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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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畴;外语;母语;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257-03

众所周知,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讨论需要一个共同语言系统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学术范畴,否则,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学术讨论将根本无法进行。同样,外语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需要有一个共同语言系统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学术范畴,这样才能开展外语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探讨。本文的主题就是对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外语经济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所致,我国无论是在国内的涉外经济活动中还是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中都使用外语并配备外语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语已经逐步地形成了庞大的资源。外语除了在外交、文化和生活领域外,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价值及其作用更加突出和明显。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涉及外语因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外语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或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全球有四五千种语言。我们的母语――汉语虽然博大精深、蕴含内容极为丰富,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但使用汉语的国家却几乎最少,至今为止除中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换句话说,汉语还没有达到世界级语言的程度,不能走遍天下。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这足以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离不开世界,而且我国的经济发展还要融入世界。据有关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占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的依存度占60%以上,这两个依存度表明我国对外经济不能离开语言――外语。我国经济活动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一客观事实证实了外语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同时也是我们开展外语经济学研究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外语经济学?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的外语(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研究我国有限的外语资源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用的学问。外语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同样具有经济学的性质,外语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一个单独的变量,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的经济特性,直接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交换的速度、质量及其效益。它的着眼点在于分析外语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为什么要研究外语经济学

这里提出研究外语经济学,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全球性语言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不仅要使用母语,还需要使用外语。我们母语的地位决定了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作为语言,我国的涉外经济只能或者说必须依靠外语。因此,没有外语,中国涉外经济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就无从谈起。第二,外语是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符号系统,它既是人们互相联系、互相交流的工具,又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行思维的工具。但语言与语言是有区别的,外语与母语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尤其表现在内涵上。人类是自然习得母语,后习得外语。母语所承载的信息、知识与外语所承载的信息、知识由于受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在内涵与外延上有很大的差距,在无法运用母语的情况下把外语运用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价值自然与运用母语所产生的价值有所不同,甚至无法相互替代。人们在涉外经济活动中运用外语始终不能像运用母语那样应心得手、完美无缺。导致的结果通常是运用外语的经济收益总落后于运用母语的经济效益,但人们总是把它归罪于语言本身而并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因素来对待和研究。第三,外语作为经济中的一个单独的变量,其价值的高低和效用的大小、费用的多少以及效益的好坏已经不是间接而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生产和交换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外语资源的如何配置以及外语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关系到外语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化作用。

但是,这里有必要指出,外语经济学不同于语言经济学。众所共知,语言包括外语,外语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是,外语经济学与西方学者研究的语言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主要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没有“外语因素”。外语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经济现象,在其经济活动中几乎始终使用其本国语言而不使用外语。本国语言是经济因素,而外语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因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研究语言经济学,而不研究外语经济学。二是外语经济是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在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不仅仅母语是经济因素,外语同样是经济因素,在涉外经济领域中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三是我国外语资源最为丰富。我国是对外语投入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外语资源最多的国家,更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外语资源最多的国家。我国,也只有我国,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配置外语资源。

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外语经济学是基于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所以,这里就必须谈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虽说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但还是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主流界定。经济学界通常比较认可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一是马歇尔(1890)的观点。他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二是曼昆(2004)的观点。他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同时进一步提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的学问。三是穆萨尔森(2003)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为探讨及界定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但是,外语经济学毕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从而也可以断定,外语经济学有它自己的研究范畴。

四、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经济学是个巨大的学科体系,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理论研究本身的分工和经济学科的进一步专门化、细分化,新的经济学分支不断出现”。外语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分支,它旨在把广义的外语(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来研究我国(或包括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外语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外语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同样具有经济学的性质,外语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单独的变量,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的经济特性,直接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它的着眼点在于分析外语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这一论述是否科学,最起码它为我们开始探讨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搭建起了一个可供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平台。

探讨并研究外语经济学自然会有意无意引出外语定义问题,即什么是外语。狭义的外语就是外国语言本身。这里有必要进行说明,外语经济学中的“外语”二字,不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外语语言本身,否则,外语经济学就变成了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外语经济学中的“外语” 不仅包括外语语言本身,还包括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外语活动行为。所以,广义概念则是“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我们之所以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外语”分为狭义的外语和广义的外语,主要是因为日常所说的“外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一样就是语言。话虽如此,外语与母语之间还是有根本上的区别(将在本文后面加以叙述)。更为重要的是把“外语”放在经济领域里,“外语”就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了,而是同时涉及到涉外经济活动中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以及他们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外语活动行为。

外语经济学这个分支是从“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这一特定的侧面对客观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分工”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深化,所以,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外语经济学首先把“外语”因素本身作为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专门研究语言本身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规律,研究外语与母语的不同,以及研究外语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外语与母语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是我们须要解决的问题。这里肯定不是探讨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形体与结构的不同,而是探讨它们彼此的内涵差异。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由此可以说,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所以,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而了解语言也必须了解文化。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社会现象的一切,也就是说,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文化之中。在物资层面,它包括所有与生产和产品有关的东西;在社会关系与结构层面,它包括社会制度、宗教、礼仪、教育、家庭、亲属和语言等;在思想层面,它包括智力、举止、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审美观等。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承载并反映了所有的这些文化层面[3]。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中华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某一门外语同样也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母语是自然习得,所以我们能够自然掌握母语所包含的一切内涵。而外语是后习得,必须经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即便如此,外语人恐怕也很难达到母语的水平。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是,人们对这两者的掌握永远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就语言本身而言,这种差别反映在经济领域就会给涉外经济活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外语语言的研究在于研究外语与母语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及其本质区别,研究外语与母语在经济活动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各自的表述差异。

外语经济学仅仅研究外语这个“主体行为的对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在经济活动中的“外语人”和“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因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只要谈到外语,自然就会牵涉到“外语” (包括信息)背后的“外语人”。它不是或明或暗地与“外语人”有关联,而是直接与“外语人” 有关联,并且直接牵涉到“外语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外语活动行为”:对人及人生的看法、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等。 因此,对外语人的研究在于在研究涉外经济对外语及外语经济的依存度的前提下,研究对外语及其相关文化的掌握程度、拥有的外语水平以及具有的外语能力。对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的研究在于把外语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涉外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质量的影响。

笔者赞成并采用萨缪尔森和曼昆关于资源配置的研究观点。除了上述分析和研究之外,外语经济学还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外语资源配置。从宏观角度研究,就是国家相关部门对国家整体涉外经济中的外语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研究,从而分析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效用、费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关系。而从微观角度研究,就是对某一企业或某一具体项目进行研究,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外语资源使其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例如,对涉外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项目,要选择什么样规模的外语资源、什么程度的外语资源、投入多少外语资源、以及如何配置外语资源才能够达到优化配置,这就是外语资源配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高标准,就是少而精地使用外语资源。少而精不仅指资源的储量少,同时也指对满足需求做出贡献的程度,即作为有效的生产力的价值。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有效地使用外语资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分析研究外语在我国涉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效用、费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关系。

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如何界定主要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范畴派”,一种是“范式派”。外语经济学是笔者提出来的,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根据外语经济学的特殊性,还是倾向于“范畴派”,也许通过将来进行的大量研究会改弦易辙。但无论倾向于哪一学术流派,关键问题在于能够得以进行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张德富.外语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商业研究,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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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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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浏览报刊时，连概念都未来得及形成便一扫而过的词眼，但对于每位产经人，却永远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与产业经济的结缘实属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说它的内涵，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产业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令人心动的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去政府部门，分析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竞争等方面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银行工作，做信贷审核员，根据行业发展背景和企业组织、经营、竞争的知识，对信贷投放进行分析判断，做好信贷审核工作，这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是行长必备的素质；可以到证券和基金公司工作，从事投资策略分析、行业研究甚至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内容是对行业变化、企业经营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咨询，这是当今经济学专业最有“钱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业的公司工作，一般进入公司战略发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内容是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状况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企业组织、经营和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变革等，是未来成为cEO的基础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自己投资，例如与他人合伙创业、合伙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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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提出了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阿罗和德布鲁将其纳入到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作为人们处理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问题的范式，这也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期望效用论。而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打下了基础。由于数学方法高度的精确性和抽象性，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所代表的理性方法是能体现经济学科学性的唯一方法。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时尚，经济学也越来越走向模式化。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后来发现了很多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阿莱斯悖论”、“羊群效应”、“期权微笑”，“偏好反转”、“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等。（P167）传统经济学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日渐乏力使得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单纯使用数学理性方法的经济学家们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数理方法的推崇正在使经济学一步步变为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予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合适的契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他们开始修补经典理论，尝试修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1979年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被誉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学的前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重大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重要概念，为人们的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还据此研究成果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政府制定储蓄补贴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拉宾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稳态、不随时间变化的偏好进行了质疑，他发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并据此对经典的“贴现效用模型”加入了行为变量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出现的一些非理。西勒弗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金融市场，在他发表的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中，他构造了一个结合“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双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解释中去，极大地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此外，阿克罗夫在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及奚恺元在幸福学领域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02年是行为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教授以及史密斯教授。其中卡尼曼教授为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经济学也真正地开始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此后的数十年间，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二、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着理性决策，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定理”进行信息处理，人们会受到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由于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时只存在有限理性，因此整个决策过程中诸如决策情景、他人评价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而由于决策的偏差以及演变路径的随机性，异常行为就此产生，这更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也就不再成立了。偏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并在环境变化中进行演化，构成了当事人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这使得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动态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派别。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二者进行对比，参见表1。

表1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支撑整个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前提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它认为人是利己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完全自私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模型。传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假设，即行为人拥有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然而普遍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了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稳定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于人类理性的理想化。

不仅在理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差异。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型的，它更多地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行为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主要是在描述人们事实上在怎么做。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行为经济学则更侧重于研究人及其行为。在方法论上，传统经济学是以数理逻辑推导的演绎理性方法为主流，较多地使用数学化的论证来描述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观察法、调查法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包括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认为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而行为经济学所用的行为实验方法则表明经济学的实验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行为实验，也就是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中行动，借以分析和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定和理论。这些方法都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模型构建方法，这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亮点。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对人事经济学的应用

1、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这三种偏好不只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人事经济学范畴也有恰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标明时间偏好并不老是共同的，如泰勒发现被试者答复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答复效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的是120%，10年的是19%，即被试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共同，这个效果被后来的许多试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2007）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剖析，以及Backes-Gellner（2004）关于职工躲避持续参与职业培训的比如。关于危险偏好，行动经济学中大量的试验定论标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阅点，即过去的经历会改动对现有决议的评价，例如保险业（DellaVigna，2007）。在人事经济学布景下，这种（referencedependence）参阅依靠也很重要。Hedinger（2008）对个别绩效评价的参阅点进行试验研究，标明个别的尽力水平依靠于评价成果的改变。假如评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个别将会中止尽力，即便评价以绝对值核算时很达观。此外，试验成果还证明自己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更加重视其他人们的付出。社会偏好主要有希望互惠（reciprocity）、不平等躲避（inequityaver-sion）和利他倾向等。其中署理两边对成果分配是不是公正的偏好，对公司合约鼓励规划与施行的影响尤为杰出。这种公正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平等，不只在意利他不平等，并且也尽量躲避利己不平等（Fehr等，2000）。利他不平等会使职工产生妒忌感，利己不平等会使职工发生同情心。关于公司鼓励实习而言，署理人的这种公正偏好会对根据署理理论的鼓励合约施行功率发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2005）研究标明假如薪酬构造是内生的，那么署理人的不平等讨厌会致使锦标赛鼓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Bandiera（2005）等人对英国某生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定论。以上定论标明非标准偏好不只对行动经济学发生影响，在人事经济学中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在公司中只有分清这些不一样的偏好对职工的影响，采纳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激起职工的尽力水平，进步公司全体的效益。所以，关于公司不一样类型的项目应当别离选用不一样类型决策者的评价计划，或许同一项目选用多人评价然后综合评判的办法做出最后决定。

2、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许多关于非标准理念的试验成果，标明人们在做事情时通常体现的过度自傲，DellaVigna（2007）运用这一定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说剖析。Gneezy（2003）等人初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区别的试验研讨，试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处理电脑迷宫疑问。被试者在试验中挑选真实的努力水平，奖金根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参加者的奖金根据各自的产出而定（例如处理迷宫的数量）。在这种待遇下，女人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具有一样的才能来处理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有三个男性，三个女人构成一组，只要取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份额的付出，与计件工资方案比较，男性取胜的份额很大。相反，在只要女人组合的六人小组中，女人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许多，这标明女人的才能很强，仅仅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赛。定论标明女人与男性进行竞赛时，女人对自个的才能缺乏自傲。Niederle与Vesterlund（2007）经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试验，研讨男性与女人在进行自我挑选时的体现。这次试验分为三个期间，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最终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挑选。试验成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人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在第三种情况下，挑选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人被试的两倍，男性为73%，而女人只要35%，体现很好的女人参加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体现欠安的男性，试验定论也说明男性比女人愈加自傲。这些定论解说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人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疑问，公司应当运用这一理论，合理安排女人的职位，加强她们的工作联系，激发她们的潜力，添加女人职工的自傲度，使她们的才能发挥到最大，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3、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1974）的实验结果表明个别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行为经济学也显现了社会压力对个别发生的影响，人事经济学范畴中一个典型的使用即是对于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如何被搭档所影响的研讨。Kandel与Lazear（1991）剖析了搭档压力对产出的影响，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1997）检测了医药行业中搭档压力和赢利共享，Lazear（1999）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搭档压力的存在。此外，Ellingsen与Johannesson（2007）发现个别也简单被豪情所影响，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敬重，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讨定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地，为了更详细地论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啥和现已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使用的一个中心范畴―――薪酬，来研讨行为经济学发挥的效果。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信息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调查、网上搜索等途径获取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使人事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数据的补充不仅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使人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参考文献

[1]孙天琦.金融消费者保护：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J].西部金融，2014，05：4-17.

[2]莫志宏，申良平.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J].南方经济，2014，07：73-87.

篇5

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篇6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空中楼阁

2008年，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奖，以表彰其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新经济地理因为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独特创新性又被称作“空间经济学（The Spatial Economy）”。

藤田（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维纳布斯（Venables）和蒲格（Puga）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空间经济学革命。空间经济学模型假设世界是均质的，它不需要通过山脉、河流、港口等自然条件的外生差异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而是通过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和运输成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等产生的离心力相互作用，内生出空间经济活动的分散或集聚等状态。

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空间经济学在其理论和应用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外界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过分抽象化。空间经济学家所指的区域或区位常常代表经济空间中抽象的点或其他形状，但因为数学建模的局限性，现实中的制度、文化、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较难融入空间经济模型。正如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1998）所言：“空间经济学只是为经济学向空间进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工具”。

二是过分依赖数学模型。克鲁格曼认为缺失数学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前身――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方向的主要原因，“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因此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空间经济学家普遍采用了主流经济学家最认同的工具――数学模型。

三是缺乏经验研究。空间经济学注重的往往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和复杂的现实相去甚远。虽然空间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型中也使用了一些经验检验，但这些案例典型性较差，因此说服力不强。霍尔（Hoare，1992）在批评克鲁格曼所标榜的空间经济学时就指出，他们的分析建立在“最薄弱的经验支持”基础之上。

四是缺乏系统性。空间经济学虽然在模型化、动态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还显得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系统性。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使得空间经济学的质疑者认为其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正如其批判者所说的一样，空间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现期空间经济学面临的局限，因此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1999）建议未来在空间经济领域应关注以下工作：

一是扩展理论菜单。空间经济学家认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合力决定了经济体的分散或积聚，他们眼中的向心力包括关联市场、厚市场、知识外溢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但在建模时为了简化问题，代表性的做法是只把关联效应作为向心力，把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离心力。扩展理论菜单的提议不仅包含了对可能理论菜单更加系统化的探索，而且包含了在建模时还应该考察在多种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发生作用时模型表现出的变化。

二是经验研究的支撑。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空间经济模型特有的强烈非线性对计量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关于空间经济模型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但作为一种方法，经验研究可以用来判断究竟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真正的相关，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出模型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展。

三是量化。这里所指的量化不仅仅指适合实际数据的模型，更重要的是指那种理论一致的模型，模型的参数建立在数据和假设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对这类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这将使空间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可以应用的学科，能够衡量假设条件的冲击对经济的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

四是福利。虽然空间经济学家首先关注的是实证研究而非规范研究，所以在研究经济地理问题的早期更加关注模型解释现实而不是指导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空间经济模型的空间结构是外部经济所代表的向心力和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外部（不）经济促使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而政府干预的基础――正是那些还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撑的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福利。

可见，空间经济学家在认可空间经济模型建模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其还不够完善，应该在其不足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扩展。而空间经济学的外部批评者则把矛头主要指向用过分抽象、简化、假定严格的空间数学模型描述现实经济方面，就像区域科学的先驱艾萨德将主流经济学对空间的忽略称为“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Alsard，1956）”一样，空间经济学的批判者认为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经济学也只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因此空间经济学模型是不是过于抽象、简练以至于脱离现实就成了空间经济学家说服批判者，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发展其学说的大前提。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2003）就坦言：“空间经济学从创立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它提出的头几年，经济学家为重新开启从前未涉足过的领域而兴奋。但是，当他们认识到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太简单、程式化，而与现实的经济地理相去甚远的时候，相应的怀疑和批评就接踵而至。”

诚然，空间经济学模型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但它独特的视角却足以颠覆以往的经济学研究。

一是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是它不仅建立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的直接联系，而且将贸易和增长相辅相生的机制以及贸易成本的变化对贸易、增长、专业化和分工的非线性影响都完全动态化，是对传统经济地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三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是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

四是它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

五是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研究问题。从这些方面而言，空间经济学获奖无愧。

综上可知，空间经济学革命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延续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这种将以往经济学家难以驾驭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要素流动和运输成本融入到统一框架之中的空间经济模型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和内涵，扩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菜单，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因此受到普遍关注。在当前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经济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之间转到了区域之间，空间经济学为研究这种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空间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既扩展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又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性指导，必将在后继的经济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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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仁贵.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学”研究浪潮――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N].光明日报,2008-11-03.

篇7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篇8

关键词：经济学；课程实践；模式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0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在实践中能对经济学原理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课程实践是培这一能力的有效手段。

1、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内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图形和数学推导的公式，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比较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接受，大多数同学出现听不懂，学习吃力并失去兴趣。通过课程实践教学，可以提高一些知识点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相关概念的深刻理解，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因此，课程实践教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其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均与现实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也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要学生学好并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可以将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机地结合，大大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3、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程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强化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把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帮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习惯。只有通过课程实践，才能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得以培养。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课程实践教学开展较为缓慢，许多高校依然滞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

1、观念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一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种误区，一直采用纯理论教学模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可以通过图表和公式推导实现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主观认识上，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课程实践弱化现象，导致教学计划上未安排相关实践课时，即便少数学校在教学计划安排了西方经济学实践课时，实践课时也很少。这种主观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导致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环节难以开展。

2、课程实践教学实施途经难。

虽然高校面对人才培养新形势要求，不断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突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难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没有适合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软件，与其他专业课程比较而言，缺乏实践的平台，无法实现实验室教学；其二，西方经济学多位合班课程，并且同一学期多个专业同时开课，人数之多给课程实践带来难度；其三，理论教学课时与课程实践课时冲突，难以合理安排课程实践。

3、缺少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目标。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论多，综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宽，其实践环节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且难度也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中，还没有形成优化的课程实践方案，实践环节和活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落实到实处，实践教学内容还没有细化的各章节，这给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实现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可以做实践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是相辅相成。有关实践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纵观以往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三种模式实现：

1、课程的认识实践。根据教学计划要求，相关章节内容安排学生认识实践，比如，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章节中，可以安排学生到社会实践中了解一些产品价格水平，了解企业生产状况、成本状况以及销售状况，通过认识实习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认识过程在课外进行，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总结交流在课堂进行。

2、课程的调查实践。调查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过程，教师依据课程大纲要求，规定内容，学生分组开展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例如，学生可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地方GDP的构成及增长趋势、通货膨胀效应等进行调查分析，切实做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分析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过程在课外进行，交流安排在课堂进行。

3、课程的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实践教学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分组专题研究。例如，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的专题研究等。研究性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研讨在课堂进行。研究性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秀芳，涂宇清，华钧，秦海英：研究型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探讨，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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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 前沿 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 II 软件中，将Node 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张武升.教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发展趋向.教育研究，1994（12）.

[2]王坤庆.论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启示.教育研究，1994 （7）.

篇10

 

一、经济伦理不是经济与伦理的人为结合

 

一般说来，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因为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物质的或数量的问题，它虽是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也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经济如果不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这样的经济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i济人”的提出，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可分。尽管他们有时提出这些观I点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错误的，但至少不会误导人们把经济和伦理当作毫不相干的两回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能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否则，对两者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做到具体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更注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范畴出发，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是工资理论第一次透视到工资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始终在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由此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尤其是阶级利益关系有一个充分认识，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宏观上来考虑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经济和伦理是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经济和伦理的逻辑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经济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是人的素质的物质体现，经济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物化。生产过程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形成的一个经济行为过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指挥和操纵下进行。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以及劳动态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此，经济成就也总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质的高低、人的道德觉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他人和社会来说，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伦理道德行为。因此，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伦理道德问题。

 

第三，所有经济成就都是人际协作的结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依赖大协作，没有协作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体现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协作精神和协作程度。

 

第四，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当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际利益关系，反映社会人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唯此，伦理道德才不会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在道德和经济的决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不是其他观点之外的一种观点，而是在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在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获悉、整理、评价科学观点，并使之用于实践的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离开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离开了经济，伦理道德也会是空洞无物的虚幻的东西。

 

二、经济伦理学不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伦理经济学的概念超出了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的伦理学的研究目的，趋向于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的一体化。伦理经济学的含义肯定超过‘经济学+伦理学’。”®他同时指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的一方面是符合伦理学的经济理论和伦理制度及规则的经济学的，另一方面与经济的伦理学也是相符的”。“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一种以经济文化的伦理为前提条件的理论，是一种以发挥市场调节和价格体制作用为前提的伦理规则和行为的理论”，且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在逐渐融合®。据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即经济伦理学的含义肯定超过“伦理学+经济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我国创建当代经济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不仅能纠正一些诸如经济伦理即是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或经济伦理学即是伦理学+经济学的片面观点，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性质。

 

应该说，伦理学和经济学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观意义上可称之为相同)学科，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事实也是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次观察和分析。

 

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伦理学和经济学不能分离或分裂。美国的G恩德利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一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仅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所以，“来自机械论、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们否认人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否认人的行为的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宁愿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学的概念，一种与伦理相关的研究途径，它包括人动机和对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并且允许把伦理问题纳人到经济模式和功能性的领域中去。”为此，“经济学应该明确地考虑人类行为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带来的学科建设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过去对于伦理问题和伦理学理论的关注十分不够，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等经济发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设还不迟”的庸俗观点。同样，伦理学理论亦很少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理论，至少是对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弱，以至我们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命题和伦理道德原则有时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有些命题和原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疏忽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对经济学理论参照，削弱了一些伦理道德命题和原则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阿马蒂亚森也曾经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因此，我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应该承认，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经济观念(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理论)相互渗透，伦理学和经济学才不会导致形而上学，也才能促使经济行为实现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经济伦理学不是矛盾的修饰法、不是生硬的铁、也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通过互相交流和补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整体。

 

三、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建立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却由来已久。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十分注重伦理道德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伦理的手段，伦理是经济的目的。这虽说不免有些极端，但将经济和伦理结合得如此紧密，其思想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以至“利以义取”的价值观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对经济学工程方法的需求。”@西方历史发展到近代，从“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理论的阐释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当然，许多经济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卫士”，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是有关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述，互惠互利原则的阐述等等，多少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为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揭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称政治伦理经济学。这是我国创建科学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科学伦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根基。第一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公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道德权利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竞争和互利协作创造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弱肉强食和尔虞我诈等不道德行为将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抑制的。第三，以德治国、理性经济是我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目标，这给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