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供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供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趣味性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微观经济学是高校教育中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应用学科，该课程从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知识入手，了解和分析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使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为日后的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生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微观经济学课教学程存在的问题

1.1课程难度大

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问题。存在着大量的基础概念、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及分析方法，只靠传统的灌输式授课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庞大的课程体系和分析方法容易使学生望而生畏，造成厌学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在市场供需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生产者行为分析、成本分析等章节中出现大量的图形及经济数学知识，对于数学程度参差不齐的同学们来说难度较大，特别是多个章节中出现了导数的运用，数学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数学基础不扎实的同学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中一知半解，会产生厌学情绪。

1.2案例脱轨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理论多、模型多，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因此单纯的理论讲解起不到理想的效果。教学方法方面要注重案例分析来引导学生。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学生接受到大量丰富的信息，如果案例不能贴近时代特征，教师不重视案例的适用性、适用性，没有根据教学内容精选出与时俱进的典型案例，学生接收到生硬的老旧案例达不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同时，微观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课本的案例教学中大多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学生在认知层面上缺乏兴趣，也不容易接受。

1.3学生缺乏对经济的认识、意见分歧多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学生以对中国经济初步认识的眼光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难免会存在意识偏差，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百花齐放的社会科学，分歧争议贯穿历史的各个阶段，学生们的观察角度、侧重点、假设不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2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2.1合理安排课程，把握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体系

2.1.1分专业选择授课难度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是不争的事实，授课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对课程的授课有不同的偏重，如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授课内容可以更深入、让学生了解详细的推导过程，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表述得简单易懂，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2.1.2理清微观经济学内容体系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居民、厂商和资源拥有者的经济行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供求均衡、厂商均衡与收入的分配等，要重视内容的联系和统一，把知识点串联起来，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在授课中强调学习微观经济学的作用，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机会提出问题，自由讨论，把握经济问题，抓住热点话题，不能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而是侧重知识的理解，培养解决问题的逻辑。

2.2实施案例教学

2.2.1实时更新案例

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案例的选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微观经济学教师在案例教学的实施中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教学中，教师要与时俱进，寻找身边的经济热点话题与学生进行探讨，让学生对微观经济学产生兴趣，例如，在教授消费者行为章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当前热点话题“双十一”进行讲解，抓住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把枯燥的课本知识变为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社会现象的解疑。

2.2.2运用翻转课堂

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学生不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要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翻转课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查阅网络、书籍和小组讨论等方式分析社会热点问题，在课堂上，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学生进行探讨、交流，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当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树立自信，肯定自我价值。

2.3探索科学的课程考核方式

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课程考核是衡量教学效果最直接的途径。教师在设计考核方式时，建议把日常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纳入考核范围，使考核方式更加科学有效，而不是采用单一的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加大考勤、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平时成绩的占比，促使学生注重日常的积累，巩固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 雁.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教学研究，2008（1）.

[2] 任云霞.微观经济学的几点教学建议[J].教育教学论坛，2015（23）.

[3] 魏布谊.工商管理类转而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

篇2

关键词: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建立理论基础,使之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本文根据教学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

一、把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是该门学科的重要前提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是较为清晰的,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要把握课程体系架构的要点,可围绕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这条主线,寻找每一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先后顺序,整个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图1表明,短期国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3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曼昆认为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图1表明,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GDP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即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供给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将趋向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才能实现供需的均衡。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到合流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握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以国民收入这条主线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串起来,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既见到树木,又看见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们在把书读厚后,又会自然会把书读薄。

二、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和区别是该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吗?它们的联系是什么?回答这

两个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用来说明和描述在资源的稀缺性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组合曲线,它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生产组合的选择。

假定用现有资源来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黄油,可生产15万吨,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大炮,可生产5万门;如果同时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则可能有各种不同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将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上,便可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2中的AB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AB线上任意选择C和D点进行比较,表示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两种不同组合,到底应选择C点,还是D点,或者是AB线上的其他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假定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利用,也即生产一定处于生产可能曲线上,来研究经济理性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即选择AB线上哪一点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依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点,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如G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那么,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如H点)说明什么?它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闲置。在此前提下,经济理性人会实现资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经济理性人会使经济慢慢靠近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H点如何移向AB线上的任一点。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出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和冲突,难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宏观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实际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于宏观经济产生于许多居民户和厂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居民户、厂商与政府在劳动、商品与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和相互作用,就必须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两部分经济学的内在的合理的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比较,使学生理解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既复习了微观经济学又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学习。

三、构建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现象的联系是该门学科的实践桥梁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当今国家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只有与经济现象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我们认识事物要从具体上升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而更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从国家当今财政或货币政策入手,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从而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宏观的经济理论,再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经济政策,使学生更能够把握宏观经济学的本质。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这完全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找到根据。我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是“十一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将生产能力问题在各个领域解决的话,国内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一线天”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存量消化掉,这可以利用“四个存量需求”来实现,“四个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方面,两个在消费方面。两个投资分别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民间的投资,两个消费分别为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前三个已经解决,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农民收入低,缺乏购买力,培育不了市场,由此可见,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对农村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农村建设,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还会创造出很多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如果农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则农民人均消费每年能增加200多元,农民消费总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亿元。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必然会启动内需,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现实样板。

上述说明,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实相结合,既可以增加宏观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篇3

它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分析价值仅仅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进行评价，二是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做出解释。本文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更大的价值在于解释宏观经济方面，它应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和基本的分析工具。本文第一部分对一般均衡的涵义作了分析。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形成某种价格、工资和利息，以确保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出清。本节指出和纠正了上述解释的偏颇之处，认为一般均衡只是各种产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和产量变动的一般趋势，不存在同时出清，只存在时际出清，从而使对一般均衡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第二部分解释了一般均衡与生产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的关系。

库兹涅茨通过系统分析 21个国家 100150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律，即各国的实际总产量的增长是由生产结构的变换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学本应把生产结构的变换如何导致产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却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第二部分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生产结构变换和实际总产量增长的关系，从而弥补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分析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1982 年提出并论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货币周期理论，认为推动实际总产量增长和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是来自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真实因素的冲击。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 1980 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这一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没有把生产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没有对新产品发明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进行专门分析。本文第三部分运用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的冲击将如何创造新增需求量和新增产量，促进总产量的增长和经济繁荣。

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补充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这一缺陷，使之更加完善。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 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 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 同时出清。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

篇4

经济科学终归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经济现状很复杂，研究经济问题，不论大小，都应力求有一个解答。这就要求分析现象后面的众多因素，深思远虑，权衡轻重得失，才能有一个合理又切实的结果。这必须是一个推理精确，逻辑严谨、周密的思考过程。

我想，数学知识应是掌握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功。数学最抽象、最枯燥、又最有系统性，因而掌握数学知识，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经济学者所不能缺少的。

应该承认，在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数理化”为经济学带来了进展。

首先谈关于市场的经济理论。在当今世界，不论社会经济制度有什么不同，市场经济理论有普遍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起着何种作用，是理论的核心。其内容主要是市场均衡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数理化”是十分明显的，微分学中求最大值的方法是其分析的框架。马歇尔在阐述市场局部均衡理论时，虽然不愿意把数理分析放在正文，但其分析框架是明显“数理化”的。瓦尔拉斯是经济学家又是数学家，他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是一个无比庞大的联立方程系统，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是在这样的系统中得到了简单有力的表述。应该说，数理分析的形式并非仅仅用于肯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市场机制的某些不足之处，即所谓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公共品的供需”、“垄断”等等，经济学也是借助于数理形式来进行分析研究的。

再看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的失衡表现为总额供求之间的失衡，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有消费、投资、进出口、政府收支、货币流量等等，而这些因素是复杂地关联着的。宏观经济分析很自然地要求有一个理论模型，把诸多因素放在一起，并描述其间的关联。这种宏观经济的理论模型，可以很方便地以数理形式表示，构成一个联立方程系统。可以量化，可以求解，也可以选择某几个变量作为可控制的变量，如财政收支、投资支出、货币供给量等，而把某个因变量如GDP作为目标变量，从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理论如财政政策乘数、外贸乘数、投资乘数等，就是例子。

在微观经济理论方面，“数理化”更为深入。市场行为的主体，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个人家庭，都被概括为追求最大利益（福利）者，在数理形式上就是求最大值。当然，把市场主体的理归结为利益最大化，会留下一些问题，比如，怎样去说明那些“非理”呢？但数学的宝库中还有很多武器可以用来解释某些非理，如对策论，就是从市场主体的相互影响中说明某些非理还是理性的，从而扩展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篇5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住房补贴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93-02

1我国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的现状

经济适用房的补贴方式主要有“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实物补贴”，即通过优惠政策降低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来提高购买者的支付能力，其补贴需要房屋的成功销售才能最终得到落实。“货币补贴”主要通过政府对中低收入阶层直接给予经济支持来达到政策目标。目前在我国实行的是“实物补贴”的方式，当前我国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主要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免除了土地出让金；二是建设和经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三是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完全由政府负担。我国通过这些政策来减少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成本，进而降低其市场价格，对具备购买资格的中低收入者进行间接的经济支持。

2现行补贴方式存在的问题

2.1缺乏有效监管，容易产生寻租现象

现行的“实物补贴”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方式，为了使政策优惠能够切实落实到中低收入阶层身上，避免在过程中间被非法占用，需要对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销售等诸多环节进行大量的监督、管理和审查，主要包括：对开发商的资质、开发业绩和社会信誉进行审查；对房屋建筑面积、施工质量等进行监管；制定并公示经济适用房的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审核居民经济状况以确定具备购买资格的家庭；监督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和市场流通，防止开发商违规销售和弄虚作假等行为。这些工作增加了政府监管的成本，使监管难以有效进行和一定程度上监管的缺位，并且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因为监管的缺位会产生开发商和个人的寻租现象。

2.2住房市场的发展受阻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

在目前的补贴方式下，一方面，政府为了财政补贴的最终落实，对住房市场进行了较多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现行的补贴方式只针对新开发建设的经济适用房，而对购买低档二手房则没有规定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使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住房存在了较大的价差，为了防止出现个人或机构违规投资炒房等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切实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实现居住需求，相关法律规定经济适用房在购买满一定年限后才能按市场价出售，这就限制了中低收入家庭进入二手房市场，不利于住房二级市场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同时经济适用房开发商和商品房开发商相比拥有政策优惠，具有一定价格优势。但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经济适用房开发商的选择不够透明公开。另外还由于经济适用房变异为商品房的可能性，以及开发商不高于3%利润的不可控性，使经济适用房在购买对象、用地位置、户型、质量等方面与周边商品房相差无几，引起不少开发商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具有垄断利润性质的高于3%利润是有损公平竞争的非竞争因素，经济适用房制度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2.3补贴效益流失严重并且补贴分配灵活性差

在“实物补贴”这种间接补贴方式下，政府首先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将财政补贴发放给开发商，再过渡到具备购买资格的消费者手中，而补贴效益在这些环节中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磨损，并可能因一些违法现象的出现造成严重的流失。（1）在工程建设中，部分开发商因利益的驱动会想方设法抬高名义成本，从而在受限制的利润率下提高实际利润额；(2)在销售时，开发商利用自己相对于政府和低收入者的信息优势，设法提高实际销售价格；(3)在政府对居民实际收入审查不严的情况下，一些高收入群体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等方面优势更容易地购买到了经济适用房，这就使财政补贴的流向出现了偏差，没有真正达到政策目标。同时“实物补贴”的是通过限定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来将补贴一次性发放给购房者，使得补贴的分配不够灵活。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有较大的收入增长，不再满足补贴要求，但目前这种静态的、一次性的补贴方式不能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另一方面，在中低收入群体中，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仍然存在差异，但在现行的补贴方式下，只有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的家庭才能得到实际的补贴，得到补贴的多少也因所购房屋的价格、面积的不同而异，这就不能根据具体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给予不同水平的补贴。

3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

3.1补贴微观经济学模型的建立

我国目前的住房补贴主要分为实物补贴和现金补贴两种。经济适用房对于目标购买群体来说，也是一种实物补贴的形式。因此，可以用微观经济模型对经济适用房政策进行分析。如图3-1设横轴X为消费住房的数量，纵轴Y为消费住房以外其它商品的数量U1、U2分别表示无差异曲线，它表示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组合的满足程度，AB、A'B'、AB″即表示家庭预算线。AB线与较低效用的无差异曲线U1相切于E点，该点表示在既定的收入水平和均衡价格条件下，购买OX1的住房和OY1量的其它商品，消费者能获得最大的满足。AB″与U2相切于G点，A'B′与U2相切于H点，其含义与E点相同，并且U2的效用大于U1的效用。

假定政府没有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在现有收入水平下，家庭预算线为AB，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数量OX1。当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后，相当于降低了住房的价格，家庭预算线变为AB“；在住房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其他商品的数量没有变化，而购买住房的数量从OX1增加到OX3。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住房的价格效应引起预算线绕A点向外旋转，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替代效应，可假设住房价格下降后，将中低收入家庭的货币收入减少到一定金额，使其在该收入条件下仍能维持原来的效用水平会有的购买情况，则AB”将平移到LN与较低的效用曲线U1相切于点F；这时，因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效用均相同，住房消费由OX1增加到OX2，所以由于住房价格的下降而引起的对住房消费的增加即替代效应可表示为X1X2。由于G点表示住房价格下降后，货币收入和支出不变时中低收入家庭实际的购房量，所以从F到-G点可以设想为将中低收入家庭减少的收入退还，并且其消费偏好不变，则其住房购买量将从OX2增加到OX3，即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所引起的收入效应是X2X3。从图中可以推导出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额。假定住房以外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在家庭预算线为AB时，购房量为AY3；当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后，购买OX3住房量用其他商品表示为AY2，所以，中低收入家庭从政府得到的补贴用其他商品表示为AY3-AY2=Y3Y2。若政府实行“明补”，即直接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补贴而不再提供实物补贴，在中低收入家庭的偏好及商品和住房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家庭预算线AB将向上平移，达到的效用只需与效用曲线U2相切，切点为H。此时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用非住房商品表示为AA'，因AB与A'B'平行，所以AA'=CD（GX3与A'B'交于C点、与AB交于D点），而Y3Y2=GD，显然，GD＞CD，即要达到相同的效用U2，实物补贴额超过现金补贴额。所以在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函数既定的情况下，达到相同的满足程度，实物补贴与现金补贴相比效率较低。

4完善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的对策

4.1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监督作用

正是由于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的监管缺位，使得寻租行为得以广泛存在。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政府监督的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来规范经济适用房市场。“非政府组织”是不以利润追求为目的的组织，他们可以作为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代表与政府与地产开发商之间进行平等的沟通。非政府组织利用其经验来影响政府住房政策，对决策者施加压力，并代表城市低收入者的权益发言，同时监督机构要严格审查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坚决制止部分高收入阶层违法投资、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行为。

4.2短期内大力完善“实物补贴”方式

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使我国不可能马上实行“货币补贴”，目前“实物补贴”的方式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在短期内，我国仍需要尽可能的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发挥其应有的功效。一是要清除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中的不合理收费，使其价格构成更为清晰合理；二是要设定合理的经济适用房退出机制,使的经济适用房市场流动起来；三是政府的各项制度一定要透明、公开，以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四是要明确界定中低收入阶层，适当缩小供应对象的范围，集中力量先解决收入水平更低、住房条件更差的家庭的居住问题，缓解当前经济适用房尖锐的供需矛盾。

4.3逐步加强“货币补贴”的配套制度建设

从中长期来看，实行“货币补贴”方式是我国经济适用房改革的基本趋势，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不仅是健全经济适用房制度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房地产市场、完善政府职能的重要任务。居民财产收入审核机制是重要的配套制度之一，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或专门的制度来判定家庭的财产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需要加快这一机制的建立。同时也需要加强和完善对房地产市场的相关统计工作，取得真实的住房价格、建筑面积、市场租金等初步资料，并统计出切实有效的房地产指数、空置率等指标，从而指导经济适用房的补贴工作。此外，税收制度、产权制度、住房二级市场的状况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住房补贴的政策效果，需要逐步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刘学平，余鹏.再论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原因与补救路径［J］.国土资源导刊，2004，（4）.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6

关键词：阶梯电价；企业利润；社会总福利；ramsey模型；惩罚性电价；套餐电价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电力成为保证居民生活极其重要的因素以及保证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居民用电家庭中出现普遍的缺电现象使得制定出合理的电价收费方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阶梯电价，俗称阶梯式累加电价。把户均用电量设置为若干的阶梯。第一个阶梯为基数电档，确保满足广大低收入家庭的用电需求，俗称“穷人电价”，希望可以覆盖80%的家庭。第二档确定能够覆盖95%的家庭。而实际实施时需要考虑当地居民的诸多因素。求出合适的电价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1、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1.1模型假设

供电企业分摊到每个消费者上的成本简单的分为人均固定成本与人均边际成本，企业从每个消费者身上赚取的平均收入为实施阶梯定价后收费的平均值，保证企业净利润（收入—成本）维持在一定水平。根据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将家庭分为低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等收入家庭，阶梯电价用电量的分档点分别是三个消费群体的人均消费电量。企业面对这三个消费群体的边际成本是一样的，它们的成本是无差异的。供电企业能保证一定的净利润。

1.2模型符号

1.3模型建立

保证供电企业的利润一定，使得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的阶梯电价定价模型

1.3.1 供电企业的人均利润/求解电价时的约束函数

1.3.2社会增加福利

从微观经济学中可知，在供需曲线上市场给定产品的产量，那么可以找到消费者愿意在特定的供给量下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

1.3.3各档收入家庭对于电力消费的价格需求弹性

它是指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其大小

以系数用需求变动（%）÷价格变动（%）来表示，即

1.3.4 ramsey模型

该模型[2]假定垄断厂商生产n种产品， 它们价格分别为 （p1，p2，…pn）。如果消费者福利函数为Z（p1，p2，…pn）；厂商利润函数为π（p1，p2，…pn）。政府定价的目标是在使垄断厂商达到一定利润的K 条件下， 实现消费者总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最优化的数学形式可表示为：

1.4模型求解

1.4.1 简化约束函数

约束函数income—cost=M1变形后得：

根据阶梯电价定价的原理：显然

所以等式左边的 且

（1.2）的右边大于零，又由于实际上在历往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中可以大致估计出Qi（i=1，2，3）的范围，因此可以把（1.2）式右边项当做由M1确定的一个数值，记做M2。

至此约束函数变形为 ………

1.4.2 目标函数求解

由拉格朗日乘子法得：

Fi表示第i当收入家庭对于电力消费的价格需求弹性

作为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分档点，作为已知量，由各级省市机构确定出自己地区各级收入家庭的月平均用电量， C和W也是已经数.作为公共事业类的价格需求弹性，我国对此研究统计数据不完善，但是国外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此类价格弹性对于各档收入家庭都是介于—1到0的负数，高收入家庭的价格需求弹性的绝对值较小，低收入家庭的价格需求弹性的绝对值较大。由于各国人民（除极其贫穷的国家）对于电力消费的价格需求弹性总体来说情况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本文的模型下可以取—5，—4，—2；

所以由（1.9）可以求出P1，由（1.7）可以求出P2，由（1.8）可以求出P3。

这里的Pi都是各档用电量分段的最佳收费标准。

2、模型的推广

2.1“套餐电价”和“惩罚性电价”的引入

由2.5的回归方程（2.1），回过头来计算基础模型中的数据Q1。由北京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得到北京市城镇的低档家庭收入为1141元/月，带入y=0.2499x+75.345中，我们得到109.5613度电，即在110度一下为第一档的电量。这显然不能使80%的居民电价保持稳定。所以下面对模型的电量范围进行了改进，为此不妨引入一个惩罚价格。

现在把电价的收费改成下面的“套餐价格”模式：

对低档居民的套餐收费为，用电量在[0，Q1+]范围内的价格定为P1，（Q1+，+∞）范围，即超出低档Q1+的电量部分加入惩罚性价格p，在这个范围内的价格为p+P1。

同理，对中档居民的套餐收费为[0，Q2+]范围内的价格定为P2，（Q2+，+∞）范围同样加入惩罚性价格p，在这个范围内的价格为p+P2。

对高档居民的套餐收费为[0，Q3+]范围内的价格定为P3，（Q3+，+∞）， 范围内的价格为p+P3。

在这样的价格模型下求解阶梯价格，因为引入了惩罚价格p，所以可以使Q1+在覆盖80%的居民用电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使社会福利最大。

2.2 新增加的模型符号

篇7

【关键词】经济 人性 经济关系

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埋头苦干的人，也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目的旨在抑“恶”扬“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善于恶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必然要求站在“集体”的高度，才可以有一个评判善恶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对于“人性”进行建构求取那个最大公约数，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几乎大部分研究都以“人应该成为什么样”作为出发点；但是他们“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人也只有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才真正成为人，而这个社会关系受到时空条件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人性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发杂概念，所以才会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不休。特定的历史与环境塑造“具体的人”是一条铁定不变的规律。规律的东西，在它形成与发展的地方成为了绝对；可一旦条件变化，绝对的东西就变成相对的；其有用性也就变为一种借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质不是人作为执行者在二者之间架起的桥梁，而是对所掌握的被定为规律的一种运用；也居于此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变为规律与实情的融合，即走条件的可能。人与经济的关系是“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最大的影响因素。经济关系本质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愿望与强制作用的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决定在没具备条件前，人只能被特定条件下的经济规律所扭曲。人的解放消灭了扭曲人性的东西，同时在条件不成熟时，也产生了另一种更高级的扭曲方式。在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属性具有阶级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特点是直接由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和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阶级性的东西所能找到的只是它运作的条件，但也是一种规律，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具有什么样的规律。但是在这不免会把规律与阶级等同，由此不免给阶级增加一个不可抗拒的神秘。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性、基本属性，其中主要是生产劳动的性能。

当下流行的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充斥着种种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众多不同经济理论的各自不同的假设条件中，有一个假设条件是所有经济理论均具备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即：人为“合乎理性的人”。“理性人”即“经济人”是对从事经济活动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概括。经济人的本质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这种依靠一个先验的“真理”展开论述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但现实中，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却真切的存在，各种争夺拉扯、异化扭曲甚嚣尘上。这些现象似乎构成了对以上假设的“证明”，至少在阶段性的历史时空里，“经济人”理论是有其存在的理论价值的。

在资源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矛盾中必然导致对效率的考虑。“经济学的效率并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和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富人境况不能变坏的的需要。”效率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用作了富人担心“境况”变坏的盾牌。如果依照以上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非此即彼，那关于效率的问题的研究依然没有前进一步。无论公平还是自由、效率又或者秩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东西，其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对于他们的研究既不能从其本身研究也不能思维构建，只能结合条件来研究实际问题。

供需的不平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反过来说，若供需长期性实现平衡那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了。从人性需求的角度来说，食有依，居有所，供需平衡当然是理想状态。然而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不平衡来掉动经济人占有更多货比或者资源的人性需求，进而推动生产与创造，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此看来，我们所期许的 “个体人性需求”与同样是我们所期许的“发展价值”之间就呈现出了悖论。

回到问题的源头：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笔者看来，就现实维度而言，问题的根源还是一个度的问题，所谓物极必反。就理想维度而言，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即远景是否符合对于人的需求的不断满足这一标准。

首先，不应该用“物”或者“恋物行为”来绑架道德，以此否定人性。事实上，遗世独立，不然纤尘，只有在神话世界里才存在。凡尘俗世，必然是由人与物的交织构成的。所以才有马克思所论述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以物质与意识综合体的形态存在，但意识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受其影响，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尚不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对物质财富是爱恨交加，这又何尝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

其次，“利己”与“利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以今天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利己是值得称道的，套用一句流行语，“不能爱自己何以爱他人”，看似通俗，实则意味深刻，若不先存有自己，利他行为的主体又在哪里？现实中，将“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矛盾的根源也是一个“度”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在维持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时候，也是无损他人利益的，当自己的欲望需求膨胀到环境和条件不能承载的限度时，就面临着威胁到他人利益可能。重点是处理好一般个体需求与个体欲望膨胀的关系。人性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就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指人的特性（非本性）。就人这一类属范围来说，其特性是受环境塑造的。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说，善恶是由身份立场与利益归属来划分的。所以，谈到人性问题，我们时刻要清醒这一点，指导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最后，澄清一个理论争议。有人认为，“经济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则不是“经济人”所能概括的。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事实上，我们可以跨越社会制度，却不能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选择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定的，而市场经济才是“经济人现象”的缘起因由。

参考文献：

[1]张艳新.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理想信念生成依据研究[J].兰州学刊，2008，（6）.

篇8

一、 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金融监管产生的内在原因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每一个微观市场和整个经济可以达到一般均衡，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些理想化条件很难成立，因此，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也就很难实现。“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

多种情况可以导致市场失灵，但对于金融市场失灵而言，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换句话说，实施金融监管就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重点消除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 外部性与金融监管。在实际经济中，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活动会给社会成员带来损害，而不用对此担负必要的成本，这被称为经济活动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例如在公共场合吸烟会对他人的健康构成危害；但如果经济活动对社会成员带来好处，而自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就是经济活动所谓正的外部性或外部经济，例如自己辛苦种植的花园会让邻居赏心悦目。关于外部性另一种更学术化的描述是，“当不同的人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相互关联时，则他们就相互施加了收益或成本，收益和成本的这种非意愿性转移，就是‘外部性’”。

“如果外部效应出现，市场就不一定能产生资源的帕累托有效率供给。然而，其他一些社会机构，例如法律体系或政府干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政府采取措施对于负的外部效应进行规制（征税、禁令等），而对正的外部效应进行提倡（补贴、精神鼓励等）。

金融市场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金融企业）不遵守规则从而对其他金融主体产生的损害；二是金融市场失灵对整个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前者（所产生的损害）往往是以后者（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形式最终体现出来的。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得负的外部性充分展现出来。首先，次贷危机对美国房地产业产生重创，大量次级贷款的借款人无家可归，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业务量剧减，甚至破产、倒闭。其次，间接持有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或参与承销、投资的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次贷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导致出现融资成本提高和信贷紧缩等问题。第三，次贷危机使美国纽约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 截至2008年1月末，次贷危机对美国股市形成了三次较大的冲击波，受此影响，全球其他主要股市也呈现出强势震荡的格局。第四，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消费、贸易等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美国经济疲软。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对欧盟、日本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的缺失，而次贷危机所造成的负的外部性从反向表明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而资金融通，是指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金的供需双方运用股票、债券、储蓄存单等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活动。金融市场的主体主要包括资金供应者、资金需求者和信用中介。这三类主体对信息的掌握和占有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单个的资金供应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信用中介和资金的需求者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金融系统具有内在脆弱性。当金融市场受到冲击时，信用之链遭到破坏后，引发的问题会因信息不对称而进一步放大并呈现递增性，识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加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例如，一家银行因为支付能力而引发挤兑潮并倒闭后，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民众恐慌，出现“羊群效应”，其他银行也会因挤兑而破产倒闭。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监管的另外一个内在原因。

从这次次贷危机来看，信息不对称是其迅速蔓延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信息不对称及金融脆弱性使得次贷危机的传染具有加速放大效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由于次贷证券化链条涉及到众多利益主体，使得次贷危机在诸多市场间的传染具有加速放大效应。其二，由于对冲基金的杠杆操作，使次贷危机传染呈现加速放大效应。其三，由于金融机构之间信任的缺失，次贷危机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市场间也呈现加速放大效应，并最终伤及到了实体经济。

二、 效率与公平：金融监管追求的价值目标

任何一项管制都有其追求的目标，金融监管也不例外。金融监管的直接目标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弥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而价值目标或根本目标则是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维护金融市场各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即保证金融市场公平正义的实现。

1. 效率与金融监管。经济学中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一般地，如果一点不能再使一方的效用增加，除非它使另一方的效用减少，则该点的状态便是帕累托最优，此状态下的效率最高。

篇9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 外部性 产权理论

环境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及重视，排污权交易正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环境资源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并充分借助产权理论实现污染总量控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状态是国内外理论界在排污权交易机制中的争论焦点，也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排污权初始产权的配置直接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公平分配。

环境问题是我国现今社会必须正确面对的问题。通过美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市场方法克服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立是解决环境利用活动经济性的有效途径，排污权交易可以重新分配污染消减责任，降低总量控制的成本，改善环境质量，节省企业减排费用，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一、排污权交易的产生及全球发展概况

排污权交易体现了一种环境管理思想，即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简称“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环境容量（以下或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这种权利通常以污染许可证的形式表现），以此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排放总量控制，一般做法是：政府机构通过技术手段评估出一定区域内环境容量能够容纳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成若干规定的排放份额，每份排放份额为一份排污权。（图1）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J. H. Dales）首次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设计，同时界定了排污权。在《污染、财富和价格》一文中，戴尔斯提出：让污染的权利像股票一样卖给最高的投标者，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和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出售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排污配额、排污许可证或排放水平上限等），污染当事人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利，或与持有这种污染权的其他当事人彼此交换污染权。面对二氧化硫污染日益严重的显示，1974年，排污权交易被美国联邦环保局（EPA）首先与用于大气污染管理。此后， EPA不断完善排污权的交易制度和准则，最终取得了成功。于是其他国家，如德、澳、英等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实行了排污权交易的相关实践。

二、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曾把环境资源定义为公共资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的剧增，环境资源逐渐由公共资源变成了稀缺资源，并伴随着产生了经济生产的负外部性问题。美国首创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资源转变成商品并将产权理论应用于解决环境资源问题。通过明晰初始产权界定，制定出合理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从而有效的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

1.国外研究综述

（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既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也是环境经济学和制定环境政策的支柱。外部性的概念是由剑桥学派的两位奠基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率先提出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Pigou）从“公共产品”入手，得出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人都不可能排他性的消费公共产品，并在《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了外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外部性与公共品领域的研究可以归纳如下：1927年兰姆赛（Ramsey）揭示了征收最优产品税的原则。1928年庇古（Pigou）首次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庇古税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萨缪尔逊（Samuelson，1954）解释了公共物品的实质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最优准则。1960年科斯（Coase）创造性的提出通过明晰产权，以自愿谈判方式解决由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

（2）产权理论体系

产权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对正统的微观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指出市场经济中存在摩擦，即交易费用。第二阶段是50-60年代中期，科斯在分析“外部性”问题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为代表。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认为庇古是沿着错误的思路讨论外部性问题的。庇古等福利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简单的在于分析方法上的不足，而是因为福利经济学的方法存在根本缺陷。随后斯蒂格利茨（Stigler）在其《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科斯定理”并加以运用，在70年代~80年代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诺思（North）、舒尔茨(Schultz)、阿尔钦(Alchian)、德姆塞茨(Demsetz)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人丰富和发展之后逐步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

科斯（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首先探讨了产权问题，他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对资源配置由于根本的影响。所有权、财产权失灵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根源；资源配置的外部性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市场主体间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有效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即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可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登姆塞茨（Demsetz， 1967）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收益或受损的权利，这一认识能很容易地导致产权和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

阿尔钦（Alchian， 1950）对产权的定义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排”。他认为产权源于物品的稀缺性及产权排他性的观点，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E.G. 菲吕博腾（Furubortn ， 1972）和S. 配杰威齐（Pejovich ， 1972）在《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中提出了产权结构的概念。认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强调了有关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

产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从所有权的情况看，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的三种形式。目前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产权则应被界定为国有产权。

产权有激励的作用，体现在有效的产权为个人提供了有效使用其财产的激励，也为建立市场信誉机制和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提供激励。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人民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3）产权理论对排污权交易分析 转贴于

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后西方理论界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斯蒂格勒（Stigler）把其中的产权思想总结为科斯定理，指出：当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初始产权配置的状态，通过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初始配置状态不会影响最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供需双方通过交易都可以获得利益（图3）。在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降低污染物治理的总体费用，使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帕累托改进）。（图中MAC表示边际控制成本，MEC表示边际外部成本）

克罗克（Crocker 1966）提出在空气污染控制方面产权手段应用的可能性。戴尔斯（Dales 1968）提出产权分割的概念，认为环境等共有资源是一种商品，政府是该商品的天然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政府可以创建一种环境资源的新产权——“污染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以此来进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排污者之间根据其成本效益进行排污权交易。

鲍莫尔（Baumol）和奥茨（Oates）首次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戴尔斯和克罗克所设想的结果，提出了许可证交易体系。蒙特格莫里（Montgomery）从理论上证明了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系统明显优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政策。排污权交易系统的优点是污染治理量可根据治理成本进行变动，这样可以使协调成本最低，并节约大量的成本。这种思想后来被泰坦伯格（Tietenberg）进一步详细说明，认为可以通过对各污染源设置相互独立的排放许可证，并做为污染物浓度单位来衡量环境的被污染情况。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杜勒斯（Dules）最早提出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思想。7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环保局制定公布了“总量控制与交易”规则，该规则规定，排污量在《清洁空气法》(QAA)所规定标准之下的企业可以进行有限制的排污许可交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早期的CAA排污权交易项目。该项目确定了排污权交易的四大类政策:抵消(offset ) 政策、泡泡( bubble) 政策、净得(netting) 政策、银行(banking) 政策。

1995年初，美国酸雨计划是世界第一个用来控制空气污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同时这个计划是“总量控制与交易”的最初情况。这个计划不仅实施规模大，其所建立的信息系统也为研究者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排污权交易实施的状况并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因此对排污权交易的研究在近年来可谓洋洋大观。图4所示为美国酸雨计划的控制政策体系图。

2.国内研究综述

由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属于初期阶段，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排污权交易的研究文献有限，且分析尚不深入。

马中、杜德克（Dudek）、吴健、张建宇、刘淑琴分析了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一体化政策对于环境经济、环境管理、企业管理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意义，并提出了实施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条件。

王小军考察了美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工作，入探讨了美国经验及其对我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启示。认为排污权交易具有污染控制成本最小、有利于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削减、不受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影响、更有利于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等优点。西方国家的排污权交易实施工作有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例如其完善的法制基础、多样的交易主体和中介机构、许可证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完备的监督管理体制、对时空折算的忽略等。

陈颖（2008）指出，排污许可权交易制度始创美国，应逐步引入我国，在政府的管制下实现其市场化，同时，政府也应该进行其功能定位，使用更多新的行政管理方式管理环境问题和市场问题。

管瑜珍（2005）认为“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制度是将环境资源转换为商品并纳入到市场机制的一项环境监管制度。较之传统的“命令——控制”环境监管制度，它具有“成本效益好、灵活性强”的优点，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我国“排污权交易”实践的开展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该制度法律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该制度将来在我国的实施也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该制度与市场的结合、初始权分配等。

参考文献

[1]吴健：排污权交易——环境容量管理制度创新. 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罗勇 曾晓飞：《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200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135

[3]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 《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 2004，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p.47

[4]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马中 Dan Dudek 吴健 张建宇 刘淑琴：论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 中国环境科学，2002，22(01):89-92

[7] 王小军：美国排污权交易实践对我国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年5月， 25卷第五期

[8]管瑜珍， 美国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制度——兼论在我国建立该制度面临的几个问题.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4): p. 98-101.

[9]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Dales，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2002， Edward Elgar

[11]A.C. Pigou，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1928.s

篇10

关键词：卖空机制 证券价格 研究综述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3B-3规则的规定，卖空交易是指投资者出售自己并不拥有的证券的行为，或者投资者用自己的账户以借来的证券完成交割的任何出售行为。卖空机制作为一种资本市场机制，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研究与争论的焦点。真正让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理论研究成为热点的是Miller（1977）年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Miller把投资者异质信念因素考虑进来，对卖空限制与证券价格高估等一系列金融现象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Miller（1977）的工作基本确定后来几十年卖空机制理论研究的框架与方向。一方面，基于经济学的供需分析框架，Miller（1977）认为卖空交易有效地增加了市场上股票的供给量，如果投资的需求曲线是向下方倾斜的，那么卖空交易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但是，因此沿着这个方向，近几十年基本没有什么重要成果及进展。直到2010年，Jesse Blocher et al.(2010)沿着Miller(1977)的思路，通过把所有权市场和借券市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供求分析框架，使我们重新发现经济学供求分析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郑振龙、陈蓉,2005）。研究的另一方向的成果则十分丰富，主要是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相当大部分的研究文献是基于对Miller（1977）假说的批评、拓展与完善，其中还包括卖空机制对证券价格波动性（市场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本文将基本按照这一线索对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第一部分从经典金融理论过渡到Miller假说，论述这一问题的起源与延展；第二部分综述基于市场微观结构与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第三部分综述基于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下的研究；最后为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从经典金融理论到Miller假说

（一）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及前提假设说起

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如CAPM）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其中有几个前提假设比较关键。一是理性投资者假设，认为①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②投资者会根据目前所有能获得信息对未来做出预期，在结果发生后又会利用贝叶斯准则对信息进行重新估计；③投资者是充分理性的，不会为问题的陈述方式、呈现表象的改变所迷惑（陆家骝，2004）。二是同质期望或信念假设，认为所有的投资者对于相同资产未来收益的概率分布具有相同的预期或判断。这一假设暗含着两个前提：①所有信息对所有的投资者免费并且同时到达；②所有投资者处理信息的方式相同（张圣平，2002）。三是允许无限制地卖空，即单个投资者可卖空任意数量的任意资产（博迪等，2005）。

但是以上严格的市场假设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看理性投资者假设，这也是现代金融理论主流范式最先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实验和调查表明，投资者在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结果做出决策时，常常无法符合传统的理性观点，出现诸如过度自信等情形。其次是同质信念假设，众多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具有共同期望的理性投资者假设并不能准确刻画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因为同质信念意味着所有的信息在同时都能够被所有投资者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是很难达到的。最后是市场完全卖空假设，实际上市场根本不存在完全卖空情形，Stfan Nagel(2005)认为卖空限制来源两方面，一种被他称为间接的卖空限制，股票市场制度上不允许卖空；另一种被称为直接限制，主要由于卖空成本的影响，卖空者首先要支付一定的借券利息从愿意出借证券的投资者处借入，当这种用于出借的证券供给不足的时候，借券成本将变得非常高。基于对经典定价理论假设条件的现实反思，结合对卖空机制对证券价格行为的影响的现象，学者们开始了对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行为关系展开广泛研究。

（二）异质信念条件下的卖空限制与股票价格：Miller假说

Miller(1977)首次研究了异质信念条件下卖空限制对研究证券价格的影响。他采用了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分析效用水平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由于卖空限制，导致证券价格出现高估偏误。出现这种高估偏误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投资者信念异质；二是市场上禁止卖空或限制卖空。Miller假说为价值溢价、IPO长期弱势以及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

后来大量学者用对Miller(1977)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有少数不支持的研究证据（如Lamba & Ariff (2006)等），但绝大多数的实证检验支持了Miller的这一假说。从他们所使用的检验方法分类，一是直接检验，通过研究不同股票在放松卖空限制前后价格或者收益的变化,来检验限制卖空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如Aitken et al., 1998；Chang et al., 2007；Boehmer, Jones & Zhang, 2009；Gagnon & Witmer, 2009；等）；另一种是间接检验，通过选用不同变量衡量限制卖空的程度，建立计量模型检验卖空限制程度与股票价格的关系（如Figlewski, 1981；Asquith et al., 2005；Cohen et al., 2007；等）。

二、基于市场微观结构与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

Miller（1977）关于卖空限制导致证券价格被高估的假说揭开了以后几十年有关卖空机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讨论的帷幕。

（一）对Miller假说的批判

第一个对Miller（1977）假说提出质疑的是Jarrow(1980)。他认为，由于证券的市场总需求是上升还是下降是不确定的，相应价格的变化方向也就不确定。其次，由于Miller(1977)采用的是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分析确定性效用水平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而非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均值――方差分析法，因而不能将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纳入分析范畴，无法准确刻画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占多数的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基于此，他发现在限制卖空条件下，股票价格既可能上涨也可能下跌。因为股票价格变化只受经济因素和投资者对未来价格变化的预期影响，而不受限制卖空影响。虽然他提到，如果投资者普遍认为未来价格会上涨，则限制卖空会让价格涨得更快，但并不是限制卖空导致股票价格被高估。Diamond & Verrecchia (1987)（下称D-V模型）也建模检验了卖空限制对价格的影响，发现在理性市场中股票价格被高估的情况不可能出现。Lamba & Ariff (2006)研究1996-1997年马来西亚市场取消卖空限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取消卖空限制会让股票价格上涨，从而实证支持了对Miller假说的评批。

（二）对Miller假说的拓展：模型化与动态化

由于Miller（1977）所做的论述是描述性的，于是许多学者尝试在不同的均衡分析框架下对他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建模论证。国内的张维、张永杰(2006)推导出了一个基于异质信念的风险资产价格均衡模型，证明资产价格的高估程度依赖于乐观者和悲观者的比例，从理论模型上证明了Miller假说。Gallmeyer & Hollifield(2008)从动态的角度在Miller(1977)与Jarrow(1980)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建模拓展。另一方面，Miller（1977）提供的只是一个静态分析框架。而实际上，异质信念形成机制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于是在Miller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从动态的角度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1、D-V模型。虽然D-V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Miller假说提出了批判，但是同时也是对Miller假说的进一步扩展。他们发现在限制卖空条件下，一些比较看空的信息指令被挤出市场，价格对私人信息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相对未公开的利好消息，价格对未公开的利空消息的调整速度似乎更慢。于是当私人信息被公开后，限制卖空的证券有较大的价格反应，从而出现证券收益分布的负偏现象。与Miller假说不同的是，D-V模型引入了一类风险中性的市场参与者，并且假定他们对经济环境有完全认识并能在短期内能实现贝叶斯更新。由于这个假定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大多数学者仍然认同Miller所提出的价格高估问题，而对D-V模型比较认同的主要在于信息效率方面。

2、Hong & Stein模型。Hong & Stein（2003）对D-V模型做了进一步发展，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当投资者信念异质性程度较高时，悲观的市场参与者由于受制于卖空限制，因此他们意见没有在证券价格中得到体现，价格更多的体现了乐观投资者预期，当某个时期乐观者接受到了部分悲观的信息，证券价格就开始下跌。如果此时前期退出的悲观投资者逢低进入，则价格趋于稳定。但是如果悲观投资者没有进入，那么价格会进一步下跌。Hong & Stein认为在证券交易量放大后，存在较大的概率出现收益分布的负偏现象，同时也揭示了市场崩溃的部分机理。D-V模型和Hong & Stein模型主要研究价格对私人信息的吸收问题，在他们基础之上，Xu(2007)考虑了证券价格对公开信息的吸收问题，通过研究当期证券价格偏度与当期信息以及滞后期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现证券的均衡价格与公开信息之间存在某种凸函数关系。

3、行为金融研究的介入。由于行为金融的发展，许多学者进一步对导致有限注意、先验异质性的原因进行行为和心理层面的解构，并且开始把这些因素纳入卖空限制对股票价格影响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Harrison & Kreps (1978) 认为投资者存在“博傻”的心理，通过建立模型，用所谓的再售期权理论解释了卖空限制条件下投机泡沫的产生。陈国进、张贻军、王景（2009）按照这一思路对中国股市的泡沫因素进行了分析。Scheinkman & Xiong（2003）考虑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因素，建模推导在股票市场产生泡沫时股票价格、交易量和挥发性的关系, 认为限制卖空让投资者无视股票的基本价值,只是期望未来有人以更高价格购买自己手中的股票, 从而让股票不断转手, 价格累积升高形成泡沫,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

（三）允许卖空与证券价格波动

虽然早在17世纪前期卖空机制出现以后，就有关于卖空交易与证券价格波动（市场稳定）关系的争论。最早Allen & Gale(1991)通过建立非完全市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在完全限制卖空的情况下，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和均衡的。但是在允许卖空的情况下，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因此，他认为允许卖空会影响经济稳定，也意味着允许卖空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稳定。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如Ofek & Richardson (2003)，Chang et al.(2007)等。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基于Hong & stein模型的思路，实证发现允许卖空能够让信息及时在价格中得到反映，反而卖空限制可能导致市场的崩溃（如Scheinkman & Xiong(2003)）。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理论界又掀起了一场卖空机制与市场稳定性的大讨论，如Lecce, Lepone & Segara (2008)等研究发现卖空将导致超额波动率。但是，Curtis & Fargher(2008)针对金融危机中人们对卖空破坏市场稳定的观点，通过细致地实证分析发现，卖空并不会破坏市场稳定，相反会增进市场效率。

三、基于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下的研究

相对于对市场微观层面的考察，一些研究者试图从市场宏观供求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其实，Miller（1977）在研究卖空限制、异质信念对股票价格影响的同时，已经从供求关系对卖空机制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认为卖空交易有效地增加了市场上股票的供给量，如果投资的需求曲线是向下方倾斜的，那么卖空交易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降。

Harlan D. Platt(2004)认为投资者的卖空需求由贪心与恐惧两种情绪所驱动，提出了市场卖空需求的“右凹”形需求曲线假设，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廖士光、杨朝军(2006)则把股票交易分为三种：常规性买入、常规性卖出以及卖空。常规性的证券买入行为会形成证券的需求，供求力量的相对变动最终影响和决定证券的价格。Jesse Blocher et al.(2010)考虑了借券市场对股票价格影响，建立模型把所有权市场和借券市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供求分析框架，重点研究卖空机制如何影响信息进入股票价格以及是如何决定这些价格③水平。结果发现：①如果借券价格(或费率）不为零，则裸卖空的引进将使证券价格下降，限制卖空将导致证券价格上升。而如果借券价格(或利息）为零，裸卖空的引进不会改变证券价格，限制卖空仍然会使证券价格上升。②投资者的异质信念只有在借券市场很难借到证券时才会使证券价格上升，如果借券市场能够免费借到证券，则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与证券价格的高估不存在相关关系。

四、小结与简评

通过对近几十年有关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这个领域大致也是沿着现代金融发展思路在不断深化与拓展。从研究的内容与主题看，一是从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关系的静态角度，重点考察卖空限制与证券价格高估的关系问题；二是从卖空机制与证券价格关系的动态角度，重点考察卖空机制对证券价格波动性（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论述，但是关于允许卖空是否会放大证券价格波动，影响市场稳定，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

从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看，研究者在继续基于市场微观结构与行为金融理论深化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把借券市场纳入研究框架，以及从市场宏观层面进行考察可以一定程上拓展和加深我们对这个研究领域相关问题的认识。Jesse Blocher et al.（2010）的研究工作也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提示我们，为了更好的研究、认识和实践驾驭卖空机制，我们既要对市场的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同时也应从市场宏观层面进行把握。因此，研究方法上的微观与宏观层面的有机结合，或将是该领域研究的未来一个可取的方向。

参考文献：

[1]Miller, Edward M. Risk, uncertainty, and divergence of opinion[J].Journal of Finance, 1977,32(4):1151-1168.

[2] Stefan Nagel. Short sale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8(2):277-309.

[3] Jarrow, Robert A.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restrictions on short sales, and equilibrium asset price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0,35(5): 1105-13.

[4]Hong, H.& J. Stein.Differences of opinion,short-sales constraints and market crashes[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3,16(2)：487-525

[5] Diamond, Douglas W.,and Verrecchia,Robert E.. Constraints on short-selling and asset price adjustment to private inform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7,18(2):277-311.

[6]Scheinkman, Jose A.,and Wei Xiong. Overconfidence and speculative bubbl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11(6):1183-1219.

[7]Allen, Franklin,and Douglas Gale.Arbitrage, short sale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J]. Econometrica, 1991,59(4):1041-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