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规范分析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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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1条第8节规定：作者和发明者得在一定期限内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专有权。[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613-1条规定了专利独占实施权自申请提交起发生效力。[2]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由此可见，在权利效力上专利权具有排他性，是国家所授予的一种垄断权，可以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专利技术，通过这种制度运作，旨在鼓励多元社会主体投身于发明创造活动中，从而产生更多为社会所受益的新技术。在此层面上，专利的垄断性体现在：一是专利权为权利人所独占，并且该垄断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并且对于一项专利技术，不允许两个或两个相同技术方案被授予相同的独占权，后来的技术应该比先前的技术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才能会被授予新权利的可能。[3]二是专利权垄断性伴随着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各国专利法都规定专利权期限届满，相关权利进入公共领域可以为全社会所共有，并且这种垄断权仅在一定的法域范围内有效，对于超出领土范围的，没有特别的要求，其它国家并没有保护该专利的义务。在反垄断法中，还存在另一种意义的“专利权垄断”，它并非强调某一具体权利由谁占有或者如何行使，它更多地强调专利权人某种行为是否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了危害，此种危害是否又在法律的容忍度之内或是超出了容忍度。[4]反垄断法意义中的垄断，必须借助反垄断法的思维模式，将相关竞争行为放置在具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中，对特定相关同类竞争者的行为予以考察，分析是否对市场竞争造成了破坏。因此，专利权是法律所授予的独占排他的垄断权，同时也是市场经营的重要组成要素。拥有专利权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权人更容易操纵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反垄断法语境中的“垄断”行为或状态。也就是说，此两种语义下的“垄断”容易结合，尤其是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过程中，超出反垄断法的容忍度，产生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后果，前者语义的专利垄断就会转化为后者语义下的垄断；前者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的垄断降级为受到法律所规制的垄断行为；前者促进发明创造的宗旨将通过规制排除或限制垄断行为来予以实现。

二、专利权滥用的规制与经济学“垄断”理论的支撑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论证了反垄断法的正当性，而且为反垄断法的适用并向可预见性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理论的梳理，有助于把握专利垄断的深层次问题。1、新福利经济学垄断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该理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该理论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而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无外部因素、无信息不对称。而专利是国家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授予专利权人的，当专利权人违背专利制度设立的宗旨，扭曲社会正常竞争秩序，从而无法达到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关于垄断的危害性，也是新福利经济学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D.R.卡默申研究指出，1951—1961年间，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减损数额约占GNP的6%；小五斯特采用厂商数据，得出的数据仅有0.5%；而考林和米勒根据734个大型制造商带来的福利降幅约占公司生产总值的13%。[5]2、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该理论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熊彼特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就鼓励创新这个层面而言，完全竞争显然不如垄断更为有利，更具有技术效率性。大型企业早已成为推动经济总量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6]他进而指出，真正具有价值效益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市场甚至新的供应来源。[6]在熊彼特看来，垄断已经不再作为竞争的对立面，不再依赖于价格而是强调用创新来开拓市场，并认为唯有如此企业方可以成为创新之真正载体。[6]熊彼特还在书中分析了垄断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创新将会颠覆已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进而使市场充满变数，同时垄断也会为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因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市场经营风险较多，破产现象时有发生。而在短期的垄断条件下，企业基于自身的实力，垄断地位的获取，企业经营利润的增加等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加，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专利制度的设立则是符合熊彼特“创新垄断”理论的，专利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会被授予短期的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可以通过独占使用或者授权他人使用来获取回报，从而为持续地研发提供保证。而其他主体可以根据发明文献、公共领域的智慧以及自身的创造力来继续创新，可以研发更具新颖性、实用性的技术，从而打破之前专利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当专利权人滥用自身专利权具有反竞争后果、对社会竞争秩序造成阻碍时，则必须予以规制，从而使社会发展更具有活力。3、新产业组织的垄断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是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相对的，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分析企业策略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大量新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所延伸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和合约理论等理论创新，在研究基础、方法、工具和研究方向上都有突破性的变化，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完全竞争与垄断具有天生的不可调和性，许多市场都存在单一或共同的垄断现象，这些企业通过达成垄断协议、非法经营者集中等策略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共同提升，必须对此类企业进行拆分或严格限制企业合并。美国传统反托拉斯法便是建立在此认识之上的，哈佛学派的理论为这时期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理论支撑。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反垄断执法实践指出：若某一相关市场的70%的市场份额由四家或更少的企业集中享有，即可判定该行业属于垄断性质行业，随之而来便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7]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更加重视经济效率的分析，同时经济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具体案件之中，比如波斯纳法官在U-nitedStatesv.GeneralElectricCo.案和StandardOilCo.v.UnitedStates案中就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判决结果亦与之前的结果相反。[8]另外，该理论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资源配置的绝对自主性和免受干预性，市场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只要市场结构是基于自由竞争所致，那么即使存在垄断，也应该是合理并有效率的。这种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反垄断执法中得到证明。正如威廉姆森教授所言：无论结构主义或者行为主义占主导，都无法变更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初衷，即维护或救济遭受或已遭受垄断侵害之利益，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9]根据新产业组织合约理论，合约包括了合约的设计和执行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短期和瞬时的合约中，交易双方能够很快得出结果，并可以对结果进行衡量，合约中的激励承诺是可信的，也可以通过设计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长期合约中，合约达成的关键性因素是如何使交易双方提供一个可信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可以足够激励并约束双方达成交易。如果长期交易中，存在着足够的承诺，就存在适意的激励相容条件，合约的边界就存在最优充分条件，如果激励失效，就会导致合约的低效率，合约的边界将会失效。[10]合约理论为专利权滥用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专利权作为权利人与社会之间所达成的合约，在专利范围内使用是权利人的自由，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任何的影响，相反权利人行使专利权时超出专利权的范围，将会造成合约的低效率，对竞争秩序造成恶劣影响，而从长远来看，合约理论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消除垄断后果：专利制度的经济效率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范式就是在经济效率框架内考量法律制度对法律主体的激励和对法律权利的衡量，分析对法律主体的风险选择和行为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1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设计要达到两个方面的均衡，即事前效率问题与事后效率问题。专利制度是以事前视角为前提，通过创设一种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特征的权利机制，旨在实现事前的激励创新与事后推广应用的效率均衡。[12]1、实现对创新的最优激励专利制度制定与实施之前，如我国的四大发明都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无条件的予以使用，一方面公共领域内的信息与知识也明显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换句话说，因为专利制度的缺失，类似的发明方案缺少产权界定而缺乏法律保护的根基，当然对专利权人发明的激励作用也有所减损。另一方面，发明人承担了发明创造的各种成本与付出，社会公众都可以从权利人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不同的收益，同时发明创造的产品或服务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由于专利权利涉及的是一种技术方案，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理解，因而基本不用承担专利研发的成本支出，时而反复，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难以收回，创新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出实际效果。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未进行产权化，无法排除其他社会主体的无偿复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所带来的激励不足，专利制度应运而生，通过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对其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如此一来，专利权人创新的成本便得以收回，发明人的收益也会增加，权利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将收益投资于创新的研发活动中，实现生产者剩余的不断增加；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相同或类似的替代方案也会不断涌现，逼迫权利人通过专利产品的定价机制来缓解竞争压力，一般而言，专利产品的定价会逐渐降低直到等于或接近边际成本，因为专利权人前期已获得足够的回报，产品价格的降低有利于对市场的掌控，相应的消费者剩余也会逐渐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亦会随之提高。专利制度的事前激励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既是专利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专利制度得以实施的经济理论支撑与对现实预期效果的期待。2、对专利权使用价值的最优发挥专利制度虽然具有激励创新的机制，但是如果设置不当或者权利人使用不当，则会导致权利人获得过度的垄断权，从而会吸引专利权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过度地使用专利权，如过高定价，则表现在专利权人将专利产品的定价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致使专利产品的产量低于社会总需求之下。专利制度的事后效率也就是对专利权的合法权利予以适当的限制，对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从而确保社会可以通过专利制度而受益。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发明人是谁，创新将会发挥其最大价值的人使用。[13]科斯定理通常被用来分析专利权人与侵权使用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专利侵权人侵权所得的收入超过因为侵权所支付的成本时，侵权人往往会铤而走险。同样的道理，在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时，专利权人独占适用专利往往会被施加许多条件，如专利强制许可、专利合理适用、专利制度的时间、地域限制。专利制度的最优效率体现是专利的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专利制度的运行不能为社会竞争增加阻碍，即专利制度的运行体现的都是正面的效率性，或者负面的效率微乎其微。所以，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排除、限制竞争时，专利制度的效用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专利制度促进消费者福利增加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宗旨未能完全发挥。专利制度抑或专利权具有天生的垄断性，但是权利的垄断不能上升至排除、妨碍社会竞争的垄断，不能因为专利权的存在而无视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规制专利权滥用符合经济学中的效率预先原则，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为专利权滥用的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专利保护期限的设置、专利合理使用条款的拟定等都是对专利权滥用的预先防范，但是当专利权人滥用专利制度排除、妨碍社会竞争时则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控范围，应该用反垄断法的思维与举措对专利权滥用的行为予以规制。

作者:张继文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择（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外国专利法选择（中）[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3]吴汉东：知识产权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龙柯宇：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研究[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5]单向前、李建伟：我国行业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7（3）.

[6]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建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商务印书馆，2002.

[7]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

[8]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9]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新产业组织理论[EB/OL].http：///wiki/，2016-12-01.

[11]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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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的意义

当前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已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医药执业人员参与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并能够协助这些决策过程，使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达到最合理的利用。药物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多点，随机长时间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他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其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差别的学科。药物经济学不仅关注药物的治疗效果，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成本、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药，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服务的供方、医药服务的供方、医生以及病人、医疗保险公司，并以最大限度合理利用现有医药卫生资源为目的。

2 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

2.1 成本-效果分析法（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成之一，主要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效果比值法：是成本与效果的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成本效果分析的目的在于平衡成本和效果。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采用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所产生的效果来表示（C/E），对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比较。（2）增量成本效果比值法：当有的方案可能花的成本很高且产生的效果也很好，这时就应考虑每增加一个效果单位所花费的成本，即增加的成本-效果比（C/E），它代表了一个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个方案比较而得到的结果比。比值越低表明增加一个效果单位所需追回费用越低，该方案实施意义越大。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特点要求终点是成本、效果。结果单位是临床效果指标，结果是成本效果比例，不能进行疾病间比较，不能与非医疗开支比较。

2.2 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ifit Analysis,CBA）：成本效益分析是比较单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之间，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之间，或其他干预所消耗费用的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值（效益）的一种方法，它要求成本和效益均用货币来表示。效益可是多方面的，比如，如果效益是挽救了生命、改善了病人的生活质量或降低了发病率，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开发研究生物工程制剂如疾苗、菌苗等有治愈性疾病功效的药物产品或根除疾病的某些药物产品，那么那些生存者的货币金额值、改善的生活质量或避免因发病所消耗的全部卫生资源的货币价值就是效益。成本效益分析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即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果，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他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特点要求：成本、效益、结果单位用货币值单位表达。结果表示成本投资的净效益，与不同疾病间能够比较，疾病与非医疗间开支能够比较。

2.3 成本效用分析法：（Cost UtinIity Analysis，CUA）分析法：它是在结合考虑用药者意愿，恰好和生存质量的基础上比较供选治疗方案的经济合理性，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分析的发展，与成本效果分析有相似之处。在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经济合理性，从某种程序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性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症状改善、体重增加）。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都与生存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比较时兴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特点分析、成本、效用、结果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结果表示成本效用比值，能够进行疾病间比较，不能与非医疗开支间进行比较。

2.4 最小成本分析法（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CMA）：又称为成本分析法，成本效果分析的一种特例，它要求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他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P>0.05，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它要求药物的质量、厂家、产地完全相同，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不良反应，持续时间完全相同，选择成本最低的治疗认为成本最小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应用范围较局限。特点：分析药物效果相同，结果是货币单位。结果表示成本差别，不能进行疾病间比较，不能与非医疗开支比较。

3 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要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的出发点，哪些成本应包括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和如何进行成本测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因为它将直接影响研究的结果和结论。分析的观点应站在病人和社会的观点立场上，分析要素成本。成本项目的评价问题应注意：非市场项目和社会间接成本的估价问题；成本分摊问题；投资性成本如何计算；隐性成本的测算都应注意合理性。样本的选择：样本大小合适，要适合给定的统计学差异需要的最小观察数。减少偏倚问题：注意选择偏倚，与混杂偏倚依从性问题：在一项药物经济研究中，如果不依从性的比例很大，如在10%~20%甚至更高，则应仔细分析原因，对研究的质量也应该进行评价。在单中心与多中心研究中应注意综合考虑，注意其真实性与合理性，确保分析结果的研究质量[2]。

在药物经济学分析中，收集整理研究资料，计算方案治疗终点的成本确定应真实，进行敏感度分析，注意采集数据的真实性，选择方法多样性，应多点、单盲或双盲增加研究的可信性或实用性，使全社会受益。方法确定，规范操作最为关键，规范操作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经济评估时，对照均应是同类中最广泛使用的治疗方法。参照物可以是药物也可能是非药物（如手术），如果没有其他替代品，也可做空白对照，但应真实可信。与研究药物经济学的自然属性相结合，减少自由性、伸缩性、随意性，增加可信性与实用性，通过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全方位大面积、多层次、大范围的评价再推荐结果[3]，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提供经济合理安全有效的药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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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F22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为目的，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实证经济。在国际上，宏观经济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论知识，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类别及特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状态性分析、规律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3）专题分析和综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主要包括应用性、数量性、对比性、综合性、实证性五个特点，从真务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课题和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按照经济活动来进行课题划分，可以划分为国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宏观市场运行等多个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现实背景的差异，宏观经济分析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课题，描述我们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特征、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揭示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探索其因果关系，并积极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供决策者选择。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变量在综合分析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就供给需求理论而言，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一定的价格和数量条件下，这两种曲线就会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在马歇尔将图形引入宏观经济学以后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贴近生活，它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场的供需总是会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竞争将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

（二）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论知识的基础，所以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金融领域，其中数学依据主要是计量和统计，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为5小种，分别为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以及数学模型法，在这5种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础，趋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数学模型法则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横截面分析，是相对侧重于分析经济变量的均衡条件，而动态分析则引进了时间维度，比如较为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对侧重于随着时间发展经济状况的发展，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两者相结合来看待，以长泰县为例，不仅仅要对长泰县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发展特点以及问题作出分析，还要在时间维度上来作出整体把握，充分考虑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从而制定出相对的经济改革策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在证券投资领域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把握证券的整体变动趋势；2.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这里的证券市场泛指整个证券交易市场，从狭义角度来说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体现，当然对于长泰县这个小整体而言也是这样的；3.通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证券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和价值变动方向，对投资者、证券业本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各类分析方法通常综合起来，多种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方法也和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为规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时候，要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长泰县作为一个城市近郊县，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制定严谨的经济发展路线，带动经济的腾飞，希望本文能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中国科技博览，2014.

[2]杨海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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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

排污权交易虽然体现的是英美法的思想，也最先在美国形成和成熟，但它给了我们一种思路，就是通过交易的方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同时，将环境成本与环境利润挂钩，这种成本与利润对应的思路是我们需要领悟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法学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中的问题，我们就应该从多方面来思考。

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西方法学，理性主体性，法官主体性，个体主体性，有限理性主体性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标，它带来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此，个人不再依赖神的指引，成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为私法自治的权利主体，人类思想的进化从神学阶段转入理性的主体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主体性理论进行解构，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的出现。以主体性理论为向度，上述进程可以表述为“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主体性理论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理论时代”，当然，即使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今天，主体性理论仍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把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看作是“神主体论”，则人类思想史可表述为“神主体性——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个性主体性阶段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理性的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用简明的表述，这两个转换的标志分别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阶段转入形而上学阶段(法哲学)，这一阶段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性，即“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但这时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不同。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本文称之为“法官主体性”的法学。到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出现了以“个人主体性”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学派为主。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

一、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主线

西方主体性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哲学命题。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的基础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萨维尼之后，他的“民族主体性”理论被其弟子演化成为概念法学。萨氏认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那么，对于人们、特别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创造法律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现法律的问题。到了以温德夏特为代表的概念法学那里，法律规范具有其肯定的、不变的和确定的，“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只需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把它适用至个别具体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窒息了主体性的发挥，为新分析法学、法学所批判，即本文所称“法官主体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体性的法学——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

同概念法学一样，分析法学也认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恶法亦法，我们暂且称之为“主权者主体性”理论。后来哈特发展了分析法学，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引入分析法学，形成所谓新分析法学。哈特认为，法律具有空缺或开放的结构，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法院在处理处于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时，必然发挥法官的主体性，进行法官造法。这种边缘的模糊地带，实质上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划归权利法学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将法律中的规则和原则、准则相分离，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而多个原则、准则可以适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对同时适用的不同原则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确”解。这是德沃金为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释理论。

在法官的主体性上，新分析法学认为，法律是确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释法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纪初德国产生了自由法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直觉因素和情感因素，强调法官的自由裁定权，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衡平去发现法律。社会学法学的兴起，进一步贬抑了演绎逻辑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语)。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则把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到新的高度。卢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研究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他论证说，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

法官主体性法学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点和。这与普通法的预设前提是有关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这个预设被认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就国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一事发生争执，国王说:“朕以为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natural?reason)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它需经长期的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里的人为理性，显然与自然法中整齐划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样的，而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养成的理性直感。这正是本文将“法官主体性”独立于理性主体性的依据之一。

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推翻了先前的，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体性——一种分析法学的图式

经济分析法学派反对自然法的理性，反对分析法学的逻辑理性，也反对对话理论中的商谈理性，在对待法律的客观性问题上，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波斯纳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沟通无法达到对法律的共同的客观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达成对法律的客观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体间达成这种共同性，几乎是一个人们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一种自认为是普适于人们的共同性因素，即人们对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法律而言，特别是对于和财产相关的法律，如侵权法、契约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众的经济学理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以成本和效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对于达致对法律的客观性解释是有效的。

经济学提出的“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在人性论上的普适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性”，即“经济人理性”主体性呢?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从而变为人类的另一个牢笼呢?“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的画像，那么是否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表面上反对“理性主体性”，实质上又回到了“理性主体性”的窠臼呢?

确实，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与自然法学中的理性人本无二致。这只要回顾一下启蒙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与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对应就可看出来，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与物权客体的稀缺性和物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由古典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边际效用的原理，使经济学上理性人假设的“画像”更为丰富，利他主义行为被解释为由助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成为主体效用收益，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从认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了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通。

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早期是从伦理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比如经济学派的瓦格纳，将经济动机二分;马歇尔也提出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从认识论角度批判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对利益的认识为前提，因此经济人的表达中蕴含着绝对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经济人这一伦理人性论问题隐含着认识论问题，通过研究认识论可解决伦理人性论问题，行为经济学则依此将伦理人性论与认识论贯通，将人性论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质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据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将经济人假定从一个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此后，行为经济学继续西蒙的理论路线，并将之与“经济人”假说研究的传统伦理方面结合，通过人们内心的认识偏见与扭曲批驳完全理性，通过人自治的因素批驳完全意志力，通过制度人批驳完全自利，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还原了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包括自然法学在内的传统法学上“理性主体性”的伦理人性论方法，实现了从方法论上的认识主体性，从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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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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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民法;关系;经济学;解析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课题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中一个避无可避的问题，而研究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是每一位经济法或民法专家都要面临的。而通过长时间的研讨，却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经济法学领域就没有再去解答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实际上是独立的经济法律机构需要妥善处理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当将不利于经济法的健全与进步。

一、民法与经济法经济学比对解析的理论、模式以及必要性

(一)形成经济法律的两类关键的法律规程

民法是调节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参与的财产关系以及人身关系的法律规程的统称。经济法是调节我国协调本国经济运转流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程的统称。因为经济法与民法调节对象都牵涉到经济关系，民法规程以及经济法规程能够指导市场经济法律，是其蓝本或模板。所以，经济法律就是调节经济关系的民法规程以及经济法规程的统称。以往的法学理论对二者的比对关键是从调节对象、法律关系主体、功能、调节模式、调节准则等视角实施比对解析，民法调节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参与的财产关系以及人身关系，隶属私法的范畴;经济法调节我国协调经济运转的流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归于公法的范畴。民法的主体为法人以及自然人;经济法的主体包含我国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司的内部组织以及相关人士、农民以及公民。而民法的功能是调节市场体制，用来保证自然人以及法人的权益;经济法是我国协调经济运转的法律，其能够保障我国权益以及社会公共权益。民法使用民事制裁的形式，经济法则奖惩融合。民法倡导的是对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准则来协调民事关系;经济法除去在特殊环境下使用民法的准则外，还使用指令与服从的准则来协调经济关系，映射了我国对经济生活的强硬的干涉以及调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二者的体制构成、经济构成、规范构成、运行、作用等视角，透过研讨两类体制规程与经济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使用与以往解析模式不同的模式，对二者实施经济学解析比对。

(二)经济解析的基础解析工具、理论办法以及基本假设

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极为紧密。经济学研讨的是人的理性举动，目标就是对紧缺型资源实施合理配置，而资源的有效配置凭借的是完善的法律体制，并需要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法律实施深度的解析以及研讨。法律经济学是一类打破传统的法哲学理论，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以及法学领域备受推崇。其以一部分假设为基础，利用各类解析工具以及理论办法，研讨、检验法律以及法律体制的发展情况，并且同时要兼顾效果以及今后的进步的可能性。它的基本理论工具是由有关民法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有关经济学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两个版块组成。其包含: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等;它的理论办法通常包含: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边际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等等。它的假设关键是资源的稀缺性假设、经纪人假设、有限理性假设、法律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设等等。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是最有说服力的法律经济分析模式的理论奠定人。

(三)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法律经济学解析模式的运用必要性，体现在其倡导研究法律与经济的内部关联。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点是:让理论、概念法学过渡到实务、应用法学。对民法以及经济法实施经济学解析比对，就是要打破常规，消除两类部门法间的已有界线，推动法律的效益化整合以及重构，让立法与理论研讨有据可依。

二、民法与经济法的经济学比对解析

(一)民法与经济法的体制构成以及经济构成

参考科斯对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阐述，从经济法律的资源配置功能的视角来说，经济法律民法规程以及经济法规程形成的经济基础是大同小异的;其均要权衡到“市场失灵假设”———就是说:它们都是以节约市场失灵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为其理论基础。所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实质趋同，经济法实质上是要以建立在民法所倡导的平等主体间的平等交易协商为前提的。然而两类体制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异，其经济构成也不尽相同。假如价格体制在各层面都可以自发高效地产生影响，形成自由谈判、有序竞争的态势，交易费用就是0，不管权利怎样界定都能够透过市场交易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闻名遐迩的科斯定律。此时，民法尽管对市场交易的经济效益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然而隶属于民法的物权体制的产权法律规程，是为了维护自由交易。并且，对等、自愿、协商得当也即是交易费用为0的状况下，经济法的干涉并非唯一途径，经济法也没有调节的必要。在正交易费用的状况下，市场失灵开始出现。而在交易费用为0的状况下，市场失灵也会产生。对市场失灵(市场价格体制在资源配置中没有成功)，民法规程以及经济法规程就能显现出“威力”。其差别在于:民法规程在交易费用是0的最佳态势下就能够形成;这时民法对交易实施界定，维护自由交易，预防由于产权协调不到位或不清楚而致使主体形成矛盾、交易的不可控性以及外部性等市场失灵情况的产生，预防交易费用从零到正。

(二)民法与经济法规范构成以及体制构成

民法隶属权利法，其规程关键是任意性规程;而经济法隶属权力法，其规程通常是带有强力约束性质的。对应的民法规程是以构成性规程为核心的，而经济法规程是以调控性准则为核心的。因为构成性准则中任意性规程较多，不会过度依靠我国权力的干涉，民众为其让渡的权益很少，所以价格偏低;而经济规程的运转则带有强力约束性质，过度依靠我国权力，我国权力的扩张来自于民众权利的大规模让渡，所以价格偏高。民法形成于遥远的“分析年代”，其体制构成的显著特点是:除了订立实体法，还要订立程序法;经济法则诞生于市场经济快速进步的“综合年代”，其显著特点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融会贯通，专业说法是经济法形成了自足性的特征。这是由于经济法对调控主体的规定是:根据相关的流程规章完成立法以及执法工作，对被调控的市场主体同样根据程序规程来保证权利的获得。

(三)民法与经济法的运转特征解析

民法运转针对的是司法行业，而经济法体制运转通常针对行政方面。由于经济法的司法权要考虑到公共利益并干涉行政领域，并且有着把实体性规程与程序性规程融会贯通的自足性，让负责调控以及规制的行政机构过渡为执法主体，其呈现出显著的行政性特征。对民法来讲，在有关个人权益的时候，就需要在其权利遭到损害的时候获得司法救济，明确其可诉性极有必要;而经济法———尤其是在宏观调控法层面，对一部分立法，其呈现出的特征是不可诉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与经济法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并不是分离的。二者能够相互融合、相互参考、互为补益，如此才可能构建并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协调与社会间的关系，推动经济法律的有效运转。

［参考文献］

［1］高桂林，李帅．责权利效相统一是经济法的总原则———论刘文华教授为代表的人大经济法学派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贡献［J］．广西社会科学，2013(4):78－82．

［2］倪斐．论独立监管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以社会权力机构学说为视角［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1－87．

［3］张妮．社会组织在经济法中的地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我国63部经济法文本为样本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5(6):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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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评价　学科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概述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业化的一些弊端，突出的是环境污染事故和职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企业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而且受到企业职工的抵制。这种情况导致社会对企业经营所造成的影响日益关注，企业管理当局在决策时对企业社会形象的重视。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企业责任得到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民间组织、政治力量和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且在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中得到充分反映，社会责任会计应运而生。

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戴维・F・科林诺维斯首次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概念，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意味着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这一概念反映社会责任会计不同于财务会计的一个侧面，承认会计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应用，同时也意味着会计学只有将其作为理论基础才能得以扩展；但并没有涉及社会责任会计反映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职能。1970年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C.Mobley更为全面地阐述了社会责任会计，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Ordering)、衡量(Measuring)和分析(Analysis)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该定义明确了社会责任会计的职能，并说明了社会责任会计是对传统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国民收入会计的总括和扩充。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的“特鲁布罗德委员会”(Trueblood Committee)在1973年提出的财务报表目标中也规定，财务报表的目标之一是要报告能确定、描述并计量能影响社会的企业活动。报告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对于说明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是重要的。英国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ASB)在1976年论述了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产生于企业对社会的受托责任。提出了新的年度报表，如增值表(Statement of value added)和雇员(就业)报告(Employment report)等，并特别强调要研究“社会会计”，尽可能揭示企业经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1984年Ahmed Belkaon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是测定和报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一般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时，防止和处理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的有关事宜。该观点揭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主体、内容和任务及其所使用的方法。日本《新版会计学大辞典》定义“社会责任会计是指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计量和报告，包括对环境、职工和社区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随着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日益紧密，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问题。1990年常勋教授首次将“社会责任会计”引入我国，并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企业经济活动对于社会所带来影响的计量和报告。宋献中教授(1996)认为：传统会计只为微观服务，只注重投资人和会计主体的经济利益，因而可以说是“狭隘”的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则将人们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放眼社会。企业与社会存在各种联系，企业应对其为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承担责任。所以，社会责任会计是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还有学者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结构、计量方法和报告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方向上看，基本涵盖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报表模式、比较研究等内容。肖振东(200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可以计量和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　社会责任会计反映的内容应包括：一是企业收益方面的贡献。任何企业组织首先要获得财务上的盈余，才可持续生存下去，才有可能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收益目标是企业效率和素质的全面检验，既是财务目标，又是社会目标，因而应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加以反映。二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力投资不仅对提高职工素质有重要意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招募录用员工、技术培训、改善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等，举措都应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得到反映。三是对所在社区的贡献。由于企业享受着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也应该对本地区作出应有的贡献，包括依法纳税，提供就业机会，对本社区公益事业提供财力、人力支持等。这些行为对于提高企业形象、促进企业未来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应当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予以反映。四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贡献。企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企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环境的保护，如财务上所反映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支出及实际取得的成效，都应成为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的重要内容。五是反映提品和维修服务的贡献。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除前述内容外，还需要反映企业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如产品的使用效能、耐用期限、安全性等，顾客的满意度、广告的真实程度也应在报表中加以反映。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和作用。

(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传统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非常少，社会各方面迫切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增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揭示。通常认为，揭示要符合三项标准，即适当(Adeguate)、公正(Fair)和充分(Full)。目前，社会责任的会计披露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各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上存在差别，较多采用的是独立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这种社会责任报告有两种基本类型：

(1)会计基础型。该类型主要运用会计所特有的术语、语序和方法来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编制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报告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一是使用费用法(Use-expenses Method)。这种方法以一定的货币量度为单位来计量和报告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所发生的支出。企业所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要揭示企业每项社会责任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而且还要分别揭示每项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二是计划管理法(Planned Management Method)。采用该方法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要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及相应费用，而且要对企业每项社会责任活动是否符合所制定的目标和预算作出评价，并进行差异分析，为制定纠正措施提供依据，保证企业运行在既定的计划目标上。三是损益法(Gains and Losses Method)，采用这种方法对计量的要求较高，社会责任报告需要反映企业各项社会责任活动的收益，详细计算和报告该活动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这种方法可以综合反映和比较社会投资的成本和效益，但确定有关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是相当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企业的社会经济业务并非通过市场交易，因而缺乏客观的计量标准，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确定各项经济业务的计价标准，即成本率和收益率。

(2)非会计基础型。即直接将企业所进行的各项社会责任活动，按其性质进行分类编目列示，报告中只用文字说明，不反映这些社会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和获得收益的情况。这类报告直观明了，易为各方接受和理解。美国会计学会(AAA)在1974年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根据大多数被调查的会员意见，社会责任情况报告十分重要的，每个企业应均定期编制，且在这种报表中需要作文字叙述，而不能全部以货币金额来反映。黎精明(2004)通过选择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案例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披露的内容不全面，会计基础型居次要地位、而非会计基础型居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企业设置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意识。认为我国企业在日常的会计处理中，与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通常是作为常规的财务会计问题处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按环保机关交纳的排污费，直接列入企业管理费之中；企业因社会责任问题而交纳的罚款、因此而造成的停业损失或因此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赔偿等，列入营业外支出；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进行新设备的投资或固定资产的购建，都作为一般的固定资产支出处理；将“在建社会工程”列入“在建工程”项目；将企业“社会责任无形资产”列入“无形资产”项目；对于矿产资源产品生产企业所交纳的矿产资源占用和补偿费，通过计提基金等方式计人各期间费用；对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赞助和捐赠，列入营业外支出；利用“三废”生产产品而得到的税收减免，体现在少交纳的税款之中；因较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而得到的各种奖励和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中。1999年，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在法律意见书中要说明是否由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侵权之债。财政部颁布的《2002年企业效绩评价标准》专门增设了“综合社会贡献”指标，主要考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企业通过会计手段准确反映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在国外简称社会审计，与我国“社会审计”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由于各国所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不同，世界各国对社会审计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学者米切尔・谢勒和大卫・肯特将其定义为，强化组织社会受托责任的工具，以便组织的管理者解释、辩护其决策。日本学者片野一郎对社会审计的定义为：社会审计是有别于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的一种崭新的审计，是一种检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审计。英国学者山多技认为：社会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社会意识进行独立而客观的审查和评价，这种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企业除对业主――股东以外还应接受社会责任。陈金池教授认为：社会审计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工具，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提出审计报告并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及管理决策。阳秋林和李冬生(2004)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由专门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府、社团和社会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手段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审查和监督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内容基本相似，主要包括是否履行了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是否履行了纳税责任；是否履行了对投资者、债权人的有关责任；是否履行了对消费者的保障责任；是否履行了对职员的健康福利及培训的责任；是否履行了对周围社区以及环境、生态的社会责任；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一方面市场经济给我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由于人们不具备各种社会责任观念，或者虽然知道但却忽视社会责任，导致各种违背社会责任、触犯法律法规的现象发生，严重损害了我国市场经济形象，妨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我国建立和逐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制度势在必行。李金华(2004)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受托经营和受托责任，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前提。公司治理目标绝不仅是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更不是追求内部人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环境等。背离责任的公司治理，是没有灵魂和目标的治理；而没有治理来保障的责任，责任仅是一纸空文。现实反复提示我们，承担责任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的起点。能否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是现代文明社会对公司治理提出的新挑战。

三、财务评价方法及技术进步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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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利益观 社会分析法学 和谐社会

    一、社会分析法学之利益观

    (一)人与利益

    利益自古即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利益,并且用不同的方法界定利益。因此关于利益的定义可谓林林总总,但从根本上说,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1〕利益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诉求,但这种诉求表现为利益绝不是主体的任性,而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其表现出来。这样看来利益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也是毋庸置疑的。

    人与利益的关系如何密切极易证明,任何一个个体若想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条件,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即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人与利益是共生共存的,有人的存在,就有利益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追求利益 、维护利益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都旨在调和与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因此明确利益对于人的重要性,是构造合理的、符合人的需求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先决性条件。

    (二)法律和利益

    法律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而这种调整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在法律上即表现为权利,权利是法律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利益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是由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一种利益。法律制度是对相关领域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的确认和保护。利益作为权利的核心内容,通过权利类型及范围在法律规则中的确定而在相应主体间形成了一种配置机制。“法律从根本上说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 ,利益调节或再分配是法律的一大职能。法律公平与否,取决于利益平衡与否。”〔2〕因此,利益的需求变化决定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如果主体新的利益调整需求达到了由法律调整的高度,那么就会产生新的法律制度。

    (三)社会分析法学之公共利益观

    社会分析方法是随着社会学特别是随着社会法学的兴起所产生的法律分析方法。法律既是一种静态的官方文件体系,同时又必须在社会中予以实施,由此造成法律问题的分析,既可以从规范的层面来进行,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进行的交叉现象。当然,是用法学的眼光还是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分析法律问题,两者在前提和结论上并不相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当我们用社会法学的眼光去审视分析法律时,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社会分析法学中“利益法学”学派发挥耶林关于法律是保护“社会利益”或“共同利益”、反对威胁“社会利益”的个人利益,他们将协调法律秩序范围中的各种利益作为法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作为“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代表的狄骥的理论则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强调并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社会义务。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公共利益,但却很难对其作出精确公认的分析,只是见仁见智,难以统一。因此我们只能从微观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对其定义进行把握。首先,公共利益须表达一定个人利益的需求,但不可能与所有的个体利益一致。公共利益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代表性,如果公共利益不能体现一定的个体利益要求 ,难以称为公共利益,同时由于不存在唯一被认可的价值观和标准,亦不可能使公共利益得到所有个体的承认。其次,公共利益是一个外延及其宽泛、内涵及其多样的概念,因此并非都可以由法律手段来调整,还需有习惯、道德等方式来调整。

    二、从经济法的不同范畴看社会公共利益观

    (一)理念

    经济法的理念是体现于经济法实践中的最高指导思想、精神及立法宗旨,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范畴 ,但目前法学界的认识分歧较大。结合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存在基础综合考察,“平衡、协调”(实质即和谐)是各种观点都包含的思想。而平衡协调的客体则是各种利益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所隐含着的这种理念就是很好的说明。就经济法的本质而言,平衡协调是其首要的基本原则。它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局限在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涉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 社会性是其本质特征 。它与公共性、公益性、干预性相联系。它调整经济关系的最高目标,应当是保障国民经济能够平稳持续地发展,即平衡各中利益需求,并加以协调,使得经济生活中的各方主体利益在其中取得某种平衡和一致,成为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和平衡器。但是经济法又并非不加区别的保护所有的主体利益,它同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己任的民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必须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前提下使得社会公共利益的到最优化和最大化。因此,从经济法的理念来看,保护和提升社会公共利益是其必然的使命和职责。

    (二)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市场秩序包括经营秩序和竞争秩序,它是公共经济生活的活动规则,是维系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这一点集中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共利益本位。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具体的调整对象意见并不一致,但是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是不容置疑的,即将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是决定经济利益本位的根本所在当然公共利益本位的确定并没有使经济法与其他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如行政法、刑法等,在利益本位上区分开。实际上,任何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都是维护着公共利益的某一方面。具体到经济法来说,它维护的是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利益和公共经济利益确切地说,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三)调整模式

    法律与利益的密切联系在前文我们已有所阐述,法律作为各种利益的表达方式和手段,一旦形成却又可能对利益有能动的反作用。只有设置科学合理的法律才能保障法律所追求的利益目标的实现。而这些不同调整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对权利、权力、义务的不同设置方式,因此,如何设置科学合理的调整模式来实现法律追求的利益目标,是法律也是经济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功能的关键。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主要利益目标追求,这也就是利益本位问题。经济法相对传统的以个人利益本位的私法和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公法来说,其本质特征在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一点已经成为经济法学者的基本共识,也被充分论证,在此作为本文以下讨论的逻辑起点。社会利益由于具有本文上述的独特特征,以及对社会利益维护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经济法自身的独特的调整模式:行政权力干预、社会权力实施、个体权利实施三种模式,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利益的法益目标。

    三、和谐社会理念下的经济法利益观

    社会分析法学派的利益观之中,社会本位是重要的价值观之一,用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法律问题是其重要的方法。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政府新的历史任务,而从社会法学派的观点来看,它与经济法一以贯之的社会本位理念以及经济法的平衡协调之功能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社会的主题之一。而“以人为本”中 “人”多与 “民”联系,因此,以人为本理念明显区别于民法本质中的个人利益本位,而恰恰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相契合。相对于行政法和民法对于单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来讲,经济法所保护的是更广义的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既非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也并不可能永远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而是将社会上最广泛的最合理的利益需求作为保护的对象,这与当前和谐社会中所涉及的以人为本理念是一致的。

    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而经济法对于多元化利益的协调和平衡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学者们将“经济法”定义为“协调解决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矛盾以及协调解决与社会整体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矛盾的法律部门”,其天然的平衡协调之本质决定了其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重任。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强调社会责任本位的本质精神就得到了经济法学界的公认。当前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资源有效合理、公民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这种理想状况的实现必须以客观面对并合理解决社会多元利益、多层次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前提。但是各个法律部门的个性差异导致其对平衡理念的追求也不相同,而这中间能够适应调整多元化利益、构建和谐社会之重任的主要法律部门惟有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平衡协调之功能和和谐社会对于利益协调的要求有着许多天然的耦合之处,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早已从现代经济法的不同层面和角度折射出来,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必将获得新生,其发展将会更加科学和谐。

    综上所述,在法学的分析方法中可以看出,人与利益、法律与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经济法的理念、调整对象、调整模式来看,经济法的利益观是与社会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社会分析法学派的经济法利益观又显示车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要以经济法理论为指导。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平衡协调功能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以人为本、平衡和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之间不谋而合,而正是这种天然的契合,决定了经济法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和有效保障。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P483.

    [2]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P65,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电网规划；投资效益分析；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电力体制改革在不断的深化，在电网规划中如果可以合理的应用投资效益分析法，那么就可以让项目决策更加的科学和民主，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出现一些决策失误，并且对于项目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1 经济评价中重要指标的含义及应用

一般情况下，电网规划需要比较长的周期，并且包含着非常多的内容，在项目规划期之内，有着特别复杂的费用流，因此，就需要采用动态评价法。动态评价法的重要动态评价指标主要有这些，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投资回报率。

财务净现值法及应用：动态评价指标中的净现值和净现值率主要是对计算期内电网投资方案的获利能力进行反映，表达式如下：

在这个公式中，净现值由NPV表示，净现值率由NPVR表示，现金流入用CI表示，先进流出则用CO来表示；在先进流入方面，主要需要考虑电量销售收入、增售电量收益以及节能降耗收益等因素，而现金流出则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电网运行成本以及税等等。

内部收益率法及应用：除了净现值，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评价指标就是内部收益率，它主要指的是使电网投资方案在寿命期或者计算期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和零时的折现率是相等的。表达式如下：

。

2 电网投资效益实用分析方法

电网投资效益法涉及到了很多的学科，比如电力系统、技术经济学、财务学等等，并且有着比较复杂的计算过程。

算法假设条件：假设原有电价是合理的，并且电网也基本上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那么全网的增供电量就是新建电网项目取得的增供电量。电网加价取得的销售收入、节能降耗效益、残值回收、流动资金回收以及增售电量收益则构成了电网项目取得的现金流入。假设融资贷款占据着电网规划建设项目资金的百分之八十，电力企业自身支付项目资金的百分之二十，同时，假设只能由这个电网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资金来进行还贷。

电网投资效益实用分析方法介绍：首先需要对反算目标值进行确定，反算目标可以将电网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情况给有效的体现出来，那么依据电网的具体情况，可以将反算目标值从三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一种是从投资方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也就是注资内部收益率为推荐值；第二种是从电力企业角度来进行考虑，也就是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为推荐值；第三种的分析角度是项目偿还能力，也就是规定偿还期内恰好可以还清本息贷款；本文将第一种角度确定为反算目标值。

计算参数的选择：计算参数也包括着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贷款利息、计算年限、公积金提取比例、各种应交税率、折旧率、折旧方式、还贷方式、固定资产形成等。

项目数据的收集：需要收集很多方面的项目数据，来进行计算，比如销售电量预测、各年项目投资金额、经营成本、综合电价以及线损电量预测计算等等。

虚拟流量表的形成：我们将K作为电量加价的虚拟量，那么就形成了用K来表示的现金流量表。其中，用CI（K）来表示现金流入，用CO（K）来表示现金流出。

反算电量加价值：从上文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反算目标采用的是注资内部收益率为推荐值，也就是从投资方自身的利益来进行分析，在内部收益率的表达式中代入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就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式，也就是：

调用“单变量求解”函数，就可以将电量加价K表示出来。

对项目经济指标进行计算：对已经解出来的电量加价K进行调用，就可以形成实际现金流量表，同时对函数计算净现值、投资回收期以及投资利润率等经济指标进行调用。

敏感性分析及综合评价：敏感性分析的对象是整个电网项目，然后就可以对敏感因子进行确定，最后综合评价电网规划项目，将计算指标一一输入进去，就可以得出最终的评价结论。

3 算例分析

本文以某省县级电网规划实际数据为例，依据对该电网的规划计算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2007年到2011年的电网预测销售电量和节能电量情况，电网逐年建设项目的投资情况也可以了解到。

参数选择：本次评价采用的还款方式是本息等额，10年还款期限，建设资金的贷款利率为6.12%，流动资金的贷款利率定为5.89%，20年折旧期限，年折旧率为5%，，基准收益率为7%，注资内部收益率为8%作为反算目标值来经济评价电网规划项目。

电量加价计算：以现金流量表为基础，反算目标值定为注资内部收益率为8%，那么，通过软件就可以得出电网规划项目所需的电量加价，是0.029元每千瓦时。

项目经济指标的计算结果：依据已经计算出来的电量加价，我们利用正推法就可以将本规划项目的静态投资总额得出来，然后又可以得出动态投资总额和税后财务净现值。

评价结论：依据分析计算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以注资内部收益为8%作为反算目标，有着十分客观的经济效果，电量加价压力不大。

4 结语

评价电网规划方案的经济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是目前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样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继续对其研究，使其更加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更好的指导电网规划工作。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经济评价中重要指标的含义和应用，然后探讨了电网投资效益实用分析方法，最后介绍了电网投资效益分析软件系统，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常伯涛，杨建华，于希荣.基于区间层次分析法和线性规划多属性决策输电网扩展优化[J].东北电力技术，2011（5）.

[2]赵俊光，雷波，聂崇峡，王主丁，梁兴华.投资效益分析法在电网规划中的应用推广[J].电力建设，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