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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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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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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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统计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于2011 年成为一级学科，这标志中国的统计学正进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不少人对统计学的一些分支，特别是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这些学科的定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前景的认识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认识误区，甚至将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对立起来。这些认识误区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不利于统计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厘清统计学科内部分支，特别是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统计学与经济学统一的视角，论述统计学各个分支，特别是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各自的学科定位、作用，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作为现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数理统计学在中国正在迅速兴起。在经济学中，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由于与经济理论的密切结合，在量化描述经济现象并透过现象揭示内在经济规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一起构成了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完整的方法论，其中经济统计学作为测度方法论是经济实证研究与计量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有其深厚的学科根基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不可替代。

作为统计推断的一般方法论，数理统计学的发展不会弱化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作用，相反地，随着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证研究的水平与科学性。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分析并论述统计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等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第三部分讨论经济统计学的主要特点，以及其在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第四部分讨论发展经济统计学的主要途径。第五节是结论。

二、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是关于数据的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画及分析的一般方法论。统计学就其研究范畴来说，包括描述统计学(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与推断统计学两大领域。描述统计学主要是数据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画和分析等，包括概括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 而推断统计学则是基于样本信息，对产生样本数据的母体或系统进行推断的方法论科学。现代统计学的迅速发展有两个主要历史原因，一是各个国家、政府和社会部门基于管理目的搜集社会经济信息的客观需要; 二是数学学科中的概率论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中，数据搜集的历史非常悠久，描述统计学特别是数据搜集、整理、描述、刻画与分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数据的搜集及数据质量本身是任何有意义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与前提。没有高质量的数据，任何数据分析及其结论将毫无意义。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如何用简洁、方便、易于解释的方式，从大量复杂数据中概括其最有价值的信息，也是描述统计学的一个重要作用。

但是，现代统计学的发展及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很多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由概率论的产生与发展推动的。概率论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对赌博研究的需要，后来成为研究不确定性现象最主要的数学工具，广泛地应用于自然、工程、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在统计应用中，人们一般无法获得整个母体的信息，而只能搜集到母体的一部分信息，即样本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获取整个母体信息的成本太高、时间太长或者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法获得。因此，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样本信息推断母体的规律特征。在这个推断过程中，概率论对描述样本信息与母体规律特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数学工具; 更重要的是，它对基于样本数据的统计推断所获得的结论能够给出某种可靠性描述。这奠定了推断统计学的科学基础，也是统计推断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推断( 如命理师根据手相或面相等样本信息推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的最为显著的特点。

因为这些原因，概率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推断统计学的发展，特别地，概率论提供了很多数学概率模型，可用于对母体的概率分布进行建模。因此，统计推断就转化为从样本数据推断数学概论模型参数值以及其他重要特征等信息。这样，推断统计学就主要表现为数理统计学的形式。数理统计学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模型参数的估计，另一个是参数假设的检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发明了很多推断理论、方法与工具。这些推断理论、方法与工具能够从样本信息推断母体特征、性质与规律，并提供所获结论的可靠性判断。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多是从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推断所研究的系统或过程的内在规律，因此，数理统计学被广泛而迅速地应用于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学之所以成为现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因为它作为一门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论，符合人类科学探索的过程与需要，即从有限样本信息推断系统或过程的性质与规律。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的需要将与日俱增。

因此，统计学特别是数理统计学今后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与迅速的发展。描述统计学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进展，在包括实验或调查方案设计，数据的搜集、整理以及分析，无论在方法论、调查手段还是工具方面，都有极大改进。数据挖掘作为一门关于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的新兴学科，可视为描述统计学的范畴。在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之间，描述统计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为描述统计学牵涉到数据的搜集、解释、整理、测度、表示、刻画与分析，而数据及其质量是推断统计学结论科学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描述统计学在刻画数据特征时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方法与统计量，也是推断统计学的基础工具。与描述统计学相对应，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系统中各个主体、部门、变量和各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数量描述。经济统计学的本质是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可视为描述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但不是描述统计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是描述统计学和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前苏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统计，特别是部门统计，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市场经济模式，部门统计乃至计划统计越来越不适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经济统计学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其实是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 1997)在他的晚年将精力从研究经济统计学转向研究社会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原因，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需要。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在描述统计学和经济理论两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统计学与经济学双重学科属性。

由于研究对象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经济统计学中量化描述经济现象与测度经济变量的理论、方法与工具，比描述统计学标准教科书所介绍的理论、方法与工具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这也是经济统计学的魅力所在。同经济学可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经济统计学也可划分为宏观经济统计学、中观经济统计学和微观经济统计学。所谓宏观经济统计学就是国民经济统计学，主要是搜集和整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所有数据信息，对包括存量与流量、总量与结构、国内与国外，静态与动态等各种方面进行量化描述与分析。

微观经济统计学也称为企业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对企业本身各种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进行量化描述。以企业财务为主要对象的会计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微观经济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企业财务统计学。所谓中观经济统计学，是指对介于整个国民经济与企业之间的中观部门，如政府部门、产业部门，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描述。与经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一个随机过程，服从某一客观运行规律; 任何观测经济数据，都是从这个随机经济系统产生出来的。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基于观测经济数据，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利用统计推断的方法，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有关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方法论作用，可参看洪永淼( 2007，2011)，李子奈和齐良书( 2010)。

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推断统计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但并不是简单的应用，而是统计推断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

首先，在数理统计学中，统计推断是通过数学概率模型对样本数据建模。在计量经济学中，计量经济模型不仅仅是数学概率模型，其模型设定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 如选择哪些经济解释变量) 。

其次，数理统计学的一些方法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对经济数据的统计推断，因为经济数据有其特殊性。比如很多高频金融数据，有所谓的波动聚类现象( volatility clustering) ; 在劳动经济学中，很多数据存在所谓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对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很大困扰。另外，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如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动态资产资本定价模型( Hansen、Singleton，1982)，是通过欧拉方程条件矩刻画的，其中经济理论( 如理性预期理论) 并没有假设相关经济变量的概率分布已知。因此，数理统计学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于估计、检验这个模型。这就是为什么2013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Hansen( 1982)提出广义矩( GMM) 估计方法的原因。

第三，使用什么样的计量经济模型，要由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用回归模型，什么时候需要用波动模型，什么时候需要用整个概率分布模型，这并不是由研究者个人随其偏好而定，而是取决于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本质。例如，用历史数据研究市场有效率理论以及资产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时，合适的计量经济模型是时间序列回归模型( 即条件均值模型) 。这是因为预期收益率可由条件期望来刻画( 陈灯塔和洪永淼，2003)。

第四，计量经济学是经济计量模型的推断方法论，包括如何估计参数和进行检验参数假设，判断模型是否正确设定，以及如何进行经济解释。参数假设与原始的经济假说既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经济学家关心的是经济理论、经济假说的正确与否，为此必须首先将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转化为可检验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假设，然后利用经济数据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并解释参数假设检验结果的经济含义。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经济统计学的基础上。经济统计学对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进行量化测度，这些测度首先表现为经济数据。经济数据是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原材料。计量经济学的推断结论的科学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原材料即经济数据的质量优劣。

绝大多数经济数据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观测数据，不能用可控的实验方法获得，因此经济数据的测度具有巨大的挑战性。同时，由于经济观测数据的不可实验性，计量经济学需要一些基本假设，如假设经济系统是一个随机过程，经济观测数据是经济随机系统的一个( 偶然) 实现，经济随机系统满足某种平稳性或同质性条件，等等。这些假设是否符合客观经济现实也会影响计量经济实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对经济变量、经济现象的准确测度，是经济实证研究的先决条件与基础。没有高质量的经济数据，任何经济实证分析及其结论将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经济统计学可以揭示、刻画重要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也就是通常说的典型经验特征。这些典型经验特征实际上是经济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与出发点。测度与刻画经济变量的数据特征，包括它们之间数量关系的特征，是经济统计学的范畴。如何更进一步地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内在规律，则需要经济理论与统计推断。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概率论一样，可以指导对经济现象的建模。因此，在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对经济现象进行建模( 所建模型即为计量经济模型) ，并基于经济观测数据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统计推断，从中找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及经济运行规律，并解释经验典型特征事实。这是计量经济学的范畴。可以看出，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统计学、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与数理统计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是一个交叉学科。正如著名计量经济学家Goldberger( 1964)指出的，计量经济学可以定义为这样的社会科学: 它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推断作为工具，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学研究从定性分析为主转为定量分析为主，特别是转为实证研究为主，可以预计，计量经济学作为实证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经济统计学是对各种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主体的一种量化描述，其本质是经济测度学。而计量经济学是在观测经济数据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与统计推断，从而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的有效性与正确性，并揭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和内在经济运行规律。

很明显，经济统计学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前提与基础。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经济实证研究的完整的方法论。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研究的基础方法论，是整个经济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前置环节。计量经济学的推断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 由经济理论指导) ，模型参数的估计、检验及其经济解释，是经济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1970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曾说过，计量经济学可以定义为实际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这种分析基于理论与观测的并行发展，而理论与观测又是通过适当的推断方法得以联系。换言之，计量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测度两者基础上的，而经济理论和经济观测又是通过统计推断方法，即通过数理统计学而联系在一起。与经济统计学一样，计量经济学同样具有统计学与经济学两种学科属性，并不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以上各个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 表示。

三、经济统计学的地位与作用

前文分析指出，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现象的量化描述与对经济变量的测度，而计量经济学则是在观测经济数据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统计推断，揭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与经济运行规律。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实证研究完整的方法论，其中，经济统计学是经济实证研究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前提，它起着一种基础性方法论的作用。那么，经济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管理和经济研究中具体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作为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用数字描绘经济系统的各种经济现象、各个经济主体、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经济层面在不同时间的动态立体图景。Samuelson 和Nordhaus( 2000)指出，虽然GDP 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况的整体图形。这种对经济现象的数字描述，为经济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社会公众了解整个经济现状以及进行相关的经济决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在经济统计学中，国民经济统计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统计版本，企业经济统计学则是微观经济学的统计版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的理论描述，而宏观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系统的一种现实描述，以数量的形式描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

第二，统计学有一个重要思想，是通过构造简单、方便、易于解释但又具有科学性的统计方法与统计工具，从大量数据中概括其最主要特征与最有价值信息。经济统计通过收集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大量经济数据并且进行分析，从中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是经济统计的最主要任务与最主要功能。在信息爆炸时代，从海量数据中总结有价值的信息，并及时地以简单、方便、易于解释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企业家、社会公众，这些重要经济信息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企业微观管理与决策及社会公众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重要基础。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各国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而通货膨胀率，主要是CPI 的测度，其有效性、精确性与科学性是央行制定政策的依据。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决策与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何测算GDP 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个例子是如何测算中国的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这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对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经常表示质疑，这种质疑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统计学家与经济统计工作者还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统计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势在必行。

第三，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统计学提供的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实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思维与理论创新，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经济统计学可以从观测经济数据中找出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些数量关系构成经验典型特征事实。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是对复杂经济现象的一种概括性刻画，是经济学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在宏观经济学中， Phillips( 1958)从英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这后来被转化为刻画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构成了凯恩斯以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所有宏观经济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上个世纪70 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陷入了滞涨阶段，菲利普斯曲线变为正斜率，这个新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推动了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由Mehra 和Prescott( 1985)提出的所谓证劵风险溢价之谜( equityrisk premium puzzle) ，即美国证券市场收益率远高于无风险债券市场收益率。这一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对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微观经济学中，有所谓的恩格尔曲线，即一个家庭消费所占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是恩格尔通过微观经济统计数据发现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金融学方面，早在1960 年代，金融经济学家就发现，股票市场存在波动聚类现象，即今天一个大的波动，明天常常伴随另一个大的波动; 今天一个小的波动，明天常常会伴随一个小的波动，这两种变化交替进行，而不是大小波动均匀分布。2003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Engle( 1982)提出的著名的ARCH 波动模型之所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解释金融市场波动聚类这个重要经验典型特征。在中国，引起中国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关注的很多重要经济问题，其实都有经济统计学的贡献。

例如，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过程中发现，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近20年中逐步降低。这个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者的热门研究课题。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就是要能够在细致、准确地搜集与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反映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转型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及发展趋势，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如果中国经济学能够遵照这种研究范式，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将得到很大提升，并对经济转型理论做出自己创新性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对重要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经济研究与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性，也认识不足。

第四，经济测度对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经济测度的质量决定了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其次，经济数据，特别是经济数据的类型，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影响巨大。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经济数据观测的误差( measurement errors) ，对计量经济学的推断，包括参数估计和参数假设检验，有很大的影响，如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为了研究测度误差的影响，计量经济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分支，即变量误差的计量经济学。当然，变量误差也可能由其他因素而非测度误差引起。第二个例子是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发展。Nelson 和Plosser( 1982)在一个实证研究中发现，绝大部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包括GDP、CPI和股票价格，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这对当时以平稳时间序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因为平稳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适用于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

后来的单位根和协整等现代时间序列经济学理论，就是为了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是不完全识别计量经济学( partialidentification econometrics) 。在微观经济数据中，有一些经济变量不能获得精确测度，比如在美国问卷调查一个人或家庭收入时，因各种原因只能调查收入处于哪个区间，不能获得一个精确测度。这种不精确经济测度，对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特别地，在估计计量经济模型参数值时，不能获得点估计，只能得到区间估计。这种统计推断的方法催生了一个新的计量经济学分支，即部分或不完全识别计量经济学。第四个例子，在大数据时代，各种以前没办法获得的数据，现在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得到，比如在金融市场，可以获得每笔交易数据，即tick by tick data，每次交易的价格、交易量以及交易的时间点，都可以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种新型的交易数据，包含很多交易行为和市场微观结构的信息。除金融市场外，超级市场或商店通过信用卡完成的交易，其交易以及交易者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获得。对这种实时交易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及推断，产生了一个新的计量经济学分支超高频数据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ofultra-high frequency data ) 。更多讨论参见Engle( 2000)和Engle Russell( 1998)。

最后一个例子是面板数据。以前大部分经济数据，要么是时间序列数据，要么是横截面数据。现在，越来越多的二维数据，即对每个横截面单位( 如个人、家庭、国家等) ，可以在不同时期跟踪并测度。这种二维数据称为面板数据。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密歇根大学PSID 调查数据。这个数据库调查了很多美国的个人和家庭，而且在不同时期跟踪测度，对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数据推动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不仅是面板数据，现在也可每天观测到一个曲线，如IBM 股票价格每天从开盘到收盘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又如不同城市每天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这些在统计学上称为函数数据，有相应的统计模型，更多讨论参见Ramsey 和Silvema ( 2005)。上面几个例子表明，数据的类型，即经济测度的类型，在很多方面都推动了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这其实是经济统计学对计量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和重要贡献。第五，一个多世纪前，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过，统计思想与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和要求一个人能够读、写一样，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备的基本能力。培养大量具有经过系统训练的经济统计人才，对完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提高治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统计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大量高素质、具有系统的经济统计学训练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提高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国家社会治理水平。尤其是，现代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需要培养大量懂得搜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基于数据进行决策与管理的经济统计人才

四、如何推动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与发展经济统计学?第一，坚持经济统计学是经济测度学这个基本学科定位。经济统计学用数字描绘各种经济现象、各种经济主体、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不同层次在不同时间的动态全景图像。经济统计学的最主要任务是经济测度方法论的创新，发展能够更精确地测度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变量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并应用于实践。这个基本定位将保证经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从而不会受到包括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相关学科在中国兴起的可能冲击与影响。一些学者曾提出广义经济统计学的建议，将作为推断方法论的计量经济学作为其中一部分。

这种想法符合统计学的范畴定义，即如统计学分为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那样，经济统计学也可分为经济测度学和计量经济学。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国外已有80 多年历史，在中国也有30 多年发展历史。如果将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统计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可能会出现计量经济学取代经济统计学的情形。因此，坚持经济测度学的基本定位可以更加明确经济统计学的学科特色，有利于经济统计学的长远发展。在这方面，邱东( 2013)对国民经济统计学科的定义与内涵、外延发展，做了精确阐述。

事实上，在国外，经济统计学主要也是定位在经济测度学方面。第二，发展经济统计学必须立足本土化。在中国，经济统计，特别是现代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统计，历史不是很长。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与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差异巨大，经济统计不但水平较低，而且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也特别巨大。这种基本国情为在中国发展经济统计学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比如，关于宏观经济数据的构建，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季节性因素。在西方的经济统计工作中，季节性因素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比如感恩节、圣诞节、元旦等等，其处理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季节性因素。比如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是根据中国农历而定，而不是根据西方公历而定的季节性因素。这些季节性因素的处理方法将与国外季节性因素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这是中国特色。

又如，中国在过去30 多年，成功地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程度还比较低。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能否提出一套刻画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指标，以测度中国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 还有，中国过去30 多年，以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必须经济转型，以确保持续稳定发展。对中国过去30 多年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制约，如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在统计方法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有说服力的量化描述与估计。最后，中国正处于实现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过程中，对中国梦的量化指标的构建，包括对人民幸福感指数的构建，也是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可以做的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总之，立足本土、立足国情、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使经济统计学焕发出巨大的发展活力。第三，大力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推动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与现代化。上文在描述经济统计学的重要作用时，讨论了经济统计学对发展其他学科，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同样地，包括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在内的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发展经济统计学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前面提及，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在他的晚年，集中精力从事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他从经济统计学研究中深深感受到要发展经济统计学，特别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算体系，必须有新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作为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统计抽样调查。

在这方面，数理统计学特别是抽样理论的最新发展可以提供很大帮助。在国民经济统计学中，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测度，以及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描述及解释，也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宏观经济变量是微观经济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加总( aggregation) 。由于微观个体的异质性，加总以后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与原始的微观经济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微观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需求函数，即微观个体需求与个体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对微观层面个体的需求函数加总，所获得的总需求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与原来个体的需求函数将有所不同，除非微观个体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所谓的hypathetic utility function 假设。由此可以看出，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测度( 类似加总) 之后，如何理解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需要有微观基础，而这就涉及到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对理解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也是很有助益的。例如，Granger( 1980)讨论了微观消费函数的加总问题。他假设个体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有所不同，而且微观个体的边际交易倾向的数值可视为是从 分布中产生的实现。

加总以后的宏观消费变量与原始个体消费变量的统计性质将出现本质区别: 虽然微观个体的消费是一个短记忆的时间序列，但是加总以后的宏观消费变量将具有长记忆( longmemory) 的时间特性。总之，推动各个统计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将促进各个学科的发展，包括经济统计学。不管是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或是数理统计学，这些相关学科都有它们共同的基础，即统计思想与统计思维。因此这些学科完全能够在互相交叉融合中不断完善。同时，也有可能因此产生一些新的交叉学科。例如，实验产生的数据与现实观测经济数据有很多不同特点。特别地，经济观测数据是各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具有不可实验性( 即不能通过重复实验获得) ，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办法将其中某一或某些因素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准确地分离测度出来。而实验经济学则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较精确地测度所关注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实验经济学实质上是通过可控实验改进经济测度，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与经济规律，包括经济因果关系。

事实上，实验经济学与经济测度学及计量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即实验计量学( experimetrics)。第四，为了发展经济统计学，必须大力推动国际化，通过国际化推动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统计的历史相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只有30 几年历史，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历史，我们在统计资料搜集、统计方法与工具等各个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上个世纪70、80 年代，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厦门大学合作，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是西方经济统计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今天中国的经济统计学同样可以从国外相关学科学到很多有益于自己学科发展的知识。例如，众所周知，GDP 大体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社会财富水平。但是GDP 作为描述经济发展的指标，有很多缺陷，既不能精确地反映总量，也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与效益，更不能反映经济结构、社会分配、民生改善、以及对环境破坏的程度等等。

认识到GDP 的种种缺陷，国外学者，包括经济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提出各种指标，试图修正GDP 的缺陷，比如Nordhaus 和Tobin( 1972)提出了去除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等成本的净经济福利指标; Repetto等( 1989)提出了扣除资源损耗成本的国内生产净值; Daly、Cobb( 1989)提出了将财务分配状况、社会成本等因素计算在内的所谓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 Pinter、Hard( 1995)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数; VonWeizsacker 等( 1997)提出了绿色GDP 概念，等等。这些对构建适合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第五，必须顺应时展潮流，与时俱进地发展经济统计学。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如何有效地获取大数据中的有用信息，统计学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理论与工具。与此同时，大数据也为包括经济统计学在内的统计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例如，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电子商务，正在中国蓬勃兴起，深刻地影响了贸易、购物、消费乃至生产形态。如何统计电子商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统计问题，这也为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又如，大数据使得以较高频率测度宏观经济变量成为可能。目前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变量( 如CPI) 最高频率只有月度数据，在大数据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获得更高频( 如每周) 的宏观经济数据，这样可更及时反映客观经济运行情况。第六，加速经济统计学教材更新换代，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几十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上经济统计学和现代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在国外，不论是统计学还是经济学相关专业，大都没有经济统计学课程设置，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教材。这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课程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经济统计学教育必须更加注重教材建设，在明确学科定位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各个相关学科以及经济统计的理论与实践，尽量汲收国内外所有有用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争取使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与教育不但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成为引领世界前沿研究的国际化学科。

五、结论

本文从统计学和经济学统一的视角出发，分析论述了现代统计学若干分支，特别是概率论、统计学、描述统计学、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发展前景。分析表明，统计学的这些相关学科，各自定位非常清晰，在各自学科发展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发展空间。其中，经济统计学既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统计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交叉学科，具有统计学和经济学双重学科身份。经济统计学本质是经济测度学，是经济测度的方法论，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是经济学其他任何相关学科，包括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等无法替代的;也是统计学的其他相关学科，包括数理统计学无法替代的。

随着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为推断方法论的数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因为有日益增加的需求而得到迅速发展。作为从样本数据推断母体特征的一般方法论，数理统计学因为符合科学研究与探索的过程与需求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作为经济实证研究的推断方法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过去30 多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可以看到大量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证研究，而专门研究经济测度的经济统计学的文章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实证研究对推断方法论日益增加的需求。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大量使用，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实证研究水平与规范程度。

篇3

“财政学。” 

“哦，那就是搞经济的？” 

“不，我们不专门搞经济，我们也研究政府与市场。” 

“哦，那你们是搞政治的。” 

“也不是，我们绝不纯粹搞政治。” 

“哦，那你们是搞管理的咯！” 

“不是，虽然我們懂管理，但我们也不专门搞管理。” 

“那你们出来是做会计的？” 

“不，我们也不专门做会计，虽然我们懂会计。” 

这是我和一个同学关于财政学专业的“经典”对话。 

财政学是什么 

经济、政府、市场、管理、会计，估计非财政学专业的同学有点弄不明白了，财政学究竟是做什么的？“财政”英文中对应的单词为“finance”，但更多时候却是被翻译作“public finance”，以此来表示财政学是一门公共经济学科。事实上，财政学确实是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门学问，研究的内容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具体而言，它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财政学学什么 

财政学专业主要学习公共基础、经济学、财政学三大板块的知识。 

首先是基础课程，语文、政治自不必多提，关键在于数学和英语，数学是我们分析数据、建立模型的基础。而良好的英语基础有助于我们阅读外文文献的原文。况且，对于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好也是就业时的加分项，许多英语好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外企进行打拼。 

其次，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学习，由于财政学产生于西方，因此财政学专业的同学首先必须了解西方经济学。现在财政制度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宏观、微观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经济学恰恰是分析经济，包括财政问题的有力工具。就拿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来说，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如今就业形势严峻，那么为什么就业难或存在失业呢？很多人也会抱怨现在物价高，那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会不停上涨而不是下跌呢？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能告诉你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而如果有同学对苹果、小米、华为的成功感兴趣，利用微观经济学也许能够找到其成功的“秘密”。 

最后，财政学专业的同学当然要学习财政学相关的知识了。拿财政学这门课程来说，不同的学校使用的教材可能不尽相同，而无论哪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另外，除了财政学之外，我们还需要学习税收学、财税思想史、税收筹划、国际税收、经济法、公债学、国有资产管理、会计学、政府预算、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当然，如果想要分析更加复杂的经济行为，研究更为深奥的财政问题，还需要继续深造，继续攻读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 

除了以上学习内容外，我们还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如很多人在存钱的时候会考虑利率，许多同学的亲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也会考虑贷款利息，在我们看来这是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但其实还涉及到了许多国家政策，就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了。 

财政学的就业与未来 

篇4

【关键词】传媒经济；范式；进路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27-2

一、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传媒产业经济学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媒管理经济学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篇5

针对不同对象,本文把流动性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市场流动性,是指金融市场投资 者所持有资产的变现能力,主要与买卖有价证券的速度和成本有关;第二个层面是银行资金 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意味着有足够的资金应对支付,解决资产增加和偿付到期债 务问题;①第三个层面是货币流动性,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一般指货币信贷总量,中央银 行对此具有一定的可控性;②第四个层面是全社会的总体流动性,又称广义流动性,是从 经 济整体的资金融通便利程度来考察流动性状况,在总量上等于社会可贷资金总量。流动性的 四个层面中,前两者属于微观层面的流动性,后两者属于宏观层面的流动性。

一、宏观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

(一)货币流动性的外延不断扩大

随着金融资产的膨胀,货币流动性的概念及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 融资产被纳入到广义货币的范畴,这使得货币与非货币金融资产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增强,这 种替代效应会对货币供应量统计及货币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货币流动性的外延变化迫使很多国家不断修改货币统计口径。从1971―1984年,美联储共修 改了7次货币供应量指标,货币指标发展到M1、M2、M3、L和 Debt五个层次。最广义De bt包括 了各种信用形式在内的社会总信用量,即社会可贷资金总量;③我国在2001年把非银行金 融 机构持有的客户保证金纳入广义货币供应量。可见,货币流动性外延的扩大加大了货币计量 的难度,也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不断下降,传统的货币层次划 分和统计越来越难以反映出实际的流动性状况。 货币流动性的外延变化还导致货币两种职能的比例结构发生了变化。执行媒介职能的货币是 以现金、可开支票的活期存款形式存在,这部分货币一般归于M1,主要用于购买商品;而 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M2-M1)则是以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长期存款 等形式存在,持有这部分资产的目的主要是积累财富和保值增值。货币流动性可以在不同层 次的货币间相互转化,使得货币两种职能的比例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执行资产职能 的准货币内涵扩大,以及准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见下图)。

各种形式的准货币像一个自发吞吐流动性的“蓄水池”,可以随时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吸 纳流动性,这样,尽管当期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转入静止 状态,暂时未冲击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过多的流动性都是威胁经济稳定的隐患,④因为 在 短期内经济形势稍有变化,这些流动性随时可能由闲置货币转化为流通中货币,届时就像决 了堤的洪水一样冲向市场,急剧增加总货币流通量或流入实体经济,引发通货膨胀;或流 入金融市场,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即所谓的“资产通胀”(Asset inflation)。反之,当 大量货币流入闲置状态,会引起总货币流通量的极度收缩,出现流动性不足和通货紧缩。可 见,流动性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出现,容易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二)总体流动性的不稳定性

总体流动性水平是在狭义流动性基础上增加证券化债务及金融衍生品在内的具有高流动性的 金融资产,这部分资产更多地代表着市场所创造的流动性。总体流动性在不同状态下变化较 大,具有不稳定性。瞿强认为,在信用债务链条中,可以有多种资产或“支付承诺”在现实 中充当“交易媒介”,但是这些资产本身却不具备价值标准与最终支付手段这双重 性质。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对它的信任消失后,经济体系立刻出现不稳定状态,那些替 代性的交易不再被轻易接受,将会出现“对流动性的争夺”,人们 将争夺那种代表最终支付手段的特殊资产。[1](149)吴晓灵认为,当危 机发生时 ,我们看到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仍有着本质的区别。货币的价值在其背后是以国家信誉为保 证的信用,虽然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可能影响其购买力。银行存款在有存款保险的范围内, 也是可以保值的。而对于其它金融资产,其价格都有可能跌破面值。[2](14)

总体流动性的不稳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短时间内宏观经济出现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 的逆转。在非危机状态下,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流动性较高,被纳入广义货币范畴中,导致 社会总体流动性增加,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然而,危机发生时,之前具有较高流动性的 非货币金融资产出现价值缩水,交易萎缩,市场流动性下降,进而导致社会总体流动性下降 ,出现流动性紧缩的局面。

二、微观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

(一)市场流动性的多变性特征

市场流动性可以理解为投资者在几乎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迅速达成交易的能力,这往往与市 场交易量、交易成本、交易时间等因素有关。John Eatwell(2008)认为流动性就是对于同 一项资产,在同一个价格,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在战略、信息、判断等方面的差异所产生的不 同的投资行为,即买和卖,流动性便是由此产生,他把这样的市场称为异质化(heterogeneo us)市场。另一种是同质化(homogeneous)市场,即在同一价格上大家都愿意买或都愿意卖 ,这样的市场是没有流动性的。若大家都愿意卖,没有人愿意买,流动性危机便产生了。 ⑤

近年来,由于金融体系内风险管理的理念、技术和经营战略趋同,以及采取同样的会计准则 ,导致市场的同质化取向增强,金融体系内在的流动性风险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当信心崩溃 时,将产生自我实现型的恐慌。Persaud提出“流动性黑洞”的概念,用来描述金 融市场在短时间内骤然丧失流动性的一种现象。[3](3-4)具体而言,当金融机构 从事市场交易时,由 于外部环境变化、内部风险控制的需要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会在某些时刻出现金融产品的 大量抛售,而交易成员由于具有类似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目标和交易心态,会同时存在大 量抛售的需要,此时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市场流动性骤然消失,被抛售资产的价格 急速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性状况,最终出现市场和机构的流动性 好像瞬间被吸收殆尽的现象。

(二)银行资金流动性顺周期特征

本文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率来表示“银行资金流动性”,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是影 响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因素。银行信贷行为呈现出顺周期性特征,即当经济繁荣时,信贷需 求旺盛,较低的资金成本和商业银行的竞争很容易助长信贷冲动;而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因 为担心贷款质量下降和还款违约增加,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因此,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征 加剧了银行资金流动性的变化,并与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呈现较强的契合性。

三、不同层面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银行资金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具有较强的联动性:一方面,银行通过多种途径来支持金 融市场的流动性,如参与证券市场、承担各类证券交易的现金结算部分、为短期证券尤其 是商业票据的持有者和发行者提供流动性保险等,当银行资金流动性增加 ,商业银行采取信贷扩张政策,可以直接增加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并且还可以通过增强投 资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间接地提高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银行也在多方面通过金融市场 来增强自身流动性,或者说银行在提供资金流动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市场流动性。例如通过 发行由抵押贷款或其他贷款作为担保的债券 ,银行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一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进行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银行的经营 模式由“发行――持有”转为“发行――出售”,通过贷款证券化,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增加 ,可以突破资产负债表和监管性的资本充 足率的限制发放更多的贷款,银行的贷款规模出现自我膨胀,从而信用创造功能进一步增强 ,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另外,银行通过发行各类短期证券管理其自身的流动性头寸,当需 要满足存款净流出的资金要求时,可通过将这些证券直接出售或进行证券回购来获得流动性 。

可见,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联系密切,缺乏银行资金流动性会削弱市场的顺利 运作,而市场流动性不足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紧张,并且这种关联现实地表现为流动性 的“自我强化”,容易出现“流动性螺旋”(Liquidity spirals)。⑥而一旦流动性螺 旋 的运行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断裂,流动性的膨胀将戛然而止,整个经济体的流动性将迅速 掉转直下,朝着紧缩的方向螺旋式下降。这一过程已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金融市场、银行体 系和整个宏观层面的流动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二)微观层面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1.市场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 宏观层面的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充裕的货币流动性能够降低做市商的融资成本 ,为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有利于提高整个市场流动性;反过来,市场流动性水平的 高低也会影响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使得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严重 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更重要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日益成为重要的资金 融通渠道,其所创造的金融衍生品在过去几年对信用创造的作用非常大,成为一种新的流动 性创造形式,这些金融衍生品被纳入到广义流动性的范畴,而这部分流动性对市场变化敏感 性较强,使得宏观总体流动性的易变性增强。 宏观层面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的纽带是投资者的信心和金融创新,这正是为什么在次贷 危机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创造出更充裕的货币流动性,以缓解对市场 流动 性的冲击。然而,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和证券化产品的崩溃,使得宏观货币流动性并不能有效 转化成市场流动性,出现社会总体流动性紧缩局面。

2.银行资金流动性与宏观层面流动性。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会经由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而向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传递,而银行体系 的资产是宏观货币流动性的最直接的载体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但宏观层面货币 流动性变化对银行资金流动性的影响,通常还取决于银行对未来经济情形的判断和信心,例 如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微观层面,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增加,商业银行则出现惜贷和信贷紧缩的局面。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流动性的变化特征,包括不同层面流动性的特征和相互作用的 特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不同层次流动性测算的结果为本文的分析 提供了实证方面的支持。[4](49-5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考察M2增长率 与上证市场的周转率之 间的相关性,样本区间为1993年1月到2008年2月的月度数据,因果检验发现在第4到11期,M 2的增长率显著影响上证的周转率,而在15期以后,上证周转率也影响M2的环比增长, 这说明 宏观货币流动性是微观市场流动性的基础,而从长期来看,市场流动性也会反作用于货币流 动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不同层面流动性的变化特征和相互作用使得社会总体流动性的易变性增 强,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流动性的发展和变化也给各国政策当局的宏观调控带来 巨大的挑战。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流动性管理,降低流动性变化的风险

1. 中央银行需要把握货币内涵的变化,关注社会总体流动性的变化。 经济中的流动性逐渐超越银行体系货币量的范围,演变成为一种“总体流动性”,它不仅包 括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还包括各种金融资产的存量,并且有时更取决于金融资产流量的变化 。中央银行必须关注广义流动性的变化,也即可交易的信用总量变化,增加对流动性水平的 控制范围和力度。市场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状况、货币环境、金融市场环境、金融创新以及中 央银行持有的官方储备的增长都是影响流动性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流动性调控中 ,中央银行必须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金融环境变化进行全盘考虑。

2. 完善对市场流动性风险的监测。 市场流动性具有易变性特征,其变化会影响总体流动性的变化,因此应当建立市场风险偏好 指数与动荡指数来对其进行即时监控。⑦建立监测市场中风险积累程度的信息变量指标, 这 些信息变量的作用在于帮助识别那些由于风险敞口共性及敞口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危机,用 来预警市场危机。把这些变量纳入到对宏观流动性的监测体系中,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 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

3. 加强各层面流动性的管理和建设。 对于宏观层面货币流动性,中央银行具有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能。除了加强对流动性的日常监 测管理外,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为防止信心的非理性下挫,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注入流动性 ,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局面。中央银行必须建立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增强市场稳 定。 对于微观层面的流动性,一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设置综合指标体系加 强对流动性状况的监测分析。其中,定量指标包括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 口率、存贷比例等。定性分析包括资金来源的构成、变化趋势和稳定性等;对于金融市场流 动性,应该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增加市场流动性,改善市场基础设施 ,如交易平台和支付结算系统,这有利于更好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和结算流程。

(二)政策当局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策略

1. 协调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间的矛盾,加强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防范。 现代微观资源配置方式与宏观金融稳定之间容易出现矛盾,例如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 创新工具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微观经济主体风险的同时,放大了货币流动性,削弱了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带来新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主要是针对微观金融主体的监管 要求和现有金融监管措施,如监管机构通过鼓励金融机构运用类似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使 得市场行为趋同,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 这一矛盾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带来巨大的挑战,政策当局在制定政 策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研究单个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和市场动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减少冲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如系统 性风险监管理论框架应考虑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特别是关注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后果 的关联性,而不单单把宏观数据加进预警指标体系。

2.关注金融体系顺周期特征,建立宏观金融审慎框架。 现行的监管政策所引起的顺周期问题,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监管部门应该设计逆周期性的 监管制度,比如修改目前的巴塞尔协议,采取逆周期资本要求,引入动态计提准备金制度, 明确不同金融机构杠杆率的边界、改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并通过鼓励 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方法形成市场行为的多样性,针对不同的风险做出不同的资本要求。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如资本充足率要求)缺乏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周期功能,不能有效 解决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关注金融 系统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多地监测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脆弱环节,改善监管机构 的宏观压力测试和风险预警能力。

3.建立以“流动性”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

(1)货币政策目标需关注资产价格,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从流动性的变化特征来看,宏观层面流动性与微观层面流动性相互作用,并且宏观层面总体 流动性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微观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因此,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金融市场的流 动性,并将该市场的资产价格及其稳定性纳入到政策目标体系内,从而形成以“流动性”为 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泡沫的暴跌会严重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实体经济产 生严重冲击,从而影响货币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央银行应该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在货币政策中前瞻性地考虑资产价格波动及其影响,建立与金融资 产价格波动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对多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后,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强调政策干预的对称性。 各国中央银行对于资产价格泡沫通常采取一种非对称的干预,即只在资产价格暴跌时提供 流动性支付,而在资产价格明显不可持续的被抬高时采取一种容忍放纵的态度。其理论根 据在于,精确地识别泡沫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是在事后,也就是泡沫破灭之后才能确认它的 存在。但大量经验事实表明,非对称的货币政策容易强化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加剧金融系 统的不稳定性。 针对金融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均衡的政策反应,政策的干预应该是 对称的。一方面,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削弱了金融系统的清偿力时,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为 市场提供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明显不 可持续地被抬高时(甚至是逐渐而不是立即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时),信贷增长过快,中央 银行应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的信用控制。

(3)改进货币政策 中介目标。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无论是数量工具还是价格工具,应该兼收并蓄。对于数 量工具,包括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以及整个信贷总量的控制,对维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十 分重要。可以借鉴欧洲中央银行的双支柱目标,把货币分析和经济分析相结合,⑧综合反 映经济形势的变化。

注 释:

①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部门,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 将其单独列出。关于流动性的不同层次,现有文献有使用“银行体系流动性”,并用超额准 备金来表示。这一思路偏重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而非银行体系的资产存量(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8)。为区别起见,本文使用“银行资金流动性”,选择与金 融周期密切相关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率来表示。

②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把流动性定义为不同口径的货币 信贷总量。该报告还认为,银行承兑汇票、短期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货币市场基金等其它 一些高流动性资产,都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而纳入不同的宏观流动性范畴。

③转引自郑先炳《西方货币理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P339-340.

④转引自邱崇明等《入世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变化与对策》.《金融研究》[J]2003 .5.P55.

⑤转引自曹理达等《金融危机下的改革新思路》.《21世纪经济报道》[N]2009.4.27.

⑥转引自Markus K.Brunnermeier and Lasse Heje Pedersen.2008.“Market liquidity an d funding liquidity".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Dec.P1-28.

⑦风险偏好指数由四个分项指数构成,包括:成交量、换手率、周期性板块相对于防御性板 块的表现、长短期债券利差水平。四个分项指数经过标准化后叠加可以得到反映风险偏好的 一个综合指数;动荡指数是一种全新的衡量金融风险的方法。利用多元距离测算办法,剔除 资产收益率随机波动的影响,考虑了相关收益率结构的变化,最终反映事件驱动性市场风险 变动。

⑧欧洲中央银行的双支柱包括:一是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主要是以M3为货币供应量监 测指标(M3=M2+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单位与票据+原始期限为2年以下的债权凭证);二 是经济分析,着眼于短期价格稳定,关注广义的物价及成本指数变化、总产出、总需求、劳 动力市场、汇率、国际收支状况、金融市场指数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变量。两支柱交叉检验、 相互印证。

主要参考文献:

[1]瞿 强.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吴晓灵.从金融危机中重读《资本论》给我们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9(1).

[3]Avinash Persaud.2003.“Liquidity black holes:what are they and how a re they generated”.Singapor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committee Biennial report. Apr.

[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流动性的度量及其与资产价格的关系[J] .金融研究,2008(9).

Characteristic of Liquidity Change and Policy Implication

Xiao Qi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liquidity”fo 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liquidity and excess liquidity, the measurement, the

causes, related r isks and solution, etc.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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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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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组织化；文献回顾；评析

一、文献回顾

（一）农业组织（化）的涵义

农业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首要目标，更强调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协调性和合理性。该组织包括农产品生产组织（含加工、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组织（含储运）、农资采购组织、农业信贷组织等多种功能的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经济性（徐立行，2002）。此外，徐立行把农业组织与农民组织相区别，提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时需要农民组织；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时需要农业组织。

组织化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来协调社会经济分工，从而使之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此意义上，组织化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组织的团队化（张晓山，2003）；二是组织的市场化，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

农业组织化是农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张三林，2002），是农业组织从低层次、低水平、小规模向高层次、高水平、规模化的变迁。另有学者提出农业组织化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为获得最佳农业经济效益，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遵照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束，进行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再造的过程（常清文，1995；郭利京，2004；吴学凡，2006）。农业组织化的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生产经营成本的节约，从而使组织处于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实现最大化利润（薛晓鹆，2007）。

（二）农业组织化总体水平低，区域、产业差异明显

张三林（2002）提出全国加入各类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的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例不到3%，而在有100多年合作社历史的瑞典，全国90%的农户是瑞典农民联合会的成员，与之相比，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是非常低的。

张义珍（2002）通过对河北省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商品经济发达、消费需求层次较高、城市工商业辐射影响大、城乡联系多、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高、市场意识浓厚的地区，农业组织化水平较高；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组织化水平较低。在蔬菜、水果、养殖等市场放开早、盈利较多、市场风险大的产业领域，农业组织化程度较高；而市场放开晚，甚至至今仍由国家垄断经营未完全放开、需求弹性系数低的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

（三）研究农业组织化问题的理论依据

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合作社发展中的组织形式、组织原则等理论是我国研究农业组织化问题的理论依据（郑景骥，2001）。另一种观点则把分工协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厂商竞争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作为研究农业组织化的理论依据（曹晔2002）。还有学者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农业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演进。农业小规模经营在过高的交易费用下，存在获取潜在利润的机会，从而制度变迁成为可能，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袁迎珍，2004）。向国成，韩绍风（2007）运用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适当扩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组织化沿着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的演进路线进行了统一的理论解释：这是改革开放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演化的结果，是农民对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及劳动的交易效率与风险进行综合比较后，选择剩余权利赖以实现的最优组织结构的结果。

（四）农业组织的历史演进和选择

不少学者对农业组织的历史演进从多个角度展开过研究。有学者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总结了农业微观组织的产生和历史演进（郑景骥，2001）。更多的学者则是以制度沿革过程和一系列重大事件为对象，总结了及其之前的农业组织变迁过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集体经济内部的-学“大寨”运动-（石磊，2001；王勇，2004；韩晓翠，2006）。罗必良等（2001）则从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生产组织的演进形式，并且该形式取决于政府目标及其采取的相应宏观政策。郭晓鸣等（2007）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提出，农业产业化模式呈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向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逐次演化的路径。

（五）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组织载体

学术界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组织载体选择尚缺乏统一认识。牛若峰（2000）提出走合作制之路是中国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由被动因素转变为主动因素的根本出路，并提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专业性、民办性、多种模式、由初级到高级渐进发展等特点，还具体介绍了莱阳模式、邯郸模式和宁津模式。郑景骥（2001）提出我国农业组织化的载体应包括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国有农场、集体农场、农业车间、合作社、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农业企业集团、社会化服务中介组织等诸多形式，此外还包括在农业产业化中，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加专业协会加农户等微观组织形式。杜青林（2001）在山东潍坊召开的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发展。查金祥等（2001）对湖北省七十三个村农户家庭经营、合作组织和规模经营情况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要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走外延性创新和内涵性创新的道路。其中外延性创新指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和轴心，使其向外拓展，在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组建组织链。内涵性创新指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建立企业化生产的家庭农场。同时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侧重微观组织的外延性创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侧重内涵性创新。曾令香等（2001）认为民营农庄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微观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向国成等（2002）提出农业组织模式与农业组织形式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一种农业组织模式下可以有多种具体的农业组织形式。他们把我国农业组织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50年代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农生产+小农经营”模式占主体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30年“小农生产+大农经营”模式占主体地位；2030年以后“大农生产+大农经营”模式占主体地位。陈建伟、孙世芳（2003）认为促进农业组织化的关键是主体组织模式的确定，并从理论上提出，我国农业组织的主体模式应具备以下特征：以家庭生产经营为组织基础；在自愿原则下搞合作；产权联结；营利性经营；开放式运营；管理现代化。他们以此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农业组织化的发展趋向和产权合作的相关理论，指出产权合作是我国农业组织化的主体模式之一。邓勤（2003）提出公司制农业是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关键。隋玉银（2005）在分析家庭经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合作制家庭农场是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最佳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薛晓鹆（2007）认为在农地均分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组织化的主要组织形式。

（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对策措施

不少学者认为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加大对大农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向国成等，2002），大力发展合作社和专业生产协会，并造就一批农业企业家（常清文，1995；杨盛华，2002；周静，2003）。同时，发展农业组织化与政府的宏观导向和支持政策是分不开的（王能应，2004）。此外，黄等（2006）提出发展农业组织化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基层、培育重点、建设体系、分类指导”，并指出农业组织化体系的构成主体从下到上依次为基层农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产销班）、农业专业合作经济联社和农业合作经

济联合会，这四个层级的主体分别履行不同的基本职责和任务，构成一个纵横交叉的综合体系。

二、文献评析

（一）理论界目前达成的共识

1、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势在必行。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农业组织化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才能快速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目标。

2、合作组织在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尽管在农业组织化的载体选择上存在很大分歧，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合作组织是农业组织化的重要组织载体。

3、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前提条件是坚持家庭经营，这不仅符合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而且可以激发农业生产潜能，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由于空间大、周期长所带来的监督困难问题。

4、虽然我国各类农业组织不论在组织形式、组建方式以及各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上已存在多样化趋势，但总体上我国的农业组织化还处于低水平，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二）尚存在的较大分歧

1、关于农业组织化的具体内涵分歧较多。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组织化是农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张三林，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组织化是一种变迁过程，是农业组织从低层次、低水平、小规模向高层次、高水平、规模化的变迁（陈建伟、孙世芳，2003）。还有观点认为农业组织化就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的的过程（徐立行，2002；薛晓鹆2007）。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以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多样化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角度解释农业组织化（常清文，1995；郭利京，2004）。

2、关于究竟哪一种组织形式可以作为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组织载体这一问题分歧颇多，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例如，牛若风（2000）主张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杜青林（2001）主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曾令香（2001）主张民营农庄；陈建伟（2003）主张产权合作；邓勤（2003）主张公司制农业；隋玉银（2005）主张合作制家庭农场；薛晓鹆（2007）主张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等。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1、我国理论界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内涵并未形成一个清晰、一致的认识。不少学者把农民组织与农业组织，农民组织化、农业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等概念相混淆，从而对如何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形成一定障碍。

2、对于农业组织化程度的评价至今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没有学者对此建立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关于我国农业组织化的程度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3、对于农业各类组织的研究较多，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个体研究，可是我们知道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是单靠某一个组织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建立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但学术界对于这个方面的研究甚少。此外，农业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势必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应该按照一个合理的统一的标准来决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组织载体模式，但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4、大多数学者仅仅是停留于描述现状、列举问题，多数研究成果还只是一种感情偏好的表达，缺乏理论支持和实证分析，因此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此外对农业组织的运行机制，如外部保障机制、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各组织之间的组合和链接机制等问题研究甚少。

参考文献：

1、向国成,韩绍风.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2007(1).

2、陈建伟,孙世芳.产权合作:我国农业组织化主体模式[J].河北学刊,2003(11).

3、罗必良等.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生存、演进及发展[J].当代财经,2001(1).

4、郭晓鸣.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7(4).

5、曾令香.民营农庄:一种新型的农业微观组织形式[J].农业经济问题,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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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国家、社会以及民间三者之间的权力的划分与平衡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考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因素，依然是在这个研究的基本范畴中展开的。在最近的文献中，如娄成武、张建伟［1］认为，当代地方政府角色与职能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正逐渐由地方政府概念转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经历由传统官僚体制向新兴的市场模式与政策网络治理机制的转变。李文星、郑海明［2］从目前我国行政沟通存在的问题及现实需求出发，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式沟通的概念，并从转变观念、变革体制、拓宽渠道、完善法制等四个纬度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式沟通机制的构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这种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观察，也没有作出更加明确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论思路。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展开。基于此，本文将用历史与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从历史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演化关系来考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

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p#分页标题#e#

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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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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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制度性一体化 功能性一体化

一、经济全球化

1.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但是总结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有着这样一层本质的含义，即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相互联系，并逐渐形成全球的经济统一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具体包括有三个阶段：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起始阶段，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一直到冷战结束；生产的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贸易扩大到世界范围。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世界贸易对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与生产全球化一道催生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因此，经济全球化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融合到国际的大循环当中，对外贸易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比重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大量流通，形成了世界货币，并且资本也在国际上加快流动，先进的通信工具与发达的交易网络将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联接为一个整体。

2.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原因

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得出了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内在原因，即：

1）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使得一国的市场无法容纳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于是对利润的要求，迫使商品走向世界市场，从此由贸易全球化开始，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企业的逐利行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原因。不断的新市场是企业低成本高利润运作的良好途径。各个国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造成一种结构性的市场失灵，但是跨国公司可以实现内部化的优势，将产品在地成本的国家生产，在高利润的国家售卖。这就促进了经济向全球化转型的加速。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

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上相近的几个国家，为了获得区域内的经济聚集效应和互补效应，为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在一定区域进行自由流动和合理互补为宗旨而建立的跨国性的区域经济集团。按照各个组成国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与干预深度，可以分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等几个部分。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原因

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80年代获得飞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原因。分别为：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要求通过区域联合的方式来增强竞争力；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经济走向联合；竞争的加剧，促使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来进行贸易保护。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1.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区域经济一体化属于制度性一体化，而经济全球化属于功能性一体化。具体地：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相邻并且经济结构相近的国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区域范围内的国家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以国家出面签订的协议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含有政治因素在内。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超越了的概念，不含有政治因素。因此，经济全球的政府干预程度最低，这也决定了其缺乏区域经济一体化那样的政府间的相互协作。

2）经济全球化是由企业带动的一种从下至上的微观经济行为，有人称之为是企业逐步走出原有国境的离心运动；区域一体化则是由政府出面商定的，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政治经济行为，有人称之为企业主体在协定框架内的向心运动。因此，经济全球化又是功能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制度性一体化。

3）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也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关税同盟理论及产业结构相似理论等。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则来源于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等。

2.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从本质上来说,区域化是区域主义的表现形式,全球化则是多边主义的表现形式。区域化行为认可或者默认“歧视原则”；而全球化则倡导“非歧视性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相冲突的。区域化的核心在于强调区域的利益，通过区域间的各个国家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共同建立对区域外的一致壁垒，增强了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对抗能力。因此，不论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及内部协调机制来看，还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影响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对经济全球化有促进作用。这种客观的机制导致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冲突。

（2）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正如矛盾的双方，既有不相容之处，亦有共容之处。这共容之处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两者的目标和方向却是十分一致的，它们在本质上都强调生产要素、产品、服务的跨国界配置，最终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由单个国家向多国家的融合。

由于世界上国家众多，绝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一体化，更不用说更深层次的生产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通过地域上相近、制度上相似国家和地区的首先联合，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由分散的国家组成一个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由几大区域经济体来进化成经济全球化就相对容易一些。譬如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最终将形成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并且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可以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逐渐扩展。

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还为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提供了范例和模式，这也会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什么形式？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已经或正在进行着尝试和探索。在这其中，尤其是欧盟所做的巨大努力，正在为真正全球化指明了方向，并且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路线。

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首先是在各经济区域实现的。正是有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才有了实际的、超出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本质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不同的只是区域范围大小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以世贸组织所提倡的经济全球化和众多区域组织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都是促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即将世界经济打造成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间经济分工，并将世界经济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一个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实行生产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不断深化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分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生产和金融的一体化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也努力在整个世界贸易中追求好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地区内的贸易只占三个成员国贸易总额的40%，所以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歧视性”规则，但是其仍然加速了世界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并且，区域经济组织还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指导，这样，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将会得到更多的限制，其积极的作用将会得到弘扬，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也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健康发展，最终有利于经济形态走向更高级的经济全球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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