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博弈论 囚徒困境 日常生活 最优化

一、博弈论基础

（一）博弈的基本概念

博弈论，又名“对策论”，它研究的是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在运筹学领域也有重要地位。它研究的是在彼此依赖的条件下，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

（二）博弈的基本内容

博弈的构成要素有五个，分别是：参与者、行动、支付、规则以及均衡。参与者是博弈的决策主体；行动指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支付指根据决策结果获得的收益；规则指对参与者行动的先后次序等内容的规定；均衡指一切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的组合。

（三）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指参与者在作出决策后，所得到的支付结果是稳定的，并且任一方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得到更大的收益，因此，参与者都不会改变策略来打破这个均衡。博弈的结果总为纳什均衡，因此，我们用纳什均衡来表示博弈的结果。

二、囚徒困境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典型的案例。警察抓捕两个作案嫌疑犯，并将其关在不同的房间受审。警察告诉每个嫌疑犯：若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一人坦白而另一人抵赖，则释放坦白嫌疑犯，对抵赖嫌疑犯判刑十年。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嫌疑犯都有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每个嫌疑犯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则被释放，不坦白则会判刑一年，总之，坦白要比抵赖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抵赖则被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更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这就是囚徒困境。

运用博弈论分析，参与者为嫌疑犯甲和嫌疑犯乙；行动集分别为嫌疑犯坦白或者抵赖。若两名嫌疑犯均选择坦白，其支付结果为（-8，-8）；若嫌疑犯甲坦白而乙抵赖，其支付结果为（0，-10）；若嫌疑犯甲抵赖，乙坦白，支付结果为（-10，0）；若嫌疑犯甲、乙均选择抵赖，其支付结果为（-1，-1）。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支付矩阵为表2-1：

由囚徒困境案例得知，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一定可以满足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个人选择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三、囚徒困境模型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一）购买火车票时的应用

火车出行方便快捷、价格合理，因此乘坐火车出行已成为人们内剧增，火车票的购买难度便明显增加。因此，抢票是无法避免的。

假设学生甲和学生乙同时购买仅剩的一张火车票，运用博弈论进行分析，该博弈的参与者为学生甲和学生乙；行动集为学生选择放弃或者继续坚持；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0，0）；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划线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1：

（二）马路行驶中的违章问题研究

为了节省时间，大部分驾驶员会选择加速、超车甚至闯红灯，所以造成了日益突出的城市交通问题和交通拥堵现象。

运用博弈论对该现象进行分析。假定在不全违章的情况下，违章的成本低于不违章的成本，违章成本为1，不违章成本为2；若驾驶员同时违章，会造成交通堵塞，产生额外的成本2。假设马路上有两名驾驶员：驾驶员甲和乙，即为该博弈的参与者。行动集为：驾驶员违章或不违章；若驾驶员甲违章，乙不违章，则支付表示为（-1，-4）；若驾驶员甲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3，-3）；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4，-1）；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不违章，他们的支付表示为（-2，-2），运用下划线法分析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2：

从支付矩阵看，该博弈的策略组合：驾驶员甲不违章且驾驶员乙不违章为唯一的纳什均衡。但是，由于每位驾驶员都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违章，从而引发交通问题，既损害了个人利益，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篇2

道格拉斯・诺斯 著

钟正生 邢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经济变迁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最为迷人的主题，因为其中的故事令人困惑。公元十四世纪，孟加拉还是一个丰产富足的国家，当时的欧洲正在黑死病的魔爪下苦苦挣扎。而今天，孟加拉已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欧洲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并成为全球的富庶繁荣之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变迁结果？

答案是制度！当代的经济学家大多这样认为。但这个答案并不完美，因为我们还会继续追问:不同社会是如何形成其制度性基础的？制度性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轨迹？

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演化范式的经济学也难以完全回答上述问题。它虽然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全球制度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随机因素解释不同国家形成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但纯粹演进主义者所主张的无意识演化观点恐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诺斯(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则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立场，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从演化主义的角度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适应性效率。他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把人类行为的意向性视作关键的分析变量。是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并不适合直接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考察。生物演化的一个特征是无意识性，自然选择的机制并非由生物关于最终结果的有关信念所决定;人类社会却不一样，人类社会的演化往往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中的人们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

上述的观点，来自诺斯的近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交易费用这个曾经倍受推崇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旨在对付非各态遍历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运行需要支持性框架，人类也会建立起这种支持性框架。人类会通过学习来积累个人以及前人的经验。在社会互动中，学习的积累会体现为文化。语言、神话故事、信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文化不仅决定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其支持性框架约束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了长期的变迁过程。

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框架，而制度架构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支撑框架，并影响着文化的演化。结合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诺斯还揭示了意向性是怎样成为社会学习的结果及其随后是怎样影响经济的制度基础的;其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的制度变迁，而且也有助于解释当今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

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策略，以期为我国创新网络的建立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在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引导下，从1985年起，我国也在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各种经济开发区，随后我国也出现了许多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特色工业园等形式的企业聚集现象。这些科技园区都是在政府驱动、企业地域化聚集、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的思路下建立起来的，主要表现为大量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和区域资源优势的发挥。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构建来看，企业的聚集活动只是创新网络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企业与中介机构、政府、大学之间的交互关系，才是网络发挥其功能、保持创新动力，进而保持企业和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但是，纵观我国各地创新网络的发展，尽管大量的企业在空间地理上实现了集聚，但由于这些创新网络或称科技园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是由政府出面规划建立，所以企业间、企业与研究机构及大学等主体合作相对较少，或者合作效果不好，合作关系不稳定，致使创新网络的协同效应、企业的交互作用较弱。因此，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对策。

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

（一）区域创新网络内涵

区域创新网络（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的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英国卡迪大学的库克(Cooke)教授对创新网络进行了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网络）主要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

其他学者如Dloreux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创新网络的概念。Cooke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地域性和网络性特征，而Doloreux则把主体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网络关系等量齐观，既重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又注重创新的网络性。尽管视角不同，但是所有的定义都是建立在对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两方面内容归纳的基础上，前者重视技术经济的演化过程，后者则关注创新产生的社会、制度环境。

Sternberg等人认为创新网络具有协同特征，即创新网络中不同的创新参与者共同参与创新的相关活动，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会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Freeman指出创新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创新网络的概念引入我国，结合国内区域创新的实践，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对此概念的不同解释。如冯之浚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认为，创新网络是指由某一地区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创新系统；是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盖文启、王缉慈则指出从狭义上说创新网络是企业有选择性的与其他企业或机构所形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等。总之，我国学者在定义中多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入手，强调体系中的构成要素，但忽视了要素间的互动、协同，忽视了创新的过程。 综上可以得出创新网络的概念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创新网络的主要单元；不同创新单元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和空间）结构自身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网络自身组织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实现创新的持续发展。

（二）企业合作行为的本质与特征

较早对企业合作进行研究的是科斯（Coase），他认为合作是企业在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为人们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Parkhe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指相关企业间长期的合作安排，通常以联盟组织的形式出现，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联盟组织的资源或管理结构等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他强调企业合作的共性。Steven则从动态角度把企业间的合作看成是合作双方相互作用的一种连续性的循环。

Brandernburger和Nalebuff首次提出了合作竞争的（coopetition）概念。企业间合作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合作双方在合作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彼此的相互竞争。尽管合作的企业双方具有共同目标，但仍有利益不一致之处，企业为了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有可能采取投机行为，故意减少合作努力或信息的限制来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合同的签订、确立适当的管理模式以及谨慎合作来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就非常重要，而信任则是确保企业间有效合作最重要的前提。

在解释企业间合作的驱动因素上，学者们从交易成本理论（Coase和Williamson）、基于资源观点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等多种理论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之间会寻求合作。目前，我国学者大都围绕着国外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合作动因展开探讨，同时有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专业化分工等理论流派。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等多种理论。

在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分析企业间的合作过程，设计有效的合作方式，并加强对合作关系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是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主要运用博弈论和委托理论来分析该问题。

国内王永平等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合作竞争的动态过程，结果发现，该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相关，并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另外，合作产生的超额利润、双方因合作所投入的初始成本以及其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合作竞争关系演变的重要参数。只有遵从合作利益的极大化，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以及坚持长远的观点，企业才能建立和保持稳健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双赢的境界。

刘松先则从战略联盟的角度对联盟内各企业成员间的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六个约束条件，特别强调博弈必须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才有合作的可能，在合作中有效信息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合作稳定而长久的前提。

冯春花把企业合作看成是委托关系，她认为企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基于此基础去与其他企业合作，所以企业之间是通过一种协商机制来谋求共赢的目标，而能力较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为委托方，能力较弱的一方则为方。委托方要设计一种合作方式使对方在合作中能积极参与，双方必须通过协商或者讨价还价最终形成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案，从而双方的利益能互相均衡。该委托模型有时候不存在最优解，只有次优解。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合作带有不确定性，合作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间的合作不应该追求合作的最优解，而应寻求合作的动态均衡。

（三）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内涵

在我国，很多学者围绕着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王辑慈等人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的根植性和区域创新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植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系统，从而增强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企业在本地之间合作越频繁越有利于营造当地的创新环境。

贾若祥在《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中详细研究了不同企业合作模式以及跨区域合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点提到了企业间研发合作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而且由于研发技术的外溢性，可以给相关毗邻企业带来收益，促进地区创新网络形成，增强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他认为企业合作的“涓滴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推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而企业跨区域的合作则促进了区域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流动。

可见在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合作行为是保持创新网络的活力，发挥网络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创新网络中，与一般企业的合作问题相比，企业的合作对象更多样化，合作会更频繁，而且环境对其合作的影响更大。

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创新网络与企业合作的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概念。即在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种机构、大学之间进行的包括合作生产、合作研发、人才交流在内的各种以创新为目的的活动，目的在于整合网络资源，追求知识共享及风险分担，实现企业与网络的创新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建议

在创新网络的建设中，鼓励诚信合作的经营理念，塑造诚信合作的网络文化。通常企业在合作伊始会签订正式的契约协议，通过协议来约束双方，～旦发现合作伙伴有投机行为发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但在现实中，由于合作的努力程度是一个定性的判断，要将它转化为定量的判断标准在操作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加上违约赔偿的履行也很难，尤其是在创新网络的发展初期，各种服务机构及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形下，协议的实施就更加困难。因此，协议的约束力度不足决定了某些情况下合作是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的。因此从制度层面，政府或企业协会等部门要重视网络中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可以尝试以企业合作的结果及双方的评价为依据建立企业的诚信档案，公布企业的诚信纪录：对合作行为进行鼓励，从而促进网络诚信文化的建设，以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篇4

    关键词 会计职业道德 囚徒博弈 政府监管费用 社会损失成本 惩罚性收益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最根本原因之一,面对会计人员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仅靠会计人员的市场行为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计市场失灵”。面对会计市场失灵,政府必须介入,对会计市场进行政府监管。但是,在考虑政府监管所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政府实施监管所付出的成本,因为政府监管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效益成本是并存的,只有当其效益超过成本时,在经济上才算是合理的。因此,在考虑是否实施某项政府监管时,必须首先分析和确定政府监管的成本。

    1 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对会计市场的监管,按照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事前、事中监管是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行为之前或正在进行会计行为时,采取一些控制措施降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笔者用“监管力度”来表示事前、事中监管力度的大小,监管力度越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时被惩罚几率就越大。事后惩罚主要是对已经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其力度用“惩罚金额”表示。

    本文通过博弈论来分析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根据博弈理论,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人员存在一种“囚徒困境”的博弈。

    1.1 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

    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企业的会计人员,A和B在提供会计信息决策的时候有2种选择:遵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在没有政府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即不存在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构建会计人员行为的“囚徒博弈”(见表1)。

    表1中,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利益,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同理,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由此可见,无论B是否违反职业道德,A违反职业道德都比遵守职业道德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A必然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B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违反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1.2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大的情况

    如果存在政府监管,但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不够大,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定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为1/3,政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为2个单位(见表2),当B遵守职业道德时,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违反职业道德可获得的期望利益为6×2/3+(6-2)×1/3=5.3,则A违反职业道德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3个单位的利益;当B违反职业道德时,A违反职业道德仍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1.3个单位的利益。因此,A仍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同理,B也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可见,违反道德仍然是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政府监管惩罚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3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的情况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就很大,假定为1/2,同时政府的惩罚金额很大,假定为8个单位,则“囚徒博弈”表现为(见表3):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违反职业道德时,其期望利益为6×1/2+(6-8)×1/2=2,则A违反职业道德会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对A来说,在权衡利弊之后必然会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决策。对B来说,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遵守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要想促使会计人员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最终决策,仅靠会计人员之间博弈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介入,采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而且监管惩罚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做出有利于社会的决策。

    2 政府监管成本分析

    由上述博弈分析可知,政府应当介入会计市场,进行政府监管,并且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应当足够大。那么,监管力度是不是越大越好?笔者认为不是,因为监管行为也是有成本的,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增大,政府将付出更多的监管成本,当付出的监管成本大于所得到的收益时,政府监管就得不偿失了。政府监管总成本是由政府监管费用、社会损失成本和惩罚性收益三部分组成。政府监管费用是政府监管部门通过一些监管措施防止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所耗费的物质费用和劳动消耗等;社会损失成本是会计人员出现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惩罚性收益是政府监管部门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所获得的收入。社会损失成本和惩罚性收益之差,笔者称之为社会净损失。这三部分的确定如下。

    2.1 确定合理的政府监管费用和社会损失成本

    假设惩罚性收益一定时,用a表示政府监管力度,t表示政府监管费用,m表示社会损失成本,r表示惩罚性收益(为常数),则政府监管总成本T为:

    T=t+(m-r)

    其中,t=f(a);m=g(a)。

    随着监管力度a不断增大,社会损失成本m会不断降低,根据经验统计数据可知,社会损失成本m可以表示为监管力度a的非线性函数,假定此函数为g(a),因为假定r为常数,社会净损失m-r也是a的非线性函数;政府监管费用t是随着监管力度a的增大而同方向变化的,也可表示为监管力度a的非线性函数,设为f(a),则:

    T=f(a)+[g(a)-r]

    用横坐标表示政府监管力度a的大小,纵坐标表示成本的变化,政府监管费用t和社会净损失m-r的大致关系见附图,随着政府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力度a的不断增大,政府的监管费用t不断增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引起的社会净损失m-r将会越小。

    根据函数的性质可知,我们在图中总可以找到一个点,使得政府监管费用t和社会净损失m-r之和最小,即政府监管的总成本T最小。一旦找到这样一个点,就可以确定政府监管力度a和对应的政府监管费用t、社会损失成本m的大小。

    当然,要确定成本函数的具体形状并不容易。从长期来看,政府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和过去的经验,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从而得到政府监管成本曲线的具体函数。

    2.2 确定合理的惩罚性收益

    假设惩罚性收益由r提高到r′(r′>r),如上图虚线所示,此时的社会净损失为m-r′,在惩罚性收益在r′水平下的监管总成本为T′。由附图可以看出,随着惩罚性收益的提高,政府的理性选择总成本会下降,使总成本最小点向左下方移动。由此可见,惩罚性收益对总成本曲线的位置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惩罚金额是根据其违法收入的数额来确定的,但这种惩罚金额确定的方法并不合理,因为任何惩罚都是希望达到遏止犯罪的目的,而不在于报复,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是如此。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进行惩罚的目的是消除或减少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可能性,而要消除这种可能性,政府必须有科学的惩罚依据。

    要减少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原因是这些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损失,因此,政府对会计人员违反道德行为的惩罚金额,应当根据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数额来决定。但也不是说社会损失是多少,惩罚金额就是多少,惩罚金额应该是该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给社会所造成损失的数倍才合理,因为并不是所有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都受到了惩罚,特别是由于监管力度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有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并没有受到惩罚。如果对被查出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只相当于给社会造成的损失,那么仍然很难阻止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这些行为没被查出的话,会计人员将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而且没被查出的机率是很高的。

    除了让被查出的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负担自己行为的惩罚以外,还必须让他们替没被查出的会计人员接受惩罚,这才能真正达到遏制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目的,惩罚性收益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政府对某会计人员的惩罚性收益=该会议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失×监管机构计算的惩罚倍率

    监管机构计算的惩罚倍率=1/被惩罚几率

    例如,假定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被惩罚几率只有1/4,那么对被查出的会计人员,惩罚性收益就是该会计人员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失的4倍。

    3 结论

    面对会计市场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介入,进行会计市场监管。如何确定政府监管的力度,使政府付出最少的监管成本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就有一个成本分析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找到政府监管总成本最小的点,得出政府监管力度的最优数值。而该点的寻找可根据统计数据和成本性态拟合出的政府监管费用和社会净损失曲线中求得。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

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一，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提供了区域政府合作治理的客观必要性。要素可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包括矿产、河流、人口、气候等，后者包括资本、技术、文化水平、设施建设、制度环境等。区域间的这种要素分布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方式和经济内容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互补性，进而促使地区之间资源、要素的交换与流通。①然而，各地在根据各自生产要素的差异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时，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非站在整个区域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这就往往导致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因此各地政府之间必须积极进行协调，加强合作，才能使各地区作出正确的产业发展定位，形成错位竞争。在这种相互交流、合作中，优势互补，形成彼此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使得各地区以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之和”的区域经济效益。

其二，根据博弈论，破解“囚徒博弈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人是“理性经济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博弈局中每一个人可能会选择合作博弈，或是非合作博弈，从而陷入一种所谓的“囚徒博弈困境”。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皆以追求本国或本地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逻辑。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面临着类似“囚徒困境”式难题。各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会偏好选择一种“先要利己，不管利他”的主导策略。这种理性选择，从短期来看能给自己一方带来利益，但与此同时却让对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而是一种正负相抵的“零和博弈”。一旦各方都采取不合作、不协调的主导战略，那么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各方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既损害了各方的现实利益，也不利于区域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如果区域内各政府能够从整体上考虑，而不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选择合作策略，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多赢的局面。不过，由于各方还有隐瞒其他局中人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因而各方政府之间即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也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各地政府除了要达成合作共识外，更需要建立起一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制定统一的合作制度或规则，建立统一的协调合作组织，提供统一区域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使合作更加充分可靠。 其三，避免“公地悲剧”需要区域政府合作。由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式博弈，使得在区域合作过程中，一些共享的、稀缺的、可流动性的资源被过度利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共享着一种或多种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这些资源都具有非排他性。基于自利性考虑，各地都想尽可能多地使用共享资源，甚至有些时候是不负责任地掠夺使用或破坏，而一个地区对共享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会刺激其他地区效仿，从而最终导致资源和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即便是某一地区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对某一共享资源实施了保护性措施，但却不能促使其他相邻地区也采取同样手段，也不能阻止其他地区“搭便车”享受由于其保护性措施所带来的效益；或者是当某一地区主动限制自身对共享资源的使用量时，它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合理足够的补偿，相反只会给那些不限制自身使用量的地区带来不需成本的好处。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各地对共享资源无度使用，酿成公地悲剧。因此要想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避免公地悲剧问题，就必须加强区域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区域合作过程中行为约束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对共享资源的保护和有效使用。

其四，根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③

此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内多元主体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大团体，十分强调区域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协作，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同样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即每时每刻都在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个主体不会促进集团的公共利益，即不能实现区域的最大利益。因此，为了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促使集团成员采取合理行动促进集体利益，保证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通过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建立起“外部强制规则”和“选择性激励机制”。外部强制规则就是通过规则力量和强制手段压迫或说服理性个体去服从集体行动的要求，也可以理解是通过法规及执行机关，强令群体的成员履行对生产区域公共物品的职责；选择性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定举措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搭便车者”和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作贡献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解决区域间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制度框架，确保合作顺利运行；有利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三、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的结构框架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一般是依据系统要素合作的系统性原理而构建的。系统的运行需要有动力机制、组织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存在，因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应包括动力、组织、约束和协调机制这四大要素。这些机制相互关联，并在共同协调作用下，确保各要素在战略上实现其各自的价值目标。如果机制不健全，将会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中上述运行机制进行有效的构建。

1.动力机制

利益是人们（包括政府在内）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区域经济合作实质上就是追求实现区域共同利益，只有利益共享，才可能有稳定的、长久的合作。但在区域经济合作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优势方和劣势方，以及由此产生的双方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这就需要合作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合作关系就会破坏，彼此利益都会受损。因此，区域政府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取决于能否平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双赢或共赢，这就需要区域内各方从战略高度上摒弃一事一物上的争夺，设计出一套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都能分享利益的制度，建立“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

区域利益分享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契约型分配方式、股权型分配方式和分工型分配方式等三种类型。④据此，区域利益分享机制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一是跨界合作机制。在区域边界开展形式多样的跨界合作，快速推动区域的发展和融合。二是项目带动机制。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和推进一批对各方都有利的项目合作。三是区域产业分工。区域产业分工的本质是在充分利用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生产，通过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来获得区域整体利益。由于产业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实现产业利益分享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种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存在比较优势，也可以体现在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合理安排。它还可以是不同产业合理的空间分布体现出来的结构利益。产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要逐渐形成有区域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分享这种合理产业结构带来的利益。⑤四是区域贸易。区域贸易是区域合作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各方通过区域贸易，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收益的分配。⑥五是第三方调节。它是区域合作收益的补充，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实现。

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是通过纵向的和横向的利益转移来使区域内各方的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一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于调节上下级政府之间纵向财力不均衡和各地区之间财力横向不均衡，缩小地区间基本行政能力的差距，促使地区间财力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各地区政府都能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二是产业调整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区域产业调整中，优势一方必须给予劣势一方必要的补偿，让双方都共享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收益。三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

制度。借鉴欧盟的经验，设计多种扶持基金（如结构基金、聚合基金、团结基金等）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借助这些扶持基金的组合使用来落实区域协调政策，使落后区域能追赶发达区域，重构那些衰败的区域，振兴萧条的农村区域，扶持城市或跨界地区的滞涨区域。四是对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的补偿机制。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各种财力补助和转移支付的形式对那些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进行补偿，实现地区间的利益协调，而其他地方政府也应该通过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承担外部性公共物品的部分成本。五是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这是保证区域内各地区之间保持长效合作的利益机制，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生态效益的受益和受损情况，按资源和环境容量有偿使用的原则逐步建立生态补偿体制。 制

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区域内政府合作的顺利实现需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载体，即通过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来进行。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多层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体系至关重要。

首先，在中央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专门负责全国性区域公共管理的协调机构——区域协调委员会。这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必须能够跨越原来的中央政府的条条块块限制，能够综合各个部门的资源，为区域公共管理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它负责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进行指导，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相关的法律和规则的制定，对区域管理机构进行约束和监督，以促进和保证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其次，在地方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得到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认同的、民主的和高效的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合作机构——区域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这个区域协调机构主要是负责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统一的区域公共服务，协调和解决各地方政府之间矛盾，并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下设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再次，在非政府层面，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地区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

此外，还要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的组织服务平台，如资金平台、信息平台、中介平台、人才平台和其他专业化服务平台等。

3.约束机制

构建一定的合作约束机制，对合作过程中各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规范，那么区域政府合作就会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合作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大幅度增大，从而为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一定的障碍。国际经验也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快慢与有否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直接相关。因此，在区域政府合作的进程中，区域内各政府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必须以法律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规则应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为区域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二是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搭便车”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以使违规者和搭便车者望而生畏。具体而言，区域合作规则的内容可包括：一是明确区域合作章程中的行为规则条款。二是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合作规则。如制定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以此协调各地区的政策行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三是明确有关违反区域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与经济赔偿规定。四是建立协调区域合作冲突的组织，负责区域经济合作中矛盾和冲突的裁定。五是通过相关政策和法规对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进行规范，对非规范性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制度安排。

4.协调机制

区域政府间合作需要建立基于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多层次的协调合作机制。区域政府就区域经济合作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真诚的对话、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形成相关的区域公共政策并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区域政府合作其他机制得以建立健全的政治前提。首先，建立区域省（市）级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和定期磋商机制。据此协调各行政区间的利益，解决各行政区间的公共服务问题；统一行使跨行政区的职能，在中长期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思路、重大政策举措、市场

则、产业布局及结构优化、跨地区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协调与衔接。其次，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跨行政区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推行区域内干部交流和相互挂职制度，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培育协作精神和共赢意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再次，建立以国家部委、区域内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区域发展咨询委员会”、“区域经济协调联合会”等咨询参谋机构，为经济一体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最后，鼓励民间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组成跨行政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市场共同规则，联接和整合区域各类市场资源，培育和建立区域统一、开放的市场。扩大和加强经济区内民间团体、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构建多层面的有效合作协商机制，广泛推进这些组织的联动、联合。

此外，区域政府合作还需要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区域协调手段与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

篇6

【关键词】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

【作者简介】闫建，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重庆400041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46-06

党的十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这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有效执行政策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县级政府尤为如此，“其工作重点在于执行，即努力贯彻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以及下达的指令和任务。”

近年来。各地县级政府通过积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执行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一些地方仍存在着执行偏向、执行不力、执行低效，甚至“阳奉阴违”的现象。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着手，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一系统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发展作一前瞻，以期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在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等数据库中仅检索到了17篇相关研究文献（其中学术论文7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8篇，学术会议论文2篇）。研究成果最早见于《领导科学》杂志2006年第18期上刊载的《县级政府提高执行力的四个着力点》。文章提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重点应从振奋精神、协调沟通、创新方法和严明纪律四个方面着力。由于该文具有较强的工作总结性质，笔者以为具有学术韵味的最早研究当推《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博弈分析》一文；该文发表在2008年第2期的《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上。

（一）研究的主要视角

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而研究视角不同。对问题的解析便不同。综观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

1.系统论的研究视角

系统论强调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与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其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一些学者将系统论引入到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当中。如都天隽认为，“应该将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各个构成要素即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机制和执行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而不能将各个要素孤立起来，采用简单的线性方法进行研究。同时，系统理论为揭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问题的根源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提供了参照模板。”杨振华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要想提高县级政府执行力就必须深究根源性原因，从主观和客观的方面去全面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力低下问题。”他们对县级政府执行力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各个角度去剖析执行力低下的成因，进而提出了解决对策。

2.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视角

建立在“经济人”和“理性个人”两个假设前提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现如今，集体行动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社团治理、社会运动、政府改革和国际合作等研究领域，为人们认识和处理政治实践中的合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视角。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陶盛阳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在这一集体行动中，执行主体特别是执行人员的个人理性实际上是难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的。过分强调执行人员的自觉性、缺乏制度约束和利益激励机制是导致出现种种执行力问题的重要原因。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进一步规范政策执行中政府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是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都天隽认为，集体行动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对于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同样适用。“在我国的县级政府执行过程中，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强制执行还存在许多不足，只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才能有效地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

3.博弈论的研究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博弈论，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其他诸如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研究县级政府执行力。李院力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上级政府（政策制定者）与县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者）的博弈，还存在着县级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博弈。因此需要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与事，实现博弈双赢，体现社会公共权利优势，改变博弈均衡点。闫建认为，从宏观来看，县级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执行主体、执行对象和执行环境的相互契合，“执行主体”在三者中起着主要作用。从微观来看，县级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权责利三者的有机统一，三者有机结合方能提升执行力。“利”（利益）在三者中起着主要作用。因此，执行主体的“利”是影响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因素。要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就必须引导县级政府正确处理执行中的利益关系。

此外。一些学者还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街头官僚理论等视角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作了剖析。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有关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执行力的现状分析、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和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分析等几个方面。

1.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

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概念上。学术界趋于认同一致，并逐步深化。内涵界定包括什么是县级政府执行力，以及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构成两个方面的认识。李院力认为，“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就是指县级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运用其行政资源，为完成一定的行政任务所表现出的能力。”刘洋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县级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日常事务和有效贯彻实施法律、政策、决策、法令、战略计划的内在的能力和力量。”其重要构成要素包括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制度、执行环境。曹智忠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指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上级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工作任务，实现县域内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进行决策、执行决策、监督决策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操作和实现能力及效力。包括县级政府的领会力、决策力、组织力、创新力、评估力、调整力、问责力等。”许才明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指县级政府为了贯彻执行以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及同级政权组织为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通过对自身所拥有的各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制定并实施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一种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共政策的全面科学理解、实施、评估、反馈和完善的能力；二是对自身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基本职能，实现行政组织目标的能力。”

2.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执行，特别是高效执行对县级政府的重要性。刘洋、都天隽认为。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市级政府与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把县级政府单列出来。进行分级研究能弥补一些理论的不适应性，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陈中、周斌、闫建认为，县级政府承上启下、沟通城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郡县治、天下安”的古训在今天仍然很有道理。官晓慧认为，“县级政府作为农村地方政权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大规模的农村行政区域和农村人口使农村政治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杨振华认为。由于县级政府的特殊地位使然，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就成为国家政府完善治理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其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是实现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保障。

3.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现状分析

学术界从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成效和不足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侧重于不足。陈中认为，伴随着县级政府执行意识总体上增强、执行规范化建设逐步加强、执行者素质得以提升、执行条件有所改善，从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执行评价与执行实践等方面看，县级政府执行力水平在总体上表现为提升的趋势，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执行人员不作为，执行不力；执行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法不依，自由裁量权滥用。郭小林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主体与权责配置的分化、执行情况与流程设计的背离、执行取向与结果反馈的脱轨三个困境。陶盛阳、刘洋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手段单一、执行程序复杂；政策质量不高等问题。华正歧、杨振华、闯建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低主要表现在执行缺位、执行越位和执行错位。许才明认为，县级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上常常出现执行无力、执行不力、执行费力和执行过力等四个方面的偏差。

4.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

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陶盛阳认为权利责任关系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政府的人事制度与组织结构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与监督机制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影响、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等造成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郭小林、刘洋认为行政体制不完善、政府部门利益化严重导致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陈中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依赖于行政主体因素、行政执行制度因素、行政执行资源因素、行政执行环境因素等四个方面因素的齐全、优异和相互协调。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正是由于一些因素不完善或性能不高，或者各种因素未能优化组合。曹智忠、杨振华、都天隽、孙蔚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归咎于因为职能定位不当、公共政策本身质量偏低、执行主体素质不高且因利益追求行为失范、执行客体行为失当、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且乏力。

5.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对于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一些较高质量的对策和建议。贺毅峰认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需要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理顺纵向政府各层级之间的事权关系、规范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权分配、健全政府各层级间关系的法律法规。陶盛阳、杨振华认为，通过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利益共享、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的利益均衡机制可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闫建认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必须正确引导县级政府处理执行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努力满足县级政府执行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两大条件。”另外，他还认为加强县级政府与其上级政府、县级政府与其辖区民众之间的信任合作将十分有益于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郭小林、刘洋、都天隽、周斌强调了从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和领导层面努力。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执行力文化。推进服务型县级政府建设和执行力型县级政府建设。此外，大多数学者还都论述了提升县级政府执行主体的素质、加强对县级政府执行的监督监控和行政问责。

（三）研究的简要评价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从多维视角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作了研究剖析。研究内容涵盖了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现状分析、原因探究和提升路径等方面；研究成果既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实践，也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1.研究的针对性不明显。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县级政府”，但从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一些研究由于缺乏深入的实际调研，尚不能准确把握县级政府的特点、全面分析县级政府的执行困境，导致所提出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对策放在其他层级政府也基本适用。2.研究的实效性不够强。由于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研究欠缺。就执行力而谈执行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这种对县级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特别是省直管县新的语境下的县级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研究无疑不能准确把握县级政府执行不力的病症，实现药到病除。3.研究的视野不开阔。学者们在注意到了利益的多元化影响了县级政府执行的有效性，县级政府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同时却忽略了县级政府的公共性、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以至于无法解释县级政府的一些执行现象和提出执行力提升的对策。4.研究的方法不全面。大部分学者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重定性分析和规范研究。而对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加精确与精细，县级政府执行力也应有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缺一不可。5.研究的深度不够。把县级政府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微观研究的多。对其与政府运作大系统及社会其他系统的研究少。而探究县级政府执行力系统的良性运作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以及这个执行系统与有效政府大系统之间的互动状态。更有利于真正掌握县级政府执行力系统的运作规律，从而避免提供的具体对策和条框性建议操作性不强。因此。下一步推进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仍有着较大空间。

二、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前瞻

费斯勒（James W.Fesler）和凯特尔（Donald F.Ketfl）曾说：“政策的执行并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软弱无能和非回应性会削弱政治系统本身。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政府的决策和项目加以执行。”县级政府处于整个政府层级的较底层，执行政策经常需要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其执行力的提升对我国政策执行目标的最终实现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实现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升。笔者认为，下一步推进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深入研究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细化研究

“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出，较之笼统地研究“政府执行力”、“地方政府执行力”已有较大进步，代表着政府执行力的分级研究已经确立，但细化研究需要在今后不断推进。目前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研究县的多，研究区的少，研究中常常“以县概区”，与其说是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倒不如说是县政府执行力研究。实际上，县级政府包括区、县和县级市，三者虽统称为县级政府，但之间又有较大不同。例如，由于直辖市没有地级市一级行政区划设置，与其他一般省份相比，直辖市辖的区、县政府的行政级别要高一些，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权限要大一些；即使在直辖市内部，区、县的行政级别、行政管理权限也不完全一样。此外，在同一省份中，区、县和县级市的管理侧重点也有较大不同：县更多的侧重农村和农民，区和县级市则侧重于城市和市民。因此，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不能以点概面，今后可细化为直辖市区县政府执行力研究、区政府执行力研究、县政府执行力研究。以及几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发现问题、剖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加强新时期县级政府职能的研究

县级政府的职能决定着县级政府的结构和运行，是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改革的“牛鼻子”。如果不能对县级政府的职能作出清晰准确的界定。县级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事无巨细。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必将导致县级政府执行力不高。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省直管县和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等一系列改革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社会服务不断向基层延伸，这些都对县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同层级的政府，其职能定位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来统一描述各级政府的职能。县级政府是直接面向基层、功能齐全的政权组织；国家的方针、政策到了县政府这一级就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其大量的工作是管理和执行。因此，如何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职能进行细化和科学定位、如何通过快速的职能转变和有效的职能履行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值得深入研究。

（三）加强省直管县背景下执行力研究

省直管县是今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省直管县将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管理权限，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改进公共产品的基层供给状况，其在给县级政府执行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保证的时候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省直管县背景下，由于管理幅度的增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要求与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要求相比更具模糊性。县级政府在执行中具有更大的自，而这种自除了可能带来县级政府的创新执行。也可能带来县级政府的歪曲执行。同时，省级政府没有精力也不太可能比市级政府掌握更多的关于县级政府的执行信息。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会有增无减，加之两者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县级政府更容易倾向于去执行那些可能违背上级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更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加强省直管县背景下的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需要关注新背景下省级政府如何科学地设计弹性政策框架，使相对模糊的政策也有所界限。如何有效地对县级政府执行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与甄别，以及如何有效地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进行科学的监督控制、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

（四）加强县级政府“道德人”的研究

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一些学者将县级政府看作理性的“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对利益的不当追求导致了执行力不高；县级政府是否参与、是否积极参与上级政府和辖区民众的委托、如何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进行有效监控、考评和奖惩等都是基于县级政府“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人”理念在目前的研究中独占鳌头。但往往忽略了“公共精神”的研究；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深层结构和灵魂要件的公共精神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宗旨、目标和运行模式。公共精神的缺失从根本上弱化了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县级政府（其他层级政府也是如此）不仅仅是“经济人”，它还是“道德人”——“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因此，仅仅从“经济人”的角度进行利益规避设计（如利益引导、利益共享、利益调节、利益补偿）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是不够的。今后需要加强从“道德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强化县级政府“道德人”理念，大力弘扬公共精神，使政府的行为真正以公平正义为宗旨，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责任为依托，以公民参与为支撑，能够更好地服务当地民众。

篇7

关键词：展会项目；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隶属度

0 引言

企业投资项目是指企业将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资产投入到某种具有特定目标的对象或事业，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任务。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价与分析，是实现项目决策科学化，提高项目效益及其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企业投资项目从项目资产的构成来分，可以分为有形资产较多的实体项目及无形资产较多的价值服务项目。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完善，投资项目日益增加。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价已成为项目投资前的必备工作，其中以有形资产较多的实体投资项目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这类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的研究也逐步成熟。但是对于无形资产较多的投资项目，像展会、博览会等的评价方法的研究尚未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对于项目中较多的无形资产无法定量化，因此在使用以往的评价方法时会出现评价精准度较低甚至失真的情况。随着项目评价方法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些可以用于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的方法逐渐出现在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同时得益于大批学者对于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大量研究和创新，类似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蒙特卡洛模拟法、层次分析法等评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很大的应用和推广。同时，类似于展会、博览会等价值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众多投资企业青睐的对象。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世瞩目，成就一时美谈，也将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选择合适的项目评价方法并加以改进，在保证较高的评价精准度的前提下，实现定性指标定量化的研究成为评价此类项目的关键。

本文以展会项目为例，对企业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此类无形资产较多的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的选择研究，提出如何合理选择此类项目的评价方法并加以改进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定性指标定量化及评价精准度两方面的要求。

1 文献综述

1.1 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综述

综观现有投资项目评价研究文献，投资评价理论方法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净现值法（NPV）为代表的传统投资评价方法；第二阶段是以加强传统投资评价方法对不确定性的分析能力为目标的风险分析技术；第三阶段是以B1ack和Scholes（1973）的期权定价理论为基础,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权（Real Option）方法；第四阶段是在期权定价理论方法基础上,利用博弈论思想和建模方法形成的期权博弈（Option Games）方法[1]。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理论均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原有方法在某一方面的缺陷，但是总体来讲不同的评价方法成立的前提假设存在差异，适用的条件也存在差异，导致评价结果的差异。因此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适合的评价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现行的投资项目评估体系通常将投资多目标综合评价体系分为风险评估子系统和效益评估子系统。目前国内外对于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几类：（l）在该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以投资项目的财务资料为基础，采用技术经济学的一些原理与方法进行评价决策，典型的方法为净现值法；（2）依据现代管理理论进行评价决策的综合评价方法，比如层次分析法（AHP）、专家打分法、模糊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2]，这些是目前使用相对较多的方法；（3）将金融资产定价模型，主要包括CAPM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3]，运用于企业投资项目的评价决策；（4）应用数学理论与方法，如数学规划、灰色函数及仿真等对企业投资项目的评价决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于无形资产的评价不够重视、评价指标体系的不标准以及隶属度函数确定的方法存在缺陷。

由于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投资方案原始数据的处理、权数的确定、对评价方法本身掌握的标准以及采用的计算方法的不同，同时由于单个评价方法在使用时存在较大的限制和缺陷，因此需要我们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组合，扬长避短，把多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兼容起来对研究对线进行判定。

1.2 展会项目评价综述

目前对于展会项目的前期评价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后期的展会绩效的评价，研究的角度也是基于展会筹办方或者第三方监管部门。国外对于展会的评价体系在逐步成熟地发展中，其中以德国的FKM组织、法国的的国际展览联盟（UFI）及美国的成熟展会公司的评价最为成熟。以美国为例，美国参展公司对展览会常使用34种评估标准，其中14项被普遍认为非常重要。这16项标准可以归为4类：即参展企业质量、参加数量、展出位置和展出管理。

在国内，主要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行业标准SB／T 10358-2002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作为展会评价的主要指标，该评定将专业性展览会的等级评定分为四个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A级、B级、C级、D级。等级的划分是以专业性展览会的主要构成要素为依据，包括：展览面积、参展商、观众、展览的连续性、参展商满意率和相关活动等方面。其中对专业展览会等级的具体评定标准做出规定。这个规定是采用对专业性展会各构成要素的评分来最后确定其等级的，所有构成要素的满分是720分，其中“展出净面积及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一项分值为150分，“参展商”一项的分值是70分，“观众”为100分，“展览连续性”占50分，“参展满意率”占150分，“相关活动”占80分。在附录中还规定，A级的最低分数线是546分，B级为420分，C级是216分，D级则为108分。2003年末，为了促进展览城市办展环境的优化，帮助和引导城市会展业的发展定位，经济日报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全国城贸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组成专家组，制定了国内第一个“展览城市办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综合了区域经济、城市竞争力、会展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应用了22项与办展环境相关的指标，力图对我国的城市展览环境有一个较客观和科学的评价[4]。尽管如此，国内对于展会的评价体系仍处于没有系统性的状态，需要很多方面的改进和完善。

在展会评价方法的选择上，由于展会项目中无形资产的大量存在，并且构成了对展会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传统的评价方法对展会“价值”或“服务水平”等无形资产指标无法进行准备的定量评价，同时评价方法的精准度也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对于我国展会项目的评价一方面要结合以往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对展会投资项目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该项目进行评价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对评价方法进行改进以提高评价效果的精准度。

1.3 小结

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及差异性需要与特定的评价对象相符合才能正确实施评价，进而保证评价的精准度。在上文的综述中不难发现，展会项目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在对其评价时要能合理地分析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扬长避短，以最合适的评价方法组合完成评价。其中，难点就在于展会项目中众多无形资产的评价，因此合理确定评价方法组合是影响展会评价成败的关键。为后续研究方便，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文献对展会投资项目界定如下：风险投资企业以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资产投入到某特定的展会中去，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展会投资项目来讲，于其他项目不同之处在于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强、项目评价困难等。

2 展会投资项目评价方法的选择

2.1 基于展会项目指标分类的评价方法选择

自1999年以来对于展会项目的评价就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于展会项目的特殊性，它不仅具有其他投资项目的普遍特征，另外还包含了由很多无形资产构成的因素，诸如品牌因素、价值因素等。在前人的研究中对于展会项目的评价主要是从基础性指标、产业特性指标及品牌无形资产指标[5]三方面入手的。接下来本文就三类评价指标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展会项目评价方法选择的标准。

基础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展会项目所共有的，包括客观的、有形的硬性指标，例如展览面积、参展人数等；另外一类是所有投资项目共有的指标，如财务指标等。基础指标具有客观性、时效性和普遍性。对于基础指标的数据采集一般可通过审计公司或者政府监管部门获得，数据的可靠性及客观性可以得到保证。鉴于展会项目的基础指标具有客观性强，可得性高的特点，因此传统的评价方法即可实现，比如财务评价可采用投资回收期法，净现值法等，对于财务风险的评价可以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进行；对于展会项目共有的硬性指标可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现等。总的来讲，展会项目的基础指标在评价时适用的评价方法众多，因此在选择的空间相对较大，在后续分析中可以根据以下两类指标的特点选择整体适用性最高的方法进行评价。展会项目基础指标的特点决定了其评价方法可多选性的特点，但同时也应注意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中的客观和实事求是，进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精准度。

产业特性指标，具有浓厚的行业特色，主要是对展览会项目的整体进行评估，包括展览前台工作和后台工作，涉及对展览环境、展览主题、展台设计与装饰、广告及公关宣传力度、展会后勤服务、展会的即时效果及潜在效果，展会的社会效果及经济效果等，属于展会价值评价的一部分。这部分指标行业区别度大，并且绝大多数属于主观性的软性指标。因此这类指标具有主观性强、标准不统一、测量难等特点，是否能实现对于该类指标的采集和量化是选择评价方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评价方法选择上的首要要求就是能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将软性指标的信息量化处理，在保证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后续的项目评价。因此在评价方法选择上，可供选择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以及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方法。对于以上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分析如下：因子分析法利用李克特量表将软性指标量化处理，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程度，同时处理过程和评价过程简单易于操作，缺点在于量化处理的过程中主观性太强，没有采取一定的措施尽量避免主观性造成的差异；对于模糊综合评价及AHP方法，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了分层处理，确定了权重，同时在模糊综合评价时，利用隶属度函数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主观性造成的差异进行了最小化处理，同时该方法体系中还包括一些验证方法，进一步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精准度，缺点在于计算繁琐，工作量大。因此总的来讲，对于展会项目的行业特性指标，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是关键，在此基础上权衡各方面的意见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

品牌无形资产指标，是从品牌资产的认知度、美誉度和忠诚度三个维度来衡量展会项目的无形资产，同样也属于展会价值评价的一部分，该类指标具有难量化、难评价等特点。在数据采集方面与产业特性指标的不同之处在于品牌无形资产的评价要集合消费者的看法。对于无形资产的评价在项目评价中暂无前例可循，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首先要结合展会项目的特点及无形资产的评估中应注意的问题，遵循《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和《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等有关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品牌无行资产又存在不同与其他无形资产的特点，它的调查对象为消费者，需要结合消费者的反应和企业的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因此以往只适用于企业技术、专利等的单方面的评价方法，诸如市场法、收益现值法和成本法等均不适用于品牌资产的评估，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和AHP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美誉度和忠诚度进行评估，一方面该方法可以对这些定性信息定量化处理，另一方面将信息分层处理，确定权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性差异造成的影响，缺点在于消费者群体这个样本很大，打分过程可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结合上述三类展会项目评价指标特点的分析，接下来本文指出了针对展会项目评价方法的选择标准：第一，能够客观地进行数据采集；第二，能够根据展会特点实现定性指标的定量化分析；第三，能够综合全面对展会项目进行评价；第四，能够保证评价结果的精准度。因此按照对于展会项目指标的三种分类，在对展会项目进行评价时可采用组合的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和AHP结合、AHP-ANN相结合等组合方法，利用方法的互补性，扬长避短。

2.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介绍

例如模糊评价的指标因素即C层因素共有m个,C = {c1,c2,…,cm}。评价等级选用常用的五个等级V = {v1,v2,v3,v4,v5},即{优、良、一般、较差、差},对单因素ci（i =1,2,…,m）做评判,通过前述方法得到单因素ci对等级vj（j=1,2,…,5）的隶属度rij,即因素ci的单因素评判向量ri=（ri1,ri2,…,ri5）,这样m个因素的评价向量就构造出一个总的评价矩阵R。即每个被评价对象确定了从C到V的模糊关系R,矩阵为:

一般将其归一化使∑rij=1。然后根据层次分析确定的C层因素对于总目标A的权重有P=A*R。将P归一化,可得P''=p''1+p''2+p''3+p''4+p''5=1。

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是被评价事物对各等级的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它一般是一个模糊向量,而非一个点值,因为它能提供的信息比其他方法更为丰富,若对多个事物比较并排序,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即计算每个对象的综合分值,按大小排序,按序择优。比如对上述5个等级,好为100分、较好为50分、一般为25分、较差为12·5分、差为6·25分。可以根据对各个等级的隶属度计算出综合得分,即S=■p''j×Sj，S为相应的分数。

2.3 评价方法的改进

以上本文分析了基于不同分类指标的评价方法的选择问题，在解决了方法选择问题之后，如何保证评价结果的精准度又是一个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结合以上评价方法的选择分析的基础上，以模糊综合评价和AHP相结合法为例，本文认为提高评价结果的精准度重点在于把握隶属度函数的确定问题。

隶属度的确定方法通常有以下两类，一是根据数据特点选用法国的卡夫曼教授曾经确定的28种隶属度函数；二是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隶属度。此外为了提高隶属度确定的精准程度可以根据行业或者同类公司情况模拟隶属度函数进而确定隶属度。

对于基础类指标，由于其客观性强，同时很多指标存在行业标准值；而对于行业特性指标，其行业特性较强，行业差别及评价标准也较大。因此对于这两类指标在隶属度确定时应采用第三种方法：根据行业标准值及同行业多家公司估算隶属度函数。其原理如下：利用统计学方法建立符合实际的隶属度函数。设在某一区间的样本观察值为Xl，X2，…，Xn，由于样本观察值来自总体，故反映了总体的客观实际。区间两个端点的隶属度是己知的，如图4一2中所示，“好”的隶属度，100为1，50为0，即该区间内“好”的隶属函数一定通过两点:（100，l），（50，0）。由于确定一条曲线至少需要三个点的坐标，因此除两个端点外，还需要找出另一个点。考虑样本均值这个特殊点，隶属度应该要反应指标之间的对比程度，因此某一区间内的样本均值的隶属度应该是0.5那么选取参数a，b，C的值，从而确定该区间上的隶属度函数。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对于行业特性指标的评价，由于专家的权威性较高，因此在打分时可以采用专家打分法而后根据不同行业进行区分评价，在同一行业内根据专家打分模拟隶属度函数，尽量规避由于行业不同对评价结果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精准度。

对于品牌资产指标，由于其调查对象为消费者，数据量较大，因此样本可以假设为来自正态分布的样本，在确定隶属度时可以采用法国的卡夫曼教授曾经确定的正态型隶属函数g（x）=e- （x-μ）2/2o2。

综上分析，基于不同指标分类进行了方法的选择问题的分析，在评价结果精准度的问题上，结合不同的指标特点进行了改进，进一步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展会项目的评价方法的研究，分析了定性指标较多，存在大量无形资产的展会项目在评价方法的选择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及在提高展会项目评价结果精准度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以基于指标分类的评价指标选择为例对于三类展会项目指标：基础性指标、行业特性指标和品牌资产指标，根据不同的指标特性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并推荐了该类项目评价的方法组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和AHP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方法间的互补性，扬长避短。此外对于如何保证评价结果的精准度问题，本文同样以各类指标特性为依据在隶属度的确定上进行了适当的改进，对于基础类和行业特性指标根据行业标注值和同类公司的数据进行模拟估算隶属度函数，以提高隶属度确定的准确性。

鱼和熊掌常是不可兼得的，本文在提高隶属度的精确性上有了一定的方法改进，但是同时增加了工作量和计算量，处理过程相对繁琐，消耗的时间较长。因此在选用时需根据评价方的要求及展会项目的情况选择综合合适的方法进行项目评价。此外，本文是基于不同分类指标的评价方法选择和改进，针对性较强，在后续展会项目评价问题的研究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 何德忠,孟卫东.期权博弈理论发展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7（2）:148-150.

[2] 王敏.风险资本投资方法浅析[J].运筹与管理,2002（6）:I19-123.

[3] 刘思峰.赵亮.风险投资评价的一种新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01（2）:22-26.

[4] 隋鑫.模糊综合评价技术在展会评估中的应用初探[A].2006中国首届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P178-192.

[5] 杨芳平.关于品牌会展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探[J].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1）.

[6] 司浩婷.ABC公司无形资产评估研究[D].兰州大学,2010.

[7] 张红.基于AHP-ANN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估方法研究[D].中南大学,2005.

[8] 彭佑元,颜实.不同行业投资项目评价核心指标体系选择[J].工业技术经济,2009（12）.

[9] 杨杰,辜应康.基于展会商的展览会选择与评估研究——以2007年上海电子工业展为例[J].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09（3）.

[10] 单荣,张潇日.基于因子分析方法下的创业投资项目评估模型[J].工业技术经济,2007（12）.

篇8

摘要：约束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和互动模式产生影响，进而形成迥异的市场发展结果。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政府约束制度对市场约束制度的替代。为了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以修正企业债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形成良性的市场互动机制。

关键词：企业债券，制度，政府约束，市场约束

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最初的迅猛发展，还是急转直下的快速萎缩，直至最近出现的可喜抬升势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强势干预，才造成了企业债券市场自身的约束性制度无法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表现出极大扭曲。深入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是我们认识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对市场构成不同影响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从约束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债券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导论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

本文依据约束性制度安排的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行为选择的不同，进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实施机制，将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分为两类，即政府约束制度和市场约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假设对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发债主体的债务责任存在法律的硬约束，即如果出现逾期不能偿债付息，发债企业将面临法定的破产清算；(2)假设两种约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这一假设是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标对模型研究的可能影响。

二、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

企业债券市场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具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动机，以实现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充分有效。为实现此目标，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从而对可能的高违约风险企业构成市场进入限制，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政府、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构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就形成了政府约束制度的实施机制。市场参与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约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和年度发行额度计划。同时，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非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几乎没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并且从1994年开始，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受到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数量也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债券的发行价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企业一次性发行的债券数量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性规则约束，对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一般的财务理论，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企业根据不同的融资成本对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行排序，进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证明，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因此，在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的年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国，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发债的非财务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风险成本。虽然政府对债券发行价格的管制，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但由于非财务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与非财务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资的成本。这就使得大部分企业尽管对债券融资有内在的强烈需求，但是在过高的融资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缩去寻求新的融资途径。

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而其筛选的标准却是选择那些国有独资或具有市场垄断背景的特殊企业，从而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目标，即降低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资本的运用效率为代价的。企业债券市场的价格管制，使这些特殊企业获得了相当廉价的资本，从而造成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准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约束压力。它们相信，即使出现企业信用危机，国家也会承担最后的还债责任。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的低效率运用，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而且被获准发债的企业事实上也都具有“准政府”的特殊性质，这也就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投资于这些企业债券是没有违约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发债资格的审批，其实是承担了对债券的隐性担保责任，企业如果出现违约行为，投资者必然认为是政府的审批环节出现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承担还债义务。在实践当中，政府也确实没有让投资者失望过，许多发债企业无法到期归还的债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担了下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该由投资者承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责任却被审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能力低下，对证券市场缺乏风险意识。由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畸形依赖的恶性循环，投资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越是要出面保护，政府越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投资者，投资者就越是成熟不起来。投资者群体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由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行为扭曲，直接导致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市场需求不足，严重限制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有持久广泛的需求者作为支撑，而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用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资者，而不是发债企业。如果一个行业不服务于它的真正需求群体，那么它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信用信息产品供给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只能服务于发债企业，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体即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因为，通过行政审批的发债企业，获取信用评级机构的债券信用评级仅仅是为了履行债券发行的法律程序而已，这样的信用评级信息对投资者到底有多大价值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投资者也不会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去判断某一企业债券的潜在市场风险。更何况，政府还对债券的发行价格实施管制，信用评级信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应服务于投资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却转变为以服务于发债企业为导向，从而造成本应作为第三方监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却完全成为发债企业的附庸，其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职能根本无法得到发挥。政府约束制度扭曲了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运行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在债券市场中内生地成长起来，从而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

在企业债券市场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设市场机制内生地存在与政府约束制度相同的目标，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设，是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乃至最终消失，而这一结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约束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保证契约执行的仲裁者。在此种情况下，对发债主体的行为约束就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来完成，而是由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来实现。市场约束制度本身所构成的激励与约束环境，将使博弈参与人选择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下的最优策略行为。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而这一企业筛选过程将由市场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来完成。企业能否进入债券市场，能不能按照既定价格顺利地发行债券，完全是由投资者根据所披露的信息判断之后的购买行为决定。市场化的筛选机制对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不会构成不合理的人为歧视，而是以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收益和风险为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在这种筛选机制下，进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由于没有了“准政府”性质的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更多的信用约束。因为低效率的资本运行只会增加其破产清算的风险，硬预算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

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债券的发行价格是由市场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的，因此，企业只是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财务成本差异来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票融资，或者是其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所面对的融资成本一般都是显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人为因素所引起的隐含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融资市场都不可能过度膨胀，金融市场内在的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单一市场泡沫的产生。证券市场的融资结构由市场自身的规律决定，而不是由某种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这样的市场结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投资者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形成。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债券市场都必然存在投资风险，并不是没有违约存在的企业债券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的最终承担主体是谁。在政府约束制度下，政府实质上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只能获得低风险收益。而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担市场的筛选责任，债券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时的投资者就必须自己承担债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收益。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进行企业债券投资时，就必然时刻关注企业的动态信用评级信息，搜集、分析并鉴别不断变化的有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样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债券市场的风险属性，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促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趋于成熟，进而促进整个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并由此能够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步获得内生性成长。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中，评级机构将深知市场信誉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评级机构只有向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才可以在投资者群体当中不断积累信誉资本，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增加对其信用信息产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发债企业的筹资要求，那么，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就可能根本无法生存。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即发债企业只有选择拥有雄厚信誉资本，得到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债券市场，而这本身就构成对发债企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但是，这样的约束机制会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且投资者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信用信息产品，从而促使信用评级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

四、结论

篇9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钻石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LLSV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价值规调查(WVS)的数据来衡量社会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

信任水平与司法效率、税收服从度、官僚机构效率、市民参与和大企业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关。Knack和Keefer同样利用WVS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结论。张维迎和柯荣柱以中国跨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的一些结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就中国而言，还有助于吸引外资。

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现金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篇10

课堂实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方式。经济学课堂实验主要由实验场所和设施、实验对象、实验控制者、实验道具、实验指南、实验结果分析等要素构成，其教学过程一般由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分析和实验总结四个阶段构成。为了提高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效果，必须在提高任课教师责任感的基础上，加大对课堂实验的支持和投入，强化对学生参与课堂实验的激励，也要尽可能优化实验环境，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关键词：

课堂实验；经济学；拍卖实验

众所周知，从学科性质来看，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无法通过实验来进行教学的学科。但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课堂实验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教学形式正被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所接受。与在计算机实验室进行的软件操作实验不同，课堂实验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模拟现实的经济活动，体验作为一名真正的经济行为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些美国教授最先在经济学课程中开展了课堂实验，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高校教师尝试在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课堂实验方法。从国内外实践来看，课堂实验方法凸显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现实表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将眼光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应该尝试把实践教学贯穿在专业教学的整个过程。课堂是教学活动的最基本平台，也是学生获取知识、锻炼能力的首要途径，课堂并不是理论教学的专属平台，对经济学专业而言，通过课堂实验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式。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游戏，其产生和发展与实验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Thurstone使用心理学研究中通用的实验技术所进行的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发展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VernonSmith等经济学家的大力推动下，实验经济学得到了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采用实验方法来验证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美国大学的教授们开始将课堂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入课堂，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1］。目前来看，课堂实验在欧美国家大学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正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一、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构成要素

根据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内容和教学要求，经济学课堂实验主要由实验场所和设施、实验对象、实验控制者、实验道具、实验指南、实验结果分析等要素构成［2］。也就是所，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以实验教师为实验的组织管理者，以学生为实验对象，以教室或计算机实验室为实验场所，以实验道具为媒介，在实验制度和课堂教学纪律约束下的师生间互动教学过程。

1.实验场所和设施

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必须有相应的实验场所和必备的实验设施。大多数情况下，课堂实验都可以在普通教室内进行，利用教室内现有的黑板、桌椅、多媒体设施等就可以进行。还有部分需要软件支持的课堂实验，需要在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进行。

2.实验对象

在实验经济学中，根据实验目的和实验内容，实验对象原则上可以是大学生、专业人士、普通人士等任何人。而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培养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所以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对象理所当然是所授课程班级的学生。

3.实验控制者

在课堂实验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来负责实验设计、实验观察、实验秩序维护、实验结果分析等任务。任课教师一般是主要的实验控制者，根据需要，也可以请助教或个别学生协助完成部分实验控制任务。

4.实验道具

与传统实验课程不同的是，经济学课堂实验一般不需要用到特别的仪器设备。除计算机化的课堂实验需要借助计算机和相关软件实现外，大多数人工控制的实验只需要借助于扑克牌、卡片、硬币等这些常用的道具。

5.实验指南

课堂实验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完备具体的实验活动实施计划。实验指南就是在课堂实验开始之前向主试和被试介绍实验目的、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实验规则的相关说明。

6.实验结果分析

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是课堂实验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首先，需要利用图表对实验结果进行数量上的描述；其次，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对实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二、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一个案例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一般由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分析和实验总结四个阶段构成。这里以2015年春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学二年级中开展过的口头双向拍卖实验为例，来说明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过程。

1.实验设计阶段

实验设计是整个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的基础［3］，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实验目的，编写实验指南。鉴于国内外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资源，在此次课堂实验中，我们直接选用了实验经济学中最经典的口头双向拍卖实验，具体的实验步骤和实验材料主要来自于暨南大学张耀辉教授主编的《实验经济学教程》。该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学生对于具体商品市场买卖的参与，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决策过程，以及供求机制的自发作用如何实现市场均衡。在此次实验开始前，我们准备好了实验指南、实验道具（扑克牌）和用于记录各种实验数据的表格。

2.实验实施阶段

在实验实施阶段，作为实验组织者的教师要科学合理地选择实验对象，有效地组织管理实验过程，及时处理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并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保证课堂实验能够顺利进行［4］。在此次课堂试验中，首先将该班级53名同学分为两大组，第一大组为实验参与者，随机选出22名同学，其中工作人员2名，负责发放资料、维护实验秩序和记录实验数据，实验参与者20人，按照随机原则分为买方和卖方各10人，买方和卖方分别在教室前端实验区的左侧和右侧就座；第二大组为实验观察者，在教室后排就座。在实验正式开始前，工作人员发放并大声宣读实验规则。每名参与交易的同学抽取一张扑克牌，所抽取的扑克牌上的数字（该数字不得泄露给他人）即为其交易底价，并据此计算其最终在市场交易中的总收益。为激励同学们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提前告知大家实验结束后对总收益最高的前三名同学予以与其所得收益对应的物质奖励。在实验正式开始后，买卖双方进入教室前面的空地进行自由交易，大声喊出自己的报价，然后自由商谈，一旦在某一价格上达成交易，两人一起到工作人员处进行审核登记。工作人员登记好相关交易的底价和成交价格后，立即把成交价格写在黑板上，并大声宣读。每轮交易持续5分钟左右，共持续8轮。每轮交易结束后，无论是否成交，买卖双方都要上交其扑克牌，并在下一轮重新抽取。交易双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计算并记录本轮交易的收益情况。实验中给定交易双方的初始信息，即发给买卖双方的底牌分别是数字1到10的10张红色或黑色扑克牌，据此事前就可以画出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规定交易中的最小报价单位为1元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市场均衡价格为5至6元，均衡交易数量为5至6笔。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交易价格和数量逐渐收敛，从第6轮实验开始，成交数量稳定在5笔，成交价格也趋近于均衡价格6元，与供求模型的事前预测结果非常吻合。

3.实验分析阶段

实验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汇总整理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一方面及时向同学们展示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以及买卖双方的底价等相关信息，引导他们自己总结课堂实验中相关数据的特点及变动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用实验结果来检验经济理论，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在所有8轮实验结束以后，我们把相关的交易数据及买卖双方的底价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寻找其中的规律并对其进行解释。在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在黑板上画出相应的市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说明数据和模型的预测结果是一致的，并根据计算出的买卖双方收益总和表明第6轮的总收益为28，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最后，根据每个交易者的收益情况，对总收益最高的三名同学给予与其收益相当的物质奖励（此次课堂实验的奖品是三本不同的经管类畅销书）。

4.实验总结阶段

实验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对课堂实验中取得的成果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对策和措施；学生也需要对自己的实验过程进行总结，撰写实验报告。

三、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中需注意的主要问题

从此次课堂实验来看，学生们对于通过课堂实验的方式来学习经济学理论很感兴趣，参与度较高，对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理解加深。但从此次课堂实验的实施过程及结果来看，要使经济学课堂实验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任课教师必须做好充足的实验准备工作

课堂实验顺利实施的前提是要有详尽具体的实验设计和实施方案。如何根据授课内容及授课对象选择或自己设计实验内容，制作实验说明书，编制实验图表，准备实验道具等一系列准备工作，都需要任课教师在课堂实验开始之前全部完成。这需要任课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要求任课老师必须具有极高的责任感。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教师开展课堂实验教学活动，教学管理部门对于课堂实验的工作量考核也要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

2.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激励

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是课堂实验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5］。学生在参与实验之初往往具有很高的兴趣，但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学生的新鲜感会降低，部分学生会出现简单应付的情况。为了激励学生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当中，必须给予学生有效的激励。常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课堂实验成绩按一定比例计入课程总成绩；另一种是根据实验参与情况及实验收益给予学生一定的现金或物质奖励。具体实施中，可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激励效果最佳的某种方式。此次课堂实验中，我们就采取了物质奖励的方式。

3.妥善处理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到实验效果，甚至影响到实验的顺利进行。大体来看，在课堂实验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两类问题：一是实验者对交易规则的理解存在偏差，如买方相互之间或卖方相互之间所出现的错误交易；二是实验者存在破坏交易秩序的行为，如买卖双方之间、买者之间或者卖者之间相互串通的行为。对于第一类问题，应该宣布交易无效需重新交易，并重申交易规则；对于第二类问题，应该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扣除一定成绩）。

4.优化实验环境，尽量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和结果的真实准确，教师无论在实验指南的文字说明，还是在课堂实验进行过程中的说明解释，都要尽可能避免明显导向性的提示或暗示。实验人员及实验角色的选择都要客观，尽可能以随机方式确定。另外，课堂实验最好在讲授相关内容之前进行，避免学生在实验中先入为主，刻意回避自己的真实选择，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真实性。

四、结论

国内外经济学教学的实践及发展趋势表明，课堂实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方式。为了提高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教学效果，必须在提高任课教师责任感的基础上，加大对课堂实验的支持和投入，强化对学生参与课堂实验的激励，妥善处理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也要尽可能优化实验环境，减少对实验者的干扰。

作者：马洪云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王业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施课堂实验教学的探讨［J］.中国校外教育,2012(5):105.

［2］杨志龙.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王鲁.课堂实验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以博弈论教学为例［J］.工会论坛,2013(3):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