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弈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博弈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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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研究和总结了复杂网络上的博弈规律，根据博弈中出现有利于合作的条件，探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科竞赛组织和指导的办法，并把该方法成功地应用到竞赛组织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关键词：复杂网；络博弈；竞赛组织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I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0-0247-02

一、引言

近20年以来，人们通过复杂网络上的博弈行为的研究尝试揭示现实社会中自私的个体如何能够形成有效的合作，并得到了一系列结论[1-4]。学科竞赛是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通过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参赛，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并提高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各项学科竞赛时面临着如何让竞争激烈的大学生加强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使得个人和集体总体收益最大化。通过对复杂网络上博弈方法和博弈结果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奖励最优合作者和宣传远节点合作者的成功行为，从而大幅度提高参赛学生合作的积极性和学生能力的提升，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网络博弈的基本结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揭示个体为何采用合作策略，Axelrod提出了“针锋相对”演化规则；随后，Nowak等人研究复杂网络上的博弈中引入了囚徒困境规则。此后该规则在博弈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Chiong通过研究发现随机运动可以促进合作行为[1]；Z.O.Chen的研究结论如果要诱导合作的最大水平，控制一个最佳大小的区域非常重要[2]；X.J.Chen等发现中间水平的学习活动可以促进或维持合作[3]。谢逢洁的工作表明较小的激励对于较易产生的合作行为不会起到好的促进作用[4]。我们通过对资源受限的网络研究，通过对合作者、最优者和最差者实现不同的激励，结论是对于最优者奖励，如果不能正确区分其收益是通过合作还是背叛获得，对背叛行为较多的最优者的奖励会使整个网络的背叛行为大幅度增加。同时发现为了区分最大受益者是否是习惯合作者，只须让网络自动演化一段时间，此时习惯于合作者成为最大收益者的概率要大于习惯于背叛者成为最大收益者的概率。

三、基于网络博弈的竞赛组织方法

近年来，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已经成为了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组织部分，其中竞赛组织和指导决定了学生培养的质量和实践的效果。往往高度重视学科竞赛的情况下，功利化极易出现[5，6]，通过合理的组织和指导教师资源的分配能全面提高学生实践的能力并增加他们团队合作的意识。特别是在转型期高校，如何把指导教师作为团队的一员，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是重点研究的问题[7]。经过5年多的实践，我们以网络博弈理论为指导对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组织形式和指导方式进行了变革。

1.自由组织，提供合作者涌现条件。每年9月份新生开学时，以学院为单位进行选拔。通过第一次挑选把一些愿意参与学科竞赛的学生用开放实验室的方法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形成一个连接度较大的交流网络。这个阶段不安排具体的教师指导，让学生通过自组织行为形成一些基于合作的小团体。通过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些合作小团体的能力就会明显地涌现出来。

2.前期宣传，传播成功者的合作行为。资源受限网络仿真发现，如果强迫性定义一个远端高收益且表现为合作行为的结点，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整个小世界网络的合作者出现的概率。学科竞赛的组织过程中，教师讲座除了告诉学生竞赛的信息、准备的方法以外，还要浓墨重彩地告诉学生以前成功者是如何通过团队合作乃至于学院合作成功的案例。此外每年还邀请以前参加比赛的同学1―2人次返校给现在的学弟学妹做参赛经验和现在发展的报告。

3.团队交流，有效控制协作网络规模。网络的规模对合作的产生有一定影响，确定一个大小适中的网络是学科竞赛组织的调控手段。通过把所有的学生在自组织的基础上，按照大学三年级、二年级和新生各占不同的比例进行分组，把学生的组织网络变成小世界形网络。该类型网络组内成员的联系较多，和其他组的成员之间的联系较变少，防止整个组织网络向随机网络发展。由于该网络的成员在各个年级都有分布，提高学生的纵向交流。适度的规模也保障了学生组内的交流和合作的发生。

4.出台政策，重奖竞赛优胜者。考虑到较大的激励措施才能使学生在学科竞赛过程中表现出合作的特性。2015年学校出台新的学科竞赛奖励文件，文件对学科竞赛获奖的奖励相对前几年的进行翻倍，其中获得国家A类比赛一等奖的团队可获得现金两万元。与此同时，在评优评奖学金方面，学校也制定了相关的获奖加分政策，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积极参赛并且要获得最大收益的决心。为了获得这个最大收益，学生唯有采取合作的策略方能达成。

四、学科竞赛不同组织形式结果分析

1.不同选拔方式的比较。选拔形式上，我们尝试了不经过任何考核，直接从学习成绩较为优异的学生中选拔的过程，发现选拔出的学生合作意识较为淡薄。改用现在先以创新实验室为基础，让其自动地组合一段时间后再选拔优秀团队的方式进行组织，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合作的团队和同学，最终至少能取得省级比赛的二等奖以上的成绩。而不合作的队员和团队在较为长期的训练过程中会因为不合作渐渐的消亡，学生小组就会解散。虽然学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等成本，但是这些团队的队员的进步很小。

2.合作团队大小的影响。根据博弈理论，是选择小团队进行指导，还是进行集体大团队指导。通过对比大班级的培训和小团队指导。发现在如果全部采用大班级培训而不是切割成一些较小规模的团队进行指导，合作的小团队很难涌现。

3.宣传成功者的结果。根据博弈理论，结点下一时刻的策略就是学习周围的成功者的处理问题的方案。如果周围是合作的成功者，下一时刻，这些参赛的学生选择合作的概率就比较大。为了在学生团体中增加一个合作的成功者的形象，学院每年都会邀请当年参赛较为成功的学生为他们师弟师妹做一次讲座，教师也会在不同的场合宣传当年他们团队合作的情况。通过这些手段学院的合作团队的涌现率每年都在增加。

4.激励规模的刺激。激励能够较为有效地提高结点的合作。通过对于不同激励措施的比较也从侧面反映了激励的影响。早期，激励仅仅放在学生评先评优加分，此时合作并没有大模地涌现出来。后来学校增大了奖励力度以后，合作团队开始涌现。随着进一步的增加奖励，我们发现团队内的合作增加，团队间的合作开始减小，一度达到互相不交流的程度。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学院在2011年参加各项比赛的人次约为40人次，现在达到200人次每年，跨年级的合作明显增强，乃至于跨学院的协作也大范围地产生。

五、结论

经过对博弈理论的研究，从刺激学生产生合作出发。通过选拔方式的改革、学生团队规模的切分、成功者的宣传以及奖励的刺激。近五年来，学院在各项竞赛中获国家级奖励十多项，省级奖励上百项。

教师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个人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他们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学生通过这些训练，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虽然在奖励的过程中发现团队间的合作开始下降，但并不影响学生总体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R. Chiong，M. Kirley. Random mobil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spatial N-player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s[J]. PHYSICA A，2012，391（15）：3915-3923.

[2]Z. O. Chen，J. X. Gao，Y. Z. Cai. Evolutionary prisoner's dilemma game in flocks[J]. PHYSICA A，2011，390（1）：50-56.

[3]X. J. Chen，F. Fu，L. Wang. EFFECTS OF LEARNING ACTIVITY ON COOPERATION IN EVOLUTIONARY PRISONER'S DILEMMA GAME[J].INT J MOD PHYS C，2008，19（9）：1377-1387.

[4]谢逢洁.复杂网络上博弈行为演化的合作激励[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08）：1256-1262.

[5]王晓勇，俞松坤.以学科竞赛引领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大学教学，2007，（1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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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Andrew Schotter）教授是一位博弈论经济学家。在这本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中，肖特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对什么是制度，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制度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深刻的分析。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并不长，但在国际经济学界影响却不小。学界公认，在博弈论制度分析史上，这是第一块里程碑。

什么是英文的“institution”？沿着哲学家刘易斯（David Lewis）对“惯例”的定义，作者肖特在书中对它给出了自己的博弈论定义。如果不熟悉博弈论语言，理解这个定义并不容易。但这里可以说，肖特大致是在中文“制度”含义上来使用英文的“institution”一词的。当然，要讲清楚现代中文中的“制度”是指什么，也决非易事。一些事，一些词，可能越讲越糊涂，讲越多越令人难以理解、越容易让人误解。因此，在经济学的话语中，一个轻省的策略似乎是，对一些术语，只用，既不解释，也不界定。这会省去很多麻烦。肖特显然没怕这个麻烦。但是，没怕麻烦，麻烦就有了。尽管使用了博弈论的语言，肖特界定清楚“制度”了吗？读者自会判断。

肖特的这本《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最精彩的地方，显然不是在于他对制度的把握和界定，而是在于关于他对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博弈论解释。

在该书一开始，肖特就辨识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路径：一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一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在其后的分析中，我们又会解读出，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如赫维茨（Leonid 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 Shubik）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了，这里更不用说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制度建构设计论了。

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制度实存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探究路径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肖特教授在这部著作一再坦言，在制度的生成机制和变迁路径中，他是一个哈耶克式的演化论者，而他的这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对斯密－门格尔－哈耶克－诺齐克这种制度演化生成论的逻辑展开。肖特的基本观点是：市场运行中的种种制度，是“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孳生地出现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

在书中，肖特教授也对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做了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析。在这本书中，博弈论制度经济学家用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交通博弈”的例子，把制度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清楚、简捷地展示出来。肖特是这样来说明问题的：

假如甲、乙两个人相向驾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甲要左转，而乙则保持直行，他们将如何做？是甲让乙先直行呢？还是乙让甲先左转呢？

在回答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上，按照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理论，一个显见的答案是，应该建立一个市场，以出卖使用路口的权利。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还会认为，这个权利应该在拍卖中被出售。道理很简单：由于这里问题出现的惟一原因是市场失灵，因而要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就会想像有一个站在路口中间的拍卖者，这位拍卖者快速地从两个司机那里接受出价，然后将优先使用路口的权利卖给出价较高者。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一种非常难以出现的情形。即使这是可能的，而且拍卖的过程也是极端有效率的，但这种机制也显然是既麻烦，又成本甚高。然而，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理论，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你可以想像存在一条交通规则――这里且不管这一交通规则是计划者颁布的，还是驾车者经由自发形成的驾车惯例而出现的，并且强迫每个人都在被允许上街开车之前就学习并掌握了它。一旦有一条经验性的或制定出来的交通规则――如“拐弯必须让直行”――的存在，那么在路口要左转弯的甲就必须等待迎面开来的乙先通过后再左转，这里也不必再产生任何协调成本了。

肖特的这个例子很简单，在现在的生活中也很常见，但所映射出的道理却颇深。这就是，制度安排常常是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物。由此看来，制度（规则）之所以出现和存在，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降低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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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竞争关系，企业通过不断竞争来实现盈利，获取竞争优势；另一种是合作关系，企业通过与一个或多个伙伴进行互惠性合作，实现双赢或多赢。

无论是对抗性竞争，还是单一的合作，都有缺陷。首先，对抗性竞争往往导致两败俱伤。曾几何时，我国乳品行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的是行业信誉扫地、产业发展受损，业内企业无一幸免。其次，单一的合作也有不足，最大的缺点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长期看具有不稳定性。

战国时期，苏秦提出“合纵”战略，期望通过六国合作对抗强秦，但六国为了各自的眼前利益，在张仪“连横”战略鼓动下，六国合作纷纷瓦解，最终被秦国消灭。这是一个由于合作不稳定导致最终失败的典型例子。

所谓竞合战略，是竞争与合作有机融合的统一体，既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竞争，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这是对传统竞争理论的重大修正，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创造价值与争夺价值两个方面，就是要求所有参与者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共同把蛋糕做大，最终都分得更大的利益。

竞合战略与博弈论中的正和博弈源于一脉。在博弈论模型中，根据参与者的总体收益情况，可以分为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和正和博弈三种情形。

通过一番较量，如果参与者的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善，或者一方所得源于他方所失，大家总收益不变，这就是零和博弈；如果参与者总收益不增反降，则属负和博弈；假若参与各方均有受益，则为正和博弈。正和博弈产生双赢甚至多赢，主要源于参与各方合作性而非破坏性的竞争。

竞合战略无论在企业纵向和横向的市场安排上都能得到应用。首先，从纵向上看，企业与其上、下游关联者之间，通过共同开展市场调查、产品设计、规划价值链、参与产品营销等方式，从而争取双赢乃至多赢。

英特尔公司的重要战略之一就是主动与下游企业开展纵向合作，在帮助下游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

例如，英特尔公司曾经派自己的高管和技术骨干，陪同TCL数码公司的高层到各地签名售电脑。它通过与PC厂商开展品牌合作营销，几乎使“INTEL INSIDE”成为消费者购买PC机的首要标准。

其次，从横向上看，同类企业之间，打破同行是冤家的狭窄思维，通过共同制定产业标准、信守行业规则、开展技术攻关、分担研发风险等方式，结成比较稳固的战略联盟，共同对抗外来竞争者，从而获得“1+1>2”的效果。

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公司旗下梅赛德斯-奔驰车在整车制造领域存在竞争，但双方不仅共同开发、生产及采购汽车零部件，而且在混合动力技术等领域进行研究合作。正是这种竞合战略，使它们在汽车业整体利润下滑的趋势下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当前，在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时，更应该加强中国企业横向之间的合作，提高中国企业的统一对外的组织力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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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治理；管理现代化；新方向

一直以来，公共资源治理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都颇受争议。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往往存在明显的“外部性”（Externality）。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公共物品的交易，无法实现帕累最优（Pareto Efficiency），称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失灵”是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以经济自由主义确立的市场规则的挑战，导致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庇古（Pigou）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失灵”应通过政府干预来进行弥补。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政府的干预很多时候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称为“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政府与市场之外，公共资源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在哪里？

一、 自主治理理论的提出

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确立的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但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束手无策，被以凯恩斯（Keynesian）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所取代。政府干预主义兴盛于战后的50年代，终结于70年代的经济“滞胀”。得益于政府干预主义对“滞胀”的无能为力和以哈耶克（Hayek）“自由至上主义”、弗里德曼（Friedman）“新经济自由主义”、贝克尔（Becker）“行为分析”、斯蒂格勒（Stigler）“信息经济学”、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等理论的重要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夺回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然而，以经济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并没有收获奇迹，反而带来了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一蹶不振、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1世纪初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

既然政府和市场都不能依仗，公共资源的治理有无第三条道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教授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奥斯特罗姆从孩童时期协助母亲打理菜园的真实经历中揭示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使大多数平民百姓，在面对资源问题时，都能够合作和处置好共同利益（Nick，2006）。她提出并发展了公共事务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简称“自主治理理论”），重点关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1）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奥斯特罗姆，2012）。自主治理理论强调了行动参与者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行动参与者自主进行沟通和协商，显然不同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科斯定理“无形的手”和庇古理论“有形的手”，开创了管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奥斯特罗姆认为当前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中，往往陷入了利维坦（政府）和市场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去，而缺乏自主组织的行动理论。尽管奥斯特罗姆在此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奥斯特罗姆并不认为“自主治理”是自己的首创，而是认为已经广泛地存在着许多有关自主治理的实例，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发展。注重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结合是奥斯特罗姆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重点研究经验支持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是奥斯特罗姆研究内容的价值取向。因此，奥斯特罗姆的贡献不在于创造了“自主治理理论”，而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运用自主治理理论更好地解决公共资源治理中的过度使用问题。

二、 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奥斯特罗姆通过引入“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集体行为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等公共资源管理领域几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模型，描述个体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并遭到破坏，最终导致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引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奥斯特罗姆分析了上述理论模型的博弈结构后指出，行为人的博弈结构不发生变化，只能达成不合作均衡解，而现实中的行为人往往可以通过信息的交互改变博弈结构，从而实现合作的均衡解。通过对诸多案例的进一步研究，奥斯特罗姆发现许多依靠政府干预的案例仍然出现了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的情况，而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主治理。因此，“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为的逻辑”只是公共资源使用在极端假设条件的下特殊模型，并不具备解释公共资源使用规律的一般性。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简称“IAD”框架），指出要解决公共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必须抛弃总和变量而使用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来评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与总成本。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应保持适当的监督和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许多自主治理成功案例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自治组织的治理规则本身既增强了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又使监督成本变得很低。

奥斯特罗姆将传统的操作层次的集体行动分析方法拓展到了操作制度、集体选择制度和宪法制度。操作制度是最低层次的制度，主要内容是确定公共资源的使用办法、信息交换要求、监督与制裁机制等。集体选择制度是中间层次的制度，是改变操作制度的制度，主要内容是建立分权的组织结构并形成冲突解决机制。宪法制度是最高层次的制度，是制定集体选择制度的制度，主要内容是使外部的政府权威能够认可自主治理的组织和基本规则。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较低层次行动制度的变更，是在较之更高层次上的一套固定“规则”中发生的；更高层次上的规则的变更通常更难以完成，成本也更高，因此提高了根据规则行事的个人之间相互预期的稳定性。

三、 自主治理理论的贡献

尽管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并没有提出石破天惊的观点和方法，甚至有些“土”，但她系统地总结了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已经有效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将朴实的道理升华到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沟通与合作的魅力，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忽视。

首先，自主治理理论修正了理性人假定，强调了利他动机的存在。奥尔森“集体行为的逻辑”坚持理性人假定，否定了利他主义倾向的存在。解释了行动者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规避责任、搭便车和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人性根源，进而推导出公共资源必然被过度使用。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并没有否认利己动机的存在，但强调了利他动机的存在。由于个体能力的有限，需要集体合作来进行补充。在规模较小的公共事物治理和资源利用过程中，人们能够在相互接触中经常沟通，不断了解，并且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和依赖感。个体和个体之间就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因此，利己和利他在自主治理的过程中得到统一。奥斯特罗姆对集体行动制度的扩展，让制度分析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接近现实，实现了制度的动态分析。奥斯特罗姆将非正式的规则纳入制度的分析范围，进一步拓展了制度分析的视野。

其次，自主治理理论开创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政府与市场是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两个常用手段。但作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在论及市场规则的不足时，就会自然地提出将其交给政府干预来解决吧，似乎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总是做好了随时出征应对“市场失灵”的准备，并且“药到病除”；当不满政府干预的种种弊端时，又会笼统地说解决“政府失效”问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似乎市场又是包治百病的，甚至并未提出如何利用市场机制的具体方法。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议使很多人盘桓纠结于其中，限制了分析思路的拓展。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有效手段，从而发展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走出了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的误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支持政府的集权化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有助于我们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更好解决公共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再次，自主治理理论对于中国这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大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和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做法尽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益，但限制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降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大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制程度，逐步放宽了个体的能动空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但也诱发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在市场已经发挥主体作用、政府实施宏观调的今天，仍然存在某些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消耗公共资源谋取政绩，控制国有资本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些情况都生动地向我们昭示了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市场”甚至依靠“政府+市场”方法解决发展过程中复杂问题的不足。自主治理理论既尊重宪法体系和政府治理的权威，也充分采用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不会对任何现存的根本制度形成挑战，不会产生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波动，又能通过沟通和合作改善管理绩效，在中国进行推行产生的效益要明显高于由此可能产生的成本和风险。

四、 自主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拓展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该理论仍然存在很多局限性。

首先，自主治理理论的普适性不够。一方面，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数千个案例，都只涉及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受影响的人数在50人到15 000人之间。然而当前公共资源治理领域的很多问题都经常涉及多个国家和数以亿计的人口，能够实现自主治理制度长期有效的8项原则都将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自主治理理论将宪法制度视为最高层次的制度，其作用是使外部的政府权威能够认可自主治理的组织和基本规则。因此，宪法体系的完善与政府治理的正常运行是自主治理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前提。但自主治理理论又同时要求参与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这显然对政府作用的假设过于理想化。即使在公民社会发育较好、自治体制较为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都难以推广，更何况在政府强势干预仍然是社会经济重要特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其次，自主治理理论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有较强依赖性。从奥斯特罗姆克服过度利用资源的现时诱惑而摆脱困境的案例中可以总结出以下成功的要诀：“第一，参与者通过交流愿望达成各方可接受的共同协议；第二，参与者通过使用诸如谨慎回应式的试探法扩大互惠以帮助人们建立对协议的信任；第三，参与者不仅制定了对违约者施以制裁的规则，还通过使用谨慎回应来强化协议的效力。”（奥斯特罗姆、加德纳、沃克，2011）。这种在社会交往和信息沟通中形成的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声誉、共同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就是社会资本。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就是构建在对社会资本的认同基础上之上，自主治理制度长期有效与行为人社会资本的作用紧密相关。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习俗不同，能够被共同认可的社会资本也不同，进而导致自主治理制度形成的基础和运作方式也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加了自主治理制度有效运作的不确定性。

再次，自主治理理论忽视了个人效用函数的差异性。“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能够进行“自主治理”的前提是自主治理（相比其他治理方式）能够增加个人的预期效用。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效用函数也是不一样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效用函数的唯一变量。不同行动者效用函数的差异性决定了自主治理需要在每个行动者不同效用函数上实现效用增进。期望在单一的效用函数条件同时增进每个行动者的效用，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都是行不通的。我们身边的无数生动例子可以说明，即使在行动者很少的小范围内，实现自主治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涉及成百上千个行动者的公共资源问题中呢？

参考文献：

1. Nick Zagorski. Profile of Elinor Ostro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3， No. 51 （Dec.19， 2006）： 19221-19223。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5.

3.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罗伊·加德纳，詹姆斯·沃克.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363.

4. Michael C. mentary on "The Quest for Meaning in Public Choice" by Elinor Ostrom and Vincent Ostrom.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63， No. 1（Jan.， 2004）：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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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TU723.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我国采用的工程管理体制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先进国家的管理方式，形成的一整套符合我国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其中联系业主和建设方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工程招投标。工程招投标制度运用市场竞争体制，实质上就是将工程建设相关的内容视为市场商品，招标方和投标方通过相关规定进行招投标活动，业主与性价最优的投标建设单位进行交易。市场经济学认为投标方和招标方都是经济理性的，其主要表现为双方都会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即招标方希望以最优的价格完成高质量的工程项目，相反，投标方则希望利润最大化。这样，招标方和投标方，以及投标方之间就存在经济学上的博弈。

工程招投标的好处；

招投标制度的良好运作对招投标双方都都有好处，既保护了业主的利益，同时也保护了投标方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工程项目的性价比，即降低造价，节约成本，提高工程质量，刺激承包施工方优化施工，采用先进的技术等，从而达到优化投资效益的目的。由于招投标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① 招投标双方的主体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投标人的“围标”、“串标”形式多样，隐蔽性强。② “转包”现象较为突出。“转包”现象的存在对工程质量和管理体制的完善都是一大隐患。③ 评标办法存在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④ 招投标机构的不规范操作对工程招投标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影响。⑤ 招投标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对中标后的项目管理的跟进。因此，对于招标方而言，建立科学的工程招投标博弈模型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先得尤为重要。

招标方编制的招标控制价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合理的招标预算控制价可以使业主和工程建设承包单位达到“双赢”的效果。科学的编制招标控制价就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编制招标控制价是以招标文件，预算及费用定额，工时材料价格，施工方案作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2]：① 根据施工图预算编制招标控制价；② 根据设计预算编制；③ 根据单位面积造价编制；④ 根据工程量清单计价编制，这是目前编制招标控制价的较为主流的发展方向，主要用于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当中。按照上述方法编制招标控制价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依据我国政府相关部门根据不同地区颁布的相关定额。投资方和承包方都是在该定额范围中通过工程结算来确定工程造价。本文采用一种科学的评标办法，实现在招投标活动中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二、 工程招投标博弈模型的建立

根据工程招投标理论得知，参加投标的投标方个体是不知道其他投标方的报价，只知道自己的报价，对于其他的投标人报价只能知道其概率分布，这就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招标方和投标方是相互独立的，属于静态问题。所以工程招投标在博弈论上说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对于这种博弈具有贝叶斯均衡性。工程招投标采取公开和邀请投标，密封报价，合理低价中标的方式承包给中标者。中标者的利润是其报价和工程项目估价之差。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对于理性投标者而言，不会提交低于成本的竞标报价，所以其风险是中性的。另外，工程招投标的博弈是对称的。在进行博弈分析过程中，本文不考虑投标人参加招投标现场的成本，因为相对于工程估价成本，现场成本消耗太小。

下面建立工程招投标的博弈模型[4]：

对于特定的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认为有n个符合要求的投标方，根据有关规定投标方的个数n应该不少于3个。设投标人i对招标工程的报价和成本估价,其中，独立且服从上的均匀分布，其分布函数为。报价是成本估价的的严格可微分函数。由于该博弈模型具有对称性，满足贝叶斯均衡策略，则。由于风险中性，支付函数是线性的，所以对于投标人i的支付函数[3]为：

（1）

其中，j=1，2，…，i，i+1，…，n，是对其他投标人j报价的推测。

投标人i的利润的期望为：

（2）

其中，为投标人i中标后的净利润，是其中标概率。

由于服从均匀分布函数F，则可以做如下转换：将函数转换成，，则

（3）

由于函数是可逆的，即，也就是说，当某个投标人的报价为d，其成本估价为，则式（3）变为：

(4)

又由于都服从均匀分布，又在均衡策略下，则式（4）可转化为。理性的投标人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则问题转化为求利润最优化得问题：

（5）

其最优化条件为一阶求导为零，即

（6）

当，方程（6）不是全微分方程，提出得全微分方程：

（7）

式（6）和（7）同解，边界条件为。求解全微分方程的，则得到报价与成本估价的关系：

（8）

上述分析可知，，即随着参与投标单位n的增加，各个投标人的标价趋近于实际成本C。为了提高中标的概率，报价必须降低满足“激励相容”原则。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建立工程招投标的博弈学模型，能够很好的分析招投标过程中招标方和投标方的博弈行为，为实现工程招投标活动的科学合理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本文中还有一些内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如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寻租问题，对人的监督问题以及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的“串标”、“ 围标”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1] 张永平. 工程招投标潜在问题及对策.山西建筑. 第36卷 第22期，2010年8月

[2] 冯钢，张世英. 工程招投标中预算控制价作用及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第10期（总第145期）

篇6

摘 要：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基于经济学、法律、哲学、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比较分析、博弈论和心理学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视角；理论拓展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2-0015-09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1]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虽然对于研究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的视角

用波斯纳的话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2]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3]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是对经济学视野中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发表，但是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注的经济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杰瑞米・边沁关于“法律的创造是为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论，都对法律经济学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关注三个紧密相关的领域：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5]鉴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实证学派）、耶鲁学派（规范学派）和弗吉尼学派（实用学派）。[6]

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观念为核心观点，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条是“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义，效率应该成为法律解释的关键。”[7]因此，法律应尽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资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以下情况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坏；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损失者可以由获利者给予补偿（财富最大化）。因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人们很难对什么是公正达成共识，所以考虑是否公正，只会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无法接受的模糊地带，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决）的最佳标准。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分析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方法，并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与实施产生了影响，它使法律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内的一个次级领域，一种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观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虽然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效率及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上极具竞争力，但是，在为社会变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规范性视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常被描述为规范学派的耶鲁学派认为，为了纠正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法律的干预存在着更大的需求。对分配的关注是耶鲁学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与经济学派，该学派的全部哲学观点经常被表述为具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和倾向于进行政策干预。”[6]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耶鲁学派运用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拓展到“应然”领域，即法律应该是怎样的，并提出了规范性的主张：通过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是最高目标，因此，由芝加哥学派界定的效率标准不能够成为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

弗吉尼学派是在法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交织中产生的新学派，它拓展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范围，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实用性的，应该忽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区别，因为人们努力从整体上去解释的社会现实，应该被看作是对周围的社会现实具有独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标的个体选择与行动的结果。因此，弗吉尼学派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相结合，认为在对法律的不同渊源之间进行价值比较时，需要对最初环境所具有的激励结构进行恰当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评价单个规则的成本收益情况。与此同时，弗吉尼学派关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灵，认为在法规创立与选择过程中，应注意制度设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规则时，是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立法更适宜的问题。

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将实验经济学的成果运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形成了实验的法律经济学。[4]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精心控制的、综合的经济环境，在其中各对象参加一个或更多的在经济学上相关的真正的货币回收决策活动。每一种实验对参加者来说都有一套指示。这些指示描述了经济环境、控制参加者之间信息交换的规则，对特定个体或团体货币回收决策的计划。构成货币回收使用基础的基本设想是各对象宁愿得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在这类实验中实验者使用那些货币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该激励去导致一组其偏爱的结果。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已经证明，市场制度至少在决定能否行使垄断权利方面与市场中卖方数量的多少一样重要，因此，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必须重新评估关于改变市场制度的政策。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自愿贡献和市场交易机制，研究表明单纯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将是非效率的，贡献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当有差别的财产权具有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可以执行私人合同时，通过市场交易（谈判机制）人们可以自己决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税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应当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决策权力应当分权。伊丽莎白・霍夫曼指出，当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权的经济体系移动时，这些研究结果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越来越重要。[4]

二、法律经济学：法律的视角

由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影响了法律思维，法律体制及其参与者都受到了以促进效率配置为目的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评价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探讨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了法律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较法领域经济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对这些领域的影响。[4]

传统的私法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就是把已经建构好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区分法律概念的详尽体系中做出的，法律寻求的是个人争端中“公平”的结果，而这种公平的结果又要基于裁决对未来行为产生的事前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律经济学采纳了一种主导的事前观念来预测一种裁决或替代性裁决对社会总行为的影响，要求判决者用一种更系统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目标，使之能够说明在追求非经济的目标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损失（机会成本）。在法律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对私法的普遍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法的大部分领域广泛地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成果。例如，从法律的角度看，侵权法历来被视为这样一组原理，这组原理就是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加害者对受害者作出补偿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使人们知道如何选择适用的责任规则，使意外事故成本、预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样，合同救济是保证履行承诺的手段，如果承诺未履行，合同救济可以为受约方提供充分的补偿。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违反合同可能会产生某种收益，因此，判决者应被告诫保证特定的救济不能抑制这种收益。从法律的角度讲，随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股东对公司的法定权力应该得到加强，但是，通过评估公司的业绩，法律经济学则直接关注金融市场如何对企业的无效生产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10]

在公法方面，虽然公法领域本来就需要专门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论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论认为政府应合理运作以便实现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的经济分析才开始渗透到公法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使公法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大量的新见解。它不仅阐释了自利的政客、国家官员以及个人群体之间的交易如何出台了总体上违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适合秩序控制的宪法性安排，使人们重新审视宪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当想到公共政策时，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谁获得了利益、谁失去了利益，而且还应该知道他们获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这不仅是战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对规范性考虑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仅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也源于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即便公共机构容易受到个人利益和判决者自身利益的影响，公法在处理市场失灵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资源分配问题不能通过选择性的制度体系来加以完美解决，特别是市场、私法和政府行为，那么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对每一种体制所设定的问题或者一系列问题的优缺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经济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学者对它的“极端敌意”。法律经济学把潜在的罪犯设想成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会权衡从非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成本。法学家认为，这种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肤浅的，对刑事责任、刑罚的种类及刑事违法的严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对法律执行强度的经济分析，忽视了道德义务观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慑功能，而这两者是刑事审判体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经济分析脱离了基本的价值主题，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须承认，对犯罪行为存在一种重要的经济性界定，这种界定的严格分析产生了许多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能被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们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家庭法也是这样。如果把婚姻视为一个需要高额的实际交易投资，而且容易受到极不完全信息影响的长期合同，那就会使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与社会的满足显得异常平庸。但是对经济因素的关注则会强调法律结构对行为动机的严重影响，而这种动机通常为人们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较法方面，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变迁的主要动机归结为诉讼行为，认为争议者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诉讼请求，因而会对无效的法律规则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规则会保留下来并代替无效的法律规则。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认为，这种分析过分地简化了诉讼的动机，没有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这样的事实：很多受法规影响的人们没有能力质疑规则，而且效率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另外，这种分析也没有讨论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变化也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法律经常从一种体制中移植到另一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已为比较法学所研究，但它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法律经济学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立法是朝着效率的方向发展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压力存在敏感。随着要素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不断的流动，不同法律体制必定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竞争以满足公司和个人的偏好。

三、法律经济学：哲学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源于法律经济分析引发的对哲学问题的争议，它所关注的是法律经济学的三个核心原则：效率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财富最大化原则中内在的哲学意义。在法律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是，法律规范应该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而在经济理论中，最常用的效率标准与帕累托密切相关。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况不会变差，有人的境况就不会变好，具备这种特征的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优。这种标准以比较X和Y两种社会安排对相关个人的福利的影响为基础。倘若在X社会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会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会安排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比在Y社会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会安排对于Y社会安排就有帕累托优势（相对有效率）。相应地，如果不可能调整一种社会安排X，在这样一种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别的社会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还会更好（换句话说，如果将X社会安排改变为其他社会安排，就会导致某些个人更穷）那么X社会安排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4]

由于个人福利是一个优先选择――偏好――的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安排的评价来说，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少争议的标准。同其他标准相比，它们对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为它们不预先假定任何个人之间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帕累托标准可以作用于社会安排的改变。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交易成本，并且有关各方都通情达理的时候，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法律与帕累托观点便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倘若它们的分配不能满足最佳标准，相关的个人就会进行相互交易，直到达成一种对于原来的分配具有帕累托优势和帕累托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在一个有交易成本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损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杀任何朝向优越的和理想的社会安排的过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认为是法律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么许多法律变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标准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此必须求助于其他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供选择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2]功利主义原则将个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许平衡权利的分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失去的部分”又通过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够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义原则就不会禁止任何权利分配。问题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时，法律经济学不仅需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福利的比较问题，还必须面对所有针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13]为此，在功利主义原则之外，法律经济学（尤其是波斯纳）又强调了另外一条原则――财富最大化原则。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法律经济分析中的解释性和规范性标准，谋求社会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决策的重要准则。在波斯纳看来，财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财富最大化促进了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财富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资源浪费对稀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正义），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义则涉及伦理的、哲学的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实现手段。[14]

问题是同功利主义原则一样，财富最大化原则也要面对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财富最大化标准具有不正当分配的倾向。而且，要使财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还会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原告将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会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让第三方参加诉讼能够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应该鼓励第三方提讼。同样，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实际造成损害者能够有效地将成本最小化，那么他们反对诉诸法律行动就应该是适当的。如此一来，在财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会被公法彻底吞没，法院将不再履行其传统职能――将公正给予各方当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看来，不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奠基于财富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义标准，法律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难以驾驭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转向更加实际得多的应用性问题。

四、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的视角[4]

作为法学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学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提出批评时，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法学视角。批判法学认为，自由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外部性问题比经济学家们可能认识到的更严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法律经济学强调，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效率，因此，应该从一种能够使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制定调节自由市场的法规，而不管分配的结果如何。自由市场能够做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问题（外部性问题）留给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制度和调节计划解决。这样做在制度上是适当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政治的，应该由多数表决来决定；在经济上也是适当的，立法机构是有权制定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标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规制定机构。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论证前后矛盾。立法机构能够颁布法典，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应，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会有几种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规则，从效率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同样的优越性。在一种办法具有决定性时，就相当于使一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成为事实。显然，每一个法规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一旦我们选定了规则，游戏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可能的结果（外部性），这要取决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每一种，都包括一种分配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过税收和转移修正分配结果。因此，即便立法机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调节修正外部性问题的适当机构，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实际影响也是非常复杂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效率为中心建立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法规是不现实的。由于存在众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又都导向一套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税收调节计划，所以不会有有效的法典。运用效率标准（尤其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制定法律规范，既不现实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作为一个事实，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决定损害法的范围、要不要对消费者和劳动合同强加强制条款之类的问题时，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标考虑进去。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定规范自由市场的基础法规，似乎本身就是“调节性”的――涉及一个又一个案件，一个又一个的部门，特别是政府为鼓励做大蛋糕及做出来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决策。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效率原则来确立界定自由市场的法律规范，权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冲突的权利、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五、法律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

女性主义“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总称，就该词的含义引起的争议可以部分地解释女权主义。它主要可以理解为基于妇女因其性别遭受痛苦这种认识而对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与男人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作用的一种关注。”[12]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是汲取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决女性问题。

女性主义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受到以效率为焦点的规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作为规范标准的效率联系起来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个人都维持现状的领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抛弃以效率作为常规的标准”，[4]它的标准取自经济――分配的正义、反对歧视、监护――以外的，却具有适当经济概念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认为，在就业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别但与工作无关的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歧视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

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概念是在这样的范围使用的：它们须经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经验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检验。因此，在分析性骚扰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使用劳动力市场中的抉择人这样的经济概念，在分析离婚时使用人力资源、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义范式：通过这些分析（就业、选择、性别特征、婚姻、爱情等在经济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须通过发掘理解和强有力的，也许是带有偏见的论点而有所得。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必须将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效率中剥离出来，但是它仍然重视诸如价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运用。因此，当女性主义者运用经济理论审视法律问题时，她们探讨了如下的主题：儿童到底是公益的还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还是抚育儿童所必须的额外补贴导致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当女性主义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时，她们提出了如下的疑问：结婚的效益是什么？结婚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有多大？是把结婚理解为一种契约还是视为一种关系状态？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内涵？到底哪种方式――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是家庭贡献的适当方式？因此，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运用，是要从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发现对女性主义有用的内核，将法律经济学置于服务女性主义的主题，而不是其他相关的东西。

六、法律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

从学科分类来说，博弈论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数学方法构造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人类行为理论是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博弈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群体性（社会生活是两个人以上的世界）、互动性（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性（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理性（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16]由于博弈论对于理解法律的构成及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途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论被广泛地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书中，道格拉斯・G・拜尔（Douglas G.Baird）、罗伯特・H・格纳特（Robert H.Gertner）、兰德尔・C・皮克（Randal C.Picker）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法律及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策略行为、纳什均衡与法律规则。策略行为出现在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场合，这时候每个个体的决策取决于对其他个体行动的预测。纳什均衡是指在参与人将选择的策略组合中，没有参与人能在给定对方策略选择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其他策略而使状况变得更好；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是对对方所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由于一项法律会引申出一套策略行为，签订一项契约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博弈，因此，策略行为和纳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将揭示出每个参与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况下必须做决策时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了参与人的行为。这为理解不同的侵权制度如何运转以及财产法、劳动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内容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2）信息、博弈与法律规则。信息在个人相互影响的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当事人从隐瞒信息中得到的个人利益可能诱导该方以一种尽管对个人有利，但对社会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动。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时，博弈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此时，“要理解法律规则的作用，必须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实际采取行动的影响方式，还要注意到它对当事人即使在没有该法律规则时也不会采取的行动的影响方式。如果拥有信息参与人不能利用从其他参与人行动中推论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拥有不利信息的参与人就没有激励去仿效其他拥有信息参与人的行动。”[17]（3）声誉、重复博弈和法律规则。声誉是指一种社会评价。在博弈过程中，即使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的声誉有价值，每一个其他的参与人可能认为仿效他们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长期合作成为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可能的，尽管大多数的参与人在阶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声誉的形成并最终建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将一个个体从某一社会圈子中排除出去变得更为容易的法律规则就具有建构声誉的直接效果。（4）讨价还价、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存在不仅便利了贸易，它们同样影响了当事人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换言之，法律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讨价还价的环境，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了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许多法律规则，例如合同法和破产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这些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它们确立了当事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的框架，给予了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当事人以退出选择，即通过行使某种法律权利而有能力离开谈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时还能获得某些利益。

博弈论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因此“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利用博弈论，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Johnston）阐述了合同违约规则，戈顿（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尔梅尔（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冲突问题，埃里克森（Ellickson）说明了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

七、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分析的视角也被称为比较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假设是：法律不仅是创造了相应的激励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转化为一些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隐含定价系统，法律的修辞学或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用来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经济观念的话。[7]基于这样的认识，比较法律经济学以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法律制度的变迁与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法律结构。

效率与公平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有效率的法律解决办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义）。比较法律经济学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的舞台上，公平与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与公平总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财产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财产）提供了这两方面结合的一个例证。因此公平与效率“远非对立的观念”，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们都是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看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会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传统和法律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结果。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不论是有意识的选择或由于社会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强烈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运行。但是法律的变迁和移植方向也同样追求公平的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是法律对社会所感知的公平正义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应。

建议发展一个合乎有效市场需要的法律体系的使命，使比较法律经济学关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问题。比较法律经济学指出，改造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选择适合的制度供给。为了有效实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视基础背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遗产，是法律体系改革中不能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构新的法律体系，需要考虑社会与经济现实。虽然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为导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会对市场有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改革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立法在创立市场经济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创立和维护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创立和维护是否是市场创立与运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比较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不同质的，但是法律经济学对分析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是有用的。在一个软弱政权以及相应的发展中的法律体系中，交换关系主要通过非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关系原则（relational principles）不仅适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约，而且适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层次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法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法律制度的改变面临着政治选择的时候，由于不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律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拒绝法律向效率的渐进演变。所以，欠发达国家的挑战是发展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法律传统，在这一进程中，比较法律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欠发达国家厘清它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性特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径或最佳路径，通过相互学习，较不发达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将最初的解决办法发展成一种有效的且不同的发展路径。

八、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就必须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法律经济学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了更系统的评估，从而正在逐步形成行为法律经济学。[19]

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日常行为缺乏解释力，在《告别理性选择》一文中，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由于纯粹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错误这一部分人类行为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该理论也解释不了那些导致人们做出看似非理性选择的冲动克制问题。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们总是做出自利性选择，无法说明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必须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新的假定，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只是具备了有限的知识和资源，因此，人类的决策行为会出现与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限意志意味着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人类最终的决策可能偏离利益最大化的轨迹。有限自利意味着个体决策受到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现利益的实现，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现利益以外的东西。[19]

在研究了人类如何选择的基础上，行为法律经济学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设运用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重新审视了作为行为工具的法律。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不能获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恶行，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阻吓的效果。如果人们是有限意志的，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利益）并对多重效用进行排序，就必须对交通安全法、侵权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规等进行重新的解释。如果人们的行为是有限自利的，人们就会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预测人们会对法规和制度约束做出何种反应，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建构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18]因此，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力量。

九、结束语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参与者都认为，不论各个学派的意识形态信条多么独特，总会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将该学科内所有的学派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法学内寻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仅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的实践会对新的制度产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变迁在中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参考文献：

［1］ 曲振涛.论法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基础及其基本理论［J］.经济研究,2005,(9).

［2］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3］ 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4］ 皮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31.533.129-134.134.546-550.515.521-530.528.511.

［5］ 大卫・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10.

［6］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弗农・史密斯.非理的法和经济学［A］.比较（第21卷）［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10.117.

［7］ 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4.

［8］ 皮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7-258.

［9］ Shavell,S.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 Manne, H.G.Our Two Corporate Systems: Law and Economics［J］.Virginia Law Review 53,1967.259-284.

［11］ Mashaw,J.L.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Law［J］.Chicago Kent Law Review 65,1989.145.

［12］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37.272.

［13］ 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62-169.

［14］ 张建伟.新法律经济学：流派与反思性评论［J］.财经研究,2000,(9).

［15］ Coleman, L.J.The Structure of tort law［J］.Yale Law Journal 97,1988.1233-1253.

［16］ 丁利.作为博弈规则的法律与关于法律的博弈［A］.法律的博弈分析［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10.

［17］ 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纳特，兰德尔・C・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66.

［18］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法与经济学的实证学派、规范学派和实用学派［A］.比较（第20卷）［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77-90.83.82.

篇7

凌晨四点守在电话旁等待喜讯。这显然不会是奥利弗・哈特第一次这样做了。

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师长，奥利弗・哈特都无愧大家称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他的褒奖，或许只是一份迟来的认可。 子不承父业

招牌的露齿微笑，严苛的治学态度。哈特在同行与学生的眼中是一名良师益友。探寻其未来的功成名就，早期良好的家庭教育显然非常重要。

哈特出身名门望族，祖辈Samuel Montagu是一位银行家和政治家，曾担任多年的英国众议院议员，并被授予贵族爵位。哈特教授的父亲Philip D'Arcy Hart则是英国知名的内科医学家，在治疗肺结核方面贡献突出，以106岁的高寿辞世。其母亲Ruth Meyer是一位妇科医生。

与经商的家族企业不同，知识分子的家族传承通常不会要求家族后代必须从事某一项工作，而是秉承家族的一贯精神。因此从小对数学感兴趣的哈特，并未遵循祖辈与父辈的足迹，去涉足政治或是医疗行业。

这一传统在哈特家族仍在延续。他的两个儿子Daniel和Benjamin都不在经济学界。哈特的妻子说，孩子们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哈特教授醉心于经济学研究，她可不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只能讨论经济学。

1969年，哈特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并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理论派经济学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读大学时，哈特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于是转攻经济学，并于197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年少成名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上都被理论经济学家所承包，而从数学专业转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不在少数。

随后，哈特来到了执经济学研究牛耳的美国，而彼时正值资本主义黄金发展的窗口期，经济学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格局。风险决策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等微观经济学新分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些理论研究学派的大本营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哈特向往的新目标。

于是，1972年哈特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并于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哈特荣归故里，并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对于学院派经济学家而言，博士毕业后的几年是一个人决定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年轻的哈特博士在毕业后的三年内，在国际顶级期刊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篇关于不完全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衡的优秀论文，在学术界初露峥嵘。

随后哈特的身价水涨船高，并且受聘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在之后的六年中，他继续研究金融市场上的接管问题，并涉猎垄断竞争理论。

由于哈特在学术界的高质高产，年仅31岁的他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而后，他还被伦敦经济学院直接聘为正教授，跳过了副教授。1984年，哈特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随后正式定居美国，并入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担任教授。

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哈特与其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搭档格罗斯曼合作的《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一文发表。不多久，与莫尔合作的《产权与企业的本质》也问世。

两篇论文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产权的新框架。奠定了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企业的产权理论的领军者地位。

也正是因为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的奠基性贡献，哈特始终被视为近几年诺奖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

而他本人也对此报以厚望，这也无怪乎今年诺奖致电通知他时，哈特表示：“这么晚还没打电话，我以为今年我又错过了呢”。 不完全契约的启示

简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并不十分认可哈特关于不完全契约的论述。他认为如果合同是不完备的，那么事先总能设计一个机制，能够控制事后的争议。

这一质疑正是哈特所研究理论的精髓所在。哈特认为，设计再完备，现实中的争议终究难以避免。哈特曾表示，丰富理论经验一定要看律师的判案，一旦你研究过法律案例，就会发现任何的合同都是有争议的。

曾经师从哈特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介绍，契约理论就是将所有交易和制度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合同），在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设计最优的契约来减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敲竹杠等问题，提高社会总福利。

例如，婚姻就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这个契约隐性地假定双方都要承担家庭的义务，要对彼此忠贞，要共同抚养孩子。但是，事前双方不可能想到婚后所有的情况，比如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怎么办？一旦决策有分歧怎么办？这些事情法律不会管得很具体，但是婚前双方也没法商量好，这就出现了不完全契约。

聂辉华介绍，根据哈特的理论，一旦契约不完全了，事后的控制权应该配置给对投资或总产出重要的一方，或者简单地说权力应该安排给重要的一方。

因此，如果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更大，那么一旦发生经济决策方面的分歧，妻子拥有优先决定权。这保证了妻子有更大的激励去增加收入，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付出和控制权是匹配的，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原理。

“如果双方的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就必须优先保证对总收入更重要的一方的利益，然后这一方可以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从而实现总收入最大化。”聂辉华说。

篇8

关键词：博弈论；广告营销；市场容量；市场定价；非合作均衡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1)10-0158-03

广告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为广大公众媒介所认可，进而降低消费者的有关产品信息搜寻及质量甄别的成本，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而扩大需求，帮助厂商进入市场，使企业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并以削弱对手的竞争来增加企业利润。但到底投入多少、利用何种对策来做广告及如何与竞争对手作广告投入比较分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对抗竞争性的广告投入中，包括产品市场定价中，其实在假定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是个博弈问题。

一、标准式博弈的非合作均衡

博弈是无处不在的。贸易争端用博弈论来分析是可以的，但对自己生病也可以用博弈论来理解就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自己就一个人，和谁进行游戏?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做“自然”(Nature)的参与者。“自然”可以理解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现在有两种策略，让人生病或不生病。人一旦生病，就不得不根据生病的信息判断上帝的策略，然后采取对应的策略。上帝采取让人生病的策略，人就采取吃药的策略来对付；上帝采取不让人生病的策略，人就采取不予理睬的策略。这正是一场人和上帝进行博弈的游戏。“自然”是研究单人博弈的重要假定。再比如一个农夫种庄稼也是同自然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 自然的策略可以是：天早、多雨、风调雨顺。农夫对应的策略分别是：防旱、防涝、放心地休息。当然，“自然”究竟采用哪种策略并不确定，于是农夫只有根据经验判断或气象预报来确定自己的行动。如果估计今年的早情较重，就可早做防早准备；如果估计水情严重，就早做防涝准备；如果估计是风调雨顺，农夫就可以悠哉游哉了。

如象棋对局的参与者是以将对方的军为目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胜利，古罗马竞技场中角斗士在争夺两人中仅有的一个生存权。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发展，而股市中人们所争的很实在，就是金钱。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一种资源为人们所需要，而资源的总量具是稀缺的或是有限的，这时就会发生竞争，竞争需要有一个具体形式把大家拉在一起，一旦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形成了博弈，竞争各方之间就会走到一起开始一场博弈。

因此，形成一个博弈有2个或2个以上的参与者(Player)。在博弈中存在一个必须的因素。博弈要有参与各方争夺的资源或收益(Resources或Pay off)。资源指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如矿山、石油、土地、水资源等，还包括了各种社会资源，如人脉、信誉、学历、职位等。

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博弈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包含着合作的潜力。资源是有主观性的。人们之所以会参与博弈是受到利益的吸引，预期将来所获得利益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竞争博弈的吸引力和参与者的关注程度。

策略选择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牵涉到分析关键因素、确定局势特征这些理论化的内容。而博弈论中的策略选择，是先对局势和整体状况进行分析，确定局势特征，找出其中关键因素，然后在最重要的目标上进行策略选择。由此可见，博弈对局中的策略是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直接对整个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博弈论”的英文是“Game Theory”，实际上Game的本意是游戏，博弈论直接翻译成中文最贴切的直译是“游戏理论”。更准确点说，是一种竞合的智力游戏。通俗地说，博弈就是个人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与既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仅仅一次或是进行多次地选择策略并实施，从而得到某种结果的过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打交道，这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

二、博弈论在广告营销中的典型应用

在广告营销中，无时无刻不在对弈。一个人只要会有力地挥动斧头，便能成为合格的伐木工人，因为树木只有引颈待斧，无法逃避；而广告营销的对手，却会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做出一个成功的广告营销，实在不易。博弈论，正是这样一门艺术，是教你看清对手打算如何战胜你，然后战而胜之的艺术。如今，它已经颠覆了经济学的宏微观基础，改变了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的思维定势，正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广告领地。所谓博弈论听似拗牙聱齿，看似深不可测，但其思想极易理解。简单说来博弈论就是研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

(一)广告营销中的广告投入博弈

每个博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但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还必须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以及其他人的反应行为的可能后果，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营销中，博弈更为常见。在广告营销中，广告和价格战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传播学中，广告也是一种信号传递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商家或厂家可以通过大频率地投入各种广告，获得较高的宣传效用。这样，消费者几乎无需多少成本，就可以从广告中获得各种所需的产品质量信息。

生活中有很多电视广告既无商品定价又无具体购买地点，只有影视明星的搔首弄姿的表演。这种广告往往是除了显示一下商标外，完全没有对产品性能的说明。这种广告是否也有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效果，厂家投入的资金是否是作无用功呢?答案是这种广告当然有很好的作用。假设有一家企业A开发出一种很有市场潜力的饮料，该产品饮后对人的健康确实有好处。但同时，另一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B，也准备向市场推出一种伪劣产品饮料。两个企业都会向公众宣布其产品质量过硬、绝对上乘。但公众是理性的，不会仅仅凭广告宣传就相信它们。但产品真好，消费者能够识别出来。所以，生产好饮料的企业A对自己的市场有信心，它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B生产的伪劣产品终究会被消费者识破，顾客会跑到自己这里来，从而自己的市场会不断扩大，销售收入及利润会不断增长，而企业B开始可以蒙骗一部分消费者，但时间一长，产品的问题会暴露出来，市场会不断缩小，收入及未来利润都不会有企业A的大。这样一来，企业A的未来预期收入远大于企业B。因此，如果企业A请一位当红明星打广告，由于是当红明星，他们打广告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就可以使企业B不敢模仿。譬如，假定企业A的预期收入为3千万元，企业B的预期收入为1千万元。当红明星打广告的市场价格为2千万元， 那么，企业A可以请明星打广告但企业B就请不起。

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请不起当红明星打广告的企业B是生产伪劣产品的。企业B就没有市场。当企业A请了当红明星打广告时，企业B发现这位明星的市场价格太高，自己难以模仿企业A，开始就会放弃生产伪劣产品的计划。所以，企业A通过请当红明星打广告来清除掉了潜在的市场模仿者。企业A并不在乎明星在广告节目表演了什么，当然更无所谓广告节目是否介绍产品价格等信息了。企业A请当红明星打广告，就已经在告诉公众：它是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这种广告的价值正在于，当红明星出场费高低代表了企业A的产品质量高低。

然而，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用于做广告。对于低质量产品，消费者最多只会购买一次，如果做广告的成本高于产品一次销售所得的利润，这时低质量产品做广告就不合算。可见，较高的广告成本将屏蔽掉一部分低质量产品。如果广告成本高于产品第一轮销售所得的利润，又低于多轮销售所得的利润，那么高质量产品做广告将有利可图。从这个角度说，高成本广告中的产品应该是高质量产品。结果，广告作为市场信号，传递了高质量产品的信息。

(二)广告营销中的价格博弈

而在价格战中，比如两个空调厂家之间的价格战，双方都要判断对方是否降价来决定自己是否降价，显而易见，厂家之间的博弈目标就是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赚取最多的收益。事实上，这种有利益(或效用)的争夺正是博弈的目的，也是形成博弈的基础。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效用最大化，参与博弈的博弈者正是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互相争斗。参与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关系，以争得效用的多少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体形式，这就形成了博弈。更深一步说，价格战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与“囚徒困境”博弈具有相似性。我们假设如下博弈双方的收益值，如果两个厂家都不降价，则他们分别可以获得5000万元的业务收入；如果同时降价，则只能获得4500万元的业务收入；如果一方降价另一方不降价，则降价方可以得到7000万元的业务收入，不降价方只能得到2800万元的业务收入。这样，给定在B降价的条件下，A降价会得到4500万元业务收入，A如果不降价则只能得到2800万元的业务收入，所以A的占优策略是降价；如果B不降价，A要降价，会得到7000万元的业务收入，而A要是不降价的话，只能得到5000元的业务收入，A的占优策略同样是降价。反之B的占优策略也同样是降价。于是你降我也降，你再降我也再降，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价格大战越来越激烈，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此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都会选择降价策略(纳什均衡)，而且这个策略组合是各博弈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自己稳定性的策略组合。无论是对两厂家总体，还是对任一单个厂家而言，双方不降价(5000，5000)都比双方降价(4500，4500)好得多。但是参与博弈的企业是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极大化的原则行事，每个企业都意识到在对方不降价时自己降价所获得的巨大好处，以及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时将蒙受的损失，因而最终实现的是双方都选择降价的纳什均衡。

三、广告营销的价格博弈前提条件

将此博弈重复有限次，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也不会改变。这在博弈理论中已经有严格的证明。根据前述“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厂家之间的价格战博弈只要符合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提出的两个条件：(1)T>R>P>S；(2)R>(T+S)／2，此时，各厂家的最佳选择都是选择该博弈唯一的非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就会陷入“囚徒困境”，都会选择降价，价格战将会愈演愈烈，进而出现恶性价格战。要避免出现“囚徒困境”、避免恶性价格战，唯一的方法是改变博弈结构，使博弈方的收益值不再符合“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改变博弈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博弈方主动改变，二是有新的当事人参与博弈，迫使原博弈方的收益值发生改变。

从实践上来讲，博弈论在广告营销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这种“仙人指路”的神奇力量，缘何而来?因为，它总是以迥异的角度，“向前展望，倒后推理”，让我们不仅能用自己的眼睛，同时还能用对手的眼睛看世界；不仅能用自己的脑袋，还能用对手的脑袋想问题。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艾克斯罗德著，吴坚忠译，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 作的进化[MI，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陶章华，企业“竞争－合作”博弈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博 士论文，2001

篇9

关键词：进入管制；博弈；道德风险；混业经营

银行业管制制度是一国金融管制制度的核心，它对降低银行业风险、维护一国的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和周密的进入管制政策，做到事前风险防范。银行业进入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结构、区域分布、绩效等变量。尽管在管制手段及管制效率等方面仍存在着各种争议，但是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的进入管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中国银行业在面临开放程度扩大、利率市场化、潜在风险增加和业务竞争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管制优化和改进来促进竞争，如何在竞争的基础上加强管制，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对中国银行业进入管制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管制经验，对中国银行业进入管制的优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 银行业进入管制的理论支持

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2000）提出了一个道德风险下的利率管制和资本管制进入管制模型。HMS模型描述的管制过程如下：市场中存在大量同质银行，每家银行必须满足最低资本要求，才可以选择一个最优利率获得存款开展业务。监管当局对银行进行进入管制，发现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要求，则拒绝银行准入。

假设银行i吸收的存款量为D（ri，r-i，k），其中ri为银行i的存款利率，通常与银行i的存款量正相关；r-i为竞争银行的存款利率，与银行i的存款量负相关；k为银行i的自有资本与存款的比率，即最低资本充足率。

当存款利率弹性？着为常数时，均衡ri*为k的直线型函数，且向右下方倾斜。ri*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银行i从事审慎投资的最优存款利率水平。如果只有资本充足率管制而没有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来配合，那么银行i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行为将使得存款利率水平上升至ri*曲线的虚线部分，此时银行i将从事高风险项目的赌博投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相反，如果银行监管当局在实行最低资本比率要求k水平，那么就可以将存款利率水平限制在r*以下，银行自然就会进行安全项目的审慎投资。因此HMS模型说明了，必须将最低资本要求和最高利率上限管制结合起来使用，才能真正克服由存款利率竞争导致的道德风险的发生。

HMS模型用于审慎性管制的分析是静态的，本文将进入竞争引入到HMS模型中，就可以实现比较静态分析。下面结合最优存款利率ri*进行说明。当监管机构放松银行进入管制时，银行业竞争程度增加，存款利率弹性？着变大。但是？着变大，将会改变审慎投资对应的最优存款利率水平曲线的斜率，使得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如图1所示，当ri*曲线由ri*（？着L）移动至ri*（？着H）后，银行i在ki*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将愿意用更高的利率（？琢到e2间任意一点）去吸引存款，用于高风险项目的赌博投资将发生，于是金融体系又陷入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银行业的进入竞争将对最低资本要求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需要监管当局在放松银行进入管制后，必须适时调高最低资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银行体系降低风险，体现出审慎性进入管制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仅仅根据Basel协议II的8%资本充足率要求，放松进入管制，将直接导致银行业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将进入管制和利率管制及资本管制综合起来，全面实行审慎性管制，才能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 银行新进入的博弈策略

1. 外资银行进入的博弈分析。

（1）博弈模型。存在两个市场参与者，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已经进入市场，外资银行为潜在进入者。中资银行具有网络优势和客户优势，外资银行具有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具有完全信息。中资银行的策略空间Sc（抵制，放弃）。采取抵制策略，需要增加资本投入，开设新网点，投资人力资本，降低产品价格等手段来争取市场分额。采取放弃策略，不会对外资银行进入采取任何行动。外资银行的策略空间Sf（进入，不进入）。采取进入策略，根据《中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只能以外资银行代表处、外资分行或中外合资银行的形式进入。

令R0为外资银行进入前中资银行的市场总收益，R′0为外资银行进入后市场的总收益。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与中资银行发生同质竞争，R′0？燮R0；如果进入的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差异化竞争，提高整个银行业服务水平，则R′0？叟R0。

令Re为中资银行选择放弃抵制外资银行给外资银行带来的收益，R′e为中资银行选择抵制外资银行给外资银行带来的收益，显然Re>R′e。

令Cd为外资银行进入的直接成本，Ci为外资银行进入克服中资银行抵制策略的间接成本，Cr为中资银行抵制外资银行所需成本。

于是，可以得到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博弈收益矩阵如图2。

（2）博弈分析。

①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外资银行相对与中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国际声誉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外资银行进入后的市场收益Re或R′e都处于较高水平。面对中国加入WTO后开放银行业的承诺，和外资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直接成本Cd和间接成本Ci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Re-Cd>R′e-Cd-Ci>0，于是外资银行选择进入策略为其占优策略。

另一方面，由于中资银行效率低、经营成本高，如果要抵制外资银行进入，则花费成本Cr会较高，而且又不能明显降低外资银行收益，使得R′e

而且在动态博弈的情况下，外资银行进入，中资银行放弃抵制，将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唯一解。外资银行会不断进入中资银行的业务领域，开展新的业务领域，增强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

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欠发达地区。对于中国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存在文化差异的障碍，外资银行如果要进入这些地区，通常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欠发达的确外资银行获得的市场收益Re或R′e不高，而且有限。

相对与外资银行，中资银行由于具有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网点多，客户基础扎实等特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资银行选择抵制策略会非常有效，Cr会处于较低水平。于是很有可能出现0>Re-Cd>R′e-Cd-Cr，使得外资银行选择不进入为其占优策略，中资银行无需担心外资银行的进入。只有在收益一定的前提下，只有降低外资银行进入的直接成本Cd和间接成本Ci，使得Re-Ci>R′e-Cd-Cr>0时，外资银行才会进入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2. 民营银行进入的博弈分析。将上述外资银行的假定置换为民营银行，分析国内民营银行的市场进入。同样取决于0>Re-Cd>R′e-Cd-Cr还是Re-Cd>R′e-Cd-Cr>0。

（1）民营银行进入中小城市。民营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面临中资国有大中银行的抵制有限，进入市场的间接成本Ci较低，因为无需各种分支机构、人力资本等费用。主要进入成本取决于直接成本Cd，包括政府的政策壁垒产生的资本要求和行政壁垒的必要成本。

而且民营银行具有区域人脉优势和客户优势，通常与国有大中银行存在业务交叉，业务竞争非常不明显。民营银行选择进入策略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R′e。使得R′e-Ci>Cd成为可能，所以，民营银行会选择进入策略，而中资大中银行会选择放弃抵制策略，该博弈模型仍然具有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唯一解。

由于民营银行与中资大中银行的客户定位和业务定位不同，因此民营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地区金融服务的供给，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不会减少大型银行的收益，因此通常可以表现出市场的帕累托改进。

（2）民营银行进入大中城市。假如民营银行要进入大中城市，其业务范围和市场定位就会趋同于国有大中银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这样中资银行就会选择抵制策略，让民营银行承担较大的间接成本Ci。由于中资银行在大中城市具有雄厚资金、网络优势，中资银行抵制外资银行所需成本Cr相对比较小。

民营银行与国有大中银行的中资银行相比，缺乏地缘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得到客户的认可程度要低很多，因此进入市场后的收益R′e会比较小。这样就可能出现R′e-Ci-CdR0-Re。从而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为民营银行不进入，中资银行抵制。

通过对银行新进入的博弈分析可发现，中国银行业市场表现出相对独立的二元特征。在经济发达地区，银行市场表现为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竞争，在中小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银行市场表现为中资国有大中银行和民营银行的竞争。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促进了区域金融的深化，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由于民营银行的进入，提供了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论对于外资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它们的市场进入加强了中国金融业的深化程度，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三、 银行业进入管制的国际经验

1. 银行进入管制的国际经验。

（1）准入资本要求。美国《国民银行法》规定，国家银行最低注册资本10万美金，在人口6 000以下的社区最低资本为5万美金，人口多于5万的社区最低20万美金。根据美国货币监理署规定，所有国民银行最低资本要求100万美金。美国要求交付首期注册资本只能是现金，但是可以借入现金。

英国银行业最低注册资本500万欧元，允许以非现金的资产或者政府债券的形式缴纳首期注册资本金，并且首付同样可以借入资金。由于英国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是银行和贴现行的聚集地，因此非现金缴纳注册资本不会对银行产生风险。

日本银行业的最低注册资本较高，为20亿日元。大大高过美国和欧洲。虽然允许首期注册资本可以借入现金，但是对缴付资本的形式严格规定为现金。

（2）所有权结构。美国对单个股东或者关联方持有银行资本的最大比例均没有限制。但是非金融机构持有银行表决权的普通股最大比例为25%。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限制，但是必须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持股前要得到授权。

英国对单个股东或者关联方持有银行资本的最大比例，跟美国一样，均没有限制。因为其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对非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也都没有限制。

日本对单个股东和关联方持有银行资本比例均没有限制。但是非金融机构持股不得超过其资本或者净资产，超过5%股权必须备案，拥有20%以上股权必须得到批准。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持股100%，但是必须得到管制当局批准。

（3）业务准入。美国准许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公司的承销和交易需要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附属子公司，国民银行及其附属子公司一般仅限于保险销售。银行从事不动产业务仅限于对银行房地产投资，但是可以通过银行控股公司持有非金融公司5%表决权股权。银行为银行持股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英国准许商业银行进入证券交易所交易实现银证的融合。银行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必须由独立的银行附属子公司经营，对控股比例未做任何规定。银行可以从事不动产，对拥有非金融公司的股权没有限制。通过银行的注册名来约束业务范围，未采用分级制度进行限制。

日本允许银行可以从事某些证券业务，如销售政府债券，其他证券业务必须由附属子公司经营，银行可以从事与住房贷款相关的 保险销售等保险活动，其他保险业务须由附属子公司经营。从事不动产仅限于持有银行房地产。银行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权不超过5%，银行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权合计小于15%。

四、 对中国银行业进入管制的启示

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要求非常高，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资本壁垒使其它所有制形式的银行进入和发展尤其受到限制，在绝对资本的行政限制下，我国银行业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垄断，并进而形成了银行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偏好，导致了部分区域民间资本借贷危机的存在。银行的同质化也使得银行业缺乏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银行服务的多元化需求的趋势。

国外经验对中国银行业进入管制的启示。各国都设有设计资本金要求、所有权结构、业务范围限制、高管人员准入等内容的银行管制体系，其中对于市场准入管制一般集中在金融公平、安全稳定、适度竞争三个方面，而安全稳定是各国市场准入管制的核心。从进入管制趋势来看，各国银行业业务范围准入标准大大降低，出现从分业到混业经营的浪潮。准入管制机构出现集约化、协调化趋势。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与国际上差异主要在于管制过严和分业经营。随着中国银行业有序竞争的发展，对风险控制技术的学习和风险监管体系的建立后，中国也将逐步放松管制，促进银行业更好的竞争，促进中国金融深化程度。

同时，我国银行业需要不断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使管制有法可依。建立权责明晰的现代银行管理机制，加强银行内部控制，降低市场进入成本。使用市场化的手段代替行政化手段解决进入问题，为解决银行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应该让强制性存款保险作为市场准入管制的一个准则和要求。

参考文献：

[1] Hellmann， Thomas， 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Stiglitz，Liberalization， Moral Hazard in Ba- nking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Are Capital Requirements En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 iew，2000，（90）：147-165.

[2] 毛泽盛.跨国银行的进入、绩效及其管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00-204.

[3] 黄韬.日本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实践及其评价[J].日本学刊，2009，（6）：18-21.

[4] 王馨.银行业准入退出管制的动态改进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7，（9）：184-190.

[5] 欧阳青东，彭洁，陈雨花.中美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及管制制度变迁比较研究[J].南方金融，2012，（8）：36-4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对中国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号：09&ZD03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宏观与行业风险分析”（2016）。

篇10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怨恨；现象学；交易费用

作者简介：刘牧(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任会林(1980-)，男，河北省秦皇岛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4-04　收稿日期：2009-11-24

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成为极富活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回归“真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严密性和适用性受到一定质疑，目前尚未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这促使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本文尝试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初步揭示其迅速发展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现象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既定的前提，其成因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性在于把制度变成了内生变量，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可以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来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噪声。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当交易费用太高时甚至交易活动会消失。因此，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可是这一假定的逻辑结论是“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没有用”(诺思，2002)，因此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交易费用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埃格特森，2004)。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交易费用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张五常(2000a)甚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即“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b)。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理性”，即信息完全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这一假定修改为“有限理性”，即“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弗鲁博顿等，2006)，个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弗鲁博顿等，2006)。所以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付出的成本。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如果否认不确定性，那么进行理性选择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此时交易费用并不存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果否认理性选择，即人们并不是“意欲理性”的，那么交易费用也将不存在。因为交易费用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埃格特森，2004)，而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理性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交易费用自然不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交易费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张五常，2000b)，是因为隐含了两个假定：理性选择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交易费用的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那么交易费用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

首先，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遵循霍布斯(1996)的思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此时自利的理性个体在逐利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互相怀疑和猜忌，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是舍勒(1999)认为“霍布斯丛林”非但不是一切社会的逻辑起点，反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生活共同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舍勒，1999)，“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舍勒，1999)，此时不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人的思想感情被直接感受到而无需猜测，人与人交往时没有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代道德强调每个人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他人的道德价值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感和陌生感，“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舍勒，1999)，这时为了实现人际交往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见不确定性并非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理性选择不是绝对的。汪丁丁(1996)认为如果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被参与博弈的个体所选择的。个体没有理性选择的自由，机会成本不存在，从而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当多种用途针对一项资源发生竞争时，理性选择才成为必要。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稀缺性就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如果稀缺性只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机会成本对人类来说就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资源稀缺性问题较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因此狩猎一采集经济必然极度贫困。但是狩猎一采集社会实际上是“原初丰裕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欲求水平非常低，因此“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萨林斯，2009)，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很容易被满足。与现代社会不同，对狩猎者来说时间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拥有大量闲暇。制造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都很容易获得，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由于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机会成本乃至交易费用此时都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依赖一定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交易费用也就不存在。但是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却往往被滥用，被用来解释一切制度的起源。所以应该探究这一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和现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舍勒(1999)认为在价值并不是主观感受的反映，而是一个客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不同主体追求价值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能力追求较高价值的主体会产

生“自惭形秽、令人压抑的价值低下意识”，这种怨恨积累起来会令这些主体心里充满紧张和痛苦，这种紧张感和痛苦感通过价值假象得到缓解，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位置被颠倒。舍勒认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价值假象将客观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下，对事物的爱永远是以恨为基础的，即对某物的爱并非是由该物自身的正面价值所引起，而是由对另一物的恨所引起，恨是比爱原本的情感。怨恨的作用不局限于道德领域，现代社会的理论括动的精神气质也是由怨恨塑造的，理论活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研究，而是奠基于现代人的基本价值观。现代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事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舍勒，1999)，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对另一事物的否定。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一价值一定不是来源于该事物自身，而是来源于另一有负价值的事物。正因为我们试图消除这种负价值，才使得正价值成为可能，对负价值的恨要先于对正价值的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牺牲和代价，制度的存在就成为必要。交易费用的负价值具有创造性力量，而制度仅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价值。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工具性理解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曾对制度下过定义。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诺思(1992)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舒尔茨(1994)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各种规则。拉坦(1994)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定义为“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把制度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制度主要是针对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约束”意味着制度进行的是减法，“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把制度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诺思，2008)，因此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大类，前者包括道德、传统、价值观等内容，后者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也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诺思(199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由于个体之间交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为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发明的工具。这种思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前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现在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不过是解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制度变迁的动机无非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这种分析范式后面隐藏的重大难题是它与我们对制度的日常理解不同，也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同。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很多制度并不是作为工具被把握的，比如道德是崇高的，宗教是神圣的，法律是具有尊严的。这些制度被我们体验为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神圣与崇高的价值本身已经高于个体利益，如果让前者成为谋求后者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亵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思路是：一种制度所宣称的价值和它的本质是不一致的，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制度表面的价值是一种虚构，制度的本质隐藏在其背后。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这种研究思路背后的心理机制。

舍勒(1999)认为价值秩序是客观的，自身价值从低到高共有四个等级：适意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工具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主体无力追求较高价值的时候，怨恨就有可能产生，怨恨造成的痛苦感和紧张感在价值假象中得到缓解：较高的价值被否定或者被认为是虚构的，只有低下的价值才是真实的。舍勒(1999)认为现代道德就是这种怨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怨恨在现代市民伦理的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对较低的福利价值敏感，而对较高价值不敏感。传统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法律等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不是因为促进了集体或个体的福利才具有意义。在这种体验结构之下，制度并不被认为起源于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由于制度是神圣的，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现代人对价值的体验发生重大变化，自身价值的内容急剧缩减，几乎只剩下较低等级的适意价值和福利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增进福利，它的存在就无法被理解。于是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制度由于不能直接增进福利，只能被理解为为福利价值服务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提出。作为工具的制度被认为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群体形式’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形式为个人创造出的幸福之总和，按这一前提，便要时时刻刻改变和‘改革’群体形式，‘随意’便取代了对群体形式的敬畏”(舍勒，1999)。较高价值反而要为较低价值服务，正常的价值秩序被颠覆。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误解

(一)价值是被创造的还是被发现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把制度理解为对行为的规范，所以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仅仅是某种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却被理解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的公正性作出判断(林毅夫，1994)。显然意识形态必然涉及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应该如此理解。一个行为是道德的，其前提是“这个‘应当’存在的行动的价值在意向中被把握到”(舍勒，2004)。

由此我们就可以怀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真的解释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如果制度仅仅是博弈规则，个体的选择集合是先于制度存在的，制度仅仅是对这一集合施加限制，即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制度被理解成选择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与价值无关，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就解释了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是现象学描述使我们发现了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成就，它并没有解释非正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价值。在博弈论被引入到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后，制度往往被看作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2003)，价值的奠基作用仍未引起注意。

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也承认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那么它还能够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吗?价值能够被我们创造出来吗?仿佛我们为了节省信息费用就能把价值制造出来。认为高尚、正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观

点是否隐含着逻辑矛盾?认为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创造出来，也就是承认价值可以从虚无中诞生。我们怀疑一个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事物。概念被理解的方式有两种：描述和体验。复合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被理解，即使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这些概念也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列举出其主要特征而被我们理解。但是简单概念无法通过描述被理解，其含义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高尚、正义、神圣这样的价值词属于简单概念，理解这个词唯一的办法是亲自从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上体验到这一价值。但是正因为如此，价值的存在就无法被否定。价值属于观念的对象，所以是没有时间性的，谈论其产生和消灭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否定高尚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否定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理解高尚的含义，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否定高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尚作为一种价值并不是在时间中实存的事物，因此“高尚不存在”这一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隐含着这种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作用是约束还是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约束，是对个体选择集合的一种缩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理解也是因为忽视了价值在制度中的奠基作用。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靠人们内心对该制度的认可才可能正常运转。任何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该行为规范被赋予的价值。而价值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可能被创造的，由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等级，从最低到最高，无限丰富的价值样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在事物身上体验到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对某一客观价值的把握。不同民族、文化对价值的把握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就体现在制度的差异上。所以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分歧”，而是有高下之分。因此制度从根本上并不是被理性选择出来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博弈的均衡，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制度的核心，制度从根本上是被发现的。制度进步的标准也就不是是否节约了交易费用或增进了经济福利，而是是否向更高的价值领域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总是从自利个体出发解释经济制度的起源，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被看成是先于制度存在的，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的社会性，所谓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并不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正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谓个人利益也是事物价值的一种评价，因此只能在一定价值观之下才能形成。不同价值观和非正式制度之下，个人利益的含义并不相同，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利益。所以把个人利益作为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制度的稀缺性

由于制度的建立、维持和变更需要运用稀缺资源，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也必然是稀缺的，相对于制度的需求，其供给永远是不足的。如果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阐述的，稀缺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特定人格结构的产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稀缺性存在的条件是手段相对于目的是不足的，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那么稀缺性就不可能存在。此时根本谈不到运用稀缺资源来建立制度。实际上稀缺性问题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尤为突出，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时间、金钱、土地等各种资源都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才会有取舍。把一切人类制度都理解为稀缺的正是这种体验的一种反映。

(四)交易费用的数量问题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作用在于对制度进行解释，从科斯开始制度的主要功能被解释成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把制度与交易费用相联系，自然会引出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变化趋势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创造制度的初衷是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就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多少，所以制度变迁的方向应该是总体交易费用逐渐降低，但是另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交易活动日趋复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费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为了克服这种模糊性，就产生了对交易费用进行测量的努力。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点：交易费用作为成本是对某一肯定价值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当事人具有特定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内涵是相对于价值观的。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因此简单地谈论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是无意义的。只有假定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我们才能谈论交易费用的衡量和变化趋势等问题。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理解成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也被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