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济学的内涵范文
时间:2023-08-17 18: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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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产品质量质量管理顾客满意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产品质量又是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增强,质量战略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并纷纷把质量管理视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产品质量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其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必然伴随质量管理从目标到内容的积极调整。因此,准确把握产品质量与质量管理的理论界定,又是企业实施质量战略的前提。
一、“产品质,”概念的形成与演进
产品质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自从有了商品生产,质量的概念也就随之出现了。人们对质量的认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首先,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属性,并且商品的价值实现是商品使用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因为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交换,只有在价值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将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才能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就构成了商品质量的高低。依此为线索,不同学者对产品质量的定义作过积极探索。例如,美国学者曾认为,既然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或多种需要的特性,那么,产品质量就可界定为“产品满足特定用户要求的一切性能的总和”,即产品质量是其使用价值的体现。由于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因此不同产品所固有的可以满足不同需要的特性,又称为质量特性。质量特性构成了产品质量的载体,反过来,产品质量又是质量特性的综合表现。如果将产品的质量特性以定性或定量的形式加以明确,便形成了产品的质量标准。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又可将产品质量狭义地定义为“产品的质量特性与其质量标准的符合程度”。对产品质量的上述理解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商品短缺阶段,对于生产者来说,只要他们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就会有较好的市场美誉度,其产品的社会认同度就会较高,此时,狭义的产品质量定义具有较广泛适用性。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由商品短缺阶段过渡到商品相对过剩阶段,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后,如果生产者不研究用户需求,就很难确立其产品的市场地位,更何况产品质量存在着相对性、滞后性和间接性的局限。故对产品质量的理解有必要加以深化、完善。也就是说,产品的质量特性不仅要符合标准,更要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朱兰则更概括地将产品质量定义为:产品在使用中能成功地适合用户目的的程度,即认为产品质量是其“适用性”的代名词。此外,日本学者十代天知男将产品的“适用性”进一步明确为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产品的各项特性应是消费者所要求的;二是产品的价格应便宜。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把产品质量定义为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比值。通过对上述观点综合,目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产品质量的定义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优劣程度。这一定义通常又被称为产品质量的广义定义,因为它包含了产品使用价值、经济价值的双重体现。同时,由于人们对同一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对产品的要求也就体现在实用性、可信性、安全性、经济性以及创新性和美学特性等诸多方面。在对产品质量界定的前提下,为适应发展的客观要求,综合性质量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综合性质量,是指质量的外延不仅包括产品质量,还包括工作质量、服务质量等内容。这是因为产品质量仅是对结果的评价,从产品质量的形成过程看,产品质量又是由工作质量决定的。而工作质量作为对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评价,由企业素质所决定,它是企业人员、设备、原材料、方法、环境因素的实际水平以及稳定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工作质量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又是最关键、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需要通过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并且其他因素都是可以通过人的作用加以控制和改善的。由于产品质量是通过工作质量表现出来的,所以,只有抓住工作质量,才能控制产品质量,才能通过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达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服务质量是指企业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完善程度。服务质量作为构成产品综合性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产品使用价值的一种附加属性,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因为产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用户的使用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产品的质量也只有经用户使用后才能得到检验。但由于企业与消费者间有关产品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消费者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生产者给予及时的售后服务支持。因此,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售后服务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品使用价值的发挥。随着消费者理性程度的提高,他们在选择和购买商品时,已不再仅仅是对核心产品的购买,而是对产品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能否提供方便、周到、及时、热情的服务,也不仅仅是企业形象的体现,而且直接是其产品质量的重要体现。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企业间竞争的核心,也由过去单纯的产品竞争,越来越《工业技术经济》2(X)3年第4期总第128期多地转移到服务的竞争上来。综上所述,在当今条件下,质量作为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其中,产品质量是工作质量的反映,工作质量是产品质量的保证,而服务质量则是产品质量的延伸。总的来说,令人满意的产品质量是通过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阶段的活动来实现的。 二、企业质量管理的基本内涵
概括而言,管理就是为了达到设定的目标而采取的一切手段与措施。因此,所谓质量管理,就是以产品质量为中心环节的一切管理活动的统称。对于质量管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和机构都曾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例如,费根堡姆将质量管理定义为:为了最经济地生产能完全满足用户要求的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的组织与协调活动;与之相类似,日本工业标准 (儿)将质量管理定义为:为经济地制造出质量符合用户要求的产品的手段系统;日本学者谷津进则把质量管理定义为:向消费者和顾客提供满足需求、价格便宜、供应及时的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一项活动。具体地说,质量管理,是指在质量体系中通过实施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实现质量目标的过程。质量管理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 (l)为达到质量要求而采取的质量控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生产和提品或服务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消除可能产生不满意质量结果的原因,以取得预期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管理就是从消除不满意到追求满意的过程。 (2)为了提高顾客的满意度,需要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例如营销部门掌握顾客需求动向;开发设计部门策划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产技术部门研究如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及合理设计生产流程;采购部门购进合适的原材料;制造部门能够生产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因此,更准确地说,质量管理应是全面质量管理(1’OtalQllalityControl厂IW)。 (3)质量管理的目标就是让顾客或消费者建立对产品或服务的信心。使他们确信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能够满足规定的要求。如果“质量要求”不能完全反映用户的需求,则质量保证亦不能取得充分的信任。 (4)质量管理必须考虑经济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不仅要争取销售额的增长,还要通过价格的调节获取更大的利润。为此,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在不断增加销售额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或者是通过实现质量与价格的合理配比确保利润目标的实现。从质量管理的内涵可以看出,质量管理的理念已经由过去的事后检验阶段,逐步演进为现代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所谓全面质量管理,就是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三者的协调统一。全面质量管理与传统的质量管理相比较,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把过去的以事后检验为主转变为以预防和改进为主;二是把过去的以就事论事、分散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系统的观点进行全面管理;三是把过去的以质量结果的管理为主转变为对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总之,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围绕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生产出符合规定要求和用户期望的产品或优质的服务”,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活动。
三、强化企业质t管理据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1.提高顾客满意度是质量管理的直接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充分竞争力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可能只是最低标准,所谓的国家标准可能也只不过是合格标准,而令消费者满意的市场标准才是最终判定标准。也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裁判只有一个,那就是消费者。由于质量管理可抽象为从消除顾客不满意到追求顾客满意的过程,为提高顾客对产品质量的满意度,其提品应同时具备质量上乘、价格适宜、服务到位的质量特性。因此,顾客满意度可概括为质量Q(卿jty)、价格P(而cc)、服务S(统币ce)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数学表达式为: 顾客满意度二毕该公式表明,对于确定的顾客满意度,可有不同的因素组合:一是产品或服务质量稍低但价格也便宜;另一种是价格稍高但产品或服务质量明显与众不同。此时,若想进一步提高顾客满意度,可有四种不同的努力方向: 一是在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价格;二是在不降低价格的前提下提高产品质量;三是在不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价格;四是在不降低价格的前提下提高服务质量。如果把服务质量作为综合性质量的组成部分,那么,顾客满意度可以简化为产品质量与价格二者的关系。即同等质量的产品,如果以合适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就会得到满意的评价。如果以高于质量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就会降低消费者的满意度;相反,如果以低于质量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就会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2.实现质量、价格与成本的和谐是质量管理的关键尽管顾客满意度与产品的质量、价格和成本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相悖的关系。例如,在提高产品质量时,如果过分强调产品的完美无缺,而不是从提高顾客满意度人手,便会因不必要地提高产品质量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再加上产品的特色未加以改进,企业就会不得不因应付价格竞争,使企业难以实现利润目标。相反,如果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考虑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周仔么,即使因提高质量而使产品成本上升,上升的成本却可由消费者承受得起的价格的提高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尽管质量和成本相悖,但质量与价格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提供的较高价格的产品具有与众不同的质量特色,同样可以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3.实施质量管理是为了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虽然从局部利益上来说,企业实施的质量管理,必然要投人和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增加交易费用,减少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产品质量得以有效控制和提高,反而是企业生产活动中物化劳动、活劳动消耗的最大节约,而生产没有质量保证的产品才是效率的最大损失。因此,从整体上讲,质量管理与控制是对企业效益增长的最有效、最有益的投人,也是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因为从生产过程看,质量管理与控制可以通过减少返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对顾客的影响看,质量管理对产品质量提供的保证,可赢得较高的顾客满意度,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并可通过顾客间的宜传和推荐,最有效的把潜在消费者转化为现实消费者,使企业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篇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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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一:对城市经济学意义和作用的分析与感想
摘要:很快这学期的城市经济学课程就结束了。学了城市经济学感觉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非常有用,使我受益匪浅。
如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城市化,而发达国家也在将城市的建设进行优化,使城市也更发达更现代化。不管是城市化阶段,还是使城市的更发达的阶段,城市的进一步规划都离不开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将从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城市内部结构、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城市人力资源经济、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城市发展政策等方面通过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从而使我们在规划城市时使我们的建设更合理化,并用最优方法解决与城市或城市经济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城市财政 、城市化 ,城市规划。
半年的城市经济学课程转眼就结束了,在学习这个课程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感觉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了详细说明城市经济学,我们可以先了解他的分类。城市经济学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
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而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1)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新城建设等;(2)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3)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4)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5)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6)城市发展政策。
城市经济学的包含的内容主要有: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城市经济学的性质上,他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一种经济学。
在我看来,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在于:(1)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一些学者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成都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课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2):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 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3):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4):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5):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6):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7):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休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8):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
总体感想:城市经济学覆盖的方面非常多,包括城市、城市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经济空间、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土地经济、环境经济、城市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一定的研究性和较强的应用性,可作为经济学、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人文地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深入研究对象。该学科对促进城市发展,加快城市问题解决等有显著作用,是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的,值得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公民去学习。
在以后的发展中,我相信城市经济学将会受到更多的注重,受到人文科学界科学家青睐,并会迎来更多的爱好者,去继续深入探究城市经济学,并用于城市的打造上,会为我们造更多福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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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二:青岛市第三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大趋势,当前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第三产业概念以来,第三产业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之林屹立不倒。
近年来,青岛市紧跟全国发展建设经济的步伐,在优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第三产业也悄然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青岛市国民经济总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巨大的。目前,青岛市内四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已经崛起,然而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各区的产业结构的单一、产业间协调性不高和各个市区之间的产业连接不够等问题成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青岛市在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调整和优化市内四区(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之间的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各个产业的联系与对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第三产业;青岛市内四区;产业发展研究
引言
21世纪,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目前, 美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在全体就业人数中占70% 左右, 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占50% 上下;除阿尔巴尼亚外, 东欧各国占40%以上。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5%左右, 不但比越南、印度低, 而且低于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50%-60%, 而我国只占20%左右。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只有把第三产业全面、迅速地发展起来, 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从总体上活起来,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也会广开就业门路。
青岛作为首先开放的城市,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交流形式,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成熟之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初显端倪,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社会生活服务。在过去十一五发展过程中,青岛市在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着重发展品牌经济、会展经济、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商贸流通及各种服务业,并成功打造了市南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四方区和市北区浓厚的文化基地和李沧区繁荣的旅游和工业生产基地等。由上面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在青岛产业布局中占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在全市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中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加强各区之间产业的联系、如何调整和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成为青岛市在十二五发展中的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同时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成就
青岛在过去的十一五建设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支持发展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文化、会展、旅游等产业,并将这些产业合理的分配到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第三产业在青岛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市南区成为青岛政治、文化和贸易的中心,以红瓦绿树、欧陆风情成为著名的海滨游览胜地;市北区发展了成熟的中央商务中心,青岛啤酒街、婚纱摄影街分别被授予中国特色商业街和中国婚庆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且拥有台东路步行街和中山路步行街两大商业区;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李沧区东部发展为青岛的CLD(中央生活区),是2014青岛世园会的主办地,中部商业发达,成为与市南区相媲美的青岛两大购物中心之一,西部工业基础雄厚,集中了青岛市近百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形成了以化工、建材、机械、针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为支柱的综合性加工工业体系。
二、各市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成就
1、市南区
市南区自2008年奥运会之后,酒店业、航空运输业、零售业、国际会展、国际旅游业及体育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今年来,市南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繁荣、平安、洁净、温馨、诚信市南的总体目标,迎接挑战,抢抓机遇,科学谋划,依托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全面发展。市南区如今已经拥有金融服务业、物流业、分销业、社会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房地产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软件信息产业等九大第三产业,占全区经济的绝大部分。2011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GDP)634.21亿元,增长12.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63.05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571.16亿元,增长12.2%。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达到90.1%,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
2、市北区
市北区自1946年成立后,针对城区经贸发展特点,制定实施了商贸兴区发展战略,并确定了一园二街二线三区的全区经贸整体发展布局,着重将第三产业放在重点发展产业的地位上。一园即市北区工业园,建成后的市北区工业园将成为市北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和工业生产区;二街即青岛科技街和青岛地下中心商业街,成为市级科技开发、科技成果交流核心和集商贸、娱乐、饮食服务、交通于一体的大型地下综合服务设施;二线即市北区商贸走廊一线和308国道加工仓储一线,建设成为集购物、饮食服务、旅游娱乐于一体,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繁华商业街和全市重要的物资仓储基地和市北区加工工业基地;三区即辽宁路科技商业区、台东商业中心区和敦化路特色商业区,三区建设成为涵盖商业、文化、餐饮、金融和贸易等设施的综合商业区;青岛文化街和青岛婚纱街等文化产业也在市北区有较好的发展。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280亿元,增长13%。区级财政收入实现16.8亿元,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4亿元,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5亿元,增长25%。实际利用内资34.6亿元,增长18.5%。实际到账外资完成1.3亿美元;外贸出口总额完成12亿美元,增长30%。
3、四方区
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
篇4
(一)缺乏战略引导,短视现象较突出
由于恶性竞争,海南旅游业在营销策略方面短视现象比较突出,缺乏整体战略规划思想和意识指导。据调查在海南只有不到30%旅游企业或部门在每年年初制定自己的完整的《年度营销计划》,制定更长期的战略性营销计划的企业更少。50%以上的旅游企业不熟悉旅游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之间的战略关系。
(二)服务体系不全,游客满意度不高
海南不少旅游企业没有一个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一些企业甚至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旅游业内部满足游客不同需求而联结起来的服务系统是由整个旅游供应链上各个单独的企业共同提供的,由于部分企业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游客,游客整体的满意度不高,回头率很低。
(三)恶性削价竞争,损害长远性利益
由于旅游产品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因此,海南很多旅游企业把降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报价远低于成本。从短期和表面上看,通过套汇赚取差额后企业仍然可能有利可图。但是,如果以这样的营销策略长期进行旅游营销,只会影响旅游企业的产品形象,损害旅游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缺乏文化内涵,以自然景观为主
当前世界旅游业正由资源时代进入才智时代。传统旅游时代对旅游业的投入是以资源、资金、设备为主,有形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而新经济时代的旅游业,营销、创新、文化、管理等无形资源对其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多年来由于忽视了人文资源的开发,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海南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显得不足,人文景观和产品比重较小。
二、海南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创新
(一)产品策略创新
1、组合化策略。国内外市场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旅游者对产品的需求和购买方式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传统单一化需求正向细分化、多元化、个性化、灵活化方向发展。调研发现海南国际客源结构比较分散,地理、文化和需求差异较大,休闲度假、商务客人和散客比较多。这要求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提供适应各类旅游者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2、人文化策略。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旅游产品差异化的决定因素。旅游产品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内涵,只有突出文化内涵和特点,才能形成差异,吸引广大旅游者。要打文化品牌就意味着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都必须从文化定位出发去延伸创意,策划卖点,包装形象,从而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3、标准化策略。针对旅游营销中忽视服务质量的现象,海南应充分重视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在全省推行旅游标化工作,在全面贯彻国家旅游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地区标准、企业标准。要求地区标准和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
4、精品化策略。旅游产品不仅要标准化、系列化,还要人性化、精品化。景区是旅游竞争的中心环节。海南旅游景区品牌形象定位应紧密结合景区资源特点和目标国际市场特征,开发过程中应从挖掘景区的特色入手,增强其艺术性和对游客的感染力。
(二)渠道策略创新
1、协作化策略。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商业环境中,海南旅游界应尽强化与海外目标客源地的旅游中间商、旅游信息中心、各级旅游协会、旅游管理部门的联系和合作,争取通过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客源;注重发展与香港中间商的合作,因为他们长期经营海外来华旅游业务,对海外市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比较容易获得客源;重视与广东旅游商的合作。
2、信息化策略。Internet是目前任何营销主体不可忽视的新型营销工具,它极大地扩展了现代营销活动的时间与空间。为适应形势,掌握21世纪国际旅游市场的主动权,海南旅游企业应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工作,并积极开展旅游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工作。
(三)促销策略创新
1、个性化策略。目前强化促销的手段主要有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广告促销与销售促进等。根据海南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目标市场分为多层次性的特点,海南国际旅游市场的促销策略就具有层次性和个性化。对一级营销目标市场和二级营销目标市场中成熟市场,要根据旅游者数量较多,覆盖面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广大公众的促销活动,加速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对于二级营销目标市场中崛起市场和机会营销目标市场要根据覆盖面比较窄的特点,着重开展对旅游商的促销活动,更多地发挥旅游市场中介的作用。
2、差异化策略。不同国家不同生活水平与文化的旅游者,具有不同需求,促销活动的重点要根据需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后,存在物质排挤精神的现象,对大自然和东方古朴原始的文化氛围容易产生浓厚兴趣,向他们应重点推销自然风景观光性、生态性旅游产品和农家乐、渔家乐等产品,同时还可从调节身心和满足对高档次旅游的需求出发,推出度假休闲健身康复旅游产品和绿色旅游产品;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同胞的文化与海南本土有相似之处,他们来海南旅游,往往产生文化共鸣现象。因此,除向他们推销观光及度假型产品外,还可以重点推销旅游文化产品。比如黎、苗文化产品、南山宗教文化产品等等。
(四)价格策略创新
1、规范化策略。针对目前旅游市场恶性削价竞争的现象,在强化旅游产品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上,海南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制定指导性价格标准,并要求省、市、县各主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的旅游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与管理,使各旅游企业都能在规定的价格范围内进行有序竞争,对违反价格规定的旅游企业应予以严厉的制裁,协会成员应当预先缴纳价格保证金,当某家企业出现问题,协会立即扣罚该企业的价格保证金,并清除出协会,其它协会成员不许再与其合作。
2、灵活化策略。由于自然地理因素,海南旅游市场具有较强季节性。这种季节性的忙闲不均造成旅游相关设施利用率不平衡,给旅游企业的经营与计划与投资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海南除了推出相应的旅游淡季产品,如文化体育艺术节、会展、夏季运动、民俗节庆等,增强吸引力和缩短旅游淡季外,更要建立一整套灵活的价格体系,制定完整的季节性折扣政策。
篇5
[关键词]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TS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2-0100-03
按消费者获得食品信息的途径,Nelson(Nelson,1970)[1],Casewell和Padberg(Casewell,Padberg 1992)[2]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由于食品具有经验品、信用品的特性,使得食品的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食品生产企业无法确定上级供货商提供的原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也没有条件获知产品的质量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随着食品供应链的加长,风险也在逐级放大。食品可追溯制度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于辉,安玉发,2005)[3],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可以追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流通过程中必须记载的信息,追踪食品流向,召回存在危害但未被消费的食品,追究涉事企业责任,撤销其上市许可,从而切断危害源头,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可见,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然而,食品企业在参与推进食品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前提的,信息的收集、记录、传递会产生成本,这个成本到底由谁来埋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食品企业对于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动的积极性;政府在参与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增加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但政府同样会核算成本问题,周德翼(2002)[4],周洁红和黄祖辉(2003a)[5]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王可山(2012)[6]认为食品安全信息是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责任链的基础,激励食品安全信息真实有效传递有助于监管政策及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作用。可见如何激励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各个参与者,使得信息在各个环节有效传递,是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基础与核心;换言之,如何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是解决食品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关键。基于此,不少专家与学者都从各个角度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面对不同激励主体的激励模型。
1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内涵、构成要素研究所谓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就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为提高激励因素或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7]。也就是指企业激励主体与客体内在关系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总和。激励机制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外部激励机制,又有内部激励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是指消费者、职能政府、社会公众等对企业的激励;而内部激励机制则是指对企业成员的激励[8]。许启金(2010)[9]认为无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组织体系内的成员也都接受并实行的激励机制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一般而言,对于激励机制的研究是以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作为分析框架的,这一理论沿用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即人们具有自利偏好(Self-Interest Preference),但蒲勇健等(2009)[10]通过对其他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人并不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还关注所获得利益是否公平,而这种对分配公平的关注会影响人的行为反应和努力程度。并以Holmstrom和Milgrom委托―简化模型(HM模型)[11]为基础,引入行为经济学中行为人具有公平偏好的观点,研究同时考虑公平和效用两个方面的委托―模型,分析公平偏好对激励结构和激励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公平偏好的最优激励更加具有效率,能够为参与激励的双方带来更高的利润。
许启金(2010)[9]认为激励机制在设计时应考虑四个构成要素:激励参与者、激励目标、激励方法和手段以及绩效评价体系及协议。激励参与者包括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其中激励主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委托方,围绕激励目标设计有关契约。激励客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人,通过接受契约实施相关行为,也就是被有关契约条件所激励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参与可追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会成为激励主体,消费者和其他企业会成为激励客体,但针对有些激励目标的需要,在某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的可能是某一成员(如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或其他参与者),核心企业反而是方;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目标是通过激励手段或因素,以成员个体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降低或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使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共同推进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信息的有效传递;激励手段和方法的选择要依据是否能够满足对象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的满足对他有多大的激励作用,就要看采取的激励手段和方法具有的效价与期望概率情况。其中效价也就是对象对实现预期结果的偏好程度。期望概率就是该手段和方法采用能够实现这种预期结果的概率(汤伟刚,2003)[12];所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的是由反映组织体系内所有成员相关特征的一系列指标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指标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协议就是把供应链管理工作加以标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一种协定(马士华,2000)[13]。
2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研究赵荣等(2011)[14]立足消费者的视角,认为食品追溯体系是否真正实现,取决于消费者的正确认知和购买意愿。依据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有关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购买意愿会受到人口统计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心理因素(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意识、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可追溯食品安全性的信任程度等)和经济因素(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产品本身的特征)三个因素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他们得出了消费者对可追溯性食品的购买意愿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水平、食品安全问题规制程度、可追溯食品安全性和重要性以及食品安全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的结论,换言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越严格,消费者越有可能购买可追溯食品,反之,则成为制约可追溯系统发展、信息有效传递的因素。姜励卿(2008)[15]认为,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农户最终是否参与追溯的行为仍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而农户收益不高成为制约信息有效传递的关键因素。赵荣、乔娟(2011)[16]通过理论及实证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指出了农户对于追溯农产品不能实现优质优价的担忧是阻碍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胡求光等[17]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实施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激励与监管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的成本增加及技术标准的缺乏是对企业参与可追溯体系、信息有效传递最主要的负向激励因素。施晟等(2008)[18]通过调研考察,开发出了一套集追踪功能、物流功能、财务功能为一体的系统,并在这个过程中归纳出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三方在信息传递中存在的问题,结论如下:①小规模种植,对单个农户监管成本过高,从而导致农户上传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测量。②企业为避免损失,有积极性参与能找到责任人的追溯行为,而对于需要复杂操作、往往意味着产品召回的跟踪行为则没有积极性参与。③消费者投诉和反馈困难影响信息的使用效率。
3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学界目前在此领域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尚不丰硕。已有的研究都集中在数量经济学领域,其中应用较多的是逻辑(Logit)回归,通过计量方法来获得经济学模型,探究对各经济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的激励机制模型所立足的视角是各异的。
赵荣,乔娟(2011)[16]认为农户是否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是由其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效用水平决定的,即取决于农户获得的支付水平和参与食品追溯体系需要付出的成本。基于此,构造了效用方程,经过一系列的数理推导,得到了结论是:经济因素、农户特征、相关行为和认知程度及外部环境都是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
姜励卿(2008)[15]考察了蔬菜种植户参与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意愿问题,通过在对浙江省蔬菜种植户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他同样采用构造二元逻辑回归的计量方法来构造回归模型。与周洁红等取得成果不同之处在于,姜励卿认为,政府行为(支持政策、培训、宣传等)是现阶段推动农产品质量与可追溯制度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显著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是农户是否最终参与追溯管理,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决策、外界组织的压力和相关个体行为的影响。另外,参与产业化组织对于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龚强,陈丰(2012)[19]从供应链的角度入手,构建了一个存在消费者、一个销售商和若干个同质农场的供应链模型环境,结果发现由于目前消费者对可追溯性的认知不够,对企业参与和增强可追溯的支付不足,这使得利润获得十分有限且多集中在销售环节,这对上游农场和加工企业的激励是不足的。
4结论
目前,我国学界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这一领域的文献众多,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理论分析、追溯体系建设、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王可山,2012)[6],但对于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在可追溯体系参与成员中有效传递、如何有效激励信息传递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但很少立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来探讨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孤立地站在农户、企业、消费者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并且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使用的计量方法较为简单,其权威性、可信度不够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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