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经济学的目的范文
时间：2023-08-18 17:51:3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安全经济学的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项目教学法；卓越计划；食品质量与安全；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1-0142-02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是国家对企业与高等学校合作培养人才模式的一种探索，其目标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1，2]。“项目教学法”是针对某一个专业或专业课程，教、学、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3]。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频发，社会各阶层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构建和实践技能培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多设置在高等农业院校，因此，该问题成为各高校探索的重点。结合青岛农业大学“应用型名校建设”的目标[2]，我们提出了卓越计划，在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教学中适时提出“项目教学法”的理念，以期提高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知识水平，部分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项目教学法的来源
最初的项目教学法应用于跨专业的课程，它以“项目”为依托，将多门课程合起来进行教学[3]。为了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熟悉一个完整的方式，所设置的“项目”一般包含多门课程的知识。学生自己查找资料，收集文献，制定实验方案，并独立开展项目的实施以及最终的评价。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并掌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知识要求。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老师只起到一个指导作用，不亲自参与，只在项目完成后进行总结和归纳。
该方法主张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参与。从尝试入手，动手做实验开始，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学生唱“主角”，而老师转为“配角”。这种方式实现了师生角色的互换，有利于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符合高等农业院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理念。
二、项目教学法的特点
（一）学生积极性高
在项目教学方式下，教师不再主动讲理论与结果，学生不再盲目地被动接受，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去寻找得到理论与结果的途径，最终得到了相应的理论与结果。在寻找理论和结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和自我评价，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在青岛农业大学的实践表明，90%的学生具有良好的积极性。
篇2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并使用经济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没有经济人模型之前，经济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所有关于人的阐述都可以对经济理论发生影响。经济人模型的提出，使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公理化的支点，也使社会科学获得了一个理论支柱。同时，进化论、社会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对经济人模型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或补充。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自利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其“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是理与市场秩序建立的最佳诠释。同时，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把人的本性视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之间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应当来自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而不是来自这些目标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这里斯密所说的“一般准则”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认为，经济主体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区分，即竞争下的自利性和个体试图与他人的协作性，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经济人假设是将经济行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这同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异化了的理性经济人相比具有较大的本质区别。如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论证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为，是出自纯粹的经济理性的自利行为，但这种自利行为又可导致公利的实现，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经济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约，经济理性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造就的方向。显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经济理性所激励的自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所倡导的公利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隐含着作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他”的经济理性，是被利用来为道德理的。如果经济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之间的的实现，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应当就不会如此肯定经济理性了。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经济理性中包含着历史、社会、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没有将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消费者行为，所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响下，李嘉图在方法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图的“奥卡姆剃刀”下，经济人内涵的社会、道德、历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经过了去伦理化过程的经济理性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把经济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要前进的方式。”至此，古典经济学家完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开始将人类追求财富的行为动机从人类的其它社会行为中分离开，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边际革命：经济人范式的发展
边际主义的出现之所以带有革命性，不是从时间来说，而是从它对经济学的关系来说。边际主义不仅表现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涵义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作为经济分析核心的“经济人”的内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伦理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主义无疑是使经济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学派强调供给和成本对价值的影响相反，杰文斯独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为获得充分食物及他种能予适度欲望以最大满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趋向和本务。在古典学派的分析中，认为价值产生于外部世界的状况，因此，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客观的东西，正是在客观的价值学说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着眼的，为此，自然地就忽视了主观因素――个人。正是在这方面，杰文斯则从一种“绝对感觉”中得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主观的，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及其需要。为了研究个人的行为，他找到了一套现成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原则。据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种以边沁的“行动源泉表”为依据的愉快和痛苦的学说：人是一个愉快机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结构，以效用论为基础，以交换论为核心，从此，将经济人从古典的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张的个体。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的门格尔，与英国和法国的边际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他禀承一贯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姿态，坚持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说社会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些经济力量的直接表达形式，而仅仅是一些个人，即他所称作的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行为的结果。为了理解总的经济过程，必须分析其成分――个人的行为。所以，门格尔认为“原子论”的研究法是方法论所必须的，它不具有伦理的或社会哲学的含义。因此，罗尔认为他是第一个力图创建一种必须脱离开任何享乐主义假设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由此，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操心历史上决定的阶级制度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加后退，趋向于一种仅仅关心抽象的个别原子和财富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纯经济学的概念是研究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而不管个人的主观因素，因为个人是多余的，人们用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系统里的一个元件。乔吉斯库一罗根对这种情况评价说：一种关于人的科学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标准的经济学对于用一种无人的场面来运行，特别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声称，只要我们已经确定个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对他的爱好的逼真的印象一个人就可以消失”。个人就这样被化为仅仅是效用功能的一个微点φi(X)吼逻辑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种经济动因，只是因为没有经济的过程，只有一种拼合益智图式的活动，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这需要计算机，不需要动因。在这里，乔吉斯库一罗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锐地看到了边际革命把纯经济学改变为
一种“无人的科学”，并暴露出纯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经济人范式的确立
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通过对前辈们认识的考察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为了家人的利益勤奋工作的。同时，他认为人是有分类的，而且不断变化的产业特性和制度影响着人的行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经济学家们曾经努力以经济认得活动为内容，谨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机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钱利益，但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甚至没有彻底尝试过，原因在于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他还强调，经济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场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经济人置于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以表明经济人的历史基础，然后再对经济人作一般性的理论抽象，并以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所以，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他既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者们的经济人的不妥之处，并对时间、组织、政治、制度变迁等范畴以很大的关注，但是，他对于将“经济生物学”趋向却感到难以把握，而致使最终依然是落入了经济机械论的范围之中。
篇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4
《每天学点街头经济学》
作者：[韩]李荣植 著，
桂华春 译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32.00元
内容简介：你是否觉得，经济学是学校里那些戴眼镜的教授和学生才去弄懂的学问？觉得经济学太难懂了？觉得“不知道这些，生活照样不成问题”呢？大错特错！
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处都有经济学的身影。小到菜市场的菜价涨跌，大到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无不与经济学息息相关。
经济学的理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用看似难懂的专业术语加以描述罢了。即使是我们熟知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些奠定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泰斗，其实也不是经济学家，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经济学这门学问呢。
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需求和供给。需求的人多了，价格就会上涨；供给的人多了，价格便会下降。反过来，价格上涨时，需求的人会变少，供给的人会变多；价格下跌时，需求的人会变多，而供给的人会变少。当所有的经济主体们都在为自己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时，需求和供给将会因此达到平衡。
人活着就有欲望，饿了想要吃饭，渴了想要喝水，累了想要有安全的居所，以及想与其他人交往、受尊敬等，这些都是欲望。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很多，所需的资源却总是不够。这就产生了“如何获得和分配资源”的经济学问题。
大型超市的购物车在变得越来越大。卖场都不约而同地把能载货100公斤的购物车更换为180公斤的购物车，这是利用了人们乐于把货物装满购物车的心理。
最初超市里备有购物筐，后来购物筐升级成了购物车，现在购物车又在悄然变大。走进卖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人们的购物欲望会不自觉地被激发。
传统卖场其实是商家与顾客展开激烈心理战的战场。在美国的大型卖场，通往收银台方向的路是上坡路，为的是让推着购物车去付款的顾客觉得更吃力，有时上不去坡的购物车还会倒行，这样就能让顾客多待一会儿，多买一件，可谓用心良苦。
而付完款走出卖场的路则是下坡路，以便掏完钱的顾客尽快离开。这一招也是行之有效的。
百货商场的电梯都会设计在顾客不好找的位置，目的是让顾客难以轻易脱身。扶梯也是上去容易下来难，每下一层都要绕扶梯一圈。而扶梯周围则陈列着抢眼的商品，试图给顾客新的诱惑。
百货商场的销售额与顾客停留在商场中的时间成正比，因此商家才会想方设法留住顾客。男人购物时往往直奔目标，而女人则喜欢逐层转悠，因此，百货商场的低层往往陈列女装，而男装则被安排在高层。
即使是在出入口，也会陈列价格相对便宜的杂货，目的是避免给人价格昂贵的印象，顾客走出商场时也更容易因图便宜而再掏腰包。
快餐店的椅子都很小巧漂亮，但从人体工学角度看，人很难坐30分钟以上。为了提高座位的周转率，快餐店里还播放着快节奏的音乐，巴不得顾客吃完东西就马上走人。
商家对于商品的陈列也是处心积虑。经调查，女人独自购物的平均时长为5分2秒；女人带孩子购物的平均时长为7分19秒；两个女人结伴购物的平均时长为8分15秒；一男一女结伴购物的平均时长最短，仅为4分41秒。显然，男人不喜欢购物。为了不让男人催促女人快走，商场把男人感兴趣的数码相机和电脑软件专区安排在了女装区旁边。
篇5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 药品费用 控制
近年来， 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长， 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 左右来源于药品， 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 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 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 二是不合理因素， 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 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 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 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 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 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如药物利用评价[1 ] ， 药品价格控制， 风险共担合同[2 ] ， 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 ] ， 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 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 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 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 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 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 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 定义：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 ics） 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 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 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 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 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 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 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 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 研究方法：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 最小成本分析（co stm in im izat ion analysis， CMA ） ，成本效果分析（co st effect iveness analysis， CEA ） ， 成本效用分析（co st u t ility analysis， CUA ） 和成本效益分析（co st benef it analysis， CBA ）。
1. 最小成本分析： 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比较何种药物治疗， 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 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 应用范围较局限。
（h t tp: ??w ww 1hi1381net）2.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 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 而采用临床指标， 如： 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 （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 成本与效果比值， 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 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 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 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 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 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 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 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 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 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 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 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 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 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采用效用函数变化， 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 sted life years，QAL Y） ， 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 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 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 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 因此， 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 还具有普遍性， 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 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 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 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 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 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 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 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 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 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 实施步骤： 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 个步骤来完成： （1） 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2） 确立研究的观点； （3） 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 （4） 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 （5） 结果的货币价值； （6） 资源的区分； （7） 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 （8） 决策分析； （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 （10） 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 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 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 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 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 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 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 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 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 越大， 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 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 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 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 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 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 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 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 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 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 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 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 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 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 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 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 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 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 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 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 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 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 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 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 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 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 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 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 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 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 因而其针对性较强， 目的比较明确。
（五） 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 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 尤其是药品服务， 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 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 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 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 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 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 知之甚少， 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 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 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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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着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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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假定 个人
经济人 道德人 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二、起点：个人，还是？这是个
我们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的人不是看作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经济学。纵观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心也是这样。但是，从观点来看，真正的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1977）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 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关于交易起源的描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如果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如果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明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与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关于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关于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与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精彩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精彩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证明，“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研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研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根据既定的满意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意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意”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意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如果都是
根据“满意”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如果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如果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四、冷酷的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许是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与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如果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与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注释：
1． 本文引自《与制度》P138至P151。
2． 尽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话则恰好相反：“给我一组偏好则个人可以消失”。这个偏好就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了。
3． 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段话是引自（霍奇逊，1993）P65。
4．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P13至P14。
6． 比如刘瑞（1997），“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就相当精彩，从中可看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论已经能相当客观且逻辑十分严密。这与在某些领域的顾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语形成一个有趣的整体。
7． 关于各种各样人的分类还由多种标准，可参见杨春学（1998），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那种观点都逃不脱对自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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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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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沉淀成本是企业在以前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现金，而在现在或将来经营期间摊入成本费用的支出。认识沉淀成本，对军费投入成本效益影响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一研究，对于做好新时期军队财务工作，指导军队会计业务实践，丰富军队财务保障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社会，科技进步，生产发展，沉淀成本在各行各业中产生的作用日益显现。沉淀成本管理的好坏，越来越成为管理者的共识。降低沉淀成本，提高军费使用效益，优化军费投入结构，首先必须认识清楚沉淀成本的概念。
二、沉淀成本的概念
沉淀成本也叫沉没成本，是已发生或承诺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如因失误造成的不可收回的投资。沉淀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投资决策时应排除沉淀成本的干扰。从数量角度看，沉淀成本可以是整体成本，也可以是部分成本。例如中途弃用的机器设备，如果能变卖出售获得部分价值，那么其账面价值不会全部沉没，只有变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才是沉没成本。
一般说来，资产的流动性、通用性、兼容性越强，其沉没的部分就越少。“现金为王”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固定资产、研究开发、专用性资产等都是容易沉没的，分工和专业化也往往与一定的沉没成本相对应。此外，资产的沉没性也具有时间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转化。以具有一定通用性的固定资产为例，在尚未使用或折旧期限之后弃用，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成为沉没成本，而中途弃用，沉没的程度则会较高。
举一个沉淀成本的典型案例作为说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在2000年8月决定今后民用飞机不再发展干线飞机，而转向发展支线飞机。这一决策立时引起广泛争议和反对。因为该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于1992年签订合同合作生产MD90干线飞机，1997年项目全面展开，1999年双方合作制造的首架飞机成功试飞，2000年第二架飞机再次成功试飞，并且两架飞机很快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单机适航证。这显示中国在干线飞机制造和总装技术方面已达到90年代的国际水平，并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就在此时，MD90项目下马了。在各种支持或反对的声浪中，讨论的角度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基于中国航空工业的战略发展，二是基于项目的经济因素考虑。就前一角度而言，航空专家最有发言权。但单从经济角度看，干线项目上马、下马之争可以说为“沉淀成本”提供了最好的案例。许多人反对干线飞机项目下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该项目已经投入数十亿元巨资，上万人倾力奉献，耗时六载，在终尝胜果之际下马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种痛苦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丝毫不构成该项目应该上马的理由，因为不管该项目已经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对于上下马的决策而言，其实都是无法挽回的沉淀成本。
三、沉淀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区别
沉没成本是指项目中不可能回收的成本，如软件研发经费就属于沉没成本，企业不可能项目失败时让研发人员把工资退回；即使这个项目盈利了，继续升级研发，前面已投入的研发成本仍为沉没成本，除非你能将研发产品高于投入转让给别的企业，但这种机会甚少。
机会成本是指决策者作投资决策时必定会面临多项选择，可投资A、B、C或D项目……当决策投资某个项目时，就失去投资其它项目获得收益的机会、其它选择可以带来的最高收益，这就是决策者做这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据这一解释，决策者决策时必须保证所投资的项目收益应超过机会成本，否则这项项目决策就是失败的。很多人投资某项目或作某项决策时，刚收回成本，差点亏本，就感觉非常庆幸。从经济学角度看，这项决策仍有极大的损失，原因就是存在机会成本。
沉没成本不应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很多决策者却考虑得很多；机会成本应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很多决策者却没有考虑。
第一种情况。如自己开发了一个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已在市场上损失了很多钱，却很舍不得放弃，就象自己的亲生孩子；又如一个合作决策、商务决策、市场决策因前期已投入相当高的成本，不撞到南墙时再也下不了停止的决心，唯一原因是前面投了很多钱。
第二种情况。如对市场竞争环境极不敏感，对眼前利益没有勇气舍弃，不能主动应变，主动转型，从而给决策带来极高的机会成本。
四、沉淀成本与机会成本在决策认识中的盲点
从决策的相关性看，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若决策时计入沉没成本，将使项目成本高估，从而得到错误的结论。考虑已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但与其相伴随的机会成本却是决策相关成本，需要在决策时予以考虑。
机会成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本，它不是一种支出或费用，而是选定某方案可能损失的收入或收益。以中国干线飞机项目为例，终止该项目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显然应当是继续进行该项目未来可能获得的净收益（扣除新增投资后）。如果不能产生正的净收益，下马就是最好的出路。即使有了正的净收益，也还必须看其投资回报率（净收益/新增投资）是否高于企业的平均回报。倘若低于平均回报，也应当忍痛下马。
事实上，干线项目下马完全是“前景堪忧”使然。从销路看，原打算生产150架飞机，到1992年首次签约时定为40架，后又于1994年降至20架，并约定由中方认购。但民航只同意购买5架，其余15架没有着落。可想而知，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该项目会有怎样的未来收益？当然，决策中某一既定行动的机会成本有时是很难衡量的，成本估计可能是高度主观和随意的。此外，有关评价应当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以贴现指标为依据。这些都应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一）正确区分决策成本与会计成本
一般说来，沉没成本是就决策或经济评估而言的。从会计成本核算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沉淀成本。例如一个已发生了咨询费和开办费的投资项目，当环境发生某种变化需要重新决策时，这些费用作为沉淀成本不应当纳入决策成本范围考虑。但在具体会计核算时，则应视决策结果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最后决定放弃该项目，这些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投资损益；如果项目继续，则根据会计准则在该项目的受益期内进行成本分摊。可见，为财务报告而获得的某项经济活动的成本对于决策目的来说，并不总是恰当的。
沉没成本也可以为企业在某些方面带来优势。对一个行业或产业来说，其沉没成本的状况往往构成了进出壁垒的关键，并最终决定市场结构。贝恩咨询公司（Bain）早在1956年就指出，若一个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那些具有明显规模经济和庞大硬件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能源、通讯、交通、房地产、集成电路、医药等产业，其超额回报可谓诱人，但其惊人的初始投入和高退出成本则往往使许多市场“准进入者”却步，因为这首先是一场“谁输得起”的比拼。很多软件产品（如算量）的研发也是如此。
由于这些高沉没成本的产业往往同时具备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输得起”的一方最终会成为市场的赢家。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正是利用沉没成本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通常只能选择沉没成本较低的竞争性行业求得发展。比如，鲁班软件的竞争战略之一是将研发沉没成本推高，2007年研发预算将达到千万以上，将竞争门槛设高，以避免行业内个人作坊式企业参与竞争。
（二）如何减少沉没成本
1.这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当然，市场及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投资决策失误难免。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将错就错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英特尔公司（Intel）2000年12月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公司认为今后计算机的成本减少将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可后来，PC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PC制造商通过其他系统的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英特尔公司看清了这点后，果断决定让项目下马，从而避免更大的支出。
2.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减少沉没成本。很多时候，沉没成本并不是由企业自身造成的，而是由合作方或供应链的上、下游方中断合作引起的。由于一项用于某一特定交易的耐用性投资往往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易突然终止，则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很大部分会报弃，从而产生相当一部分“沉没成本”。因此，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确保交易的连续性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契约性或组织性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3.从减少沉没成本的角度来看，采用非市场的规制结构对企业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一结构能为交易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风险。现代企业经营中，技术合作、策略或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其内在原因其实就包含了分散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风险、减少沉没成本等方面。
五、沉淀成本在军费投入中应用研究的原因分析和主要内容
（一）应用研究的原因分析
国内学者认为，要研究沉淀成本与资金投入使用效益的关系，必须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萨谬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体系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原因是他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到注意到，正是他将经济学分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不同的部分。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经济学者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产生了疑问，当前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经济学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不是两套。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当中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机结合，强调用微观行为去解释宏观现象，以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这也代表了当今世界上先进经济学的发展潮流。
依据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财政领域。军费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也应该适应世界上先进经济学的发展潮流，寻求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考虑到我军军事理论界对军费效益的研究大体上都处在一个宏观的研究层次，因此我们也应该立足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层次，从“军费效益――军费成本效益――沉淀成本管理控制”的关系着手，研究军队资金沉淀成本向军费效益转化的中间环节，寻找合理的管理控制途径，促进军队资金在宏观意义上“投入”向“产出”转化的高成效，达到提高军队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双重目的。
（二）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1.军费沉淀成本的性质与目标。包括沉淀成本的含义、军费管理的性质、军费投入的目标。
2.军费投入沉淀成本产生的原因分析。（1）微观原因分析。军事资产要素的专用性、依赖性资产和唯一性资产也会产生不同的沉淀成本、军费特有的国防属性。（2）宏观原因分析。军费投入决策失误形成的沉淀成本、军队结构调整形成的沉淀成本、重点战略目标和重点战略方向调整形成的沉淀成本。
篇10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视角；理论拓展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虽然对于研究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的视角
用波斯纳的话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是对经济学视野中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发表，但是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注的经济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杰瑞米·边沁关于“法律的创造是为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论，都对法律经济学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关注三个紧密相关的领域：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鉴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实证学派）、耶鲁学派（规范学派）和弗吉尼学派（实用学派）。
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观念为核心观点，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条是“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义，效率应该成为法律解释的关键。”因此，法律应尽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资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以下情况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坏；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损失者可以由获利者给予补偿（财富最大化）。因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人们很难对什么是公正达成共识，所以考虑是否公正，只会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无法接受的模糊地带，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决）的最佳标准。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分析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方法，并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与实施产生了影响，它使法律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内的一个次级领域，一种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观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虽然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效率及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上极具竞争力，但是，在为社会变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规范性视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常被描述为规范学派的耶鲁学派认为，为了纠正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法律的干预存在着更大的需求。对分配的关注是耶鲁学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与经济学派，该学派的全部哲学观点经常被表述为具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和倾向于进行政策干预。”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耶鲁学派运用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拓展到“应然”领域，即法律应该是怎样的，并提出了规范性的主张：通过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是最高目标，因此，由芝加哥学派界定的效率标准不能够成为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
弗吉尼学派是在法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交织中产生的新学派，它拓展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范围，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实用性的，应该忽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区别，因为人们努力从整体上去解释的社会现实，应该被看作是对周围的社会现实具有独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标的个体选择与行动的结果。因此，弗吉尼学派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相结合，认为在对法律的不同渊源之间进行价值比较时，需要对最初环境所具有的激励结构进行恰当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评价单个规则的成本收益情况。与此同时，弗吉尼学派关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灵，认为在法规创立与选择过程中，应注意制度设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规则时，是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立法更适宜的问题。
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将实验经济学的成果运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形成了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精心控制的、综合的经济环境，在其中各对象参加一个或更多的在经济学上相关的真正的货币回收决策活动。每一种实验对参加者来说都有一套指示。这些指示描述了经济环境、控制参加者之间信息交换的规则，对特定个体或团体货币回收决策的计划。构成货币回收使用基础的基本设想是各对象宁愿得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在这类实验中实验者使用那些货币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该激励去导致一组其偏爱的结果。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已经证明，市场制度至少在决定能否行使垄断权利方面与市场中卖方数量的多少一样重要，因此，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必须重新评估关于改变市场制度的政策。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自愿贡献和市场交易机制，研究表明单纯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将是非效率的，贡献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当有差别的财产权具有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可以执行私人合同时，通过市场交易（谈判机制）人们可以自己决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税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应当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决策权力应当分权。伊丽莎白·霍夫曼指出，当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权的经济体系移动时，这些研究结果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越来越重要。
二、法律经济学：法律的视角
由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影响了法律思维，法律体制及其参与者都受到了以促进效率配置为目的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评价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探讨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了法律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较法领域经济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对这些领域的影响。
传统的私法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就是把已经建构好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区分法律概念的详尽体系中做出的，法律寻求的是个人争端中“公平”的结果，而这种公平的结果又要基于裁决对未来行为产生的事前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律经济学采纳了一种主导的事前观念来预测一种裁决或替代性裁决对社会总行为的影响，要求判决者用一种更系统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目标，使之能够说明在追求非经济的目标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损失（机会成本）。在法律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对私法的普遍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法的大部分领域广泛地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成果。例如，从法律的角度看，侵权法历来被视为这样一组原理，这组原理就是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加害者对受害者作出补偿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使人们知道如何选择适用的责任规则，使意外事故成本、预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样，合同救济是保证履行承诺的手段，如果承诺未履行，合同救济可以为受约方提供充分的补偿。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违反合同可能会产生某种收益，因此，判决者应被告诫保证特定的救济不能抑制这种收益。从法律的角度讲，随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股东对公司的法定权力应该得到加强，但是，通过评估公司的业绩，法律经济学则直接关注金融市场如何对企业的无效生产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10]
在公法方面，虽然公法领域本来就需要专门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论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论认为政府应合理运作以便实现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的经济分析才开始渗透到公法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使公法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大量的新见解。它不仅阐释了自利的政客、国家官员以及个人群体之间的交易如何出台了总体上违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适合秩序控制的宪法性安排，使人们重新审视宪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当想到公共政策时，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谁获得了利益、谁失去了利益，而且还应该知道他们获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这不仅是战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对规范性考虑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仅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也源于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即便公共机构容易受到个人利益和判决者自身利益的影响，公法在处理市场失灵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资源分配问题不能通过选择性的制度体系来加以完美解决，特别是市场、私法和政府行为，那么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对每一种体制所设定的问题或者一系列问题的优缺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经济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学者对它的“极端敌意”。法律经济学把潜在的罪犯设想成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会权衡从非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成本。法学家认为，这种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肤浅的，对刑事责任、刑罚的种类及刑事违法的严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对法律执行强度的经济分析，忽视了道德义务观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慑功能，而这两者是刑事审判体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经济分析脱离了基本的价值主题，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须承认，对犯罪行为存在一种重要的经济性界定，这种界定的严格分析产生了许多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能被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们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家庭法也是这样。如果把婚姻视为一个需要高额的实际交易投资，而且容易受到极不完全信息影响的长期合同，那就会使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与社会的满足显得异常平庸。但是对经济因素的关注则会强调法律结构对行为动机的严重影响，而这种动机通常为人们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较法方面，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变迁的主要动机归结为诉讼行为，认为争议者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诉讼请求，因而会对无效的法律规则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规则会保留下来并代替无效的法律规则。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认为，这种分析过分地简化了诉讼的动机，没有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这样的事实：很多受法规影响的人们没有能力质疑规则，而且效率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另外，这种分析也没有讨论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变化也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法律经常从一种体制中移植到另一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已为比较法学所研究，但它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法律经济学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立法是朝着效率的方向发展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压力存在敏感。随着要素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不断的流动，不同法律体制必定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竞争以满足公司和个人的偏好。
三、法律经济学：哲学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源于法律经济分析引发的对哲学问题的争议，它所关注的是法律经济学的三个核心原则：效率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财富最大化原则中内在的哲学意义。在法律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是，法律规范应该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而在经济理论中，最常用的效率标准与帕累托密切相关。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况不会变差，有人的境况就不会变好，具备这种特征的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优。这种标准以比较X和Y两种社会安排对相关个人的福利的影响为基础。倘若在X社会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会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会安排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比在Y社会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会安排对于Y社会安排就有帕累托优势（相对有效率）。相应地，如果不可能调整一种社会安排X，在这样一种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别的社会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还会更好（换句话说，如果将X社会安排改变为其他社会安排，就会导致某些个人更穷）那么X社会安排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由于个人福利是一个优先选择——偏好——的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安排的评价来说，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少争议的标准。同其他标准相比，它们对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为它们不预先假定任何个人之间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帕累托标准可以作用于社会安排的改变。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交易成本，并且有关各方都通情达理的时候，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法律与帕累托观点便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倘若它们的分配不能满足最佳标准，相关的个人就会进行相互交易，直到达成一种对于原来的分配具有帕累托优势和帕累托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在一个有交易成本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损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杀任何朝向优越的和理想的社会安排的过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认为是法律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么许多法律变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标准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此必须求助于其他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供选择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2]功利主义原则将个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许平衡权利的分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失去的部分”又通过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够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义原则就不会禁止任何权利分配。问题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时，法律经济学不仅需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福利的比较问题，还必须面对所有针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13]为此，在功利主义原则之外，法律经济学（尤其是波斯纳）又强调了另外一条原则——财富最大化原则。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法律经济分析中的解释性和规范性标准，谋求社会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决策的重要准则。在波斯纳看来，财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财富最大化促进了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财富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资源浪费对稀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正义），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义则涉及伦理的、哲学的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实现手段。[14]
问题是同功利主义原则一样，财富最大化原则也要面对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财富最大化标准具有不正当分配的倾向。而且，要使财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还会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原告将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会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让第三方参加诉讼能够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应该鼓励第三方提讼。同样，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实际造成损害者能够有效地将成本最小化，那么他们反对诉诸法律行动就应该是适当的。如此一来，在财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会被公法彻底吞没，法院将不再履行其传统职能——将公正给予各方当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看来，不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奠基于财富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义标准，法律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难以驾驭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转向更加实际得多的应用性问题。
四、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的视角
作为法学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学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提出批评时，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法学视角。批判法学认为，自由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外部性问题比经济学家们可能认识到的更严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法律经济学强调，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效率，因此，应该从一种能够使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制定调节自由市场的法规，而不管分配的结果如何。自由市场能够做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问题（外部性问题）留给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制度和调节计划解决。这样做在制度上是适当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政治的，应该由多数表决来决定；在经济上也是适当的，立法机构是有权制定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标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规制定机构。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论证前后矛盾。立法机构能够颁布法典，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应，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会有几种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规则，从效率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同样的优越性。在一种办法具有决定性时，就相当于使一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成为事实。显然，每一个法规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一旦我们选定了规则，游戏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可能的结果（外部性），这要取决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每一种，都包括一种分配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于是又只能通过税收和转移修正分配结果。因此，即便立法机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调节修正外部性问题的适当机构，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实际影响也是非常复杂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效率为中心建立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法规是不现实的。由于存在众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又都导向一套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税收调节计划，所以不会有有效的法典。运用效率标准（尤其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制定法律规范，既不现实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作为一个事实，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决定损害法的范围、要不要对消费者和劳动合同强加强制条款之类的问题时，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标考虑进去。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定规范自由市场的基础法规，似乎本身就是“调节性”的——涉及一个又一个案件，一个又一个的部门，特别是政府为鼓励做大蛋糕及做出来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决策。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效率原则来确立界定自由市场的法律规范，权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冲突的权利、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五、法律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
女性主义“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总称，就该词的含义引起的争议可以部分地解释女权主义。它主要可以理解为基于妇女因其性别遭受痛苦这种认识而对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与男人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作用的一种关注。”[12]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是汲取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决女性问题。
女性主义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受到以效率为焦点的规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作为规范标准的效率联系起来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个人都维持现状的领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抛弃以效率作为常规的标准”，它的标准取自经济——分配的正义、反对歧视、监护——以外的，却具有适当经济概念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认为，在就业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别但与工作无关的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歧视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
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概念是在这样的范围使用的：它们须经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经验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检验。因此，在分析性骚扰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使用劳动力市场中的抉择人这样的经济概念，在分析离婚时使用人力资源、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义范式：通过这些分析（就业、选择、性别特征、婚姻、爱情等在经济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须通过发掘理解和强有力的，也许是带有偏见的论点而有所得。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必须将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效率中剥离出来，但是它仍然重视诸如价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运用。因此，当女性主义者运用经济理论审视法律问题时，她们探讨了如下的主题：儿童到底是公益的还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还是抚育儿童所必须的额外补贴导致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当女性主义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时，她们提出了如下的疑问：结婚的效益是什么？结婚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有多大？是把结婚理解为一种契约还是视为一种关系状态？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内涵？到底哪种方式——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是家庭贡献的适当方式？因此，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运用，是要从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发现对女性主义有用的内核，将法律经济学置于服务女性主义的主题，而不是其他相关的东西。
六、法律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
从学科分类来说，博弈论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数学方法构造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人类行为理论是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博弈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群体性（社会生活是两个人以上的世界）、互动性（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性（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理性（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16]由于博弈论对于理解法律的构成及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途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论被广泛地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书中，道格拉斯·G·拜尔（DouglasG.Baird）、罗伯特·H·格纳特（RobertH.Gertner）、兰德尔·C·皮克（RandalC.Picker）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法律及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策略行为、纳什均衡与法律规则。策略行为出现在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场合，这时候每个个体的决策取决于对其他个体行动的预测。纳什均衡是指在参与人将选择的策略组合中，没有参与人能在给定对方策略选择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其他策略而使状况变得更好；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是对对方所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由于一项法律会引申出一套策略行为，签订一项契约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博弈，因此，策略行为和纳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将揭示出每个参与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况下必须做决策时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了参与人的行为。这为理解不同的侵权制度如何运转以及财产法、劳动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内容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2）信息、博弈与法律规则。信息在个人相互影响的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当事人从隐瞒信息中得到的个人利益可能诱导该方以一种尽管对个人有利，但对社会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动。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时，博弈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此时，“要理解法律规则的作用，必须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实际采取行动的影响方式，还要注意到它对当事人即使在没有该法律规则时也不会采取的行动的影响方式。如果拥有信息参与人不能利用从其他参与人行动中推论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拥有不利信息的参与人就没有激励去仿效其他拥有信息参与人的行动。”[17]（3）声誉、重复博弈和法律规则。声誉是指一种社会评价。在博弈过程中，即使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的声誉有价值，每一个其他的参与人可能认为仿效他们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长期合作成为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可能的，尽管大多数的参与人在阶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声誉的形成并最终建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将一个个体从某一社会圈子中排除出去变得更为容易的法律规则就具有建构声誉的直接效果。（4）讨价还价、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存在不仅便利了贸易，它们同样影响了当事人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换言之，法律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讨价还价的环境，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了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许多法律规则，例如合同法和破产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这些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它们确立了当事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的框架，给予了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当事人以退出选择，即通过行使某种法律权利而有能力离开谈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时还能获得某些利益。
博弈论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因此“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利用博弈论，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Johnston）阐述了合同违约规则，戈顿（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尔梅尔（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冲突问题，埃里克森（Ellickson）说明了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
七、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分析的视角也被称为比较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假设是：法律不仅是创造了相应的激励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转化为一些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隐含定价系统，法律的修辞学或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用来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经济观念的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比较法律经济学以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法律制度的变迁与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法律结构。
效率与公平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有效率的法律解决办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义）。比较法律经济学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的舞台上，公平与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与公平总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财产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财产）提供了这两方面结合的一个例证。因此公平与效率“远非对立的观念”，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们都是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看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会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传统和法律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结果。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不论是有意识的选择或由于社会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强烈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运行。但是法律的变迁和移植方向也同样追求公平的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是法律对社会所感知的公平正义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应。
建议发展一个合乎有效市场需要的法律体系的使命，使比较法律经济学关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问题。比较法律经济学指出，改造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选择适合的制度供给。为了有效实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视基础背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遗产，是法律体系改革中不能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构新的法律体系，需要考虑社会与经济现实。虽然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为导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会对市场有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改革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立法在创立市场经济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创立和维护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创立和维护是否是市场创立与运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比较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不同质的，但是法律经济学对分析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是有用的。在一个软弱政权以及相应的发展中的法律体系中，交换关系主要通过非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关系原则（relationalprinciples）不仅适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约，而且适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层次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法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法律制度的改变面临着政治选择的时候，由于不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律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拒绝法律向效率的渐进演变。所以，欠发达国家的挑战是发展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法律传统，在这一进程中，比较法律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欠发达国家厘清它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性特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径或最佳路径，通过相互学习，较不发达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将最初的解决办法发展成一种有效的且不同的发展路径。
八、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就必须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法律经济学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了更系统的评估，从而正在逐步形成行为法律经济学。[19]
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日常行为缺乏解释力，在《告别理性选择》一文中，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指出，由于纯粹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错误这一部分人类行为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该理论也解释不了那些导致人们做出看似非理性选择的冲动克制问题。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们总是做出自利性选择，无法说明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必须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新的假定，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只是具备了有限的知识和资源，因此，人类的决策行为会出现与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限意志意味着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人类最终的决策可能偏离利益最大化的轨迹。有限自利意味着个体决策受到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现利益的实现，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现利益以外的东西。[19]
在研究了人类如何选择的基础上，行为法律经济学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设运用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重新审视了作为行为工具的法律。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不能获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恶行，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阻吓的效果。如果人们是有限意志的，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利益）并对多重效用进行排序，就必须对交通安全法、侵权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规等进行重新的解释。如果人们的行为是有限自利的，人们就会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预测人们会对法规和制度约束做出何种反应，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建构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18]因此，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力量。
九、结束语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参与者都认为，不论各个学派的意识形态信条多么独特，总会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将该学科内所有的学派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法学内寻求新的理念。”基于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仅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的实践会对新的制度产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变迁在中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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