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诈骗与经济纠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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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健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财产犯罪 辨析

女企业家兰州赢得官司青岛被判无期引发争论。四五年前签下几份合同，甘肃女子乔红霞在甘肃两级法院打赢了与青岛澳柯玛公司间的经济纠纷案，争到了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然而两年后，乔红霞在青岛中级法院被指控变造、伪造这些合同，以刑事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笔者下文将予以探讨：

一、经济犯罪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我国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活、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笔者赞同马克昌教授的观点，即“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规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经济纠纷概念和财产犯罪概念

经济纠纷是指经济活动中，各民商事主体由于各种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因而经济纠纷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赔偿责任，经济犯罪是须要制裁的犯罪行为，旨在预防和抑止犯罪，故责任是惩罚的承担，而是损失的赔偿；经济纠纷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如当事人不愿提讼，法院都不得主动介入。这与经济犯罪案件存在着最大差异，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立案侦查，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报案、控告、举报、扭送、自首等多种受案渠道，而且还明确了不允许有不作为及放纵犯罪渎职行为发生。由于刑法规定的刑罚具有明显的副作用，所以作为民法我们充分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才有刑法保护，于是刑法具有补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补充性。

财产犯罪指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毁灭公私财产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侵犯财产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主要有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活经营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界限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三、经济犯罪区别于经济纠纷、财产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

(1)该类犯罪的侵害的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该类犯罪显要的特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件，是划分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种行为虽然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但还没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那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该类犯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大部分是经济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

(4)该类犯罪的主观方面，绝大多数都表现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还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区别及相关案件探讨

实践中某种行为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区分的事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解决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公安部曾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过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那么如何来区分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要从概念中把握准确，紧扣民事刑事实体法，这是我们区别二者的基础。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诈，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合同欺诈，是以欺诈行为以达到欺诈目为目的，以合同为手段，以合同的订立，履行为途径不公开地获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经济欺诈应当说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恶性的大小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合同欺诈是一种当事人的故意，这种故意并不是一种非法占有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恶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经济欺骗。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骗取钱财为签订假合同，钱款都手后，毫无履行职意，这是合同欺骗，而在虚构过程中，一方弄虚作假骗取信任，目的是签订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获取利益，应为合同欺诈。2.利用虚假合同，骗取对方货款，供自己从事其他活动，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开初就不是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过其他方面盈利后还款，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违法活动。因其主观恶性尚不足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本是一起民商事纠纷案件，受害方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不惜违背案件的事实，想方设法将案件当作刑事案件来报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识的欠缺和保护意识方法的匮乏，可能当作民商事纠纷案件来提讼。

例:乔红霞案件：乔红霞，今年37岁，甘肃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间，乔红霞以甘肃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数份购销合同，为澳柯玛集团在兰州、秦安等地销售家电。合作过程中，双方因货款及返利问题产生纠纷。1999年10月，澳柯玛集团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乔红霞偿付货款600余万元。后该案转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00年3月，乔红霞以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欠其返利款为由，向兰州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5月，兰州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偿还乔红霞多付的货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计1557万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二审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青岛中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乔红霞向该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编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将案件移交青岛市公安局展开刑事侦查。2002年11月5日，乔红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以欺骗罪判处乔红霞无期徒刑，并处罚金500万元。乔红霞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院。此案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销青岛中院对乔红霞的有罪判决，发回青岛市中院重申。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护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乔红霞案由天津司法机关管辖。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乔红霞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条件，将案件退回青岛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乔红霞被青岛警方从天津押回青岛。同年12月14日，青岛公安局对乔红霞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将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乔案引起了包括法学专家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专家认为，同一事实，不可能既属于民事纠纷，又属刑事犯罪。这是百姓看来都极为简单的道理，而在一些权力机关却成了不解的难题。这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公权的滥用。个别权力机关把法律赋予的权力无限放大；二是一些执法者把法律当成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护根深蒂固；四是权力机关拒绝接受各方监督；五是不尊重人权。专家还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曾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证据通过诉讼获取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也明确指出：“该问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已经明确。该答复在起草过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见。你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此后发生的有关案件时可参酌适用该《答复》的规定。”对此，专家们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并指出：最高人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认为当前我国对诉讼诈骗不宜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主要是考虑到在当前我国的司法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事实上也很担心地方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决，从而进一步给地方保护主义可乘之机。

直到2008年初记者才获悉，备受全国关注的“乔红霞案”有了新进展，青岛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对乔红霞的取保候审，羁押5年之久的乔红霞终于重获自由。

行为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如普通欺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需要加以区分。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侵犯的客体和客观行为表现方面不同。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一些劳务诈骗虽然也签订了劳务合同，从客体和客观方面去分析，应定诈骗犯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然经济纠纷与财产犯罪的区别也是通过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张某购买了李某的水泥，张以水泥质量问题为由，欠下李某水泥货款14.2万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时许，双方在某茶楼协商未成，李某不顾张某阻拦将张某本田轿车开走。该案应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公安机关应做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建议报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抢劫罪必须要具备主观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债权人占据债务人的汽车，其目的是为了索债，其客观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其财产。实践中同类事情很多，债权人往往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对此，一些基层办案单位在接到报案后，对其应如何处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不予立案，有的却立了案。

当然实践中有许多经济纠纷案件同时涉嫌经济犯罪，也就是常说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那么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高铭喧 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篇2

关键词：先刑后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公权私权

 

一、先刑后民基本原理

先刑后民是指在同一案件中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到经济纠纷时，应先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待刑事责任问题确定和解决后，再解决该案涉及到的民事责任问题。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是：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正常运行，而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私权益，优先保护国家利益之后，再保护个体利益。以及，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侦查，侦查人员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搜集到涉及全案的相关证据，既可以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免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规定：对于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上述规定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原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犯罪嫌疑时，相关规定同样要求先刑后民，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经济纠纷。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中指出，为了保证及时、合法、准确地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以及，1998年4月9日，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12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二、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

先刑后民规则适用以来，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权力运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性，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第一，现行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主要侧重诉讼程序方面，忽视了实体责任方面的刑事民事先后问题。从现行有关先刑后民的相关规定来看，主要侧重解决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哪个在先处理。但程序的设置和运行最终要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先刑后民规则的不仅应立足于解决程序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也应当着眼于实体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

第二，刑事诉讼过分延长的情况下，当事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处于等待状态，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为了防止刑事诉讼的过分迟延，可以先就刑事部分判决，然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处理民事诉讼，是因为刑事诉讼贯彻诉讼及时原则，在英美法中将刑事诉讼称为“外科医师的手术”，案件的审理期限比较短，一般情况下为立案之后一个月宣判，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论文大全。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刑事诉讼一般都很难在一个半月宣判，如果中间有补充侦查或鉴定的，相应期限并不计入审理期限，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的期限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以死刑案件为例，死刑案件要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两三年之内一个死刑案件没有最终结果是常见的。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则，被害人一方必须等到刑事部分完结之后才可以实现民事权益，被害人也处于漫长的诉讼等待过程中，即使被告人一方愿意赔偿，也是先将赔偿款交给法院，法院结案后将该赔偿金支付给被害人一方，被害人权利保护因此受到了限制。英国有一句法谚语：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当被害人权益因为刑事诉讼的进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实现时，法律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第三、实践中存在滥用先刑后民规则的现象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同时存在时，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惩罚犯罪，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所以应当先刑后民，即使在一些私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也适用这一规则。但先刑后民规则有时候会被当事人滥用，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笔者办理某合同诈骗案件，某公司以开发楼盘为幌子，吸收了大量的个人资金，合同履行期到来时，既不能交付房产，也不能退还购房款。广大购房者就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经侦部分接到举报，按照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法院知晓公安立案的情况后，按照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案件的民事诉讼，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该法定代表人由于身体原因，申请取保候审，侦查机关批准该申请，办理了一年的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进入了漫长的侦查阶段。到本文撰稿之时，刑事案件还未进入审判程序，广大购房住户只能无助地等待。本案属于典型的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该公司以刑事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暂时成功地规避了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先刑后民规则的完善

针对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论文大全。

第一、应当完善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先刑后民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程序方面，实体责任方面适用先民后刑。先刑后民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适用已久，但主要侧重程序的运行，即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交叉时，刑事案件审理在先，民事案件审理在后。笔者认为，法律概念的确定应当是准确而完整的，为防止对先刑后民规则的误解，应当明确先刑后民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程序领域。其一，良好程序的设置最终也是为了保障实体责任的准确确定；其二，现行相关法律中已经体现出实体上的先民后刑。如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215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财产不足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理论界和立法层面需要做的是，将现行关于先刑后民的程序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进行有效的梳理，将先刑后民的概念予以明确和完善。

第二，为了民事权利的及时救济，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

由于刑事案件期限比较长，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有时候延误了被告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因此当符合条件时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如民事诉讼部分并没有太大争议，当事人愿意就民事部分先行解决时，法院可以灵活变通，先就民事部分处理，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部分法院也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笔者办理某一交通肇事罪案件，当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时，被害人向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法院经征求被告人意见，被告人愿意赔偿，于是法院先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且达成调解意见，被害人一方先行支付了赔偿款。刑事部分审理时，法院基于被告人积极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对被告人从轻量刑，判处缓刑，案件圆满处理。这种做法可以作为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参考和借鉴。

第三，应当有效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

在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经济类案件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经济纠纷有时候很难界定，侦查机关谨慎起见，立案后对被告人一般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被害人此时即使持有民事关系非常明确的证据也由于先刑后民规则的阻却而不能进行民事诉讼。被告人一方也以先刑后民为由，主张中止民事诉讼，导致先刑后民规则被滥用，被害人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此，先刑后民规则的内容之一应当是有效防止该规则被滥用，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私权优先。具体来讲，如果相关证据缺失，案件事实不清，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处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时，坚持先刑后民并无异议。如果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当事人也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时，不乏先就民事部分进行处理，优先保护当事人的私权，再进行刑事诉讼的程序。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坚持国家公权力行使，追求刑罚权实现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当准确厘清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范围。论文大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眼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允许一定条件下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优先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参考文献】

1.龙总智:《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1

2.王利民：《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

3.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法律出版社.2007.5

4.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3

6.奚晓明：《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1

篇3

经济纠纷后的非法传销

今年3月以来，无锡通扬桥派出所不断接到因经济纠纷而引发的闹事警情，而且几次闹事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经警方调查，这些经济纠纷背后隐藏着一个非法传销团伙。

报警人张某称，今年2月以来，他经别人介绍了解到“众诚慈善互助”网络传销平台的运作模式和盈利方式，为获取高额利息和推荐奖金，他引诱发展下线数十人，结果3月29日平台被关闭，他和下线损失了大量资金。

高收益吸引会员投钱

警方调查了解到，这些人都是在一家名为“众诚慈善互助”的网站上投钱，想从中赚取高额利息，结果血本无归。

“在那个网络平台注册会员，然后申请提供帮助，提供帮助的金额从1000元到50000元封顶，然后会员可以获取收益，一开始每天的收益是3%。”办案民警介绍，投资周期起初是定十天，也就是说如果投资5000元，十天之后，会员便可以拿到本金和利息共6500元。如此高的收益使会员们不断往网站里投钱，还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推荐奖金。

“其实参与的会员都知道并没有所谓的慈善之说，而是为了投资赚钱。慈善是面具，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躲过警方的调查。”无锡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查工作，并先后在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将涉案主要人员庄某等6人抓获。

传销“大姐大”身负多案

篇4

根据笔者对银行内部诉讼流程的了解，从信用卡欠款产生到民事立案，发卡银行一般会经历银行自身催收和外包催收两个环节，时间也不会少于三个月，从表面上看超过起刑金额的信用卡纠纷案件都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因此信用卡纠纷案件高发的背后是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案件的逐渐增多。激增的信用卡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更是社会和媒体眼中焦点中的焦点。如何处理该类案件，成为民事法官在受理该类案件之后最为棘手但又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被界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格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该类犯罪行为的起刑金额、规定期限和几种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的行为，使“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定罪量刑上具可操作性，但是该类透支欠款行为同时具有民事债务性质，是必须将刑事前置还是民事、刑事可以分开处理根据现行法律的应然规定似乎不存争议，但是司法实践做法对该原则的突破却会使问题复杂化。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共同确立的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即“先刑后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得到沿用。（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因此，法院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对于标的额本金超过一万元的案件，都应当按照上述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实践做法

1.对于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案件民事审判庭不予受理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持卡人透支本金1万元以上，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要件。部分地区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会要求发卡银行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该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未作刑事立案的，才受理债权银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处理虽然能够避免刑民交叉时的问题，使得该类犯罪避免出现“刑民交叉”时的矛盾，但是明显不利于银行诉权的行使。

2.审判实践中直接忽视移送环节，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

笔者根据对全国十几家法院面对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实践中他们在受理该类案件后，并未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处理，而是对该类案件依照民事案件审理的程序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至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否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由发卡银行自己是否报案来决定。

（三）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相冲突的现实表现

1.受害银行不知其案件已被刑事判决仍继续追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因现代通讯手段变更很快，笔者在参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初步联系持卡人时，发现如果持卡人未及时通知银行变更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直接联系到持卡人，此时我们会继续联系持卡人留在申请表上其他联系人的电话，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问：持卡人已经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了，法院怎么还继续追究他的责任？询问发卡银行，发卡银行竟然也不知道持卡人已经因“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判刑，因刑事判决已经处理过欠款本金部分，其诉讼请求再继续请求偿还本金部分，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在无法详细核实持卡人是否涉嫌犯罪被追究责任时可能导致银行债权被司法重复确认

目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查询系统，且银行在对持卡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大部分案件都无法有效联系到持卡人或者确切了解持卡人的现实状况，导致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民事承办法官无法针对每一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是否因信用卡诈骗罪已经立案侦查或者已被刑事判决均进行核实，此时民事承办法官如果仍按照信用卡纠纷的司法审判经验在穷尽其他送达手段公告送达后予以判决，如果存在该笔债权本金已经被刑事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刑事和民事的重复司法确认，使银行就同一笔债权本金享受重复债权。笔者及同事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在收到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卷宗后，首先进入系统内部的判决书查询系统查询持卡人就该案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虽然这在一定程序上能够减少重复判决，但是对于虽然做出裁判但是文书尚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无法有效获得，该类情况依然无法完全避免。

3.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

根据笔者查阅的众多的不同法院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发现，该类判决书只针对本金部分做出了追缴发还的处理，对于利息、滞纳金等银行仍享有债权的部分并没有予以确认，但是，该部分债权银行又不会主动放弃，因此银行为追讨该部分欠款必将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即是同一法律关系又是同一法律事实的信用卡纠纷发生两次诉讼。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一）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的理性分析

1.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信用卡纠纷案件，即使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其民事部分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无须经过刑事侦查就能确认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如果受制于“先刑后民”的应然要求，将该纠纷移送公安机关，且不说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根据某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经验，无法联系到持卡人公告案件的比例一直很高，即使该类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亦无法很快将持卡人逮捕归案，反而可能因此导致民事诉权长期拖延，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2.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现代法律的分析，在考虑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时，往往离不开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的诸多领域，如“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而效率作为经济理性的一种追求，在法律领域同样适用，如果一项制度缺乏效率的支撑，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挑战。对于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其民事部分的审理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刑事责任的追究只是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民事责任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必须区分一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别，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通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确定民事中的适合被告及其行为的可追责性。

这既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结果，也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即刑民分开处理并不会危及司法公平原则，此时如果仍严格坚持应然要求，则会将本可以高效、便捷处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尤其是无法联系到持卡人的案件陷入长期拖延的境地，加上现在针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现状，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导致应然要求根本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3.危害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的来源在于公正的司法以及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在现今部门之间配合并不流畅的状况下，如果出现债权的司法重复确认，那么对于判决既判力的损害不言而喻，而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怀疑将会更加深化，并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二）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1.侵害债权银行的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发卡银行的符合其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之时应当予以立案，对于信用卡纠纷是否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不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实质审查，更不应当对于该类纠纷给银行提讼设置法律之外的前置门槛，加上透支欠款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观认定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能将本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强制启动刑事审查，导致银行不但增加启动刑事诉讼的成本，而且侵害了发卡银行的民事诉权。

2.可能侵害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一律强制设置刑事审查程序，对于本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透支持卡人是不公平的，因为随着信用卡信用额度的不断提升，透支消费金额越来越大，如果持卡人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拖欠银行欠款不还，只是消费后可能短期经济状况恶化或暂时经济困难无力偿还，银行在追偿之前必经刑事程序可能会造成这一部分人无辜经受刑事侦查程序，存在侵害该部分持卡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更进一步分析可能隐含着对持卡人“有罪推定”的意思。

3.存在违反规定的问题

实然做法与应然要求的冲突本身就是对现有规定的突破，因此认定法院忽视移送侦查环节，并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应无疑义，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实际上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但是，在具体个案中的突破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一类或者某一个法院，例如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企业资产遭侵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打破我国司法“先刑后民”的惯例，在犯罪嫌疑人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支持企业先行民事，成功地帮该企业索回了被侵占的财产（陈杰人：《打破“先刑后民”是私权回归的要求》，载《法律与生活》2005年1月下半月。），亦是突破规定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成功典型。但该行为违反规定的性质依然不能排除。

三、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与出路设计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

1.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

“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至今仍有争论，法律也没有做出修改，笔者在本文中无意探讨先后问题，只是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前面已经论述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主要特征，民刑处理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牵连关系，民事责任的承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之间没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于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恶意透支行为，民事判决并不洗脱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亦不妨碍公安机关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侦查，出于尊重银行诉权和司法效率及现实的考虑，如果能够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直接建构一种能够及时沟通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联络平台，将银行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以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进行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法院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法院已经以信用卡纠纷案件立案的持卡人，公安机关亦暂缓刑事立案，双方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处理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司法行为，不但能够解决沟通不畅问题，而且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没有违反，应该是一种较好的出路

2.应充分考虑我国持卡人的现状

信用卡在我国的日益普及使得持卡人越来越多，信用卡纠纷的涉案主体低龄化现象渐趋明显，该部分人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且消费意识更趋于超前消费，即使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自身经济状况产生波动，尤其是恶化的情况下，在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款且透支本金超过1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对该种情况一律视为“涉刑”并予以立案侦查，基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于持卡人及其社会评价影响较大，如果进一步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以说对于持卡人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其一生，其在服刑期满后的生活轨迹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现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起刑点较低，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将会使很多持卡人均要接受刑事侦查，明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刑法预防、教育功能的实现。

3.充分考虑现阶段信用卡纠纷案件持卡人到案审理情况

对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未确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前尽量不要急于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因为虽然刑法规定了严格的客观条件，但是银行在催收过程中能否严格做到，以及做的方式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并进而借助合法刑事手段逼迫持卡人还款无法具体审查。而根据某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信用卡纠纷案件如果能够有效联系到当事人，无论金额高低，很多当事人都能够直接还款，并请求银行撤诉或者与银行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该类案件的到庭调撤率较高，说明直接启动刑事侦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同意还款的行为足以支持不能够认定持卡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近几年到庭调解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仍占据绝对比例。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出路设计

“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在我国确立后就饱受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从理论上和现实中进行论证，也有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案件来确定到底是适用“先刑后民”、“民刑并行”还是“先民后刑”，笔者限于学识无法得出定论，因此试图探讨一种能够绕开上述论题，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解决信用卡纠纷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出路。

1.建立公民涉信用卡纠纷信息查询系统

笔者认为，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民征信系统为基础，对于信用卡欠款的公民是否在接受刑事侦查或者参与民事诉讼由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将其录入征信系统，并对公安机关立案部门和法院的立案庭开放，使其在接受银行报案或者立案时能够直接通过查询系统获得持卡人的涉信用卡纠纷的实际状况，法院对于银行未进行刑事报案且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的信用卡纠纷视为民事纠纷，并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对于已经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且已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才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是应然的，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一律裁定驳回，移送公安机关。系统的设立即可以有效的防止重复判决，也可以预防“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为滥刑的可能性，又不会对银行的诉权产生影响。

2.健全民事法官对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甄别标准

民事法官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直接接触到当事人，对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便利的判断条件，因此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民事法官须通过和持卡人谈话的方式来判断主观恶性，对于确实因经济困难，无法及时还款，但是又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持卡人继续民事审理，可以避免这一部分人极易接受刑事侦查的弊端;对于确实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持卡人遵守“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再沿用目前实然的做法跳过现行的法律规定一律按照民事审理，那样可能会放纵部分触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逃脱刑事处罚。

3.改变刑事判决的传统做法

前文已经述及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每一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面临二次诉讼成为必然，起因在于刑事判决对于银行的民事债权只处理本金部分，而对于利息和滞纳金等费用不予处理。刑事立法是以本金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因此刑事判决如此处理并无不当，但是如果能够修改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仍以本金为准，只是在刑事判决民事追偿部分做一下简单技术处理，借鉴民事判决的处理方式，将利息、滞纳金等费用包括在内并非难事，这样做不但可以有效避免刑民二次诉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比起修改法律来说又能够节约巨大的立法成本。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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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随着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市政法机关在领导班子的组织和带动下，认真学习十七大会议精神，特别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专题学习，积极探索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开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处理好各项工作不协调发展的问题，积极做到统筹兼顾，使政法工作深入开展。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综治模式。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改革创新，创新综治工作模式。先后在各治安责任区成立了信息维稳中心，在综治工作建设基础上，总结经验，出台了规范化建设工作意见，在全市全面铺开，推进综治工作。三是以维护稳定为要务，建设和谐社会。政法机关始终坚持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切实抓好防范和处理问题、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和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四是以协调动作为抓手，推进政法工作。政法委主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排查治安复杂地区（部位）和突出治问安题，及时反映情况，重点抓好禁毒斗争、铁路联防、打击非法传销等方面，组织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五是以执法监督为重点，促进公正执法。政法机关主要协调案件、执法检查、督导处理的方式，深入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促进了政法部门公正执法。六是以增强改革意识，促进经济发展。政法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改革意识，尽快把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更新过来，用改革的思想指导实践，使每项执法活动都能适应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对政法各机关司法实践中执法方式方法提出了新需求，在为经济发展服务过程中，存在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法机关干部对经济方面的知识理解还不是很透彻。

二是政法机关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缺乏执法为民的观念。一些政法机关人员中对执法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牢固树立法治思想，缺乏法律至上的意识和执法为民的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理解不深，没有把执法作为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履行“三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高度来认识，没有深刻认识到执法是政法机关的生命线，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视执法为一般业务工作。

三是一部分工作人员，越权执法，。有极个别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越权执法，执法搞创收，以案谋钱，以证谋钱，为已谋私利等等。

三、解决措施和建议

(一)作为政法机关人员，一是必须加强努力对经济知识方面的学习，熟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二是必须认真研究经济体制、管理方法、运行机制、分配形式等方面的变化带来的治安新情况；三是必须深刻了解新形势下法律调整的对象和依法需要保护的各种经济关系；四是必须深入到改革第一线去，贴近基层，贴近服务对象，掌握服务的主动权。

(二)政法执法部门要不断改进改善，就是要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公证律师工作，要进一步完善，要办好乡镇法律服务站，开展承包、租赁、金融、房地产开发、涉外经济合同公证业务，更积极主动地为国营大中型企业，重点骨干企业和农村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检察、审判机关要摒弃“等案上门”、“坐堂办案”的旧例法，改革作风、走出机关、深入基层、主动介入、就地办案，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直接、更切实的服务。

(三)政法执法部门要全方位、多渠道、高质量地为社会发展效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执法活动中，既要看准方向，恪守原则，依法办事；又要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灵活处事，该放宽的大胆放宽，该管严的切实管严，没有把握的可以进行试验。对支持保护什么，区别分清什么，调解疏通什么，方便简化什么，改善改进什么，都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和可行措施。

(四)增强不断改革自身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法工作自身改革的力度也要加大，要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程序，清理和修改一切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旧的执法观念，旧的规章制度，旧的政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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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务会计；人才；制度； 发展

一、我国法务会计亟待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许多经济诈骗案件，其中均涉及会计法律问题，因此，加强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势在必行。

1、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法律，是调节和约束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有力行为，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表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约束自身行为，成为十分有效的手段。法律，是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双刃剑”，当企业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采取法律途径是不可避免的，法律可以保护企业的经济行为，也可以约束企业行为，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所有行为都与会计、审计密切相连，必须在复杂的会计、审计中与法律架起一座桥梁，让法务会计成为解决法律问题和财务问题的一把利刃。

2、经济纠纷的解决与经济损失的计算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诉讼案件、经济纠纷增多，为避免过多的纠纷困扰，当事人都希望私下解决，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务会计人员出面协调。一方面，法务会计人熟悉经济纠纷的性质；另一方面，法务会计人也了解经济损失情况和法律法规，所以法务会计人员能够有效及时的帮助当事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最大化的解决经济纠纷。

3、会计学的发展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我国经济业务种类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呈现了新型化和多元化的趋势，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让经济现象复杂多变，会计理论和会计法律之间存在的差异化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的会计从业人员仅限于专业知识，在会计法律方面十分欠缺。然而，法务会计作为会计与法律间的桥梁，是妥善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1、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匮乏

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虽对于法务会计职能、概念、内容及人才培养上有一定的研究，但仍存在诸多争议。我国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体系研究上，缺乏对实际案例及实际操作的应用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文章诸多，实证文章较少；在研究层次上不够深入。因此，法务会计实践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我们应强化和完善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建立完善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2、法务会计相关法律、制度发展滞后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缺乏与法务会计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与此相关的法务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法务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不仅如此，传统的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也较少涉及法务会计相关规定，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滞后。

3、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缺乏

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影响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我国目前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而言，培养出来的多为单一型人才，如会计人员、审计人员、律师等。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服务主要由注册会计师和律师提供，尽管注册会计师具有专业的会计和审计知识，但他们缺乏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从事法务会计工作的时候，往往注重会计信息和证据的研究，而忽视了法律程序与法律证据。同样，律师虽然具备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具有丰富的经济案件解决经验，但他们缺乏会计和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从事法务会计的工作室，无法深度挖掘藏匿于会计资料中的深层违法违规信息。在我国，既懂法律法规知识，又懂会计知识，能够识别虚假会计信息，具备审计技术的综合型人才十分缺乏。人才的缺乏就导致我国法务会计在短时间内得不到迅速的发展。虽然许多高校已经开始法务会计工作，但也属于起步阶段，在教学上缺少成功的法务会计教育案例。

4、对法务会计认知度较低

尽管法务会计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由于法务会计专业性太强，许多人不了解甚至没听过，企业也没有认识到法务会计在公司内部关于解决经济纠纷和调查会计人员、违法违规的具体作用，更没有认识到法务会计人员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优势。有学者曾对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及其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从事会计教育与会计工作的人员。但最后调查的结果显示，法务会计在我国的认知度较低，即便是专业从事会计专业领域工作的人员。

三、解决我国法务会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1、建立健全我国法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

法务会计工作人员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协调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主导力量，应对法务会计行业制定和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务会计人员的执业资格、规则和程序，为规范法务会计人员执业行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通过建立健全法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从制度上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另一方面，间接的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2、完善我国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现阶段我国法务会计缺乏系统的基本理论，没有完善的法务会计理论无法更好地指导法务会计实践，不能丰富传统理论框架和会计专业知识结构。因此，我国的法务会计理论之后的原因，主要包括，首先，社会的认知度缺乏，对法务会计的重视度不够；其次，缺乏国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再次，对法务会计研究投入人力、财力不够，研究规模小且分散。因此，有必要完善法务会计理论研究体系；成立相关协会，以学术研讨会、论坛、刊物等形式进行交流；根据现阶段法务会计发展形式，主要围绕法务会计目标、定位、职能、原则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我国会计诉讼案例研究，让每一次案件作为对理论的检验。

3、加强我国法务会计人才培养

推动法务会计发展，必须加紧培养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可以大胆的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环境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法务会计高级人才。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法务会计专业，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鼓励会计专业学生学习会计专业知识的同时学习法律专业，取得双学位。继续完善后续教育，提高法务会计人员专业能力，及处理各种会计法律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各种虚假会计信息开始涌现，经济诉讼案件比过去提高，法务会计问题也随之凸显。通过探讨我国法务会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好为推动法务会计的发展提出了一定建议。

参考文献：

[1]何德好，李志坡. 关于我国法务会计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J]. 当代经济. 2004（11）

[2]孙连杰. 浅析虚假会计信息[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6（13）

[3]张理，郝向华. 建立和发展我国法务会计的必要性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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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签订阶段应注重审核的几个方面

（一）合法性。就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而言，双方必须都是法人，或经过法人授权的其分支机构。如公安分局具有法人资格，而分局派出所、看守所、治安支队等都不具备法人资格，他们只能在分局授权下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在某些专业领域，对合同主体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如设计资质、施工资质、监理资质等，这些资质往往还分为若干等级，等级的优劣直接与企业单位的规模、能力、信誉有着密切关系。对主体审核时要特别关注签约对方的有关资质，必要时还应调查了解其在行业中的信誉和客户对他的评价。公安业务部门与外单位签订的合同往往涉及业务机密，在选择合作单位时，还应审核他是否具备保密局颁发的保密资质。另外，在合同中还应明确对方在合同范围内的义务不得分包、转包，以保护本方权益，避免发生合同纠纷。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市经济体制下，要特别提防合同对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如收取定金不履约，收取全部货款后只发部分货，利用伪造、变造或作废票据进行诈骗等。所以，审计人员在审核合同时一定要贯彻谨慎性原则，对一些公司企业不要光看其注册资金规模，更要看其商誉和资质履约情况，把合同审计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

（二）完整性。检查经济合同所涉及标的的数量、质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合同履行的期限、地点、方式，违反合同的赔偿条件和赔偿责任、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等等。为避免引发合同纠纷，一般重点审核标的质量、支付方式以及违约条件和违约责任。

质量条款包括标的的名称、品种、规格、型号、产地。某些产品是成品进口的或主要部件进口而在国内进行组装的，这时更应对产品的产地进行明确。在合同中难以用书面方式确切表达产品质量的，有的可采用实物封存方法；有的如基建工程等非标工业产品，须在合同中明确质量标准，一般有国家强制标准、行业标准；对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项目，应将用户需求和实施方案等作为对质量约定的组成部分，以合同附件形式明确下来。在明确标的质量之后，应注意审核合同中是否对质量验收条款作了相应的约定。

为保护本方权益，在合同履行中处于主动地位，严格付款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措施，如付款进度应与对方履约进度相一致，或略迟于对方履约进度。当合同中有售后服务内容时，应争取预留合同总金额的一小部分待售后服务期满后（一般约定一年期限）再予以支付。当合同涉及的标的需要验收或试运行时，应在验收完毕和试运行期满达到合同质量要求后，支付余款。

为了明确违约责任，使对方明确违约产生的后果，更为了在对方违约时，迅速确定违约行为，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避免合同纠纷，审计人员应对合同条款中违约责任的确定办法、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的确定是否合法、合理进行审核。

（三）合同与相关文件的一致性。如：是否已有相对应的预算立项，合同内容是否与预算立项相符，大型项目是否已经过专业部门或专家组的论证，经招投标确定的合同是否与招标文件、投标书以及询标答复相符等等。

（四）合同的经济利益性。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我方的经济利益，是合同审计的核心部分。这要求审计部门从签订合同的前期就要熟悉合同项目的具体细节部分，对于规模较大的项目应在招投标初期就可以介入，并可派员参加专家组评标活动，在第一时间掌握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为以后合同条款的拟订，最终确定合理价款打下牢固基础。确定合理价款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审计部门可以利用市场信息、询比价、网上查询、商务谈判技巧等多种手段，最终确定比较合理的价款。

二、合同订立后应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合同是否得到了有效履行。即审查是否按照合同规定的标的、价款等全面地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一般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审阅货物验收清单、项目验收报告，来与原有合同进行比对，以确定合同是否得到真实地履行。

（二）合同是否按照约定得到了执行。一方面要监督违约单位是否按照合同中约定的金额或计算方法履行了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责任；另一方面对己方的违约，应查明导致违约的原因，避免今后发生类似问题，同时对由于主观过错导致违约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可提请有关部门给予相应处理。

（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有时会对原有合同进行补充和修改，这时审计人员应及时了解补充和修改的原因，除按照一般合同订立进行审计外，还应着重对补充、修改的内容与原有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是否符合进行审核。

三、设想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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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丁某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属于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故此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是刑事侦查行为。如果公安局的行为错误或违法，给丁某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应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解决，不能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故法院应裁定驳回丁某的起诉。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

    一、上杭县公安局根据润发公司报案对丁某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发生；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而并非“确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就可以进行刑事立案。是否确实存在犯罪事实，则是刑事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的任务。本案中，润发公司向上杭县公安局报案认为丁某有诈骗行为，上杭县公安局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

    二、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的刑事拘留、取保候审、扣押财产等刑事强制措施，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为，并非行政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至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的行为，则可以推定为行政行为。

    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执法活动按照立案、拘留、预审的程序进行。本案中，上杭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报案报告、立案报告、刑事拘留证、对家属通知书、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等，这些均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而并非按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应该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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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策略选择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篇10

为规范公司经济合同的管理，防范与控制合同风险，有效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制度。

2．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属各公司对外签订、履行的建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类合同、协议等，包括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加工承揽合同、运输合同、资产转让合同、仓储合同、服务合同等。

3．职责

3．1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销售、采购合同及其他经济合同的审批；

3．2公司办公室负责公司各类合同的管理工作，具体职责是：

3．2．1负责除销售、采购合同以外，其他各类合同的谈判工作并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签订合同；

3．2．2负责制定销售、采购合同统一文本；

3．2．3负责对合同专用章、合同统一文本、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发放和管理；

3．2．4负责各部门提交的各类合同的合法性、可行性、有利性审查；

3．2．5负责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

3．2．6负责经济合同的档案管理；

3．2．7负责本制度的监督执行。

4．合同的签订

4．1合同的主体

订立合同的主体必须是公司及所属各公司中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其他部门、机构、分公司等不得擅自签订合同。

订立合同前，应当对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能力、履约能力进行调查，不得与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签订合同，也不得与法人单位签订与该单位履约能力明显不相符的经济合同。

公司一般不与自然人签订经济合同，确有必要签订经济合同，应经公司总经理同意。

4．2合同的形式

订立合同，除即时交割（银货两讫）的简单小额经济事务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补充协议、公文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除情况紧急或条件限制外，公司一般要求采用正式的合同书形式。

4．3合同的内容

4．3．1当事人的名称、住所：合同抬头、落款、公章以及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资信情况载明的当事人的名称、住所应保持一致。

4．3．2合同标的：合同标的应具有唯一性、准确性，买卖合同应详细约定规格、型号、商标、产地、等级等内容；服务合同应约定详细的服务内容及要求；对合同标的无法以文字描述的应将图纸作为合同的附件。

4．3．3数量：合同应采用国家标准的计量单位，一般应约定标的物数量，常年经销合同无法约定确切数量的应约定数量的确定方式（如电报、传真、送货单、发票等）。

4．3．4质量：有国家标准，部门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应约定所采用标准的代号；化工产品等可以用指标描述的产品应约定主要指标要求（标准已涵盖的除外）；凭样品支付的应约定样品的产生方式及样品存放地点。

4．3．5价款或报酬：价款或者报酬应在合同中明确，采用折扣形式的应约定合同的实际价款；价款的支付方式如转帐支票、汇票（电汇、票汇、信汇）、托收、信用证、现金等应予以明确；价款或报酬的支付期限应约定确切日期或约定在一定条件成就后多少日内支付。

4．3．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履行期限应具体明确定，无法约定具体时间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履行期间的方式；

合同履行地点应力争作对本方有利的约定，如买卖合同一般约定交货地点为本公司仓库或本公司的住所地；约定具体地名的应明确至市辖区或县一级；

买卖合同在合同中一般应约定交付的手续，即合同履行的标志，如托运单、仓库保管员签单等。

4．3．7合同的担保

合同中对方事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本方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应结合具体情况根据《担保法》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4．3．8合同的解释

合同文本中所有文字应具有排它性的解释，对可能引起歧义的文字和某些非法定专用词语应在合同中进行解释。

4．3．9保密条款

对技术类合同和其他涉及经营信息、技术信息的合同应约定保密承诺与违反保密承诺时的违约责任。

4．3．10合同联系制度

履行期限长的重大经济合同应当约定合同双方联系制度。

4．3．11违约责任

根据《合同法》作适当约定，注意合同的公平性。

4．3．12解决争议的方式

解决争议的方式可选择仲裁或，选择仲裁的应明确约定仲裁机构的名称，双方对仲裁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选择第三地仲裁机构。

4．4签订合同的工作程序

4．4．1签订合同前，业务人员或公司指定的其他谈判人员应按照本制度4.1条对对方当事人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复印对方当事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及专业资格证书留存。

4．4．2销售、采购合同，由主办业务人员与对方当事人商谈后拟好合同条款，附合同会审表报总经理审批，由办公室编写合同编号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必要时，由总经理指定责任人员对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

4．4．3除销售、采购合同以外的合同由总经理指定责任人员会同相关部门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商谈，拟好合同条款，附合同会审表报总经理审批，由办公室加盖合同专用章。

4．4．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合同成立后由办公室依法及时办理。

4．4．5合同正式签订后，合同文本除经办人自行保管外，应当随合同会审表交存公司办公室一份备案。

5、合同的变更、解除

5．1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客观原因需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须经双方协商，重新达成书面协议，新协议未达成前，原合同仍然有效。本方收到对方当事人要求解除或变更的通知书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

5．2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5．2．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2．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对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5．2．3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2．4对方迟延履行债务或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2．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5．3变更或解除经济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书信、电报）；

5．4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协议应按照合同签订程序报原审批人员批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依法及时办理；

6．合同的履行

6．1公司及所属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随时督促对方当事人及时履行其义务。

6．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本公司的履行情况应及时做好记录并经对方确认。

履行销售合同交付货物时应由对方当事人签署一式二份的收货单，一份留存对方，一份交销售部门备查。向对方当事人交付增值税发票时应由对方当事人出具收条。

履行采购合同付款时应由对方当事人出具收款收据或收条，公司原则上只开具限制性抬头的转账支票，不允许以现金形式支付。

6．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经办人员若发现并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立即中止履行，并及时书面上报公司办公室处理，并报总经理。

6．3．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6．3．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6．3．3丧失商业信誉；

6．3．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6．4债权债务的定期确认和发生重大变动时的确认；

6．4．1在常年合同特别是常年销售、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办人员应定期对帐，确认双方债权债务；

6．4．2在对方当事人发生兼（合）并、分立、改制或其他重大事项以及本公司或对方当事人的合同经办人员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对帐，确认合同效力及双方债权债务。

7．经济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和诉讼

7．1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应首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平等协商解决；

7．2合同双方在一定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内无法就纠纷的处理达成一致意思或对方当事人无意协商解决的，经办人员应及时书面报告部门经理和总经理，并拟定处理意见，报总经理决定。

对方当事人涉嫌合同诈骗的，应立即报告公司办公室和总经理。

7．3公司决定采用诉讼或仲裁处理的合同纠纷，以及对方当事人的，相关部门应及时将合同的签订、履行、纠纷的产生及协商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连同有关证据报公司办公室。

8．合同的日常管理

8．1本公司实行二级合同管理，公司办公室全面负责公司的合同管理；销售、采购部门的业务人员负责所在部门的合同管理。

8．2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专人管理，公司办公室、销售部、采购部各保管一枚，分别编号。公司的空白合同、授权委托书也由专人管理，业务人员不得随带合同专用章或已盖章的空白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出差，特殊情况，由总经理批准。

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授权委托书、（已签订的合同）遗失的，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登报声明。

8．3已签订的合同及送货回单，增值税发票收据以及业务往来传真、信函、对帐单等资料，销售、采购部门的业务人员应自行保管好；重要资料应将原件交公司办公室随合同保管。

8．4合同经办人员与本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前应把有关材料及空白合同、名片、委托书移交完毕，经公司办公室和有关部门确认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合同经办人员与本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或因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公司办公室应在情况发生后一周内书面告知各有关单位。新晨

9．考核与奖惩

9．1公司、所属各公司全体职员应当严格遵守本制度，有效订立、履行合同，切实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办公室负责本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

9．2对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使本公司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以及在经济纠纷处理过程中，避免或挽回重大经济损失的，予以奖励。

9．3合同经办人员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向责任人员追偿损失：

9．3．1未经授权批准或超越职权签订合同；

9．3．2为他人提供合同专用章或盖章的空白合同，授权委托书；

9．3．3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未签订书面合同。

9．4合同经办人员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酌情向有关人员追偿损失：

9．4．1因工作过失致使公司被诈骗；

9．4．2公司履行合同未经对方当事人确认；

9．4．3遗失重要证据；

9．4．4发生纠纷后隐瞒不报或私自了结或报告避重就轻，从而贻误时机的；

9．4．5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授权委托书遗失未及时报案和报告；

9．4．6其他违反公司相关制度的。

9．5公司职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