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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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学哲学家kuhn（1962：第9页）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1kuhn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lakatos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之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页）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范式的演进有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作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辅假设，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抛弃既有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首先是通过保护带的调整，以适应事物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升解释力和预见力，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进步。否则，就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新内核，发生范式革命，最终促使一种新范式的形成。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范式进步与范式革命这两种类型交替出现即范式演进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综观smith及其承继者对古典范式的发展，与古典范式内核相适应的保护带可以表述为：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其伴随的社会生产力的内生演进势态，也即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内生发展假说（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杨小凯、张永生，2000）。这个保护带囊括了以下两个重要命题：其一，分工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分工的层次与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分工的演进是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浅层次的低级分工演变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工。3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古典分工思想为知识分工范畴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知识分工范畴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终产生了知识分工，并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关注。hayek（1937）在20世纪30年代与兰格（oscar lange）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50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进了“知识”变量；4汪丁丁（1997）试图以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以drucker（1971、1998）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5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2．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来，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其实，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知识的这两类互补性，只是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归总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识分工范畴就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物化品的生产只能由不同知识传统的生产者来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关于知识积累过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连续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页）在研究知识资本的累积特征时更是直接提到“知识互补性”范畴，他们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函数并非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知识之间的互补性非常重要时，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时，如果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识的有用性增加。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识互补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识的时间互补性。承认汪丁丁的知识互补性假设，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就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知识分工或不同知识传统的配置、协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关于知识的演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汪丁丁，1997：第77页）。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

（二）关于知识配置问题的研究

以上对知识性质的探索，为建立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铺垫。基于以上知识性质的理解，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以及知识主体的激励等知识配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里，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攫取与归纳，由于文献零碎，条分缕析的工作颇为棘手，下文只能作个简要的梳理。

1．知识的传递与利用。作为一个知识的经济学拓荒者，hayek立意鲜明地向人们指出，分散化知识的利用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hayek看来，经济协调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现和利用经济主体中多样而零碎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12hayek给出的答案是——利用价格体系。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作为信息交流机制，通过竞争为个体提供了发现知识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是一种传递、利用分散知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种利用分散知识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认为，获得、维持和使用知识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业的分工可以节约这些成本，而且企业的边界由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成本所决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业能促进知识的分享与转移，在一体化企业中，研发部门与企业里实施新技术的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比市场上优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时附带地提及知识问题的，并没有直接对企业组织中的分散知识的传递、利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及其效应。我们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一个存量，也是一个流量。存量表明，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表明，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势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主体是以各自所拥有的要素来获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种要素于生产实践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种或某些知识的过程与结果，这当中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学习行为。以上的分析集中为一点，就是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与互补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这个命题。而对于知识获取的学习过程的具体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论。

有限理性学习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与不确定性学习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认知限制以及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行为人的学习模式与机制；社会学习（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径依赖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阐明了学习的特性，也说明了学习过程不是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而是一个行为互动的延续过程；作为研究互动理性决策行为的一门学问，博弈论中有大量关于学习的文献（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为者如何从过去的行为进行学习、行为者如何通过对环境结构以及他人行为的理解来学习以及调整信念的贝叶斯学习等。这些博弈学习理论有别于行为者被假定为在已知他人行为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的传统模型，考察了经济行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并学习从而理解对手的过程；arrow（1962）的“干中学”学习模型考察了工作实践中知识的积累对生产力的影响，验证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时也表明了个人和组织所获得的经验会滞后于改进行为，进而又修正了纯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经济行为人即时性反馈机制的假设。

3．知识产权主体的激励。当知识以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产权。知识产权主体需要相应的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持续利用与进步。这样，对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自然要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页）从知识的“代数格”表达方式和知识的互补性原理来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弈均衡。汪认为，通过买方叫价的竞争机制，产权博弈将自动找到均衡的知识价格，一个经济的知识产权均衡价格与该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正相关。另外，汪丁丁还就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作出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根据汪（2002：第83页）的概括，人们对知识产权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动态经济过程中确定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最佳适用范围和最佳适用时段”。这些文献的主旨是：①长远看，知识属于全人类，应实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为促进知识进步，应当保护知识产权；③知识互补性特征决定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容易压抑知识的自由发展与知识进步；④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探寻特定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度”。

随着知识要素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现象也就随之产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周其仁（1996）、杨瑞龙（2000）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深入探讨了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问题。在高科技产业中，创业者以及高科技人员一般都能凭借创意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拥有一定份额的股权。在当代高科技经济中，人力资本股、创业股、创意股等范畴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业进入权命题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创业企业观也从不同的视点对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除了知识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知识产权主体。对高科技企业激励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知识产品的定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coase（1972）的《耐久性与垄断》一文，对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知识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契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对高科技企业竞争规则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认为，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网络外在性是知识产品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基本竞争策略，如差别定价、标准竞争、捆绑销售和锁定等。

以上经济学家关于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奠定了知识经济中的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总的来看，新古典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标准化的显性知识层面，对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专利保护问题。而对于隐性知识及其产权主体激励则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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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ombining teaching with practicing,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erforman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exploring spirit, systematic thinking methods, capacity of turn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capacity of innovations of talent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results from the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关键词:省外实习基地经验成果

Key words: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experiences results disadvantages

基金项目:海南师范大学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部分成果(课题名称:创建高素质、精专业的实践教学平台――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广东小榄镇实验中学实践基地建设的思考;课题批准号:海师2008-208)

前言

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实习基地建设,是进行实践教学的根本保障,是学校事业发展和实现办学目标的需要,也是学校与社会和谐互动的需要。随着我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加强省外实习基地建设,已成为当前我校实践教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建设省外实习基地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的人才的需要

实践教学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把教学过程和认识过程统一起来的一种教学形式,在体育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省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可提供学生技能训练的场所,加强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与操作技能、专业技能的培养,为学生职业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搭建良好平台。所以建立省外实习基地,对于培养适应当今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和用人单位对口的“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先进经验与成果

2.1拓宽实习渠道,有效提高我院办学影响

小榄镇实验高级中学,作为我院实习条件完善、固定的师范类省外实习基地,有效地拓宽了毕业生实习实训的渠道,为省外用人单位提供了考核择优的平台,对学生实践与创新意识培养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毕业生提供了“准就业”的舞台。

经过多年的建设,示范性实践教学实习指导效果和课堂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为我院实践教学工作的改革与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我院已有多名毕业生,因其良好的实现表现得到了当地教育局的认可,并留在当地任教,如:王建春、郭宏震等。同时,通过对该基地实习的毕业生跟踪调查发现, 毕业生普遍反映,他们在教育理念、工作作风和教学实践能力等方面受益颇丰;用人单位也普遍反映,我院基地实习的毕业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高,充分展现了我院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具有鲜明的实践教学工作特色。

2.2指导特色鲜明,实习效果突出

通过省外实习基地实习,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我们的学生在哪方面有缺陷及基础教育需要哪一类型人才。省外实习基地实习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实习过程中,针对不同实习学生的特点,采用“一对一”(一个老师指导一个学生)、“二对一”(两个老师指导一个学生)的指导方法。使实习学生尽早熟悉环境,了解实习学校基本情况,特别是让学生对实习班级的教学进度、班级情况和班主任工作做了详细的了解,为实习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提高了实习的质量,达到了预期效果。

2.3校内外一体化结合,实习内容丰富

体育教育专业开设的专业课,如田径、学校体育学与实际教学都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才会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省外实习过程中,我院实习生的田径运动会的组织编排与裁判工作能力显著提高。在日常的实习活动中,丰富了训练教学经验,如实习生对实习单位篮球、散打、田径等体育训练班的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专项训练经验,使实习生对自身专项有了新的认识。

三、结语

几年来,在省外实习基地建设方面,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虽然作了一定的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如何结合当今教育的实际情况,改革实习教学内容;如何建立实习效果考核评价指标等,这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晨民,高静颖. 独立学院“应用+技能+素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现代教育科学(高等研究),2006(5):80-81

[2]傅忠,曾盛绰.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农机化研究,2005(9):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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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无偿献血　献血不良反应　预防与处理

献血不良反应指献血者在献血过程中、献血后一定时间内出现的头晕、虚弱、出汗、恶心、面色苍白、出冷汗、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属迷走神经血管性反应［1］。献血反应在一定程度上给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正常情况下，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人，1次献血200～400ml，对人体不会产生影响。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在献血过程中，少数献血者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献血不良反应。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处理献血不良反应的发生，保证无偿献血工作的顺利开展，对2009～2011年南京市街头献血点全血献血者发生献血不良反应情况和程度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9～2011年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南京街头采血点采血120785人次，男63649人次，女57136人次，平均年龄25.5岁。

献血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健康体检标准者，年龄18～55周岁，体重：男≥50kg，女≥45kg，经过征询、体检合格。

献血量规格选择：200ml、300ml和400ml。

计量设备：CZK-ⅡC型微电脑采液控制器。

献血不良反应程度的判断［2］：①轻度反应：献血时或献血后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出虚汗等症状。②中度反应：除轻度症状外，尚有胸闷、恶心、呕吐、心悸、脉搏细弱等症状。③重度反应：除中度症状外，还有明显的脑缺血症状，晕厥、抽搐、意识不清、持续性低血压、心动过缓及血肿等症状。

结　果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2009年1月～2011年12月街头献血者有973发生献血不良反应，其中，献血量100ml＜x≤200ml时发生反应504人，占总不良反应人数的51.80%，献血量200ml＜x≤300ml时发生献血反应373人，占总不良反应人数的38.34%，献血量300ml＜x≤400ml时发生献血反应96人，占总不良反应人数的9.87%。2009年1月～2011年12月献血不良反应发生时和采血量关系，见表1。

在973例发生献血不良反应中，最主要因素是精神紧张515例（5293%），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其他原因依次为睡眠不足156例（1603%）、疲劳例107例（1101%）、空腹78例（饥饿）78例（802%）、穿刺疼痛55例（565%）和受环境影响48例（493%）。发生无偿献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见表2。

讨　论

献血不良反应发生时和采血量关系的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可见，献血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采血量为100＜x≤200ml时，在献血过程中，采血者要认真观察献血者的血流量变化和献血者表情，同时应注重和献血者的情感交流与心理疏导，注重献血初期献血者的心理感受，针对情况及时进行沟通调整，使献血者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中渡过精神紧张期，消除恐惧心理，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献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献血不良反应的原因分析：从表2可见，献血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主要有：①精神紧张：随着无偿献血宣传力度的增强，“献血无损健康”在献血者中已形成共识，但是，首次献血者由于没有亲身体验，总是存在着不同的顾虑和恐惧心理［3］。②睡眠不足，身体疲劳：有些献血者因夜班或熬夜后，没有得到充分放松休息，或者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身体疲劳等，体力尚未恢复时而前来献血。③空腹献血：部分献血者有不吃早餐的习惯，或因为了减肥不进食。这部分人占献血不良反应一定比例。④穿刺疼痛：由于献血者血管条件，和采血者穿刺技术等因素，另方面，由于献血者精神紧张导致皮肤肌肉收缩，影响采血进针继而引起的疼痛刺激等。⑤献血环境不理想：在街头采血点，尤其是献血车内进行采血操作，由于车内空间有限，人员拥挤，空气不够流通，或献血等候时间长，很容易造成献血者情绪急躁等不利因素，均可导致献血反应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张迎奇，吴志民，水波，等.献血不良反应与预防措施［J］.基层医学论坛，2011，15（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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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领域，科斯的贡献在于在主流经济学和法律分析之间搭建了一个坚固的桥梁。在科斯之前，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早就被人们所关注，分别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们都没有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才改变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不仅表明了法律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对法律进行分析。这一方面使经济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点，尤其是区别于以公平为基点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学，今后不仅要研究价格机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要理解现实经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放弃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认真研究法律制度。与此同时，科斯也提供了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付出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产权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权利交易的成本。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成本，并比较它们的大小，以寻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为比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标准，说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径，就说明了法律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演变成为一种选择学说，主体根据理性最大化原则，在不同的制度之间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行选择，从而与主流经济学融合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科斯还将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较统一的研究团体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总之，《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成为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按照科斯开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经济学繁荣发展了起来。

但是，随着法经济学学术收益的边际递减，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逐渐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专刊在讨论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1]，虽然讨论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较严重。贝克尔、埃普斯顿(RichardA.Epstein)等对法经济学未来发展表示忧虑，而波斯纳等则对法经济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双方都有充足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在法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上已经产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经济学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一、谈判分析范式：曾经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开辟了法律的经济学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领域进入了分析视野，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纳等人的推动下，谈判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中，为法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判理论以传统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项资源从估价低的主体手中转移到估价高的主体手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自愿地对交易对象、价格、数量、方式以及风险分配等进行协商，结果或是达成一致进行合作，或是难以达成一致无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现何种结果取决于合作风险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谈判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确定风险值，不仅要明确各方的资源察赋状况，还要明确交易双方的竞争情况，确定竞争出价；(2)预测合作剩余，找出交易双方的评价差异，预测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预测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获得的份额、分配合作中的风险，履行协议获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压力和双方谈判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然而，有诸多因素阻碍着自愿合作的进行，合作是有成本的。不仅存在着风险值难以确定、合作剩余难以预测和顺利分配等阻碍谈判顺利进行的内部因素，而且垄断、外部性和信息等外部因素也阻碍着谈判的进行。合作失败和合作难以使资源正常流动，无法被用于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无法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格局，也无法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如果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流动，如偷窃将会造成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损失。所以要克服合作障碍，努力减少因合作失败带来的福利损失。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最小，成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规范的霍布斯定理”[1]。

以谈判理论为核心展开的法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它以传统价格理论的三大假设一一理性人、稳定偏好和均衡分析为基础，加人了产权、信息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具体说明了合作的益处和阻碍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来源，为建立制度克服阻碍、促进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评价标准。并且，谈判理论是以市场主义来看待法律问题的，认为法律规则形成的只是不同行为的“隐性价格”，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法律的作用，即在于使人们进行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竭力降低合作不成带来的损失。因此，谈判理论实际上是揭示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如何实现效率的问题。而对各种阻碍因素的克服涉及了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克服阻碍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以及程序法等部门法的分析中，谈判理论起到了基础理论的作用。[2]这些部门法分别涉及了权利的界定、流转和保护三个方面，被认为是法律体系的主干。谈判理论对这些领域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以效率观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检验。谈判理论将它们都统一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自愿合作的宗旨之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使较为散乱的对部门法律制度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有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核心。谈判理论因此成为法经济学在兴盛之初的主流分析范式。

二、博弈分析范式:目前的主流分析范式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应用，不仅给经济学带来了分析方法的优化，而且推动经济学向更加现实的方向发展。法经济学同样引人了博弈论，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发展趋势相一致，法律的博弈分析逐渐取代了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谈判分析范式，成为新的主流法经济学分析范式。

法律的博弈分析之所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在于博弈分析的行为假设与法律行为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法律不仅关注个体对法律规则的反映，更关注在法律规则下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反映。博弈论所分析的对策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行为的形成不仅是自身约束条件的函数，同时也是博弈对方行为的函数。这与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选择，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影响。并且这一行为也将影响所有当事人的今后决策。因此，将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归结为对策行为，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设更加准确。

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博弈论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但博弈论解释与分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不再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反而认为均衡的实现要符合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才能达到。博弈论严格地坚持了个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设，但这个最大化是将其他参与人的决策考虑在内的最大化，说明了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们选择不利制度及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博弈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无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竞争充分的假设，运用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目前，博弈论已经被学者们较为成功地重新分析了法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领域[1]。总之，博弈分析给法经济学带来的主要进展，集中体现在它对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和谈判分析范式的突破上。

第一，博弈分析突破了市场本位。科斯等尽管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性的制度选择标准，但是在基本观念上，他们依然坚持“市场本位”，认为自愿交易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即使在“市场失灵”的环境下，也不能就此认为政府干预就是比市场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整个芝加哥学派的核心观念。波斯纳的分析更是突出了“市场本位”，他认为“效益最大化”是法律及其活动的主要价值追求，是评判法律规则的核心标准[2]。博弈论尽管与经济学具有共同的核心基础—个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并非源于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数学方法。因此，博弈论可以作为多个社会学科研究方法，只要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涉及对策行为，进而避免以一种社会学科的规范和了馗标准来评价另一学科的弊端，从而使博弈分析不必以“市场至上”为基本观念。博弈论着重强调行为手段对追求目的的适应性，是一种形式理性。所以在博弈分析中，可以没有先验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博弈论已经显示出博弈均衡的达成有赖于参与人的价值判断，在存在多重均衡的状态下，价值判断的不同可以导致不同的均衡。斯切菱(Schelling)的“聚点”[3]均衡就说明，当在无法确定均衡状态的博弈模型中加人外来信息，如，社会文化习惯、参与人过去共同的经历等，就可以达到均衡。因此判断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不一定限于效率，也可以是效率之外的其他价值追求，如公平等。只要制度能使参与人的行为在追求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了内在一致的效用(或预期效用)最大化，该制度就是有效的。

第二，博弈分析使交易成本更确定。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因为交易成本概念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而备受批评。谈判理论是交易成本的细致化，阻碍合作的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博弈论进一步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策成本和信息成本上。实际上信息不完全和对策行为是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交易成本的最主要来源。人们对交易成本最初的理解来源于科斯对它的初步界定，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库特(Looter)讨论了谈判中的对策行为[4]。威廉姆森则深人研究了企业组织内的机会主义行为[5]，这实际上也是对策行为的一种。博弈论的分析将这两种交易成本的生成源泉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数学工具的运用使对它们的分析更加严密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使不同法律规则的交易成本分析更加明确，进而得出的立法建议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包涵进了整体主义的因素。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和以制度学派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的重大分歧之一，如何协调两者始终是个难题。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成功地引人了整体分析的因素。博弈论的分析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是分析的起点，并且均衡的达成也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组合。但是，博弈论中参与人的最大化行为是所有参与人最大化行为的函数，个人的函数中包含了整体的影响。最终均衡结果的生成也是全体参与人共同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单个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并且，制度的规则和风俗习惯可以作为博弈的框架，构成个体最大化行为的约束。这样，更多的因素被引入了法律的形成和效应判断中，极大缓解了对法经济学仅强调效率价值的批评。

三、行为法经济学:正在成长的分析范式

行为经济学是在西蒙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则是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新兴经济学学科。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根据从心理学、实证观察以及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检验，发现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理论不相一致的“反常现象”。

尽管在行为经济学中，尤其是在实验中，行为人的个人选择依然是主要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但是行为经济学对行为选择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出，在面对复杂且意义不明的现实进行选择时，个人往往不是一个充分自主的选择主体，选择更多地受启示、偏见、过去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行为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个人决策的非自主性，已足以促使我们思考:从个人角度出发理解社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角度。因为存在着许多从个人角度理解问题而产生的理论困境，如以囚徒困境为基础的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当然，这些理论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的真实困境，还需要更深人的研究。对社会规范的研究已经成为法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热点，对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立一个外生于行为人的但要作用于其行为选择的适当体系。这些研究都将与行为经济学一起使我们深人地思考理性选择理论的未来前景，有助于发展出替代的并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新分析范式。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是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运用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分析法律问题的学术趋势。学者们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谨慎的定位为:运用行为科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使其摆脱远离现实的困境。孙斯顿(Jolts,Sunstein)和萨勒(Thaler)说，“我们分析的核心观念是，行为经济学还允许我们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行为进行判断和模型化，但是是在对人类行为更准确的假设、对法律更精确的判断的基础上进行”[1]。考罗布肯(Koroblun)和尤伦(Ulen)则认为，“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来代替理性选择理论。我们的目标仅是将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的实验结论融合进法经济学中，以使人类行为判断和法律体系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得到精炼。”[2]。

行为法经济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构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最大化地降低行为人理性受到的限制和影响。各种因素的限制使行为人的计算能力、意志力不能够符合最优决策的要求。理性选择理论尽管不现实，但它毕竟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完美状态，说明了实现最优决策所需要的条件。因此，行为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就是说明如何限制那些使行为人理性受限的因素发挥作用，使行为人的计算能力和得到的信息符合最优决策的要求。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法律比传统法经济学的理解更为深刻，解释力更强。二是应用行为科学的结论，判断法律规则约束下行为人的反应，说明法律规则的效果，进而为法律规则的选择提供依据。

从总体上来看，行为法经济学还是很单薄的，行为科学所得出的结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这些结论对于法律分析到底有哪些意义还在探索中，如何统一这些散乱结论和分析更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四、法经济学的未来：“理性”再精炼基础上的实证方向

应当肯定法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法经济学展示了以前没有被法学理论所充分探讨的效率因素，表明了法律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使较为散乱的法律制度可以统一在效率的基础上，都可以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在许多领域，经济分析的成果已经成为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法经济学已经越过了发展顶峰，正处在学术收益递减的阶段。在波斯纳以谈判理论等为主要工具分析了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后，这些领域又被博弈论重新分析了一遍，行为法经济学更是使人们在重新审视这些领域。尽管博弈分析和行为法经济学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但同时也凸显越来越多的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质疑和突破。伴随着对理论基础的怀疑，自然产生了对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迷惑和分歧。因此，对法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分析范式深人反思的基础上。

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它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假设的规范表述，它包含以下内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是个体的选择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2)要求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充分的计算能力和完全的记忆能力，从而使偏好稳定并能够对其进行排序和计算；(3)认为决策时的环境因素对于决策没有影响，排除了历史和制度对选择的影响，并且选择是孤立的，每个行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及面临的约束单独决策；(4)认为众多行为人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实现了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运行的追求目标。此时，所有参与者都有维持均衡和不偏离均衡的内在激励，因此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允许行为人自主决策的自由市场价格体系，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径，由此产生了效率价值观的引申观念—市场至上观。

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突破理性选择理论非现实性假设的过程。科斯的贡献在于将经济学引领进了交易成本世界，看到了不同法律规则安排对应着不同的交易成本；谈判理论更是具体分析了阻碍交易顺利进行的各种交易成本，说明了如何利用法律降低交易成本；博弈分析则突破决策独立、信息完全假设，集中分析了在特定法律关系约束下的行为选择；行为法经济学更是直接指向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一理性，提出了更加丰富的决策模型和更多的决策影响变量，进而使法律分析更加趋于现实。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法经济学的未来方向依然会建立在对“理性选择”这个基础的突破和精炼上。我认为，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对“理性选择”进行精炼：

第一，内容上的精炼，主要是确定理性概念中是否要限定行为的性质，是否要限定所追求的目标。一般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这并不代表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是人们的最终目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只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手段，而什么是社会福利、什么状态才是福利最大化却不是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所以经济学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认知理性，经济学不应对行为人的追求目标进行限定。因此，精炼理性概念的第一步，是不要求理性概念对行为人追求目标的内容进行限定。不对目的进行限制，或者说对经济分析来说目标是外生的，这样可以容纳进更多的价值追求，如公平，从而不将对法律的理解限定在效率的实现上，也不狭隘地认为法律体系是在建立类似于“市场”的价格体系。

但是把目标追求外生于经济分析，并不等于目标的选择和追求与个人无关。相反，我认为，目标的选择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决定的，而经济学对于人类的目标形成及其选择并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如社会认同也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动机之一，黑格尔甚至认为“为承认而奋斗”是更高层次的人类行为动因。人类不仅需要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认，只有人才追求荣誉这类东西，也只有对“承认”的追求才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财产在黑格尔看来只是“追求承认的历史斗争的一个阶段或一个侧面”[1]。但是对于人们为什么追求社会认同目标，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显然没有给出什么充分的解释。经济学的重心在于说明目标设定后的实现安排上，而不是说明目标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样在目

标外生的假设下，不坚持行为选择必然要实现目标效率，而是将重心落脚在手段效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为被容纳进目标实现集合中。如在社会认同的要求下，行为人完全可以选择非自利的目标。社会规范实际上就是已经形成的社会认同标准，它可以外在于行为人，使行为人为获得认同而遵守它;也可以内化于行为人的目标追求中，行为人自觉地遵守它。库特(Cooter)就在内化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讨论了行为人的理性选择问题。[2]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验，在表明行为人有供给公共产品偏好的同时，也表明这个偏好是建立在自己的供给行为被他人承认的基础上的。

第二，与内容精炼相一致，从形式上精炼理性概念，则是将理性限制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上，要求手段是最适合目的实现的手段。“一致性”是对行为人理智的最低要求，要求行为人具有这种选择能力或至少有追求一致性的内在心理趋势。这样，在理想状态下，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能够认识到自己将要追求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计算能力则能够计算不同手段的实现效率，意志能力则是能够实现目标之间的统一。当有限制性因素(如信息的不完全、偏见的自我加强等)时，行为人的一致性追求就建立在了错误的基础上而不能达到理想状态。但不是不追求一致性，而是一致性追求没有完美实现。如果这些因素得以消除，行为人的一致性追求才得以完美实现。

考罗布肯(Korobkin)和尤伦(Ulen)认为，将理性限定为“一致性”后，理性概念就太过宽泛了，因为任何行为在事后都可以解释为是当时缓适合的行动选择[3]。但是，如果我们在事前就确定了行为的追求目标，行为人的选择就可以“证伪”了。尽管我们不对行为人的目标进行限定，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行为人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相反，行为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一定目标的选择，而且目标是先于行动而存在的。即使行为人有多重目标，因为认知能力的限制，行为人不能具体确定目标的追求顺序，行为人的行为选择也是在向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没有目标。习惯、传统、嗜好等使行为人的行为选择看起来好像没有目标，但实际上是目标已经隐含在行为中，行为人在过去的经历中已经设定了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与当前行为人的目标可能不一致，但这只意味着行为人的目标选择是错误的，而不是行为人没有目标。

只要行为人的行动选择和所选择的目标相一致，即使目标错误，从“一致性”的标准来看，也是“理性”的。经济学不对目标进行判断，只着重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就是经济学要追求的目标，这是工具理性。这在经济学被用于分析非市场制度时，尤为突出。非市场制度的追求目标不是经济学所能说明的，将经济学应用于非市场制度的分析，只能限于对非市场制度实现其目标的“一致性”进行判断，不能将工具目标与目的目标混同在一起。传统法经济学的一个失误就是混淆了两者，将效率解释观和效率价值观混在了一起，认为效率是法律制度的唯一追求目标。判断各种法律规则是否最适合实现它的目标，并不代表着资源配置效率必然是法律的追求目标。如果说法律追求效率，也只是追求工具意义上的效率，而不是目的意义上的效率。不同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的追求目标，不能将法律制度简单地类比于市场制度，以市场制度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解释所有的法律制度。这一点与

法律实证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的追求目标是外在于法律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关联，“恶法亦法”，法律研究的任务仅限于判断法律规则与其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法经济学虽然不认为法律和道德没有关联，但也应只限于判断法律规则与其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篇5

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

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从而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篇6

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在卢老师的办公室，他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大学生》：从您发表的文章看，您认为我们的大学生学习量，也就是学分要求普遍过大。

卢晓东：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朱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中，受访的275名专家中有240名专家提供了本校本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均值165学分。总学分数分布于150～180之间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学分的比例最高，达到31%。22%的专家表示其所在学校规定的本科毕业总学分数超过180学分。这反映出我们大学规定的学习量确实过大。

《大学生》：境外高校的学分要求是怎样的？对学生的教学效果如何？

卢晓东：美国高校本科生学习量要求为120～128学分之间，1学分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2小时，学期教学周数13～15周。美国本科生的规定学习量确实较少，但培养出的学生一般被认为富有创新精神。

就学分而言，日本在1931年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学生如需毕业，经在大学学习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学分”。由于是国家立法，84年来没有大的折腾和变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诺贝尔奖取得突破，几乎平均每年一位。

英国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学习量世界最少。但我们看到，英国在创造性人才产出方面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进化论和DNA双螺旋结构、卢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图灵和计算机、石墨烯、试管婴儿……英国在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学习量为128学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学制学习英国，为三年制，学习量很少，培养出的典型创造性人才包括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学制改革，大学学制由英制的三年改为美制的四年，学习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学本科基准学习量也定为128学分左右。

《大学生》：为什么学习量与创造力之间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学习量太大反而影响创造力？

卢晓东：法国古典哲学家蒙田在其《随笔集》中专门论述过“学究式教育”，他对学习量过多举过两个精辟的比喻。他说，“我们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头脑中，自己的思想为了让出地方就挤压得很小了”“我想说的是植物吸水太多会烂死，灯灌油太多会灭掉，同样，书读得太多也会抑制思维活动。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清理，这副担子压得它萎靡消沉”。

从认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学得越多就越有创造力就存在一个悖论：创造新学科的本质是突破旧学科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遵循旧的逻辑会导致一种情况，如果学生对旧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范式产生某种信赖，甚至信仰而非怀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范式呢？事实上，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早就指出了这种危险：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可以描述学习量过多的后果。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经济学家斯特芬在《创新经济学手册》中专章论及“科学经济学”，他指出：“存在轶事证据表明，过多的知识对于研究者的创新发现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多的知识阻碍了研究者。这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暗示。例如，许多超常规的研究常常由年轻科学家完成，因为年轻科学家相对年长者知道得更少，因而在选择研究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时不会被阻碍”。

《大学生》：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以前普遍的做法敲了警钟。

卢晓东：我们是该思考，在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我们的大学（加上中小学）让学生学那么多东西，是否会把学生自己的思想都挤压得没有地方了呢？没有自己的思想，创造性何来？我们的学校教育让学生学了太多东西，是否抑制了学生的思维活动，从而使得学生难有创造力呢？

比如有的高校要求的学分总量竟超过180分，尤其在许多大学中，成立的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综合班”，竟然规定了超高的学分要求。如一个学校规定：“前两年集中强化数理、计算机和英语基础，共修学分达125学分。”这意味着该校综合班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很可能达到250学分！

另一个大学对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强化学院”，其学分制实施方案（2004年12月）规定：“毕业最低总学分（含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及其他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文科类185学分；理科、工科类188学分，其中要覆盖所选专业主干课程。课堂讲授原则上17学时计1个学分”。

上述两校的做法并不是个案，从中看出潜在逻辑：“强化出人才”，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让学生了解和熟悉既有学科范式。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练和深刻，学生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也许一般学生没有很强的学习动力和智慧潜力，但选的优秀同学有这样的潜力，因而让这些优秀的学生学习很多知识，他们就能够成为创新者。

实际调查也证明了这样的做法是无效的，“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调研专门针对学生完成了“全国大学生调查分析报告”，从学生角度了解学分总数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学分总数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对学生学业能力、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大学生》：学得太多未必好，当然不学也不对，大学生的学习量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在您看来，适度的学习量应是多少？

卢晓东：大学生确实需要适度的学习量。经由教育制度比较，如果以120～128学分为参考基础，考虑大陆另外有12～16学分政治理论课学分，我们大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应当在130～140学分之间，上限不建议突破140学分。以15学时等于1学分计算，总学时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学时之间。

《大学生》：现在有没有大学的先行者，已经按这样适度的学习量来做？北大能否给全国大学带个头？

卢晓东：北大从10多年前就已经把同学的学分总量要求降到140个学分以内，这些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总量要求，没有因为一些因素而改变。其他也有一些大学已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数，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对本科生的学习量进行调整，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路线图”中第一条就是：学生的学分要求降到最低129分，最高157分。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等都非常大比例地减少了学习量要求，为学生疏离范式陷阱以及更深入地自主学习给予了可观的空间和时间。

建议修订高等教育相关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习量固化在130～140学分之间，以让大家有个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实际中出现反复的波折。

《大学生》：可以想象，学习量减少后，大学生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来做自己喜欢的，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学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给他们提供更便利的学习环境和更多的选择途径？

卢晓东：学校可做的很多。

一是通过通识教育给学生选择背景和原则。

二是自由选课。在全校范围内任意选课意味着，当学生在电脑上打开选课系统，他可以看到全校所有院系的课程，并跨越院系藩篱选择所有课程，甚至跨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篱选择课程。在必修与选修的维度上，可以给予学生30%～40%选修课比例，将必修的比例控制在60%～70%之内。这样的自由选课会带来许多“意外”，一个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哲学硕士，之后又选择“石油工程”专业博士；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会报考化学专业硕士并且如愿以偿；一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了生物学本科课程，竟然“意外”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如程和平院士）。这些都是北大学生中的真实故事。

三是以住宿学院和文理学院去除学生的专业身份束缚。

四是发展个人专业。所谓个人专业，是指个人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是由教师组织完成，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围）课程中自行组织完成。

五是自由地转专业。

六是自由选择辅修或双学位。高校应按照学分制模式，为每一个专业构建一个辅修/双学位专业供学生自由选择。人数较多时，可以单独开班；人数较少时，完全按照学分制管理。如塔里木大学主修历史专业的同学可以辅修“枣科学”；西北工业大学主修会计专业的同学辅修“3D打印”；西南师范大学主修“儿童心理学”的同学辅修“古典音乐作曲”。

《大学生》：这些力度不小了，让我们再放飞设想，还能给同学们哪些尽可能宽松的成长环境？

卢晓东：比较大的政策改变还可有一些。

一是大学间转学。转学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转学是普遍的激励。麦可思2014年对大学新生的调查表明，六成大学新生对学习缺乏动力。转学就是当下亟需的新动力。第二，转学是新的学习机会和环境。实现大学间转学需要“985”和“211”高校系统调整不同年级的学生人数结构。

二是开放的暑期学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实践表明，开放暑期学校具备实践可能并已产生重要作用。

篇7

【关键词】产业组织；SCP范式；产业组织优化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历史回顾

产业组织理论是有关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和组织制度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相关的“企业理论”；二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与企业行为的关系，特别是寡头市场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规范研究的最优政策和实证研究的政策效果两方面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最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即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及这一条件下厂商的企业行为，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马歇尔是最早提出产业组织概念的人，张伯伦和琼・罗宾逊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后来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将他们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

从研究范式来看，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于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20世纪70年代前处于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阶段，该理论更多的是充当解释统计结果或支持价值判断的一种方法；从1970年代开始，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打破了产业经济学领域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单方向关系；到1980年代后期，产业经济学家认识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包括计量经济学分析、案例研究和实验经济学在内的新一轮经验研究开始出现。产业组织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等多种理论体系。

（一）哈佛学派

哈佛学派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遭遇了大萧条，以张伯伦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发展起来。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建立产业组织研究小组，提出产业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了《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的概念。哈佛学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存在矛盾，该学派寻求如何判断市场的有效竞争程度以及政府实施何种规制政策。梅森根据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归纳出两类的有效竞争标准：市场结构标准和市场绩效标准。梅森的弟子贝恩通过对个别产业的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1959）首先用4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存在因果关系，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称为“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范式（SCP分析框架）。为获得理想的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哈佛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在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场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实证研究。在贝恩等人看来，寡占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寡占的企业行为，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主张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规制政策。

（二）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中崛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该学派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芝加哥学派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定出发，强调市场的竞争效率，主要理论思想范式是竞争性均衡模型，认为市场在长期过程能够达到效率水平，反对高集中率的产业必然带来垄断租金，因此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导致反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导致的进入壁垒。提出了在长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技术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尽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理论上并没有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理论也缺乏经验性的检验。

19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但是，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新奥地利学派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Y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

二、产业组织优化的理论研究

（一）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理论是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和矛盾问题的理论概括。较早论述竞争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反对垄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初步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思想。随着自由竞争间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歇尔认识到了垄断与竞争的矛盾，提出了“马歇尔冲突”的理论悖论，但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理论论证的是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克拉克及鲍莫尔等。

1.马歇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马歇尔由垄断竞争的两难选择发展到两者相互渗透。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使经济丧失活力，构成了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这就是关于竞争与规模经济的两难选择的“马歇尔冲突"，这一理论否认了要么垄断，要么竞争这种极端又相互对立的观点，其所揭示的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性两者的关系，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2.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

对垄断条件下企业行为所发生的变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张伯伦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夫人出版的专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不谋而合地提出纠正传统自由竞争概念的所谓垄断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每家厂商的销售量受价格、产品性质和销售开发3个因素的影响。张伯伦分别从单个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一个行业所有厂商的集团的长期均衡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当单个厂商达到短期均衡状态时，由于能实现超额利润，所以会吸引新的厂商进入，从而使原来的厂商降低价格，当所有的超额利润消失后，既无厂商进入，又无厂商退出，厂商个数达到最适度的数量就达到新的均衡，同时也是行业的长期均衡状态。与纯粹竞争模型相比，垄断竞争长期均衡情况下的价格要高一些，产量要低一些，有剩余生产能力没有利用。

3.克拉克的垄断竞争理论

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概念，克拉克在《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中，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有效竞争问题，以试图兼容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所谓有效竞争就是能协调好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竞争格局，即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克拉克认为从短期看，完全竞争并不完全是好事，只有有效竞争才是合适的。因为从长期看，市场还存在潜在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竞争。在一个行业中，原有垄断寡头能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时，必然要招致新企业的加入，增加商品的供给，降低垄断价格。加之生产者对市场的预见性，主动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应变能力，制约价格过分抬高，同时垄断组织、生产者的多样化经营，也使竞争手段多样化。多样化的竞争手段，不仅使竞争有效，而且使成功的厂商不必垄断任何种产品就能成长起来，从而保证企业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使竞争有效，多样化竞争手段提出了解决马歇尔冲突的可能性和途径。

4.鲍莫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1982年鲍莫尔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调厂商进出市场的自由性，即市场不存在严重的进入或退出障碍；二是强调范围经济，这是针对多样化经营的厂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鲍莫尔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很少有完全可竞争市场，可竞争性只是一个扩大的、应用范围更广的理想基准。鲍莫尔等人还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集中于分析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生产多种产品，由此他提出了范围经济的概念，范围经济是指厂商在一定规模下生产多种不同产品的成本优势。一家厂商同时生产数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小于多家厂商分别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总和。可竞争市场理论指出，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更能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利益。此外，可竞争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它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保持市场中的潜在竞争，采取便于资本流动和推进企业垂直联合与重组的政策，以保证市场的可竞争性和多样化厂商的收益稳定。可竞争市场理论从竞争性质的角度对垄断和垄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解。

（二）SCP分析范式

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简称SCP范式。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

贝恩（Bain，1958）在吸收和继承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SCP分析范式。该范式成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企业竞争行为和市场效率的主要工具。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模型缺乏现实性，企业之间不是完全同质的，存在规模差异和产品差别化。产业内不同企业的规模差异将导致垄断。贝恩特别强调，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要求，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关系决定了某一产业的集中程度，产业集中度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一旦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垄断，就会充分利用其垄断地位与其他垄断者共谋限制产出和提高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产业内的垄断者通过构筑进入壁垒使超额利润长期化。因而，贝恩的SCP分析范式把外生的产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规模经济要求）看作是企业长期利润的来源。

在SCP模型中，用来描述市场结构的变量包括：购买者数量、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企业进出壁垒、产品差异化等。用来描述企业行为的要素包括：价格行为、广告、产品差别化行为、产品创新行为、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等。用来描述市场绩效的特征包括：消费者满意度、企业效率、企业成长、利润率等。

（三）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之一。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不确定性、惯例、路径依赖、有限理性、选择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现存路径下的决策选择，是一种静态分析；演化经济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是演化经济的基本假设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尤其关注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并研究行为人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生存下去，遵从动态的思想。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企业都按照各自的生产容量进行生产，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是通过竞争，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19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在新的视角中得到突破和发展。从一开始的倚重于市场结构为主到侧重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多样性、异质性进一步深化，并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引入了“动态能力”的概念。该理论指出，企业内部的能力和企业间的能力一样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的来源。至此，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拓展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借助于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这一研究领域可对复杂动态的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演化选择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制度演化及其与技术、产业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作出系统分析；能对众多客观现象，如产业组织个体的多样性、产业组织的规模分布特征、企业异质能力、产业组织间的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企业持续进入、退出某一产业等现象作出解释，并能阐述基于演化角度的产业组织政策等相关问题。

三、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系统研究。1960年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工业托拉斯的优点，但由于这些研究仍然是在传统范式下进行的，其研究的出发点只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因而这些研究均未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马歇尔冲突"作理论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W．G．谢佩德（W．G．Shepherd）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易家祥译）。国内最早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杨治1985年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在整个1980年代，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范式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范式和在传统范式影响下进行讨论的问题仍然得以继续；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一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对我国产业组织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大学也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翻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卡尔顿和J．佩罗夫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范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0年以后，新范式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分析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国产业组织研究》，这两本书同时荣获了第6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金碚在在其编著的《产业组织学》中，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逐渐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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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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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

1.从教材视角剖析教学内容。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独特、思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明显区别于其他成熟的经济学分支。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该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和逻辑不统一、新成果层出不穷、争议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识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国外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规范来编写，最初的内容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的汇编，之后演变为不同学派观点的文献综述，发展到现在的教材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承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大体勾勒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经典内容，为各国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但仍表现出“思想史杂陈”的特征，在概念、术语、假设前提和逻辑系统上千差万别，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规范来呈现的普遍共识和结论，容易使初学者最后陷入无所适从、无处下手的困境。[2]就国内而言，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叙述及解释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论性较强和内容较抽象的特征，还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试图“另辟蹊径”，依照作者自己的逻辑框架、学术观点构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创立一套符合国内教学需求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及推广，但由于这些教材在某些观点上属于“一家之言”，同时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视为学术共识和基本常识的部分内容，导致初学者在理论结构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学术共识与作者个人观点之间难以甄别，容易被“误导”，最终感觉整个理论体系晦涩难懂与枯燥乏味。

2.从教学实践洞察教学方法。

透视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学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内容抽象与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还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比较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案例教学实践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直接采用学生不甚了解的国外案例而疏忽实用的本土化案例；选用的国内案例素材不具有针对性与典型性；分析不到位与不深入，不能有效促进学生通过分析本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来深入参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次，在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注入模式较为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很少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基本成为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独角戏”，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其对一些概念、观点、理论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无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填鸭式”教学的推行使得大多数高校忽视将文献阅读法引入教学实践中。“灌输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制度变迁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无法使其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演进历程以及实际应用。而经典文献清晰呈现出学术渊源，其逻辑分析和问题解释能力较强。显而易见，阅读经典文献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推动其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

三、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创新路径

为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交往性、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教学范式。这要求我们以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路径，由理论传递向既传授理论也传授方法与培养综合能力转变。

1.完善与变革教学内容。

高校应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不断推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教学内容规范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选用上，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教材，同时注重多样化与丰富化，即以一本教材为主，多本教材为辅。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需求考虑，主教材应较为规范、系统、全面，且不宜太复杂、太难及带有浓厚的专著色彩。同时，教师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也应依据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对主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其二，教师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长，并采用中国思维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国际范围内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内容，同时对国内外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与梳理，探索一条介于“思想史杂陈”与“一家之言”之间的“比较—综合”式路线，提炼国际视野下的理论共识以构建符合教学规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范式。其三，教师必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及向学生传输学术前沿动态，不断补充与更新讲授内容。在迄今为止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上，还需充分挖掘学生独立思维潜能，激发其从独特视角形成独特观点。其四，除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外，教师还应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入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融合，使学生能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2.优化与创新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打破陈规，从教学实际出发，着力营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主体性和参与性及教学互动性。其一，重点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善与深入推进案例教学法。首先，教师应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可获取资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针对性也不乏多样性的素材，并注重尽量选用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国内案例，尤其关注当前持续升温达到关注沸点的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发学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消除障碍的治理对策。其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之特点，大力倡导与推行文献阅读法。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争论接连不断，要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与取舍，除了要理论联系实际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推敲。教师应向学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专著和论文），学生可从中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专著和论文反复阅读、比较式阅读与讨论式阅读，甚至可以撰写读书笔记以深化理解和强化交流，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其三，全方位与多层次推行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主体性和教学动态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创设问题情境，构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前思考、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旨在改变教师单一信息传递模式为信息全沟通模式，不断建立健全师生间、同学间的合作与互动机制，这不仅可以推动学生认真学习本学科知识，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自主学习方式，也能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之碰撞与交锋以实现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刘甲朋.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网络财富，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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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