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微观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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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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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机制的发挥主要是因为价格和市场竞争来实现的，但是在价格信息投放在市场上以后，市场调节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存在较大的不足，会使得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价格的形成，信息的反馈到产品的生产都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这就使得整个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并且商品在推出市场之前，没有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一个科学的预测，如果只是根据价格信息来进行调节，那么就会使得整个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除此之外，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够长期来预测经济的发展状况，那么就会对市场无法有效额掌握，使得市场调节常常存在短期性调节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民经济无法稳定的增长。

1．权力滥用的低效率。目前，由于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经济政策和公告物品的供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的行为和经济人一样都是没有经过周详的思考的，往往在中只是追求相应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工作人员和经济人在目标上面所追求的却存在不同，他们不是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并且对政府官员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督，就导致无法有效的限制政府的一些强制措施，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一些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合作，从中谋夺公共财富，这就使得政府在经济干预中往往存在的情况，如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存在政治地位权力化，就会导致市场经济出现畸形，严重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

2．激励不当的低效率。政府在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程中往往是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措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和抑制经济人的行为，每个经济人都可以在自己最小劳动力的情况下获取相应的报酬，这就会使得一些人不愿意去多付出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可见，不一定人们都是存在私欲的，他们不一定是在积极的努力增加劳动，而是在积极的增加私人的收益，所以总是在寻找一些小的机会来获取较大的报酬，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经济人出现慵懒的情况，并且对整个经济带来低效率的问题。例如在一些福利的国家，高税收政策一方面会使大多人受益，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人的私人收益，拉到了经济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这样利益的追求，不断会使许多优秀的人才外流，还会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加剧，所以必须消除政府这各方面的缺陷，改变激励不当的低效率，使制度结构得到有效的完善。

二、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措施

1．政府与市场应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他们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克服对方的缺陷，以此来使资源获取最佳的配置状态。在市场机制为主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干预，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有效的完善，没有一种机制和措施都是绝对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应该进行有效的调节和配合，要实现取长补短的作用。在私人物品的供求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公共物品和宏观调控下，要发挥政府的职能，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使政府的工作具备全局性和计划性，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投资，由于资源的配置大多都是由市场来完成的，所以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制约，并且促进市场与其共同的前进，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效益实现最优化。

2．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他们在运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地点、时间以及条件来不断的完善和改变，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要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来变化，特别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配置上面。除了要具备纯公共物品和纯公共服务以外，还应该具备大量的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这就可以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出现财力限制的时候，利用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来为市场提供，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应该逐渐转变成为由政府来提供和支持，只有这样才可以使经济发展无后顾之忧。

3．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想要在市场上发展和培育循环经济，就应该做好资源的开采，掌握资源的开采权，要了解交易市场和废弃物处理的方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设来不断的完善废弃物的处理和交易市场的价格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采用自然资源循环的方法来不断的完善价格，并且处理好废弃物的处理，并使其有效的利用到经济当中，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经济的循环发展，使其得以良性的发展下去。

4．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市场调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但是我国现阶段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范围已经不是太大了。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在了解市场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的扶持我国市场的竞争力，使我国的市场能够克服盲目性和无序性，使我国的市场资源配置能够起到基础性的作用。除此之外，要全面重视市场主体的作用，要将市场和非国有经济有效的联系在一起，并且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5．政府宏观调控或干预的强度应随着经济形势发展而变化。近两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政府为了解决民间借贷的风波，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这种干预和调控只是短期内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固然是一种政府干预行为，但并非一切政府干预都是宏观调控，原因很简单，并非一切经济问题都是宏观问题，一个企业、一个产品、一个行业、一个市场的问题，都是微观问题而非宏观问题。政府对总量以外的经济问题进行干预不是宏观调控，并不意味着政府一概不应干预那些问题，政府对微观活动的一些干预是必要的、合理的。由于市场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的强度都应该跟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来逐渐的不断变化，并且把干预的重心放在规范市场制度上面，这样才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市场得到更好的调节和优化。

6．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变化。在早期，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早期往往会应用到公共基础设施当中，并且政府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较大，到了中期政府改变成为只对私人投资做补充，并且重点在于纠正市场的失灵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服务支出。到了经济相对成熟的时候，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政府就把支出以基础设施为主逐渐转变成为以教育和社会福利为主，政府逐渐把重心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当中。目前，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各级政府对社会边际报酬比较高的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可能是导致政府文教费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产出效应比较低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目标出发，需要不断的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特别是要努力调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且提高社会保障的能力，使经济得以稳定的增长。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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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起源上看，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工高度发达、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由始至终是以解决问题、促进发展为法治使命的现代法学，经济法因解决发展问题而产生，又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依归，是发展法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商法注重保护个人利益，刑法、行政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不可侵犯性有所不同，经济法坚持多元和谐共生前提下的利益均衡，其不仅要注意对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也要保护其他部门法保护不够的社会利益。故而，均衡发展是经济法独特品质之所在，它体现对二元结构乃至多元结构现实问题的居中调节和正义矫正，能够在是与非、此与彼等问题上保持谦抑克制的基本态度，延续了我国一贯的辩证方法论与中庸之道。

现有基础理论研究中对于经济法发展理念的探讨尤为可观，但具体到经济法的均衡发展理念，虽均有所涉猎，但鲜见专门著述，导致对于这一问题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尚有余地。况且，反思我国现有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最为突显的并非发展速度与发展效益问题，而是发展正义问题，体现为全体国民发展正义的分配不均，国家区域发展正义的快慢差异，平等市场主体间发展正义的竞争能力强弱，产业结构发展正义的布局不尽合理，代际之间发展正义的不可持续性等。无论基于理论充实的研究价值抑或解决中国现实发展问题的实践价值，均衡理念理应成为经济法发展观当中一道不可忽视的靓丽风景，更是时下中国非均衡发展问题赋以中国经济法向何处去的生命指引。

一、促进发展型经济法之国家均衡干预原理

有学者从法律调整的目的、手段与功能角度，将经济法规范分为促进型经济法与限禁型经济法两类，前者以鼓励和促进为目的，后者以限制和禁止为目的。而随着适度干预、谦抑干预等成为经济法的普适性治理理念，促进性、激励性、倡导性规范成为经济法的主旋律，市场调节优先于国家调节，市场自由发展取代国家计划发展，但正如哈耶克所言那般， 自由主义并非主张让事务放任自流，而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工具，一方面，市场失灵问题使得不得不赋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另一方面，这种干预应以有利于恢复市场调节功能并促进市场持续向前发展为边界。

(一)促进型经济法发展观之全面审视发展，是全体人类至上追求的永恒课题。在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全方位积极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发展问题，如周期性的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危机、大型企业重组合并所带来的垄断问题、国家间发展速度不一、区域发展水平日趋拉开、人类生存环境面临巨大压力等。这些关系某一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问题，由于市场配置具有的优先性与有限性，加上涉及对象及范围的公共性与复杂性，使得完全依靠个体细胞所组成的市场肌体系统进行内在消解，不免差强市场之意，正是市场存在的诸多固有缺陷，如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搭便车等，方才构成了以政府干预为手段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法律部门经济法产生的实践合理性。换言之，经济法的生命之源来自于人类近现代历史科技进步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共同发展问题，经济法的存续之本则是以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协同发展为行动纲领。

作为一门促进发展之法，经济法具有着现代性的部门法特质，这种现代性体现在经济法的精神追求、背景依赖与制度建构等方面，它既符合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当下价值，又隐含解决未来发展问题的远见卓识。故而，经济法以促进发展为行为主线，具有区别于其它部门法的独特精神气质全面发展观，这种全面发展观的内涵颇为丰富，学界也观点不一，既有五元说协调发展、永续发展、共享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也有三元说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快速发展。笔者认为五元说虽有紧贴时代的积极意义，但三元说足以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发展理念内涵，且创新发展、共享发展以及开放发展不过是现代社会所给予各类法律治理的全新要求而已，并不能够体现经济法的独特发展观。另外三元说中的快速发展理念已不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经济治理观追求整体效益而非单纯速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经济法的全面发展观应以促进整体发展为调整范围，以实现公平发展为基本追求，以保障持续发展为永续动力。

经济法的发展观以促进整体发展为调整范围。合理的整体主义是经济法一直秉承的社会观，它在承认构成社会基本要素的个体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将社会经济看作一个有自己目的和意志的成长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既归结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属性，又决定了经济法关注整体发展的应有之义。追根溯源，经济法促进全面发展就是体现利益调节的过程，一方面，经济法通过对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与持续化的追求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经济法推动个体或局部博弈利益间的有效整合从而维护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范畴之下，经济法追求一种利益共赢、结构优化、秩序和谐的整体发展状态。

经济法的发展观以实现公平发展为基本追求。除了立足整体主义社会观之外，经济法还必须以确保各方面公平发展为目标追求。一个好的发展局面，不仅是全社会整体向上的蓬勃朝气，更是所有社会组成力量均能够享有普照世间的生长之光。社会整体如同一片充满各种生机的茂密丛林，经济法便是丛林生存之矫正法则，它既给予一切生灵以公平发展的同等权利，又在丛林之自然法则(市场规律)的选择下实现优胜劣汰，从这一点而言，经济法所欲实现的发展应体现过程维度(起点公平、交易公平、结果公平)、空间维度(地域公平、产业公平)和历史维度(代际公平、可行能力公平)的整体公平原则。

经济法的发展观以保障持续发展为永续动力。促进型经济法的干预举措会对市场自发行为产生潜在的指向效应，进而导致正面或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如改善产业结构布局、激发市场参与公共物品提供、吸引资金投放欠发达地区等，又如透支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效益等。长期以来，经济法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忽视环境效益，导致发展不可持续性问题愈演愈烈。现代经济法的发展理念是以保障持续发展为永续之力，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经济法促进公平发展的均衡面向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视为一种美德，认为正义体现在一种均衡的关系中，是一种行为的中庸。均衡作为法律追求的一种目标，它直接影响着主体之间的和谐度。以整体公平为标杆的发展正义，其实质就是实现一种社会整体结构的均衡态势，既要达到市场竞争力量的大体均衡，不至于产生阻滞发展的垄断势力，又要市场及其组成要素与所处多样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等)的关联因子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均衡，例如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之间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法所追求的整体均衡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量化均衡，而是一种力量与结构上的质化均衡，或者说是一种变量均衡、行为均衡，其评判标准并非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对等性，而是以消除结构分化和利益冲突为目标，解决自由市场的发展不公平、不畅通、不持续问题。

当然，经济法意图实现的均衡发展绝非计划经济时代那般统制经济做派按照国家意志对市场行为进行操盘控制，这体现的是一种纯粹国家均衡调节主义，而是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在先状态进行的国家均衡干预，这种均衡干预既涵盖了以市场干预需求为限的适度干预含义，又超越了适度干预所不能内含的价值主动寻求干预供给与市场的干预需求相均衡。归言之，经济法为促进公平发展理应采取市场调节初始状态基础上的国家均衡干预措施，让市场资源得以合理化配置和摆脱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的体制束缚。

均衡发展正是公平发展的潜在语义，亦与整体发展和持续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其一，只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均衡发展方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系统良好的发展局面必然是让其中的各类细胞元素平等竞争生长空间，并采取适时适度的干预抑制自由竞争的空间扩张，以此在弹压之间保持社会系统的持续、稳定、均衡力度;其二，均衡发展是以最终实现整体发展为旨意，所述之均衡乃是基于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而非仅仅个体或团体力量间的均衡，尽管后者被内含于前者之中，但从经济法视角来说，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均衡发展理念;其三，均衡发展还构成了持续发展的理论本源，从根本上来说，持续发展体现历史维度上的代际发展机会均衡和可行能力均衡，这是一种基于人类世代繁衍发展中的关系和谐与秩序衔接。

二、立足与超越现实差异的经济法均衡发展构想

需要提及的是，经济法的均衡发展理念绝非意味着对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全盘否认，而是在立足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的结构优化与利益均衡，均衡是一种整体之中差异个体独立发展与正向联结的最优状态，如同交互作用的齿轮一般，只有凭借彼此的力量方可让市场机器运行平稳。但市场的形形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利益诉求也在阻隔着各种市场角色之间形成有效均衡，经济法所倾向保护的优先利益是居中调整双方多方的冲突利益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现实差异与均衡目标的对立与统一

从实践论角度，经济法所涉及的三大主体要素政府、市场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本体与联络关系上的诸多差异，比如法律地位上的差异、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竞争能力的差异、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的差异、博弈与商谈能力的差异等，种种差异导致社会呈现复杂的二元结构状态，比如城乡发展二元结构、中央与地方二元结构、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二元结构等，且这种二元结构亦呈现出斜向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可从近年来我国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拉大、央地关系失衡、政府与市场界限模糊、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得以展现，差异化结构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已然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从方法论角度，市场经济天然存在个体差异，这构成了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因此，按照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承认并放任甚至鼓励个体差异是市场调节的基本态度和适用方法。然而，凡事皆之有度，如果完全置市场差异向着双向极端的道路发展，使需求、产业、城乡、区域、要素投入等经济结构产生不合理的过度倾斜，就会使市场经济陷入非理性发展的恶性循环。从而，为维系整体社会发展的良性有序，经济法就需赋予政府对市场差异的结构调整权力，使之回归到整体、公平、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当然，经济法所调整的并非微观的个体差异，而是宏观的结构差异，虽然组成整体结构的个体因子会与整体发生或多或少的目标背离，但通过经济法以外的其它部门法已基本实现对差异个体行为的规制，经济法的眼界已然超越具体个人的行动差异，而是聚焦于整体市场与宏观社会层面结构问题的均衡干预。

从价值论角度，经济法的存在价值就在于通过法治路径解决多向度差异化而衍生的二元结构非均衡问题， 通过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最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最后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此外，国家对市场的均衡干预还应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即在尊重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遏制市场自由发展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扩大趋向，从而确保整体与个体(局部)结构关系的和谐融洽。

(二)均衡发展下国家干预之应然逻辑

在经济法促进整体社会均衡发展的立法宗旨之下，一方面，国家不仅直接性地对微观市场方面进行类型化的行为规制，防范和控制市场超限自由诱发的不正当竞争、寡头垄断、价格涨落失控以及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市场规制法之价值就在于协调各种价值冲突以维护一个涵盖经济、伦理和法律维度的均衡性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如财税、金融、计划、产业等手段)对市场秩序联动下的整体社会进行宏观秩序的调控，达到一种市场供需总量平衡，进而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所需的优良秩序状态。

论及秩序，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相对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和人身财产的安全性。国家干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产生，是一个社会秩序的必需。正是如此，国家干预必须构筑市场所需、国民所需、国家所需的秩序结构，这种秩序结构必须符合三维发展理念之应然要求，遵循适度性、协调性与居中性的调制逻辑。首先，政府对宏观社会与微观市场层面的调控规制务必坚持适度原则。宏观角度上，应从有利于促进全面发展为目标，在认识并尊重事物运行的本质规律基础上划清权义界限，并结合具体国情不同和历史形势变迁进行适时适宜的动态调整，形成适度恰当的关系结构。例如，我国历史上关于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界限划分，经历了政府计划包办一切 政府主导、市场辅助 市场基础、政府管理 市场决定、政府治理的关系变迁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环境与发展诉求决定了政府与市场地位的优先与否。其次，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既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还要协调不同利益主张。经济法的协调理论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针对调制主体与调制对象的力量与利益的均和化。最后，政府在制定市场共同行为规则时还必须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既要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视之，又要考虑市场主体彼此的发展差异(如知名度、行业特点、社会依赖程度等)以及市场内的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强弱反差，政府必须成为居中裁判并维持市场内能量守恒的正义守护神。

(三)差异均衡下国家干预之实然困境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暂时搁置国家经济实情与体制环境，回归到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又面临着哪些阻碍均衡发展的实然困境呢?正如经济法学界普遍共识和国家全面改革实践所体现的那般，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法规制路径完全相反：以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西方国家需要赋权型经济法，而经受计划经济痼疾的中国需要控权型经济法。基于这一认识，要想发挥我国经济法保障本国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均衡发展的促进功能，务必克服以下实际困难：

一是缺乏均衡调节总体格局与分类关系的统一立法和专门立法，法治底色不够浓郁。特别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明显突出政治治理，政策增长由此也导致了经济法的空洞化问题。统一立法层面上，我国目前缺乏大量的经济法下属领域的基本法，比如财政基本法、税收基本法、计划法等;分类立法上，又缺乏专门领域的分散立法，如各税种立法、转移支付立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等。

二是除了立法规范缺失以外，政治与文化的平衡观亦对国家干预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以当下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为例，政治上的平衡理念基于中央集权前提下的权力下放，具有政治调节无法规避的国家计划色彩和地方非常规性竞争行为，致使在中央决策部署下地方发展的异质倾斜(区域发展水平的极不对称)、周期变动(如黄宗羲定律所预示的赋税先减后增统治趋势)以及地方政府类似跑部钱进争取中央政策照顾的竞夺纷争;文化上的平衡理念印证于中国一贯有之的大格局观，这导致了经济法是一种大格局、总体与宏观上的均衡，但格局并非越大越好，要讲究合适的分寸，这也导致国家均衡干预的一个缺陷：注重微观层面的行为规制，忽视微观层面的利益协调;注重宏观层面的大局平衡，忽视宏观层面的个体差异。我国的经济法均衡发展理念一直深受过去政治思维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而非一种现代性的法治平衡观规范化、适度性的调制型平衡。

三是经济法的均衡涵盖了政治结构均衡、经济结构均衡和社会结构均衡，后两方面出于国家(政府)的第三方管理者或协调者地位，加上统治者维系社会秩序的本能心态，自然会向大体均衡方向努力或者改进，但政治结构均衡上，即权力的内部均衡却是一道纠葛难题，行政区划制度在权力的逐层安置与对应下将天然的地理位置进行人为分割，本身就是一种非自然均衡的做法，而是为了统治的便利所需，在缺乏独立第三方居中裁判和利益协调机制下，集中了更多权力的中央政府(特别是立法决策权)就无法保证下级政府权责配置的均衡正义，这同样也适用于在资源配置上起着平等重要性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上，尽管国家层面认定了市场在此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纵观我国历来对二者关系的调整变迁，都是一种政治指挥的关系均衡，导致了我国经济法所固有的缺陷只有在国家干预作用下才能实现均衡发展，那种依赖市场调节的自发均衡过于理想，这与需要更多控权、更少干预、更多自由的经济立法路径相对立。

三、适度干预与中性协调的经济法均衡发展路径构建

通过前述我国经济法均衡发展观中国家干预的应然逻辑与实然困境，一个需要贯彻始终的线索是：与西方国家赋予政府更多样的干预权力来补充和纠正市场力量进而达致政府辅助均衡发展有所不同，中国当下亟需赋予市场更宽泛的自由权利来冲淡和限制政府干预进而实现市场主导均衡发展。结合来说，经济法促进均衡发展的合理路径就是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内外结合型调节机制。同时，政府对其自身的内部权力也需均衡改造，在纵向的央地之间、横向的部门之间必须协调好利益矛盾，形成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央政府、充满活力的地方以及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协调机制的均衡性和谐型府际权力关系。此外，市场内个体的差异化发展也使得政府对市场主体无法保持一致态度，反而往往对规模较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企业类型设定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以及责任义务，对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环境效益导向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更多政策优惠，以及对信息失灵的消费者群体给予倾斜保护，当然地，这只是大概表象，实际上对差异化主体都体现了规制与保护并重。

(一)居中矫正：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规制保护

基于差异理论和均衡理论，经济法促进差异化市场主体均衡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法尊重并保护个体差异化发展的市场自然状态，在供需、价格等市场机制的无形作用下，形成一种由市场原始调节下资源配置的大体自然平衡，例如供需变化导致价格涨跌，产生生产成本和经营效益之间的落差起伏，最终影响到市场主体作出迎合市场规律的正确投资判断，正是通过这种隐性平衡手段 无形的市场之手，初步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均衡。二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自发的均衡调节难以达到理想的均衡，例如垄断问题和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攀升，由市场自动调整形成的初始均衡无法满足人们对更大程度社会均衡状态的强烈渴望，另外，客观存在的许多负外部性问题也使得市场内生均衡未能覆盖现代社会整体全部均衡的时代所需。正是在此问题上，需要市场以外的其它均衡手段作为补充，这便是经济法中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所在一种显性的外部平衡手段。

针对上述两种均衡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情形下的经济发展均衡是在尊重并充分发挥市场内生的均衡调节功能，市场外部的政府均衡干预行为只不过起着保护、补充和矫正之作用。举例来说，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绝对干预积极相关，形成政治作用下的市场结构不合理问题，这种将政府作用置放于市场作用之前的做法，完全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南辕北辙，故而，当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将市场调节放在第一位，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就不再干预或视情况补充;市场调节的那部分，政府应当尊重为先、保护并重。

除此之外，政府对个性化差异性的市场主体之间(如生产者与销售者、消费者)的行为亦扮演着规制与保护并重的居中角色，一方面，政府为建立和维护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运行状态，务必要以市场主体之外的第三方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确立一套市场行为规则，实现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无差异性规制，以此保证市场活动的静态均衡。另一方面，面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问题，政府还要对处于信息获取劣势的消费者群体实行倾斜性保护，借助政府的规则之力来平衡信息生产者、传递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知识差异。

(二)适度干预：政府与市场作用之均衡调和

通常，我们形象地将政府与市场分别比喻成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只有在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经济秩序正义，但对于政府的这只有形之手如何拿捏有度，一直备受争议。回顾西方经济学理论史，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理论后又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背景下深受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影响，而后哈耶克又对国家干预明显超越边界(即计划经济)提出批判，使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理论探讨的变动之中。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实际上自摆脱计划经济以来，一直秉持两手并用的做法，只不过有关二者孰轻孰重或谁主谁次一直受政策摆动。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学者以及国家决策者都认识到我国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时，未能将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思维完全扭转过来，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不必要干预权。也正基于此种共识，当下中国，从上至下都形成这样的一致行动：减少政府干预，回归市场自主。

当然，实践上形成这样一种政府干预退出市场机制的大规模运动，是基于国情的实然判断。而对于这一运动达以何种程度为宜，却是经济法未来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论述及此，必须在理论上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划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界限准则。言即至此，从表面来看，政府与市场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完全排斥和共同失灵四种关系情形，针对某些需求，既存在市场或政府均能提供(如价格形成，按照《价格法》规定，既有市场调节价也有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也存在市场和政府合作提供(如当前普遍流行的PPP模式，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例)，也存在仅市场或政府一方能提供(如绝大部分普通商品一般都由市场供给，而一些具有民生需求或安全控制的特殊产品如烟叶、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等由国家专营专控)，还存在政府和市场均不能有效提供(如志愿服务、慈善工程等一般都是通过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部门提供)。

从政府干预的行为界限角度，对于前述四种情形，首先，政府与市场可相互替代时应分情形进行角色对应，不可混淆互用，例如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的商品价格就不宜再由政府指定，而适宜由政府指导或拟定价格的特殊公共物品(如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等)就不必再交予市场调节;其次，政府与市场需相互补充时应注意政府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作用部分，二者必须建立平等互信的契约合作关系。有着公共产品供给第四条路之称的PPP模式，面临着诸多政策及法律方面的合作风险，例如政府过多干预、负担过多政治任务(如缓解地方债务压力等)、政治易于失信，为维护政府与市场的可持续性合作局面，必须尽力回归到二者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来。再次，政府或市场仅有一方适宜提供需求产品时，应当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各自行动，互不侵扰，只有遭遇特殊情形方可借助对方力量。市场能够自发供给的就不必让政府插手，限定只能适宜政府提供的市场就不能介入。最后，政府与市场均不能有效提供时，可以发挥二者之间的第三部门功能，并积极配合协助。

(三)利益协调：政府内部纵横关系的再均衡

就央地关系或曰府际关系话题而言，它既是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权力的纵横配置，又是财税法中对事权与财权的均衡划分。从广义来说，前者虽然涵盖了后者之内容，但央地关系问题的症结点并非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分配，而在于经济管理方面的权力均衡。亦或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认为经济管理乃行政管理之一面向，但正如有些学者主张的那般，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乃不同事务，前者是侧重于控权的公共行政，后者则是契合于设权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着眼点应该是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内涵，因而以公共管理为内核经济发展为面向的经济法是体现经济性、公共性与社会性的部门法。正是在此经济法必要地位认知下，牵涉到政府功能运转的事权与财权均衡问题亦当然地落入经济法调整视野。一定意义上，经济法视阈下的政府关系就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财政关系，即直白地表现为利益关系，相比之下，行政法视阈下的政府关系体现为行政关系，前者反映为财权与事权配置均衡基础上的国家公共治理有效，后者体现为命令与服从程序链上的国家行政管理有效。

经济法有关央地关系调节问题归于其子部门法宏观调控法中的财税法视野中，这也是当下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大难点，即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均衡划分以符合适度分权的改革需求。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了;事权划分则仍是行政性分权，虽有改进，但旧体制痕迹太多。这种只解决了收入划分，而忽略了事权划分的改革漏洞使得央地关系陷入了种种困境，比如地方债务规模逐年攀升， 土地财政依赖过大， 三乱现象层出不穷，中央转移支付缺乏规范，央地之间事权混杂、难以协调等。一方面，这些问题导致了中央与地方以及上下部门之间的纵向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同地区平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横向发展不平衡，这种结构不均衡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协同性与协调性发展。

在经济法均衡发展理念指导下，国家已然认识到尽快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重要性，除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更是在近期由国务院出台了专门的《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文提出根据受益范围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责任，受益范围划分标准的确立使得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以公共利益作为衡量标尺，摆脱了行政因素的不当干预，愈加体现经济法色彩。当然， 受益范围标准还将遭遇中央决策、地方执行传统模式和部门同构、事权共担格局的阻碍，这就需要经济法发挥其居中协调功能和反映公共利益本位，以弥补行政法上权力的分割性与牵连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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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背景；国家干预；市场调节；适度干预；平衡

中国的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特殊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法律现象，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不过二十余年时间，却“是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因此，笔者欲以此目标为线来谈谈经济法在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一、我国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我国的经济法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我国经济法在最初产生之时，其思维出发点在于企业，在于把企业从高度行政管制下松绑出来，在于为企业争取到作为平等经济主体所应有的权利等。所谓把经济管理自还给企业，以便使企业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开展横向和纵向的经济往来，利改税等上交利润制度的改革，以及理论上开始承认企业作为私有主体应当享有自己的权益，应当具有属于自己的利润等等，无一不体现放权让利给企业的思想。因未能摆脱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同时也由于我国关于改革思想的摇摆于“以市场为导向”与“坚持计划经济”之间的不断摸索前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十二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十三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治理整顿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十四大为标志）。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以1993年为标志，开始由原来的企业“支点”转向国家干预。当然，在这之前的各种经济法学论点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因素，因为经济法其本身不可能摆脱国家干预，只不过是究竟应把国家干预作为构筑整个经济法学大厦的基础，还是只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手段之一，意义不同罢了。

二、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

“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行为为根本特征的发生在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整体性的特征。”这个观点把建设市场经济的共性真谛一语道破，为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目前，无论是在当今经济实践还是在经济理论中，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的思想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很少有人还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经济而反对任何的国家干预。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干预不干预，而是干预多少，即干预的程度的问题。过犹不及，干预过度和干预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干预不足（一般来讲，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宽松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以克服市场失灵，干预过度（通常表现为国家经济状况较紧张时期）则会矫枉过正，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过多过细的不合理限制性规章制度、比重过大的公共产品生产、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其结果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如果不能克服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雪上加霜，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具有传达信息功能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的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但市场经济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萨缪尔森将其归纳为如：会产生外在不经济的效应；无力向社会公共产品部门和领域配置资源；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存在有上述缺陷，也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予以削弱。由是，萨氏得出结论——只有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政府干预是适当的、科学的，那么就可以缓解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促进效率、稳定和公正三大目标的实现，收到预期效果；如果干预不当、举措失调，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不仅不会医治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弊端，反而会加剧病症。这实际上已经向我们道出了国家干预的两大特性：必要性和适度性。

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由于经济状况之不同，各个时期两者的结合又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国家干预因素与市场调节之间也存在有一个结合度的问题，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干预所具有的宏观性和间接性就更多地表现为市场行为，政府与企业之间除正常的税收关系以外，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反之，国家干预则具有较大的微观性和直接性，则更多地表现为行政行为以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为，我国目前就是这样的状况---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市场经济因素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家干预过剩，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健康地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必须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各要素为目标外，还必须注重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必须注意市场自身的发展现状会直接影响国家干预的实有效果。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国家干预，从实践上看，我国目前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国家干预（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适度的）的影响，经济法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具体的实际状况。这并不是理论屈从于实际，而是在尊重客观情况下的实事求是。

三、公平与效率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却是很难确定的。

四、运用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平衡

至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运作都不可能离开国家干预的作用，即使是在号称“经济自由主义堡垒”的美国，其经济现实也和理想的“自由市场”有很大出入，国家干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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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规律 调节作用 宏观调控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

不同商品有不同的价格，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也经常变动，这是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作用的结果。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因供求的变化，使价格有可能偏离价值成为经常的事。由于商品生产内在价值规律的存在，作为由价值决定的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是有一定限度的；反映供求现状的价格能反过来调节供求，使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成为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可见，价值规律既是价值决定的规律，又是价值实现的规律。也可以说，它既是调节商品生产的规律，又是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具有以下作用：

1.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即配置社会资源。

2.价值规律自发的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价值规律会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企业的业绩好坏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海多变，潮起潮落，每个商品生产者面临着成功与失败。最客观、最公正、最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市场，价值规律则是这场竞争中的“无情裁决者”。那些技术领先、管理得法，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的商品生产者，自然获利丰厚。也由此使自己更加容易吸引资金，提高公众知名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抢占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处于有利地位。而那些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商品个别价值高于社会平均价值，或信息不灵，生产商品不能适销对路，商品总量超过社会需求的商品生产者来说，超过部分不能为社会所承认，长期下去亏损严重，在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作为失败者，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被无情淘汰。

总之，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归结为一点是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这是通过价格与供求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的。

二、市场调节的弱点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生产者自发地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影响总供求的平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又难以自发实现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不能自发地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第二，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分散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可能掌握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也无法控制经济变化的趋势，因此，他们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的经营决策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会造成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

第三，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即经济活动参与者是在某种商品供求不平衡，导致价格上涨或下跌之后，才做出扩大或减少这种商品供应的决定的。这样，就需要一个长短不同的过程，有一定的时间差。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也会导致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特别是在农业、林业及大型项目的建设上，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三、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空。但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影响和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监控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为此，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不仅政企分开，而且应减少和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直接参与者，即政府充当了所谓的“运动员、裁判员、决策者”一身兼三职的角色，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影响资源配置行为和影响经济主体作出判断、决策的是市场；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已处于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因“入世”而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阶段之中，政府在推进经济市场化，尤其是国际化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政府要维护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通过自身改革实现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逐步由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把不应当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最突出的就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消除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悖的行政障碍，同时，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机制。政府要逐步从运动员身份中淡化出来，强化裁判员角色，把精力主要放在：在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微观上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总之，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就是要给政府角色与行为进行科学定位，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裁判功能、导向功能。

四、总结

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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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机制； 政府调节； 卫生改革

【Abstract】 The 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health reform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Market mechanism; Government adjustment; Health reform

与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相比，市场机制是最具经济效率的，然而，市场也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固有缺陷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由。但是，政府干预经济又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更加关注，卫生服务需求正由福利占主导地位向福利与非福利并存、非福利市场迅速增长的局面转变。片面强调卫生的福利性或单纯推行市场化，都不利于卫生服务市场的发展。理想状态的政府干预是在健全相关法规体系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规则引导卫生服务市场规范运行，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

1 重视市场机制在促进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公有制医疗机构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各类医疗机构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医疗服务业新型产业布局将逐步形成，毋庸讳言，我们必须重视市场机制在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市场机制是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作用机理，竞争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这是卫生发展所需要的，又是卫生工作所长期缺乏的。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作用下，卫生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卫生发展缺乏活力。引入市场机制，再造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组优化卫生资源十分重要。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其卫生筹资、卫生服务提供和卫生机构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1)与目前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国政府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财政补助在医院补偿中的作用甚微，医院要加强资本经营，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转变;(2)卫生提供者要强化需求导向意识，按需定产，保持卫生服务供求的相对平衡;(3)卫生机构要健全卫生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以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在竞争中获胜，合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2 政府对卫生的合理干预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

尽管市场调节对促进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很重要，但不能单靠市场调节来实现，政府的合理干预是对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当市场失灵出现时，政府在建立规范、高效、平等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险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斯(Coase)指出，由政府完全代替私人生产公共物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制度，并监督制度的实施。这些制度是在市场机制作用前提下制定的，包括规定并保护产权，为权益交易设立规则，建立进入和退出生产活动的规则，通过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监督以及纠正市场失灵来推动竞争。制度在建立有关经济活动的预期时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其思想主要就在于此。政府卫生干预应针对因卫生服务产品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且政府干预能有效修补的领域(剩下的大部分由市场主体自律和他律完成)，表现为高质量卫生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协调、相关法规执行的监督、医疗事故和纠纷法律责任的界定追究等，并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集中精力和财力，综合运用规划、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导和管理市场，履行规划、准入、监管、经济政策调控和信息，促进多样化和竞争等职能。微观管理制度与区域卫生规划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弥补了市场失灵，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管理的正式制度安排。政府在卫生服务市场中的职责具体包括:(1)按照卫生事业作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定位，政府为引导和调控卫生服务市场而通过公共财政支出主动承担出资人角色并面向人群直接提供医疗服务，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举办少量的预算制公立医院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2)政府组织和建立基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而承担筹资者角色，通过财政政策进行转移支付，扩大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和医疗救助人群，改善居民对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缩小因贫富不均形成的健康差异和享受基本卫生服务水平的差异，促进卫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居民健康水平;(3)政府对卫生资源和技术进行准入、规划和布局，严格实行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临床药师、临床新技术等服务要素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宏观上保证卫生服务系统的绩效，将有限的事业经费投向卫生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平衡城乡发展、平衡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4)政府应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增加卫生研究投入力度，针对环境污染和传染病等疾病，开展病毒学、基因生物学、干细胞等研究，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技术水平;(5)政府应加强卫生监督和执法职能，建立集中的强制性卫生服务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知识宣传，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卫生服务透明度，使价格弹性发挥导医作用，降低病人择医的边际成本，并形成医院降低服务成本的社会倒逼机制，遏制过度医疗服务[1]，反垄断、反倾销、监控服务价格、防止价格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取缔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依法保护人群享有的各项正当健康权益。

3 卫生改革与发展必须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有机结合

卫生事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为保证卫生服务公平和可及，消除市场失灵对卫生保健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对卫生筹资和卫生服务系统的管理承担主要责任。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提供服务、负责筹集资金和对卫生服务体系进行调控管理。目前的趋势是政府作为医疗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职能在减弱，作为筹资者的作用有所增强，作为调控者的作用越来越强。同时，为提高卫生服务的效率，在卫生资源调配、卫生服务提供等方面应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弥补政府计划管理的不足。对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对发育不完善的市场，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去促进市场发育，建立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环境，而不应采取措施代替市场直接进行资源配置。对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造成的市场功能障碍和政策性市场扭曲，纠正这类市场缺陷的方法就是政府退出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只有把本该由市场决定的空间坚决还给市场，才能集中精力制定相关游戏规则，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行业管理和疾病预防与控制等方面的工作。凡是市场能够做好的，都交由市场去做;市场失灵，而社会需要的，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政府承担的一些任务也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来运作，以提高效率。通过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卫生领域的功能划分，使两者各就其位，各显其效，避免政府职能“缺位”或“越位”。卫生改革与发展必须实现计划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计划手段，履行政府发展卫生事业、实现卫生公平的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全面统筹卫生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增强卫生发展活力，适应经济发展对卫生不断提高的效率要求[2]。卫生事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既要发挥计划调节整体、宏观和长期性的调控优点，又要发挥市场调节决策快、效率高、重需求、讲竞争的特点，对外部效应大的公共产物品实行政府负责、财政预算保证的政策，不收费或低收费;对外部效应小的混合消费品及私人消费品价格可放开，由市场调节。至于一定时期和地域、计划和市场结合比例的多少，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群众卫生服务需求。

总之，一个成功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具备清晰的产权、开放的市场、相关受遵从的完备的市场制度和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从来就是相互依赖的经济调节手段，二者都存在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缺陷，其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才能消除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缺陷，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3]。随着国内卫生改革的深化，卫生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放松管制、加强竞争，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诚信的道德氛围，通过市场配置卫生资源，以克服政府管制带来的低效率。在医疗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依据主要来自矫正与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健康长寿和居民生命质量的提高。我们要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卫生目标。

【参考文献】

[1] 钟国伟，钟仁昌. 医疗服务市场缺陷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卫生经济，2003，22(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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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是用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个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直接的社会产品、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变了形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起就着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二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各种形式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安排比例，调节各部门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所看到的计划经济。很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引发出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谁是本体，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现实操作，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是仅从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认为“建立我国商品经济计划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逐步进行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史起点，“是非现代商品经济型的实物经济运动结构，这种运动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行政力量控制的产品经济和夹缝中生存的初级商品经济三者组合而由成的经济体系。”“因此很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体目标选择应是三重混合经济形态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b砖么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进行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经济取向，即计划经济体系的商品货币取向，或者称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见该书第14页)商品型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计划主体多元化。以社会、政府、企业为乒重计划主体，进行计划系统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再造，(2)计划对象间接化。计划管理的直接对象不是个量的企业活动，而是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实物性的使用价值流程，而是货币性的价值流程;(3)计划管理系统中的市场运行竞争化。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与市场调节的主体结合。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皿出发，探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计划运行机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计划决策权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大层次的经济主体中的分布结构状态;二是重构宏观计划管理中的信息基础。作者认为，实物计划体制中的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有极大的矛盾，解决计划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这就是不断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三是选择商品经济计划管理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原则。从现阶段看，要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的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的经济层次、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时间空间等，采取不同的结合形式来实现，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最终将采取可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政策性计划为主、极少量的直接计划为辅的模式，四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动力结构。作者认为，要实现计划机制运行合理化，必须构建合理的体制基础。这个体制基础主要由宏观调控、企业机制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组成。宏观调控体制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起着导向作用，企业机制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客观基础，对经济活动的细胞起着规范作用，市场体系则是实现这种结合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加快对这三个方面的同步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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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政府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和来自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台湾知名咨询公司的专家学者，以及各地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高层管理人员近 300人，出席了本届论坛。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莅临论坛并做重要讲话，山东省副省长郭兆信出席会议并致辞。邱小平、姚洪杰、苏海南、曾湘、贵、杨河清、林泽炎等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分别在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

论坛围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提出重要见解：“可以考虑采取建立健全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分配制度等四项主要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正和谐。” 华福调，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收入分配领域的几个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共决的关系；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考虑采取以下四项主要措施。

第一，进一步加强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建设，重点是加快工资分配法律法规建设。国家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工资条例》，这是在《劳动法》基本原则指导下，完善工资支付法律法规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建立健全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分配制度。首先，做好普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研究和政策准备工作。其次，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再次，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第三，继续深化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薪酬制度改革，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奠定微观基础。

第四，完善政府收入分配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

论坛上，与会者总结、分享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成果，有关专家就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观点。

本次论坛对今后一段时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取得了共识，即：继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通过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共决、政府监控指导 ”的分配体制，在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规范、指导、调控和监管，采取多项有效措施，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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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NextPage]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NextPage]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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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多角度定位；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调整对象

    回顾1979年以来经济法学的研究，从粗浅的法律法规注释，到与民商法的“地盘之争”，再到系统性研究的产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无数经济法学者孜孜以求建立经济法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摆脱错误的、不合时代的理论束缚，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突破传统法学体系，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其中关于如何对经济法做出科学定位成为新创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瓶颈”。

    一、调整对象定位说的悖谬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的基础就是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经由前苏联法学界奠定的调整对象定位说。[1]该学说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这每一类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学上称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该理论可以推知，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于是调整对象就成为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基于该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长达十几年的“地盘”之争。我们不禁反思，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吗？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吗？

    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多层次的属性，不同属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往往只满足某种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会关系多重属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满足。而且一种社会关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还会增加新的属性，就会有新的法律需求，导致新的法律部门产生。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果有两种社会关系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或整体，是否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仅仅以调整对象来区分和定位法律部门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既然调整对象定位说有其先天的悖谬，那对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有学者认为划分法的部门的主体标准是调整对象，但应辅之以调整方法；[2]有学者认为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门还需要由法学家解释总结；[2]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现实的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有二：一是该国事实上国家已担负起经济调节职能，调节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因而以国家为一方主体而发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发达。二是该国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比较健全，重视并实际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3]还有部分法学论著为了证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除了提到调整对象以外，还列举了经济法的主体、调整方法、外观程序的特殊性、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经济司法机关的建立作为依据。

    综合上述观点，大部分学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的观点，但却仍囿于调整对象的抽象特征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影响。但是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会更加具体，这就需要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以便将法律部门划分得更科学、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构建

    对经济法的定位应视立法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笔者认为经济法定位的决定因素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观的，具有独特属性；二是其与经济法的定位有内在相关性，即反映了经济法本质属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设想，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三个角度定“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之位。

    （一）社会经济根源之定位

    经济法的源起，皆在说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法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研究经济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会的角度用经济的方法揭示经济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对经济法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准确定位。只有对整个经济法体系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揭示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才能发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调整方法、价值定位等特性问题，进而为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法的源起从现象上看有一条基本线索，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的垄断阶段后，战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摧残。为应对垄断所生的两大恶果，政府主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就是关于经济法源起的国家干预说。这一理论无疑反映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从理论上分析则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但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若条件不具备或发生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造成严重后果，即“市场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场障碍，即在市场上存在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3]在市场失灵并由此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调节。但随之而来的政府官员权力垄断、官僚体制、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盛行表明政府干预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能力，政府干预还需要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巨额的成本），因此政府失灵随之产生。于是授权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干预经济并防范政府失灵的经济法应运而生。

    总之，针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大社会经济根源而生的经济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代替不了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经济法在职能上是对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属性的决定因素，是确定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实质依据。

    （二）价值取向之定位

    经济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本位，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围绕社会公共性这一范畴，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是关注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两个价值。[5]社会公平应当涵盖竞争公平、分配公平、正当的差别待遇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公平架构中，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终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原则，差别待遇仅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和深化。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在经济法领域，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决策的公众参与，又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经济民主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将宏观决策构建在充分对话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则体现为国家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为什么经济法独特的价值取向能作为经济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价值也是如此。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和理念而对法的价值进行利用，都必须以法所固有的基本价值为基础。因此，发挥和利用法的价值最合适的方法也具有客观性。经济法由于其客观价值特性决定，它的价值最适合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因此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其特性的客观相关性决定了价值取向作为经济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经济法特殊的价值取向是由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按其在法体系中同其他部门法在调整任务上的分工，它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进入现代社会，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适应着社会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社会化趋向。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适应由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观社会要求，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公共性所内含的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益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法的价值所在。总之，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质属性并使经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在价值层面上截然区分，足以成为经济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调整对象之定位

    法律意义上的调整，渊源于前苏联的法学著作，它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影响。对于调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调整是国家利用法律整顿现存的社会关系，使其纳入一定范围。[6]因此法律上的调整应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由此就引出了现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过程中一个基础的理论难题，即“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纵观我国经济法学界诸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区分的问题显然是重视不足的，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法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都有明确的涵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与法学中的概念不应混同。[7]经济学中的经济关系不是法学中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法律调整对象。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笔者考虑到此顿生一种是否陷入学究气的尴尬，但还是要把问题提出来。

    再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强制、参与、促导，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调节的具体内涵。由此形成了调整对象以及经济法体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强制方式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及规范；通过参与方式来直接投资经营的关系和规范；通过促导方式来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关系和规范。[8]其中应当说明的是：首先，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最终定位在社会关系，符合法的调整对象的一般理论；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关系协调，十分可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笔者认为以上界定切中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政府行为。经济法是与时俱进之法，中国的入世必然对经济法产生重大影响。入世的《中国议定书草案》的19个条文，全都是针对国家政府行为的，它表明，WTO规则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经济法学必须顺应现代法学重心由“法即规则”转向“法即行为”的发展趋势，将政府经济行为确立为核心范畴，摒弃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倾向。[9]上述界定中对国家调节的分析正是围绕国家经济行为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

    三、结语

    经济法的定位就是对经济法的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旨在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以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为中心，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为两翼，从多角度对经济法定位，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史际春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A] 经济法研究[C] （第一卷）。

    [2]杨紫煊 经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金国、舒国滢 法理学教科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鲁篱 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 法学研究，1999，（3）。

    [6]李昌麒 经济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7]张传兵 评中国经济法新诸论[J] 法学理论，1995，（4）。

    [8]漆多俊 经济法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