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第一定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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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Gresham's Law is proposed, economists focused on the law's effect on economy, otherwise they paid less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conditions. At present, all analysis focus on these condi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ad money having value, enormous amount of bad money, equality of exchange price between good and bad money. However, these conditions are not sufficient, the law should meet several other conditions to play a role.

关键词： 格雷欣定律；铸币贬值；成立条件

Key words: Gresham's Law；coin devaluation；establishing condition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138-02

0引言

格雷欣定律，即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该定律指出：在金属铸币流通条件下，不足值、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与足值的货币在同一市场流通时，不足值的劣币会逐渐取代足值的良币而行使货币基本职能，特别是价值尺度和支付、流通手段职能。

这一定律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H.D.马克劳伊德(H.D.Macleod) 于1858年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基础》中首先提出。自该定律提出以来，一些学者首先讨论该定律的确切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该定律指在金本位制条件下不足值的劣币驱逐了足值的良币，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条件下具有贬值趋势的金（银）币取代具有升值倾向的银（金）币。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前一种观点，而且通过历史分析也能说明格雷欣定律所描述的真正经济问题。

另外一些学者将定律应用于除经济学外的其他领域中，然而经济学界只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该定律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对其成立的条件却缺少系统的分析。

1目前格雷欣定律成立条件的总结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者对格雷欣定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雷欣定律到底论述的是单币流通问题还是双币流通问题、该定律对经济中货币流通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该定律在社会中的其他应用，但对该定律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讨论却很少。

本文将众多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将这些观点总结分为以下四个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信息不对称，即在市场上同时流通良、劣币，但由于劣币与良币图案、形状、重量一致，多数市场交易者无法辨认劣币或劣币的贵金属含量，只有劣币铸造者才能辨别，这就形成铸币者与交易者之间有关劣币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劣币在进入流通被用于支付时，交易对方由于无法辨认而接受劣币，从而良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而用于贮藏或其他商业用途。

第二种观点是与良币同时流通的劣币因具有贵金属含量而有价值，这样劣币可以代替良币行使流通、支付手段职能而进入流通领域，致使良币被贮藏或转为其他商业用途。

这种观点认为良劣、币的最主要区别是劣币不具有贮藏职能而良币具有贮藏功能，所以劣币只能在流通领域中行使支付或流通手段职能，在现实经济体系中流通的货币大多是劣币，从而实现对良币的驱逐。

第三种观点是市场中劣币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即劣币的量要多到几乎没有良币存在，这样在缺乏良币的情况下交易者不得不接受不足值的劣币，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第四种观点是由蒙代尔教授提出的：若良、劣币交换价格相等，即如果两种货币都是法币，可以定价地用于支付或清偿债务，则劣币将驱逐良币。

同时蒙代尔指出只要劣币未能满足经济总的货币需求，则部分被驱逐的良币将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这说明劣币要能完全驱逐良币，其数量应足够多到满足社会货币需求，否则只会部分驱逐良币，形成良、劣币共同流通的局面。

2对各成立条件的再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种观点：良、劣币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仅仅存在良、劣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断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准确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在日常交易支付过程中会随时间自动消失。在彼得·伯恩斯坦《黄金简史》中曾表明，有一些商人拥有试金石，可以通过试金石在铸币上的划痕深浅、色泽来辨别铸币的成色。一些金银匠也具有这项技术，同样可以轻松检验出铸币的成色。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和金银匠不会按照面值接受劣币，他们只可能按照劣币中实际贵金属含量打折接受支付。这样交易行为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而且这一结果必然会被大多交易者获悉。金属铸币历史上，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曾有人建议用铜作币材铸造小面额货币以满足日常交易中的小额支付，但女王认为用贱金属铜作为币材有损皇家威严而采用银。当小面额的银币进入流通市场后，政府很快发现这些小面额的银铸币出现短缺。为了弥补小面额的银铸币的不足，政府不得已授权一些商人发行铜质贸易凭证。一些商人发行了贬值的劣质贸易凭证，但是发行者自己却拒绝接受这些贬值的伪劣贸易凭证。这说明良、劣币的不对称信息在市场中不会长久存在，即信息的不对称不会使格雷欣定律发生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劣币具有价值，可以行使支付和流通手段职能，但不具有贮藏职能。因此当劣币进入流通时，多余的良币将被收藏、熔化后做成工艺品甚至出口。这一观点也不充分，因为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良币能否退出流通而行使贮藏职能主要取决于市场上货币的总供求是否均衡。

这是因为：首先，要实现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退出而被收藏，其条件必然是市场流通中由良、劣币共同形成的货币供给量要大于货币需求量，②良币才可能退出流通领域，否则良币退出流通将引起通货紧缩，从而良币重新进入市场充当支付流通手段；其次，如果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成立，则良币被贮藏或出口，但退出流通的良币的数量应该刚好与进入流通的劣币的数量相当，否则将引起物价的变动。

比如，当良币的退出量大于劣币的流通量将引起物价的下跌，③从而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使得出口扩大，此时会引起货币的流入，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增加的货币大多为国外进口的良币，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良币驱逐劣币；再次，当使用劣币对外支付时若国外交易者拒绝接受劣币，则劣币被退回、良币对外支付，这将导致本国劣币增加、良币减少。

第三种观点指出劣币的数量多到不得不接受的状态，即市场中基本无良币流通，这个观点也是不充分的。它把格雷欣定律作用的结果当做了前提条件，该观点无法解释劣币是如何从一开始进入流通，又是如何实现对良币的驱逐？而且，既使劣币的量不是绝对多数同样可以发生劣币替代良币，只不过此时发生的是部分替代。当然，“被迫接受劣币”在铸币史上确实出现过。

在1618-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三十年战争（也称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期间，罗马帝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军费支出曾对辅币切削或掺假，同时凭借罗马货币在邻国的强大购买力而兑换邻国的良币，另外还诱骗公众用良币兑换劣币，这一行为造成邻国被迫降低铸币成色。其原因应该是罗马铸币在邻国市场可以流通，即格雷欣定律在邻国市场起了作用，但这个例证不能解释劣币驱逐良币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种观点是蒙代尔教授在其论文《格雷欣法则在货币史上的运用和滥用》中明确指出的：“若（劣币与良币）交换价格相等，则贱币驱逐贵币。比如，如果两种货币都是法币，可以等价用于偿还债务或买卖支付，那么劣币将驱逐良币。”④然而在分析第一种观点时，本文曾指出在历史上曾有一些精明的金银匠和商人拥有试金石，凭借试金石他们在按照贵金属实际含量打折时会接受劣币。这表明既使在劣币与良币的交换价格不一致时，只要能够检验劣币的实际贵金属含量，而且劣币可以在打折支付时是可以流通的，并非满足良劣币交换价格相等才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

3格雷欣定律起作用的充分条件

本文认为，在分析格雷欣定律成立条件时，重点是解释劣币如何进入流通领域且劣币如何增加、良币如何减少的。不管推动这一结果的力量是政府的强制作用还是交易者的自愿接受。政府肯定希望民众接受劣币，因为通过一定良币铸造更多劣币的方式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铸币税。对于交易者本人，本文认为交易者本人愿意接受不足值、贵金属含量低劣币的原因是：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出现小面额交易支付需求而又缺乏小面额良币的情况下，交易者一般会愿意接受按实际贵金属含量打折支付的劣币，而且一定是打折支付。虽然英格兰经济学家古尔德（1970）曾举例说明，民众认为将纯银交给铸币厂来换取重铸的劣币时由于获得更多数量的劣币而增加了名义收入，但是民众很快就会发现由于物价的上涨或必须打折支付，他手中的劣币的购买力下降了。

因此，通过对上述几种观点的分析，本文认为以下四个条件是充分的：

①在同一个市场中流通的劣币和良币同时都是法币，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②当劣币铸造并进入流通领域后所形成的货币总额超过货币需求总额；

③市场流通中存在大量小额交易活动且缺乏小面额良币用来进行支付；

④劣币可以很容易鉴定成色且很便利地按照贵金属实际含量打折支付。在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时格雷欣定律将发生作用，即劣币进入流通领域行使支付、流通手段职能，良币退出流通领域转为贮藏，实现劣币驱逐良币。

4结论

通过对各成立条件的再分析以及相应例证的解释，格雷欣定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并非现有文献所指出的仅仅存在信息不对称、良劣币同时具有价值、劣币的数量足够多或良劣币交换价格相等等条件就可以满足劣币驱逐良币。本文分析的结果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良劣币同时都是法币、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良劣币共同形成的货币供给超过市场货币需求、流通中缺乏小面额铸币以及劣币成色容易鉴定且可以按贵金属含量打折支付这四个条件才能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缺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有可能使得格雷欣定律失效，甚至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

注释：

①商人大多都有试金石，可以非常方便地检验铸币成色。详情查阅彼得·伯恩斯坦《黄金简史》，P97-98.

②蒙代尔在《格雷欣法则在货币史上的运用和滥用》中指出：“新旧两种铸币的外部价值不同并不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二者不能一起流通.只要磨损的旧币无法满足总的货币需求，新旧铸币就能够且必然一起流通.”P83.

③良币流出国境不一定必然带来物价的下降，还要考察劣币的增加引起物价上涨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终物价的变化要由两者来决定.

④蒙代尔《格雷欣法则在货币史上的运用和滥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P82.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4]管清友.牛顿和英国金本位制.当代金融家，2006，（11）.

[5]约翰·F.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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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教材 教材特点 教学思考

在我国图书市场上，经济学教材可谓是供大于求了。现代经济学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经济学思维在我国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同时，现代经济学对教师讲授经济学课程提出更高要求，为学生学懂、学好经济学，既提供了便利又设置了诸多障碍。

经济学教材版本繁多

有教育部推荐系列，有清华北大系列、有北方系列、南方系列、还有各高校自己的系列。质量参差不齐，特色各有千秋。而作为初学者，可能不会判断哪本适合自己，哪本不适合自己。教师应该为学生选择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对理论的把握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主流经济学的原理与政策和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而且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没有必要靠出一本新书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可能为了稿费而滥竽充数地出书，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而且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当然还有一种人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不得不被重视，就是在教学第一线讲授经济学十几年的教师编写的教材，这种教材最有针对性，最懂怎样的编写体例适合学生的思维逻辑，这样的教材集各大家之所长最利于学生入门 ，利于启发年轻教师如何讲授经济学。

体系繁多纲目各异

有的书把“消费者行为理论”归为“需求理论”，有的书把“厂商理论”写成为“市场理论”前后顺序颠倒。作为教师要知道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首先做到博览群书清晰地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尤其是注意上好“经济学概论”这门课，这有两个目的:一是把经济学结构展现给学生，使学生认清经济学的“基础”、“结构”、“门道”和“高度”，为以后学生学习奠定了基础。二是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学生可能遇到的思维障碍交代给学生，使学生迅速克服思维定势，为后续顺利学习打下基础。

同一原理或定律表述方式繁多且内容不尽相同

奥肯定律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如果失业率保持不变，实际增长率3%左右。这种正常的增长率是由于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起的。此外，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减少2个百分点”;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经济摆脱一次衰退时，产量增加的比例高于就业增加的比例，当经济进入一次衰退时，产量减少的比例高于就业减少的比例。……就业每增加1%，产量增加3%”;在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增长高于2.25%的趋势增长率时，失业率是下降的。尤其是，对应实际GDP增长在一年内持续高于趋势增长率的每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在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假如GNP*(潜在的)的增长率为X%，当一年的事实上的GNP的增长率超过GNP*的增长率2.5%，可以使失业率降低1%”;在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教程》里是这样表述的:“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收入减少2.5%;反之，失业率每减少1%，则实际国民收入增加2.5%”。

关于奥肯定律的条件，多数教材并未提及，有的教材只是间接论述一点，学生须在字里行间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时把这种种说法都罗列出来，为以后学生看书指明方向。然后给学生总结:奥肯定律给出了失业率变化与增长率变化的反向关系，并且增长率变化比失业率变化的快。至于数字和条件的差异，教师应综合各种教材的叙述为学生答疑解惑:在理解这一规律时应该注意: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是1:2.5的关系是一个平均数，是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得出来的。在不同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率是1:3;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7;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9;目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比率已降到1:2。奥肯定律，主要适用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情况，即失业率是周期性失业的失业率。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这一关系就要弱的多，一般估算1:0.76左右。教师必须浏览各种版本的教材，从中归纳出前后一贯不失逻辑的综合论述交待给学生。同时还说明经济学教材原理、定律的阐述需要统一。

同一概念称谓繁多

同一个概念在同一本书里说法前后不一，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里定义不同。看起来前后矛盾。使学生学习起来疑问很多。如学生经常问:为什么GN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把它分解为国民净产值(NNP)、国民收入(NI)、私人收入(PI)、个人可支配收入(DI)，但在以后论述中本来应该是“国民收入”的地方却说成“总供给”呢?是“GNP”的地方却说成“国民收入”呢?是“国民收入”的地方怎么又说成是“总产出”呢?个别教科书对这些问题做了事先规定或说明，但绝大部分教科书尤其是翻译过来的教科书都未做出明确的解释，似乎认为学生本该知道这些。教师在讲国民收入分解时，就该强调只有在核算理论中才区分这些收入，在以后讲国民收入变动规律时，以上所说的概念都认为是同意语。因为一些常数的差别不影响变动规律，对这些宏观总量本质上的一致性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再如:“边际利润”的概念，有的书叫它“贡献利润”，有的书叫它“增量利润”;还有: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增长率”，有的书称做“有保证的增长率”，有的书称为“可靠的增长率”，有的书又叫“均衡增长率”，还有的书称做“合意的增长率”，上述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书里叫它“趋势增长率”;还有关于恩格尔系数有的书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开资”，有的书把他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收入”等。那么这就要求教师，授课遇到类似问题时，要尽可能的穷尽所有书的各种论述，并加以诠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学习的“痛苦”指数，使学生顺利掌握经济学。

所涉及的数学知识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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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电子商务 网络经济学 经济理论

一、国际电子商务概述

1、国际电子商务的概念

国际电子商务是指企业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所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它反映了国际贸易过程的电子化。其实，自电子商务出现之日起，电子商务就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不应存在“国内电子商务”和“国际电子商务”的区分。本文为了方便研究和分析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所以使用“国际电子商务”一词。

2、国际电子商务的特点

国内外学者也将“国际电子商务”表述为“跨境电子商务”、“跨境在线贸易”、外贸电子等。这些概念在表述上尽管不同，却反映出国际电子商务的共同特点：一是数字化的方式，即无纸化的交易过程；二是现代化的渠道，即主要交易途径为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渠道；三是国际化的空间，即两个经济体成员互相向其境内提供贸易产品及服务。

国际电子商务融合了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大行业的特征，使两大行业得以优势互补，但在业务处理上也更为复杂多样。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紧密相联，任何一环衔接不良都会影响整体贸易活动的完成；二是电子贸易流程还不完善，作为新兴的贸易方式，其在支付、知识产权、税收等方面的法规还不完善；三是容易触发风险，该风险主要由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各国政策导致。

3、国际电子商务的应用

（1）交易前的准备。在进行国际买卖交易之前，企业需要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寻找客户并争取与之建立业务关系，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企业或产品的信息，向客户宣传和展示企业或产品。

（2）交易磋商和外贸合同的签订。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是交易磋商的主要内容，借助电子邮件或即时软件通讯就可以完成。在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出现了电子合同，外贸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进行签约。

（3）外贸合同的履行。现代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完成从备货、验货到催证、审证、改证再到租船订舱、投保、装运最后出口收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的业务活动，将业务员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二、国际电子商务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

1、电子商务对一般经济学原理的背离

（1）网络的正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等都是网络经济中被普遍认可的著名定律，它们都反映了网络经济所特有的正外部性的特点。

梅特卡夫定律是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他是计算机网络先驱、3Com公司的创始人。梅特卡夫定律指出，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的增加，网络的价值或者说有用性增加。换句话说，每台电脑的价值随着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数量的增加而增大。使用新技术的人越多，新技术才越能发挥它的价值。使用网络的用户越多，网络产品才更有价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它们，并最终使整个网络的价值得以提高。例如，如日中天的电子商务网站eBay正是利用了电话用户数量较多的优势，采用电话方式进行营销，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当一项技术已建立必要的用户规模，它的价值将会呈爆炸性增长。一项技术多快才能达到必要的用户规模，这取决于用户进入网络的代价，代价越低，用户规模扩大的越快。理论上，一旦新技术已经形成了必要的用户规模，且由于这项技术相比运行初期价值提高了，所以技术开发者可以向用户索要更高的价格。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之快。摩尔定律认为：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可容纳在集成电路上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换句话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到24个月便会翻一番以上。大致上，摩尔定律与产业合流现象相结合形成遍地信息化，梅特卡夫定律再把这些广泛播撒信息的企业以网络外部性的乘数效应进行连结，最终创造出一个规模可与全球实体相媲美的、具有惊人成长潜力的、充满了无数商机的世界性的电子商务市场。

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外部性，与古典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性或者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正好截然相反。在价格决定上，网络经济也完全不等同于传统经济。在传统经济中，商品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但在网络经济中，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却随着价格的增加而猛增，这种价格猛增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从而会产生多重效应，即网络的外部性。

（2）货币经济学向信息经济学转化。在古典经济学中，需求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网络经济则将这种供求平衡的规律颠倒过来：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导致需求增长。与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是，网络经济不再立足于“货币”这个工业时代的核心元素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关注“信息”这个信息时代的关键性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学从以“货币”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为中心，这也是经济学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的转折点。这种理论上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向背离原点的方向扩张。在网络经济下，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主体由一国拓展为多国，各色各样的网络经济实体跨越国界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网络经济实体投资的信心，这种信心又被网络成倍的放大。“因特网乘数”中有两个因子，其中一个是“同步传递效应”，表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及时沟通；另一个是“同目标反馈效应”，表示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信息能够点对点的呈辐射状的传达，从而可以造就全球范围内目标相同的投资决策。然而，传统信息传达的非及时性和分布的分散性，导致投资者往往偏好各不相同，反应快慢不一，乘数效应很容易被抵消。

二是从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递增。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网络经济却表现为收益递增。举例来说，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微软生产的产品，但只给微软增加了可忽略不计的微小成本，却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巨大利润。

其实，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正如詹姆士・阿利所言：“收益递增并不等同于收益递减，这两种规律将相互共存，并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企业可以凭借电脑软件生产和销售的虚拟化特点降低把软件产品打入市场的成本，这时，技术的独创性就要比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技能等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资源更显得重要。由于起始成本较小，则递增利润的财务收益也随之较小，最终递增利润不可避免的被耗尽，递减利润便在这时候姗姗而来，递减利润的到来比其他行业晚了一些时间。

三是背离费雪方程。费雪方程（PQ=MV）大概揭示了农业实体经济与工业货币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但它却并不适用于网络信息经济和工业货币之间的均衡关系（MV=BH）。由于费雪方程受到了外生的信息变量的挑战，导致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用传统模型的理论加以解释，从而容易造成决策者错误决策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费雪方程的背离只是一种观点萌芽，与最终归纳进入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溃败，理论上是因其不能完整的适应货币经济学转向信息经济学的趋向，无法对信息对货币的支配作用（亚洲金融危机、风险投资等）做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是因其无法对“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一主流经济学的背离，使得近年来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它们被认为是现今解释网络经济的最好模型。

2、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化

（1）比较优势向信息和知识转移。首先，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和国际经济处于静态（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不发生改变）。前面已经提到，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这两个假设前提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其次，古典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各国之间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是比较优势存在的基础。相比之下，在电子商务经济中，各国对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反馈上的差异即信息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显得越发的重要。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信息产业的规模以及信息处理的速度都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实力的体现，信息与知识技术已经成为各国以及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部分地替代当前投入于贸易中的资本，减少贸易中正在结算的在途资金，这也使比较优势的因素发生改变。最后，H-O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要素的丰裕程度造成的，一国利用价格较低的要素生产产品并进行对外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较收益。在互联网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的信息市场与技术市场使信息技术迅速技术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扩散至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易于得到这些技术。另外，通用型技术的迅速传播使生产技术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产品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又可以重新获得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占据的比较优势。

（2）规模经济的作用范围发生变化。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释产业内贸易。电子商务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实际上是物流、现金流与网络信息流协调作用的结果。电子商务使贸易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信息上的差异越来越小，进一步加强了产业内贸易的趋势，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生产出更加差异化的产品。因此，电子商务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要远远大于传统贸易的规模效应。电子商务经济中规模经济作用范围扩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仅存在于行业中的实体企业，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虚拟企业也能产生规模效应。互联网将很多企业结合成一个整体，共享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技术，在生产经营中进行合作，由此形成很大的规模，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第二，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只能被称为供给方的规模经济，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并存。供给方的规模经济是指，供给方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供给方的收益；需求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某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越来越高，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引起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和生产产品的企业的收益增长。第三，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相互结合可以产生双重效应：需求方的数量增加不但可以降低供给方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更多的消费者被该产品吸引而购买该产品，从而进一步增加需求方的数量。

3、理论冲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网络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它可以帮助外贸企业在比较优势已经转移至信息、技术和知识的背景下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具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可以有以下两个突破口。

（1）打造差异产品或服务。电子商务技术打通了外贸企业对外联系的渠道，使外贸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密切联系，扩大了产品推销的范围，拓宽了原料的来源，提高了处理外贸单据的效率。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不断向国际市场提供差异产品或服务，形成不易被竞争对手代替的独特产品或服务。

（2）调整定价策略。电子商务的应用，使得以往政府设置的各种行政或地理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外贸企业可以直接与国际市场进行密切联络，甚至可以越过海关和税收部门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对此，外贸企业应该保持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与外部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使企业发展战略与外部市场需求趋近一致。

另外，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市场、企业的竞争趋向于完全竞争，消费者购买心理趋向于理智型，电子商务平台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使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对产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不仅仅关注卖家的定价。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非价格因素将更为重要，它将成为企业获得外贸竞争优势不可忽视的部分。因此，企业需牢牢把握非价格因素。

【参考文献】

[1] 史达：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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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经济；经济特征；经济策略；传统经济；计算机网络

本世纪初见证了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式的网络时代。主要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包括了互联网、电话网络、电视系统、各种各样的证卷，金融机构等组成的资本网络，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

一、网络经济有三个的基本特征

快捷性。互联网的建立就像蜘蛛网一样使各个国家相互联接了起来，整个地球也仿佛变得越来越小，因而网络经济被称为是一种速度型的经济，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全球化经济。高渗透性。计算机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使网络经济体现出了渗透的功能，信息服务业遍及第一、第二产业，使他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期间，网络经济起到了相互连接的作用。自我膨胀性。网络经济具有自我膨胀性。这将在网络经济的网络经济的定律中做详细的论述。边际效益递增性。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递减，网络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网络信息系统具有信息的自动记忆和自动生成功能直接性。网络的迅速发展使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在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网络经济的四大定律

分别是摩尔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法则、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摩尔定律（Moore‘s Law）。1965年，摩尔预测到单片硅芯片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在这同时，价格却减少了一半。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经济的价值相当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表明了网络所创造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趋势。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在网络经济中，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垄断局面，这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而出现的。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根据美国技术理论家乔治·吉尔德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未来10年），通讯系统的总带宽将以每年3倍的速度增长。吉尔德认为，随着通讯能力的不断增强，每比特传输价格朝着免费的方向下降，费用的走向趋势将呈现出“渐进曲线”的规律，而同时价格点无限接近于零。

三、网络经济的策略

网络是典型的群系统；在技术网络里，靠的是标准和规范。网络可以给其他商家打造平台：淘宝让别人在其上开店，苹果开放接口建立APP Store等许多例子，这就在自己获利的同时给别人也提供了机会。网络时代，我们有了丰富的资源，于是价格不可避免的滑落。因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网络经济有效的策略之一。商家应尽量追求免费，以赢取人们的关注。由于价格有朝着免费的方向前进的趋势，在网络经济中最好的策略就是先人一步采取低价策略，甚至是免费赠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法则，并不只限于复制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软件业，即使是硬件，只要连接上网，也要遵循这个法则。电信公司会赠送手机，为的是销售无线电话服务。有线电视为了推广他们的高清电视服务，会赠送机顶盒。鉴于经济学的这些免费策略，我们会产生疑问，那在网络经济中我们如何去盈利呢？

非常低廉的价格在作用上与实际意义上的免费相同，核心产品几近免费，但是其他相关服务定价高。Sun公司赠送Java以帮助服务器的销售。产品免费，但是服务和技术支持费用昂贵，比如华为就是这种营销策略，免费赠基站占领市场，再高额收服务费。极低的价格可以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在上面也说到重要的就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有了人气，盈利的方式非常多，最简单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就是加载广告。为了吸引客户的注意，也会经常放一些不完善的半成品，以期待用户反馈帮助改善产品。采用定额或包月的固定价格方式会让用户在定额的习惯中忘记费用。 现在企业的利益越来越广泛的以网络服务为基础，那么，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自身的价值是企业的首要策略。

在网络经济时代，网络本身的价值呈指数性增长，成员越来越多，处理事务的费用接近于零。所以只要选择更多的连接、更加开放的系统、更为广泛应用的标准，就是不错的决策了，这是因为在网络经济中，处理一件事务所耗用的能量越来越小，而对处理事务的方法达成一致意见所要付出的努力却越来越大。所以，一旦标准确定下来，经济就可以迅速增长。 现在的物联网只要做到了行业之间标准的统一，就会实现客观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他的风险性，尽量 联络几十个几百个同盟和合作伙伴，寻求更多的网络关系和共同事业，结成一个网络来分担风险。

网络经济有着和生态学系统一样的生态逻辑，在进化过程中，总有新物种取代旧物种、自然生物群系发生结构变化、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网络的前景也一样，每一种密集型产业都在向着平展的原子化状态转变。行业中的大公司比例会不断减少，无数小公司出现，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出现，同时也有很多旧的东西消亡，落后的公司或被淘汰，或者蜕变为新领域的新公司。但是行业总体却是欣欣向荣：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水。

网络经济对许多小型组织组合成一个大型组织有好处，并能保持小型组织的自治性。这样的系统可防止剧烈改变。要想推行一个大型新系统，可对一个能够工作的小网络增加更复杂的节点和等级，使之成为一个大网络。

网络经济中，把握住聪明的客户是关键，客户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你的员工。聪明的客户对企业有着很大的利益帮助，他们可以使企业将服务和产品做得更好。现在经常以建立一个网站，来方便与客户的相互交流，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用户团体了。

网络经济是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的新型经济形势，在新这种经济模式下，效率是针对机器人的，机器承担了大部分非人性化的制造工作。机会是针对人类的。机会需要的是灵活性、探索性、推测性和人类擅长的许多其他品质。摆在每个工人面前的问题不是“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而是“什么是该做的工作”。

网络经济使重复、延续、复制和自动化等朝着免费和高效方向发展，而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的价值会提升。我们应该敏感的抓住机会，在面对机会爆炸的时代，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

四、网络经济学中的基本规律

网络经济学是一门探索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边缘性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领域，并由此衍生出网络经济与互联网、网络经济与电子政务、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与企业组织、网络经济与产业和地区布局、网络经济与信息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网络经济学基本规律特性1.网络经济是一种趋势经济，尽管网络经济还不是世界的主流经济形态，但它却正在迅速地发展。2.网络经济不是一种行业经济，从网络经济对人类的影响和它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已经超越了行业经济的范畴。3.网络经济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4.网络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对传统的经济学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交易规则、理论基础、价值规律和产品的分配等诸多方面对传统的经济学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五、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比较

网络经济是传统经济的衍生形态，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很多理论，比如上面所说的网络经济的特点中就有一点是边际效益递增性，而在传统经济学中是边际效益递减理论。网络经济的效益是同其规模成正比的。网络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如果规模越大、用户越多，产品越具有标准性，所带来的商业机会就越多，其效益就越大。

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生产者和消费者可直接进行经济互动，同时网络经营者也可以轻而易举的为消费者提供周到的个性化服务，这样就使双方的交易成本下降，使网络经济成为方便与个性的代名词。

在个体目标不一致的组织中，行动规则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组织的理性水平。这就是博弈论的原理。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彼此的策略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博弈论其中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囚徒困境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不同。斯密认为个人理性符合集体理性，可是囚徒困境恰恰相反了，对于个人来说最好的策略对于集体来说却是最差的。这也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美）凯文·凯利（Kevin Kelly）著.萧华敬，任平译. 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广州出版社， 2000

篇5

关键词：奥肯定律；失业；就业弹性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152-02

一、奥肯定律的缘起

奥肯定律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它描述了失业率变动和产出增长率变动之间的一种经验统计规律。

改进后的奥肯定律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u-u*= -w（（y-y*）/y*），u为实际失业率，u*为自然失业率，y为相应的实际产出量，y*为相应的潜在产出量，w为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偏离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表述为U-U-1=-w（（Y-Y-1）/Y-1），即奥肯定律可表示为实际产出额在一年内高于趋势增长率，则失业率会下降。

作为一种经验规则，奥肯定律为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相互转换提供了一个近似的估算方法。虽然只是近似，但在当时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证，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可靠的经验规律之一。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是否也满足上述规律呢？或者说中国的w等于多少呢？

二、数据的选择

1.对失业率的调整

中国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近似国内失业率，对城镇失业者的定义是“有本地非农户口，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从这个定义可知，中国对失业的界定是窄口径的。但是本次计量试验关键并不是数据与真实数据有多大的拟合度，而是数据是否可以体现整体的失业波动趋势。如中国从1998年开始有一次大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2000年才恢复。但从登记的失业率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呈现出一种滞后的趋势。1998―2000年一直是3.1%，2000年后才出现失业率的明显上升。显然中国登记的城镇失业率并没有真实地反应中国失业状况。但是如果把这些数据进行全面的修正，把包括农村和城镇的隐蔽性失业和下岗职工失业计算进来，往往会陷入一种统计方法的谜团，而偏离了我们的初衷。实际上没有哪个数据是准确无误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有效利用已有数据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趋近目标。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成上升趋势，其中2000年达到最大。这是因为1998年中国出现经济萧条加上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中国失业率处于最高阶段。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失业开始回落。这一估计的失业率显然比登记失业率更能反映经济的波动。

2.关于产出

本文选用GDP的绝对数，先对它们进行时间回归，得出趋势变量作为潜在产出。故潜在产出缺口为X=（Y-Yd）/Yd，失业率缺口为U-U*，U*为平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为X1=（Y-Y-1） / Y-1，失业率变化为DU=U-U-1。

3.回归分析

先将GDP对时间作回归，趋势图如下：

其有明显的趋势GDP = -76236.24265 + 7744.411765?鄢（N-1978）。

回归方程和系数显著不为零，拟合度和调整的拟合度都很高，分别为0.98和0.979。

其中GDP产出缺口的棒状图为：

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存在很高的正产出缺口。出现这一偏差主要是由于潜在产出额是由这个经济增长形势所推导出来的，因而对前几年都存在数值偏低的情况。可将其去掉将不影响其一般性。

4.回归结果

用潜在产出缺口对失业偏离作回归，统计结果相当不显著。拟合度才0.113421，调整的拟和度为0.050094。说明u-u* 与 （y-y*）/y*之间无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三、从奥肯定律本质谈对中国的适应性

进一步思考“奥肯定律”的本质发现，它衡量的是产出增长率与名义劳动投入之间的统计关系。

1.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不存在有效劳动投入与名义劳动投入的明显偏离，即不存在隐蔽性失业。

2.经济没有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不变，从而劳动生产率、产出就业弹性基本不变。产出的就业弹性是指产出的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比值。

总结出以上两个条件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可以否认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

首先，中国处在体制改革的转轨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发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对劳动力实行分配制，而不论市场是否有就业需要，其结果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所以存在大量冗余劳动力，有效劳动力与名义劳动力严重偏离；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这种偏离开始缩小，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带来的是劳动力的更有效利用，而名义劳动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当然可想而知，当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到位，市场机制比较灵活时，有效劳动力将与名义劳动力持平，因产出的增长带来新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将直接带来名义劳动量的增加。但是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仍然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即农村隐蔽性失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诚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国隐蔽失业率高达60%。但是隐蔽性失业率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9年的57.6%下降到2004年的1%，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存在大量的农村隐蔽性失业。

其次，中国经历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般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却会引起就业机会的减少。随着转变的逐渐深化，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深化，而这种资本投资率的增长，就会挤出就业。另外，中国还不断加强对技术开发的投资，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也挤出了就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显现出“高增长，低就业”的状态。从实证分析上来看，中国GDP的就业弹性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就业弹性是指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分别用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对数对总产出的对数作回归分析。结果为：

资料来源：用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4年相关数据算得。

可见随着中国资本深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次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的下降趋势是明显的，特别是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的下降，意味着农业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即现代农业越发展，使用劳动力越少，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减少，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四、中国的就业出路

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来看，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寻找就业出路的关键。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就业贡献明显偏低。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水平偏低，而单位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力还相当大，吸纳就业和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第一，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中小城市适度扩容。中国就业存在一种农村人口替代城市人口的趋势，因为前者似乎更能吃苦耐劳和踏实。富人当中农村人口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这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村人口因户籍管理制度的制约、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有效需求的扩大。毕竟城市是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

第二，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降低服务业进入门槛与成本，消除阻碍第三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与其他产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垄断程度还是较高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自身的发展，劳动就业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改变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是当前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关键举措。

第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发展服务业培养使用型人才。引导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密切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要把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劳动力供给作为办学宗旨，要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特别是就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胡庄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夏杰长，李勇坚.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邹薇.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中国经济评论,2005,(4).

[4] 蔡.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4,(9).

[5] 王城.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到效率型就业[J].经济研究,1996,(5).

[6] 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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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效用论；限制条件；假设；预算支出；消费者均衡；可验证性；弹性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8-0057-05

1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概况述评

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效用理论的发展一直很受人们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上述三种理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支柱（效用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一的效用理论从产生至今，无论是哪个分支的进展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一般而言，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科学与否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该理论本身的逻辑自冶性，第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而效用理论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马歇尔（Marshall，1890）把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均衡的思想作为需求定律的基础后，基数效用论就此止步不前，难有作为，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涉足了这个领域，但他们的理论似乎都只是对杰文斯（Jevons，1871）等人理论的一种重复，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遇到所谓的“吉芬难题”之后，对于其是否应当被看做是经济学的一条公理，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未有定论。基数效用论从其产生之初就面临的效用度量和效用的人际间比较的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阻碍基数效用论应用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选择理论的两大障碍。

今天，虽然“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效用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但序数效用论同样是不完美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曾经提到他对这个理论的怀疑：“的确，无差异曲线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中提炼出来，是大有疑问的。整个理论由理论家通过内省得出的假设开始……但是这些基础性的假设很少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同时，他对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提出了质疑：“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消费品都符合希克斯的分析。消费者的开支就算有很大的可变性，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住房、燃料、照明、器材、冰箱、保险、税收和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很少变动，但它们往往占据了家庭支出的40%～50%……除了这些准自动的消费支出，还有许多支出与习惯有关，那么现实中还剩下多少支出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分析呢？最基本的事实似乎是，时刻在计算的消费者是很少见的，更多的人依从习惯行事，无力也不愿意去计算偏好，因此根本就不符合希克斯的模型。”另外，对于序数效用论是否真正摆脱了效用的可度量这个假设前提，同样存在极大的争议，正如叶航教授所言：“从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是在否定‘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形式上看，这种否定确实避免了‘效用可以被直接计量’这一令人困惑和尴尬的假设；但从内容上看，这种否定的有效性却非常值得怀疑。”

萨缪尔森（Samuelson，1938）的显示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可以用偏好来解释，而反过来消费者的偏好只能用行为来界定。关于这一点，被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指责存在循环论证的错误。“显示偏好理论”的假设暗示，消费者在自己的内心状态得到描述之前就能够作出确定的选择，对于这个假设同样很值得推敲。度量或者估量，就和概念、分类、因果分析一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方法，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一项基本的技能，“显示偏好理论”显然是在无视人类这种基本技能的同时，赋予了他们一种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就可作出明确判断的，而且是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技能，它似乎不需要任何心理或思维上的基础，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学科领域曾经证明人类的确具有这样一项特别的技能。

效用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其表现更是难以让人折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讲的一件事就颇具代表性：“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他又说道：“抽象的空中楼阁，往往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要推展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是解释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是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而行的……功用分析（指序数效用论）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五章：需求定律）。

效用理论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责难，但作为基数效用论的核心——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本身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基数效用论在逻辑自冶上的漏洞和缺陷

今天，在人们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后面称为 “等边际规律”）的讨论中，有一个逻辑上非常模糊的地方。我们知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它是针对一个单次消费行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的连续消费行为，而分散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的重复消费是不适用这个规律的，这是今天我们对这个规律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杰文斯、威塞尔（Wieser）对此都有过专门的强调。斯坦利 ·L.布鲁（Stanley L.Brue，2000）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谈到马歇尔给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引入的两个限制条件，其中第一个限制条件是：“他指出他考虑的是时间中的某一个瞬间，这一瞬间的时间间隔很短而不必考虑某一特定个人的特征与体验的任何变化。”同样，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在《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谈到杰文斯对这个规律的一个观点：“然而在杰文斯看来……效用递减只会发生在某一个时点上，是消费行为的一个瞬时快照，它不适用于在给定时间段内重复消费的情况。在后面情况下，应该是不存在餍足的问题，分散在离散的时点上被重复消费的商品单位也不存在效用递减的问题。”等边际规律是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等边际规律所考察的是各个彼此孤立的单次消费行为，虽然它并不要求这些单次的消费都发生在同一个理论的时点上，或者说它完全可以针对一个时间段来应用，但是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要求，每个单次消费却必须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威塞尔曾明确指出：消费者每天消费的食物数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天中只是在某一个时点，才能用最后一口食物的效果来衡量满足度。对等边际规律的这一限制显然被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忽略了，在关于这个规律的陈述当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一限制条件，好像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这句话中，“最后一元”指的是花在某种商品的某个单次消费的最后一元呢？还是指花在某个时间段内该种商品消费总量的最后一元？显然，根据前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这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说，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这个时间段内每个相互独立的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如果考察的是一个人在该个时间段内对一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它就失去了对消费行为的约束，因为一个时间段内某种商品的总消费数量除了和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有关外，还与消费的次数有关。我们知道，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中（个人需求曲线），“需求量”（或者说“意图交易量”）总是针对未来的某个时间段而言的，无论是“暂时的”、“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需求；而在当代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Samuelson，Nordhaus，1985）的《经济学》中，就是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自然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一个时间段内相互独立的各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那等边际规律怎么能用于解释需求定律呢？比如说，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使最后一元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增大，从而使消费量上升，但这里所指的仅仅是每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上升，而对于该段时间内该商品的总的消费数量是否上升，等边际规律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假设在该段时间内消费的次数是一定的。仅仅单从这一点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推导不出需求定律。如何处理这种逻辑上的困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对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我们的考察是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一个时间点转化为一个时间段，绝对不是简单地将各个分散的单次消费放在该时间段内进行彼此孤立的分析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一个合成谬误的问题：如果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一个人完全有可能针对同一种商品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产生和满足会对这个人的预算支出的分配产生影响，同样会对商品消费的数量产生影响；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必须以一个时间段为前提条件，有的商品的效用的实现，也必须经历一定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对一种食品的某种营养的需求、对服装风格的变化的需求、病人为治愈疾病而对药品的需求等。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人对一个月之内吃多少次牛肉有要求吗？有，如果他是一个很讲究营养健康的人（他食用牛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口味和饥饱感的需求），他不但对一次吃多少牛肉有要求，同样对一个月内吃多少次才能达到最佳营养状况也是有明确要求的。这种新的需求的产生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结果是，随着一个人对牛肉这种食品预算支出的增长，他不仅仅会提高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而且会增加一个月内或者一年内消费牛肉的次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假设某种商品消费的次数一定的原因之所在。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对饥饱感的满足不是固定在一日三餐吗？我们之所以固定一日三餐，是由于增加一次就餐会付出很大的非货币成本，增加就餐次数是不划算的，这里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对分散于一个时间段内的每个单次消费行为进行彼此孤立的研究的话，将会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和影响人类行为选择的因素因得不到应有的考察而被遗漏，那么由前面两个规律得出的分析结论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也正是这个问题限制了基数效用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解决这种理论逻辑上的困境，究竟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呢，还是我们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3对两个规律限制条件的修改和扩展

笔者和江春先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再发现》一文中将时间维度纳入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考察的范围，证明在某个时间段内，随着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总量的增加，虽然他对该种商品的单次消费量和消费次数都会随之增大，但在这种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仍然是成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完全适用于分散在一个时间段内离散时点上的重复消费行为；也就是说，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完全可以由一个理论上的时点扩展到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随着某种商品消费总量的增加，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对等边际规律的新的表述：在某个期间内（时间段），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将达到消费者均衡。这样，等边际规律就对整个期间内每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有了一个约束。

如果我们对上述新的认识进行严谨而周密的审视的话，发现在这种开创性的认识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

整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指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不仅仅只是关心眼前的、“短期”的和局部性的利益，而且对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同样关注，在他的心目中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和眼前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利益同等重要，他将针对整个预算期间（把预算期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根据自己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对该期间内的各项消费活动进行整体的、完全理性的和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使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最大化。

再进一步作下面的假设：

部分可预期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一个人将把将来的一个时期（预算期间）内的环境、偏好和其他任何情况及其它们的变化的一部分看做是完全可预期的，因此，他可以在整个预算期间的视野下，根据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对各种商品的消费进行有效的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实现整个预算期间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可预期的部分，他将用储蓄或借贷的方式来应对。部分可预期假设表明，眼前的每次消费决策都不会因为未来情况的不可预知而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对整个预算期间的各种消费进行完整的计划而不会使当前的消费出现不确定或者偏差。

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就可以对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点上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的消费计划进行考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边际规律实际上就成为一个消费计划的约束规律，而不是一个消费行为的约束规律。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将严格地按照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来进行；不过，如果他以后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能够按他的消费计划进行安排实施的话，也就等于对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行了约束。

因为现在等边际规律对一个人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计划消费某种商品的总量有了约束，所以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定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我们看到，需求定律中的“意图交易量”实质上指的是某一时间点一个人在现行收入和价格约束下针对将来某个预算期间的计划消费量。

有一点要补充说明一下，上面用“预算支出”代替了“收入”这一名词，因为 “收入”这一提法需要增加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假设，即人们将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既不存在储蓄的情况也不存在借贷的情况；再者，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的直接因素是预算的支出，而不是收入。

4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

笔者和江春先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均衡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一种商品的质量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商品的质量这个因素也纳入考察的范围，那么，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崭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一个人总是针对他的某个预算期间，将计划支出的货币总量在他所要消费的商品种类、商品质量、消费次数或间隔频次、单次消费的数量之间作出合理的均衡和安排（而不是随意的），以达到一种最优的配置和选择，从而使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

从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可以看出，等边际规律对消息计划约束的效应体现在：有一种促使各方面的安排趋于稳定的内在力量，除非有某种诱因的出现打破这种均衡，而这种稳定性正是消费习惯形成的基础所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消费习惯就不可能形成，人类的消费行为将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每时每刻进行效用的“测量”和“计算”，他常常是通过学习和消费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形成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向均衡过渡的过程；习惯一旦形成，他就完全可以按照习惯而行事，而习惯的打破，总是有原因的，这种诱因就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①环境或偏好的变化，引起了需求的种类或某种需求的强度的变化；②新增某种商品的消费或者停止消费某种商品；③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质量或质量等级发生了变化；④所消费的现有商品，出现一种商品对另外一种商品的替代；⑤预算支出的变化，或者某种商品的价格、某种商品的某个质量等级的价格的变化等。

下面分析一下理论假设下的消费计划和现实消费之间的差异：

第一，理论假设下的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之间的差异：

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例外：①“非理性消费”有时会发生，这时人们不把某次或某些消费纳入“长期”的、全局性的支出预算；②这种不理性还表现在：预算背景可能会不断地发生转换，从而使预算缺乏足够的稳定性；③实际的消费计划具有不完备性，每个人都不可能考虑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第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之间的差异：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①消息计划可能整体理性，而实际消费却可能不表现出整体理性。这是因为，具体到某个单次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每次都需要付费，有许多商品往往是集中购买的，这种“不付费的消费”往往会使实际消费出现偏差；另外，人们总是对当前的消费看的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虎头蛇尾”的情况。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支出预算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的某个成员作出的，而消费却是由家庭的每个成员实施的，这种作出消息计划和实际消费两者主体上的不同，会造成预算和实际消费上的差异。

5预算支出和价格的变化对均衡支出的影响

预算支出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是打破均衡最重要和直观的因素。下面分析当两者之一发生变化时对均衡的影响，先分析预算支出的变化。

假设，只有两种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消费者的支出预算仅仅针对这两种商品，当一个人总支出增加的时候，他将如何把增加的支出在两种商品之间作出分配？看下表中的一组数据：

首先强调一点，上表中之所以选择面条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是因为它们不是互为替代品，这样就可以不考虑两种商品之间相互替代的影响，使问题大大简化。如表中所示，在数据的第三列，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都为8时，该消费者达到消费者均衡；如果增加支出，假设消费者在面条上增加支出1元，这时支出于面条的每元边际效用下降为7，那么，只有在葡萄酒上的支出增加5元（表中第八列的第二行），才能达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说，他一共需要增加支出6元，其中5元用于葡萄酒，1元用于面条。由此可见，如果让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同时下降一个效用单位，在两种食品上就得增加支出不同数量的货币。为了反映用于不同种类商品或不同项目的支出在边际效用递减上的这种差异，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均衡支出弹性。

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是指，在该种商品或该个项目的某个支出水平下，当再增加支出使支出于该商品或项目的单位货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正好下降“一个效用单位”所需增加的货币支出数量。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越大，均衡移动所引起的这种商品或项目的货币支出量的变化就越大，那么，该商品或项目的支出变化对总支出变化的反应就越敏感。当一种商品或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远大于另外一种时，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增加支出的绝大部分将用于均衡支出弹性大的商品或项目，均衡支出弹性小的商品或项目的支出量变化就可以被忽略或者几乎保持不变。这个概念要求对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给予关注。

均衡支出弹性是一个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推导出的概念，就一种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言，这个概念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当中的一类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比如，对于葡萄酒和面条两种食品的消费来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是适用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减少时，以至于降低他在食品上的总支出时，为什么他会把几乎所有下降的支出用于购买更少的葡萄酒，而用于面条的支出数量却几乎不变？

当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均衡同样会被打破。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假设不存在互为替代品，而且所有商品的消费数量都保持不变（包括价格下降的商品），这时预算支出的总货币量就会因为该种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产生结余；根据等边际规律，这时价格下降商品的每元商品边际效用增大了，要想达到新的均衡，该商品消费的数量就得增加；如果假设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变化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把结余用于增加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使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后还有剩余，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增加；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把结余全部用于该种商品的数量增加后，还不能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减少。用X表示某个固定的预算期间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该商品的均衡支出弹性为L，现时均衡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为Mu/P0，该商品的价格从现时价格P0下降为P1，假设各种商品（包括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均保持不变，则预算支出结余为（P0X-P1X）；要恢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需支出于该商品的货币数量就得增加（Mu/P1-Mu/P0）L，两者之差为：

6结论和展望

其实，我们身边的许多经验事实无一不在验证着基数效用论的推断。如果我们能够对前面的论述有一个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就会发现以前基数效用论在解释人类的行为时显得捉襟见肘的原因并不是源自基数效用论本身的局限，而是源自于我们对两个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局限。就拿效用的可度量性这一假设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假设的问题。从逻辑的角度讲，一个人的选择如何作出，应该是由作出行为选择的人说了算，而不是哪个经济学家说了算；一个人作出一次具体的选择完全可能受制于其特定的心理或思维活动，他们可能是基数的也可能是序数的，两者并不排斥；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要想作出行为选择是必须进行度量或者估量的，甚至于需要进行加减的运算。通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不可测量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效用的测量单位，但是，因为效用永远是某个单个的个人作出行为选择的依据（不考虑社会选择问题），那么一个对于不同的人都同样有效的效用测量单位在逻辑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可能，非常值得推敲，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不是效用不可测量的充分条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类似乎有足够的智慧对他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利得和利失进行估量，尽管这种估量可能不尽合理和精确。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序数效用论的批评日渐增多，基数效用论又有回归主流的苗头，如黄有光（2005）主张发展和改进基数效用论，使之取代现有的序数效用论；Mandler（2006）主张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进行折中融合，以取长补短。无论如何，轻易放弃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科学的发展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像物理学家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一样。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1-119.

[2]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M].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13-415，271，295.

[3]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J].经济学家，2003（1）：93-97.

[4]SAMULSON.A Note on the Pure Theroy of Consumers Behaviour[J].Economica，1938，NS5，353-4.

[5]郝海波.序数效用论的缺陷与不足：一个文献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11（4）：142-143.

[6]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M/OL].（2008-11-27）[2012-3-16]..

[7]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 [M].6版.焦国华，韩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205.

[8]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 [M].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680-681.

[9]暴世宏，江春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再发现[J].价值工程，2012（17）：120-123.

[10]暴世宏，江春先.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均衡研究[J].价值工程，2012（11）：99-101.

篇7

1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概况述评

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效用理论的发展一直很受人们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上述三种理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支柱（效用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一的效用理论从产生至今，无论是哪个分支的进展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一般而言，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科学与否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该理论本身的逻辑自冶性，第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而效用理论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马歇尔（Marshall，1890）把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均衡的思想作为需求定律的基础后，基数效用论就此止步不前，难有作为，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涉足了这个领域，但他们的理论似乎都只是对杰文斯（Jevons，1871）等人理论的一种重复，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遇到所谓的“吉芬难题”之后，对于其是否应当被看做是经济学的一条公理，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未有定论。基数效用论从其产生之初就面临的效用度量和效用的人际间比较的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阻碍基数效用论应用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选择理论的两大障碍。

今天，虽然“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效用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但序数效用论同样是不完美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曾经提到他对这个理论的怀疑：“的确，无差异曲线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中提炼出来，是大有疑问的。整个理论由理论家通过内省得出的假设开始……但是这些基础性的假设很少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同时，他对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提出了质疑：“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消费品都符合希克斯的分析。消费者的开支就算有很大的可变性，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住房、燃料、照明、器材、冰箱、保险、税收和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很少变动，但它们往往占据了家庭支出的40%～50%……除了这些准自动的消费支出，还有许多支出与习惯有关，那么现实中还剩下多少支出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分析呢？最基本的事实似乎是，时刻在计算的消费者是很少见的，更多的人依从习惯行事，无力也不愿意去计算偏好，因此根本就不符合希克斯的模型。”另外，对于序数效用论是否真正摆脱了效用的可度量这个假设前提，同样存在极大的争议，正如叶航教授所言：“从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是在否定‘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形式上看，这种否定确实避免了‘效用可以被直接计量’这一令人困惑和尴尬的假设；但从内容上看，这种否定的有效性却非常值得怀疑。”

萨缪尔森（Samuelson，1938）的显示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可以用偏好来解释，而反过来消费者的偏好只能用行为来界定。关于这一点，被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指责存在循环论证的错误。“显示偏好理论”的假设暗示，消费者在自己的内心状态得到描述之前就能够作出确定的选择，对于这个假设同样很值得推敲。度量或者估量，就和概念、分类、因果分析一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方法，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一项基本的技能，“显示偏好理论”显然是在无视人类这种基本技能的同时，赋予了他们一种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就可作出明确判断的，而且是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技能，它似乎不需要任何心理或思维上的基础，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学科领域曾经证明人类的确具有这样一项特别的技能。

效用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其表现更是难以让人折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讲的一件事就颇具代表性：“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他又说道：“抽象的空中楼阁，往往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要推展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是解释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是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而行的……功用分析（指序数效用论）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五章：需求定律）。

效用理论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责难，但作为基数效用论的核心——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本身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基数效用论在逻辑自冶上的漏洞和缺陷

今天，在人们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后面称为 “等边际规律”）的讨论中，有一个逻辑上非常模糊的地方。我们知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它是针对一个单次消费行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的连续消费行为，而分散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的重复消费是不适用这个规律的，这是今天我们对这个规律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杰文斯、威塞尔（Wieser）对此都有过专门的强调。斯坦利 ·L.布鲁（Stanley L.Brue，2000）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谈到马歇尔给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引入的两个限制条件，其中第一个限制条件是：“他指出他考虑的是时间中的某一个瞬间，这一瞬间的时间间隔很短而不必考虑某一特定个人的特征与体验的任何变化。”同样，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在《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谈到杰文斯对这个规律的一个观点：“然而在 杰文斯看来……效用递减只会发生在某一个时点上，是消费行为的一个瞬时快照，它不适用于在给定时间段内重复消费的情况。在后面情况下，应该是不存在餍足的问题，分散在离散的时点上被重复消费的商品单位也不存在效用递减的问题。”等边际规律是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等边际规律所考察的是各个彼此孤立的单次消费行为，虽然它并不要求这些单次的消费都发生在同一个理论的时点上，或者说它完全可以针对一个时间段来应用，但是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要求，每个单次消费却必须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威塞尔曾明确指出：消费者每天消费的食物数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天中只是在某一个时点，才能用最后一口食物的效果来衡量满足度。对等边际规律的这一限制显然被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忽略了，在关于这个规律的陈述当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一限制条件，好像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这句话中，“最后一元”指的是花在某种商品的某个单次消费的最后一元呢？还是指花在某个时间段内该种商品消费总量的最后一元？显然，根据前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这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说，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这个时间段内每个相互独立的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如果考察的是一个人在该个时间段内对一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它就失去了对消费行为的约束，因为一个时间段内某种商品的总消费数量除了和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有关外，还与消费的次数有关。我们知道，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中（个人需求曲线），“需求量”（或者说“意图交易量”）总是针对未来的某个时间段而言的，无论是“暂时的”、“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需求；而在当代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Samuelson，Nordhaus，1985）的《经济学》中，就是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自然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一个时间段内相互独立的各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那等边际规律怎么能用于解释需求定律呢？比如说，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使最后一元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增大，从而使消费量上升，但这里所指的仅仅是每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上升，而对于该段时间内该商品的总的消费数量是否上升，等边际规律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假设在该段时间内消费的次数是一定的。仅仅单从这一点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推导不出需求定律。如何处理这种逻辑上的困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对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我们的考察是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一个时间点转化为一个时间段，绝对不是简单地将各个分散的单次消费放在该时间段内进行彼此孤立的分析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一个合成谬误的问题：如果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一个人完全有可能针对同一种商品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产生和满足会对这个人的预算支出的分配产生影响，同样会对商品消费的数量产生影响；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必须以一个时间段为前提条件，有的商品的效用的实现，也必须经历一定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对一种食品的某种营养的需求、对服装风格的变化的需求、病人为治愈疾病而对药品的需求等。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人对一个月之内吃多少次牛肉有要求吗？有，如果他是一个很讲究营养健康的人（他食用牛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口味和饥饱感的需求），他不但对一次吃多少牛肉有要求，同样对一个月内吃多少次才能达到最佳营养状况也是有明确要求的。这种新的需求的产生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结果是，随着一个人对牛肉这种食品预算支出的增长，他不仅仅会提高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而且会增加一个月内或者一年内消费牛肉的次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假设某种商品消费的次数一定的原因之所在。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对饥饱感的满足不是固定在一日三餐吗？我们之所以固定一日三餐，是由于增加一次就餐会付出很大的非货币成本，增加就餐次数是不划算的，这里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对分散于一个时间段内的每个单次消费行为进行彼此孤立的研究的话，将会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和影响人类行为选择的因素因得不到应有的考察而被遗漏，那么由前面两个规律得出的分析结论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也正是这个问题限制了基数效用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解决这种理论逻辑上的困境，究竟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呢，还是我们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3对两个规律限制条件的修改和扩展

笔者和江春先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再发现》一文中将时间维度纳入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考察的范围，证明在某个时间段内，随着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总量的增加，虽然他对该种商品的单次消费量和消费次数都会随之增大，但在这种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仍然是成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完全适用于分散在一个时间段内离散时点上的重复消费行为；也就是说，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完全可以由一个理论上的时点扩展到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随着某种商品消费总量的增加，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对等边际规律的新的表述：在某个期间内（时间段），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将达到消费者均衡。这样，等边际规律就对整个期间内每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有了一个约束。

如果我们对上述新的认识进行严谨而周密的审视的话，发现在这种开创性的认识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

整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指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不仅仅只是关心眼前的、“短期”的和局部性的利益，而且对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同样关注，在他的心目中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和眼前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利益同等重要，他将针对整个预算期间（把预算期间作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根据自己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对该期间内的各项消费活动进行整体的、完全理性的和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使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最大化。

再进一步作下面的假设：

部分可预期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一个人将把将来的一个时期（预算期间）内的环境、偏好和其他任何情况及其它们的变化的一部分看做是完全可预期的，因此，他可以在整个预算期间的视野下，根据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对各种商品的消费进行有效的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实现整个预算期间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可预期的部分，他将用储蓄或借贷的方式来应对。部分可预期假设表明，眼前的每次消费决策都不会因为未来情况的不可预知而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对整个预算期间的各种消费进行完整的计划而不会使当前的消费出现不确定或者偏差。

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就可以对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点上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的消费计划进行考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边际规律实际上就成为一个消费计划的约束规律，而不是一个消费行为的约束规律。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将严格地按照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来进行；不过，如果他以后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能够按他的消费计划进行安排实施的话，也就等于对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行了约束。

因为现在等边际规律对一个人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计划消费某种商品的总量有了约束，所以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定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我们看到，需求定律中的“意图交易量”实质上指的是某一时间点一个人在现行收入和价格约束下针对将来某个预算期间的计划消费量。

有一点要补充说明一下，上面用“预算支出”代替了“收入”这一名词，因为 “收入”这一提法需要增加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假设，即人们将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既不存在储蓄的情况也不存在借贷的情况；再者，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的直接因素是预算的支出，而不是收入。

4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

笔者和江春先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均衡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一种商品的质量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商品的质量这个因素也纳入考察的范围，那么，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崭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一个人总是针对他的某个预算期间，将计划支出的货币总量在他所要消费的商品种类、商品质量、消费次数或间隔频次、单次消费的数量之间作出合理的均衡和安排（而不是随意的），以达到一种最优的配置和选择，从而使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

从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可以看出，等边际规律对消息计划约束的效应体现在：有一种促使各方面的安排趋于稳定的内在力量，除非有某种诱因的出现打破这种均衡，而这种稳定性正是消费习惯形成的基础所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消费习惯就不可能形成，人类的消费行为将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每时每刻进行效用的“测量”和“计算”，他常常是通过学习和消费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形成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向均衡过渡的过程；习惯一旦形成，他就完全可以按照习惯而行事，而习惯的打破，总是有原因的，这种诱因就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①环境或偏好的变化，引起了需求的种类或某种需求的强度的变化；②新增某种商品的消费或者停止消费某种商品；③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质量或质量等级发生了变化；④所消费的现有商品，出现一种商品对另外一种商品的替代；⑤预算支出的变化，或者某种商品的价格、某种商品的某个质量等级的价格的变化等。

下面分析一下理论假设下的消费计划和现实消费之间的差异：

第一，理论假设下的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之间的差异：

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例外：①“非理性消费”有时会发生，这时人们不把某次或某些消费纳入“长期”的、全局性的支出预算；②这种不理性还表现在：预算背景可能会不断地发生转换，从而使预算缺乏足够的稳定性；③实际的消费计划具有不完备性，每个人都不可能考虑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第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之间的差异：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①消息计划可能整体理性，而实际消费却可能不表现出整体理性。这是因为，具体到某个单次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每次都需要付费，有许多商品往往是集中购买的，这种“不付费的消费”往往会使实际消费出现偏差；另外，人们总是对当前的消费看的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虎头蛇尾”的情况。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支出预算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的某个成员作出的，而消费却是由家庭的每个成员实施的，这种作出消息计划和实际消费两者主体上的不同，会造成预算和实际消费上的差异。

5预算支出和价格的变化对均衡支出的影响

预算支出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是打破均衡最重要和直观的因素。下面分析当两者之一发生变化时对均衡的影响，先分析预算支出的变化。

假设，只有两种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消费者的支出预算仅仅针对这两种商品，当一个人总支出增加的时候，他将如何把增加的支出在两种商品之间作出分配？看下表中的一组数据：

首先强调一点，上表中之所以选择面条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是因为它们不是互为替代品，这样就可以不考虑两种商品之间相互替代的影响，使问题大大简化。如表中所示，在数据的第三列，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都为8时，该消费者达到消费者均衡；如果增加支出，假设消费者在面条上增加支出1元，这时支出于面条的每元边际效用下降为7，那么，只有在葡萄酒上的支出增加5元（表中第八列的第二行），才能达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说，他一共需要增加支出6元，其中5元用于葡萄酒，1元用于面条。由此可见，如果让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同时下降一个效用单位，在两种食品上就得增加支出不同数量的货币。为了反映用于不同种类商品或不同项目的支出在边际效用递减上的这种差异，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均衡支出弹性。

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 弹性是指，在该种商品或该个项目的某个支出水平下，当再增加支出使支出于该商品或项目的单位货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正好下降“一个效用单位”所需增加的货币支出数量。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越大，均衡移动所引起的这种商品或项目的货币支出量的变化就越大，那么，该商品或项目的支出变化对总支出变化的反应就越敏感。当一种商品或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远大于另外一种时，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增加支出的绝大部分将用于均衡支出弹性大的商品或项目，均衡支出弹性小的商品或项目的支出量变化就可以被忽略或者几乎保持不变。这个概念要求对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给予关注。

均衡支出弹性是一个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推导出的概念，就一种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言，这个概念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当中的一类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比如，对于葡萄酒和面条两种食品的消费来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是适用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减少时，以至于降低他在食品上的总支出时，为什么他会把几乎所有下降的支出用于购买更少的葡萄酒，而用于面条的支出数量却几乎不变？

当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均衡同样会被打破。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假设不存在互为替代品，而且所有商品的消费数量都保持不变（包括价格下降的商品），这时预算支出的总货币量就会因为该种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产生结余；根据等边际规律，这时价格下降商品的每元商品边际效用增大了，要想达到新的均衡，该商品消费的数量就得增加；如果假设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变化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把结余用于增加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使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后还有剩余，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增加；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把结余全部用于该种商品的数量增加后，还不能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减少。用X表示某个固定的预算期间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该商品的均衡支出弹性为L，现时均衡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为Mu/P0，该商品的价格从现时价格P0下降为P1，假设各种商品（包括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均保持不变，则预算支出结余为（P0X-P1X）；要恢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需支出于该商品的货币数量就得增加（Mu/P1-Mu/P0）L，两者之差为：

6结论和展望

其实，我们身边的许多经验事实无一不在验证着基数效用论的推断。如果我们能够对前面的论述有一个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就会发现以前基数效用论在解释人类的行为时显得捉襟见肘的原因并不是源自基数效用论本身的局限，而是源自于我们对两个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局限。就拿效用的可度量性这一假设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假设的问题。从逻辑的角度讲，一个人的选择如何作出，应该是由作出行为选择的人说了算，而不是哪个经济学家说了算；一个人作出一次具体的选择完全可能受制于其特定的心理或思维活动，他们可能是基数的也可能是序数的，两者并不排斥；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要想作出行为选择是必须进行度量或者估量的，甚至于需要进行加减的运算。通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不可测量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效用的测量单位，但是，因为效用永远是某个单个的个人作出行为选择的依据（不考虑社会选择问题），那么一个对于不同的人都同样有效的效用测量单位在逻辑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可能，非常值得推敲，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不是效用不可测量的充分条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类似乎有足够的智慧对他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利得和利失进行估量，尽管这种估量可能不尽合理和精确。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序数效用论的批评日渐增多，基数效用论又有回归主流的苗头，如黄有光（2005）主张发展和改进基数效用论，使之取代现有的序数效用论；Mandler（2006）主张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进行折中融合，以取长补短。无论如何，轻易放弃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科学的发展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像物理学家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一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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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物理学 理论 生活哲理

物理学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总是意味着严谨的推理、众多的公式、深奥难懂的理论,物理学还有其生动有趣,贴近生活的一面。透过反映物质世界本质的众多简洁明了的物理学定律及规律,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理论中所隐含的非常朴素的哲理,这样的哲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和大家共同探讨,让我们去认识物理学的趣味性和奇妙性。

1.热力学第一定律:Q=U+A。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热力学中的具体表现。它表明:热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外界传给物质系统的能量(热量),等于系统内能的增加和系统对外所作功的总和。热力学第一定律又叫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原理。热力学发展初期,热和机械能的相互转化是人们研究的主题。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上和运输上都相当广泛地使用蒸汽机,人们研究怎样消耗最少的燃料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机械能。对此问题的研究使人们热衷于研制一种机器,他们设想这种机器可以持续不断地对外作功,而不需要外界提供任何能量、能源,这就是所谓的第一类永动机。

人们设计的永动机在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宣告结束,这也预示第一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制造成功的。现在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加以解释。让一台机器不从外界吸收能量,而又能源源不断地对外做功,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数学表述公式来看,即Q为0,而A永远大于0,这就意味着必须牺牲系统的内能,系统通过降低内能从而对外作功。系统的内能与温度有关,内能降低意味着系统的温度降低,而任何系统的温度降低总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降低,因而系统持续不断地对外作功就必然是不可能的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实质上否认了能量的无中生有,所以不需要动力和燃料就能持续不断作功的第一类永动机就成了天方夜谭式的设想。物理学中还有一句经典的说法用来描述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原理,即“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无独有偶,中国老百姓还有句俗语:“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和物理学中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原理所隐含的哲理是一致的。在教学中讲授热力学第一定律时,我对学生说:如果把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原理运用到他们的身上,就是又想学习好,又想不付出努力,不看书、不做作业,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学生听了都会心地一笑。当然我们还知道一个人想做一点事情,取得一点成就,那么也必须付出努力。在这里物理学不折不扣地给我们展示出了生活的真谛。

2.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一个热力学过程都必须遵从能量守恒,但是凡是满足能量守恒的热力学过程也不一定都能实现。自然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热力学宏观过程,每种热力学宏观自发过程都有确定的进行方向。热力学第二定律给出了任何一个热力学宏观过程所能自发进行的方向界定。克劳修斯表述指出,热量可以自发地由高温物体传向低温物体,而相反的过程:热量自发地由低温物体传递给高温物体,使高温物体温度更高,低温物体温度更低,而且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这实质是指明了热传递的不可逆性。开尔文表述指出,做功的能量可以自发地全部转化为物体的热量,而相反的过程:使物体的温度自动降低,热量自动减少,减少的热量全部转化为对外作功且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这实质是指明了功热转化的不可逆性。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自然界中与热现象有关的一切宏观自发过程都是不可逆的。只要能指明一种热力学宏观自发过程进行的方向,就可以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种表述,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就不仅仅只有克劳修斯表述和开尔文表述两种形式。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可以有几百种、上千种甚至上万种之多,这么多的表述其实质都是完全一样的,是可以互相论证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自然界中的宏观自发过程能够进行下去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一定的规则和方向限制的,一切宏观自发过程均为不可逆过程。自然界中任何生物成长的过程也是有方向限制的,一切生物的成长都遵守从生到死的自然法则,生命过程不可逆。老人经常教诲:“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来。”以此来告诫人们做事生活要严谨,事情一旦发生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些朴素的生活哲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涵是相通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可看成是人们朴素生活哲理的一种体现。

3.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指出,处于平衡态下的气体内部,所有分子都以不同的速率运动着,考虑气体分子的速率分布在0―∞之间,则速率很大和速率很小的分子数占总分子数的比率都比较小,而具有中等速率的分子数占总分子数的比率较大。气体分子速率分布的这种特点表明气体分子数目按速率分布类似于纺锤型,以较慢速率运动的分子数少,以较大速率运动的分子数也少,而以中等速率运动的分子数最多,即气体分子速率分布具有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处于平衡态下气体分子按速率分布的纺锤结构让我们想到一个班级中学生成绩的分布正常情况下也应成纺锤形,成绩很好、分数很高的学生和成绩很差、分数极低的学生都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成绩处于中等水平。再如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也是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即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对较少,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这种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成分的社会结构,也是现代最稳定的社会结构。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现代社会最稳定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物理学中讨论的处于平衡态下的气体分子的速率分布结构具有相似性,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领域,它们遵守的规律却具有相似性,物理学定律在此向我们展示出了它的奇妙之处。

4.表面张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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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转形的通解

价值转形的实质就是价值分配，对应的是财富分配，所以任何价值理论体系中只要有分配理论，肯定存在价值转形问题，只是转形原理不一定相同而已。琼·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的“总是成立的循环论证”已暗示了转形通解的存在，而杨民在其“‘价值转形’与劳动价值论的回顾和新探”一文中对转形通解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②，但是由于他们仍将对转形原理的解析当成了论证，从而忽视了通解真正要说明的问题。下面分析一下在马克思转形原理下的通解，从而说明经典的正反双方忽视了什么。

设价值的万能生产函数为：Q = c + v + αc + βv ，其中 α、β 分别为不变资本 c 和可变本 v 的剩余价值率。下面考证该函数是否服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原理。

依公理 P =（1 + γ）（c + v） 有价格方程：

其中， 、 、 分别为 i 部门的总价格、总不变资本、总可变资本，γ为社会平均利润率。

依价值万能生产函数 Q = c + v + αc + βv 有：

任何转形模型都是静态的，在静态转形模型中唯一合法的转换系数只在剩余价值（或利润）前；用任何静态模型反求的价值都是子无虚有的，这是由“静态模型只是原基建模”的必然限定。当我取不同年份的生产价格为已知量反求价值时，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情况完全不变时（如搬石头、教书），商品的价值在不同年份不一样，显然这绝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

（三），朱奎得出总生产价格与总价值不相等，即 Σ（ + ） － Σ（ + ）≠0 ，这可能有误，有符会之嫌。因为γ = Σ/Σ（ + ） 这个方程是价值方程组中的 Σ 除以价格方程的Σ（ + ） ，这只有在 Σ（ + ） ＝ Σ（ + ） 或 ∑ = ∑ 时才成立。这就是说只有在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时才有朱奎的平均利润率方程。注意：这两个等式是同时成立的，有此即有彼，这是前n个方程的必然决定。

朱奎在这之前分析了一个错误案例，该案例是“劳动力的生产价格为40，价值为36（40、36分别相当于工人生活资科的生产价格和价值）。工人必然会按其劳动力价值36来再生产可变资本，因为工人只有这么做，才可以使其获得的收入40购买到价值为36的生活资料，恰好补偿其劳动力的价值。”这个案例是朱奎依据马克思的一段的关于价值转形的描述而设计的，他显然设计成了通货膨胀，或将交换价格当成生产价格，从而分不净。他试图用这个方程来说明这种分不净是马克思价值转形的必然，从而反驳别人对转形理论中的分不净的指责。其实他与别人一样，都只是算了一笔同样的错帐，双方的争辩只是同一根纸矛投来投去。朱奎（包括我们）应拿出自己的盾。直接解其方程也能得出 Σ（ + ）＝ Σ（ + ）。

朱奎已解出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原文是总利润等于总价值）③，即；

γΣ（ + ）＝ ∑mi

由于方程组的右边是价值方程，社会总价值量不因 ρ 而改变，所以有 ：

∑（ + + mi） ＝ ∑（ + + ）＝ ∑（ + ） + ∑

由方程组左边等于右边有：

Σ（ + βivi） + γΣ（ + ）＝ ∑（ + ） + ∑

有：Σ（ + ）＝ ∑（ + ）

有：总价值 ＝ 总价格

如果朱奎认为 ∑（ + + ）ρi ≠ ∑（ + + ），则说明ρ改变了社会的总价值量，这便莫明其妙了，而 γ = Σ/Σ（ + ）更是莫明其妙。

一百多年来的转形之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用价格反过来求算价值，以绕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难题。虽然我们似乎做了这一点，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其理由是：一是如“价值转形的通解”中的分析，我们无法判断所得的价值是由那一个生产函数决定的，分析中所用的马克思生产函数仅是个形式而已，无法说明是“正比”还是“反比”下的价值。注意：同样是马克思的生产函数，可以代表正比、反比或其它任意比，我们不要以为使用了生产函数 Q = c + v + m 就必然包含其“反比”定律。二是所有的为求得价值而设定的转换系数或其它参数在本质上都只是平衡价值方程与价格方程，以使两个方程的联合方程有解，仅此而已。要真正进行这种反算，这里至少应另有算式反映各部门的历史剩余价值的累加量！三是劳动生产力（率）、生产率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还没有一个数学方法能反映这两个概念，这里根本就不具备从价格反求价值的可能性。劳动生产力在马克思理论中是以要素的实际形态为基础来描述的，但是我们无法比较这一篮子要素与另一篮子要素谁多谁少，如生产要素中减一把锄头的同时加一条扁担，如何评价篮子里的要素是多了还是少了？经济学中还不能像物理学那样，能由重量反求质量。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一旦劳动生产力（率）的值可以确定，便可直接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求算价值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价格反求价值。

三，动态转形分析

马克思价值转型的根本动因在于“商品的价值与其劳动生产力（率）成反比”（即技术有机构成的改变），没有这个原因其转形理论是无从建立的，所以真正的转形分析----即动态转形分析必须考虑这个定律，从而也将转形理论的另一半----“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法则”也反映出来。然而如上所述，目前只能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来反映“反比”定律，尽管这与劳动生产力（率）的定义不符。

我们所谈的价值，不管其本源是什么，最终都必须是度量商品（财富）多少的东西，否则我们所谈的价值本身没有价值。这就是说价值的本质（或第一定义）必须是量范畴，是一种经济学量。抽象劳动也好、效用也好、代价耗费也好，等等，都是这之后的事，是第二定义。价值是谁创造的，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管价值是谁创造的，正比定律都要求价值与商品成正比。在正比下，同样运用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我们必然得出“任何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其生产率成反比，且随其它商品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必然得出“工资随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上涨”，从而平均利润趋于稳定态④。

毫无疑问，当今国内学术界的“正比”与“反比”之争中，“正比”既符合实际，也服从科学中的公理----正比定理。马克思的“反比”定律及西方“递减”规律都历图直接解释的价格现象，或以定律与价格现象吻合说明价值定律是正确的，这是不恰当的。价格现象是“正比 ＋ 转形”才决定的，他们操之过急了，在转形之前就直接用价值定律解释了价格现象。

注释：

①②见《经济评论》，20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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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不完全传递；价格；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6-0069-04

本文简单回顾汇率和国内价格关系的研究成果，从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开始简述以传统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汇率完全传递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然而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的汇率传递机制，而且汇率传递的程度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近年来各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出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即汇率对于国内价格的影响力在进一步减弱，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势必根据这种趋势进行一定的调整。

一、传统观点：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

根据传统的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汇率的变化不仅影响一国的外部收支平衡，而且汇率对于进口价格的影响是完全而且即时的。这个分析是基于一价定律(LOP)，或者说是基于购买力评价理论(PPP)的。

一价定律认为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以相同的价格销售，但该理论的假设相当严格，比如利润最大化以及忽略商品运输和流通的成本。假设一价定律适用于两个国家的所有商品，我们得到P=EP*，其中P和p*分别表示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E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该等式被称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根据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的变化会完全反应在一国的价格水平上，或者说，一国货币的升值将导致本国的货币紧缩，而货币贬值则会导致该国价格以相同比例上升。这就是汇率的完全传递。根据购买力平价的假设，汇率对于国内价格的传递总是完全而且即时的。

根据该逻辑，名义货币的贬值是和高通货膨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发现类似的现象。比如，在1977年到1995年之间，墨西哥比索对于美元平均每年贬值31％，而该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了30％。

二、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事实

尽管我们可以从世界经济史中找到货币贬值和高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例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许多有名的例子来说明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这些矛盾的例子刺激了经济学家们对于汇率传递的持续不断的研究。汇率不完全传递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走势与日本产品的价格变动之间的松散关系。1985年签署广场协定之后，日元对于美元大幅升值，人们原以为在美国销售的日本产品价格将出现大幅上涨。然而事实是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只是略微涨价甚至价格保持不变，甚至还出现了降价的情况，这说明将产品出口至美国的日本公司可能自身吸收了汇率变化的大部分fG01dberg＆Knetter,1997)。美国自从2005年开始的美元大幅贬值却没有改变美元贸易赤字的矛盾现象，大概只能通过美国较低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来解释。

相对于汇率完全传递理论，汇率不完全传递更能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许多案例和计量研究都支持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发现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在其货币大幅贬值之后只受到一点通货膨胀压力。比如，在1992年12月瑞典和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之后，两国货币均出现较大贬值，但并没有遭受较高的通货膨胀。在1993年到1994年尽管瑞典货币名义贬值9％，但这两年瑞典物价水平年均仅上涨3％：英国则在英镑贬值15％的情况下维持了2％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根据Gagnon和Ihrig在2004年的研究，1971到2002年之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递率仅为0.2，即名义汇率贬值10％仅导致消费价格长期上升2％。

三、产生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

从理论上，有若干因素可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我们把这些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的，一类是宏观的。

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出发，由于产品运输和流通成本为0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汇率变动而运输和流通成本不变，只导致进口产品的成本出现部分变动。其次，一价定律和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的。在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公司会调整商品价格以维持市场份额，此时公司就要考虑许多微观经济的定价因素，比如市场结构、需求弹性、成本函数、生产替代性等等(Dombusch,1987)。第三，不完全竞争涉及到市场分割。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歧视，外国出口商调整其利润成数而非将汇率波动完全传递到价格上，这种现象被Krugman(1987)称为“看市定价”。看市定价被采用的程度越深，汇率传递的程度越低。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定价策略和通货膨胀环境都可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首先，Obsffeld和Rogoff(1995)率先尝试用厂商定价策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在生产国货币定价策略下，名义汇率的变动会1:1地体现在用消费国货币衡量的外国商品的价格上，也就是说，汇率传递是完全的。如果采用消费国货币定价的策略，消费者面对的短期价格不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汇率完全不传递。现实中汇率传递的程度取决于厂商采用生产国货币定价和消费国货币定价的比例。第二种宏观解释，是由Tay－lor在2000年提出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解释，即考虑到定价的滞后性以及厂商的垄断竞争行为，一个可信的较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环境将导致较低的汇率传递性。

四、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因素

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是国际经济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汇率传递的程度就愈加需要仔细研究。影响汇率对物价(含消费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传递程度的影响因素有许多。

从理论角度分析，汇率传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两者之间的联系显然是正向的。一个国家越开放，越多的进口商品进入该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口市场对于综合物价的影响就越显重要。消费物价指数的篮子里进口商品的比重越高，汇率传递性就越强。类似的，生产投入品中进口品的比例越高，汇率对于生产者价格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开放的经济体的汇率传递程度越高(Ghosh＆Rajan,2007)。

汇率传递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外国出口商在国内市场面临的竞争程度。如果在市场上有许多供应商销售类似的商品，国内消费者面对着许多选择，这时外国出口商只赚取少量利润甚至零利润，销售价格接

近销售成本，厂商不会采取太多的“看市定价”的策略，反而对于价格十分敏感，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出口商的利润，出口商尽可能将汇率变动反映在价格上，否则他很可能亏本或者失去市场，因而汇率传递程度也较高。如果市场高度分割，外国出口商面临较少的竞争，他们更多地采取“看市定价”策略，因而进口商品价格对于汇率变动的传递程度将较低(Krug－man，1987；Froot＆Klemperer,1989)。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汇率变动的方向，即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外国出口商更愿意部分吸收汇率变动，以保证其产品在该国价格的稳定，以此维持其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汇率传递性就较低，或者说汇率不完全传递(Mann,1986)。然而，如果一国货币升值，进口商品显得更加便宜，外国出口商就愿意降低价格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时汇率传递程度就较高。换句话说，生产商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是不对称的。

第四，如果汇率变动的幅度较小而且汇率波动是暂时性的，外国出口商很可能因为频繁改变价格可能影响厂商的声誉而不对价格进行改动，此时汇率传递程度就较低。当然如果汇率变动幅度较大或者表现为永久性的变动，出口商就很可能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上，以避免其利润空间的大幅缩小(Krugman,1987)。

第五，外国出口商的定价货币直接影响汇率传递性。如果外国出口商用消费国货币进行定价，汇率变动对其市场价格的影响就较小，相反，如果外国出口商用生产国货币进行定价，汇率变动对进口国的价格影响就较大(Betts＆Devereux,1996；Devereux＆En－gel,2002)。

第六，汇率传递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微观现象，与贸易商品类型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种类商品的汇率传递性各不相同，进口商品的组成将影响总体的汇率传递性。一般来说，工业制成品价格对于汇率的敏感性，低于原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王琼、曹伟，2008)。因此工业制成品在进口品中份额的上升和原材料等商品进口份额的下降会导致总体汇率传递性的下降，即使各种商品的汇率传递性保持不变。

第七，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限制可能带来较低的汇率传递(Branson,1989；Menon,1995)。贸易限制带来的贸易扭曲，成为在国家之间商品流通的障碍，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则了一价定律的基本假设，因而不能适用于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的汇率完全传递机制。

第八个可能影响汇率传递的因素是跨国界的生产分割，指的是生产过程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一个国家在出口最终商品的同时，也在进口相应的零件，该国货币贬值将使进口零件价格上升，因此汇率变动使厂商成本上升必须提高价格，一定程度抵消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杜晓蓉，2006)。

其他，诸如收入水平和运输成本之类的因素也会对汇率传递带来反向的影响。一个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市场一般是高度分割和高度竞争性的市场，汇率传递程度一般较低，而较高的运输成本将导致生产成本仅是进口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由于运输成本是由消费国货币计价的，只有生产成本是和汇率相关的，因此汇率传递程度较低(Frankel，Parsley＆Wei，2005)。

最后，也是本文所要强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表现和公众对其的信心会大大影响汇率传递性，这是宏观经济学视角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通货膨胀率较高而且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汇率传递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在此种经济环境中，厂商认为生产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相反，随着货币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提高，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汇率传递程度会降低。厂商面对成本冲击时不急于提高销售价格，因为他们相信货币政策将成功降低通货膨胀率(Taylor,2000；孙立坚、李安心、吴刚,2002)。换句话说，在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和汇率传递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通货膨胀持续得越久，越多的厂商认为汇率的变动将是永久性的，他们越倾向于修改价格以适应永久性的汇率变动。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越稳定，通货膨胀率越低，该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就越低，而这进一步巩固了物价的稳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这就形成了稳定货币政策与较低汇率传递之间的良性循环。

五、低水平并且呈下降趋势的汇率传递

一般来说，汇率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传递程度要高于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传递。这是因为后者还包含对汇率不敏感的不可贸易的商品。然而不论采用哪一种价格指数，许多研究都发现汇率传递程度较低而且在近几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对于货币政策有着较大的影响。McCarthy(1999]在对9个工业化国家在1983-1998年以及1976-1982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汇率传递进行研究时发现，汇率传递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了下降。而Gagnon和Ihfig(20041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估计1971-2002年期间汇率传递率约为0.2，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的这个期间的汇率传递率仅为0.05，需要指出的是，后面这个时间段为货币政策较为稳定的时期。

正如计量研究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递程度出现了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零售市场的重组，贸易壁垒的取消，或者是全球特别是新兴国家工业制成品供应量的增加对工业化国家的物价水平产生向下的压力。这些因素难以用计量的方式衡量，然而工业化国家汇率传递程度下降的趋势确实存在，而且需要分析和解释。在之前讨论的影响汇率传递的因素中，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汇率传递率下降的现象，一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另外两个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是市场分割的加剧。我们可以认为越来越多的厂商采用“看市定价”的策略，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采用了价格歧视的定价方式。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一种解释是可信的货币政策和良好的物价环境。在过去的10年间，许多工业化国家成功降低了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并且进行一个物价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汇率传递程度也较低。Tavlor(2000)研究认为许多国家物价的稳定导致了较低的汇率传递，汇率传递取决于汇率和价格冲击的持续时间，因此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和货币政策可信的环境里，汇率传递程度不高。对于发达国家汇率传递下降的另一个宏观经济解释是，国家的进口组成发生了变化，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比例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上升，Campa和Goldberg(2005)验证了这种假设。

六、下降的汇率传递趋势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