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现象是古而有之，国际上有之，关于腐败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

1.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一是理性人假设条件；二是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被称为“经济人”，“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其需求取决于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行动；人的需求是无穷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旦某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出现另一种需要满足的需求。相对于无穷的需求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需求的无限性与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需求与有限手段的矛盾。

2.从商品的等价交换出发：如果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也看成是一种商品的话，那么“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表现在：首先权力价值被低价交换给行贿者，行贿者得到权力价值的效用大于行贿者付出的代价，而政府官员满足这种交易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权力来自于政府机关所任命官员的权力影响力。组织正式授予政府官员一定的职位，从而使政府官员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使其有权对下属发号施令。这种权力价值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而获得这种权力可能是由于机遇而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或者仅仅牺牲了一部分个人利益，但这种付出价值远远低于手中权力的价值。正是由于“权钱交易”的不平等性才使腐败行为更容易发生。

3.从经济社会的现行体制出发：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能完全成立，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能完全实现。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秩序等等）。这就使得权力与资源的结合在这一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偷盗等其他非法形式来满足）。相反，政府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体制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腐败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以上三条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4.从腐败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出发：腐败行为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还依赖于它产生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充分条件依赖于当权者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权者是否腐败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当权者的需求偏好、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法律法规、权力制衡机制等等。以下借助一个经济模型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时机，文字表达如下：如果说当权者搞腐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那么，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就构成其腐败活动的成本。具体而言，腐败成本由如下几方面构成，其一，当权者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首先就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他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循规守法的操行，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构成腐败的心理成本。其二，由于种种体制、法规的存在，腐败行为一旦暴光，将会受到相应的政纪法规处罚，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当权者在决定腐败时所必须考虑的，这种由于腐败行为败露而招致的惩罚，可称其为惩罚成本(C[,pe])。其三，当权者在位时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种种“制度特权”（如小车、住房、移动电话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灰色收入如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如一旦腐败行为东窗事发，则以上利益就会丧失殆尽，这种风险构成其腐败决策的机会成本(C[,o])。总结以上论述，可见，腐败行为既会带来腐败收益，也会产生腐败成本，其中，我们把腐败的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加称之为腐败总成本。

当权者也是人，他在进行腐败决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假设当权者对腐败行为不能被暴光的概率估计p[,1]，所获得的收益为R；而对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估计为p[,2]，所得到的处罚损失为L，那么他应该得到的期望损益值为：  

E=p[,1]×R+p[,2]×L

当期望损益值大于或远远大于腐败总成本时，当权者才会实施腐败。

  二、腐败危害的经济学分析

1.从不平等的交换分析。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殊商品的交易。我们知道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自动地配置社会资源，而这种不平等的交易不仅损害国家及公众的利益，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得不合理，使大量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向效率低下的企业和个人流动，使稀缺资源的分布更不合理。公平和效率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短短20年，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经济领域的改革成绩显著，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步履缓慢，从而导致权力的市场化。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社会组织中占据的不同地位进行着一场极不平等的财富积累大赛。这种不平等的市场运作机制既丧失了公平，也不可能得到效率的提高。腐败行为的这种不平等性最终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原则。

2.从社会总效用来分析。“权钱交易”的双方都从国家及公众的利益中攫取了大量的好处，使社会分配更加趋向于不合理，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已高于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标准，而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力介入市场造成的，私营非法收入、政府官员的非法收入对于全社会总的收入分配差别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对于富人来说，它的边际效用是不大的，而且随着富人财富的增加，它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一个单位的财富对于穷人来说，它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因此，如何降低富人财富的增长速度，提高穷人财富的增长速度，就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经济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所有成员的财富均衡，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总效用达到最大。

3.从社会总效率来分析。腐败行为严重地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资源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每一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智力优势及技术专长，健全的社会经济秩序会促使每个人尽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当今社会腐败行为的盛行，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因为一个人靠勤劳、智慧致富，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除去金钱来源的道德判断外，这两者却是等值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和良币等值，只要现行体制不能惩罚手持劣币者，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整天想着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这种现象长此以往的存在势必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社会总效率降低的关键因素。

  三、腐败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既然腐败的产生与现行社会的市场机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社会公正方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腐败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只要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动消亡，那么，我们的反腐败目标就不应是幻想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定为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利用最小治理成本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及扩大。分析近期发生的大量腐败案例，我们发现大量腐败分子在为党工作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好的，而在腐败的初期也仅仅是接受小恩小惠或谋求很小的私利，而在后期，他们的私欲急剧膨胀，大量贪污受贿，甚至是走私贩私、出卖国家的利益。如果把腐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用L表示，那么L对于时间T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腐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时间图

在t[,1]以前它比较平坦，在t[,1]以后它逐步上升，斜率越来越大。因此，腐败治理最好在时间点t[,1]以前进行，这时治理腐败的成本为最小，即在出现腐败的苗头时制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与扩大。在这一时期要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说过“权力弊端的根源，它的实质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恶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只有靠个人的觉悟和自我克制”。而个人的觉悟和自我克制能力可通过思想教育来提高。

2.建立权力行为的制衡机制，抑制腐败的频繁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必须设计一套较为完备的对腐败行为的制衡机制，抬高腐败的各种成本，使腐败的实际总成本无限接近于腐败的理论总成本，从而降低腐败的总收益，使当权者感到腐败行为不划算，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首先，加强新闻监督，实现新闻监督的法制化，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以增加腐败分子的心理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新闻工作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他们成为监督当权者、遏制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即加大了腐败分子在腐败决策时的惩罚成本。对于腐败分子不仅要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而且还要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痛心疾首.第三，适当提高当权者的工资收入和“制度特权”可增加腐败决策的机会成本。我们不能保证“高薪”一定能够“养廉”，但是，一定程度的“高薪”确实能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只有当以上三种成本的提高使其腐败的总成本接近甚至超过腐败的总收益，才能使当权者感到腐败的预期收益很小，风险很大，抑制当权者腐败行为的萌发。

3.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确定最小的反腐败成本。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抓获腐败分子的成本C[,e]，二是执行关于腐败的法律惩罚条款F的成本C[,f]，从而总的单位成本就是C[,g]=C[,e]+C[,f]。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腐败分子的收益R是“外生的”的常量，对于给定的F，为了达到有效惩罚水平P=P×F=R，政府只要支付足够的努力来保持所必须的破获腐败案件的概率p就可以了，而太高的概率p将大大增加破获罪犯所支付的成本，也就是说，抓获罪犯的成本C[,e]随所要求的破获概率的增加而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给定了有效惩罚水平P，破获概率越高，则所需的罚款F就越低，也就是说，执行惩罚条款的成本C[,f]随概率p的增加而下降，如图2所示。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C由C[,e]和C[,f]组成，由图2可知，总成本曲线呈U型，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概率p*使得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达到最小值。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p*点可作为政府权衡C[,e]和C[,f]的依据。

附图

  图2  反腐败行动的成本分解

二十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人瞩目，但转轨时期的种种体制缺陷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频数和规模，腐败只耗费社会资源，而不创造社会财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腐败是对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公然挑战。遏制腐败需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入手，对任何一方面的忽视都会对反腐败的综合成效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腐败成因及反腐败的措施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1-11-08

【参考文献】

[1]  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9.

篇2

一、传统的外部性理论

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首先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以来，外部性视角一直是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一定意义上说，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体现了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的实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一致性。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12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判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不能仅仅以私人的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更要以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行为主体的福利时，而又不付报酬赔偿或收取补偿，就意味着前者的行动对后者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局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故称之为外部性。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经济学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在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之外，周围的居民也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例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即是发明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发明者享有，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无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还是小于边际私人成本，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都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基于此，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就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前，“庇古税”理论一直在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科斯对庇古的批判

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批判“庇古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对“庇古税”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例如，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但是，科斯指出，避免甲对乙的损害也将使甲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科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其次，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如果产权是明晰的，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成本收益加以权衡才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庇古税”方案既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无效的制度安排，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产权是否明晰。上述三点批判构成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y）”的主要内容，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无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与选择来实现。

由此可见，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在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上，“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更重要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首先并不是针对外部性问题提出的，而是针对“庇古税”理论提出的，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探讨如何纠正外部性问题，而是在于说明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三、外部性问题的延伸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对外部性问题的讨论中，同样运用了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这里的成本指的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及权利调整的成本。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产权已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选择以他所能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成本而定。无论是企业通过长期契约将外部性内在化，还是政府作为一个超级企业进行直接管制，均是出于避免或减少交易成本以达到社会总效应的最大化的考虑。

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最终的用意实际上不是在于如何解决外部性，而是强调思想方法的改变，即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问题，从什么样正确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文章列出了大量的案例及法官判决结果，对这些举证的思考无不是从问题的相互性出发的，即从总体考虑、从资源配置总的效应来分析问题。法官在决定合法权利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谁有权做什么”。而这个权利也是相互的，通常要决定“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这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也同样考虑经济后果。火车蒸汽机产生的火星造成谷物的损失，可能不必负责，因法律规定铁路可以使用蒸汽机；工厂的噪声和烟尘可能可以造成他人的不适，因为世界上总得有工厂、炼油厂，法官也可能要求原告为了大众利益而忍受出现的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事情的效用决定了争端的解决”，法律不仅要在分配上主持公道，更要在效率上主张公道。法官对“糖果商与医生”案做出的是禁令判决，对“纤维草席”案做的是赔偿判决，而对“造墙者与生火者”案则认为造墙者有侵害但无责任。同样是妨害引起的外部性问题，法官有着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也可理解为要从问题相互性角度从发，来考虑社会总体资源配置的效率。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发展现阶段公平失衡不是按劳分配引起的收入差异，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公平，城乡差别就是来自于此，比如同样是修路，城市由政府拨款，而农村则要农民集资。垄断造成的不公平也是政府的责任，垄断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一些行业形成垄断是由于政府的行政保护，限制行业准入，无法形成竞争，出现了高额的垄断利润。科斯定理中，若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分配不影响最终分配，只要分配是有效率的，参与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继续进行购买、交换以消除分配的无效性。但现实生活中零交易成本是不成立的，资源的初始分配必然影响最终分配。对于由于制度先天缺陷引起的分配不公平，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权衡自身的成本收益后，普遍认为个体的成本大大高于收益。为获取多一点的收益不惜铤而走险，部分人为达到个体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而采取更为激烈和极端的交换形式，引起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增加。为平息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将会是无效地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公正公平是在政府层面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市场调节或仅是政府干预可以解决的。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是调节公平分配的主体，推进公平体现在财政分配公平上，尤其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体系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体现社会的公平。这些工作看似增加了社会成本，但它增加了个体的收益，纠正了分配不公带来的更大的社会资源的损失。

、权利与金钱的交换，腐败的孳生根本上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经济学拍卖理论中有个行贿模型，不仅中标人（行贿成本达到目的的人）要支付竞价成本，其他的竞价人同样也要支付竞价成本。这实际上增加了社会资源的消耗。以腐败换取利益的群体同样也是要权衡自身的成本收益。腐败肯定增加了自身的成本，在实现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腐败是个历史悠久、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治腐败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现阶段要做的仍是明晰政府的职责，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首先，政府要真正贯彻社会资源按要素分配的制度原则，国有公共资产使用代价、使用成本不能减免，国有公共资产所获得的租、息应全民受益，而不是向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倾斜。其次，维护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是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完善法制和监督机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其目的是加大腐败者的成本，使成本超过收益，降低腐败者的腐败动机，从而达到“一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不以损害别人利益最大化为条件的”，以实现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有效。

篇3

关键词： 风险偏好；监管强度；金融监管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02-07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著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六、结论

在金融已经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无须赘述。金融监管是否真正有效，以及如何监管能更有效，才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未解的难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剖析博弈过程中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结构，并区分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结合监管机构监管强度，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主要结论归纳为以下三点：

1.要区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实施监管，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监管行为。本文得到的均衡结果说明，高效率金融机构始终能到达最优状态，而低效率金融机构却始终偏离最优状态。因此，监管行为要具有灵活性：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宜采取原则导向的监管⑩，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性，激发它们的竞争力和活力。原则导向的监管不是放松监管，相反，原则导向的监管难度更大，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以及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低效率金融机构，则要采取规则导向的监管⑩。否则，盲目的监管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监管效果，而且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的不当监管实际上是监管资源的浪费）。 　2.博弈过程中的风险偏好结构影响监管有效性。因为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左偏，其表现是竞争力不够，适宜的监管对策是提高其竞争力与活力；而风险偏爱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右偏，其表现是稳健性不足，适宜的监管对策应更倾向于稳健性的提高。

3.提高监管强度有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虽然，对低效率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达到完全有效。但是，监管机构引入审核和惩罚等机制，提高监管强度，确实有助于缓和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偏离程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注释：

①主要是指纳税人和投资者。

②竞争力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实力（如机构个数、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净利润）、经营能力（如净利润增长率）和盈利能力（如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及抗风险能力（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

③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影响参与主体风险偏好的因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自我认知。若参与主体对自身有准确的认知，则他倾向风险中性；反之，他会倾向风险厌恶或风险偏爱。

④监管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相互独立的，假设监管机构不受资源约束的影响，要使监管机构的监管总效用最大，只要监管机构对每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用都达到最大即可。

⑤q-an表示监管机构风险厌恶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q-值，以下同理。上标中的首字母表示监管机构的风险偏好，第二个字母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n表示风险中性，a表示风险厌恶，f表示风险偏爱。

⑥因为低效率金融机构谎称自己是高效率金融机构，从而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没有必要对自称是高效率的

金融机构进行审核，这一点在求解时也会得到证明。

⑦υ=υ（θ，）表示对高效率而谎称低效率的惩罚，=υ（，θ）表示对低效率而谎称高效率的惩罚。

⑧最优契约时，金融机构不会出现谎报行为，因此实际惩罚不会发生，υ不进入目标函数。

⑨下标a表示引入审核机制后的变量，以下同理。

⑩原则导向（principlebased）的监管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这些原则，并根据其经营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则导向（rulebased）的监管则是一种过程控制式监管，要求监管者制定描述性的详细规则，监督金融机构的合规状况，并根据是否合规来决定对之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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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代建制 制度变迁 理性分析

国务院2004年7月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实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建成后移交使用单位。”至此，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中试行的代建制，首次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被正式推出，发展中的代建制有了政策性依据，但与代建制相关的基础理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代建制的内涵分析

1.代建制的概念

项目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CM制是业主委托――称为建设经理的人来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等工作，但不承包工程费用。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人，在业主委托的业务范围内以业主名义开展工作，如有权自主选择设计师和承包商，业主则对建设经理的一切行为负责。采用CM制进行项目管理，关键在于选择建设经理，一般来说，精通管理、商务、法律、设计、施工等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是一名优秀建设经理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2.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代表业主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只是协助业主与上述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项目管理的主要方式由项目管理服务(PM)和项目管理承包(PMC)两种。

所谓“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中，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总承包企业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包中的主要方式有设计――采购――施工(EPC)或交钥匙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DB)等几种。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表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项目管理对于项目建设单位来讲，是在合同范围内为之提供一种技术性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则是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性与建造劳务相结合的服务。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的代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同，而与工程总承包有所区别。

第二，在项目管理中，项目管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是代表建设单位，以建设单位的名义做出的;而在工程总承包中，总包企业除了以自己的名义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外，对从自己这里分包工程的分包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完成工程建设及其管理的操作方式与工程总承包相同，而与项目管理有所区别。代建制是对建设管理费用的承包，项目管理企业具有项目建设阶段的法人地位，拥有法人权利(包括在业主监督下对建设资金支配权)，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投资保值责任。

第三，与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样，工程项目的“代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工程建设方式，我国将其作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制度化范式，从公共投资管理角度来讲，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解决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尤其以国家名义投资建设项目所造成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权合一模式所造成的“责、权、利”难以分清，难以具体落实的严重弊端，是以分权和市场化的方式对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利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实施的效果上则主要表现为项目投资和工期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防治。因此，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主旨，我们在对代建制进行制度定位时，不应将其混同于一般的项目管理方式，否则将难于理清代建单位的代建和对于项目的管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将其归位为解决政府业主的“虚位”问题，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明确各主体责任而将政府对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管理通过一揽子的方式委托代建单位实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

二、代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制度所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践已经证明原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但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日趋低下，而且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充分暴露出原有制度的无效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出现和实施，就是原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它明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并逐步显露出其制度的无效性。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二是趋利机制导致投资失控。三是项目建设的自营性、临时性、分散性导致质量与效益低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政府官员的参与造成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项目投资和建设，容易产生“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问题，当监督机制缺失时更会导致腐败。五是导致建设市场混乱。

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投资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速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府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成为公共物品的惟一供给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与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其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政府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形成了投资主体和资金渠道多元化格局；三是建筑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促使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上述表明，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发生变迁时，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结构失衡，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也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供了变迁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

三、代建制委托理论分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罗斯（Ross）、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委托――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人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凭借这个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信息不对称性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不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订契约之前，产生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性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指委托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清楚潜在人的真实情况，可能选择到并不满意的人。而且人还会利用这部分隐蔽信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契约，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可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契约来获取人的信息，采用信息甄别手段；或者高质量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采用信号传递手段。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关系确立以后，指方利用信息优势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使委托方遭受损失，而实现利己的目的。道德风险会增加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导致低效率。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委托人在与人签约时就应考虑如何减少道德风险的损害。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合同中签订避免道德风险的条款，以防止人采取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采用这种方案，委托人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监督人的行为。合同条款是否能避免道德风险，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否监督人的行为，以及监督成本的大小。监督越困难，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道德风险的危害也越大。另一种方案是为了弥补监督的困难采取的激励措施，以激励促使人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传统上是采用项目使用单位自建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即通过组成项目法人、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办等对政府投资项目直接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建设承包商和建设监理单位之间直接签订业务承揽合同而建立了委托――关系:首先,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与项目使用单位之形成了委托――关系，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项目使用单位为人,其次,则是由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等签订业务合同而形成的委托――关系，在这里项目使用单位为委托人，而规划设计等单位为人。但这种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委托――关系中在着许多弊端。在这个以项目使用单位为纽带所形成的委托――链当中，使用单位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委托人都是不合适的。

实行代建制后，项目使用单位只是对项目提出建筑功能和使用上的需求后便不再直接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其主要职责变为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一道对代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这样以来，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在代建制框架下就形成了一条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实施活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包括项目使用单位)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委托人，代建单位为人。在这个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链中，代建单位因其专业化和第三方等特点使其成为政府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人，因为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投资规律和基建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代建单位会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四、代建制隐形激励理论分析

所谓激励就是要使得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采取行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 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易时,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法玛的研究表明,“人市场的竞争对人施加有效压力”,在竞争性人市场上,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人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人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人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

综上所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传统体制所有者代表缺位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由“基建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外行管理内行的问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多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实施,以及概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等，体现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责权利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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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公共权力；异化；委托；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指公共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其本应有的性质相背离。公共权力的产生反映着公众希望借助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当公共权力运行脱离法定轨道，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时，公共权力就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者获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却没有有效地使用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资源的流失以及权力腐败行为。[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当今学界为了克服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的消极影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似乎尚未对腐败和成因形成一个可推广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笔者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于是试图用以委托人——人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腐败的成因作探索性的剖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的模型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委托——分析框架已经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如税收、就业、货币政策等，国内更是把这一理论用在现今的国企改革上。但将委托——理论付诸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现实解读，可供借鉴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笔者认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只有从民众、国家与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把握，才能真正揭示出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的腐败问题产生。

一、公共权力的异化：委托—机制运行的失灵

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关系。这是由一方（委托人）委托另一方（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而委托——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制度构建的理论。

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为代议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委托——机制经由两道程序完成，即由公民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各级政府。社会中的的每个人总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有权力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所有这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机构或个人就因而获得了所有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一般而言，这个机构就是政府。[2]在现代的政府理论中，政府公职人员是作为被委托的人角色存在的。“委托人”的说法表明了政府相对于社会公众的从属性，它旨在说明：政府仅仅是公众为达成自身利益的选择性设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施恩者，其行事与作为能力不是天然的，政府不能与民争权、与民争事、与民争利，更不能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着政府理念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体现着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路向。

虽然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人和委托人关系，但委托——关系的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差距，事实上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断搏弈的过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如下情况：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目标与利益一致或不一致，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双方责任不对等，那么，人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并且人的活动最后引起的责任（或损失）将有可能由委托人来承担。在现实中，公众的确承担了过多的由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是由于：首先，委托人与人目标和利益不一致。行使公共权力的有关部门及其具体官员并不像传统政治学中认为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而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人，有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当官员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人往往很可能选择损害公共利益、国家或政府利益而维护个人利益。在国家治理中，又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促使个人行为服从公共的利益”。[3]因此，要求人一心一意致力于公益，反而显得有点“强人所难”；其次，契约的不完全性。人践约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突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素，从而导致委托双方签订的合同契约带有先天或后天的缺陷。契约的不完全性为人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合理性，为其采取机会主义做法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再次，是信息的不对称。政治人是信息的优势者，他们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委托人对人的行动细节并不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人极易产生侥幸心理，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

子和投机取巧，政府很可能变成为私人利益的场所。正是由于种种不良因素的存在，以及作为分散个体的委托人的监督上的弱势处境，使得委托——机制运转失灵，政府提供的行政产品即公共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尤其是人的报酬不与其行为后果挂钩时，人就会以追求最少的劳动和要素投入来获取相对高的报酬。人一方面可以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人可以用职权干自己愿意的一切事情，包括偷懒、办事拖拉、推诿责任、追求享受和等等的普遍渎职行为，公共权力因此而逐渐异化了。

二、对公共权力异化行为改进的路径选择

（一）制度建设：架设刚性的行为规范

制度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人既是制度运作的主体，又是制度运作的客体，因此，对政治人的科学分析是架设有效制度的前提。在这一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对人性假设泾渭分明的区别。中国古代虽有“性恶论”，但最终还是“性善论”占据了主流地位。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政府都是“操心父母”，而父母对子民是毫无私心的。直到现在，政府官员还是被认为是“人民公仆”。而从基督教教义演化而来的西方人的制度逻辑思路则是“原罪说”，人间没有天使，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休谟指出，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并以积极的防御观作为基本依归。[4]洛克认为，所有的人必定是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欲望的驱使使得人们专一而恒常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此乃人的本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性中的“仁爱”是永远不能胜过或克服自私本性的。[5]委托——理论也内在的包含着“经济人”的假设，认为委托人和人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也是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运作失灵的前提条件；再者，委托——理论是用经济合约的形式来规范委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天然所具有的自主性、竞争性、重利性和等价交换性，容易诱发人的本位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容易冲击人的理想信念和职业操守。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依赖制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6]

制度规范作为一种外部约束，贵在保持和彰显一种客观合理性——便于委托人对人实施有效约束是其要义。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行为，可作如下制度安排和设计：

第一，加强法律监督，以防止人的违法行为。委托——理论认为，监督是重要的。它认为监督必须持之以恒，因为长期的关系可以发展出有用的价值存量，这种价值存量对于合同的实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也使得有限的监督更为有效。而法律监督就是将持续不断的监督体系制度化的作用机制。由于行政委托人只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存在，基数很大但未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难与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衡，加上委托人并不能享受对人追求超额费用或渎职监督行为的成果，即使勇敢地选择了监督，个体委托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这对一个同样具有经济人本性的民众来说结果会是得不偿失。所以委托人普遍缺乏对人频繁监督的积极性，更多的人会选择“搭便车”坐享其成。那么加强法制监督就更是刻不容缓。要在最高的宪法层次上以法权制约行政权力，法权高于一切政治强权，拥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通过法制规定政府有关行政过程中的权力边界和责任，使得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便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则和限制措施，防止政府权力无限膨胀和缩减官员的随意性权力。

第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委托——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然而，政府具有强制性，没有退出机制供选择，因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合约是被“锁定”了的，这就降低了政府规避错误、提高效率的激励，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确保委托人和人的利益相一致，其运行程序能够引导博弈各方的行为相互促进和制衡，以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例如可以实施裁员加薪与高薪养廉的政策。裁减极度膨胀的官僚队伍，并相应增加官员的正常报酬的高薪养廉政策，其目的有三：其一是激励公共权力者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按委托人意愿行使公共权力；其二是因为官员的报酬是来自于委托人，所以这又可以增加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其三，扩大官员报酬就是相对减少非官僚职业的报酬，这对不认真行使公共权力者具有相对惩罚作用，一旦失去人资格，也就会损失一大笔收益。[2]然而高薪不应是固定的，要随人的业绩而变动。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是给人以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促进了股东总体利益，也可以相对地减少人为了自利而不惜损害

公利的扭曲行为，这应该为政治委托过程所借鉴。

第三，建立一个发达的竞争性的人市场。实践表明，竞争和他律分别是效率和自律的基本保证。我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的主要缺陷是缺乏竞争优选机制，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以身份标签为特征的人才进入壁垒，既影响了优秀人才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又阻隔了外部竞争对行政人员的压力，造成了行政职务终身制。以市场化的装置为杠杆的人市场的存在，可以实现对不称职的人的替代。尤其是提供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人声誉评价机制，是人存在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从而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和自觉培养起防腐拒变的能力。遗憾的是，政治生活不可能像经济活动那样随时随地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人员的更迭，因此人民应该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权，如选举权、检举控诉权和罢免权等，让政府人随时都面临着被降职、弹劾、罢免的危险，才能加强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

第四，加大政务透明度。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或体验：如果不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普通老百姓穷尽一生都不知道那深墙大院里是如何操作的。由于委托——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弊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应当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尽量避免暗箱运作。应完善信息控管系统，改善公共信息体系，削减政府专门部门对信息的隐匿权限，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高度透明的信息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条件，这就需要疏通政府与外界的制度化联系渠道，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并构建有效有序的信息反馈机制。同时，还要增强公民意识，提高人们参与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作为委托人应该了解，其参与积极性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

（二）诚信政府：打造软性的行为规范

美国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存在着某种张力，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恰好可以“遮掩”雇员的卸责行为，并且似乎任何激励机制都给企业中的人留有“卸责”余地。即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制度失灵，[7]政府中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建设远未完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督导权力的民意表达程序也极为有限，而且难免因层层过滤而失真失效，法制手段总是滞后的，往往只是作为应急机制或事后收拾的无奈选择。所以要解决“人问题”，诚信建设不容忽视。政府的本质是一种信托关系，那么，信用就是其内在的伦理品格和存续的基础。如果人不讲信用，政治委托——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如果人讲求信用，以委托人的利益期待为使命，忠实且成功履行委托—契约，获得委托人的持续信任，那么委托——关系就能良性地运营。因此，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甚至贪赃枉法，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西方政治从来不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依靠制度的锁链来约束官员的作为。但他们对官员的道德操守似乎从来就没有含糊过。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指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4]到了现代，还是西方的学术派别首先高扬起了公共行政伦理的鲜明旗帜。事实上，与法律制度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特别是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诚信才能起作用。在委托——关系中，无论激励约束机制多么健全（事实上也难能做到），如果人不守诚信，那么就难以预防和制止其机会主义行为。而委托问题之所以存在，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因此，打造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它既是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或平台，也是制度建设孜孜追求的一个顶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约束人的行为，控制委托成本，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而加强制度建设，又需要保证政府诚信。通过制度激励和诚实守信，约束、惩罚背信弃义的行为，努力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造就诚信的制度环境，无疑是解决“人问题”的一条长效措施。

参考文献

[1]柯雄，肖红.公共权力异化的利益诱因与道德制约[J].前沿，2004，（11）.

[2]仲伟周.公共权力委托运行的扭曲与管制[J].当代经济科学，1999，（2）.

[3]程漱兰.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激励机制，以推进政治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1998，（1）.

[4]罗自刚.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理论的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梁洪学.经济人假定理论的演进与发展[J].江汉论坛，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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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瘦肉精 三聚氰胺 食品安全

一、瘦肉精事件的经过

2011年3月15日，央视新闻曝光双汇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瘦肉精”猪肉。受此影响，当日开盘，“双汇发展”随即出现暴跌，仅5分钟便封死于跌停板。3月16日，双汇集团致歉声明，同时责令济源工厂停产自查，“双汇发展”停牌，国内有超市已下架双汇食品。3月31日，双汇召开“万人大会”，向消费者致歉，称双汇是“代人受过”，真正的问题出在猪农身上，并出台了6项决定，加强对产业链上游的控制，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7月25日，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主犯刘襄死缓，事件基本尘埃落定。

二、三鹿已“死”，为什么双汇可以存活

（一）事件产生的危害程度不同

三鹿的事态更严重，情节更恶劣。多名食用过三鹿奶粉的婴儿产生不适现象、甚至死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才将事件曝光。三鹿的总经理兼董事长田文华被刑事拘留，多位企业核心人员亦难辞其咎。双汇瘦肉精事件虽然闹得也是轰轰烈烈，但是法院判处的是双汇子公司济源工厂的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公司主体以及企业核心人物并未受到影响。一人断其一臂仍能存活，但若失其首脑，则必死无疑。纵使事发后双汇市值蒸发103亿元，销售缩减10多亿元，至少还是可以存活一段时间，等舆论消退后东山再起。

（二）两者的产品性质不同

三鹿生产的是婴儿奶粉，这个对于婴幼儿来说，属于生活必需品，且代替品又少，家长们不会因为部分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就放弃购买，而是会迅速转向其他品牌，促使其他品牌地迅速崛起。火腿肠则不同，不是生活必需品，代替品众多。双汇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都出事了，底下的“小弟”能干净吗？315之后雨润大量抢夺双汇的经销商，但是随后就爆出了雨润的产品也含有瘦肉精，一时舆论哗然，消费者普遍对火腿肠产品失去信任，纷纷减少购买，选择其代替商品，使得其他火腿肠企业借助315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南柯一梦。

（三）两者的硬实力不同

三鹿企业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合作社发展而成，它的崛起得益于田文华主导的资本变革，与其他乳品厂实行“产业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张。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鹿的惨败也正是由于这个“产业联合”。而“产品联合”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三鹿这个牌子，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三鹿的品牌形象跌落到谷底，合作厂商对其避之不及，企业错误的危机公关更雪上加霜，情况远远地超出了三鹿的控制范围，经销商、投资商对此都看不到希望，纷纷作鸟兽散。而双汇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双汇对旗下的企业的控制很强，对大多数子公司绝对控股，核心企业甚至是100%控股，瘦肉精事件发生后，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本部的命令在下属公司中依然具有威慑力，有利于企业在生产、管理方面进行调整，重树品牌形象，东山再起。商人重利，经销商们在“万人大会”上这么卖力地捧“人场”不会仅仅是因为和双汇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需有利可图。主要是经销商们对双汇的硬实力、危机掌控能力有信心，看好企业未来的发展，才会在危机中依然不离不弃。

三、如何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放弃现在多头管理模式，设立专门部门

我国现在多头管理的尴尬境况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非常地相似。1906年以前，美国的食品安全主要由美国农业部统一管理，农业部的权责范围实在太大，这样一个统管美国农业的机构确实不太可能倾全力处理食品安全问题，在美国民众的质疑声中，大名鼎鼎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雏形出现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降临，例如肉类加工制品如果出了问题，管理肉类原材料和肉类制品添加剂的分别是农业部和新机构，实际上，肉类加工制品究竟谁管仍没有明确答案。此后，美国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几乎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项都被列入FDA管辖范畴。也就是说一旦美国的食品安全出现问题，FDA难辞其咎，对待腐败的、不负责任的官员，该处罚的处罚，该离职的离职，这就增加了官员内心的惧怕感，以后放水可要三思。

（二）加强媒体舆论的力量

我国历次食品危机几乎都是先由媒体曝光，引起社会舆论，然后相关部门才介入调查，所以在现有的监管体系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媒体成为了保护食品安全的主力军。在《协议道德》中，哥梯尔认为从功利原则出发可以推导出道德的原则，因为若一方不遵守协议（即道德），就不能获得“合作盈余”，他的整体的效益会减少。但是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别人已知它没有遵守协议（即信息是透明的），可我们都知道信息的获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一开始不能知道双汇的食品中掺了瘦肉精，所以，双汇虽然不遵守协议，仍能获得“合作盈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使，企业有违法的趋势。而媒体的作用就是使信息透明化，维护消费者权益，将不法分子暴露在阳光下。

参考文献：

[1]杜厚文.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彩霞.监管失灵导致的共有信念扭曲--对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经济学分析[J/OL].个人数字图书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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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投资 社会责任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046-02

积极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我国吸收FDI达到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1}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我国市场上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也有一些外资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活动中，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做出了违背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情，弱化企业社会责任，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从概念的提出，到被广大企业和社会认可，形成一种社会潮流，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24年，谢尔顿(Oliver Sheldon)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的崭新思想。他认为，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远远高于公司的盈利。这一思想提出后，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1953年，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Howard R. Bowen）发表了《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辩论才真正开启。伯文在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

目前，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

1.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

2.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起对劳动者、消费者、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其核心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广泛包括不歧视、不使用童工，不使用强迫性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环境和制度等。

3.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

4.世界银行的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2}

从以上普遍流行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强调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主动承担起对社会其它利益主体的责任，即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私利”，还要顾及“社会利益”，做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跨越国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目标，这毋庸置疑，但是，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做到外商投资企业母国、东道国及国际层面利益的统一协调。

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规模长期以来居于世界第二位。世界众多的跨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对我国企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多数外资企业在我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十分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遵纪守法，承担企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表现良好。但是也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做出了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逃废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有：

1.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商业贿赂事件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活动贯穿的是法权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准则。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企有关。外企行贿这股暗流，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扭曲了资源配置，助长了社会商业风气恶化。典型案例有美国朗讯公司的“朗讯案”和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的“德普案”{3}。

2.非法避税泛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流失严重。企业依法纳税，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基本社会义务和责任。但是一些跨国企业为了自身的私利，采取种种非法避税手段，偷逃税款。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中存在着“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相。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人士指出，超过2/3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近几年，外商投资企业每年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300亿元以上。

3.劳工标准偏低，侵犯劳工合法权益事件屡见报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任意降低劳工标准，逃废企业本该对员工承担的责任。{4}在我国加工贸易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较为严重。

4.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威胁和侵害消费者身心健康。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是企业的义务，也是企业本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但是，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的报道，时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仅在2005年，就有十数起跨国公司产品安全不达标问题被披露――在亨氏食品中发现苏丹红1号、宝洁SK-Ⅱ虚假广告、卡夫“乐之”饼干被指含有转基因成分、在肯德基调料中发现苏丹红1号成分、强生系列婴儿用品被发现含有石蜡油成分、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被发现含有超标氟化物、索尼“问题相机”、雀巢“碘超标”、本田“婚礼门事件”，{5}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国人对“外国货”的迷信开始动摇。

5.环保违规，加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设厂时，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我国，这对于我国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据环保部门相关资料显示，像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都在环保违规、环境污染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

三、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

造成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1.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内部原因。外商投资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多利润是其投资的根本目的，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潮流。从一方面看，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在中国弱化社会责任，做出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道德准则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对高额利润的追逐是其逃废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为了短期利益的追求，比较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之间的大小，为了高额的利益，不惜违背市场竞争基本原则，逃废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满足其利益的需求。

2.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外部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社会商业环境存在缺陷，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不成熟，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等，也是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重要原因。

我国投资环境存在着缺陷，不容否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缺乏海外反腐败的相关规定，这些导致了难以及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行贿进行追究和查处。

我国缺乏反避税的经验，对外商投资企业偷逃税款的现象打击力度还不够，加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对于外资企业给予各种照顾，甚至对于外资企业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实践中给予外资企业过多的“超国民待遇”。

在劳工标准、企业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方面，我国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查处、打击力度还不够，存在监管真空领域。外资企业普遍没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发生劳资纠纷后，很多员工往往忍气吞声，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外资企业降低劳工标准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企业因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不达标、环境污染等行为，监管部门查处力度不够，而且即便查处，往往违法成本也较低，这使得很多外资企业无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积极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转变观念，形成社会共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对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给出完整明确的界定，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界定，这就使得在实践层面难以把握，所以，当务之急是由国家相关机构，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全社会形成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共识。

2.完善法律，加大违法成本。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规范市场活动，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合理，根本手段还得依赖于法律，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诸多法律法规，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但是还应当进一步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应当加大企业违法成本的处罚，使得企业在违背社会责任时，考虑其违法成本较高，达到约束其违法违规行为的目的。

3.严格执法，加强监督检查。市场监管是规范各类企业行为的基本手段，对于重点领域的违法行为的查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重点工作。在市场监管层面，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市场秩序的公平合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违反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相关部门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是外资企业，就网开一面，在执法环节也应做到“国民待遇”。还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那些违反劳工标准、恶意破坏环境、勾结政府官员违法事件等，要及时公开的予以曝光，加强社会监督检查力度。

4.提高标准，环保一票否决。对于污染环境的外资企业，要提高进入门槛，实行环保不达标一票否决制度，切不可因追求GDP增长，放松对环保标准的执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在环保标准上迁就外资企业，甚至庇护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对于这样的错误做法，有关部门应积极予以纠正。各级政府应切实树立起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放弃盲目简单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注释：

{1}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

{2}以上资料来源于百度网，根据相关资料汇编整理

{3}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4}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世界知识，2006（7）

参考文献：

1.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J].世界知识,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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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障碍；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35-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推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目标和任务。县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中居于“基石”位置，全面推进县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县级政府的重要任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将环境与资源的承载力和经济发展问题作为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这一系统整体的两个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综合平衡的政府行为，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调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要求县级政府以生态文明和大系统思想为指导，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生态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复合影响和作用，以决策产生的整体效应满足各种利益需求，使县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一、县级政府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性

（一）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县级政府职能的体现

县域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无法实现县域资源整体最优化配置，这样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调控和管理，对市场功能的缺陷予以弥补[1]。县级政府通过发挥经济职能，结合本县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够有效解决企业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从社会职能方面来说，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工业化不仅存在着较大阻力，而且工业化进行的不当也给当地造成了恶果。这同样需要政府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大力保护与合理利用本县的自然资源，积极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二）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县域可持续发展，包括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2]。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不能仅理解为控制工业化所带来的污染，也不能仅理解成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单一良性循环，其最终目的是谋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以综合决策为指导，结合县域实际，贯彻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执行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管理的环境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可持续资源战略的确立，能够促使县域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综合决策作为微观环境管理的根本，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三）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

首先，科学发展观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较快增长[3]。但在发展问题上，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经济增长率和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其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现阶段倡导以人为本最明显最重要最迫切的莫过于提供给人们一个无污染的生存环境。而经济建设势必要破坏环境，使其质量水平下降、功能丧失，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但为获得原始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则是县域政府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

二、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的障碍与弊端

自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设想以来，综合决策大大改善了中央对资源和环境的整体调控能力，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宏观环境管理投入不足的问题[4][5][6]。但也应看到，由于受到传统管理模式惯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尚存在障碍与弊端。

（一）综合决策的非科学化、非民主化

在进行综合决策时，县级政府的公共决策系统，以及政府组织外部的协会、学会、传播媒体等确实起到了表达公众意愿、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作用[7]。但这些机构常常内化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其政治依附性明显。因此，决策主体很难了解到公众的真实意见，愿望和要求，易陷入“封闭型”与“经验型”决策误区，从而使决策丧失科学性。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和专家参与，既是县级政府决策的公共性使然，又是其决策民主化的体现。但在目前的决策中，决策者常常有意识地选择来自自身系统之外、完全赞同自己行为的民众参与决策，或在与特定环境利益有关联的个人和群体中，只选择部分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专家参与综合决策也多流于形式，专家意见成了领导意志的“辩护”和“注解”，而非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决策的民主性丧失殆尽。

（二）综合决策程序的非规范化

决策程序非规范化，一是由于国家法制建设滞后，地方行政权力游离于法律之上，政府如何决策不受法律约束。二是一些地方官员素质差、水平低，官本位思想浓厚，方法意识淡薄，致使决策程序混乱。主要表现在：部分决策忽视调查环节，不能根据问题的成因、实质及表现形式形成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目标；部分决策忽视论证环节，没有建立和实行决策论证机制，也难以规划出两种或两种以上供选择的可行性方案；部分决策忽视评估环节，没有对拟订方案进行预测性评估和可行性评估，没有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不能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果断做出选择；部分决策忽视公示环节，降低了决策的透明度；部分决策在执行过程中放弃了对决策的反馈修正，在执行之后，也没有及时跟踪评估。

（三）综合决策执行的无序化

县域生态环境脆弱，不可逆转性强，防止污染转移的压力大，要求执行刻不容缓。同时县域又是国家环境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的主要地域空间，县级政府具有区域敏锐性和相对直接性优势也使执行环节更为突显。综合决策的执行水平一直较低，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综合决策执行机制的欠缺。其次，部分工作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领导的意图，特别是在处理有损当地政府形象、敏感性强的污染事件和开展涉及本地区经济利益的环保工作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治，是执行行为随意性和无序性的表现。县级政府部分领导也存在执行意识薄弱，对执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自觉性差等问题。此外，在综合决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公民参与，这就增加了执行的盲目性，使执行计划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降低。

（四）综合决策监督的虚化、弱化

现行的监督机制在决策的形成与执行中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监督主体地位不高，权力制约不到位。目前针对综合决策的监督，未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落实到位而充分发挥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造成决策主体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而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行政监督机制弱化。行政监察部门置于本级政府内部，其人、财、物的供给均要受地方控制，因此很难有效对县级政府的违法违纪行为做出强有力的监督；群众监督机制虚化。“由少数人决策，由少数人决定”的现象普遍存在，淡化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本质上属于人民意志的执行形式和人民意愿实现手段的属性；监督体系运行不协调。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彼此也缺乏联系和沟通。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的创新

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是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对决策主体的限制和制约，以确保决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决策机制的创新，要努力寻求决策各个组成部分或各个要素之间的最佳搭配与组合，以各种要素能够有效耦合，同向运行，信息传递畅通为根本。依据生态文明理念和要求，创新的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主要应由决策的形成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构成。

（一）优化决策的形成机制

1.建立信息搜集与传达机制。决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的搜集与传递过程[8]。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准确的情报传递与分析，能够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拓宽信息收集渠道、提高现有信息机构与信息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维护信息的完整度、采取科学有效的收集方法、建立高效的信息传达机制，从而将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及时传递到政府决策者手中，为相关问题能够尽快纳入决策议程提供依据。

2.建立利益相关者议政和民主参与机制。主要包括环保部门的参与和公民参与，前者参与决策时，决策者应从各个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其所提出的有价值的决策方案，政府决策者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另外，其为避免决策失误所指出的存在于决策中的环境风险，政府决策者必须予以充分考虑；后者参与综合决策，县级政府应提供多元化的公民参与渠道，最大限度地公开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和决策依据，并以参与者所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某种相关环境利益或权益为决策基础。

3.建立专家咨询与论证制度。在决策方案的起草阶段，政府决策者应组织专家提供政策咨询，进行初步方案设计，讨论并参与起草工作。在决策方案的选择阶段，政府决策者应保证在进行正式决策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已由专家逐个做出利弊分析与评估的预期方案。在决策的实施阶段，决策者应发挥专家对决策实施效果的追踪调查和反馈作用，并通过专家的深度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今后决策提供参照。

4.建立严格的决策程序。其内容包括：要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确定目标；在拟订决策方案时，要组织论证，规划出多种可行性方案；在制定决策时，要对各种拟定方案进行评估，确定最优化目标；在决策执行之前，要进行政策公示，提高透明度；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反馈修正，及时处理并解决执行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在决策执行后，要及时评定决策实施的效果，并对决策进行复议。

5.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为保证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减控政府决策者的失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9]。根据权责一致、权责相等原则，按照决策失误的严重性、该项决策做出时所对应决策权的大小，以及在决策中的表现和态度，对参与者、决策者和执行者等相关主体进行责任追究，包括道德谴责，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二）规范决策的执行机制

1.建立促使决策执行规范化的程序机制。主要包括：规范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传播，对决策的内容做出必要的说明和补充；指导并开展相关组织准备工作，确定决策的执行机构；着手综合决策的具体实施；做好决策执行部门内部各个机构之间以及执行部门与目标对象之间的沟通；敞开执行反馈通道，不断向政府决策者反馈执行信息，及时对决策修正、更新或调整执行决策的方式或方法；适时进行科学评估，分析决策执行后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判断执行方法或方式是否合理、合法、有效。

2.建立促使决策执行透明化的公示机制。为促使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各项执行工作公开化，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任意、随意操作和暗箱执行问题，一是要向社会公众公开明示执行机关的执行标准、执行范围和执行内容。二是要提高执行程序的透明度，确保合法、公正地实现管理职能。三是要明确执行行为的时限及违示惩戒具体办法，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3.建立促使决策执行责任化的考评机制。首先，要组建评议考核机构，能够为评议考核制的运行提供组织保证。其次，要量化评议考核内容，指导执行单位按章操作。最后，要制定具体评议考核方法以及评议考核实施细则，并严格执行。

4.建立促使决策执行民主化的参与机制。首先，要让公民参与执行计划的制订，提高公民对综合决策执行的关切度，使公民的意愿得以充分表达。其次，要让公民参与执行评估与执行结果的评估，及时反馈综合决策的执行情况，防止执行结果浮夸、失真，并对执行人员的业绩做出评价。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健全综合决策执行的社会评价机制，以保证对决策执行评估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三）完善决策的监督机制

1.强化人大监督制约机制。强化人大监督机制，是对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定者、执行者进行权力制约，防止权力滥用、造成权力腐败的重要途径[10]。综合决策中同级人大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综合决策制定、执行主体适格的监督；对超越权力所制定决策的撤销；对滥用行政权力，不以综合决策为依据违法执行行为的纠正；对相关决策制定、执行人员职务的罢免等。

2.完善行政监察部门监督机制。行政监察部门的监督，主要针对县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制定、执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时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监督的依据是环境政策及其相关法律规定。首先，要使监察部门享有独立的地位，变双重领导为垂直领导体制，不断增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排除县级政府和其他机关的干扰。其次，要扩大监察部门的职权，赋予其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和经济处分权。最后，要建立全面的监察机制。行政监察要在综合决策形成前后的各个环节介入，尤其是要强化预防监督，及时发现违法乱纪现象，及时排除。

3.健全公民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让公众了解议案的内容，充分表达意愿，并真正赋予公众参与和选择议案的权利。二是要建立有效的公民监督机制，使公众能够跟踪监控决策形成、执行的全过程。三是要健全公民举报网络体系，有关部门在接到投诉和举报后应及时查实、反馈、答复。

4.各种监督机制的整合与协调。在具体监督过程中，各监督主体需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从而增强监督合力。首先，要建立监督协调机制，或成立“监督协调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这样既能发挥各监督部门的独立监督作用，又能使各监督部门之间密切联系、互相协调、积极配合。其次，在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明确规定各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监督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从而使监督主体明确各自的工作任务与目标，防止其推诿扯皮。

四、结语

建立合理、规范、完善的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是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能否在县级政府决策层次得以落实的重要方面。县级政府作为决策主体，不仅意味着其具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力，同时意味着要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所具有的连带责任。县域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就是从法律和制度角度对决策主体的一种限制和约束，以确保综合决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有了这种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才能成为县级政府的自觉行为，才能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才能明确县级政府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否则，综合决策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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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减速对财政也是个重大的考验，刘尚希认为，财政改革不能再碎片化，要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通盘考虑，尤其要向社会发展倾斜。

中国要经过一个减速关，似乎看上去不那么乐观。因此，笔者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以及为什么说减速是个重要的关口。我们究竟是不想让它减，人为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起来，还是正视减速的趋势，坦然接受它，同时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所以，对于政策制定来说，当前的确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时刻。答案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年的基础上，2011年增长了9.2%，2012年再增长7.8%。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在整个2012年，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上也总有人在唱衰中国，不断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一直都没有来，但是，2012年GDP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狼好像终于来了。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GDP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跌到这个水平。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从以前人们所担心的问题看，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增长速度不能跌到8%以下，即使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然而，2012年真的跌到了8%以下，我们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却十分平静：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往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很高。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1显示的是，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于求职人数。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2012年全年保持大于1，最后是108，高于上一年，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当然其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最终实际增长率仍然高于目标值，也高于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7.2%以及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哪个越发达，它的增长速度就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2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健康的，像德国和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和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和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笔者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距大，但是，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一旦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其他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它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快，比重比较高，绝对数量比较大。因此，不用担心劳动力会短缺，永远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当作分母，把其它年龄组即依赖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当作分子，会得到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这可以帮助实现高储蓄率。因此简单地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就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的窗口。迄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在减少，老年人口虽然也增长，相比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较慢一些，绝对数量没有那么高，抚养比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

一般讲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多、储蓄率高，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过去的30余年，几乎在所有的增长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们合并在图3中。过去30多年，我们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资本投入，就是这个资本投入也是充满了人口红利。有两点大家需要理解，第一点是笔者刚才说的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可以储蓄起来，可以实现高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就有资本可以投入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持续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打破了新古典假设的约束，因此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靠投资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可行的。

说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一般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比如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技术进步、资源重新配置等等。大体上它主要是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资源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部分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分解，也反映在图3里面。跟前面不是一个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专门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块，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是17%，其中8个百分点是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来，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来自于人口红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因素不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我们才开始大幅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渗透于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制度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因此，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都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原因是过多的肤浅研究在干扰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人们还在争论人口红利是什么东西，或者争论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时，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必要争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据这次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的预测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绝对的减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认为，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发生在2012年）。不是说在减速，而是绝对的减少，劳动力供给是负增长。以15到59岁人口做分母，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之后开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就是人口红利的指标。这些指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个是从正到负，一个是从负到正。根本性转折很自然的意味着，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当然说它还会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但总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人口这一个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如图4显示，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是负的，即今后它是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我们假设它今后一定会下降，因为将来储蓄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没有说它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趋势描画了一下，假设趋势不变。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是把15岁到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为什么提出15岁到59岁？按照以前的研究，笔者曾经预计到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也是依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做出的判断。为什么突然转换了概念？一个原因是根据中国的退休制度，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有一些工种女职工50岁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二个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

如图5所示，横坐标是讲15岁到64岁的人口，纵坐标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级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国不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比我们高，他们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挑一个24岁的美国人，问他受了几年的教育，他会告诉你14年。如果再挑一个64岁的美国人，他也说是14年，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意味着在美国，假如劳动力短缺，找不到24岁、34岁、44岁的人，甚至连54岁的人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个64岁的人，除非要求重体力劳动，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样的。日本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中国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到了50或60岁的人，基本没办法掌握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从这两个理由看，年过60岁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很难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把他列入劳动力供给指标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15岁到59岁做劳动年龄人口。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至少已经离它稍微远一点了，离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更近一点了，这意味着新古典理论所提醒的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笔者借鉴了不同的学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图6）。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给你“打鸡血”，你会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再继续投资吗？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你能够保证能得到盈利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笔者并没有假设它放慢太多，只是从高峰降下来，与前些年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假设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趋势。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含义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估计，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年至2009年期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是9.8%，跟现实都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间，即2011年至201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间，即2016年至2020年，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图7）。无论是7.2%还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会说是很好的速度。印度实现了6%、7%的增长，就被称为“印度奇迹”。但是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们还觉得不够快，都认为中国应该更快些。我们“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0.5%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一下子降下来，这个起伏似乎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关键点，因此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剧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看应该怎么认识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

笔者认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笔者的研究是在十之前做的。十没有要求我们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达到7.2%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很慢，最后结果显示出7.8%，其间我们听到企业的哭声，听到投资者的抱怨、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我们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劝告声。都说如果能像2009年实施几个万亿的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起来，企业会高兴，解决了外需不足的问题；外国人更高兴，因为你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潜在增长率7.2%是我们的能力，是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我们不用刺激出额外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中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个百分点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平均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内需中的投资需求拉动是5.4百分点，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个百分点。未来我们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设它的贡献将来为零。以往我们对国内投资的依赖程度也太过分了，希望将来能够缓下来，姑且也把它减掉一半，只剩2.7个百分点。这2.7个百分点加消费需求的4.5个，正好是7.2个百分点。就是说合理的需求拉动作用和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加大投资以增加需求。人为刺激出的需求也许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潜在增长率则产生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结论，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超越。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减速，或者更学术化一些讲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学者跟政府官员往往在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学者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很多建议，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从而搞很多的建设，中西部发展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铁公机”的建设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觉得，就学者们提的这些新增长点而言，都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过去搞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为了达到区域间均衡发展。而现在在学者的鼓动下，这个政策一旦变成意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手段，味道就变了。过去我们尝试着去占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摸索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对这些新兴产业给补贴，给更多优惠政策，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政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也变成了超越潜在生产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机，政府出台4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政府熟知这些政策，跟学者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点建议也正好合拍。 在市场显示出资本报酬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过度的产业政策，给钱给补贴给土地，给其它的优惠政策，最后的结果是造成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扭曲。

在图8中，上面这条横线是中国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图中显示出，有一些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要低于平均值，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给予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的产业政策过度使用倾向显然需要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过度实施的区域政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到中西部地区建设重化工业，必然造成了产业的过度资本密集。我们用一个资本劳动比指标来衡量这一点，即资本作为分子，劳动作为分母。这个比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我们比较了一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图9）。这些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区，说明其已经偏离自身比较优势。本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该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减贫。过度使用这种战略，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不良结果。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苗头。假如学者告诉政府决策者，“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2%，“十三五”期间只有6.1%，而政府不喜欢这样，就会用原来熟知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眼前的这些端倪就会变成未来现实中的错误。在出现减速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距离犯错误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不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倾向伤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加大，离我们想纠正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意愿也就越来越远了。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图10中的曲线部分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它在下降的过程中，意味着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在它下降的20多年间，日本实现了9.2%的高速经济增长。最后降到最低点，又持续了20年左右处于低点。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跌下来。对此日本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日本跟我们很像，不遗余力地实施过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刺激方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泡沫终于破灭了，然后，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即人口红利消失，日本经济就陷入到长达20年的零增长。

图10中显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这20年是负的。如果不用调整，它只有0.24%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长。所以说日本在两个意义上是完美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是说它努力尝试去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到了长达20年的停滞，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刚才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人们都说经济学是一个阴郁的科学，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关心的这些事都比较枯燥，还表现在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喜欢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再来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长速度，就理直气壮地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7.2%，几年以后又会变成6.1%，我们对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呢？因此我要讲第二个结论：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人们在说，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可以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所指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围内说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长，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个问题，你想要的高速增长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的办法，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必然伤害中国经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包括潜在增长率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政策伤害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或者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我们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怎么提高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我们先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讲起。形象地说，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员的体能和人类的极限，是科学所定义的运动员应该跑的速度。运动员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而他（她）想超越潜在速度的压力是巨大的，来自于广告商、主管部门、外行的社会大众。结果如何呢？也许可以超越一时，但是受伤的概率一定会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受伤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了。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因此，就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如何，资本供给如何，生产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变了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让它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某近邻国家，引进一个亿跟中国农民工一样素质，一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我们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红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因此，我们做了一点假设和模拟。

图11显示的是不同劳动参与率下的潜在增长率，实线表示的是在前边做的那些假设下，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是负增长，即前面说的15到59岁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参与率，则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效果。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下，假设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变成实线所表示的那样了，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大约0.88个百分点。只是这一个因素，即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

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最经常提到而且有关部门也在酝酿的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本来应该60岁退休，如果延迟到63岁退休，当然就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笔者前面说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到60岁上下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这代表人力资本也好，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这个年龄上都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他是不能适应继续工作的，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他。强行从法律上把退休年龄向后延，意味着这部分人失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目前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有人问美国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为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好办法，即降低失业率。不过，我们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1%，已经很低了。根据笔者的同事估算，这4.1%其实就是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很难再下降的，因为在结构上和摩擦系数上总要有一些失业，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即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率，则只有35%，中间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意味着有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他们可能四十岁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们也不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外来的冲击，许多农民工就返乡了，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最早承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回去还要劳动，但是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是很低的。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变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此就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这条线，进而改变了所有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潜在增长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业家来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资上涨。目前大家为了争取雇到农民工就只好涨工资，每年农民工工资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更高达21%，再涨下去企业家也受不了。农民工转移得到了户口，意味着政府在制度上给它更好的激励，市民化还会加大转移力度，带来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后，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此外，农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来消费。过去他们一个是消费的例外群体，人在城市生活，工资也在不断涨，甚至跟很多市民挣得差不多，但他们绝不会像市民那样消费，而是把钱攒起来带回老家。如果他们能像市民一样消费，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变得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了。

很多人要问，既然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也消失了，还有多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潜力了，其实不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你用不变的工资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有人来干。但是从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块钱、八百块钱招工就没有人干了。但是它绝不意味着说没有劳动力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从目前算起直到2020年，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跨越的阶段上，人均GDP应该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挑出来，它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我们要低很多，平均要低10个到20个百分点。即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在务农。我们的研究发现官方是高估了，我们给它降了10个百分点。即使按照我们的估算值，我们也仍然比这些处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高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有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还要转出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延长过去的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参与水平。

我们还做了一个模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比以前的假设高一个百分点（图12）。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原来的趋势是全要素增长率每年增长3%，如果把它变成4%，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潜在增长率会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会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现实的假设，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努力。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显示，有一些我们过去认识到的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途径，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条提高途径，一是技术进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捷径可走。我们在技术上是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后发优势，我们不用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主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自主进行科技创新，而是说我们可以借鉴很多现成的技术。

如图13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前沿有多大的差距。笔者用的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被引用的数量做分子，分母是这个国家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反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发表的不是在技术前沿上，就没有人会引用，这个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国、英国等等，中国是在较低的水平，相当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表科学论文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它的质量并不高，并意味着我们尚未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这个差距我们当然要赶上，目前存在的这个差距也可以说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点上都得自主创新，而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掌握起来就要简单的多，成本低得多。这种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算是一条捷径。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从图14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以往熟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从农业把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转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从这个过程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会越来越少。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二产内部，每个行业之间还是有生产率差别的。如果你能把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更进一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也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持续进步，有些企业则是靠政府补贴才能苟延残喘，近似僵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僵尸企业死掉，让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去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兼并其它的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最后的结果整体经济的效率则会更高。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开发殆尽。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们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标表达都比美国高。如果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把生产率低的企业淘汰掉，也没有让生产率高的部门把其它的企业资源拿来扩大它的自身规模。因此就很自然的说，如果我们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还有一项研究，是以美国为代表进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死亡，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1/3到一半。

上述两个不相关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量级却是一样的，结果这么巧合与一致，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的机会加以利用。最乐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看到我们哪个地方差，就说明那个地方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未来让企业生生死死成长消亡，可以期待获得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为此我们需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企业该死的不死，该壮大的不能壮大，因为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准入壁垒。笔者并不只是说歧视非公有经济，更多的是歧视小企业，歧视新成长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会人为的挑选赢家，官员们总是觉得政府能判断谁有发展潜力。

但是市场怎么会由你来决定呢？但是，政府是承受不起失败的，就要保护落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各种各样的歧视仍然存在，企业不能自由进入，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能自由退出，有能力的企业不一定有机会壮大自己，濒临死亡的企业还在打着吊针维持。这种状态就会使我们损失30%-50%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清除制度障碍，必然会带来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