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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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文环境 科学技术发展 新李约瑟命题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umane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as an engine to pus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on their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ality， if we want to achie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must innovate humane environment factors constantly through the art and humanities， cultural traditions， ethics and value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any other complex， so as to ele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e environment to the key position.

Key words human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Needham Thesis

1 “新李约瑟命题”带来的深思

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伯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谜团，是由英国皇家学会（FRS）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扯力、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国为人类科技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近代科学成长发展于欧洲文明。

在2007年的伦敦DEMOS会议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重提李约瑟难题，继而抛出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有无可能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这一“新李约瑟命题”比 “李约瑟难题”更难回答，即一是要对中国的科技现状进行分析，二是要对科技革命进行预测。要准确判断中国既成的科技现状并进而预测科技发展的趋势，首先应分析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即包括由科学技术规律所决定的内在因素和非科学技术规律所制约的外在因素。

2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因素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因素中，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及政治、经济因素极具速效且显见，但是对科学技术长期的潜在的推动力和制约力难以估量，是巨大且意义深远的。

2.1 人文环境的界定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在自然与历史的演进中，随着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哲学、文学、艺术等为代表）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下而形成的长期、自然、平等、宽松的环境。

2.1.1 人文学科的建立

以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内容的人文学科是人文环境的思想基础，它对社会和文化艺术中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谓新学科诞生的酵母，不仅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孕育提供创意的温床，更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思想障碍，提供思想武器。

2.1.2 地域性文化传统

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最终积淀下来的是带有显著地域性的观念形态，代表着该地区人们的人格性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精神风貌等等。地域性文化传统通过三个渐进的方式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直接地以传统文化内生的逻辑模式阐释客观世界。这使得以两极矛盾同一体系下看待世界的东方文化重整体、重演化，而以结构量化的理性来看待世界的西方文化重结构、重抽象；二是，以世界观衍生的思维模式探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逻辑思维的构架之上，而思维模式包含于世界观之中，这导致崇尚经验的东方文化演进出直观、综合性强的思维模式，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促成了发达的逻辑演算能力；三是，间接地潜移默化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和精神态度进而作用于科学技术的研发过程。深植在科技工作者内心的价值观决定着他们的志趣和追求，不仅左右工作时的事业观、道德观、功利观，更反映在个人对待科技工作时的内在精神。历史已表明，古代中国对仕途的追求和对民间“奇技巧”的嗤之以鼻极大地扼制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科技史上的没落，而欧洲文艺复兴后，西方对怀疑精神、冒险精神、求实精神的极大阐扬则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孕育。

2.1.3 价值观念

从被动认识到主观意向，从内在决策到实践行动，价值观念作为转化的中介桥梁，是个人或群体关于客体相对主体需要是否具有意义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表现为好与坏、对与错、提倡与反对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科技政策所制定的目标和方向正确，可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停滞或倒退。日本提出的从“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的科技政策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正是宏观导向的积极例证；微观的导向作用则反映在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中，提倡科技的同时正视科技的负面效应，才可能营造推动科技良性发展的人文环境。

2.1.4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包涵哲学素养、艺术素养、历史素养、法律素养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进而影响科技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使科技工作者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精神，最终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科技工作者哲学素养的高低程度直接决定科技工作者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使科技工作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活跃的思维和更多元的角度，而且有助于陶冶情操、磨练意志，使得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追求，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甚至可以激发科技工作者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而决定其创造性能力的高低。因此，人文素养的微妙差别往往指向的是迥异的科学发展轨迹，甚至于引起科学技术的变革。

2.2 “汤浅现象”中的人文环境因素由图1可看出：科学中心转移的时序依次为：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30-1920），美国（1920-至今），这表明：当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产生的重要科技成果超过全世界总量的25%，就可认定该国家是当时世界科技活动的中心，这一持续时期被称为科学兴隆期，平均长达80年。

“汤浅现象”中阐述的科学中心转移过程有很强的突变性，原因涉及社会大系统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和耦合，其中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文化的震荡所带来的文化张力是促进科学技术变革和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在平衡或超稳态特征的人文环境中，科学的发展也相应地平稳但发展步伐却极为缓慢。只有当人文环境表现出某种动态特征，即文化体系和结构产生大幅度激荡，新旧环境相互碰撞并与产生的文化张力相耦合，才会导致科学技术的革命式跃进，形成并发展一种孕育在新型人文环境下的科学技术。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主张平等人权、思想自由，并且这种文化的激荡最终引发哲学认识领域内的文化张力，突出体现在科技工作者重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上。

3 人文环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

纵观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结合“李约瑟难题”和“汤浅现象”所揭示的共性，可以看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当所处时代的人文环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时，文化的激荡将直接导致对旧有环境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带来的直接后果将为科学技术活动注入全新的精神和思想动力，进而引发科学技术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科技事业的腾飞，必须不断地通过变革文化中的阻碍成分引发文化张力来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环境的革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科学技术渗透到人文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结构，促使形成新的人文环境；反之，人文环境的新旧变革又会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发展。

4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从未脱离过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影响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各要素在其领域内营造着有效、和谐的氛围，合力开辟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

4.1 人文环境的发展趋势

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有赖于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盛，有赖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有赖于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提升。如商品中知识含量特别是人文含量的增加、技术中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企业中具有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招聘，文化产业中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等等，普遍反映着现代社会中明显的人文特征，即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化。人文环境一改往日的辅、被动性角色，从潜在力量积极转化为主导力量，使得当代的科技发展中不仅有科学和技术的向度，而且有知识和人文的倾向，人文资源将毋庸置疑成为更具高价值、更具创造力、更具战略性的可开发资源。

4.2 未来科技革命的趋势

“汤浅现象”曾以平均80年的科学兴隆期来预言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将终止于2008年，贝尔纳曾预言苏联将会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科技中心。现实表明，美国仍然处在尖端科学技术的前列并领导着全球的科技发展方向，而继承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其政治经济秩序方面远未达到稳定阶段，更不用提何时能成为全球科技的中心。审视现状，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比以往任何时期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但同时也得出一项结论：研究近代科学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已经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格局一体化的今天，仅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主导世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科学技术活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霸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所以，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若借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思想，则未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与政治趋势互相影响，将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面下解决科学技术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问题，有效地营造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关键。如前所述，中国在近代没有保持住科技的优势并孕育出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人文环境的不协调所导致的观念和文化的滞后、学科设立的缺陷、科技工作者素养和能力的落后以及科技体制的制约等等都是问题的症结。如同“李约瑟难题”是后人对中国科技史的反思，“新李约瑟命题”不可以再度覆辙，中国必须严肃对待自身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在经历了6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要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存在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只谈科技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人文的因素，将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摆在首位，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创新、学科建设的创新、教育体制的创新、人文素养的创新、战略政策的创新等等为科学技术的前进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保证，并且将人文因素融入各个领域统筹看待，把构建人文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提升至事关成败的关键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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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先恩.科技创新与强国之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3.

[3] 刘钒.“汤浅现象”内涵解析及其现实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07（7下）.

[4] 王晓文，王树恩.“三大中心”转移与“汤浅现象”的终结.科学管理研究，2007.8.25（4）.

[5] 王春，杨芒.创新人文环境是科技事业腾飞的引擎――“汤浅现象”的人文思考.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总64期.

[6] 周济.“汤浅现象”的机制分析与中国科学发展的后顾前瞻.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16（11）.

[7] 傅正华.试论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江汉石油学院学报，199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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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正华.试论民族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科学管理研究，1999.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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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中国哲学强调实用性，这样就导致重经验描述而轻视分析，知识的水平常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中国哲学强调的实用性长期停留在经验形式上，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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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指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把握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虚假性而追求无限性、普遍性和实在性的一种明智合逻辑的思维状态。科学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严谨实证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思维活动。其表现为：科学家以反思为前提，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下发展和充实着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验与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反思”一为质疑常在的现象世界和常识，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寻找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腊科学哲学家试图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质疑变动着的世界，追溯万物存在的原因，以归结成某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17和18世纪，为“追求内在结构”，那些富有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承袭并丰富了古希腊的“理性”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尤其是利用数学、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等手段，省察并试图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扩展到寻求社会合理性存在的隐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时也在审视人和社会自身内外的存在，找寻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数学发展的成果来精确地计算人与财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规则，以取代以往的“君权神授”规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务实认真、严谨实证地变异旧结构，推出新结构，整合科学思维手段，促成坚实的科学技术操作和实在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出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产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科学技术成果愉悦人的心灵，扩大生活的视野。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科学发展史。目前，科学技术参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民主意识也应成为科学理性的内在要素之一。现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基本上是服从于各自民族、国家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联系密切。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与戈尔副总统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1996年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发表了《技术与国家利益》，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就是对冷战后世界知识经济新时代挑战的积极反应。政治家们在试图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因此，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机构背后的推动力已不能归为纯粹的寻求真理的兴趣，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推动力方面承担着重要分量，科学权威的社会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团体的权威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威。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减排的协议难以协调一致，就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是批判性的”观念使部分人产生了科学（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则来回应这个标准。自治原则本能地排斥外部权威，那么，“合理性”标准就需要强调每一涉及科学技术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作为公众心目中的知识精英，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权威奠定了他们的行为与主张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们和政治团体、经济世界相互链接，修整与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和回应它们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的自治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研究与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强大的科学团体中，若要坚持批判与反思意识和严谨实证意识，那么责任与民主意识作为它治原则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大，人类逐渐膨胀了征服自然和干预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法一时确定其发展利弊，有时要经历一两代人后才能见到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科研想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意见，发挥民主作风，让民众有知情权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有责任率先听取民众，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意见。毕竟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状态下，只有将批判与反思意识、严谨实证意识、责任与民主意识构成有机的统一，才是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完整诠释。而这三者有机统一下的科学理性才能引导科技人员完成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面：求真———介于实在与表象之间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求智———探求各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处理和解答诸多现象满足诸种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撑主体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艺术美感的满足各种视觉需求的成品呈现科学探索的成果。这样，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其科学行为目标才可自始至终都朝向科学技术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终完成与周遭世界的和谐一体，并自由开展活动，脱离科学生命的盲目性，即通过获取确定性知识与思维手段来促进人挣脱各种外物枷锁，以各种科学思维手段把“我透过科学技术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与“我应当做什么”的行动相互统一，使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从精神的领域走向现实的世界。

二、人文艺术特质：科技文化的灵性元素

科学技术始终受到社会人文文化氛围的无形塑造和潜移默化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活动已经无法脱离由社会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行为方式、艺术性符号等构成的整体性人文知识环境。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是伴随着批判性人文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批判性人文文化以个体人和人类为本，通过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来规范和约束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这也导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国严禁之事。正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那样，整体性人文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型科学技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规模。目前文化产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家利益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作为反映真实世界的猜想和验证，一直是由专门的解释共同体所制订或约定的产物。

一系列的科学术语其实是在社会环境、政治观点、经济刺激、军事利益和意识形态气候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环境网络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的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制度与伦理等内容是在基础性知识一统化趋势下构建的。现在具有创新力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呈现出多学科人员共处局面，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呈综合性发展，研究过程采用会诊方式考虑方方面面，研讨对象是自然界、人、社会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的突破以交叉学科为基础，这种整体化人文环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性和灵性的滋养，构筑了和谐的科学技术文化。人文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以人性化特点，满足社会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是精神境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础。1918年在《北京大学学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之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于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乎科学，即最超然玄学亦不能与科学无关。”［1］169对于科学技术活动主体来说，人文修养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体现了个人度量涵养的深浅，影响主体对本研究领域、社会、国家，甚至对全球范围的见识远见。对主体思维的物质基础来说，人的右脑掌管语言知识和形象思维，人文底蕴对右脑的使用与开发具有直接的生理激发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了思维的智慧与愚钝。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其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唯有具备符合社会进步及人类整体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进事业发展、社会文明和人心和谐。对于高科技事业来说，唯有充满人文的活力，以人为本，处处考虑人的需要，才能被社会高扬，充分发挥其全面作用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意义。反过来，人文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内容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反映，是对时代科学技术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关注人生与社会现实，着力挖掘日常科学技术生活表层下涌动的各种潜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催促人类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与结果影响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对国家与民族的综合实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时也会具有震撼性的破坏力。这种推进或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进退，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关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存亡。

艺术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的灵性内容，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始终。“科学就是一种发明，一种与艺术同样意味深长、同样神秘的创造行为”［2］。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无法分离。首先，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实和假想两重性特点。无论多么逼真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假设和想像的成分，否则就丧失了美感；无论多么奇异的艺术创作都是具有真实的情感、内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过程，否则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科学技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与现在的事实间存在着差距，促使人们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现实，然后在理性指导下实实在在去追寻想象之新理论。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转到新的轨道上，以一种类似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在科学创新中作出选择”［3］260。其次，在两者活动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艺术感强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捕捉力，对附在科学技术上的和谐性美感能快速把握，这常常能引导有意识的科学证明与技术革新。这其实就是大脑的无意识活动（灵感、直觉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身就包含着至美。没有美感的人其实很难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艺术的美学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标准、技术的经验标准总是一起参与真理的探索，使科学真理与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260。

技术又有技艺之名，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尤其对实用技术或应用技术来说，艺术的各种形式与元素从没有被忽略过。“应用艺术，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与其说接近于高雅艺术，不如说更接近科学”［4］339。现代建筑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物，但是它们中最出类拔萃的设计却更接近艺术。在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现代物质财富丰裕化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向审美、真实向虚拟、理论中心化向离散化多元化方向转化，人类更加需要“穿过实在世界之门，进入科学幻想、艺术建构和神思遐想的空间”［5］。从更高层次来说，艺术是解除大自然对人的束缚，因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解放最终被归结为浪漫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受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启发，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在艺术因子的参与下联合科学技术力量，将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关注领域涵盖社会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生命科学中人与自然物的生存问题、技术操作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关联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性研究等问题。这样的研究需以丰富且奇异的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实现人、自然、社会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学时代，科学和哲学、艺术的身份很难单独拆分开来，它们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常常在艺术氛围中寻求灵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就是运用视觉原理开拓绘画事业的辉煌，同时又不乏对人类的关注和生活的思考。“爱因斯坦在思想自传中坚定地明确表达了对背景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话般的研究中利用了这些知识。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乐激发了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称玻尔的第一个突破非常具有音乐性，……天文学家开普勒声称他听到了天籁之音”［4］262。爱因斯坦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约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当作终身之好。钱学森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对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8］426。1994年他专门写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一书，把科学和艺术这一冷一热的结合誉为创新之路。1999年钱学敏在《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一文中评价钱学森：“心目中，不仅拥有一个广泛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绘画、书法等等，都用心体会并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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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械史；社会发展；爱国主义；学习热情

作者简介：林志平（1955-），男，山东沂南人，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机械制造与加工；章轶鸣（1972-），男，安徽太湖人，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应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5-0074-02

一、中国机械史与历史发展简述

在我国“机”和“械”二字有着不同的含意，有时分开使用，则“机”为机关之意；“械”为器械之意，如《新唐书・李密传》有“以机发石，为攻城之械”之句。在《韩非子・卷十五・难二》中又有“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多”的记述。至于二字何时合二为一尚无定论。但不管如何机械一词都有“用力少而致功多”的作用。因此，任何满足这一条件的工具都是“机械”。

根据这一论说，我国古人类在原始社会所使用的石器和木棒进行的狩猎与采集等劳动都是古人类使用最简单的机械器具在生产、生活。为此也揭开了中国机械史发展的序幕。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能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来开采石料，生产工具的种类也较多。后期出现了原始织机和制陶用转轮，工具的改进明显加快了生产力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

大约从四千多年前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古代机械经历了一个由迅速发展阶段向成熟阶段再趋于缓慢的演变过程。迅速发展阶段铜和铁相继得到广泛应用，用金属制作了高效工具和机械的重要零件。机械的种类由少到多、结构由简到繁、制作技术由粗到精、机械加工方法日趋完善。运输用车拉，耕地用畜力，提升重物和灌溉用了辘轳、滑轮和绞车，打仗用了弩箭和战车，机械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到了成熟阶段。大约是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机械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冶炼、铸造及锻造水平都已很高，尤其是冶铁技术发展很快，创造了迭铸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当时的一些机械上出现了复杂的齿轮传动，还有绳带和链条传动。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以及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都是当时的科技成果。可见当时冷热加工的技术高超、工艺精湛。还有农业上出现了连续提水的翻车、精选粮食的风车和手摇纺车等。到宋元时中国的古代机械发展到又一个，尤其是天文仪器方面，出现了莲花漏法、水运仪象台、水银浑仪、巨型浑仪、五轮砂漏和简仪等众多发明。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中已先于世界各国应用了擒纵装置；郭守敬的简仪应用了滚动支承。火药开始用于实践，出现了火炮、喷射火箭等武器。至明代以来的几百年间，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进一步加强，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阶段除兵器和造船方面有较为可观的进展，与机械相关的方面几乎没有出现过有价值的重大发明。这一阶段也称缓慢前进阶段。

二、学习中国机械史的意义和作用

一部机械史堪称半部社会史，学习机械史就是要了解它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要了解在促进机械科技发展史上涌现出的历史人物和他们创造发明的成果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习机械史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古人对待科学技术的严谨态度及为科技发展的献身精神。

（一）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技术是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技术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关键，成为助推社会前进的动力，技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科技与生产联系的纽带，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条件。

机械技术是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与保证，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春秋时期农业机械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的形成，更带来了秦汉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国内是如此，国外也是如此。就拿几次产业革命来说，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它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的广泛使用，1807年发明了轮船，1814年发明了火车。使交通运输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人们称之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电力时代的开始，电作为新能源用于生产，电动机的单独驱动使机器结构简化。在同一时期内燃机技术逐渐成熟，相继出现了汽油机和柴油机。二十世纪以内燃机技术为基础建立了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航空工业等。以电和内燃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的时代又称第二次技术革命。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及空间技术，开始了第三次技术革命。通过这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技术作为人类进行生产的重要手段，人们发展技术，有力的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了解中国机械科技名人与成就激励学习热情

作为机械专业的学者与学生，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既不盲目自卑，也不妄自尊大，更不能数典忘祖。要记住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曾长期领先，其中许多机械成就至今文明世界。中国的先代机械科学技术也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成就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诚，激励着我们学习机械专业知识的热情。古代许多科技名人对事业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对科学技术的献身决心和创新精神以及他们顽强拼搏和刻苦钻研的意志；实事求是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我们学习科学技术树立了楷模与典范。

我国古代机械科技杰出的成就举不胜举，它告诉世人一个道理，科学家们的卓越贡献，在于他们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深入研究并汲取经验。在科学崎岖的道路上，他们敢于攀登，敢于创新，他们的精神可贵，催人奋进，值得我们思考、借鉴、学习和发扬。

三、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我国古代机械一直领先于世界，而近一百五十年来一直积贫积弱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缺乏先进的机械设备，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不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已在某些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有许多重要设备依赖进口，这将直接制约着我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面对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但人均确排在一百位之后的窘况，我国急需创造丰富的物资财富来惠及十三亿国人，而高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将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为了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务院在2006年2月9日印发了《关于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提出了一系列鼓励自主创新的具体政策。在推进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大主题下，创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话题。自主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依靠外国，更多要依靠自己实现自主创新。否则，将受制于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拥有自主创新品牌，依靠自主创新才能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2007年10月1日我国重要战略装备项目―世界上第一台16000吨级水压机在德阳进行第一次热负荷试车并获成功，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万吨级水压机，它的投产将彻底改变我国超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局面。试车时就锻造了重达150吨的大型钢锭，这台水压机是中国二重集团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它标志着我国重型锻造设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已跨入国际领先行列。

这些设备是我们国家最新一代的战略装备，是我国极端制造的最关键设备。它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第三代核电，大型水电，超临界火电，巨型船舶，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以及国防装备等领域所需要的高端大型锻件将不再“受制于人”。从而为更多领域的自主创新与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并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我国自主研制大型飞机，发展有市场竟争力的航空产品，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竟争力，加快现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今的中国在制造业的许多领域已经拥有了完全自主创新，科技领先的核心“利器”。在超级大型技算机中我国有“龙芯”；五轴数控机床我国有“中国脑”；如今的高铁时代，我国有世界上最快的“G”字头列车。有了它们“中国制造”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创造”，才能将“制造”二字真正演变成“创造”。

“十一五”期间，我国采取六大措施保证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其中第三大措施便是“完善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提高科学教育水平”。从中不难看出，科普工作和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决心。而作为直接向社会输送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院校，理应将中国机械史的学习和普及在机械专业的学生中率先开始。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机械过去的辉煌历史和科技名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学习激情，明确历史赋予的光荣职责，“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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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型企业文化自主技术创新文化氛围

自主技术创新与企业文化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涉及方方面面，对社会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不同的企业文化模式，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自主技术创新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综合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有一大批企业早已着手实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甚至有的已经取得了许多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了整体竞争实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一开始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却不能进行持续技术创新，创新缺乏动力机制，生命力脆弱。这固然和企业科研能力、资金状况、设备先进程度等硬件有关，但是，从根源上说，应该是这样的企业缺乏一种鼓励企业进行长效持久技术创新的软件，即创新文化。

一、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1.从科学技术哲学史的角度看创新型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发现每一次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都伴随着创新型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科技创新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方能生存。古希腊曾经出现过极为繁荣的科学文化，其直接原因是当时出新了许多学派，各派之间自由争鸣，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探索的深化。形成这种学派林立、自由探索、自由争鸣的局面的重要条件是古希腊特有的人文传统。近代科学肇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歌颂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17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之所以由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是因为17世纪、18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有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波助澜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们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并提出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优越环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科学中心转移到了法国，这与法国启蒙运动和科学精神传播有关。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盛世”，其中心从法国转向了德国。德国的科学发展得益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对科学方法的总结和传播，也得益于歌德、希勒等人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与创新互动的结果。美国开放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了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注重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因此，二战后，世界科技中心便转移到了美国，使得美国的经济、科技等都摇摇领先于其他国家。

2.创新型文化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先导

创新型文化是鼓励创新、倡导变革、敢于进取、甘冒风险、勇于挑战的那种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种类型，其意义也众说纷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创新型文化是具有长期的、多样化、创造性的强风险意识等特点的，并以未来发展为导向的文化。所谓企业创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以及创新物质形态的综合，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和规范、创新物质文化环境等。创新文化是一种培育创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唤起一种不可估计的能量、热情、主动性和责任感，来帮助组织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目标。创新文化能引发几十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公司内创造、发展和建立价值观和态度，能够唤起涉及到公司效率与职能发展进步方面的观点和变化，并且使这种观点与变化得到接受和支持，即使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会引起与常规和传统行为一种冲突。创新文化是以一种初始方式，在某一特定时期为了满足创新思想数量最大化的需要而培育的一种行为模式。创新文化是组织内一种奖励创新和鼓励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激励和奖赏杰出工作者，对于快速变化的环境突然出现的危机和突况作出迅速反应由此可见，创新文化是一种宏观战略层面的变革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塑造都离不开组织自上而下的正确的有效的引导。而创新型文化一旦形成，就要求组织从宏观战略层面进行创新思考。组织的领导者在制定企业未来发展战略时，必须将创新作为一切战略的中心和出发点。创新文化还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文化，创新其实是一种知识的创造和运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体员工相互合作，相互分享知识，而员工的知识受控于员工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只有在员工自觉自愿情况下进行知识分享，创新讨论，思想碰撞，创新行为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它还是快速响应的适应性文化，企业外部环境多样性及易变性的特点决定了企业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创新性地分析这种变化，找出这种变化对于组织既有模式的影响，并快速制定策略响应这种变化，以最小的成本和最快速的速率达到组织与环境的新协调。创新文化还是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包容文化，一种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包容性思想则是创新价值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创新意味着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失败的可能，因此，创新文化更应注重对于创新失败的理解与对待，注重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鼓励和激励，容忍创新的失败，这样将有助于保持员工的创新热情，使员工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发掘他们的创新思维，以获得创新的成功。

二、创新型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

IBM董事长沃森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取得何等成就，主要取决于它的基本哲学、精神和内在动力，这些比技术水平、经济资源及组织结构、革新和时机选择等重要的多。”由此可见，文化在组织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组织元素无法取代的。文化并不是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隶属于企业的软环境，它和隶属于组织硬环境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组织元素。因而，人们往往看不到，也不注重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但是，这种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著名学者傅家骥认为有三个，即组织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陈劲认为主要有：企业家精神、研究与发展体系、科学教育与技术培训、与政府的合作。邢以群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力”。还有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纵观这些因素，我们归纳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科研管理。而文化显然对这三者产生显著性、决定性影响。故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三个因素传递。

1.企业文化通过作用于企业家精神来影响技术创新

自熊彼特首次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企业家创新精神以来，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就一直在丰富和完善着。继他之后，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就在于长期不断地进行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上的创新”。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的人格化。作为企业成功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企业家的观念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家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推动着企业技术创新的自觉实施，使之成为企业的一种规范化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则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组织者、推动者。因而，以技术创新精神哺育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最适宜的土壤。

2.企业文化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源来影响技术创新

在任何企业，以技术骨干为核心的企业员工队伍都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基本力量。他们如何看待技术创新的价值，有无技术创新的动力，在技术创新的风险和种种困难面前如何应付，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否广泛持久开展的关键。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使科研人员难免会顾虑重重。而创新的文化氛围则可以消除或减弱科研人员的这种心理压力，使他们竭力挖掘自己内在的潜能，积极主动地承担科研项目。没有企业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鼓励和支持，员工是不会主动积极地投身与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倡导创新型文化，实质是以企业文化为导向开发人力资源，是广大员工意识到创新是时代的主流，是企业持续快速成长的关键，也是每个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借以证明自己能力，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为个人发展创造条件的主要机会。

3.文化通过作用于企业科研管理来影响技术创新

科研管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企业文化是通过导向和整合作用于科研管理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管理人员对技术创新的态度。保守性文化使得人们害怕变革，对创新持反对态度，相反，创新型文化使得大家理解创新，支持创新。良性文化氛围使得人们形成相互帮助、互相鼓励的处事态度，通过内部整合减少或消除由于个体性差异而带来的喜爱技术创新能力和模式方面产生的摩擦。

参考文献：

[1]钟敏:创新型企业文化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J].经济师，2007（12）

[2]谢红英:改善心智模式、打造“文化型企业”[J].商场现代化，2008（4）

[3]夏彬:企业自主创新文化氛围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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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科学史 教学有效性 兴趣 探究

生物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生物科学史即生物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既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过程，又包括科学家研究生命现象时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和态度;既包括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演变，又包括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指出，学习生物科学史能使学生沿着科学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习科学家献身科学的精神，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帮助学生理解生物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增强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有效教学主要指在一定的教学投入内（时间、精力、努力），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获得具体的进步和发展，达到最好教学效果的教学，是卓有成效的教学。在45分钟课堂的有限时间里，如何巧妙合理地讲解生物发展史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达到教学的三维目标，笔者谈谈个人的见解。

一、精通生物发展史，保证有效教学

生物科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描述性生物学阶段、 实验生物学阶段、分子生物学阶段。由于科技生产力水平的限制，19世纪以前生物科学发展基本处于描述性生物学阶段，尤其以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代表，他们都只是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阐述生命现象，而不能说明它的根本机理和原因。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使生物学从原来的描述性学科发展成一门实验性的学科。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两人提出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从此，把整个生物学研究推进到分子生物学的新阶段。

伴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提出，新教材做出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变化较为显著，就是课本增添了许多科学史的内容。据统计，高中生物必修教材出现的科学史内容共计50个片段左右。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教师应具备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整个生物发展史的历程要熟悉，对于高中生物教科书中的科学史要精通，才能保证课堂的有效教学。

二、开展科学史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学习，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是教学成功的关键。生物科学史中有很多关于科学家本身或者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过程的趣事，将其引入到生物教学中，必然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讲授《伴性遗传》，引入了18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兼物理学家道尔顿的故事。道尔顿在圣诞节前夕买了一双“棕灰色”的袜子送给母亲，母亲觉得樱桃红色的袜子颜色过于鲜艳，道尔顿感到非常疑惑，又去问弟弟和周围的人，除了弟弟与自己的看法相同以外，其他人都说袜子是樱桃红色的。道尔顿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发现他和弟弟的色觉与别人不同。道尔顿虽然不是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却成了第一个发现色盲症的人，也是第一个被发现的色盲症患者。为此他还写了篇论文《论色盲》。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又把色盲症称为道尔顿症。在教学中，适时引入这样的故事，能为新知识的探究做背景材料的铺垫，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很好地引出探究问题，还丰富了课堂内容。

三、开展科学史教学，掌握生物知识

开展生物科学史教学，有助于学生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成就，了解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讲授《现代生物进化论理论的由来》，课文引入长颈鹿是如何进化来的生物科学实例，指出历史上有两种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曾经争得很厉害，分别是拉马克提出来的“用进废退”和达尔文提出来的“自然选择学说”对长颈鹿进化的解释。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其核心是有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生物向前发展，而由于“用进废退”，习性会让生物的器官出现独特的形态。达尔文认为，原始长颈鹿中有的较高有的较矮，当食物缺乏时，较高的个体能吃到较高处的树叶，是其他动物吃不到的，因此有生存优势，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长颈鹿的脖子就变得越来越长。了解生物科学知识在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有助于积极参与生物科学知识的传播，促进生物科学知识进入个人和社会生活。

四、开展科学史教学，培养探究能力

生物科学作为由众多生物学事实和理论组成的知识体系，是在人们不断探究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探究也是学生认识生命世界、学习生物课程的有效方法之一。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倡导探究性学习，力图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过程，勤于动手和动脑，逐步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重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讲授《植物生长素的发现》，书上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19世纪末，达尔文研究了光照对金丝雀草胚芽鞘生长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实验、科学的设计方法，得出结论：金丝雀草向光弯曲生长是胚芽鞘尖端可能会产生某种物质，这种物质在单侧光的照射下，对胚芽鞘下面的部分会产生某种影响。1913―1914年，詹森、拜耳在达尔文实验的基础上，分别对实验做进一步的深化，为温特的实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28年，温特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胚芽鞘尖端确实产生了某种物质，这种物质从尖端运输到下部，并且能够促使胚芽鞘下面某些部分的生长。1934年，郭葛等人提取出该物质，并确认它的化学本质是吲哚乙酸，把这种物质命名为生长素。通过科学史的学习，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探究方法，并感受到科学知识的获得积累了众多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

五、开展科学史教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全面而准确的科学形象和科学家形象，领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教师通过传授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辩证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精神，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例如，讲授《DNA分子结构》时，教师向学生介绍了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历程。1951年，23岁的沃森来到英国剑桥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在那里遇到了大他12岁的克里克，开始了现代生物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合作。也许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一定最有经验，但是他们靠的是不懈的努力，靠的是知识和能力的互补，终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为此，1962年，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因发现DNA分子结构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当他们站在科学最高的荣誉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时，是否还记得那位“科学玫瑰”――英国女科学家富兰克林。没有富兰克林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他们能激发灵感吗？但在那个时代，女科学家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她的成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58年，37岁的富兰克林患癌症去世。最近，英国为了纪念她对发现DNA结构的贡献，英国皇家学会设立“富兰克林奖章”。生物学史中还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教学中可以适时引入我国古代、近代在医药、农业、生物学上的伟大成就，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1965年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等。通过科学史的学习，学生不仅激发了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树立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生物科学发展史是生物学发展的一面镜子，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教材。在新课程改革的引领下，把生物科学发展史素材全面引入到课堂中，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教学，构建有效的课堂教学，落实三维目标，力争使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获得现代化公民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卢邵岩.浅谈生物学史对学生素质的培养[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12）：53-55.

[2]谢群.生命科学史与生物科学探究[J].中学生物学，2007（5）：26-28.

[3]陈勇.对《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注重生物科学史学习”的思考[J].中学生物学，2007（7）：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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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生物技术革命和药学发展

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开辟了一条前景广阔的道路，近几十年的发展史虽很短暂，但进展神速，内容丰富。回顾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受到药学进步发展的影响;这中间体现了社会因素、现代生物技术及药物发展的相互促进;因此，探讨分析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就要从药学应用的历史背景入手，通过系统的分析，对现代生物技术在药学中应用，利用高科技手段，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使现代生物技术为小康社会服务，并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充实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史学内容，有助于应对现代生物技术革命和药学发展中的挑战，期望还可以为生物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2、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生物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由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于健康保健的需求，促进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生物技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高速发展。近年美国已经形成五大生物技术产业区，他们的产品会在一段时间里，会继续在全球的科技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引领世界冲向科技界的高峰。同时，在现代生物技术里，产品中下游的分离技术、纯化技术多与化工技术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预见，生物技术产业将会成为化工产业的重中之重。相信在不久，就会有许多新型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的高档新型活性微生物及制品，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食品的添加剂。

2.1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影响

在近十几年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被世界科技界认定为重点发展领域，美国生物技术已经成为投资热点。在2000年美国的生物技术工业，就获得330亿美元投资，2001年提高到410亿美元，从投资额的增长中，可以看到美国投资者对生物技术企业前景的看好，也认定现代生物技术比其他高技术企业，在今后的几十年，一定具有更长期的利润空间。从金融市场的投资倾向分析，人类基因的发展由于得到各国的重视，成为股市中的概念股，得到股民的追捧。中国，应用基因工程对优良农林牧渔新品种的创新，也得到高速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将取得重要作用，培育新产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如新型兽用疫苗、活性蛋白与多肤、医药用酶、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抗生素等），已经成为我国开拓新领域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对策。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现代生物产业发展，必将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现代生物产业的发展，丰富了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并在整体上增强了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将在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改善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形象，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市场的竞争力。

2.2生物技术产业市场竞争的影响

近年来，为提高我国医药企业自身竞争能力，为了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我国在医疗保障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制药企业的发展中实施了联合或重组，可以使我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化，转变为以市场为动力、以资本资源优势配置为中心的市场模式。可以预见，我国在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的发展，通过企业的联合或重组，必将很快形成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发展合作的优势，在世界领域的生物药品市场与国外大公司同台竞争。

2.3中国有不断增大的医药消费市场。

我国居民目前的药物消费水平还很低，据统计人均不到10美元，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当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药物消费达到40～50美元，美国的人均药物消费更高，可以达到300美元。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为健康买单的理念，将会激发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的发展，未来的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的市场必将十分广阔。1998年全国药品消费总额约为1000亿元，人均用药80元人民币左右。从我国消费对象的结构来看，我国社会正逐渐步入老龄化，从1979年我国的独生子政策实施30多年，到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亿，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银发潮”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新农合制度已覆盖约8.12亿人，覆盖率达98%以上。今年，新农合全国人均筹资达到340元，其中各级政府补助增加到人均280元，新农合总筹资额可达到2700亿元。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已经得到高速发展，农民为健康药品的消费，必将推动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市场的发展。

篇8

[关键词]印刷史;出版史;图书馆学家;印刷工业;中国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篇9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篇10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出版笔记》中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1999)、《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2004)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提纲挈领，以宏观视野，对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进行缜密思考，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以编辑史为中心，梳理刘杲先生对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希望以此为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借鉴，并有助于推动编辑规律的探寻和编辑学科的建设。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都要以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刘杲先生明确指出：“编辑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史。”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编辑学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研究编辑史应有必要的理论准备，而编辑史研究也为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历史经验。

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是应用学科，“编辑活动有客观存在的基本规律。它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影响编辑活动的各个方面。它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随着条件的不同(例如，市场经济的环境，高新技术的传播手段)而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来自“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的现象，这就需要梳理“长时段”的历史经验，并具有宏观的理论视角，“要把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结合实际加以消化。不要误解‘以史为鉴’，编辑史不是编辑工作手册”。尽管编辑史中包含了编辑实务方面的经验，却不能局限于片断史料和个别案例。

从研究范围来认识编辑之“史”与编辑之“学”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史’的研究侧重在史料的概括，包括历史过程的叙述，历史功过的评说，从古代到当代，大体上是纵的；‘学’的研究侧重在规律的抽象，包括实践经验的概括，理论体系的建立，从现象到本质，大体上是横的”。既有纵向的历史意识(以中国的编辑发展史为依据)，又有横向的理论视野(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编辑学科的必要条件。

2　研究编辑史是为建立编辑学科而服务的

中国在1949年就出现了以《编辑学》(作者李次民)命名的书籍。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提议下，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才着手建立编辑学科。刘杲先生于1992年起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1996年学会决定“把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中国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编辑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参加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会议时，在发言中明确提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要“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强调“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他对《中国出版编年史》予以肯定，对《中国出版通史》的选题予以支持，并赞许“正是出于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对出版事业的深厚感情，近二十年来，批志愿者投入了这项冷清的艰苦的工作”，其实这种“理解”和“感情”也是刘杲先生的自我道白。

研究编辑史不能不涉及出版史，“两者是重合，是从属，还是并列?我看两者关系密切，不是全部重合，有一部分重合。不是所有的编辑活动都是出版活动，也不是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编辑活动，考虑到古代的编辑和编纂、编撰难以分清，部分重合的说法留有余地，较为稳妥。从学术研究来讲，编辑史和出版史研究也是互相推动，不可分离。研究编辑史不可能脱离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也不可能脱离编辑史”。

正因为存在这种复杂关系，二者经常被相提并论，或者笼统称为编辑出版史，与此对应的就是编辑出版学的概念。这种并称模糊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边界，引起了争论。刘杲先生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好事情。分歧的发生，与所掌握的史料有关，也与所持的理论观点有关。学术问题的分歧不必急于统一。历史研究的分歧更不必急于统一。随着史料的增加和理论的清晰，对历史研究的是非会看得更加明白。”

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调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刘杲先生2001年在政协会议上曾有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强调“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从学科特点看，新闻学、传播学是国外已有的学科，编辑出版学则主要由中国开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我们应当珍视自己创造的成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发展成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实际上，刘杲先生并不赞成将编辑学与出版学两个词捏在一起，“编辑教育和编辑活动的实践都表明，编辑出版学不能代替编辑学，也不能代替出版学”，之所以采用“编辑出版学”的名义，是为了突破现有的学科目录的限制，争取学科发展的一个空间。

2　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孰先孰后

中国历史悠久，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的发端问题，也就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刘杲先生认为：“编辑与出版的关系如何，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编辑远远在前，还是有了出版才有编辑，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中国、在当代，编辑学研究的活力和价值，只能根植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个目标上。”

在中国古代社会，编辑和编纂工作难以区分，存在着对他人的著述进行编纂却不进行出版的活动，或者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刘杲先生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了独到见解：对于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社会，“在选择和加工上，编辑和编撰(编纂)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编辑在选择和加工之外还有传播的要求(积累也是一种传播)。在现代社会，编撰(编纂)活动属于创作活动，编撰(编纂)者属于作者，对编撰(编纂)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编辑活动属于出版活动，编辑者不属于作者，对出版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权”。这其中，著作权是一个关键词。近代意义的出版涉及作者、编辑者、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年)就规定“出版之关系人如下：一、著作人；二、发行人；三、印刷人”。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或事

业法人，而编辑者隶属于出版机构。编辑活动的特点是与作者(著作人)协商，对出版物的底本进行加工，编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专门的编辑机构，编辑工作成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似乎说明编辑涵盖的范围小，而出版涵盖的范围大；编辑活动不能脱离出版活动，编辑史与出版史也有了重合关系。但是，从学理上讲，“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出版活动。编辑学和出版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不断发展，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出版活动是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印刷出版，还有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音像出版等。编辑活动则涵盖不同形态的媒体产品，探讨其中普遍存在的编辑规律，这是形成普通编辑学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编辑学会所致力于建立的普通编辑学，就是要“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拓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而新闻出版界也提出了融合媒体的编辑问题。此外，出版社实现了转企，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民间的策划编辑机构以及基于网络的自媒体编辑活动，却脱离了传统的复制发行或者说正式出版的形态。这样一来，编辑与出版的概念不仅都扩大了，也出现了更多不能重合的部分。刘杲先生特别关注到“给编辑下定义”的争论，也看到“如果说编辑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那编辑学就是出版学的一部分。可是这从横向的和纵向的两个方面都覆盖不了”，因此，对编辑与出版概念的厘定，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以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演变为依据，如今“研究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特别是研究网络传播的编辑活动，已经刻不容缓”，编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但编辑学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21世纪中叶可能是编辑学学科成熟的时候”。

研究编辑史是为了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活动首先和出版活动关系密切，此外，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编辑史也与多种学科史有联系，需要透过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因素的作用，来发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刘果先生列举了多种关系：

研究编辑史、出版史“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因为编辑史、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其内容与类型的演变都与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或文化时尚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编辑主体具有文化导向，编辑活动也呈现出文化价值取向。

编辑活动侧重文化建构，而出版活动关注商业市场。从中国历史来看，编辑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受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私营的书坊出版有很大发展，但不能与西方的出版规模相比。到了近现代，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是出版企业，因而，“近现代以来市场杠杆对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在进行出版单位转为企业的体制改革。从总体来看，编辑出版体制、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出版市场的变化，是考察编辑和出版活动历史的一条线索。

3　编辑史、出版史和技术发展史

刘杲先生对当今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趋势非常敏感，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反过来考察和思考编辑出版活动的发端，可以断定“只是在出现了相应的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时候才有出版”。因此，“出版发展的历史，同时是出版物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从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的重要作用看，可以说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出版的发展。当代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直接左右出版业的新发展”。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必须关注从造纸技术、印刷技术到当今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要认识到“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技术进步，对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对出版物的市场竞争以及出版业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从古代编辑史来看，官方的编辑活动早于书坊主的编辑活动，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编辑活动体现了“文治教化”的理念，也是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和利用，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如此。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会带来编辑活动及出版活动主体的变化，“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流是出版企业”，其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刘杲先生强调“要研究编辑实务、编辑规范和编辑史，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编辑史。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政治制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深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是一门冷清的学问”、“写历史要下大工夫”，因而。“对大家的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出于在21世纪中叶建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强烈使命感，他从宏观角度对编辑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对编辑史的研究意义也有真知灼见，对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1　史德问题

中国有传统的史德，一方面推崇“秉笔直书”，一方面具有褒贬是非的笔法。有鉴于此，他强调，“写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历史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这就是‘史德’”。但研究者在写史的过程中也会渗透“本人特定的观念和情绪”，这会影响对史料的处理和编排，其中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学问大了”。如何保持一定的尺度呢?“对此要强调客观和理性，尽量不为一时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潮流左右”。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书写是有深刻教训的。

2　研究视野

研究编辑史，既有纵向贯穿的线索，也有横向比较的视野，目的是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在横向联系方面，要从图书编辑学拓展到普通编辑学，不仅要研究图书编辑史，还要研究同属于印刷媒介的期刊史、报业史，并关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发展动态。从历史时空来说，可以拓展到编辑史、出版史的中外比较研究，比如对若干周边国家的比较以及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在纵向方面，可以写通史，如中国出版通史这样的宏大项目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此外，还可以研究断代史，其中“更需要加强对近代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因为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最近，它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研究这一段历史也要开阔视野，不仅要重视商务印书馆，也要重视中华、世界、开明等；不仅要重视生活、读书、新知及三联书店，也要重视苏区、解放区的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还可以作地区史研究、专题史研究。刘杲先生的这些思考写于1999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出版通史》已经出版，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方面也有了多种成果，从而具体展现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开阔视野。

3　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一文，开篇就论述了加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五点好处：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对编辑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还“有助于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可供当前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借鉴”；“有助于提高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质量，有助于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有助于展示从发明纸张印刷到贡献千万典籍的历史画卷，为爱国主义教育增加生动的教材”；与此相联系，刘杲先生曾关心英山毕舁墓碑的发现与考证问题，并建议“把毕墓碑的有关资料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品展出”，这都涉及普及印刷文化教育的问题。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历代编辑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数量众多，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曾写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说明中国悠久绵长的编辑出版史对保存典籍、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具有重要作用。韩国为其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制的经书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声势浩大。中国在普及印刷文化教育方面显然力度不够，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者理应为普及印刷文化教育付出努力。做出贡献。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