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发展史范文
时间：2023-08-18 17:51: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发展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篇2
关键词竞技 全面 发展 后备人才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ANG Derong[1], YI Fenglan[2]
([1]Yichang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000;
[2]Yiling District, Youth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1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how to develop aspects of Yichang '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with the guide by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Key wordsathletic; development; backup talents
1 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市的剂
创业富民，体育强市。建设体育强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竞技体育为龙头、以群众体育为基础、以体育产业为后盾”的指导思想，遵循群众体育的全面普及规律、竞技体育的超越制胜规律、体育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律，在全民健身、训练竞赛、体育产业、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我们体育工作者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改进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一是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必然要求。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加快了人们思想体育意识的凝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强，为体育发展带来了市场和契机，也促使体育要进行整合，强化其服务平台的功能，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既然体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领了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应积极地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体育发展规律，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确保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发展。
三是体育自身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既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育自身发展变革完善的迫切要求。从体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来看，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同步协调发展。
目前，发展宜昌竞技体育，要切实解决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校学生的文化教育问题，读训矛盾十分突出。二是体校教练员的培训问题，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急待提高。三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缺乏高水平后备人才。四是训练项目规划布局问题，突出重点，分类布局。五是赛风赛纪问题，弄虚作假仍然存在。六是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突出矛盾，尽管每年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投入均有所增加，但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七是竞技水平中的科技含量亟需大幅提高。要更好的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走出一条符合宜昌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子。
2 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宜昌经济建设的助推器
经济建设与体育发展双赢。体育对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要加强竞技体育的资源整合。
（1）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竞技体育人才保障体系。加强政策方面的引导，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应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推进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办竞技体育的格局和管理模式。
（2）扬长避短，巩固优势，扩大优势。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结合我市的特点和优势，用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我市体育发展目标和战略。要继续巩固传统优势项目，进一步挖掘优势大项中的非优势小项和基础项目中有潜力的小项。
（3）大力培育竞技体育人才。确立人才流动的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分段制定不同政策，切实搞好体育人才流动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加强对各专项运动员人才交流的科学管理，统一协调全市专项竞技体育人才合理流动，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领域。
（4）全面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科学训练和管理水平，完善教练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抓好各项目、各年龄段的后备人才培养，制定后备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加强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抓好与奥运周期人才年龄和水平相衔接的教练员队伍建设。
（5）充分发挥科技兴体的作用。实施奥运科技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对运动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体育科技工作，逐步形成跨学科的体育科技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科研机构，构建信息量大、准确性高、传递速度快的现代化竞技体育信息网络，为训练服务，为备战服务。加强科技成果向竞技体育实践领域的转化。
（6）发挥竞赛的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建立权责明晰、科学管理、依法治赛、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宏观竞赛调控体系。根据不同层次队伍的需要安排好竞赛，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市市情、适应竞赛市场要求、有利于服从高水平训练需要的竞赛管理体制。
（7）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抓住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职业化发展的大好时机，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政策调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竞技体育。要不断引导民众对竞技体育的正确认识，发挥竞技体育的宣传鼓舞导向的作用。
3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进一步提高体育后备人才的成才率和输送率，将以体育运动学校为主体的现行办学模式扩展延伸与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普通中小学寻求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领域的联合，扩大选材面，多渠道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实行体教结合的模式是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必然趋势，也是适应国际体育竞争的必然需要。目前我市的竞技体育重点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好一个基地。按照“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评估认定标准，重点建设好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要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拓宽体校学生的培养输送渠道上下功夫，推动我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突出二个重点。以“训练出人才、比赛出成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调整和进一步完善体校的培养模式和方向。
（3）完善三级训练网络。科学合理布局全市青少年体育训练项目，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把调整项目结构作为关键措施。形成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县市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市体育运动学校为一体，层层衔接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网络。体教结合是竞技体育扩大选材范围，形成后备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必须从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入手，实现体育和教育的优势互补。
（4）抓好三类项目。一是优势项目要确保在全省的领先地位；二是潜优项目要转换为优势项目；三是落后项目要解放思想，探索规律，寻求更大的突破。
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顾骅珊.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矛盾[J].嘉兴学院学报,2007(3).
4、张继鹏,张家来.比较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统计教育,2008(5).
5、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篇4
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明显相反，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构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基础，而这的确是经典的由交换而获利的斯密式增长。在中世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严重限制了英格兰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虽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时期仍是如此。但随着英国农业的转变，相对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从而使得养活日益增多的转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英国工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生产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为着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适应横贯欧洲的精英们（多为领主）对奢侈纺织品的需求。但在十七、十八世纪，由于人均农业产量使食品变得便宜并使英国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大众”制造品市场 (e.g., Thirsk, 1978; Jones, 1967, 1968; John, 1965; Eversley,1967; Wrigley,1985)。
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反，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国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与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将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Jones, 1968)。
从十七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的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与9; John, 1965)。消费者于是发现他们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英国农业劳动力在1500年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可能总共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这些数据分别达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十八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增加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不是十七世纪内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与其在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得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描绘十八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见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实是，在整个十八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见表三; 亦见张仲民, 1988: 163, 表4.3）。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约1750年时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二）。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推动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演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郭松义, 1990）。在开发并占有大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象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三分之一的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张国雄1993，45，表; 蒋建平1992, 55-56）。的确，把全国作为整体来看，每人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义 1994，47）。
长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义,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所导致的棉布供应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业的困境”。
彭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安排妇女劳动力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一种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十八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采用。（很有点象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2000：249）。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除非在人口压力下分田产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同时为勉强维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需求的情况下被迫如此去做。这样，整个十八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它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张建民1987，58; 蒋建平1992，56），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Perdue 1987，36，246－47）。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格兰
当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的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大部地区继续产生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这是一个同期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1750－1850）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
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也即大致为古典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演化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它们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与彭慕兰所声称的正好相反，长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严重的马尔萨斯式危机表明了其在整个十八世纪业已显示的衰落趋势已达到顶点。同时，尽管彭慕兰试图缩小此期内英格兰农工业的进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的确是革命性的。
工业革命时代相反的经济轨迹
长江三角洲：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型式是十八世纪期间业已显示之趋势的延长及其达于顶点??即农业生产率衰退、农业中由劳力集约提高产量从而弥补低生产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业中劳动集约以弥补农业报酬迅速递减的能力下降。约在1800年或更早，长江三角洲似乎已达到了追加劳动投入不再能够增加农业产出的临界点。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整个中国时所说，“所有可耕地到那时都已开垦，靠传统生产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明显增长”（1984：12，亦见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认为1780年以后，中国农业产量从整体上开始下降（亦见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结果是经济急速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其标志是制造业产品相对粮食的交换价格下降及随之而来作为农民维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业发生危机；那些截至当时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粮食的新近开垦的较边缘地区的土地陷入生态衰退；预期寿命的持续下降；以及地主和佃农之间为土地和剩余的争端剧烈化。
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扩展途径接近最终极限在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棉布交换条件的急剧恶化上表现出来（张仲民, 1988：206）。彭慕兰承认长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粮食购买力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从实际上讲，这意谓着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农家为维持相同的粮食消费水准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时间。可以断言，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原始工业家庭勒紧腰带、延长了工作时间、并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棉布产量。棉作带的农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纺织，被迫通过提高棉布产量来弥补其相对价格的下降，而这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达到，直至棉布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行为过程只不过是加剧棉布的过剩并增加价格下降的压力，直到有时（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张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农民开始生产劣质纺织品以通过欺骗商人而增加其边际利润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开始生产能得到较高价格的精致棉布，但这要求比一般标准大得多的劳动投入。男人也转入织布、接管织机、并只让妇女纺纱 (Bray, 1997: 225)。通过从外地购买较贵的原棉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边际利润，或通过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并接受更低的综合劳动报酬，松江农家得以获得足够的原棉去延长其棉纺织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小农甚至开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锭纺车来寻求提高总产，因这一方法缩短了纺纱时间而使更多劳动力可被用于织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随着妇女用新锭纺纱、男人接管织机、以及购买来自华北已轧的棉花，一个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内所织之布的总匹数并因此确保生存。但为了继续用这种方式维持生存，农民在棉花产品交换价值恶化的压力下被迫减少高价大米的消费，而日益大量地以来自该区之外的粗粮为生。与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对照，到十八世纪末粗粮在一般长江三角洲农家粮食消费中占达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长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马尔萨斯式危机。
当十八世纪接近尾声、农业与工业中的劳动集约所产生的回报均趋于消失时，长江三角洲隐然更加依赖于从边缘地区的输入。但不仅是通过劳动集约和农业向新土地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拓展以确保进一步输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趋向终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获也不断显示是以地区生态稳定性为代价取得的。十八世纪中期边缘地区低地被填充意谓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此后转向丘陵与高地。农民们首先用尽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们即在其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及蓝靛，由于这些作物迅速耗尽土壤肥力，农民们除了放弃已有土地另行开荒外别无选择，可预见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坏随之而来。随着森林覆盖层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层消蚀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与灌溉系统不可避免的淤塞，这又开始导致下游水稻产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赵冈等, 1995: 136-42)。生态破坏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最为严重，也扩展到长江下游与三角洲地区，损及浙北及长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总之，十九世纪完全体现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有其十八世纪的根源，而且应被视为是该地区经济的集约与广泛性增长的整个过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积产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预见，始于1690年而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750年以后对原始工业生产者而言不断恶化的交换条件、以及截至当时为止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的地区陷入生态危机，都造成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损失。这种趋势导致农民逐渐放弃价格上涨的米类而依赖于粗粮。明代，江南农民的主食主要依赖于米饭，至十八世纪中期，1/3主食被粗粮及薯类所代替(洪焕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个迹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顿的人口，它看来部分可以解释为溺杀女婴的增加，及农民迫于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下维持粮食消费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机制。由于进一步分产明显是越来越不现实，农民终于不得不开始严格控制其家庭规模。权衡确保家庭生计的当务之急与养老的长期需要，农民夫妇必须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选择，以减少分家??即把儿子赶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数量以求减少分家。长江三角洲的溺婴与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兰暗示的代表了为支持经济专业化与扩展而行的“最优化抉择”，而只是在长期的人口膨胀过程达到顶点时出现的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准的反应。
最具有表症意义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也许更早）时预期寿命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各处，十五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从世纪中叶之后下降了22.3－29.6％（刘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没有试图估计从出生开始的平均寿命）。 [3] 在边缘区安徽，男性预期寿命自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期间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的类似的“繁荣”区，相应地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灾难期间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总结说，“我们可以将男性平均寿命的持续恶化视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中后期儿童与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平均寿命下降与婴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来在太平浩劫推动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1990: 133; 亦见Liu, 1995a：120）。
最后，随着地价与粮价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急剧上升及平均田产规模下降至维生水平以下，长江三角洲的地主与中国许多其他核心区一样寻求“重新谈判”租佃条件，他们在削弱佃农土地安全性的斗争中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便从谷价上涨及农民对土地需求增长中攫取更多的收益。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某一时间开始，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地主特别成功地削弱了??尽管从没有废除??佃农对田面权的拥有权利。虽然地主从未确保随意辞佃的法律权力或能力，他们成功地减少了田面权拥有者将其出卖的权利、抓住了此前归田面权拥有者与售出者的卖田费、并强化了他们自己在驱逐欠租佃农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从佃农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过压榨那些因田产缩小到低于生存的水准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劳力去支付较高地租的小农，而得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事实是这些所得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在1860年对江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毁灭了新出现的状况，并留给佃农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兰：工业革命
彭慕兰主张，如果英格兰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产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与木材，而且如果其国内没有煤资源则英格兰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拖跨长江三角洲相似的劳动集约、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态危机。但他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与彭慕兰所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事实上英国农业继续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内得以供养农业外和工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高为任何（至少规模与英格兰相当）其他地区无法比拟、其人口增长率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因为，不存在生态危机的证据。因为英格兰并没有潜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兰所说，它可以从欧洲内部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基本原料供应??因此无法将其视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国农业的成就
彭慕兰关于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濒临转向劳动集约生产之论点的中心是他认为英国农业“很少……继续开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国农业生产率看起来在1750年至185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2000: 216)，结果“英国自己的粮食与肉类总产变得不足”（2000：217-18）。但这种断言毫无根据。事实上，英国农业支持整个此一世纪英国狂热的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包括总人口与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长??或许是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也即经典阶段的标志性成绩。
1750年至1850年时期对英国农业的要求之大是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长，此期内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胀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从控制前近代时期的低密度人口体制到一个全新的高密度人口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变得普遍的较低的结婚年龄与更强的结婚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内能靠常规工资雇佣过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则是雇佣工作总额中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上升的结果。在日益易于由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劳动而获得抚养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纪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之间，女性结婚年龄从约26岁下降到23.5岁，而独身率（不结婚的比例）则从约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时，在1750年至1840年间，农业外人口／劳力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5％增加到75％。最后，尽管有由人口增长与非农就业增加所含的劳力过剩的巨大趋势、以及由歉收、爆发战争、及欧洲范围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间）所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庞大压力，名义工资仍能在此期间保持与生活费用同步增长。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实际工资增加约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750年至1850年间，当长江三角洲农业陷入危机时，英国农业中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了60％，而单位土地总产出（单产）则至少增长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结果，至185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已经是欧洲大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两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见表5下）。
表五 1750年与1851年间欧洲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国家|1750|1851
英格兰|100|100
法国|52|44
德国|36|42
荷兰|96|54
比利时|79|37
资料来源：1750年的指数来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数来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尽管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一倍且非农人口比例从55％增加到约65％，进口到英格兰的小麦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计。即使到了1837－46年间，进口小麦也只占总消费量的12％。而且这一进口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三分之二来自俄国与普鲁士，基本上没有从英属美洲进口小麦。换句话说，在英国成为完全现代农－工业经济的工业革命经典时期，没有统计数字基础来支持彭慕兰的如下中心论题：一、英国农业有不足之处；二、由于农民生产者为生存的生产导向以及其农业更趋向国内市场，“欧洲大陆没有不断增加的剩余出售给英格兰”（2000：217）。事实上，一直到1860年，普鲁士与俄国的农民虽然无疑比美洲奴隶处境略好，可能而且确实被迫生产了几乎英国所有的进口粮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兰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这看一事实看得很重。实际上，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经济鼓励粮食进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竞争性的工业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粮食进口毕竟是其经济强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显然如彭慕兰所强调的那样，英国不能与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进行糖贸易。几乎所有英格兰的糖消费都依赖于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而且极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为糖的供应地。但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糖只占英国食品总消费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总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许要附加说明的是糖是一种可能有负营养价值的消费品。假如糖的供给被断绝，英国人毫无疑问会失去一项其极为喜爱的食品。但英国通过结合国内生产与海外进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养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从面包确保供应一定数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证供应1000卡热量的面包价值为1.32克白银，而用以保证供应同样热量的糖价值为其两倍以上，达3.0克白银(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号给罗伯特·布伦纳的个人通信; 参Allen, 2001: 431, 表7)。
资本积累与技术变迁
除英国工业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国内煤供应所得优势之外（见后），彭慕兰 (2000: 44-67)主要通过极度缩小英格兰对中国的纯技术领先，来试图贬低英国工业在约1800年之前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工业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与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认已发生的突破（如在棉纺织业中）的广泛意义，声称其中含有大量幸运因素，并坚持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使英国领先于中国工业的发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争论方法没有抓住要点。使英格兰工业比长江三角洲工业及欧洲工业具有优势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创造性，虽然这在事实上相当丰富，而是它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有能力去实行。
英格兰对长江三角洲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优势因此首先是表现在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在长江三角洲，棉业扩展主要出自农民在小块田产上直接以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能力的不断下降，及随后尽管其相对于农业的回报低仍必需进入家庭制造业的推动。在这一情况下，由于整个经济日趋贫困，工业单位无法超越棉业，且很少有进行投资的资源。他们因此在生产日益过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劳动接受更低生活标准为基础而承受更低的回报以求生存。这是一种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吸收能力最为有限的环境。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是对因可支配开支额上升而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扩展。这使得工业回报率特别是与至当时为止一直与之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相比上升（见前述）。由于其开始即依赖于市场，工业单位于是仅凭其在竞争压力下确保获得满意利润的能力得以继续生存：通过从一个行业换至另一个行业以取得最佳回报、将剩余再投资、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产效力的技术。结果是高度多样化的工业部分，其特点不仅表现为非常高水平的技艺，而且表现为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化速度。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与此同时，与彭慕兰暗示的相反，重要变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几个行业内，而是横跨广阔的范围，常常是经由采用首先在欧洲大陆形成的发明??不仅发生在棉花、钢铁以及能源技术行业，而且在机械工具制造、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及一系列化学品制造业领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由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加在土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进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 (2000: 218-19, 263, 276)。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2000：12）。
当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比在其它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转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已认识到了此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价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纪（1998：34－57，特别是54－56）。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煤矿资源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7]
无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207）。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十七世纪较早时就开始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销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历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它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歧异的结果则反倒真会令人惊奇。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缮食结构中（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对明治日本水质的描述）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 (2000: 36)，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8]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在两地水平相当。但他自己的证据反驳他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Note？）。茶与糖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十七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在约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与 Cole 1962) 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2000：138）。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三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千万匹（1998，30）要多出2.2千万匹。要达到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达到彭慕兰所说的这样普及。即使江南纺织中心，迟至十八世纪末，棉纺织业才达到如此繁荣水平(张仲民,1988)。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所织之布以换粮食维持生计(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因此也过高估计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为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种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钮扣、带扣等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与锅、白蜡器皿及陶器，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对这些及许多其它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钮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炖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这一“消费革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任何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明显优势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国人“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 (Ted Telford)、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员的40岁（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二十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发现在华南40％的婴儿与幼孩在满五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十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岁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十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Barclay, 1954：172，附录）。 [9] 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和Coale（1976）对192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620，表12），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十九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还是27.7岁。 [10] 日占以前的预期寿命当然要低于27.7岁，因为到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1年达到32.4岁、1921－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年至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十八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代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象十八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十八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释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棉价太低以致一个长江三角洲妇女70天纺织所得仅够买一石米（见Huang, 2002）。这暗示自1750年起购买力全面下降了约60％（参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过长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区的垦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县份均依赖粮食进口。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某些移民或 ‘棚民’ 开垦山地种上红薯与玉米，但开垦山地造成水分损失与土壤侵蚀，并因此常被政府与当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刘翠溶有资料的九个地区（总共49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地区，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早期预期寿命均下降 (刘翠溶, 1992; 亦见Heidjra, 1998: 437)。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在1600年至1800年间从54岁下降到38岁； 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1700年至1825年间从46岁降到31岁（刘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与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绍兴府）发现了类似的下降（Harrell与Pullum, 1995：148）。彭慕兰不接受这些发现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家谱记录中漏掉了的资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补 (2000: 37)。这样家谱中前几代预期寿命当然会有偏于上升的趋势，但五代左右之后这种偏向看起来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结果是相当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兰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现出来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兰注意到预期寿命从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时下降得更厉害、降至31.1，亦即总数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从这里争辩的观点出发，则英格兰在（大致的）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成功地从农民占主导转换到依赖市场生产者为主导、到工资劳工为主导地位的人口体制。
[6] 英国的情况当然与长江三角洲通行的情况完全相反，长江三角洲类似的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换边缘地区的粮食，因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力以购买任何既定数量的粮食。
[7] 美洲当然提供了工业革命在棉花生产上所需的原棉。但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满足任何严重的、且曾拖英国经济后腿的纤维短缺；因此难以看到它与彭慕兰观点的相关性，彭认为美洲在让英格兰克服“土地制约”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兰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原棉之需的事实当作英国市场没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国棉市场对美洲的准垄断完全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国南部一样如此有效或廉价地生产原棉；它并不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提供原棉。毫无疑问生产成本会高些，价格因而也会高些。但考虑到棉花制造业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这种降低经由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得以保证，难以相信市场没有能够吸收终极产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价格。例如纺棉的价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间下降了90％，反映出纺棉所需操作时间的减少：纺一百磅棉花的时间从用印度手纺车所需的50,000小时（十八世纪）到Crompton精纺车所需的2,000小时（1780年）、到动力驱动精纺车所需的300小时（约1795年）、到罗伯特自动精纺机所需的135小时（约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在1861年，随着美国内战开始，尽管美国棉花仍能有办法到达英国市场且仍占该市场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价格上（仍有限）的增长（超过1860年价格），突然向英格兰出口接近美国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内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数基本上是通过把“已经存在”的、否则会销往其它市场的棉花转运到英国市场（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东南亚的情形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在人口凑密的地区水质量很差，只有煮开后才能喝（Reid, 1988：37）。
[9] 如果晚期帝国人口研究的发现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得出十八世纪死亡率可与1920年代早期台湾（日占后二十五年）的死亡率相比（约每千人二十五人死亡）的结论。
篇5
关键词: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4-0062-03
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保险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然而,当我国城镇保险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业务量蒸蒸日上之时,农村保险业务却较为冷清。商业保险公司利用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有利于打开农村保险市场,扩大其保险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同时也有利于更多的农户得到保险保障。
一、城乡商业保险实施差别定价策略的现实背景
在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如果企业具有充分的信息可以甄别具有较高和较低收入水平及需求弹性的消费者,并且产品转售很困难,则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企业可以实施三级价格歧视。 下面笔者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弹性进行了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特征
城乡居民缴纳的保险费是其可支配的货币收入的正函数,因此货币收入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保险需求量的大小。货币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越强,保险需求越会增加。反之,保险需求会减少。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城乡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由图1可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从总水平来看,城镇居民收入要明显高出农村居民。从绝对数看,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62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为2253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并不太大;但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781元,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761元,相差11020元。从图2的相对数来看,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79倍,2008年该数据已经达到了3.31倍,而且还在继续扩大。
由于存在城乡收入的差距性,城乡居民承担保费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对保险的支付意愿也不同。具有较高保费支付意愿的居民可以通过支付更多的保费获得更好的保险服务,而较低支付意愿的居民则可根据自己实际的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一刀切”的保费支付方式使那些具有低保费支付能力和意愿的农户拒之门外。保险公司实施三级价格歧视可以降低农民保费支付的门槛,将一部分具有较低支付能力及意愿的农户吸引进来,同时通过创新险种激励具有较高支付意愿的城市居民购买更好的产品服务。通过三级价格歧视,保险公司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也吸纳了更多的农户进行保险,扩大了农村保险的范围。
(二)城乡商业保险需求弹性的差异特征
保险需求弹性是指保险需求对其诸影响因素变动的反应程度,用公式表示为:保险需求弹性=保险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影响需求量的某因素变动百分比。其中,保险需求Ep价格弹性为保险费率的值,每变动百分之一而引起保险需求量变化的百分率,即 。
在城乡居民中,城市居民的保险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0
实行价格歧视虽然是一种垄断行为,但在保险公司初期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参保范围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实行价格歧视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收益,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进入农村保险市场,促进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
二、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的理论依据
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要求保险公司针对城市和农村采取不同的定价水平。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实行三级价格歧视的保险公司把保险市场分隔为A城镇市场和B农村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保险产品需求曲线如图3所示。
在整个保险市场上,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保险公司根据MRA+B=MC的原则确定均衡点,该点的均衡数量为城乡两个市场的总销售量,即Q=QA+QB。保险公司为获取最大收益,必定将两个市场的销售量调整至MRA=MRB,即每个市场销售最后一个单位产品取得的收益是相等的,并都等于整个销量的边际成本,记MRA=MRB=MRA+B=MC。由于城镇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农村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尽管两个市场的边际收益相等,销售价格则是城镇市场的价格PA高于农村市场的价格PB,证明如下。
在城镇市场有: ;在农村市场有: ;根据 = 的原则,可得 ;整理得 ;因为 ,所以 。[1]
由此可知,三级价格歧视要求在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市场实行较高价格,在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市场上实行较低价格。在低收入、需求弹性大、价格敏感度高的农村市场执行相对较低的价格,以此保证难以获得保险产品的农民能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基本保险保障,同时在高收入、需求弹性小、价格敏感度低的城镇实行相对较高的公平费率,这不仅能为打开并扩大农村保险市场做铺垫,且能给公司带来不可缺少的利润动力。
此外,从微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差别定价未必会损害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帕累托最优 的结果,显示更有必要对城乡商业保险实施差别定价策略。
三、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的风险和防范
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虽在理论上可获得消费者剩余,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加以防范。
(一)防范定价风险
鉴于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仍是以公平保费理论为基础,对城乡保险市场的细分必然使样本变小,从而影响大数定律的准确性。[2]本文从三个方面考虑保证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的安全性:第一,提高我国保险精算技术,尽可能提高预见城乡损失的准确性;第二,运用联系的方法,将若干相近的投保人联系起来全盘考虑,从而达到扩大样本的目的;第三,在保费中适当增加风险附加费用,其要求保险产品服务质量提高,相应有一部分经营费用的增加,但要使成本的增加幅度低于价格提高带来的收益增加幅度。
(二)防范价格战风险
实施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的条件之一,是竞争者没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以低价竞销。如果竞争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竞争,那么消费者都会转向竞争者。这要求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降低保险产品的相同程度,从而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此种情况下价格不再是市场竞争的唯一手段,这是避免恶性价格竞争的根本办法。一是保险公司要大力培养和引进险种开发与设计的专业人才,大力开发新险种,创出自己企业的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树立产品竞争优势,适应多层次保险需求。保险产品创新包括设计全新险种,旧险种组合改造,从海外保险市场引进成熟险种,针对客户需要量身定做。[3]二是通过提高保险服务质量来使产品差别化。产品由三部分构成,即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附加产品。目前,各保险公司取得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附加产品,即保险产品服务,通过增加保险产品的服务,提高理赔效率,使核心产品更具个性化,给消费者树立一个良好的行业作风和服务风范,让消费者满意地享受保险服务。[4]
(三)防范法律风险
价格歧视是新经济时代的典型行为,是企业的常态,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违法判断标准。从法律角度看,实行价格歧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但对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行为的判定,关键是对其行为后果进行考察,这需要分析其对社会福利、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一般只有垄断企业进行价格歧视时明显损害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才会引起法律审查。[5]在当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在城乡商业保险之间进行差别定价,保持高收入阶层的城市居民保费,降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保费,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防范逆选择现象的发生。[6]因此,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在城乡保险差别定价之初,保险监管部门或保险行业协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某种险种费率作为基准费率用于指导保险费率的走向,通过它所掌握的基准费率操纵市场费率的变动,促进保险业有序、持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刘凤.价格歧视的法律考察[J].价格月刊,2005(3).
[3]姚启霞.商业医疗保险定价方法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北方工业大学,2008.
[4]罗乐娟.网络营销差别定价策略分析[J].价格月刊,2007(6).
篇6
一
以下的经典数学结果依照阿罗、德布鲁五十年代的定义和证明,本文只对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间R是l维Euclid空间。
经济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费者i的消费集；是生产者j的生产集；≥i是消费者i的偏好关系；w是经济的总禀赋。满足：
（1）Xi凸，闭且下有界；
（2）≥i连续，凸；
（3）
（4）凸，闭；
（5）
（6）。
可行状态(,）满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是可行状态，且不存在可行状态()满足有,并有。
瓦尔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经济下的一个均衡，其中消费者i以股份θij拥有企业j，满足：
（A）在i的预算集{}上使偏好≥i极大，
其中。
(B)使j的利润极大；
(C)，是i的初始禀赋。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经济（条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消费束，且在其消费集内部都有一个初始禀赋，那么上述定义的瓦尔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个说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错误的模型。
[模型S]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B；厂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数
B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B各自完全拥有企业X,Y。
A初始拥有xA=0.5,,B初始拥有vB=1。
以上的假设均满足Arrow-Debreu模型条件。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为“*”。
论证：如果本模型存在瓦尔拉斯均衡，根据是否为0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先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显然有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Y的生产和B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二)再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此时
，
因当事人均为“价格领受者”，=0意味着y不被生产，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X的生产和A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本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结论]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标准假设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们把上述论证翻译成关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个寓言：
鲁宾逊A、鲁宾逊B分别生活于两个孤岛A、B。
假定：
（1）岛A上有1个单位的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x），如该岛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x生产面包（y）或黄油（z），其生产函数为;
A初始拥有1个单位的黄油（z）
对A而言，黄油和面包是补充品，A的效用函数为
（2）岛B上有1个单位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v），如该岛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产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v生产面包y或奶酪（w），其生产函数为;
B初始拥有为0；
对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数
（3）产品的运输和交易是完全无成本的；
（4）存在一个完全无成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定价者P。
该经济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运行，即
（甲）“鲁宾逊模式”，即A、B各自以封闭的方式生产消费而不理会P所的价格。
（乙）“瓦尔拉斯模式”，即A、B作为价格领受者，完全依据P的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况。
显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并与初始拥有1个单位黄油同时消费；B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不为0，B将生产1单位的面包；A将生产少于1单位的面包，但其生产的一小部分黄油，却无法交换出去，A比模式（甲）的满足程度为低。“瓦尔拉斯模式”将劣于“鲁滨逊模式”。
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为0，A的满足同于模式（甲）；但B将生产1单位的奶酪，这时B的满足又将低于模式（甲）。
这样，完全市场方式的“瓦尔拉斯模式”劣于“鲁宾逊模式”，经济退回至鲁宾逊的自足经济中。这当然也构成了对Arrow-Debreu模型的一个反例。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虑模型S中消费者直接生产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分别完全拥有厂商，故厂商的生产决策由消费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该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利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所以消费者都应该在自己的禀赋及生产集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实上，根据Arrow-DebreuModel的标准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是分离的，厂商和消费者一样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它的行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论消费者是否完全拥有企业，他绝对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来确定厂商的行为，厂商的行为必须也只能按利润最大化来决定。除非批评认为反例中的厂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设而加以取消。但这批评只需将模型S稍作变形便可化解。
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把原经济放大N倍，A和B各变成N个孪生兄弟（但不是复制经济，厂商仍只有两个），他们各拥有1/N的股份，其余不变。
[模型N]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i，Bj,其中i,j=1,2,…，N；厂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数
Bj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i，Bj分别拥有企业X,Y各1/N的股份。
每个Ai初始拥有xA=0.5N,,Bj初始拥有vB=1。
论证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必须服从利润最大化，特别是N极大时厂商的生产决策直接由消费者作出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讨论模型假设的现实性。
对于大多数把理论作为预言和解释工具的现代学者而言，假设的现实性不值得加以考虑。但在模型构造过程中，现实性的考虑有助于模型不被当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论，两种商品成为补充品是普通的。一种商品为某消费者必需却被另一消费者视作无价值可以因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类食品），也可以因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则几乎是古代一直到现在制造业的共性。
最后我们考虑凸性。
在严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补充品造成某种商品（y）价格为0。B作为价格领受者，依据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可能的设想是让w的价格为0，但这很容易造成价格系统的崩溃。可设想位于孤岛C上的鲁宾逊C可利用岛上的资源v’生产w和w’:v’=w+w’,但C更偏好w’，这又使w’的价格为0。设定一串“岛链”后以此类推，价格体系则不再能成为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系统。三
现代经济科学的核心无疑是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罗－德布鲁理论（Arrow-DebreuModel）则在寻求其数学阐述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进展，就形式的优美、表述的简洁、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逻辑上的严谨而言，被誉为经济理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反映新古典主义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现代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它在获得“边际革命”（特别是瓦尔拉斯）的推动和现代数学工具的有力帮助后迅速发展。整个学说发展史与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也肯定是最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其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者，象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来、纳什、阿罗和德布鲁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条：
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即新古典的假设范围内，指个人理性、完全竞争、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业、规模不经济等）可数学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私有经济的帕累托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致。在恰当的形式化后，竞争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为几个数学定理。瓦尔拉斯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市场价格体系充当“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本文构造的数理模型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数学证明有错误，两个定理不能同时成立。这个结果显然对于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它意味着Arrow-DebreuModel应当进行重大改造，而这种改造无疑会在一般均衡经济学领域中引发一场重大的理论革命。
参考文献
[1]Arrow，K.:AnExtensionoftheBasicTheoremsofClassicalWelfareEconomics,1951.InP.Newman,eds.:ReadingsinMathematicalEconomics.Baltimore:JohnsHopkings.
[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3]Arrow,K.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SanFrancisco:Holdon-Day1971.
[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5]安德鲁.斯-科莱尔，迈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微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篇7
关键词 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险峰，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杨玉生，著.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主编，黄险峰等，译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等，著.苏剑，朱泱等，译.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姚志勇，等，译校.经济周期模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王健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览[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篇8
[关键词]经济;设计;竞争
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具艺术性,又有经济性的一种实用的艺术形态。
经济,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为节省原则,一为物质资料生产运作和发展的体系。微观经济学重点分析这个体系的供给与需求、市场与价格、投资与利润、生产与技术、政府、信息、消费等基本课题。发展经济学重点分析这个体系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资源、生产、贸易和政府指导等基本课题。
设计界所推崇的设计是为明天的生产而准备的造型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设计的价值又主要在于经济。这就是说,经济和设计之间存在着天然而内在联系。经济所指的节省原则和物质资料生产运作和发展的体系这两个方面都与设计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设计作为生产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为大批量和大规模的生产服务。设计的成果如果不能投入生产,只能算是一种设计师的游戏。而设计的成果实质上是一种造型计划。往往以设计图、工程图、模型和实物样板、或者工程样板出现。在图形的后面,则是一些数据、符号,如尺度、强度、硬度、光洁度、光照度,包括工程概算、预算、成本控制、利润预计等等。这些实际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的;二是发展经济学的;三是工程技术的;四是文化艺术的。
无论是经济还是设计,作为个体来说,本身就有着深奥的学问,而要从经济的角度去认识设计,从设计的角度去看经济,则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我们通过分析设计与经济的天然而内在的联系,来说明设计对于经济的意义。
首先,从设计与生产方面来看,生产是经济的核心,是把自然的人力和物力转化成社会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关键环节。如果说经济是基础,那么生产就是这个基础的基础。
设计是先于生产的,是商品生产链条上的第一环。在现代设计没有发生以前,设计与生产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分开,在一般情况下,设计与生产乃至消费集于一身,手工业生产的工人们往往既是设计师,又是工人。只有在皇宫、庙宇、教堂、陵墓、道路和桥梁一类的大工程中,设计才和生产分开。设计先走一步,生产以设计为依据,统一指挥不同工程的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设计在大批量生产的企业中从生产线上分离出来,但作为生产结构第一环的概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设计与生产分离,无论是对设计环节,还是对生产环节,都是一种便利,或者说进步。正是这种便利或进步,才促进了二者的快速和更好的发展。然而,这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因为设计和生产分离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人们对于设计什么、为什么设计、怎样设计等诸多问题,或没有引起注意,或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因而,设计和产品生产相脱离,一方面,设计师在以何形式风格设计面前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为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使设计者的创意思维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其产品以缺少必要装饰和造型丑陋而著称,没有受到消费者的认同,甚至在当时设计界存在要不要回到手工艺生产时代的设计方式去的争论。争论的结果,终于引发了现代设计的开始。
设计从生产线上分离出来以后,一部分仍留在企业,一部分走上社会,但仍然面向企业,为企业的生产作设计,靠生产转化设计成果,以生产的需要为生计,以生产为自己的价值体现。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设计史上表现愈益突出,特别是那些知名企业、品牌产品。总之,设计需要生产是生存性的、价值性的和成就性的。
在设计与技术方面,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高度重视技术的发明、改进、传承和发展,并生活在自然、社会和自己创造的技术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中,没有设计就没有生产、技术落后就生产落后。这不仅表现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域,而且在机械化生产条件下,始终如此。例如在今天,先进的农业和落后的农业比较,先进的农民凭借知识,可以驾驶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用自动化系统控制排灌,用飞机施肥、除草、杀虫,几个人可以耕种数千公顷的土地。而没有知识文化的农民,靠牛犁田,用锄除草,缺乏肥料,旱涝不保,几个人千辛万苦种不了几亩地。前者的收获可以养活几百个高消费者,后者则只能养活自己或几个人。双方的差别达几百倍,其差距何在?最根本的莫过于技术。因此,可以说技术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和经济的力量,就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从何而来?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改进技术?这些都离不开设计。如属于运载技术的汽车,它的发明、发展、成熟以及开发出的广泛的用途,全都离不开设计。汽车的发明始于蒸汽力代替马力的概念,这时的发明家同时要兼设计家的职能,把马车变成汽车。经过一百年左右的试验都不成功,发明家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蒸气机的变革,要它轻,能耗低、能效强,终于发明了内燃机,解决了动力技术的基本问题。这之后,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都加进了设计师的行列,一方面改进发动机的技术,另外设计传动、承载、控制和利用技术,改进技术的质量,改变应用的方向,改变应用的技术匹配等等,终于完成了汽车大家族的发明,也缔造了现代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技术文明。从汽车的发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设计参与了技术发明和发展的全过程,它本身就是一门复合型的技术,又是各类技术的应用媒介。为了生产它适应各类技术,为了创新完善用各类技术,并成为创造最新技术的排头兵。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和经济的力量,就是技术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现代设计史上,各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升降,实质是各国设计水平的反映和体现。
再来看看设计和市场的关系。在当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程度高的时代,空有艺术性、美的外观,而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不能推动经济和时展的设计,在现今是没有市场,是不能为广大所接受的。设计要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社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可以制约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具有推动作用,而不能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归根结底,设计的价值必须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得以实现。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购买商品、劳动力、资金等的一方被称之为买方,而出卖这些东西的一方则被称为卖方,卖买相互作用,使交换成为可能,这样的人员、环境、行为、性质的交换都被称之为市场,货物买卖是商品市场,政府买卖是政府市场,厂家买卖是企业市场,路边临时交换称之为路边市场等等。设计也需要市场,特别是设计脱离企业,与生产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以后,其所面对的是为多家企业服务,如果作出的设计没有人采用,被采用投入生产的设计的产品没有人买,设计家或设计组织的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设计师的生存就受到威胁,设计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意,这个生意是否能够成功,不在于设计者,不在于个人观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被广泛地运用、造福于社会经济生活,为经济的更好的发展所服务。
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最大影响莫过于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固化。商品生产以市场为基础、导向,市场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设计主要的方面是设计市场,设计市场的商店、宾馆、写字楼、贸易公司和银行大厦,设计商标、包装、广告、橱窗和装饰,设计进入市场的企业和品牌形象等。为市场服务,营造环境和氛围,为市场带来商机和商誉,为企业的品牌推波助澜,形成消费时尚和大众文化,使名牌长盛不衰,使意识消费的价值高出物质消费的几十倍、上百倍。这就可以促使市场需要设计,购买设计作品和服务,让设计贯穿市场的始终,成为市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现代设计发展史上,为市场服务不仅体现在设计的各个方面和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大凡设计发达的国度,成果出众的设计组织,乃至设计师,都是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典范。
最后谈到消费与设计。消费是经济的一个基本环节。生产创造物质资料,包括以物质为形式的文化艺术资料,由流通到分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在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中消费。一个经济循环就这样完成,一个新的经济循环也就这样开始。在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一种总体平衡下不断发展的结果。
消费决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就买卖什么,这样经济才有活力,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设计师必须非常认真地认识和应用这一真理。深入研究消费,摸清消费结构,找出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其设计的目的,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首先为最稳定的消费设计,其次为空缺的消费设计,然后为应该到来的消费设计。现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体现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观念,而且把消费作为设计的动力、环境与条件,作为设计灵感的源泉和通向成功的桥梁。
经济水平的高低制约着消费的水平,我们并不倡导设计只为“贵族”服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追求美的更多的是“贵族”,他们审视美的存在,重视美的空间,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制作快乐。以他们为定位,能体现现代设计的新时尚,追赶时代的新步伐,与国际接轨,向世界看齐。这样的设计岂止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也会长足发展。
设计的高定位不是把生活水平较低的群体抛弃,毕竟贫苦的劳动人民还是占了大多数。设计也要掌握这一群体的需求,忽视不得。由于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审美观相对较低,要求的设计相对粗糙,设计要向着大批量化发展,以便满足需求。整个民族的设计理念要想整体提升,必须要以高定位的设计为龙头,高精的设计理念为指导,把高消费群体作为设计定位的主要方向。低消费群体需要不断的带动,一步一步提高产品中美的价值,进而提高审美。这样设计才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接受,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创造出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的设计也随之提高,设计便走向高层化。
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设计已经作为一门学问和一种文化出现在我们周围。设计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一种文明的进步与飞跃。尤其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这种表现更为明显。而经济又是我们得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与生活,但是设计的本身就等于经济进步加高度文明。所以经济的发展直接制约着设计的进步。因此,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过来才能影响设计的发展。
总体来说,设计和经济虽然具有内在的关联,但是,所有的设计并不一定非要和经济挂钩。因为设计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但这门艺术、这种文化是要建立在历史的臂膀上,是时间让它得以发芽、开花,直到新的一代降临。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也是设计与文明的关系。而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着设计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设计被作成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出售,成为产品设计,也就是工业设计,成了一个用来换钱的工具,可以说,一个好的产品设计就等于经济利益加顾客信誉。这种关系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一个新的文明的开始。所以说,一个好的设计会影响到经济,同时经济的发达程度会直接制约着设计。商家们之所以重视设计,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设计,来获得外形的不断创新、结构的不断完善、用途的不断扩展,而提升商品的购买率,达到其经济目的。设计者们之所以从事设计,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设计,来使得大众购买到更称心的产品、商家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而自己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本。
设计与经济的关系是密切的同时又是简单的。设计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经济也不可能离开设计。如果说设计是经济的翅膀,那么经济便是设计的足。简单来说,就好象一只鸟儿,要想飞翔便离不开翅膀,没有翅膀的鸟儿只有在地下跑的份;而鸟儿没有足同样是可悲的,试想一只只能飞而不能下地歇息的鸟儿会多么辛苦,最后只有累死的份。在现今社会,设计的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设计成为了任何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成为了树立企业形象的标志。研究市场变化下的消费者与生产营销商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最经济的设计之产品”来为生产营销商赢得最大利润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消费群体公认的且生产商能够满足的“美”来赢得消费者的芳心,是任何一个生产营销商的追求。
设计本身是应用性的,设计不一定是艺术。艺术是艺术家审美理想的物态化,它可以是艺术家个人审美情趣的个性表达,而设计并不是完拟艺术的本身,经济性是其首先要表达的涵义。从哲学上讲,艺术家可以以我为本,可以自己创造个人的唯心世界,不必考虑客观世界的他物或他人的情趣。而设计必须以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分析客观世界,服务真实世界。艺术领域希望有梵高这样生前不受尊重的艺术家存在,但对于设计界绝对不欢迎梵高似的艺术设计家。在经济之中,设计不再是艺术贵族世家的子弟,它已是一个工业大生产无产者。总之,设计是不可能脱离经济的,而经济也不可能离开设计。这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参考文献:
[1]陆绢.市场营销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wWw.133229.COm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
，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篇10
同济大学学科设置涵盖理、工、医、文、法、哲、经济、管理、艺术、教育学 10 个门类，优势专业主要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类)、交通运输(类)、环境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地球物理学、车辆工程、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学校努力使培养的每一位大学生成为具有工程基础、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国际视野四方面综合特质的"专业精英，社会栋梁"。我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合作基础上以对欧洲为中心，拓展北美、辐射亚非，先后建立中德、中法、中意、中西、中芬等 8 个国际化合作平台学院，与 200 多所海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与众多跨国企业共建了研究中心。
秉承"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优良传统，同济大学积极为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项目及社会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我校与校区所在地方政府联合推动建设"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产值从不足 30 亿元发展到 2014 年的280 多亿元，开创了校地合作的典范模式。
同济大学国际班简介
本留学语言培训针对的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高校均得到我国教育部认可。学员通过在我院培训半年或一年达到留学语言要求后，申请赴海外知名大学进行深造，经过3-4年的海外学习，毕业后获取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项目全程由中外教联合授课，师资配置优秀，教学严谨，管理严格，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有所成。
项目优势
1)学历国家认可
v 海外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均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2)国内安全过渡
v 同济大学名校平台品牌保障，名校师资，教学严谨，管理严格，尽享百年名校氛围
v 享受奖学金制度，列入学院校友录
v 度身定做个性化留学方案
v 安全、经济、快捷的留学通道，使学员更快地适应海外留学生活
3)入学门槛低、节省费用
v 新西兰部分高校可以内部语言考试替代雅思成绩
学习模式
学习阶段
学习地点
学习
时间
主 要 课 程
费用标准
第一阶段
同济大学
1年
·雅思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及应试技巧、英语语法及泛读等
·高等数学、商务沟通、商务入门、商业分析、微观经济学原理等
·西方国家发展史、计算机技能、海外学习技巧、海外高校面试、教学参观等
学费：68000元
宿费：3000/年
（有空调）
1800/年
（无空调）
第二阶段
海外大学(英国、澳洲、北美等)
3-4年
大学本科主要专业课程
15-25万元/年（含学费、生活费，受国家、地区、汇率影响）
海外专业类别
专业类别
专业
招生计划数
艺术类
表演、音乐、美术、舞蹈等
设计类
视觉艺术与设计、时装设计、平面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等
工程类
动漫与游戏设计、信息技术、建筑、土木工程等
英国高校介绍 In England
英国 全球的海外教育
v 课程设置紧凑，学制短，专业选择丰富
v 世界一流的学历，高质量的教育水准
v 纯正的英语环境，原味迷人、现代动感的英伦文化
【合作大学】
苏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
曼彻斯特大学 (The Unive
rsity of Manchester)
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
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
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
哈德斯非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
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高校介绍详见网站 tj-lx.org
澳洲高校介绍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v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沿袭英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水平很高。
v 包容和谐的多元文化，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v 宽松的签证政策，就业机会多，容易申请移民
【合作大学】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
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 )
佛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
梅西大学 (Massey University)
奥克兰理工大学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ITEC理工学院(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校介绍详见网站 tj-lx.org
北美高校介绍In USA In Canada
北美拥有美国、加拿大两大发达国家，美国一直是中国学子的首选留学目的国，而加拿大近年来也以其优质的公立教育异军突起，拥有优越的移民条件、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一流的生活环境。
【合作大学】
普渡大学西拉法耶特分校Purdue University--West Lafayette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SUNY
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报名须知
1. 招生对象
v 应届和历届高中毕业生、三校生，17周岁以上
v 高考英语90分以上，或者通过我校英语测试。
v 英语基础薄弱者，可参加1-2个月的免费大学英语预科班
2.开学时间
v 2016年9月(秋季)
v 2016年7月(免费暑期预科班开学)
3.报名材料
v 高中毕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v 高考成绩单(如有)
v IELTS或TOEFL成绩单(如有)
v 免冠照片(一寸4张，二寸2张)
4.联系方式
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国际交流中心
v 地址：上海市真南路500号同济大学沪西校区
v 公交路线：62，117，517，562，727，742，744，750，822，937，沪唐线，北嘉线
v 地铁线：11号线李子园站1号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