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报告范文
时间:2023-08-18 1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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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通货膨胀率;非完整性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通过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来抑制央行的欺骗冲动,防止产生时间不一致行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中央银行更是从目标、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操作过程等多方面实现了透明化,建立了完整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体系,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Haldane和Read(1999)的研究表明,在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完全透明、完全可信的货币政策将使收益率曲线免于出现跳跃。然而,大多数货币体制都是非完全透明和可信的。其典型特征是,在官方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收益率曲线会出现跳跃。但是,英国的证据表明,伴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引入以及一系列透明度改革的完成,收益率曲线的跳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抑了。显然,透明度提高的效应通过收益率曲线的稳定性被表现出来,尤其在短期内更是如此。同时,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性不断提高,即使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更长期限的收益也会更加稳定。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使透明度建设具备了完整的体系,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率明确而严格的目标,则其目标透明度自然是整个透明度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概念及分类
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央行决策过程相关依据和程序的公布程度。透明度提高,有利于公众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从而约束央行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中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并且,该《行为准则》对透明度提出以下几个要求:明确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责任和目标;公开中央银行制定和报告货币政策决策的过程,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和报告金融政策的过程;公众对货币和金融政策的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可信性和责任性。我们说,透明度有利于实现公众对央行的监督,在公众监督之下,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完成其责任,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其可信性的增强,则有利于在长期内使货币政策更具连续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长期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
以上定义显示,货币政策透明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显然,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出发,Hahn(2002)认为,透明度应包含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其中目标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要明确,如果是单一目标,则自然明确,如果是多目标,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政策偏好必须明确。知识透明度,是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央行对未来经济状况、通货膨胀预期的知识和信息公布的及时和充分程度,以及公众对其的理解程度。操作透明度指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程度,主要包括决策方式、政策会议记录和投票的公开程度,以及对决策结果的解释等。
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结构和原理
既然货币政策透明度体系包括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则三方面内容的组合自然就是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结构,然而三类透明度的作用却并不完全相同。
(一)三类透明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及透明度基本结构的合理性
依据中央银行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经济模型等,市场主体不仅要形成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还包括对中央银行将采取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本身是保证通货膨胀的一定目标范围的,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体系只是根据经济形势的现状会不会使通货膨胀改变来进行货币政策决策,如果通货膨胀状况发生变化,则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围内即可。此时,并不涉及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因为此时的货币政策只是使现时的超越目标范围的通货膨胀率回到范围内,并不是避免将来出现某种不合理状况而采取货币政策。然而,将市场主体的预期全部整合为共同预期,却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的加大。机制是这样的:如果市场主体发现通货膨胀率超出目标范围,并预期到中央银行会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围内,则市场主体并不会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计划,因为其相信通货膨胀的升高只是暂时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信守承诺,采取措施使之回到目标范围内,则市场主体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显然,在以上分析中,发挥作用的是目标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这两者足以使市场主体相信中央银行会采取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回到目标范围内,然而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进行认定却成为一个困难的任务。当然,我们可以使用物价指数或者通货膨胀率水平,但仅凭物价指数并不能确定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也许目前经济增长是需要通货膨胀率上升到某个程度的。如果当通货膨胀率超出目标范围就立即采取反通涨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形成误判。而货币政策的结果也许可以压制通货膨胀,但也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则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误判的原因是仅凭通货膨胀率来认定经济形势是否过热,而没有全面地分析经济因素的影响。显然,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率的目的是让经济不过热,也不过冷,保持稳定发展,但是通货膨胀率并不是经济是否过热的可靠凭据,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并不一定代表经济过热。那么,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央行就必须对经济是否过热做出判断,既然仅凭通货膨胀率并不能对经济是否过热做出判断,则中央银行就可能误判形势。不幸的是,在完整的透明度体系中,却必须单独依据通货膨胀率这一指标来确定货币政策,并执行货币政策。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目标透明度效率比较高,其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率是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指标。
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三类透明度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目标透明度的作用首先是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其初衷是利用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从而使经济不过热,也不过冷,平稳发展。另外,当意外通货膨胀产生时,可以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使其相信央行会立即采取措施使之下降,而不至于立即做出对投资和消费计划的调整,而使通胀率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本。而知识透明度,包括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对未来预期的公布等,可以使市场主体深入学习中央银行是如何对货币政策进行决策的,以及是如何判断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其目的在于弥补仅凭通货膨胀率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缺陷。于是,央行在知识透明度的建设中进一步介绍其使用的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数据的详细信息,甚至公布了货币政策报告来教会市场主体,央行是如何使用经济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数据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对未来形成预期的。然而,由于对经济过热与否的判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于通货膨胀率、宏观经济数据,市场主体会形成不同的解释;又因为模型的条件是会变化的,凭借某个经济模型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因此,即使具备了目标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还是不能避免形成对经济是否过热的误判。因而需要进行操作透明度建设,由不同的专家分别对经济是否过热形成判断,并详细分析和说明原因。
(二)货币政策的时滞及其对透明度体系的要求
以上分析显示,央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可能失误或存在偏差,即使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货币政策也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原因是货币政策的力度是很难把握的;即使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是适时的,力度是准确的,其效应也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执行是有时滞的,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货币政策执行后什么时候开始起作用。一般认为,央行无法克服货币政策的时滞,则由于时滞的存在,当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在已经不再适合的时间开始发挥作用,会对经济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货币政策透明度虽然可以让市场主体了解和学习央行是如何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又是如何根据该判断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甚至通过反对意见的表达标示了风险,但仍然无法克服误判的风险和时滞问题。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并不能克服央行误判的风险和解决执行时滞的问题。央行并不能准确地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也不能准确地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央行可以保证的仅仅是通货膨胀率的稳定,或者说叫做物价的稳定。但是我们要明确,虽然这并不能表明经济是否过热,但却是央行唯一能准确控制的,所以通货膨胀率目标是重要的,也就是说,目标透明度是重要的。
由于时滞问题的存在,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对未来的预期,预期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然后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中考虑这些因素。由于央行会在货币政策决策中考虑该因素,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就变得十分重要,市场主体必然也需要进行该预期。那么,对于央行来说,也就需要引导和管理市场对未来的预期。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部分得到解决。因此,透明度所应该解决的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的问题应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和管理在现时状态下市场主体对经济过热的判断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二是引导和管理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而其重点则在第二部分。
三、我国的实践
由于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在许多国家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我国央行也开始着手采取措施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然而,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体制的限制,目前情况下,透明度建设遇到一个问题:真正意义的目标透明度没有建立起来,目前也不太可能建立起来。
(一)我国央行提高透明度的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6年起中央银行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开始公布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目标,包括N1和M2的目标区间,并按季度向社会公布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在每月中旬公布上月MO、M1和M2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以及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文告》,该文告主要刊载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制度、办法、决定、通知、金融统计资料和其它需要公布的事项。
1998年3月开始,央行坚持每月与各商业银行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会上,央行通报全国金融情况,并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进行预测;各综合经济部门和商业银行介绍其运行情况,并向央行提出货币信贷政策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从2001年第1季度开始,在每季度结束后对外公布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该报告以详尽的统计数据阐明了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货币信贷概况、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对下阶段经济金融前景进行预测,提出货币政策操作意见。
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货币政策决策依据和过程等知识向公众公布,包括我国当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由来、内涵、实施效果,以及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人民银行网站可供公众随时查询其公布的各种信息,包括中央银行的职能、各种政策法规和大量宏观经济和金融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人民银行公告、季度与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调整及其相关解释、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情况、对金融形势与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状况的分析说明、货币供应量统计表、本外币信贷收支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汇率报表、外汇交易统计表、黄金和外汇储备报表、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全国城镇居民收人与物价信心指数表等。另外,央行也通过举行新闻会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发表谈话的方式来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向。
形势分析会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其他公告形式提高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知识透明度,在市场主体和央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渠道,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
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从当年6月开始每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主要针对有关货币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并在会后公布相关信息和会议决议。
我国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建立了透明度较高的公告制度,每周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中标结果产生后,央行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债券信息网”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中国货币网”及时向社会公开当日交易品种、期限、招标量、招标利率以及中标利率等相关信息。
(二)我国透明度体系的非完整性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通胀率目标一般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须长期坚守。然而,我国目前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供应量的M1和M2的目标值,且每年都有变化。显然,该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通胀率目标存在明显差别: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只是央行对下一年度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预期值或预期区间,并不是央行必须长期坚守的目标。因此,该目标对于共同预期的形成不能产生明显效用,只能显示央行对一年内货币供应量的预测以及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意向。依据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分类和定义,则货币供应量目标值属于知识通明度的内容。
同时,目标透明度要求货币政策目标是单一的,避免多目标。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体系中,货币政策实质上是多目标的,或者说是被迫采用多目标的,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我国目前不可能采用货币政策单一目标,也就是说,目标透明度建设目前是不能完成的。既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不符合目标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目标透明度;同时,由于我国央行实质上被迫采用多目标协调的货币政策,不能实施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此,我国目前也不可能建设所谓的目标透明度。然而,在完整的透明度体系内,目标透明度是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基准,没有目标透明度,就没有货币政策目标的严格范围,从而共同预期不易形成,可信性得不到改善。显然,我国不能建设完整的透明度体系,则透明度体系必然具有非完整性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透明度建设是失败的、无效的。如前所述,知识透明度可以通过公布和介绍央行使用的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数据的详细信息,甚至公布货币政策报告,来教会市场主体央行是如何使用经济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数据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对未来形成预期的。市场主体同样能够掌握央行判断经济过热与否的复杂和灵活规则,并掌握其决策的依据和方法,于是也能形成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的预期。那么在目标透明度缺乏的情况下,我国央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知识透明度的建设,从而使透明度体系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 资产重组
一、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发展趋势
随着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资产重组被众多上市公司视作改善经营、扭转亏损的重要方式,因此予以积极推崇并付诸实施。在总结过去资产重组的研究后,预测其未来发展可能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是政府主导重组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国资产重组发生的历史背景大多与挽救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有关,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实现后续股权的多元化创造条件。
二是管理层对重组的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大。近年来证监会和财政部为规范上市公司的重组行为,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尽管管理层在不断地颁布新的管理条例来规范发生重组的上市公司,但这也正说明国家有关监管部门对此较为重视,各层管理机构对资产重组的审批效率都在加强。当前各地区新一轮重组的原则必然是集中力量,抓大放小。一般来说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的非支柱产业,其主导思想就是在改造的基础上战略性退出,引入机制更为灵活的民营经济。这说明各地方政府部门对于那些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还是持鼓励和支持态度的。
三是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质地将日趋优良。过去,大股东为了将自己的劣质资产变现,往往通过资产置换或者资产出售将劣质资产甩给上市公司。由于当时的会计制度及准则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监管机构的监管还不够完善,上市公司通过账目调整以及其他一些违规操作使劣质资产仍然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维持上市公司的融资资格。然而,监管机构对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查越来越严格,随着会计制度及准则的日益完善,会计操作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致使劣质资产很难在账面上为上市公司带来利润。因此,未来上市公司重组方在考虑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时,优质资产将成为其首要选择。
二、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存在的问题
(一)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问题研究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非实质性资产重组。首先,在股权重组上,非实质性资产重组的控股股东往往只有较低的权重,这就使大股东不愿对上市公司投入太多的资源与精力。其次,新大股东往往只采用剥离部分不良资产,注入部分优质资产,或进行较小比例的资产置换。因此,非实质性资产重组的目的有以下两个:
第一,以圈钱为目的进行的“报表重组”。目前由于很多公司打着重组的幌子美化公司年报,进行的是所谓的报表重组,即上市公司的资产、业务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只是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使财务报表上的盈利增加。上市公司故意操纵关联交易,进行利润包装,粉饰会计报表,蓄意改变财务报告,达到粉饰公司经营业绩、欺诈报表使用者的目的。
第二,以保上市资格为目的进行的“资格重组”。如果将资产重组作为重新配置资源和优化管理的契机,并以此来摆脱企业财务困境,这种作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些企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通过资产重组争取获得竞争优势来摆脱财务困境上,并无实质性重组效益支撑及稳健实务操作,而是将资产重组的重心放在确保上市的资格上。所有的上市公司都知道他们在获得来之不易的上市资格后又将失去再融资资格甚至被摘牌,这显然是壳资源的极大浪费,无论对于企业本身还是对于主管部门或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对于业绩很差的企业,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账面收益指标达到再融资水平,短期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通过资产重组来进行调整。
(二)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问题分析
资产重组是一种高层次的现代企业经营方式,可以产生明显的经营效果,但也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近年在上市公司的重组热中,一些公司过分强调资产重组的正面效应,较少谈及重组风险,结果反而坠入了资产重组的“陷阱”。因此,对当前资产重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1.过分强调资产重组中的低成本扩张
一些上市公司往往把资产重组作为优势公司低成本扩张的途径,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的确,一些优势上市公司通过与劣势公司的重组,花很少的投资就实现了规模、产品系列、市场格局等多重的低成本扩张。但也有一些原来具有相当实力的公司低成本扩张后,出现了一蹶不振、步履维艰的现象。笔者认为,是否低成本,首先应从资产的有效性上分析。从短期经营看,可能是低成本的,但从中长期看,重组后在市场上并没有竞争优势,这就提高了成本。上市公司扩张成本的高低必须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如果妨碍了正确发展战略的实施或执行了错误的战略,低成本扩张的结果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2.过分强调资产重组是上市公司实现规模经济的主要途径
规模经济,是企业。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下,进行大批量生产,是产品单位成本下降的经营战略,有效的资产重组的确是达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但是资产重组过程中规模经济的实现,首先源于要素投入的不可分性,如果不存在未被利用的不可分要素,资产重组就不会带来规模经济。目前,有些上市公司进行的重组,往往不顾及可以进一步加以利用的不可分要素,重组不仅不能达到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之效,反而会加强垄断行为。从长远看,效率和整个经济运行效率都会因为垄断势力增强而更为低下。
3.过分突出资产重组对消灭亏损企业的作用
上市公司重组的具体动机虽然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出于经济性的动机。于是让效益好的优势上市公司兼并亏损公司,就成了解决亏损公司出路的办法。一些优势上市公司碍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奈地“收容”亏损公司,从长远看,并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有效重组。有的兼并只是转移了亏损,而并没有实质性地消灭亏损,其亏损由优势上市公司承担,甚至把原本效益好的上市公司给拖垮了。
三、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中的风险防范
(一)资产重组风险防范
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带来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时间性。企业资产重组的风险是指企业在资产重组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而对资产重组目标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当前,不少上市公司都试图通过资产重组和并购扩大规模,改变经营状况,实际上,资产重组和并购的风险是很大的。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风险主要包括来自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来自于重组主体的风险及重组客体的风险。
(二)企业外部环境风险及防范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调整及变化给企业资产重组带来的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是不可避免的,包括金融、证券政策的调整,财政税务政策的调整,外经贸政策的调整及产业政策的调整等都能给资产重组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那些超过企业自身适应和控制能力,严重影响企业收益或造成企业严重被动的市场震荡,如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特别是金融危机,有其突发性,很难预测。
3.来自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防范
第一是要端正重组的动机,一个成功的重组方案首先来自于正确的重组动机。在企业资产重组动机中,要始终把立足点放在大环境下的企业发展上,要立足发展、服从发展。如果忽视了这个大目标,而着眼于利用优惠政策,则可能跌入陷阱。特别是对地方性法规,在资产重组时,只可能参考,不可作依据。因为地方性法规的变动性特别大。
第二是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尽管有其外部性和突发性,但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要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和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国际化加快的大趋势,研究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全球化、国际化的开放性回应、防范性回应和保护性回应,从而准确把握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的脉络。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要重视宏观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的预测,从股市的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等相关事件来估计我国的经济形势。
(三)来自于重组客体的风险及防范
1.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包括重组客体隐瞒的负债、财务诉讼的潜在赔偿及因侵犯商标或专利权等使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等。
2.整合风险
整合风险主要指重组后,重组客体在体制上、文化上等顽强地保持其独立性,使主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两层皮现象。
3.来自于重组客体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一是要与重组客体签好风险负担合同。重组主体对重组客体真实情况的“无知”必须获得客体的保证。在合同内容中应有陈述与保证条款,损害与赔偿条款及支付现金的防范风险安排,对收购兼并等重组方式,重组一旦结束,潜在负债可能随之转到新的法人身上。因此,在签约前双方可以通过法院公告债权人在法律规定的日期内向重组客体提出债务要求,使重组主体无知的潜在负债变成有知的账面负债。
第二是整合风险的防范,应从选择重组客体开始。要充分考虑重组客体的重组动机及企业主要经营者的素质,同时要解决职工的认同感问题。一般来说,并购企业最终会将自己的风格和文化强加于对方,这样就可能会导致被并购的企业管理者“身份缺失”,引起更大的冲突,使整合陷入停顿状态。因此,在整合过程中要通过仔细的工作,公正的用人政策,一视同仁的方法逐步完成企业融合。
四、结论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围绕上市公司而展开的资产重组活动日趋活跃,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证券市场上的“重组题材”成为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本文通过对资产重组内涵、动因分析、两面性目的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是企业要重新确定“市场”在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企业在重组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明确企业的经营思路。企业的发展必须面向市场、适应市场、依附市场和创造市场;企业的发展必须满足市场的某种需要,必须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总而言之,企业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中心,采取市场经济的一切方法、手段和管理模式,克服自己的弱点,争取发展机会。
第二是企业必须及时跟踪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要认真分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发掘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市场提供的机遇,培植自己的强项,以不变应万变。同时要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技术为中心,通过低成本扩张实现横向规模扩大或纵向产业相连。
第三是企业捕捉市场机遇的同时,注意规避各种风险。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研究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全球化、国际化的开放性回应、防范性回应和保护性回应,从而准确把握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的脉络;要重视宏观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的预测,从股市的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等相关事件中来估计我国的经济形势,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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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的统计报告指出,2013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0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
“从数据上看,(今年上半年)总体汽车市场是相当的不错,大致相当于去年三倍的(增长)速度。”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在“2013年上半年全国汽车信息会”上表示。
今年我国汽车工业开局良好。据统计,一季度产销增速超过10%,表现突出;4、5、6月产量增速分别为15.3%、13.5%和9.3%,增速虽有小幅回落,但总体较为平稳。同时,具体到各车型产销情况,乘用车增速要高于商用车,拉动了汽车总体产销的较快增长。
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断下调,以及限购、限行等政策影响的背景下,汽车市场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不过,在欣喜的同时,徐长明也指出,受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去除补库存、经销商销量指数、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要持续这样的发展态势不太容易。
产销双双突破千万辆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信息会上的数据,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000万辆大关,分别达到1075.17万辆和1078.2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8%和12.3%,增速高于预期。
比照各车型产销情况,乘用车增速要高于商用车,拉动了汽车总体产销的较快增长。上半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866.45万辆和866.5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4%和13.8%,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6.1和6.7个百分点。其中SUV产销增速均超过40%,继续呈现旺盛的需求趋势;轿车产销增速分别为11.8%和11.7%,低于乘用车总体增速,总体表现平稳;上半年MPV和交叉型乘用车车型归类有所变化, MPV产销同比分别增长132.4%和128.2%,交叉型乘用车同比分别下降23%和22.5%,按照原口径,MPV产销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9.2%,交叉型同比分别增长0.4%和0.2%。
同时,上半年小排量乘用车销售比重有所提高。1.6升及以下乘用车占乘用车比重为68.5%,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1.6升及以下轿车销量占轿车总量比重为73.1%,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
受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近两年商用车产销表现低迷。但今年上半年商用车产销有所恢复,产销量高于上年同期,且增速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今年上半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08.72万辆和211.71万辆,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2%和6.7%,上年同期增长率为负数。分车型看,商用车五类车型产销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客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14.8%和14.9%,表现突出;货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7%和5.5%,半挂牵引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17.8%和13.4%;客车非完整车辆和货车非完整车辆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中国品牌轿车的表现也值得一提。上半年,中国品牌轿车销售161.53万辆,同比增长13.5%,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7.7%,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销也得到较快增长。据中汽协会不完全统计,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比上年同期有较快增长。生产新能源汽车5885辆,比上年同期增长56.3%,其中,纯电动汽车5111辆、插电式混合动力774辆。销售新能源汽车5889辆,比上年同期增长42.7%,其中:纯电动汽车5114辆、插电式混合动力775辆。上半年普通混合动力生产9388辆,销售10048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6倍和1.7倍。上半年天然气汽车生产43898辆,销售43562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倍和1倍。
下半年或难以为继
按业内人士的说法,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内忧外患”,内有防治尾气污染、城市拥堵的种种城市限制措施的压力,外有国际品牌对自主品牌的强势冲击,再加上复杂且不断下行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汽车产业能逆势而上,产销双双突破千万大关,颇令业界意外。
在复杂的环境下努力开拓市场的汽车产业,其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问题,自主品牌竞争力犹有不足。从中汽协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虽然自主品牌轿车销售增长,但中国品牌乘用车上半年销售只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1.2%,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降幅与上年相比有所收窄,但形势依然严峻,综合竞争力虽有很大提升,但仍与外资品牌有一定的差距。
曾被业内当作“能实现弯道超车梦想”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虽然也取得较快的增长。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行业信息部主任陈士华在信息会上指出,增长快,但量并不大,整个市场情况并不乐观。现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像出租车、洒水车等类似城市公共用车,私人购买的很少。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的情况,徐长明分析认为,要持续上半年的不俗表现不太容易,具体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上半年的增长、特别是今年一季度13.8%的快速增长有较大的补库存因素作用,后几个月虽略有下降,但6月份又有压库的情况。“这么算下来,半年加起来大概增加了0.6—0.7个月的库存的销量,如果每个月销量是120万辆的话,0.7个月大概就是80万辆。”
第二,调研发现,经销商的销量指数也不是很理想。
第三,今年的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不支持这么快的速度。而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还会波及汽车出口市场,我国出口型汽车企业受到的影响将比较大,像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这几个出口大省,汽车市场受到的影响无疑会更大些。
此外,从上半年汽车市场发展趋势图看,动态也在走低。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一季度是15.5%,二季度是12.1%。如果从月度上来讲,一月份最高,二月份负增长,三月份11.5%,四月份13.8%,五月份10.5%,六月份12%。所以,从动态发展上分析,下半年要持续上半年的增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篇4
你厅报送的《关于报请审核〈云南省1999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意见〉的报告》(云劳社〔1999〕70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体安排及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并结合1999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和你省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经综合平衡,对你省1999年工资指导线审核意见为:
1.1999年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6%;
2.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预警线为11%;
3.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最低线为实际平均工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二、在工资指导线正式之后,根据你省今年工资调控目标,按照分类调控的原则,引导各类企业结合本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状况,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
篇5
你厅报送的《关于颁布199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请示》(粤劳薪〔1999〕129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体安排及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并结合1999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和你省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经综合平衡,对你省1999年工资指导线审核意见为:1999年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上线为8%,下线为零增长或负增长。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二、在工资指导线正式之后,根据你省今年工资调控目标,按照分类调控的原则,引导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状况,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
篇6
时机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人民币汇率无法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已成为多方共识。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撰文指出,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5.9%,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对华逆差下降16.1%。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
是否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
目前,宏观经济存在有利于人民币升值和不利于升值的双重因素。在有利因素方面,一是今年以来宏观经济热度不减,内需显著提速。1季度GDP增长接近12%。投资方面,随着私人投资的复苏,今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保持在较快水平,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2.6万亿元,保持在历史高位,显示投资增长对信贷需求依然强劲。尽管一季度大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但大宗商品进口数量依然停留在历史高位,显示国内投资需求旺盛。供国内消费的非大宗商品进口也环比增长明显,说明国内消费需求提速。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2010年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这一思路之下,我国正在努力实现以内需为主、“三驾马车”均衡发展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将逐步减小,这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空间。
不利因素在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的测算,进口早在2009年7月就已大致回到甚至超过危机前水平,但目前出口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回归小幅渐进升值
种种迹象显示,在适当的时机,人民币汇率可能将恢复小幅、渐进升值模式,兼顾双向波动,并在升值中考虑到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
对于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看法,分析人士表示,这种方式的弊病在于难以确认次性升值的幅度,一次性升值也可能对出口行业造成较大j中击。这种激进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太可能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选择。
未来人民币汇率或将回归到2005年7月至2008年上半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模式。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认为,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有助于人民币名义汇率逐渐向实际汇率靠拢,从而逐渐纠正国内的资源配置: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冲击是渐进的,有助于出口企业的调整,因而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也是可控的。
篇7
王勇:提升管理苦练内功的时候来到了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接受某周刊专访时表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变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除此之外,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很突出,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更加显露出来,对中央企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王勇说,宏观经济形势趋紧,正是企业加强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的有利时机,既对企业解决矛盾和问题形成倒逼压力,又为企业强化管理创造相对好的环境。同时,在这个时候进行管理变革,阻力和成本相对降低,变革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中央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通过强化管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功化危为机,实现新发展的成功案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开展管理提升活动对企业应对复杂形势、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强化管理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邵宁:社会责任是培育世界一流央企的需要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举行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专题培训班上表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中央企业的需要。随着中央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际社会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和要求的标准也会越来越高。中央企业必须认真研究国际标准和国际社会的要求,通过加强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
邵宁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要求企业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是要根据企业业务特点,关注与企业经营活动最为相关、对利益相关方具有重大或潜在影响的实质性议题。同时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不仅能够增加运营透明度,增进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了解,增加共识,也有利于企业听取和吸收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改进各项工作。”
隆国强:国企“走出去”应建风险应对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17日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注意风险防范,如商业风险、国企准入风险等,这都要求国企建立成熟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
在“2012中国企业海外拓展峰会”上,隆国强表示,风险防范成为企业“走出去”能否持续、成功的关键。因此,企业需要制定一套应对机制,包括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做好前期工作,尽职调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软实力等。
张永军: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信号 可适当加大调控力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27日在证券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尽管经济增速可能仍然在继续小幅下滑,但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信号,经济下滑态势有可能将在三季度结束,必要时可继续适当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文章称,经济增速能否出现明显反弹,还要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策落实的程度及其效果。一是实现出口增长目标仍然需要做出很大努力。二是落实好扩大内需政策对下半年经济形势影响至为关键。根据目前的情况,下半年除了落实好上半年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之外,还需要密切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走势,必要时可继续适当加大力度。
侯云春:中国经济积极因素正在积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日前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经济形势报告会上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积极因素正在逐渐积累,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在政策选择上应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策选择上,他呼吁要“淡定应对市场变化”。短期宏观政策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发。同时,短期政策应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
动 态
国资委预警:停止纯规模扩张
面对目前市场需求下滑,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升,经营压力日益增加的现状,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日前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再次对目前央企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预警——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必须停止。企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并购管理,所有投资必须转向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商业模式的升级。除此以外,央企要更加重视加强现金管理和巩固资金链,特别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不仅关注自己的现金流,还要关注上下游客户的资金链,防止由于上下游资金链缺口引发连锁效应。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资委已多次公开提醒央企,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此前召开的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央企要做好三到五年过“寒冬”的准备。
商务部:鼓励内地与香港企业联手“走出去”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近日在港表示,商务部高度重视并鼓励内地与香港企业联手“走出去”,共同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拓国际市场。
李荣灿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新的机遇,商务部希望通过下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共同增强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的竞争实力:一是双方将建立联合“走出去”的合作机制,同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交流,为两地企业联合“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二是做好香港如何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调研工作;三是举办各种展会论坛等活动,加大内地与香港企业的交流沟通。希望内地与香港企业能够紧紧把握机遇,真正做到同享香港优势,开拓海外市场。
武汉铁路电信教育等行业将大规模向民资开放
篇8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以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国内通货紧缩的形势可望得到缓解,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将逐步呈现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企业经营者同时认为,目前社会总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效益不佳的状况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经营者希望政府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稳定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鼓励适度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需求,促进经济的全面回升。
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经营者对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企业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有所加快,但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等配套改革措施尚不到位,这些已成为制约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经营者认为,继续深化企业改革是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和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环境的根本出路。
为了解企业经营者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改革成效、企业运营状况、当前存在问题及其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为政府进一步调整宏观政策和深化企业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依据,1999年8月至11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1999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
本次调查是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第7次全国性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情报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改革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财政部财产评估司、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培训司、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中心、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国家轻工业局企业改革司、国家机械局规划发展司、国家国内贸易局行业规划与法规司、国家冶金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国家电力公司战略研究与规划部、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等有关部委的支持和指导。
本次调查以企业法人代表为调查对象,按照我国企业的实际构成情况进行等比例抽样,采用邮寄问卷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0份,回收问卷3629份,其中有效问卷3562份,有效回收率为35.6%。通过对部分未填写问卷与填写问卷企业的对比分析,未发现存在系统偏差,说明本次调查结果有效。为使调查分析更为全面和深入,本报告还充分利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以往的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上述行业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2.2%、6.5%、4.4%、10.5%、3.3%和2.9%。从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占55.1%,中部和西部分别占27.0%和17.9%。从企业不同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35.1%、47.3%和17.6%。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占45.7%和54.3%,在非国有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占17.0%,股份有限公司占13.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8.6%,集体企业占7.7%、私营企业占3.5%,股份合作企业占2.9%。从企业盈亏状况看,盈利企业占50.4%,亏损企业占29.6%,持平企业占20.0%。
本次调查的企业经营者年龄主要分布在36~45和46~55岁之间,比重分别为31.9%和47.3%;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占84.7%,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4.6%;职务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厂长或党委书记的占94.4%,其他职务的占5.6%。
第一部分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一、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大部分企业经营者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减缓,但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基本平稳。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今年GDP增长速度的判断,选择6~7%之间的企业经营者占48.6%,选择7~8%之间的占31.0%,选择7%以上的占33.6%。
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企业经营者认为“正常”和“基本正常”的比例比去年增加9.3个百分点,认为“偏冷”和“过冷”的比例比去年同期调查减少6.0个百分点,说明企业经营者对我国经济总体走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本次调查将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目前经营状况的判断分为“良好”、“一般”和“不佳”三种选择,调查结果显示,30.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45.9%认为一般,23.2%认为不佳,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7.7个百分点。
二、企业生产呈恢复性增长
关于企业的生产状况,从企业经营者填写的情况看,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停产和半停产企业的比重为19.7%,比去年减少2.5个百分点。从企业的地区分布看,停产、半停产企业比重东部地区最低,为15.3%,比去年减少4.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25.9%,比去年增加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略好于中部地区,比重为24.1%,比去年减少2.9个百分点。从企业经济类型看,目前企业停产半停产比重较高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其比重为25.1%,比各类非国有企业分别高出5.9~15.4个百分点,但仍比去年减少2.8个百分点。
关于企业生产(服务)量的调查结果显示,39.1%的企业生产(服务)量比上期增加,34.1%的企业保持上期水平,26.8%的企业生产(服务)量比上期减少,认为企业生产(服务)量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12.3个百分点。
关于企业销售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38.2%的企业销售量比上期增加,31.0%的企业保持不变,30.8%的企业销售量下降,销售量增加的比减少的多7.4个百分点。
三、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初见成效
针对近年来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央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在政府采取的诸多启动市场、扩大需求的措施中,企业经营者对其有效程度判断的顺序依次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81.4%)、打击走私(40.7%)、拓展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应(33.4%)、降低存贷款利率(32.4%)、降低财政税费率(25.7%)、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1%)、加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8.5%)、放宽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限制(17.3%)、提高出口退税率(15.0%)以及开展和扩大个人消费信贷(12.6%)。
从企业经营者对当前宏观调控措施力度的判断中可以发现,企业经营者们认为当前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仍有进一步扩张的余地。
从货币供应量看,认为该项措施力度“偏低”和“过低”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45.5%和7.4%,两者之和比认为“过高”和“偏高”的比重高出41.0个百分点,比去年认为“偏低”和“过低”的比重高出10.2个百分点,说明企业经营者希望进一步放松银根,扩大货币投放。
从存贷款利率看,认为“偏低”和“过低”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23.6%和4.2%,两者之和比认为“偏高”和“过高”的比重高出10.2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调查的情况则是企业经营者认为“偏高”和“过高”的比重比认为“偏低”和“过低”的高出7.6个百分点。
从人民币汇率看,认为“偏高”和“过高”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22.8%和3.9%,两者之和比认为“偏低”和“过低”的高出5.0个百分点,与去年的情况大体相当。
从出口退税率看,认为“偏低”和“过低”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39.1%和2.1%,两者之和比去年降低了8.9个百分点,说明今年出口退税率的进一步降低得到企业经营者的认同。
从财政性税费水平看,认为“偏高”和“过高”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62.9%和19.3%,两者之和达82.2%,比去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经营者要求进一步降低财政性税费水平的较强意愿,同时也表明在目前形势下,加大税收政策手段的使用将会比货币手段更为有效。
从股市扩容速度看,企业经营者认识差异较大,认为“偏高”和“过高”的分别占31.3%和11.0%,认为“偏低”和“过低”的分别占29.5%和3.6%,认为“合适”的占24.6%,这说明股市扩容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措施的出台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四、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有所改善
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看,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5.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减弱,认为与去年相同和加重的则分别只占18.0%和21.8%。
从通货紧缩形势看,调查结果显示,48.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明年的通货紧缩形势将“有所缓解”,而分别仅有19.9%和12.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会“维持现状”和“有所加剧”。由此可见,较多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以市场物价持续下跌为表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可望在明年得到缓解。
五、存在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生产经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制约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还需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首先,社会总需求不足。调查结果显示,86.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总需求不足,其中,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外贸出口需求不足现象尤为突出,认为居民消费需求、外贸出口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及社会集团消费需求不足的分别占86.1%、86.0%、66.0%、66.8%。
企业订货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需求不足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仅6.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企业订货高于正常水平,51.0%认为订货处于正常水平,42.3%认为订货低于正常水平。
其次,企业效益尚未明显改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企业的总体效益状况与去年相差不大,企业盈利面由去年的50.7%略减到今年的50.4%,亏损面比去年的29.7%微减了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盈利面比去年缩小1.8个百分点,同时亏损面比去年减少1.5个百分点。
关于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企业的效益不够理想,52.7%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在5%以下,19.8%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在5~10%之间,17.0%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在10~20%之间,只有10.5%的企业销售利润率超过20%。
第三,企业资金紧张。调查结果显示,66.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资金紧张,而认为资金宽裕和正常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5.0%和28.5%。比较而言,目前企业资金相对宽裕的为东部地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对企业经营者2000年投资意向的调查结果显示,资金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需求。在2000年不准备投资的企业经营者(占27.3%)中,85.3%认为不投资的首要原因是资金紧张。
在分析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时,综合来看,企业经营者也将资金紧张(53.2%)列为需求不足原因的首位。
第四,市场供求结构不平衡。在对10项要素市场的供求分析中,企业经营者认为供大于求比重较大的前三项是:消费品(91.4%)、房地产(85.0%)和原材料(77.3%);与1996年的调查相比,认为消费品和原材料供给过剩的分别增加了12.3和22.5个百分点,而认为房地产过剩的减少了6.5个百分点。认为供不应求比重较大的前四项是:技术(83.9%)、资金(81.2%)、人才(73.8%)、信息(72.3%)。由此可见,技术、人才、信息的短缺是造成当前市场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六、企业经营者对参与国际竞争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首先,企业经营者对中国加入WTO对于经济的影响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66.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加入WTO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利大于弊,10.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影响不大,7.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弊大于利。
为迎接WTO的挑战,企业经营者对各项应对措施的选择比重依次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了解(66.2%)、增加技术创新投入(62.7%)、加强经营管理(61.9%)、提高国际化经营程度(45.4%),加强信息化建设(28.7%)、降低产品(服务)价格(13.5%)、转变主营业务投资其他行业(7.3%)和多进口外国设备(3.6%)。
其次,企业经营者投资需求趋强,技术改造投资形成热点。对企业经营者2000年投资意向的调查结果显示,72.7%的企业经营者表示明年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在这些欲投资的企业经营者中,其主要投资方向依次为进行技术改造(80.9%)、扩大生产规模(54.1%)、建立企业计算机网络(40.0%)、兴建科研或培训中心(25.2%)、进口先进设备(24.9%)、修建环保设施(16.4%)和兴建厂房(14.3%)。选择进行技术改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可见企业经营者们已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企业经营者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共识。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我国应优先发展的产业依次是高新技术产业、教育产业、基础产业和农业,比重分别为78.3%、49.0%、36.7%和32.8%,说明企业经营者希望政府采取适当的产业政策,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企业经营者认为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依次是高新技术产业、教育产业和信息产业,比重分别为60.0%、42.2%和39.5%。
企业经营者在适当的条件下准备投资的产业依次是:高新技术、信息和教育产业,比重分别为70.9%、31.7%和28.6%(见表30)。
第四,企业经营者们对未来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作出了预测。调查结果显示,35.1%的企业经营者预测未来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6~7%之间,33.2%认为在7%以上,比认为在6%以下的多1.5个百分点。
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未来预期看,调查结果显示,37.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企业经营状况将有所好转,44.6%认为将维持现状,18.0%认为将有所恶化,表明企业经营者预期企业经营状况总体将会呈现稳步回升的势头。
第二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改革现状的看法
一、企业经营者对出台的改革措施给予积极评价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经营者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大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各项改革措施取得成效的程度(“成效显著”“效果良好”“有些效果”)依次是:财税体制改革(78.5%)、金融体制改革(76.4%)、科教体制改革(75.0%)、建立社会保障体系(73.6%)、建立现代企业制度(72.6%)、外贸体制改革(70.2%)、投融资体制改革(69.1%)、转变政府职能(59.7%)和政府机构改革(48.3%)。从企业经营者对各项改革措施认同程度的差异看,继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企业经营者比较普遍的愿望。
二、国有企业改制愿望迫切
调查结果显示,在样本企业中,有57.3%的企业已经成为公司制企业,另有27.0%的企业准备近期实行改制。其中,虽然国有企业中已实行公司制的比重不高,仅为24.4%,但准备近期改制的比重高达49.9%。
从改制的进程看,本次调查的企业中,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公司制的占35.9%,1994年以后实行公司制的占64.1%,其中国有企业1993年以前实行改制的占41.5%,1994年以后实行改制的占58.5%,显示出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明显加快。
三、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的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改革的关键环节。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状况还不能完全满足职工需要。其中,相对较好的是职工养老保障,认为满足的企业经营者占39.5%,认为不满足的占31.8%,前者比后者高7.7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满足情况较差的是失业和再就业的社会保障,认为满足的仅分别为11.2%和13.5%,而认为不满足的分别高达58.6%和62.1%。
对于企业职工住房保障,有24.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满足,44.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不满足,前者比后者低19.8个百分点;对于职工医疗保障,有25.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满足,50.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不满足,前者比后者低24.9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国有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障的满足程度都低于非国有企业,其对职工各项社会保障的净满足程度(满足–不满足)比非国有企业低的百分点依次为:再就业保障(16.5)、医疗保障(15.9)、失业保障(12.8)、养老保障(5.9)和住房保障(1.9)。
四、国有企业负担比较沉重
对国有企业负担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最主要的负担是债务负担,其中,58.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负担很重,33.4%认为负担较重。从企业资产负债率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2.0%,比1996年降低5.3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9.5%,还略高于1996年水平(69.1%)。
企业经营者认为国有企业负担居第二位的是富余人员较多。调查结果显示,51.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负担很重,38.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负担较重。
国有企业医疗及离退休养老负担被列在第三位,44.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负担很重,42.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负担较重。
调查发现,目前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企业办社会负担和“四乱”负担(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仍然较重,其中认为税费负担较重和很重的分别占30.7%和48.3%,认为企业办社会负担较重和很重的分别占28.1%和40.9%,认为“四乱”负担较重和很重的分别占22.9%和42.3%。
五、国有企业脱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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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内冷轧板市场价格震荡下降。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成本降低、需求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冷轧板市场全年经历了缓慢下降的态势。
2014年价格震荡下降
2014 年,国内冷轧板市场经历了一路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其一,钢坯价格明显走低,钢厂出厂价格一降再降,冷轧板市场信心受到影响。其二,随着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下游采购需求减弱,市场成交冷清。临近年底,市场行情不佳、资金周转紧张等因素影响继续存在,上下游库存备货意愿较低,市场难有起色。其三,含硼钢材出口退税政策可能取消,虽目前尚无定论,但很大一部分钢厂以及贸易商暂停接出口新单,在此种情况下,冷轧板市场价格仍有下降风险。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12 月29 日,国内重点城市1.0m m 冷轧板市场均价为3766 元(吨价,下同),比2013年平均价格下降518 元,比2014 年最高价格下降482 元,降幅分别为12.1% 和11.3%。上海、北京、天津三大重点城市的冷轧板市场价格比2013 年价格分别下降7.1%、7.8% 和8.4%。
2015年价格下降,但降幅有限
展望2015 年,国内冷轧板市场价格仍将以低位震荡为主,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难有大幅上涨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钢铁价格已降至近10 年来最低,继续下降的空间也有限。
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产能过剩格局不变。最新公布的中国2014 年第三季度G D P 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22 个季度以来的最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报告称,2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稳中缓降态势,预计GDP增长7%左右。在此形式下,尽管钢铁行业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产能扩张趋势将得到控制,但根本性改变尚需时间。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15 年冷轧板产量有700 万~ 1000万吨的增量,总体产量将达到8300 万~ 8500 万吨。
国内冷轧板需求显著减少,下游采购意愿降低。家电方面,2014 年1 ~ 10 月, 家电行业产销率为96.4%,比2013 年同期下降0.5 个百分点。国内冷轧板需求显著放缓,下游采购意愿降低,这种情况在2015 年或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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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现阶段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变化来看,危机使外需拉动的因素大幅度下降,但内需并没有填补外需的缺口,反而出现消费拉动乏力、投资驱动进一步上扬。在外需总量下滑的同时,结构也有所恶化。加工贸易顺差的持续攀升以及一般贸易顺差的快速逆转说明中国贸易顺差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结构调整中步入“快速衰竭期”,中国将迎来“无贸易顺差”的时代,中国未来结构调整和宏观管理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从供给结构来看,结构调整和全球危机冲击并没有改变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和所占比重,产业结构反而重返危机前的轨道,在重工业比重提高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重新反弹,中西部的崛起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工业推动”的色彩,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刚性。其中最为深层次的结构刚性反映在中国就业结构与增长结构之间不对称的关系之上,不同部门的巨大的就业弹性导致中国出现“无就业的增长”与“高失业的萧条”的交替,从而导致中国任何速度的调整和结构的调整都面临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强烈约束。
“经济泡沫”+“金融管制”+“监管套利”不仅导致中国经济融资结构发生变异,更为主要的是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盈利模式,并且由于收益倒置加剧了中国宏观资源的错配,金融秩序的治理成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调整的核心。
由此得出结论,第一,“降速”没有“转轨”。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景气的下滑,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从“投资与出口两轮驱动模式”变为“投资单轮驱动模式”。
第二,中国结构刚性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国刺激计划”、“中国重化工业中西部纵深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有所恶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收益结构反转将使中国结构性问题更为复杂。解决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种困境的核心依然在于中国保障体系和社会建设的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