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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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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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高职教育；现状；对策

我国许多地方高校为了满足市场对经管专业人才的需求，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愈加重视，而《西方经济学》也被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确定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的大量经典经济学原理和丰富案例能够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世界事务的演变情况。虽然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有诸多优点，但是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成效却并不显著，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一、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 一） 教学内容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许多地方院校高职教育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多数教师的长期的实际教学中，存在多个不能摆脱的症结，比如课程标准的制定没有真正达到专业的特色要求，教学难度趋同，教学内容也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很多教师在教授课程的时候不注意所教授专业的实际情况，习惯于把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加选择的全部进行讲授，不能根据不同专业所体现的专业特色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教学，面对不同的专业授课时也没有对教学方法进行多方面的创新。上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会让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感觉课程负担太大、经济理论与所学专业的关联性较小、经济学常识的日常应用性较差等等。

我们必须注意到地方高校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是不同的，高职教育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和强调各个专业的职业能力训练和与专业相关乃至与课程相关的各类实践性教学。许多地方高校的高职教育在专业开设之初，就已经周密地设计出每门理论课程所配套的实训课程和实践环节，把理论课程紧密联系实践，引导和帮助广大高职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产生形象的认识，从而较快的理解并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目前高职专业所普遍开设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体现高职教育以实践教学为特色的教育环节。课堂上的画面基本呈现是，教师涛涛不绝的讲授，学生或吃力的听课或无精打采的游离在课堂，表面上看教学秩序良好，实际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都不敢想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这要求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教科书上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训练他们的经济思维，并能够将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日后的经济管理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中[1]。

（ 二） 教师以传统授课方式为主，与学生有效交流和沟通不足

地方高校高职专业更多的教师在教学中，愈加重视提升高职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技能的综合能力，通过课后实训练习题、建设专业实验室以及带动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即尽可能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但是许多高职专业的教师虽然具备了教授相应的专业学科知识的能力，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陈旧，以及难以把经济理论与我国实际的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联系，因而脱离了中国经济土壤的经济理论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填鸭式”的传统讲授式占据了授课的大部分时间。一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年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因教学经验不足，出现对教学内容把握不准，以及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技巧的运用不熟练等问题，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2]。有些教师虽然注意案例教学在授课中的重要性，并且授课过程中也尽量插入案例，有时也会组织学生对热点经济新闻等内容进行简单的讨论，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在讲授庞杂的经济理论，整个课堂上教师演主角而学生演配角。这样笼统的、偏重理论的、几乎没有专业需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教课方式，导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在学科上的交流和沟通无法更有效的进行，随着课程的推进，更多的学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课程兴趣，学生只会机械的听课，整个学期下来让教师感觉到授课很累可是授课效果不太好。

（ 三） 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且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时，多数学生表现出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学时代形成的死记硬背为主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普遍表现出缺乏学习热情，并且他们实际的知识水平也不如普通高校专科学生的基础扎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讲授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西方国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济演变乃至文化内容；并且在学习中还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知识，高职学生往往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他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甚至一些学生学习起来具有很大的难度。于是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基础知识水平偏低，或者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学》开课的初期容易因为难以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知识而产生厌学情绪，这样的情况会随着该课程深入的进行而使得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或觉得该课程过于枯燥和理论化。还有些学生错误的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重视实践技能方面的工作帮助太小，因而这些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缺乏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觉学习的主动性。

二、改进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对策分析

（ 一） 教学内容突出重点，授课环节要符合专业的需要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突出的问题是不符合专业的需要。《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和管理类高职专业中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每个经济学教师都不能错误的认为在讲课的时候内容和方法可以是雷同的，因为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专业需求，所开设的每门专业课程都是服务于本专业的。所以不同专业的教师，要根据授课对象的教育层次、专业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及建立多元化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3]。授课教师应该努力钻研书本和专业，发掘出书本知识和专业特色的结合点，然后对其进行重点讲解和分析，而且必须联系本专业的发展。当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是以专业特点为出发点的，教学内容是带有学科需要的有明确选择性地进行教学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被激发出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教学质量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 二） 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社会中有些错误的声音，认为地方高校高职专业的教师能力一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和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教师一比高低，认为高职专业的学生比起高校普通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要短。但是从教学能力这个层面上来说，如果想带领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从学生到企业合格员工的转变，高职专业的教师就更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具备更加丰富的理论知识与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讲授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既要具备扎实完善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还要具备高职专业所需要的丰富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经验，要能准确地寻找到专业和书本的契合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队伍中，有些教师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存在天然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还有些教师酷爱《西方经济学》，乐于深入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现象和经济规律，反而不太关心中国众多的经济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也不会对理论进行钻研，所以，在授课过程穿插的案例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案例，然而我们的学生不太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这样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脱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土壤。因而在建设教师队伍过程中，中国经济和中国国情教育必须放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不偏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当教师们用科学的教学态度对学生进行紧贴国情的授课时，才是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有，《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抽象性都较强的科目，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能单一的使用灌输式的教授方法，如果大量的使用传统的讲授法，学生只会感到枯燥至极，造成课堂气氛的过于沉闷。这就需要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穿插、案例讨论以及案例演讲都会让理论与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尤其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和设备，在教学中更多的使用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和资料进行教学，让广大学生产生更多的共鸣，帮助学生对经济学原理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与理解。

（ 三）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地方高校的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学习基础就差些、适应学习的能力也差，尤其是长期以来对于抽象理论学习的热情就不高，对高深、高难度的理论学习很是厌恶。但是很多和经济类、管理类相关的高职专业都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所以相关专业的学生谁也不能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而且当今社会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每个学生毕业后必将融入到经济的浪潮中，因而在学校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习《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经济学教师在授课之初就要给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开设的必要性，让广大学生在学习最初就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逐渐爱上这门深不可测的课程，对于现实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原理要鼓励学生联系实际，让学生用实际的经济现象来验证经济原理的正确性，尤其鼓励学生尽量用身边的经济小案例来证明经济原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认识到书本看似抽象的理论实则为现实众多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更会让学生体会到的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和对现实的的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巩芳，高磊，刘鑫.针对不同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以内蒙古工业大学为例[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1） ：88 -89.

[2]李红霞.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决对策[J].广西大学梧州分校校报，2005，15（1）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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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篇4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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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篇6

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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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哲学究竟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取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哲学既不是国内通常所理解的应用哲学，也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

那么，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哲学呢？

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不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经济观亦已经变化，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造成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等，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这类问题。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本质和规律。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严重。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

从学科性质看，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各种环境，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因此，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经济活动在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的地位。一、经济活动在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中的地位。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这种生存发展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必定存在着特定的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由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二、经济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变化中的地位。经济活动作为

人的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它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具有什么作用？与其它活动相比，它在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三、经济活动在人发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个体成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等），经济活动和人发展的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经济活动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经济活动的分工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那么，它们与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对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篇8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篇9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英国杜伦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政府顾问。曾获第八届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于刃刚

于刃刚，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教授。曾任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兼任河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评审组成员，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从事前授权到自主创新

杨瑞龙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很难成功，原因在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阻力过大而使改革具有不可持续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仅快速发展，而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西方经济学为何难以解释中国改革之路？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就是由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即过去是行政级别越高，资源配置权力越大，逐渐变为拥有的资产越多，资源配置权力就越大。

不同于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它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改革的实际效果没有应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呢？我认为应从解剖我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入手。

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后，我们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动，已经从纯粹的政治家行为演变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的行为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打一个比方，不是很确切，中央政府是爹，地方政府是儿，那时候儿子的收入全部交给爹，当然儿子就没有权力了，儿子要找对象，爹找了媒婆，提出要求一二三，儿子看差不多就结婚了。

后来，实行了财政包干体制，这时候，儿子挣钱后，只要到时交钱给爹，爹就不管你了，儿子自己清楚爹的某些底线，哪些是绝对不能突破的。儿子知道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自己找完对象，生完小孩到时候就回来了，爹一看，心里暗暗喜欢，脸上却要装作不高兴，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说这些的时候眉毛是往上翘的。一看孙子，哎呀，这么好，就抱过来了……这就是我国现阶段的改革，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描述不出来的。

实行市场取向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方面，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由于分享比例已预先确定，且一定几年不变，所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预算的规模直接与本地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关。

另一方面，改革之初推行了行政性放权战略，即上级政府根据决策权的重要性不同，把一部分经过选择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或部门，这使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财政包干制实现以后，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这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发展本地经济就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强烈冲动。地方经济发展越快，经济总量越大，由于分成比例已定，地方可支配的预算越大，你就可以搞一个城市广场，搞一个雕塑，或者是修一个河道，或者是实行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这样老百姓就说你好了，投资环境也就好了。然后呢？外商来了，内商也来了，市场又火了，就业机会就多了，然后商场又火了，民营企业发展了，收入增多了，留的钱就更多了，实现了良性循环。

你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政府的分析法套用到中国的地方政府，肯定无法揭示其真实的行为特征。因为我们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动，已经从纯粹的政治家行为演变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行为独立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进入了“事后追认”的阶段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外部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有动机进行自主的制度创新，但这种创新需求并不是容易被满足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政府间接显示其制度创新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发展，往往会通过自主的制度创新营造一个比其它地方更好的制度环境，来扩大招商引资的规模。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事前授权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先有文件，后有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行为独立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进入了“事后追认”的阶段，即先有改革，后有文件。而且，思想解放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会向上级政府请示：什么事情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剩下的都可以去尝试；相反，越是思想不解放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就会不断向上级政府请示：什么事情可以干？得到肯定答复后才会去实施。结果可想而知：思想解放的地区发展永远都在前面。

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地方政府的自主制度创新需求与上级政府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如何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实现自己发展的目标？上级政府为什么会从最初容忍到最终追认这种制度创新活动呢？

其实，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创新获取制度收益的能力与其谈判实力有关，而这种实力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环境有关。从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以下步骤从事自主制度创新：

(1)“先做不说”。为了谋求有利于本地发展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可以在不违背上级明确禁令的情况下，结合自身实际大胆进行自主制度创新。在这种自主创新还没有见到实效时，先不事声张。

(2)“做了再说”。自主的制度创新刺激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来“说”自主制度创新的绩效，制造声势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同，争取正式的进入权。采取的方式通常有：邀请名人来访，由名人之口来“说”成绩；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当地的经济绩效；请名家写书或作文，总结自主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召开新闻会或参加相关的正式会议，主动介绍当地的“独家创造”；向上级领导主动汇报等。

(3)获得上级政府正式认可。地方政府未经授权实施的制度创新一开始像个“私生子”，尽管它可能已获得上级或媒体的赞许，但如果报不上“户口”，其实施的新产权规则就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渠道补办“结婚证”，使其自主的制度创新获得上级政府的正式认可。

开完会之后吃饭喝酒，市长敬董事长，他会说：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了你们随意。这样的场面一般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才会有

一些改革步伐迈得较快的地区，在产权制度改革到一定阶段时，都提出“小政府、大社会”

的口号，政府职能的转变明显要比改革相对滞后的地区要快。这一点我做了很多调研，从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企业董事长之间的关系上，我基本上可以判断得八九不离十。

我曾经观察过一个变量。到一个落后地区去开会，市长在台上讲，董事长在下面听，听完之后董事长会说：市长说得好。开完会到宾馆吃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市长和董事长一起喝酒的时候，一般董事长先敬酒，说：您是父母官，我的发展全靠您，了您随意。然后站起来就干了，市长真的就很随意地舔一舔。然后市长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政府敬敬你们，你们随意啊。董事长站起来一下子干掉了，市长舔一舔。

但是，到江浙一带调研时我发现，开会的时候，市长讲话，说的过程中会有人提问，一般是头牌董事长先举手，然后是其他董事长举手。开完会之后吃饭喝酒，就更不一样了，首先起来敬酒的是市长，他会说：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了你们随意。然后，董事长也站起来敬市长，两个人又干了。这样的场面一般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才会有。

在上级政府对制度创新的进入权进行管制的条件下，尽管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就决策权的分享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面存在冲突，但两者更多是合作与博弈共存。这种合作与博弈的实质就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获得潜在制度收益，进而地方政府也分享这一收益。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突破进入壁垒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实现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它客观上推进了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先行地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总是先行一步，企业捕捉盈利机会的能力强一些的原因所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旦企业获得了较大的自，就希望限制政府干预其自主捕捉市场盈利机会的行为，包括制度创新活动。地方政府尽管仍然具有控制企业的动机，但随着排他性产权的确立，政府控制企业的成本就变得非常高，而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反而可以增强企业的活力，政府也可从中分享更多的发展成果。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地方政府必然会约束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个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方式逐步向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会过渡到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改革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让京津要素市场成为河北发展的催化剂

于刃刚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的特殊作用毋庸置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动，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信息等)，更需要地方政府来培育。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如何，是地方经济能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践证明，要素市场不发达，竞争力就弱，经济发展就缺乏有力支撑。当前，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已经很难在一省内封闭地进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省要素市场的发育与京津冀区域要素市场、乃至国内国际两个大的要素市场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不仅能够促进我省要素市场更好地发育，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它要素市场的丰富资源，加快我省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当前河北要想促进要素市场发育，各级政府最现实的是紧盯京津，发挥毗邻京津的特殊区位优势，想方设法利用好京津要素，加快我省经济发展。

积极推进京津冀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落后，是阻碍京津冀经济圈生产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京津冀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看，京津的生产要素市场相对更为完善，而河北要素市场的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并且，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和行为不断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出现，大大加剧了建立经济区域内统一大市场的难度。

从地区自身角度来看，这是在地区差距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维持自身利益、保护本地产品和市场的一种“理性”行为。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来看，地方市场保护主义则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影响到京津冀的整体持续发展。为提高生产要素在经济圈内的配置效率，必须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这就必须加快培育京津冀一体化要素市场，尤其要大力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发展。通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强化大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实现生产要素的互补效应，推动河北与京津协作的长远发展。

利用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流动的互动效应，吸引京津生产要素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说，生产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是一种互动关系。京津冀经济圈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产业的梯度转移也会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中需要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才能实现，要素流动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转移。我们应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流动规律及其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采取措施大力推动京津冀经济圈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积极吸收京津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并以此促进河北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

河北可以利用北京的科技要素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如利用北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占全国的1/3)、两院院士(北京占全国一半多)等来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既可以共同对某个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进行共同投入、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也可以利用毗邻京津的优势，作为中试基地加强与京津的科技协作。河北与京津之间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应建立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政府支持、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基础上，其主要内容是开展科技人才、研究开发资金投入、科学仪器装备、实验室、技术图书资料等科技条件资源整合，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联手建设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促使三省市科研条件资源融为一体，根据市场需求分工开发高精尖产品，促进河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积极推动河北剩余劳动力向京津的输出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是地区经济协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京津对具备相应资质并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政服务、技工等需求量很大，前一段时期河北“大学生保姆”现象引起极大关注，说明河北劳动力输出还大有潜力可挖，关键是要了解市场需求，并面向市场进行专业性培训。河北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应通过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文化素养、社会公德等方面的全方位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劳动力向京津的输出。这一方面能缓解河北省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能提高输出劳动力的创业能力，某些人出去学到一技之长、了解了市场、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也有可能回乡创业，进而带动更多人就业。

互动

听众：在讲座中，您提到：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GDP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指标”，但现在更强调绿色GDP，尤其是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要科学发展，您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对待GDP？

杨瑞龙：GDP是衡量一个地方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长，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如果一个官员为任一方，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他应该不是一个合格的地方官。但是，说GDP是最重要的度量指标，并不是唯GDP论，实现科学发展才是我们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在对待GDP的增长问题上，必须牢牢把握“好字优先”、“好中求快”这一原则，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听众：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先做不说”、“做了再说”的事情，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现象？

杨瑞龙：这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改革权纵向配置的条件下，上级政府一般会选择以下改革方式：就改革的空间来说，一般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就改革的时间安排来看，一般选择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获得改革优先权的试点单位通常可以在承担较小改革成本的条件下获得双重收益。但是，地方政府要想直接获得这种改革优先权是很难的。为此，一方面，他们通过其所隶属的上级主管部门向上级政府间接显示其制度创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探索性的制度创新，这就会出现“先做不说”、“做了再说”等现象，以获取潜在制度性收益。

篇10

论文关键词：贸易差额，思想，重商主义，国家干预

已有文献表明，贸易差额思想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早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的认识。重商主义者围绕着贸易差额思想形成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在此之后，经济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该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评价，提出了鲜明的观点。笔者对此做简要的梳理与比较，以期对相关研究作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参考。

一、贸易差额思想的起源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瓦解，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力量——商业资本日益兴起。这个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成为不断冲击自然经济并因此而发展壮大的力量。重商主义就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反映。

“贸易差额”概念最早出现在1549年的《使英格兰王国繁荣富裕的政策》论文中，当时该文使用的是“贸易剩余”这个词。此后，“贸易差额”一词频繁地出现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弗朗西斯·培根于1615年使用了这个词。在许多场合，贸易差额代表商品贸易差额。尽管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列出了收支差额所有各项的明细表，但却迟迟没有为此创造出一个新词。1697年，波勒克斯芬才开始使用“账目差额”一词，詹姆斯·斯图尔特于1767年首次使用“收支差额”一词，在此期间，人们在讨论贸易差额时，常常是指“收支差额”。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容易处理的项目，因此，一个实际上关心收支差额的经济学者，很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差额上。

此外，当时的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学者都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本国商人、制造业和航海业为获得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断扩大业务的结果是必然地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军事冲突，政府要维护本国利益，就必须保持国家强大。国家积累财富的途径除了对外掠夺之外就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则是最可靠、最有效地积累财富的途径。贸易差额的思想由此产生。

二、贸易差额思想的主要观点

早在四百多年前，重商主义者就着重研究了贸易收支问题。他们把研究贸易差额的重点放在金银的输入和输出上，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获取财富的真正源泉，必须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首次采用了贸易顺差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财富并不在于保有更多的金银，而在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有更多的份额，通过贸易差额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白银比新开采出来的同一数量的白银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贸易差额是增加一国在世界财富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唯一手段。然而，在如何保持顺差问题上，重商主义者们产生了分歧。

以英国的斯塔福德（Stafford）和法国的孟克列钦(Montchrestien)为首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们认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使每笔交易和对每个国家都保持顺差，以使金银流入本国；而在顺差中流入本国的金银必须窖藏起来，以通过金银积累实现国家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应阻止本国金银货币外流，禁止金银输出。因此，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货币差额论”。以托马斯·孟（ThomasMun）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却认为，国内商业只是对外贸易的一种辅助，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还进一步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他认为，在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中，应该允许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只要总的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就可以了。为此，他提出了增加本国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本国对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手段。

三、关于贸易差额思想的一些简评

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两大对立的思潮一直贯穿于其中。重商主义是最早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体现，后者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贸易差额思想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评价。

（一）李斯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古典学派认为，进出口贸易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物品是贵还是贱；外汇失调会有利于国家的输出，它的作用就像是对出口业务的一种奖励，足以使输出量增加；因此，金属货币存量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平衡以及国家的一切经济情况，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下，以最稳妥的方式，自动获得调节。

关于贸易差额可能产生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银的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而同时仍然能够稳步地走向繁荣。李斯特对此列举了一个现象加以反驳。俄国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工业品输入激增，接连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贸易差额，紧接着就在国内经济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然而，自从对绝大多数本国所需的工业品能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从此以后就没发生过大的经济动乱，国力也得到了不断的增强。李斯特认为，支配和控制着独立国家进出口贸易差额的并不是像古典学派所说的上述那种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国家的商业政策和力量，是这些因素对世界格局、对外国与外国人所发生的影响和国内信用的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间，贵金属大量外流以后，国内的信用系统和物价状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作为一个大国长期在贸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险的，因此，必须保持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

（二）凯恩斯的贸易差额思想

凯恩斯认为，关于贸易差额，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大约在200年来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有利，而贸易逆差则有严重的危害性，尤其是当贸易逆差引起贵金属外流时，危害性就更大了。而信奉自由贸易论观点的经济理论家都认为，从长远看，对外贸易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无论什么人想干涉这一机制都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由于丧失国际分工的益处而变得穷困。

在对贸易差额的认识上，凯恩斯把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论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实行重商主义所取得的好处仅限于一国，而不可能遍及全世界。在凯恩斯看来，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非自然性失业，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只集中优势产业的生产，停止不具有优势产业的生产，而优势产业刚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该国的失业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实际上，由于不存在充分就业，贸易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从而促进就业。

在贸易差额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上，凯恩斯和李斯特持同样的观点：贸易顺差且差额不太大将对一国经济有刺激作用；而贸易逆差会使一国出现持久性的经济萧条。事实上，贸易顺差对宏观经济具有调节作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由于进口等于国内产品的需求流失，供给增加；出口等于对国内产品的供给流失，需求增加。所以，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提高国外供给）与减少出口（减少国外需求）来同时调节供给与需求，使之平衡；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提高国外需求）与减少进口（减少国外供给）来同时调节供给需求，使之平衡。

（三）熊彼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熊彼特在总结了前人对贸易差额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所有有关“贸易差额”的错误都集中在一个命题上，这个命题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加以表述：第一，贸易差额是衡量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或遭到的损失的尺度；第二，贸易差额是国际贸易中利益或损失之所在；第三，贸易差额是整个国家获益或受损的唯一根源。

熊彼特指出，贸易差额这个概念是一种分析工具，与价格或货物不同，它不是具体的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觉察到的，需要做出一定的分析努力才能看到它，才能觉察到它同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

贸易差额是诊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商品和劳务的贸易差额是收支差额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后者的一切重要性。理解贸易差额的困难在于：作为一般经济分析工具，它本身不起作用，原因是，如果人们只知道进出口数字（往往包括劳务数字），并不能根据这些数字推论出任何东西或结论。例如，贸易“顺差”既可能意味着繁荣和就业，但也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贸易“逆差”既可能是财富增加的征兆，但也可能是财富减少的征兆。只有同其他资料结合起来，贸易差额才具有征兆意义和因果意义。只凭贸易差额来推理和采取行动，除了偶然巧合，是不可能正确的。因此，坚持贸易顺差的政策，由于最终将引起国内物价上涨，这种政策必然归于失败。

四、结语

贸易差额思想是西方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内容之一。贸易差额思想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西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的最早的理论说明。其论点代表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因此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此外，贸易差额思想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它最早地为西方构筑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比如：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利用关税，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等。

然而，贸易差额思想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第一，理论基础是脆弱的。贸易差额思想建立在重商主义的错误的财富观基础上，因而不能说明国际贸易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利益问题。第二，理论方法是肤浅的。贸易差额思想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说明仍停留在对国际贸易活动的表象的描绘上，因而无法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一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更看不到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反还得出了贸易是财富的源泉的错误结论。第三，理论体系是破碎的。贸易差额思想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因而，无法对国际贸易活动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第四，理论观点基本上是不科学的。贸易差额思想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价值和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生产不过是创造财富的前提等等看法都是错误的，没有能够抓住生产过程这一事物的本质，只满足于对经济活动现象的简单描述。

贸易差额思想在理论上的不成熟，除了理论自身的原因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成熟；商业资本具有严重的历史狭隘性；国际贸易活动还处于初始阶段等。总之，贸易差额思想无法脱离已经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国际贸易活动做出超越时空的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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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9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 张荐华、施本植: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11 张林、张荐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