必须是合法的组织或个人；集资的目的必须合法；集资的方式合法；且程序、条件等均应符合法律规定。

而非法集资行为具有下面三个特点：（1）主体多元性， 单位或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体。（2）对象广泛性，对象必须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正是这个特点，使行为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范围的筹集到大量的公众资金。相反，如果行为人针对的特定或不特定的少数人， 则不宜认定， 因为“如果非法集资的实际规模或潜在规模不达到一定程度， 就不是主要对直接融资秩序构成威胁而是主要侵犯公司财产所有权。”（3）行为非法性，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集资规定了严格的法定程序和限制条件， 包括主体、对象、目的、方式、审批等各方面。但非法集资行为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合法定条件且不按法定程序办事，导致投资者资金流失，甚至血本无归。

1.2.3数额较大的理解

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本罪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但对“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未作具体规定。

1.3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无特殊要求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单位主体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合作经营、合资经营企业以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事业单位。个人为进行非法集资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事业单位实施非法集资行为的，或者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集资为主要活动的， 或者盗用单位名义实施非法集资行为， 违法所得由个人私分的， 其主体应视为个人。

1.4客体和对象

通常认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属于复杂客体，它既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笔者赞同通说。根据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表现为向“不特定的公众” 非法募集资金 。“不特定的公众”的认定对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诈骗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则构成集资诈骗罪，如果对象是亲属、朋友等一般不适宜定集资诈骗罪，涉嫌犯罪的，可以以其他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理。

2集资诈骗罪频发的原因

集资诈骗多数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因其隐蔽性强、欺骗性强，成功率也较高，危害非常严重。其频发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市场需求旺盛，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由于国家加强了投资规模、资金投放及使用等方面的控制，致使银行对贷款对象的筛选更为严格，放贷条件也逐步提高，某些中小企业想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资金支持投入生产非常困难。而民间存在大量富余资金，某些中小企业为了收集资金，在民间非法集资，双方达成借款共识，签订相关借贷手续，而且操作简便，有的甚至打个收条或者口头协定即可，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2 参与者内心贪婪放松戒备，缺乏防备意识

近年来群众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个人财富得到一定的积累，但由于银行普通存款利率低，而炒股之类的风险又大，群众个人投资渠道比较狭窄，但又存在着利用存款获利的想法，行为人正是抓住了眼下这种客观情况，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而受害人在贪图利益的心理驱使下，往往缺乏理性思考，难以作出正确判断，导致上当受骗。

2.3 监管打击力度不够，缺少信息资源共享

政府金融监督部门因监管不严，监管存在漏洞，因此对非法集资犯罪的社会控制力不高，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同时，相关部门缺乏沟通、之间的有效信息传递不及时，欠缺主动、协调、配合，造成不能及时取缔和打击的结果。而受害人因有利可图，不到东窗事发钱财被卷跑时，是不会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此时公安机关再立案侦查，加大侦破难度大以及破案成本，甚至有些损失仍难以挽回，影响了打击处理的成效。

3集资诈骗罪的防范

集资诈骗犯罪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有时甚至威胁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做好打击和防范工作就特别重要。

3.1加强法制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由于非法集资的特点以及群众缺乏法制意识，多数时候不能正确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甚至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不知如何保护。所以要通过有关职能部门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电台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宣传预防对策，通过舆论媒体的广而告知，使群众拥有良好的投资理念，增强风险意识、保护自身财产利益不受侵犯。

3.2提高执法能力，联合加大打击力度

职能部门尤其是司法机关要及时了解社会动态，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群众财产为己任，在各职能的支配下加强合作，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此外，还要加强法律理论学习，提高准确定性的能力，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及在案证据作出合理的判断，做到不枉不纵，从而加强对集资诈骗犯罪及有关犯罪的警示、监控，抵制该类犯罪的发生。

3.3顺应客观发展，创造出良好三环境

笔者这里所说的“三环境”指的是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就是要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分析，遵循客观情况变化，及时制定和完善出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集资诈骗的定义和范围， 使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深化融资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保障。经济环境，指的是要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和适度放开，增加投资渠道， 引导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合法化、安全化，正确引导金融服务机构， 适时放宽条件，加大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满足正常需求。社会环境， 培育社会个体及企业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稳定借贷秩序，以避免因借贷引起的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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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法性，即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是否未经依法批准或者只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尤其对于借用合法经营形式的非法集资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当前，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网络借贷、农民专业合作社、房地产及建设、私募基金等领域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识别是否非法集资，必须了解是否超出经营范围、是否存在虚假项目或合同等。

二是利诱性，超高额的收益率诱惑。是否有足以支撑其高额支出的收入，短期应急可以理解，长期高额支出基础是什么，是非法集资的拆东墙补西墙，还是企业真正的高成长性，与每个行业的平均收益进行比较，所有的“天上掉馅饼”都需要冷静分析。

三是公开性，是否通过公开途径进行宣传以及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也是辅助判断其非法集资的要件。非法集资通过非法手段向不特定公众筹集资金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参与者各方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对于债权人而言存在本金拿不回来的风险。凡涉嫌非法集资的，将依法追究责任，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四是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非法集资的集资对象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数人。

面对花样繁多且不断衍生的非法集资，基层政府要做好以下几点防控措施。

一是依托基层，完善法律法规。要解决对“非法集资”的识别难、认定难问题，需逐步健全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街道和社区，平时奋战在处非一线，更能够充分认识非法集资的迷惑性，解决对非法集资识别难和认定难的困惑，还需建立上通下达的信息渠道，加快民间借贷立法，促进民间融资制度化、法制化管理，以利于对“非法集资”案件的早预警、早防范和早处置。

二是加强监控，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监测预警和监管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同时健全征信体系建设，实现信息有效共享，为有效监管和防控提供大数据支持。群力群策，加强多方合作，布下“天罗地网”，使之“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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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2020年度全镇打击非法集资将于中、省、市、区有关打击非法集资的安排部署为指导，全面健全打击非法集资预防、管理、处置工作机制，集中力量、综合整治、严防严控、标本兼治，坚决维护广大群众利益，切实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和打击整治，确保全镇不出现非法集资现象。

三、工作措施

（一）建立完善涉嫌非法集资风险评估、信息预警研判、日常巡查监管、基层防控、快速处置等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及时掌握潜在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快速应对处置，及时化解矛盾和风险，建立健全疏导并举、防治给合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二）严厉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行为和案件。重点打击涉嫌诈骗组织者、恶意集资中间人和借款人，严厉打击超范围违规经营、虚假广告宣传等行为，彻底整顿涉嫌非法集资、高利贷、违规融资等行为。

（三）依法规范融资服务中介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机构及其关联企业的经营、融资和宣传行为，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健康发展。

（四）有效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结合专项整治活动，在全镇各领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集中梳理清查企业虚假注册、抽逃资金、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以及资产负债能力等，有效整治涉嫌非法集资、高利贷、违规融资等行为，确保打击非法集资工作不留死角。

（五）建立基层信息员制度。建立镇、村（社区）、村镇信息员制度，建立社会志愿者、基层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自发参与的防范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非法集资苗头，群防群治，提高对非法集资监测和防范能力。

（六）建立高收益项目举报排查机制。对辖内各类经济活动信息进行监测、跟踪，从中发现、识别和判断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信息和线索。对辖内号称“高回报、高收益”产品开展监测排查，加强风险研判，及时预警提示。

（七）建立重点案件包案机制。按照“一案一组、一案一策”的要求，每个重点涉嫌非法集资案件都要成立专案组，实行“领导包案、责任到人”，集中办案，限时办结。

（八）健全从速从快处置机制。对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要及时查处，早定性、早处理，加大案件处置力度，快速查实案情，最大程度追索保全资产，依法合规、公平公正清偿，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对煽动群众闹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集资人，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严厉查处。

（九）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综合性宣传。建立健全常态化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宣传教育活动进村（社区）、进工厂、进家庭，实现广覆盖。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强化社会公众买者自负、风险自担的责任意识。宣传部门要协调有关新闻单位，借助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形式，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整合资源，推动宣传，形成防范非法集资共识。

（十）加大对涉嫌非法集资广告查处力度。加强对网络、手机短信、电邮特别是各类资金借贷平台的监督管理，防止非法集资通过网络、通信工具传播。加强媒体广告的监管，督促媒体落实广告责任，封堵非法集资活动传播渠道。

四、工作责任

建立健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工作机制，明确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落实职责分工；建立镇主体负责制，充分发挥基层主体作用，调动辖内资源，统筹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要认真履行一线把关职责，将防控本行业领域非法集资作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重要内容，加强日常监管。对需要经过市场准入许可的行业领域，由准入监管部门负责本行业领域非法集资的防范、监测和预警工作；对无需市场准入许可，但有明确主管部门指导、规范和促进的行业领域，由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本行业领域非法集资的防范、监测和预警工作。

五、逗硬考核

为切实有效抓好全镇打击非法集资工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经镇党委政府决定，将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纳入全年综治工作目标考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取消所在单位和个人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并扣减所在村（社区）干部个人相应考核工资，如发生影响恶劣，触犯法律行为，将根据法律规定追究当事人相关法律责任。

（一）未将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纳入本单位日常工作，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抓。

（二）未严格按照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进行摸排，宣传教育。

（三）信息不畅通，发生漏报、迟报、虚报非法集资行为。

（四）对发生非法集资行为上报、处置不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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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法境外保单，业内方方面面的认识是一致而坚决的，那就是严厉打击。从保险监管部门旗帜鲜明的态度，到非法境外保单“重灾区”广东省正在打响的“人民战争”，都足以显示保险业打击非法境外保单的决心与力度。然而打击非法境外保单仅靠保险业一方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相关各方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出击，才能给销售非法境外保单的违法行为以重创。

首先要充分认识非法境外保单的危害性。从直观上看，非法境外保单扰乱的是我国的保险市场，危害着保险行业的正常发展，损害了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但从深层次讲，非法境外保单对我国整个金融领域的经营秩序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它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发行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一样，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为境外保险机构在未取得合法销售资格的情况下在内地销售保单，不仅造成内地大量保费被分流出去，这其中还涉及大量外汇非法流出境外，导致大量资产非法转移海外。同时，没有资格而强行进入市场经营领域，带来的就是对市场秩序的搅扰，对合规经营的破坏，对相关法制的蔑视。非法境外保单销售行为表面上看是对内地保险业的“抢单”，其连带的消极影响却波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对违法经济行为的态度和应对举措、对经济主权的保护、对可能涉及走私和外汇流失的认定等等，而上述种种都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

从我国保险业的现状来看，中国保监会作为境内保险市场的行业主管和监管机构，其相应的职责当中并没有被赋予对销售非法境外保单这种已经触犯保险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行为的境外机构和人员进行侦察、监控等权限，因而以保监会现有的职责范围、手段、人力，很难掌握销售非法境外保单者的违法证据，对其进行严厉处罚。同样是由于职权所限，保险监管部门在打击非法境外保单的过程中，只能严格规范境内保险机构、人员的经营行为，对触犯相关法规的机构、人员进行处罚，并积极与涉及到的境外保险监管机关联系，呼吁、督促其对自己的属地公司及人员加强管理。而涉及对违法行为的证据收集、行为监控以及超出保险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范围的职责，则必须依靠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与支持。特别是针对可能涉及非法经营、扰乱经济秩序、走私买卖外汇等不法行为，更需要公安、海关、工商、外汇管理等相关部门的重视与参与。只有多方联手，通力合作，才能加大打击力度，扩大打击效果。

                                                                     金融时报    齐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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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非法集资 公众 集资目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日益活跃，非法集资活动也呈上升趋势。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侵犯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此类行为还具有涉及区域广、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由于对非法集资相关法律在认识上的不一致，特别是对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分存在争议，导致各部门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方面存在分歧，严重影响了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打击效果。如何透过相似的行为表象，把握行为的本质，通过法律区分不同的集资行为，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较为关注的课题。

一、非法集资的概念和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不是一个确切的罪名，而是一类行为的通称。简单来讲，非法集资是指通过非正常融资渠道获得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最先给非法集资做出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对非法集资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定义：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在界定了非法集资的定义后，为了在实践中具有更好的指导意义，权威部门又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认定，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形式有七种表现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法集资行为有了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2007年国务院法制办又将非法集资活动归结为十二种类型。

二、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认定

（一）非法集资行为并不一定是犯罪

非法集资行为本身并不都具有刑事违法性。尽管非法集资行为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旦非法集资者资金链断裂，其资产难以变现或根本无资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研究表明，12.86%的非法集资案件伴随或导致了其他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法集资行为一实施就构成犯罪，它们之间并不是一回事，从逻辑学上看，两者之间是交叉关系。而且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专门的“非法集资罪”，根据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不能简单将非法集资行为与犯罪行为划等号。从本质讲，非法集资行为违反了国家对金融行业的管理秩序，首先适用的法律应当是《商业银行法》等规范金融行业秩序的法律法规，只有当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超出金融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后，才能纳入刑法的打击范畴，这是由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与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的性质共同决定的。而且非法集资活动的行政监管范围、行政监管态度以及相关行政性规范如何认定非法集资活动对于《刑法》裁决非法集资类案件起着先决作用。

（二）非法集资行为涉及的罪名

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首次增加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一起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成为惩治涉罪的非法集资案件的刑法“三剑客”。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立案、定罪和量刑的标准给予了细致规定。

三、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难点问题探析

（一）关于“公众”的认定

无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都要求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如何认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成为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合法民间借贷、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关键点。

对于“社会不特定对象”的认定，学界多在“公众”一词上做文章，认为公众代表的就是不特定人群，向不特定人群借款的，就构成吸收公众存款，占有不特定人群资金的，就构成集资诈骗。但人群范围的特定或者不特定，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存在无数可以对人群加以划分的标准，都可以将具有某一共同特征或者利益的群体与社会公众区分开来。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针对的对象从广义来讲是不特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针对的对象是有富余资金的人群，而不是针对那些食不果腹的群体，如果以是否有富余资金来划分，手头有富余资金的人群显然是特定人群，如此一来，这种行为是否就不构成向公众吸收存款？

笔者认为“不特定对象”判断的落脚点应放在人员的社会性和不可控性，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首先出资者与吸收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向亲朋好友吸收存款，不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因为个人的亲朋好友在数量上毕竟有限，数量上可以控制，而且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借贷，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益关系在其中，是为“义”，而不是单纯为“利”。其次出资者和集资额可能随时增加，这是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这一特点也是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不同。对于民间借贷，不论其资金数额的大小，总有一个固定的额度，因此所涉及的出资者实际是有限的，达到预期目的后该集资行为在人数和数量上都不再增加了，而非法集资则不然，其没有预期数额，多多益善，没有上限，只要集资者对出资者不加以控制，那就存在少数人向多数人扩散的可能性。

（二）对“吸收存款目的”的考量

在实践中，对非法集资活动适用最为广泛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是否影响该罪的构成，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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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而言，P2P网贷平台在网络借贷关系中处于信息中介的位置，不介入借贷交易。然而，受当前征信体系不完善、风控成本大及投资人(借款人)刚性兑付等因数制约，出现了一些P2P网贷平台把自身作为保证人为投资人做担保的现象。也就是说，P2P网贷平台介入了借贷交易，不仅仅是信息中介。这种行为引起了争议。有观点认为，这是合法的;而大多数观点认为，这是非法的，甚至涉嫌犯罪。本文就将澄清这种自保行为的法律性质。

 

自保的法律性质

 

对于P2P网贷平台自保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是合法的。该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为：P2P网贷平台作为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符合《担保法》与《合同法》的规定，享有为他人作担保的权利;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成两点。第一，《担保法》规制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民事行为，而P2P平台作为营利性机构，还需要遵守其他相关法律，比如《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但P2P平台显然不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第二P2P网贷平台公司提供担保，保障出借者的本息收益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的一种方式。如果P2P网贷平台公司的行为同时符合解释中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其他条件的，则构成犯罪。

 

从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出，要明确P2P网贷平台自保的法律性质，就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首先，《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从该条款可以看出，合格的保证人需要具有清偿债务的能力。这是为了保障债务人受偿的权利;其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如果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合同无效。担保是一种合同行为，当然也适用该条款。这表明担保行为需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就是无效的合同行为。为了进一步明确强制性规定的含义，《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担保行为需要符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再次，《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见，该办法明确了融资性担保的定义与融资性担保公司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要件条件。一般而言，P2P网贷平台都会满足其中的三个要件，却很难满足另外的一个要件。另外一个要件的内容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对P2P网贷平台自保行为做出以下分析：第一，自保行为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P2P网贷平台如果仅仅为几个借款人担保或者担保的数额不大，那么P2P网贷平台是具有偿还能力的。然而，P2P网贷平台往往为大量的借款人担保，并且担保的数额巨大。相较于巨大的担保数额，P2P网贷平台的资产太少。那么，P2P网贷平台不具有清偿债务的能力，也就无法满足保证人的条件;第二，自保行为并不违反《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P2P网贷平台是与投资人约定担保，这些投资人显然不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就无法满足融资担保的定义。同时，P2P网贷平台一般都登记为“金融咨询”和“信息服务”公司，不是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公司。这就无法满足融资担保公司的条件。简单地说，自保行为不受《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调整;第三，自保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P2P网贷平台为投资人做担保，客观上就是承诺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P2P网贷平台具有公众性，也就满足了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条件。因此，自保行为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就违反了行政法规。由于该条款涉及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该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自保行为是无效的合同行为;第四，自保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罪。同样的，P2P网贷平台为投资人做担保，就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还本付息。如果吸收资金的数额足够大，就满足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要求，那么自保行为就构成此罪。

 

二、结论

 

P2P网贷平台的自保行为不仅违反了《担保法》与《合同法》的规定，使投资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也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危害了金融秩序的稳定;甚至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P2P网贷平台的自保行为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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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监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的腾飞，我国的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被视为非正规金融形式的民间金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关于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了学术界和实践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多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视非正规民间金融为“非法”，通常将“取缔”作为处理民间金融的主要手段。但是历经多番事件之后，民间金融非但没有被彻底根除，反而发展迅猛，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由于民间金融游离于我国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最主要的是无法可依。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只涉及民间借贷且十分简单；而诸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专业性法律法规竞没有关于民间金融的专门条款。目前仅有《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可以作为监管民间金融的法律依据，但不成体系且法律效力比较低。由此可见，我国无论是在监管立法上还是在具体执行手段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民间金融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间金融非法的地位

迄今为止，民间金融还未在法律曾面上获得相应的认可也没有相应的定义解释。学术界通常将民间金融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规的民间自发的融资形式，另一类是完全非法的融资形式。前者是对我国主体金融一种有效额补充，后者则对经济危害较大应予取缔，文中指的主要是是前者。民间金融的这种非法身份有三种不良影响：其一，使其往往在经济整顿中成为牺牲品，即便不是完全非法的也会被取缔；其二，民众由于担心其法律地位而不愿通过其进行理财行为，限制了民间金融的进一步扩大；其三，无法可依造成监管真空，不利于金融监管。所以应当早日把民间金融纳入法律规范之中，意义重大。

（二）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落后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如1998年国务院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即“两非”取缔办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整顿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核心思想已经无法指导今天的实际情况，非但没有促进其健康发展反而阻碍了其前进的步伐。比如“凡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其相关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业务基本上都没相关部门的批准，这就模糊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关系而混为一谈。

（三）监管主体缺位

民间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理论上虽不在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但是它确实真是存在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这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受到国家的调控和监管，任其发展则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受民间金融相关法律空白落后的影响，对其的监管主体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企业在社会上的“集资”行为出于无人监督、无人过问的状态，只有出问题了相关部门才会出面处理，但那时大错已经铸成，后悔晚矣。所以监管主体缺位确实是民间金融监管的一大问题，必须重视。

三、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途径

（一）确立民间金融合法身份

确立民间金融合法身份是实现对民间金融监管的首要条件。首先使民间金融行为主体合法化，根据民间融资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这样一来既能起到对它的指导、约束作用又能够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实现对它的保护和监督。再者，可以鼓励民间金融以参资入股的形式加入正规的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或者根据自身实力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等。这样一来，既能使民间金融机构心无旁碍的开展业务，又能实现监管部门对其有效地监管。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国务院在2005年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间金融组织，但仅有这一法规是远远不够的，当前我们需要的是专门的法律来指导监管民间融资机构的种种行为。比如我们应当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间融资法》，其作用有三：一、可以明确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地位；二、为解决利益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三、可以明确合法融资行为与非法融资行为的界限。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监管

在有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民间金融机构合法身份之后，要想实现良性的监管就要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监管。首先，要明确监管的主体机构，可以通过成立行业协会、组建专门的监管部门来实现。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条件可以参考银监会或者央行的相关文件，也可以由银监会或央行直接成立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其次，在制定监管细则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民间金融的特性及类别，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民间金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弥补了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所以必须加以保护。但是每年发生的由民间金融引起的各种案件也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间金融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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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 问题 建议 发展

我国的民间金融由来已久，但是受到社会体制、政策、经济形态等多方面影响，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全球金融危机后，物价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冲击使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回到信贷紧缩的老路。国有金融机构虽然掌握国家大部分的金融资源，但受金融体制限制和信贷资金供给量有限的影响，出于自身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选择为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扶持的项目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却几乎被排挤在他们的信贷供应之外。于是民间金融市场在国有金融市场紧缩的条件下的开始扩张，他们在为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资金信贷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江苏省泗洪县“全民高利贷”现象，温州民营企业大批逃废债的情况等，所以如何引导民间金融正规化发展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

民间金融以俗称的“高利贷”作为表现形式。从本质上来讲，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非法集资。

第二种是“暴力高利贷”。第三种是“正规高利贷”。对于前两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而第三种正规高利贷，是要给予支持的。一方面这种“正规的高利贷”可以弥补国有金融机构的放贷不足，促进金融体系的完整、金融体制机制的健全。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可以依托于民间高利贷，盘活其实体经营，或迎来企业新的发展契机。

（一）按照是否需要通过金融中介融资进行分类

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按照是否需要通过金融中介融资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大部分，其中间接金融是通过合会、担保公司、地下钱庄等金融中介进行投融资活动的，占大部分，直接金融主要包括非法募集股份、发行债券等非法私募活动，有增长的趋势。

（二）按照是否属于正规体制分类

民间金融按照是否属于正规体制可分为体制内民间金融和体制外民间金融两类。正规金融体制外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一部分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一部分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均不被法律所承认。包括民间借贷、中介借贷、合会、地下钱庄、社会集资、非法私募基金和其他地下非法洗钱活动等。其中民间借贷主要存在于彼此熟识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或是个人与企业之间，这种民间借贷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有着较强的非正规制度约束力，违约风险小，一般对于社会的危害不大。中介借贷指由“银背”、“钱中”此类经过借贷经纪人所完成的借贷，此类金融中介发挥着银行、信用社的中介功能。合会的英文名称为“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即“ROSCA"。它是一种自发的互助民间组织，亲缘或是地缘等关系是这些组织成立的基础。实质上它是协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共同储蓄、轮番提供借贷的活动（在运作形式上有些类似与早期保险）。因此融资和储蓄是其两大重要职能。地下钱庄是一种非法金融组织，它具有类似银行的属性和功能，但是其专门从事非法活动，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高利转贷等。它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但是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却倚赖与正规金融机构的结算网络。有相当一部分的地下钱庄是从合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看成是合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地下钱庄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规金融部门的运行，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社会集资的主体一般是经济实体或是个人，它通常是除国家、商业、银行、消费信用之外的一种集资行为。社会集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当它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从社会集资转化为非法集资的时候，就存在极大的社会危害。相较于合会和地下钱庄，企业非法集资表面上更加“合法”、更具有欺骗性、不易识别，通常情况下涉及金额巨大，涉及出资人更广，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大。非法私募基金。我国尚未对民间开放基金业务，并且对私募基金有着十分严苛的限制条件，例如对基金发起者的资质、出资者数量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都有限制。由于私募基金的承诺收益率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收益，因此大量的逐利民间资金涌入私募基金业。其他地下非法洗钱等活动。此类民间金融有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是需要坚决打击和取缔的。正规金融体制内的民间金融是合法的，法律所承认并保护的一种民间金融形式，其机构的规模、贷款数额等指标均纳入全国金融体系统计中，具有公开性，可观测性，可控制性。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村合作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叫农村信用社、农信社，它的设立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服务于三农。农村信用合作社类似与民间金融的初级组织形式合会，但是它是合会发展到更高级别的组织形式。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地区受到广泛欢迎，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相比较正规金融部门，其服务更为便捷和迅速。与一般的民间借贷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更为规范，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保证了资金融入方在贷款是对于贷款利率的议价权利。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对于民间金融阳光化的一个突破性举措，虽然其数量和规模还在发展之中，但是它为我国民间金融开辟了一条通向正规金融体系的道路。

二、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问题

从我国历史发展上来看，金融活动最早发生在民间，民间金融活动的出现早于正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是基于民间金融，由政府来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诞生了各种正规金融活动。一直以来，民间借贷、民营银行、民间融资都是饱受争议的话题，理论届的学者和实业界的经营者一直呼吁放开对民间融资和民营银行的管制，推动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但收效甚微。近些年，在通货膨胀和金融紧缩的形势下，民间金融有了量变的迅猛突破。据中金公司报告显示：2011年，民间金融贷款借贷余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的调研也显示，我国民间金融的总规模大致接近3万-4万亿元，此前银监会测算的规模是3万-5万亿元之间。另外截止至2013年上半年，民间金融机构的数量由2009年底的1334家，发展到7086家，从业人员数量由2009年底的1976人发展到82610人，实收资本由2009年的784亿元发展到6252.1亿元，贷款余额由2009年的879亿元增长到7043.49亿元。民间金融以其借贷规模小，交易手续简便，融资效率高、违约风险小、利率市场化等优势快速扩张规模、扩大版图，在全国各个省、市、区、县等都有分布，范围之广和正规金融部门不分伯仲。但是，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缺失

在我国，关于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散布于《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贷款通则》、《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但是，由于部门间缺乏协调，导致当前的法律体系关于民间金融的方面的条文比较粗疏，法律的缺失使得民间金融的运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甚至出现了一部分矛盾和冲突。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承认民间金融合法性，并主张民间金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及《贷款通则》认为民间借贷是违法的，是破坏我国的金融秩序的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应严令禁止。虽然《民法通则》作为上位法应优先适用，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另外，与民事立法相反，我国《刑法》却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非法集资罪”等罪名，又使得民间金融活动成为应受刑的犯罪行为。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些不同规定，极大地模糊了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线，使民间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时很难借助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民间金融弱化了宏观调控效果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活动使得国家不能正常、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一是由于民间金融不受正规金融体系的控制和监管，致使国家监管机构难以获得相关方面的准确数据，这就会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与现实状况不同步、不相符，进而弱化调控的效果。即：民间金融绕开了信贷调控，扩大了社会融资总量。当央行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缩小信贷规模、抑制经济增长时，民间金融可以使资金自由的流向实体企业，抑制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当央行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信贷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时，民间金融又进一步扩大这种调控的效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不良后果。而且，民间金融活动也弱化了“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信贷结构调整政策效果，进而弱化宏观调控效果。二是由于民间金融的利率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资金的逐利性使大量追利的闲散资金从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向利率较高的民间金融领域转移，出现体制外循环的现象。由于资金的转移，政府通过正规信贷途径能够调控的资金数量减少，其调控的力度也会有所削弱。另外，市场的主体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资金投入一些高风险、投机性强的领域，如：高耗能污染行业、短期内能大量获利的重复建设项目，这无疑会削弱国家的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影响宏观政策的执行效果。所以，民间金融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实现，弱化了宏观调控效果。

（三）民间金融信用风险难掌控

金融是在获利的同时也承担高风险的行业，正规金融机构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的民间金融机构。虽然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但是其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快速、隐蔽、甚至无保、无压的发展风险是远大于正规金融机构，给金融市场有序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埋下不小的隐患。具体来说，民间借贷、合会等这类基于亲缘、地缘关系自发形成互助的、具有私人融资合作性质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受社区中的非正规规则维系，参与者有着较强约束力，团体和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敦促履约义务的达成，使得这类民间金融组织信用风险相对较低，对于社会安定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地下钱庄和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中介规模较大、服务对象较宽泛，加之没有国家信用担保，没有法律约束和保护，又以“高息揽款，高息放款”的经营模式存在，运行机制还不规范，使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用危机。此类民间金融机构一旦面临危机，就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社会极大的社会乱象发生。另外，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小额贷款企业的决策缺乏有效的信用记录支撑，而且民间金融不重抵押担保、不重手续，致使整个民间借贷领域的信用风险较高。如：很多借款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资产可供抵押或者质押，同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人;小额借贷企业如果本身与银行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或者根本没有贷过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的查询结果就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借款人自身的资信良好等等。这些特征决定了民间融资风险防范机制和债权处置方式的不足，使得民间融资难以摆脱“高风险”的桎梏，削弱了社会经济的稳定性。

（四）民间金融信用监管不到位

民间金融相比于正式金融的优势就在于有很大的自由性，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和抑制民间金融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民间金融放任自流。由于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着制度设计缺陷和体制不规范等的问题，所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公众追求资金增值的心理，挺而走险，引起一系列的借贷纠纷、非法融资的金融诈骗事件发生。如2009年的“吴英案”。吴英非法集资资金共计38985.5万元，以非法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没收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吴英的违法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已构成非法融资的诈骗罪。其情节是非常严重的。近几年，国内诸如吴英这种不良民间借贷纠纷案有很多，几乎都是带有的非法集资、诈骗等行为的，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也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政府要通过适当的措施对民间金融行业进行非行政性引导监管，发挥行业自律的力量和优势，鼓励组建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行业组织，时刻警惕民间金融发展中的监管滞后，减少及避免非法融资活动的发生。

三、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民间金融法律法规

一是制定民间金融基本法。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的民间金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有力的贡献，但是民间金融法律法规的尚不健全、法律地位尚不明确，极大地制约了民间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应根据日本、台湾及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制定民间金融基本法，明确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规范其发展，进一步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确立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地位，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与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二是修改或者废止关于民间借贷非法的规定。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是违法且严厉禁止”的规定与当前的现实情况很不相符，其中很多的规定已不再被司法机关所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审查，修改或者废止。三是要从交易形式，经营主体、准入退出机制等多方面来细化相应的法律法规，要对相关法律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更好地保障民间金融机构的权益。如：当前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最为关键的界定在于“社会不特定对象”。2010年最高法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反映出了立法的一个倾向与趋势，但仅仅一个司法解释显然无法解决概念模糊的问题，还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应概念进行统一。当然，过度的合法化也会削弱民间金融的活力。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标准线来有条件地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监管机构可以以自有资金或存贷额为衡量尺度，制定一个标准线。低于这一标准线的民间金融机构，可以继续以地下方式运营，不必转为正规金融机构。而且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地实现中国民间金融合法化。

（二）构建民间金融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缺少国家的监管和担保，而且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容易发生违约和破产倒闭的风险。因此，我国有必要将民间金融纳入国家宏观金融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制定专门的机构或部门对民间金融进行管理、监督，规范监测民间金融的活动。一是要秉承政府干预与私法自治相协调的原则。我国信用体系及金融体系相对薄弱，民间金融发展必然会对整个社会、金融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民间金融的很多业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私法调整的行为，所以政府在监管时要考虑到私法自治、适度干预，在确保民间借贷行为不会对社会信用体系以及金融安全造成过度冲击的前提下，尊重市场的平等主体、坚守自由选择的原则。二是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从我国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的产品及其资源并不具备风险分散能力，且面临资金、人才、政策资源的缺口，管理者容易产生错误决策与道德风险。因此，对其监管既要强调风险控制，也要强调合规管理。一方面，要由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及资金流动性进行全面的风险评级以及分类管理;另一方面要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民间金融机构主体的设立、运行以及交易行为的合规性进行监管。三是构建“四位一体”的民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四位一体”指：政府（主管部门）监管、行业协会自律、民间金融机构内控、民间借贷者社会监督。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既要分工，又要合作;既要各自内部管理，又要相互沟通协调。

（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积极推行民间利率市场化，用市场手段优化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市场的需求，实行更大范围的利率浮动，逐步放开利率管制，让资金在同等的条件下展开平等、充分的竞争，在正规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合理分布。201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无疑会带来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这被认为是我国当前利率市场化的“破冰”行动。但是，该措施在银根紧缩、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当下，实质意义并不大。要持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一是要与宏观经济形势相结合，降低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银行融资占整个社会融资的90%以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所以要减少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必须重视改革进程与宏观经济形势的结合。二是防范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民间金融内部间的恶性竞争。利率市场化不仅仅能够强化银行之间的竞争，而且会导致民间金融机构内部的之间的竞争，而后者的规模有限，如果参与恶性竞争之中，很容易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因此，需要构建起民间金融机构同业定价协调机制，以弥补利率管制退出后的监管真空，规范市场竞争。

（四）引导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开展合作共赢

一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互不能被对方所取代。正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方法;机构的网点范围广数量多;资金实力雄厚;口碑及信用度高;贷款利率相对较低;信贷合约标准化、减少讨价还价的成本;另外采用专业化、标准化的流水线式作业，减少了管理和人工费用，有效地降低了单位交易成本等等。而民间金融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时效性强;债权债务双方信息明确，违约率小;对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有天然的契合性，在某些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时，民间金融市场可以引导企业获取资金;而且民间金融形式灵活多样，利率定价机制灵活、还款方式多样，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如国际金融界所广泛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票据发行便利等等，都是由民间金融交易活动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具备各自的特点和比较优势，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及能提供充分抵押品的资信、财务状况良好的客户;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主要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个人亟需资金者。所以，信贷资金总额在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互不能被对方所取代。二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性，决定了两者存在合作共赢模式。通过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联接，正规金融可以利用民间金融的信息优势，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而民间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链接是金融体系发展的一个前瞻性的战略。如：引导民间资本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不断促进民间金融规范经营，引导民间资金走规范的阳光化发展路径，推动其与正规金融对接等。

参考文献：

[1]刘恒怡.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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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法律规制

课题来源：2011年河北省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软科学），课题编号：11ZR007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种，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前者是企业内部融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经营活动结果产生的收益；后者是指企业从外部融通的资金，又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主要以内源融资和间接融资为主，在中小企业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经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内源融资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而间接融资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规避经营风险，往往对中小企业存在“惜贷”心理。直接融资尽管可以有效地聚集社会闲散资金，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和入市门槛限制，造成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作为非正规的体制外的民间融资，由于信息对称、手续简便、交易成本低等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对象。但是，我国目前有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相关法律规定还远远不能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亟待完善。

一、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现状

从我国现行立法层面来看，中小企业融资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法律、法规和规章三个部分构成。

（一）法律层面。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第16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创造条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直接融资。第17条规定：国家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各类依法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其作为中小企业的基本法，总体规定了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和法律措施。修订后的《证券法》关于债券发行的内容、《公司法》降低上市门槛的规定，都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

（二）行政法规。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第12条规定：逐步扩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逐步放宽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条件。第13条规定：鼓励社会和民间投资，探索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和撤出机制。有关部门要严格风险投资的市场准入和从业资格管理，规范风险投资的市场行为，充分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国务院的相关行政法规还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确保金融市场安全，也了数量较多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例如，国家开发银行、科学技术部《关于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

二、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专门的金融立法。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民间融资的专门立法，这不仅难以有效规范民间融资的良性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间融资的风险，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除《合同法》及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就民间借贷问题做简单规定以外，金融法领域涉及的三部最重要的法律《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均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二）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法律界限不清。我国长期的金融特许制度所形成的思维逻辑，在于凡是未经监管机构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活动均视为非法。而由政府垄断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力所带来的所有制歧视和低效率与市场经济的初衷相反。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在促进资金资源配置与利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银行已肯定了“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认，致使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活动至今仍未获得合法的地位。

（三）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金融监管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注重在行政许可审批阶段对申请主体的形式审查，而不能深入资本市场调查分析民间资金的流动方向和运行态势，促进、引导民间融资的良性运行。在监管模式上，我国金融业现在主要实行分业管理，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监管，随着金融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这种监管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要求。此外，监管手段和技术的落后，难以获取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

三、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建议

民间融资作为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途径，国家必须在制度层面确认其对正规融资的补充作用，在法律上明确区分民间融资和非法融资的界限，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监督和指引，同时也要针对民间融资的弊端进行法律防范。

（一）完善金融立法，确立民间金融合法化。由于民间融资对正规金融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作用，国家应给予其合法地位和合理的市场份额，通过制度上的安排，逐步实现民间金融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将民间金融纳入国家金融体制内来调整，以发挥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规划理论是由国有金融机构垄断金融资源，为占据市场绝对份额的国有企业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如今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必须转变区分所有权性质的僵化思维，消除资本歧视，促进自由竞争，以疏导的策略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实现民间融资合法化，构建多层次的民间金融组织，涉及诸如产权、组织形式、监督管理等多方面问题，当务之急是国家对《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等进行重新修订，增加民间金融主体资格的整体性内容。在条件成熟时，针对民间金融组织出台专门的单行立法，明确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退出机制以及资本充足率、持股比例、风险防控机制等等，从法律上赋予民间金融组织的主体地位。同时，打破金融垄断，营造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完善民间金融的风险防范机制，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合法、稳定、便利的资金服务。

（二）明确民间融资和非法融资的界限。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目前在法律层面还存在模糊地带，在缺乏明确区分标准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容易陷入法律的，因此有必要明晰民间融资和非法融资的界限。

非法融资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两类行为。非法集资在刑法上没有对应的罪名，主要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来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两罪在客观上都有非法募集资金的性质，都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旨在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后者具有非法所有的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行为在实践中非常容易与民间融资混淆，可从以下几方面区分：从资金用途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有将吸收的存款用于信贷的目的；集资诈骗是骗取资金并以后来投资者的资金维持骗局，企业自身并没有可盈利的实质性项目；民间融资则有正当的、能盈利的项目。从资本收益来看，非法融资所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银行利率，民间融资基于正常的经营流通，由于必须支付税收和其他费用，给投资者的利息必然有限且比较合理。准确界定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标准，有利于肯定和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完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法律监管。通过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监管，规范和引导民间资金的良性运行，防范民间融资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首先，确定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监管主体。我国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为监管主体，两者合理分工，共同合作；其次，改进监督手段。在监管过程中，尽量减少行政直接干涉金融市场的力度，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服务职能，主要依靠法律手段间接调控，提供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行为标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工具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通过构建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和信息公布机制，实现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的网上运行，切实提高监管效率；最后，建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风险预警制度。风险预警制度的构建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持续性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一方面通过风险预警可以防止中小企业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非理性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障资金供给方的经济利益，在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情况充分披露的情况下，债权人基于对信息的充分掌握，能够依据风险预警标准对投资风险作出更科学的判断，并及时调整投资行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风险预警系统，可设立由金融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配合，监测区域内各种风险可能性，并进行追踪分析，预警信息要及时，对中小企业数额较大的民间融资活动提出法律意见和具体防范措施，供监督部门和融资主体参考。

（作者单位：1.河北金融学院；2.保定十七中）

主要参考文献：

[1]赵尚梅，陈星.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篇10

关键词：民间融资;风险处置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68-03

一、典型地区民间融资风险处置举措

（一）加强分析预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温州、鄂尔多斯、榆林等地区在民间融资风险爆发初期，都采取措施对民间融资风险进行了分析预警，及时提示各单位防范民间融资风险演变为非法集资，防止民间融资风险向金融体系传递。同时，在应对民间融资风险时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统一口径、统一形式，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防止负面舆论引发公众的恐慌。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投资者区分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二）通过民间融资管理立法，促使民间融资行为法制化、规范化。一是鄂尔多斯市于2012年6月5日的《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成为我国首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放贷人只能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放贷，不得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高利转贷等行为;鼓励和支持设立企业化运营的民间借贷信息网络平台，创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探索通过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推动实现民间借贷市场阳光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规范民间借贷纠纷，即由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发起成立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协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配合人民调解机构调解投诉问题;设立由民间借贷协会发起、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登记的民间借贷风险基金，建立民间借贷风险处置机制和行业自救机制。

二是温州市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为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根据《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单笔借款金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借款余额一千万元以上的;向三十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为了让大额民间借贷备案制度落到实处，《条例》做了正向鼓励和反向约束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处理民间融资纠纷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效力较高的证据。国家机关处理涉嫌非法集资等案件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民间融资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应当备案而没有备案的，或提供虚假备案材料的，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和单位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条例》和《实施细则》的一个亮点就是创新了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两种融资模式。此外，《条例》和《实施细则》还对民间融资服务主体、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三）建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引导民间资本阳光运作。一是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于2012年4月26日正式挂牌开业，以公司化形式运营。实行免费备案登记制度，规定民间借贷金额超过1万元都应登记，除在登记中心的配对借贷交易要在登记中心备案登记外，如果借贷双方是朋友等私人关系，私下已经约定好利率，并且约定的利率不高于4倍银行贷款利率，都可自愿来借贷登记中心登记。

二是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于2012年11月18日开业并运营，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鄂尔多斯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子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和服务项目有：收集和借贷供求的各类信息;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本市不同时期的民间借贷指导性利率;邀请银行、小贷、担保、典当、公证、法务、评估、支付结算等组织机构入驻中心，根据借贷当事人意愿，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民间借贷提供完备的法律服务;为借贷当事人提供规范借贷合同文本、合同公证、交易支付结算和登记备案服务;建立健全保密制度，依法保护借贷双方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确保各类信息的安全。

三是陕西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于2014年3月19日正式运行，工作职能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加强政府对民间借贷的宏观把控，为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信息依据;提供资金利用率，加大对支柱产业、朝阳产业的支持力度;运营神木金融网，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为当事人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国内民事经济证明服务;开设中小企业服务区，帮助解决中心企业融资困难。

（四）分类对待，科学处置，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鄂尔多斯市根据民间融资关系实行分类处置措施，第一类是进入崩盘的，即资金链临近断裂的融资人，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要求扣押其护照，冻结资产，清偿本金，特别是对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者进行“居住监禁”，防止其外逃。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监控资金去向。

二是榆林市按照“区分性质，分类处置，一案一策”原则，对非法集资保持高压态势，坚决依法打击。第一，对非法集资用于个人挥霍享受、中饱私囊、侵害群众利益的，从严、从快、从重依法打击和处理;加大资产追缴力度，帮助参与集资的群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对采取暴力和变相暴力手段讨债或以高价抵顶财物的，坚决予以打击。第二，对具有生产能力的融资主体，加强对其服务协调，根据产业发展前景和资金链条状况，提高银企对接的履约率，引导企业帮扶等措施，协力度过难关。第三，对一些讲诚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主体，加强法律法规教育，促进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引导其合法经营，依法管理，妥善处理好借贷问题。第四，从严查处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司法机关对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又背后煽动群众群访以达到个人目的、影响稳定大局者依法严惩。

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中存在的难点

（一）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规定缺乏统一性和衔接性。我国法律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定分散于各个部门法，且不乏存在冲突之处。一些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按照《贷款通则》、《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被取缔。相关法律法规的零散、笼统、模糊，使得相关部门不能很好地掌握相关规定，极易陷入“一放就乱、一打就死”的怪圈。

（二）现行法律法规仍然难以界定合法与非法民间融资行为。无论是《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还是《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基本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有关法律条文的梳理和整合，对如何区分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性上依旧没有突破，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正常的民间融资仍然难以界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把向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排除在非法集资类案件外，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又明确“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虽然扩大了“社会公众”、“不特定人”的概念，但在“特定对象”的界定上依然存在模糊不清，给司法操作带了一定的难度。同时，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集资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等四大特征，但在具体操作中应如何理解和把握具有很大的弹性。但对如何界定“特定”关系，依然存在许多困惑，容易在案件审判中出现同类型案件不同审判结果的现象，使得正当的民间融资活动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

（三）民间融资强制登记备案约束力较弱且依据不足。由于民间融资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如果不使其浮出水面，就难以找到实施监管的对象，也就无从谈起规范、引导和监测、监督，到头来发生风险，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处于到处“救火”的状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与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比，不仅要对场内交易进行登记备案，场外达成的交易也应到中心进行登记备案，但实际情况是场内交易冷清，场外交易登记备案的也寥寥无几。《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民间借贷达成交易后，借贷双方应提供合同文本及摘要，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备案。同时，该暂行办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优先受理经登记备案的借贷当事人案件。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因为即便未按要求进行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只要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因此该暂行办法有关民间借贷要进行登记备案的规定约束力并不强。继温州、鄂尔多斯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后，全国一些地方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但整体效果有限，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双方对登记备案积极性不高，进场登记的民间融资笔数和金额均较少，主要是由于民间借贷行为约束和强制登记备案的依据不足，借贷双方未能从中受益，且考虑隐私信息被公开等因素。

（四）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风险相互交织，难以监管。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的风险传递路径主要表现在，民间融资主体既有民间资金又有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无法归还债务，部分企业或个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采取从民间拆借资金的方式进行借旧还新。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了解到，其大部分业务都是作为过桥资金放贷给个人或企业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然后个人或企业再从银行贷款偿还民间借贷，实现信用增信和降低利息支出的双重目标。当前对民间融资的外部监管较为薄弱，没有明确专门的机构对民间融资活动实施统一监管，相关部门都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而且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对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对策建议

（一）采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方式，建立健全民间融资法律法规。一是从国家层面加快制订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方面的立法，应对民间融资活动重要事项，如借贷主体、交易方式、契约条件、期限利率、风险控制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出相应规定，以便确定民间融资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为我国民间融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二是结合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基层创新的作用。鉴于各地民间融资活动存在差异性，由各级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国家民间融资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民间融资管理具体实施办法，如规定民间融资的利率区间、融资方式、资金投向，多少金额以上的民间融资必须进行登记备案等，制订民间融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风险处置机制，建立起完整的民间融资管理法规体系。

（二）建立权责清晰的监管架构，完善民间融资监管体制。一是树立分类监管的理念，明确监管主体职责和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实现监管的无缝隙对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应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整顿”的原则，明确主管部门的权责，完善风险问责机制。

二是创新监管手段，加快监管方式转变。按照合法性和审慎性原则，完善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与退出，业务范围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规定。加强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

三是加强民间融资自律管理。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行业风险准备金制度等方式，作为法律监管的重要补充手段，提高民间融资行业的自律意识和水平。

（三）优化民间融资运行环境，引导民间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改制或股权融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农村新型金融组织。

二是加快存款利率改革步伐，用市场手段优化资金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在金融机构与社会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进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是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舆情监测和舆论导向，引导民间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在提高居民、企业对民间融资认识的同时，加大对民众的投资风险教育和法规教育，引导其科学理性投资，做好风险提示，帮助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树立融资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1]成宏亮.民间融资风险迁移模式与缓释机制研究[J].西部金融，2014，（6）：71-74。

[2]孙明涛，童中文.我国民间融资的风险性研究[J].特区经济，2013，（4）：43-45。

[3]杨兴坤.民间借贷风险与治理―以鄂尔多斯市为例[J].特区经济，2012，（12）：265-269。

[4]张春子.经济下行期应高度重视风险控制[J].中国金融，2012，（14）：48-49。

[5]邹焕聪.民间融资监管：价值、问题与制度创新[J].中国流通经，2012，（10）：21-25。

The Study on the Disposal of the Private Financing Risk under the New Normal

WANG YongFei LIU Xiangming LIU Changyan

（Yuli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Yulin Shaanxi 7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