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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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研究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最古老、最基础的学科领域。

经济学的研究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主要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主要是效用、生产成本、利润的问题，消费者的效用如何最大化，生产者利润如何最大化，强调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与经济政策，即研究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搭配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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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VAR模型；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宏观经济学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产物，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充实了后者的理论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概括来讲，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是从简约式到结构式的演变过程。与之大致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则为传统计量经济学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前者概率结构已知、参数未知且具有稳定性，后者则概率结构和参数未知、不稳定。

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中，早期西方学者采用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伦敦学派模型（LSE模型）。这些模型在运用中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无法用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等等。针对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优化的模型予以弥补。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将SVAR模型运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随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中。

一、 计量模型的演变

1. 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为传统的用以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经济体系中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如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变量，即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被看作是内生变量。

模型表达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动态模型表示为：

AYt-1Mt-1=C1（L）Yt-1Mt-1+C2（L）（Mt）+?着Yt?着Mt

其中，Y代表宏观经济指标向量，为内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指标，由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体系的交互关系决定，为外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变量的子矩阵，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变量。一般而言，模型设定条件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发现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模型设定，无法很好的解释经济指标数据，无法体现经济学理论，也不关注模型的统计结构，对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的实际意义也不大。

为了弥补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这些缺陷，计量学理论界相继出现了多种计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优真实经济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伦敦学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简化式，对数据进行一般化推导。来自Lucas and Sims的批评，认为LSE模型的数据拟合度较差，与经济理论相脱节，且仍未能涉及到经济政策评估。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为例，在LSE模型中，考虑到将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基于跨期最优理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也使得没有经济变量是完全的外生变量（Sims，1980）。在货币当局将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宏观经济目标的操作工具时，货币供给不仅反映了产出和通胀，同时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LSE模型忽略了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3.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与标准的货币均衡模型不同，Farmer（1997）模拟了一个具有真实经济周期的经济体，用以分析时间序列的一些特性，尤其是货币、价格、产出和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也叫跨期最优模型，是应对Lucas 批评的直接产物。该模型的参数估计独立于外界政策边界，并被独立识别。通过引用效用函数的特定特性，Farmer（1997）设定了货币在融资交易中相对重要的地位。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稳定状态的均衡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动态随机均衡的两个特性：一是根据模型理论，则能够比较容易的例举出由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周期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动态随机均衡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各宏观数据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动态特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互机制，并运用不确定性来解释货币动态变动。运用RBC模型能够在少量假设前提下很好的解释真实数据反应函数中长期渐凸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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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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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理论，评析

1.导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理论或学说一直是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区域科学中研究问题的起点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即解释集聚的如何产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或学说更是成为了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proximity)，这些不同规模等级的、不同类型的关联企业和其发展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空间集聚体，它代表着介于市场和企业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群？它的演变过程如何?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来培养区域的创新优势，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众多产业集群现象的理性思考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本文将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动态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介绍不同学者的主要观点，并作出较为科学的评析。

2.国外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发展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也是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集聚、区域经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法论。由于区位理论必然把空间和时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在区域理论取得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产业集群的理论思考。

2.1  成本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是在特定区位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同类活动可能获得的更大成本节约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但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Thünen的经济思想。Thü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一书，在该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模式。但该模式也存不足：它只揭示了经济活动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向心力，并没有考虑到将经济活动拉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Thünen似乎也意识到了该模式存在的不足。因此，Thünen(1966)在该书里接下来论述了导致产业集聚的向心力量：(1)只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方法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有利于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2)工业企业的规模水平依赖于市场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3)具有规模水平的工业企业只有位于具有众多产业部门集聚的城市中心才能生存下去，劳动分工与工厂的规模水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由于采用机器设备生产机器设备的方法，机器设备本身是众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这只有在产业集群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被有效生产出来。技术创新不断增加机器设备的复杂程度，而机器设备越是复杂，对产业集聚的要求性也就越高。杜能(1966)同时论述了交通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城区的产业集聚。然而，Thünen最终未能将它的一元中心空间经济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有关经济思想统一起来，建立起孤立国的非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知道，Thünen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德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分析的产业集聚涉及到了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因此，Thünen不但是区位选择论的鼻祖，也是产业集群理论的鼻祖，他为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并且，Thünen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长达十年的经验数据的验证，难怪Sehumpeter(1954)称Thünen为计量经济学的先躯，Fujita、Krugman(2004)也称他为可计算地理一般均衡模型的先躯。Weber(1909，1929)是较早而较为完整、系统地提出产业区位论并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研究的经济学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之后，Hoover(1936)修改了韦伯的体系，他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他认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

2.2  利润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空间形式与功能在生产布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成本决定论由于排除了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能正确说明企业实际的区位选择和相关产业的配置过程而受到批评，继而发展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决定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Christaller(1933，1966)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心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集聚产生强有力的拉动效应”。L·sch(1940，1954)在继承Christaller思想的基础上，认为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交替作用导致生产厂商形成的最大利润的区位是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结构，而不是Weber学派的点状市场，也不是Hotellng(1929)学派的线型市场。L·sch还拓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分析了区域市场规模和区域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集聚的方向性选择问题。L·sch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学者研究区域产业和市场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城市经济学的代表Beckmann(1970)拓展了L·sch的工作，认识到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规模，并且，他的空间均衡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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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相融性

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短期生产、长期生产概念是两大经济学体系中生产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两组概念虽然在内涵表达和论证方式上有明显区别，但这两组概念所描述的生产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则表现出明显的相融性。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一）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

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二）生产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因素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一定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否则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会缩短到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同时，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无限延长。其最高界限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工人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劳动日不能排挤恢复其劳动力的必要的休息时间。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还存在社会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些需要的数量和范围由一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八章《劳动日》的第二至第七个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英国的工厂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无法律限制的对劳动进行榨取的英国各个产业、日间和夜间的轮班制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标准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

2.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依靠与劳动力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实现。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通过单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即是单个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单个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管理效率等方面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业在以上这些方面越是领先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越是低于社会价值，该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就越多。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价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马克思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时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演变过程。

（三）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基础，同时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就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讲，工作日起初就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这两个部分。为延长剩余劳动，就要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使劳动的社会组织和技术过程发生根本变革。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关论述

（一）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第二编《微观经济学：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第六章《生产和企业组织》中，对短期和长期做了如下的定义：“考虑到时间在生产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的时期。我们定义短期（shortrun）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该时期里，企业能够通过改变可变要素，如原料和劳动，但不能改变固定要素（如资本）来调整生产。长期（longrun）定义为一个足够长的时期，以至于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调整。”

（二）短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短期内，固定投入要素不变，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会出现产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续增加，新增加的产出越来越少。或者说，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续的增加，其每一单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量将减少。同时，萨缪尔森也承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一条可以被广泛遵守的经验性规律，而不是一种普遍真理。在论述短期生产时，萨缪尔森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于需求变动做出反应的可能方式为例，说明了短期生产的具体形式。譬如说“日本钢铁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炉生产能力的70%。现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亚的地震导致钢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为适应钢材的高需求，该公司当然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发掘工厂和设备的最大潜力。凡在短期内能够得到调整的要素都称为可变要素”。

（三）长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长期内，当各类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时，会引起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所谓规模报酬问题，即是“投入规模的增加对产出量的影响”问题。萨缪尔森把长期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区分为三种情况：1.规模报酬不变，所有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加；2.规模报酬递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规模报酬递减，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导致总产出以较低的比例增加。萨缪尔森分析了在长期生产中，引起规模经济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萨缪尔森说：“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史所记录的美国的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倍。这其中一部分归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劳动和机器。但是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指生产劳务与物品的过程的改良，原有产品的革新，或者新产品的推广。技术变革可以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对原有产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产技术，后者是指新产品或改良产品被推广。并且，萨缪尔森认为，“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要难以量化得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同样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应为例，分析了长期生产的实现方式。在长期中，日本钢铁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产技术，铺设轨道联接，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当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调整时，钢的产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最后，萨缪尔森概括了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得以增长。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会生产的两种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产绝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之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与长期生产之间，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响因素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短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这种生产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纪中期，这种生产方式是资本家提高产品数量，增加企业利润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间开展竞争的主要方式。由于资本家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会受到生理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持续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往往也成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的主要依据。在那些能够很容易吸纳劳动投入的行业，比如采掘业、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等领域，这一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理论，以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长劳动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为短期生产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短期生产的相融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可变要素（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投入而进行的生产。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长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微观基础是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来源与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究其实质来源于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领先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单个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从而整个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长为起点的。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依赖于采用先进的、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越来越依赖于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随着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持续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再生产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其产品的社会价值逐渐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从而全社会的一般剩余价值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实现和增长。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长期生产理论，不过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方式。在长期生产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长期、持续的增长，企业会通过调整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生产，以此获得最大的利润。长期生产的过程，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工艺的创新。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例举了日本钢铁公司通过“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产工艺，铺设轨道联接或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来满足市场对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的实例。这一实例既体现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实例既是企业长期生产的实现过程，也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

可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长期生产，都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实现，都需要通过调整企业全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都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有效应用实现，都需要通过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实现。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四、研究启示：实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技术和具体方法层面的融合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诚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其研究对象。不过，在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中，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原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研究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必然会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实上，部分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指出，在经济科学中，经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畴，处理这些相同的范畴，就应该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杨玉生教授特别强调，就价格、利润、工资等数量关系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所以，从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从具体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上探索和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独创。这种相融性已经在国内一部分知名学者中形成了共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看待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两大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概念、范畴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比较和转化，就能够在明确两大经济学体系在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的同时，对二者的科学性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全面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共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从而开拓和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8. 

[2]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 （美），萧琛 主译.经济学（第17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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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视角技术范式转换

一、前言

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范式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早期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对“范式”两个词汇进行了提出，随着这本著作的诞生，“范式”也被学界们所认可和接受，在范式转换理论中讲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需要对以往的范式进行转换，然而，转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以往的范式上进行转换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

二、提出问题

在很早的时期，在胶卷行业做的非常好的公司是柯达公司，2012期间柯达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手机行业较为良好的诺基亚，在后期的发展中市场份额占比却越来越少。这样看好的行业，突然间的没落是我们想不到的，然而，如果仔细的研究会发现，对于技术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的影响这两家公司是根本没有预见的，这是最直接的因素。时代迅速的发展，数码成像技术也逐渐的发展起来，柯达公司却依然运用传统的胶片业务，未对新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诺基亚的没落，是由于本身企业对手机拓展功能新导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却依然注重传统功能手机业务。可以说，这两大“霸主”企业的没落原因是非常相似的，技术范式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更给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在技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企业能够与时俱进，就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如果企业过于传统，将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想要更好的在市场中生存，对新的技术范式进行有效预见十分的重要。

三、技术范式极其复杂性

在很早的时期就出现了“技术范式”的词汇，对该概念的解释为对问题解决的一种模式。可以说，技术范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演化的过程中。以技术的角度出发，首先，技术的效应有很多，比如说协作、学习以及报酬递增，技术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不可逆性，更有路径依赖性。由于这些特性的存在，可以说也决定了它在市场中的位置，以及优势，如果想要通过一些有效的技术进行取代是有一点的难度的。其次，生物学中有机物有生命周期，技术也一样，在进行演化的过程中有四个阶段，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会与自身的“自然极限”非常的接近，突破性的创新会将其取代，对于企业的建立，突破性创新会给其带来极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将组织管理以及资源分配的管理进行转变，将会很容易被淘汰。

四、演化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

（一）演化经济学

在很早的时期，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经济变化进行了演化观点的解释，随着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也预示着演化经济的独立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近些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它在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是重要手段。

（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范式转换解释

可以说，在经济系统中，演化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范式，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变迁，已经被它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途径，而且技术范式、突破性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等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1、技术范式的来源。生物学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来源，它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群体，基因型以及表型群体。基因型的组成是遗传所致，对物种间的差异和物种个性有着决定权，如果从企业角度出发，对于企业来说，基因型就是核心技术，对企业的未来成长发展以及行业的类型等有着决策权，从而让其和其他的企业有着一定的差别性。表型是技术的外部环境，例如说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等，各种各样的技术被外部环境所选择。基因型是核心技术，表型是外部h境，两者之间形成了技术范式，两者对技术范式的演变有着主导和影响的作用。

2、技术范式转换的路径。由于技术范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演化的路径也有一点的区别，然而，这依然不会影响到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共同机理。可以说，技术发生的演化路径以进化树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不是“不可避免”，其实和生命起源是相同的，一旦诞生，并且生长，将会成为支配地位，更被效应锁定，对整个技术的轨迹也会造成影响，从而让其改变，这需要企业要对市场的动态进行高度的关注，不管是企业发展方面，还是技术创新方面，每一个影响机遇都要紧抓，不管是客户的异常需求或者是市场微小的变化，都将成为技术范式改变的出发点，对于等待机遇的企业，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点，然而，企业如果错过了机遇，价值也呈负点，作为企业，想要在不同的技术范式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必须要抓住每一个机遇，将其技术优势扩大，这样才更利于企业的发展。另外，企业自身应该对自身的战略进行调整，以动态柔性战略以及市场动态为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将必然性以及偶然性中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让其发挥最大的优势，尽量要避免有利条件产生的负面影响。

五、研究展望

技术范式和其他的不同，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确定的信息涉及非常的多，人们本身对一些复杂系统以及不确定非常的关注，在进行这种系统的处理时，使用的方法也逐渐成熟。演化经济学中，经济预测和决策对这些处理方法进行了有效的运用。可以说，通过突变论、不确定性等方法分析技术范式的转变过程，从而让范式更加的全面，更要通过对计算机、计算方法等途径的运用，从而对未来技术的走向进行科学的判断。

六、结束语

上述内容通过不同的方面对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技术范式转换的预见进行了阐释，从而得到有效的预见途径，这对国家，以及企业的技术决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企业方面，只有掌握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有效途径，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调整，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才能让企业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从而让企业能够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安，刘丹，申S.技术生态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5（20）.

[2]罗仲伟，卢彬彬.技术范式变革环境下组织的战略适应性[J].经济管理，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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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伦理经营 核心竞争力 人性理论 帕雷托最优

问题和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其经营成本，这些成本必须或是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或是通过较低的边际利润由股东承担，企业是单纯的经济组织。70年代前后，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出现了以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利润学派，主张利润先于伦理，以P・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伦理先于利润，而以S・塞迪为代表的调和派则主张企业的权利范畴和义务范畴中同时包含利润目标和伦理目标。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应该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为企业的运作确立一定的游戏规划，公司经营者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还要顾及其各种行为的社会影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消费由产品消费为主转为服务消费为主，社会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相应地，公众对企业就会提出更高的期望。反伦理经营的企业遭到了公众的极力反对和谴责，公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回击企业，对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造成威胁，从而迫使企业逐渐形成伦理经营的观念，即企业在实现其谋求赢利的组织目标的同时，必须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现代企业应履行社会义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协调内部成员之间以及本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合作企业消费者社区和公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赢利性和道德性的统一。

由此可见，企业伦理经营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许多研究者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了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对企业和社会的危害，反证企业必须合伦理经营。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却仍然大量存在着不正当竞争垄断价格、不讲信誉、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行贿受贿、欺诈交易偷盗商业秘密非法政治捐款、污染环境等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企业远远没有树立伦理经营的理念，因此，有关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解释问题的研究关系到企业伦理研究和对企业提出伦理经营要求的合法性，是减少乃至杜绝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的重要课题，此问题如不解决，从微观上讲，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讲，不能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以及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解释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解释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是1990年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能力》论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说，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积累且独自拥有的、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学习的能力，是一种难以编码的隐含类知识（tacit knowledge），能为企业创造长期性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主动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是一种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它必须在产品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和价值，他人难以复制和效仿，是企业自身具备和独有的，不能轻易为其他的能力所取代的能力。美国著名企业文化专家沙因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1992年，哈佛商学院的约翰・P・科特教授和同事詹姆斯・L・核斯克特教授合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总结了他们从1987年到1991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调查研究成果，证明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预言在近10年内，企业文化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IBM咨询公司也曾在1993年到1995年对《财富》500家大型企业的37家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作和成功。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到现在，也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学者们研究时发现众多成功企业都拥有一种隐藏在表面下的无形的东西，它使得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可以规范每个成员的行为，使人的潜能得以充分的挖掘，使企业充满活力和凝聚力并长久不衰，经济学家们把它称作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具有独特性，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提炼出来的，任何企业无法模仿，它可使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进行创新和发展。因此，企业文化符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or Management Ethics）发端于美国，到70年展成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伦理是关于企业及其成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企业及其成员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主、员工、顾客、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等）关系的规范。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关系密切，企业文化包含的内容要比企业伦理广泛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精神的东西，如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还包括物质的东西，如企业行为规范等。但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它是企业员工所拥有的共同信念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调节行为及企业内外关系的规范，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是企业的伦理价值取向，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企业伦理观，它决定企业文化的道德倾向，决定了管理人员决策的伦理性，决定了企业处理与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时的价值取向。因此，企业伦理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由此看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有伦理观，如果企业讲伦理、讲道德，就会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支持和参与，与他们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因此，企业伦理有助于企业享有良好的商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有助于企业取得和维持杰出的组织业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人性理论的解释

人性是在现实生活和活动中所特有的人的本质规定性，人性理论则指在科学理论中关于对人的本质特征和共有的行为模式的设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体现的是人类利己主义的本质。泰罗（（Frederick Winslon Taylor）、法约尔（Jenry Fayol）和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管理学家的理论是以“经济人”（Economic Man）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最早将“经济人”的思想概括在X理论之中。该理论把人看作是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针对天性好逸恶劳、缺乏进取心、不愿承担责任的工人，管理者应进行严密控制和监督，通过满足人的经济方面的需要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这种管理模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物质利益关系，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社会人”（Social Man）概念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梅约（Elton Mayo）通过“霍桑试验”首先提出的，他发现工作条件和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原因，人们有获得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尊重感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管理者必须注意从社会心理方面提高人的满足度，从而提高士气和劳动生产率。社会人的实质是试图在管理中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人伦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出了民主、平等等问题，具有较大的伦理意义。“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最初是由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来的，麦格雷戈基于马斯洛的理论，针对X理论对人性的设定，提出了Y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性本善，管理者应给被管理者更多的自由，鼓励他们发挥创造性，通过工作本身的挑战性引起满足来激励员工。Y理论力图建立一种能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复杂人”（Complex man）是薛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其需要是多层次并相互交错的，每个人的需要随着其发展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日美籍学者威廉大内（W.G.Duchi）在其代表作《Z理论》中，提出了与复杂人相对应的权变管理模式，管理者应权宜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不同的管理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该理论体现的是对组织中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及其强烈的伦理学色彩。

从以上人性理论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性假设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人性，这其实就是一种伦理观，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一个多向交叉的组合系统，满足人（包括内部人和外部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经济利益以及精神需要和道德利益）是企业行为的意义和目标。为此，企业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不只是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尊严、权利、价值和愿望。这就要求企业经营时必须遵循公平、诚信、互惠互利的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间的关系，创造人道化的、充满人性关怀的和谐工作环境，使自己成为一个高质量的道德共同体，让员工在约束得力、激励高效的环境中为与企业一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理、完全信息和最大化假设修正的基础上，确定了有界理性、信息不完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假设。“有界理性”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提出的，该假设认为人受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新制度经济学家秉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如威廉姆森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价格分散性和质量差异性的特点，居民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存在着搜寻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居民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正如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以及信息经济学家施蒂格列兹和莫里斯、格雷斯曼的分析所认为的那样，人类行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就有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和市场上“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反伦理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空间。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 C. 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是定义人类交往的人为的约束。”在诺思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如果没有约束，我们便置身于霍布斯丛林而不可能有文明”以此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

制度既包括法律、政府法令、公司章程、商业合同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法律、合同等正式制度不可能穷尽人的行为，因此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正式的、法律化的制度也只是限制人们选择的一小部分规则。此外，正式制度的充分制定和执行是要花费成本的，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就会出现制度结构不完全和无效率。如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和德姆塞茨(H. Demsetz)的合约理论提出，为了保证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实现，人们选择了契约来界定契约双方的责任与权利，但是，受企业内外部市场中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制约，在签订各种契约的过程中往往暗含许多缺陷，履约过程同样也是不断变化的，会给已定的契约造成更多的不完善，使通过契约所确定的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变得模糊，造成“契约”失灵。任何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本质的一方都有可能采取“搭便车”来缩小自己的责任而扩大自己的权利，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使对方的利益流失。因此，仅仅通过契约等正式制度来界定权利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有助于弥补规章制度的不足，克服其局限性，强化正式制度的执行。诺斯说：“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对企业来说，仅仅凭借内部的各种正式制度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制度力量，诉诸人的义务感和良心，对人员的行为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和调节，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企业得到稳定，使企业与内外公众、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建立一种主动的互动责任关系。

帕雷托最优状态规律的解释

帕雷托最优状态是针对一种特定的配置而言，当不存在任何变动，使得再配置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福利状况的条件下改善某人的福利状况的状态。根据这一标准，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后者相对于前者使得资源配置状态得到改善，社会福利得到增进。如果经济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则称实现了经济效率。一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各种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规律支持了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大厦，它隐含有“伦理经营”的价值判断在内：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一个人的最优只有不影响到他人的最优时，也就是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增大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时，这才是合乎伦理的资源最优配置状态；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最优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时并未给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状况带来任何改善，这种状况是违反伦理要求的。可见，帕累托效率是从根本上排斥反伦理经营行为的，它深含着伦理经营的价值判断。企业伦理经营要求企业在实现其谋求赢利的组织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损害其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和环境等）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与帕雷托最优状态规律的利己不损人的道德原则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欧阳润平.企业伦理学[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代明.管理新概念与新概念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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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演化；自组织

现今演化经济学家在生物进化论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方面存在分歧，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在认同经济演化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相对统一与系统的机制来解释、推动这一变化。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把生物进化理论特有的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经济领域。

一、经济演化研究中自组织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对立

对经济演化的看法从观念上基本可分为达尔文式进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后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概念――内生性改变或称为自组织改变。应用生物概念的演化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悠久历史，至少从Veblen（1898）就开始了。在那时，生物进化的想法只是简单地与所观测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而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加深，不少学者认同进化论的普遍价值并认为突变、选择与遗传（后者有时被称为保留）机制是所有开放复杂系统的总体特质，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其中，Hodgson（2002）是“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最突出的拥护者，他认为，选择、变异和遗传机制不是生物学所独有的，而应该视作所有进化程序的普遍原则，“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的范围相当普遍，这些原则逻辑上独立于生物学上诸如基因、DNA的遗传与选择在逻辑上是独立的”。Dopfer and Potts（2004）and Dopfer，Foster，and Potts（2004）对经济演化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有一个“起源、应用、适应和保留”的阶段性演进规律。Nelson（2006）同意普遍达尔文主义，将它定义为一个涉及变异与选择的动态理论，并指出，它是研究经济演进状态最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Penrose认为，早在1952年，当时现代演化经济学才刚刚正式起步，学者们正尝试对经济演化进行建模，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已将有缜密思维的行为从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尤其是经济活动。Witt可能是对起源于生物学普遍应用的经济演化概念最有力的反对者，他指出，需要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的演进，“演化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可能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变化相关”。对Witt（2004）来说，生物学上突变、选择和遗传机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被某些学者夸大了。Witt反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人类行为可以有意识的自我改变，由此，人们不同于生物，可以避免外部选择。

Foster是反对者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并不认同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演化的原动力来自于自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创新，由创新产生的多样性保证了经济的发展演进而不是经济中的竞争选择。同时，他也承认选择行为将引起成功变异的扩散，但他认为这里的选择机制也是自组织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可见，自组织概念在某个层面来说，与传统达尔文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对立。自组织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因为经济行为人能够有意识地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并且，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选择，而是以一个持续的、自发的创新为基础，该基础有着自我组织的特征，这与熊彼特的创新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二、对自组织两个流派观念的分析

Witt（1985，1997），Foster（1997，2000），Weise（1996，2003）这些学者用自组织的概念来解释经济演化的过程。在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讨论时，我们首先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的方法分开：第一，对自组织概念最多的解释是基于自组织的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的概括（Weise，2003）。第二，Foster（2000)主张的，参考了Kauffman（1993）提出的自组织的进化生物学理论。

（一）“自组织”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

Witt（1985，1997）将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理论划分为合作和完全协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或“自律性”的特点，经济主体的尝试是想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其所在的市场环境。正如他们研究价格、购买和购买潜力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为了说明这个过程，Witt（1997）建立了一个模型说明引进了新技术如何影响旧的和新的变异型的采用，通过引入偏置参数的使用进一步支持了优越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利用多种多样的参数来探讨创新质量的不同如何影响对市场的协调的过程。

这个模型结构建立的方法与Weise（1996，2003）提出的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的控制――等式模型建构的方法相似，Weise的模型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作用同时也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作用。他将四个因素的影响分开：（个人）偏好的作用、整合、非整合和波动，即一个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他人（Brandes and Weise 1999）。整合作用主要是与Witt的频率依赖性的观点相对应的，个人的偏好作用可以反映出Witt的等式的论点。

（二）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一

现在我们讨论下自组织概念是否可以帮助解答演化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即将创新引入到经济系统将产生什么新的结论。Witt的描述可以理解成为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刺激产生创新。他指出创新如何蔓延，可能取决于人们获得知识的质量和使用它是否会损失或获利（2003）。

关于Witt自组织概念的独到之处，它叙述了重组、改造、变异的相互关系直到现有的变体，并将其命名为知识的利润损失、由于竞争对手的活动、刺激创新，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构建自组织概念经济演化和自组织的实际工作过程。但它尚未构建完全的内生经济演化过程。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某个特定部位不同层次如何演变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缺乏一个因果关系解释。

（三）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二

自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化学领域（Foster，1997），Foster随后倡导生物学家Kauffman的一种发展演化观念（Foster，2000）。根据Kauffman（1993）的论断，Foster认为，甚至在生物学的自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进化与衰退的选择。

Kauffman的自组织理念包含着在Foster的文章没有讨论的有关方面――连通性基因。新变异基因的组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连通性，基因连通性的匮乏将导致有机体相当稳定，因为对突变生物来说，单个基因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高连通性会导致惊人的突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该特征的生物难以生存。根据Kauffman（1993），生物体拥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连通性才可能生存，也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产生这样一个适当的演化程度的原因。

三、对自组织两个流派的评价

对于第一种诠释方法，尽管使用相同了的数学工具，学者们强调的是经济的自组织的不同方面。Witt探讨的是涉及其协调和完全协调特性的问题，而Weise强调了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协同作用的相互关系，个人形成集体的决策依次取决于集体的决策。经济学上的自组织呈基因动态复制模型，没有提供附加的洞见，相比上述两个模型，我们没能看到一个详细的实例。

对于第二种诠释方法，Foster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需要有持续的自发的创新倾向，这不是简单地引用熊彼特内部创新机制所能解释的。根据自组织理论，需要把经济体看做一个整体，当把整个经济环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经济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但这样做同样回避了演化机制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Kauffman自组织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在于研究潜在的不同程度的连接性，特别是生物进化选择适当的程度上允许了在保证一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机体演化也拥有了足够的灵活性。

四、自组织概念对经济演化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念与自组织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念更多的偏重于生物角度、微观层面，而自组织的理论恰恰考虑了人为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等待环境的选择，体现了企业与现代经济环境的互动。

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两者的矛盾并不如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

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性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演化研究时，应该把它视作自组织化运作的达尔文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微观个体与整体环境结合起来，把企业个体的稳定、创新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研究彻底，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的嵌套动态复杂模型。

参 考 文 献

[1]Sylvie Geisendorf．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volution：self-orga-

nization or Universal Darwin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6，No．4，December 2009：377～391

[2]Andreoni，J．，and Miller，J.（1995），Auctions With Artificial Adaptive Ag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0，39～64

[3]Arifovic，J.（1994），Genetic Algorithm Learning and the Cobweb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Control，18．3～28

[4]Beckenbach，F.（2005），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Search

Processes――a Contribution to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age No．75/05，Univer

-sity of Kassel

[5]A General Model，Kyklos，52，573～590

[6]Foster and Wild 1996；Foster 19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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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商品；逻辑结构；唯物辩证法；具体与抽象

一、《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1、《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时，首先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其他的命题和范畴，才能理解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因而马克思根据研究对象将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共同引起价值形式的变化——产生货币，而货币在一定形式下转化为资本，因而商品和货币，都是潜在的资本。马克思对事物及人类历史的研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层层剖析逐渐推出的，只有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才能进一步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体的各个范畴和运作机理。

2、《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共三卷，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三部分构成，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为中心范畴和逻辑主线，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资本论》共分为四卷，内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撰写、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它的理论逻辑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范畴有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的统一，是一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表现使用价值之间想交换的量的比例。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交换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产产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二者间的矛盾，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决定的。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劳动产品要转变为商品，而商品要交换，在商品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货币。因此，可以看出，交换过程非常重要，通过交换，商品才会成为真正的商品，才会产生货幣。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范畴的逻辑终点，同时也是货币范畴的逻辑起点。

伴随交换过程的发展，货币的职能也在发展，货币职能的演变发展也预示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条件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流通过程中会使简单的商品流通变成资本流通，资本流通会产生剩余价值即增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在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这几个基本的经济范畴在各个发展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些逻辑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并非是主观安排的，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掌握客观具体的思维过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对所掌握的丰富材料通过科学的抽象，使研究对象在逻辑和历史上达到统一，来探寻内部的规律。《资本论》一书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们不能将其中的一种或者某几种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因为研究要在对经济主体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并且必须采用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别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辩证法是把自然界与社会看作一个变化的有机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联系中变化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与客体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马克思将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观念的东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罢了。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运用矛盾规律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处的状态和关系，并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例如对商品的考察就体现了矛盾的方法，当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产品是被有意识的生产出来的。而且劳动产品通过交换成为商品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就出现了，商品的这对矛盾就发生了。

《资本论》中还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量变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达到质变。这一规律的运用成功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为新的社会制度做准备的过程。

联系的方法也被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的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运用思维的抽象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抽象法主要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才能把本质和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但是，首先我们应该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加以区分，研究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详细的占有材料开始，从错综复杂的现象入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系列范畴和概念，科学的认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经济问题的探究，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石的，而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叙述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研究的终点，就是理论的起点。《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先分析简单的抽象的范畴，逐渐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分析。

（2）邏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要顺着经济关系和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研究，从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和范畴逐步过渡发展到较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历史的方法是指按照历史的实际演变过程来进行研究写作。这两种方法虽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方法，也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端也是思想进程的发端，思想进程的展开式历史过程在理论范畴和概念的演绎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学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资本论》借助于数学的方法，使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表达准确并且定量化。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资本论》中滥用过或者炫耀过自己的数学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确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资本论》中系统的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系统方法中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和总体优化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都有体现。此外，观察法、统计方法等都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篇10

一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yòu＠①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第一点，我的立论是否过当，由于宋元社会经济史料的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必须实事求是地逐项检讨。学术评论，不能笼统地凭空指责，必须提出具体的根据。克拉克为支持他这一论断，举出了一个例子。我的研究指出，不少前贤用赵汝适《诸蕃志》论证番商施那帏为大食国人一事可商榷（注：前贤包括桑原骘藏、罗香林、李东华等。），并据林之奇的《泉州东陂葬蕃商记》，证此商人实为三佛齐人（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3-54页。）。克拉克不接受我这个看法（注：他的看法详见HughClark，MuslimsandHindusintheCultureandMorphologyofQuanzhoufromtheTenth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