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在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票在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了说明用经济学知识无法预测的经济现象，可以列举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价格和不同货币间的相对汇率变动的例子。如果经济知识能拿来预测这些变量的变化，那么当今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会成为富豪。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这些都属于无法预测的变量。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一旦市场上存在能通过贱买贵卖赚钱的机会，交易员就会立刻用这些机会牟利。当所有的交易员都能高效地利用套利机会的时候，套利交易就无利可图了。如果一名交易员掌握了其他交易员不了解的内部信息，那么这名交易员仍然能够在特定的股票或外汇交易上获利。企业的管理人员有可能掌握某些内部信息，比方说本企业的特殊发明，并据此预见到企业的股价将上涨。当然，如果他利用这样的信息去买股票，就会触犯法律。某些政府官员可能知道本国货币短期内将升值，但是法律禁止他利用这样的消息卖空外币，买入本币。

同样，我再列举一些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例子，以说明能用经济理论加以预测的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里，消费需求理论能解释和预测对消费产品的需求。例如，在汽车需求上，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汽车的相对价格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是决定汽车需求的主要变量。汽车需求常用汽车保有量来衡量。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告诉我们当消费者收入变化1个百分点时汽车需求变化多少个百分点；汽车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此类似，告诉我们当汽车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汽车需求变化多少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用某个经济体的历史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计这些弹性。如果一个人能够比较准确地估算出未来几年中国收入的增速，那么他就能用模型计算出来的收入弹性预测中国的汽车需求。鉴于中国过去多年间收入增速的平均值都相当稳定，我们就完全能用模型计算的收入弹性估计未来几年的中国汽车需求。以美国为例，我曾在1958年使用这种方法准确地预测出1968年的汽车销量，该于1960年。近年来，中国的汽车需求快速增长，也能用这一方法预测未来的汽车需求量。

另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例子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解释通货膨胀有三个重要变量：货币供给相对产出的比率、去年的通胀率和去年的纠错变量。计算纠错变量时，要先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给与产出比率分别取对数，并计算两个经过对数化处理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实际的价格对数和用这关系求出的价格对数之差就是纠错变量。我于2010年在《经济通信》发表了《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实证研究》，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个等式。我曾在2002年到2010年间用这个等式成功地预测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而这个等式最早在1985年就估算出来了。1984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大幅增长，流通中货币增加了50%，当时的中国总理很关心通货膨胀的形势，并要求我估算1985年的通货膨胀，我在1985年7月估算了这个等式。我后来又使用2009年及以往年度的数据修正了这个等式，并发现自1978年的经济改革以来，等式中的参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些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都有记载。

总的来说，当经济理论能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时，经济学家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正如良医能成功治愈病人的疑难杂症一样，好的经济学家也能够做出精准的经济预测。

篇2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篇3

一、经济学和管理学

以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邦济世”的学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有四个基本特征或基本条件：人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这些需要的轻重缓急是不同的；可以支配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每一种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用途。所有的经济问题是以上述四个条件为前提的(郁义鸿、高汝熹，2003)，因此，可以说经济问题也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来得到尽可能多的产出，需要考虑哪些商品是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分析社会需求、需求的数量、需求的层次性，需要考虑用怎样的技术来生产想要生产的那些商品，使得生产成本较低，也需要考虑怎样进行收入分配较为合理，以便在宏观和微观上产生最大的效率。“经济”的本来意义就是节约，以此作为方案取舍的标准，可以选择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总之，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核心是将稀缺资源配置以产生最大效益的问题，其目的是揭示一般的经济规律。

管理学是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管理者对企业具体的环境进行分析，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形成计划，对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组织，并在生产中进行领导和控制的一系列活动，这有四层含义：管理是系列过程，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和协调，因此管理是动态的；管理的核心是达到组织既定的目标；管理达到目标的手段是运用组织拥有的各种资源，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必须优化资源配置；管理的本质是协调，过程的矛盾和不协调会成为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阻碍，管理就是要努力使成员能够协同行动而消除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阻碍(尤建新，1999)。而管理学就是研究如何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学科。

可以看出经济类学科是研究宏观社会、或一般微观经济主体活动规律的学科，立足于社会和一般企业，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达到社会效果最佳。而管理学是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活动，以达到企业既定目标的学科，它立足于企业内部，强调企业活动的过程。这说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立足点不同。

二、会计学属性的剖析

会计是一门计量企业管理活动的学科，牵涉的范围很广，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管理会计，一是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是对内会计，广义的管理会计包括普通成本会计，普通的管理会计和现在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会计，立足于本企业的日常管理，目标是对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进行考察，进行分析，为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提供信息，以便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因此它又是面向未来的会计，它所用到的大部分方法如普通成本计算法、普通成本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标准成本分析、资金预算、作业成本法等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是管理学的内容，因此管理会计属于管理学科的内容，对此大部分学者都不持怀疑态度；财务会计是对外会计，为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信息，很多学者对财务会计的学科划分感到困惑。

广义的财会会计包括狭义的财务会计、会计电算化、审计及财务报表分析等，只要分析了狭义财务会计的学科性质，其他学科的性质就迎刃而解了，会计电算化是狭义财务会计在计算机中的应用，审计表面上外在于狭义财务会计，但其实质是财务会计的延伸，其目的在于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鉴证，财务会计信息要使用，就要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因此这几门学科只是狭义财务会计的延伸，它同属于财务会计学科，只要分析狭义财务会计学科的性质，就可以得到其他学科的性质。

首先，可以从会计学科发展的角度和财务会计的立足点来考察。会计的发展是与企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早期的个人企业与合伙企业阶段，企业的投资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会计的目标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信息，对外会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这一时期的会计实质就是管理会计。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投资者和经营者逐渐分离，管理者为了向投资者反映受托责任，向投资者提供各种经营管理信息，而会计方面的经营管理信息具有量化性，因此会计信息成了管理者向投资者提供的主要信息，当然在此时投资者直接控制企业，他还可以直接到企业了解经营者对企业的管理状况，经营者向投资者反映会计信息也就没有那么迫切。随着企业经营的扩大，企业为了筹集生产所需要的资金，纷纷向银行借贷或者直接发行股票、债券，管理者除了向内部经营管理提供信息外，也需要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管理量化的信息。为了给管理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外部利益相关者只能相机干涉企业，会计信息成了投资者和经营者沟通的渠道。为了防止对信息判断的尺度不一致而出现争执，以及尽可能限制管理者对会计信息造假，需要对会计信息建立一个标准，这就导致独立审计师和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出现。公认会计原则的出现意味着财务会计从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成了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葛家澍，2004)，可见财务会计的目标也是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管理活动，只不过是信息的接受者从企业的内部转到了外部，并且对信息反映的方式和方法做了规范，但这种信息的转换，以及这种对信息反映的方式和方法做出规范是为了考察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其目标一部分也是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外部利益相关者接受了企业的信息后，就会利用所接受的信息做出利己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会促进社会资源的流动。促进社会资源趋利性流动，使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不是管理者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原始目标，其原始目标是如实地以货币形式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即提供会计信息，在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导致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对财务会计的属性，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综合美国一些权威文献认为财务会计是一个历史信息系统，它有四个根本属性：立足企业，面向市场；由公认会计原则(或准则、制度)对会计处理和报表编制进行规范；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引发的经济数据为会计处理的对象，最后产生反映企业的经营活状况及其结果的历史信息；财务会计和报告，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它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财务的(葛家澍，2007)。

立足企业说明会计活动的对象是企业，会计活动的边界是企

业，反映的是企业管理活动结果的信息，面向市场则有两点含义，其一是因为企业是在市场中生存，企业离不开市场这个大环境，离开市场这个大环境的会计反映信息就不能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其二是财务会计反映的信息具有经济后果，能促使资源的趋利性流动；由公认会计原则(或准则、制度)对会计处理和报表编制进行规范则保证了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以企业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引发的经济数据为会计处理对象，产生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状况及其结果的历史信息，则表明会计反映企业的管理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学科，它立足过去，面向未来；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财务的则表明财务会计提供的是货币数量化信息。从这些方面来考查，财务会计属于管理类学科。

其次，可以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内容来进行考察。基本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创造社会节约以及解决社会效率问题，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两大分支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变动，研究就业总量和失业率的变动、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问题，研究经济的开放、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等，并以收入和就业为中心，因此也往往被称为收入理论和就业理论，而这些只是会计处理的对象企业运行时的环境；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主体和单个市场的活动，其试图建立关于这些单个经济主体行为规律的理论，来阐明生产者如何组织生产、消费者如何决定其购买的商品数量和商品组合，其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要素报酬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经济福利理论，而价格是其核心理论，因此它也被称为价格理论，这些是一般企业运作规律。而传统财务会计是考虑怎样提供企业管理活动量化的信息，它与收入理论、就业理论及价格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从这方面看，传统财务会计不是经济学学科。再从管理学来看，管理学是企业管理当局站在企业的角度，面对企业所处的环境、企业自身的特点，扬长避短，进行计划、组织，决策、控制等过程，其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财务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企业管理的状况，为企业计划、决策提供信息，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会计信息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当局，会计是企业管理活动的有效组成部分，更属于管理类活动，为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服务，会计学研究的是如何真实地、可靠地反映企业管理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学科。从管理学与经济学学科内容来看，会计学是管理类学科。

财务会计的基石是会计要素，有学者认为财务会计要素的定义借鉴了经济学概念，认为会计属于经济类学科，而不是属于管理类学科。但从财务会计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可知，企业的管理活动具有经济后果，财务会计要素采用经济学概念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管理活动的经济后果，促进社会资源趋利性流动。但企业的管理活动是微观经济活动，任何管理活动都具有经济后果，管理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管理自身的活动是计划、组织、领导及控制，研究收入、就业及价格均衡等规律不是它的主要问题，财务会计借鉴经济学概念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与经济事实相符合，正确反映企业管理活动，不符合经济事实的反映是无法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也无法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此会计学学科的构建要大量借鉴并使用经济学知识，如对会计要素的定义就借鉴了经济学的概念，对会计进行监管的制度、准则的设计也要符合经济学原理，对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要考评，这些都是为了在利用会计进行管理时要符合经济规律，但这些改变不了反映为管理活动及其结果的属性。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当前会计研究的一个热点是经验会计研究，并对会计研究中的问题提出各种假设，收集各种数据，建立模型，然后应用数理经济的研究方法，对其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因此认为会计是经济类学科。诚然，用数理经济学研究会计问题确实是个热点，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学科属性。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能丰富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并不能改变本学科的属性，经验会计研究的对象还是会计问题。事实上会计学的发展常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如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大量借鉴了金融学和投资学知识，社会责任会计借用了社会哲学方面的知识，新出现的法务会计大量引用了法理学方面的知识，除了会计理论的发展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之外，会计的应用也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如会计电算化是会计与计算机的结合。这些借鉴和引用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会计学的繁荣，如果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多角度审视会计，不借用其他学科知识发展会计，会计学恐怕会走向灭亡。

从以上分析可知，会计学包括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属于管理类学科，它既不是经济类学科，更不是介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一级学科，但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要面向市场，财务会计反映的对象企业管理活动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它反映的结果要符合经济现实。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目前许多财经类院校纷纷设立会计学院，使其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并列，因此应将会计学科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级学科。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财经类院校开设独立的会计学院很大原因是因为目前会计专业是财经类院校的重要专业，其生源广，社会需求量大，学生就业形势相对非会计类专业比较乐观，而且会计学科的涉及面很广，既涉及经济、管理类学科，还涉及法学、哲学等学科，能带动这些学科的发展，与这些学科形成优势互补，因此，为了突出会计学的重要性并促进其发展，很多财经类院校开设独立的会计学院。事实上我国存在特色的财经类院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外很少有特设的财经类院校，其通行做法是在大学中设立商学院，并在商学院下开设会计学专业，商学即中国的管理学，设立商学院目的是为企业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我国设置独立的会计学院并没有改变会计专业的管理类学科属性，事实上有些综合类院校因为学科门类齐全，为了便于学科的建设和管理，将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放在一起，如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但这些院校并没有否认经济类学科和管理类学科的非同类学科属性。

三、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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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受到的影响

新经济环境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化，所以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创造推动经济的发展，所以现代企业的运营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企业不能够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变化，那么将会使企业风险增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为了避免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在这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投入巨大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但这会使企业成本增加。在新经济时代下，由于便利的网络信息掌握及时有效，能够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度，对各方面资源信息获取更加及时，节约了大量资源，降低了经营成本，风险也随之降低。此外，新经济环境对企业的决策和一些生产模式都有影响，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生产，减少了滞留等，有效的降低了成本，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应得到提高，促使企业的运营管理不断完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收益[1]。

二、新经济环境下的财务与会计变革分析

在新经济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在对待财务的会计的观念上和概念上也有所提高，对传统的模式进行了改进，形成了适应社会经济模式发展的新观念，与世界经济体质发展符合。

（一）财务与会计在新经济时代下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企业财务和会计的特点，这两者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具有主体性、盈利性。在企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再生产管理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相应的管理成本增加，交易成本是主要限制企?I发展的因素，这一直以来就是一对矛盾体。现在大多数企业和社会经营团体的财务和会计制度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在新经济环境之下受到了挑战。在现如今，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网络经济交易的发展，这对交易是一种极大地变革改进，是一种创造，方便了交易，极大提高了商务贸易行为的效率。电子商务发展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所以成本降低，交易率提高，企业的结构和运营也在不断的变化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内部机构发生巨大的改变，管理成本等有所下降[2]。

（二）在新经济时代下财务会计在供求方面变化

传统经济是现有财务会计的基础。但是在新经济环境下，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因为网络的原因，有些经济理论不适用，传统的财务会计难以维系。在新经济时代下，具有共享的特点，这样的背景下，边际效应的成本降低，对于有些产业，能够实现收益最大程度的提高。这样的情况下，财务于会计的重点和目光应该放在新的供求关系和收益变化方面。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和技术，所以企业对人才引进和新的技术革新要予以关注，建设企业的技术团队，增加企业人员的福利制度，这样有效的调动了工作的积极性，对企业的收益具有促进作用。当然，现代股票的划分管理，实行相应的制度之后，财务与会计也将面临新的问题。同时，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讲求技术科技的融合创新，区别于传统的经济运营模式，企业的风险随时随处存在，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人员在这些方面，需要做好评估和及时处理问题[3]。

（三）新经济环境下财务主题内容的变革

在以往的经济模式下，财务受到限制，在新经济环境影响下，由于科技充当主体，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的的界限也不再明显，所以财务主题也发生了变化，现阶段，财务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相关利益的综合，其中包括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这是新经济环境下企业财务的主题。同时在财务内容方面也发生者一系列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技是新经济时代的主体，是生产要素，企业原来的物质资本变为知识资本。第二，技术科技在当前时期的投入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的产业技术投入方向逐渐转向人才市场。第三，知识资产变成企业管理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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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激励范畴划分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激励范畴应该包括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具体可以划分为：权益层、经营层和操作层。

1．权益层

权益层指通过对企业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与非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法定途径获得企业所有权的整个群体。在通常情况下，权益层即企业所有股权持有人。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企业终极所有者，即其对企业的所有权以最高合约——产权的形式受法律保护。通过产权合约而享有包括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权在内的一组权利。(2)承担最大的不确定性。权益层不从公司中支薪，其惟一的收益来自企业生产经营的剩余利润。当企业经营好时，其是最大的受益者，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其是最大的受损者。权益层也因此成为与企业相关最为密切的一个群体。(3)高流动属性。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保证了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这一群体的可流动性是最大的。特别是企业上市后，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等同于企业权益层的流动性。

权益层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企业激励安排的主体，委托合约中的委托方。在企业激励过程中，一切的激励安排与机制设计，权益层的取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现代企业中，权益层绝对性的主体地位已大大地动摇，主要是因为权益层的分散与流动性，使其在执行主体责任时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委托给董事会。股权高度分散的现代企业，在资本市场高流动性的条件下，权益层并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群体，经常不能独立而一致性地占据传统的主体地位。这一切，在权益层内部对于权益层的个体而言，后者不得不经常在“举手投票”无效的情况下，“用脚投票”，即卖掉股票走人。也正因为这样，使权益层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企业激励的客体对象。对这一阶层激励的目的是保持其对企业投资的兴趣，并积极参与企业的治理与监督。

2．经营层

经营层指在企业中专事决策、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等职能的群体。这是现代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事实上的控制者。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学中，常将经营层与“企业家”，或人联系在一起，而管理学中则常理解为企业管理者。在经济学理论中，对于企业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认同的概念。但可以用是否遵循市场均衡的观点来判断这一理论对企业家理论的认可与否。如果遵循市场是均衡的观点，则认为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自动均衡，那么企业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正因为如此，以完全市场为前提假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完全抛弃了企业家的概念。相反，马歇尔、科兹纳，奈特、利本斯坦、舒尔茨等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是非均衡的，企业家有使市场趋于均衡的作用。对于企业家角色的资格问题，各经济学家也各执己见，如张维迎认为只有有一定资本的人才有资格充当企业家，资本是反应一个人经营才能的重要信息，而熊比特则只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方面认定企业家资格，甚至认为企业家具有一种凌驾于市场结构之上的“超人”的力量。不论如何，对企业家的行为特征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方面，即机会敏感性、创新性、承担风险和挑战不确定性。相对而言，管理学中的企业管理者容易被人将之与“企业保管者”相联系。虽然如此，企业管理者应该是一个较企业家更为宽泛的概念，企业家包涵在企业管理者其中。我们将能以市场机会为驱动力，战略性地果断决策，有效进行企业组织与控制激励的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确定为企业经营层范畴。

一般而言，经营层都是在企业支薪的，同时，享受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政策。如上所述，企业经营层对企业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企业激励的主要对象。

3．操作层

操作层指在企业计划范围内，负责企业技术创新，生产服务等具体操作环节的所有人员。在具体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除经营层以外的所有人员。这一群体数量多，占企业人员比重大。现代企业生产组织正从传统的串行生产向并行的团队生产转变；从高度专业化分工向以单元独立与协作完成特定任务的形式转变。因此企业生产的方式变化了，企业操作层的激励也面临新的挑战。另外，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而企业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往往是由企业技术人员完成的，建立良好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之，现代企业对敏捷制造、个性化服务的追求，需要激发身处企业生产服务第一线的操作层每个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上述三个阶层已没有明显的分界线，通过员工持股(ESOP)、经理层收购(MBO)等等途径，企业经理或员工既可能属权益层又可属经营层或操作层。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分析运用于各阶层的激励制度与方法。

二、制度安排与激励途径

根据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激励理论研究成果，企业整体有效激励可以通过：产权合约、组织设计以及各种报酬与补偿计划的制定等三种途径来实现。

1．产权合约

由于产权合约是企业合约中的最高合约，这一合约的受益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终极所有者，因此是最具激励效应的途径和手段。一般来说，产权合约最重要的激励对象是企业投资者，即权益层。这种激励是通过强调产权持有人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而实现，这正是产权经济学派所推崇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产权合约正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企业经营层和操作层的激励。对这两个层面的激励是这样实现的：

首先，产权不再以简单的现金或实物资本的投入数量来确定。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使经营层和操作层凭借其技术、能力和经验等获得产权成为了可能。这种对企业经营层和操作层人力资本定价，并赋予产权的过程就是一个有效激励的过程。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是直接授予，更多的是运用现代企业激励设计的创新手段，如针对经营层的“股票期权”(ExecutiveStockOption，ESO)、“激励期权”(IncentiveStockOption，ISO)；针对操作层的“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StockOwnershipPlan，ESOP)；以及经营管理层融资收购(management-buyout，MBO)等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使企业经营与生产服务等人员能够持有企业产权，达到“持恒产者，有恒心”的目的。

其次，产权合约被分解成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两个子合约。在这样两个子合约中，企业产权被分割，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在不改变产权归属的情况下，通过合约的形式，分配给企业经营层与操作层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构成对经营层和操作层的激励。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的创新已极为丰富，如虚拟股票计划(PhantomStockPlan)、股票增值权(RightofStockValueAdded)、影子股票等都是在剩余索取方面以合约的形式，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前提下比照产权激励模式设计的激励措施。还有许多以企业业绩为基础的剩余分享安排，如业绩期权(PerformanceStockOption)，经济增加值(EconomicValueAdded，EVA)等等。

2．组织设计

相对于产权激励而言，组织激励是一种内部激励。其主要对象是经营层和操作层。一般可以从组织制度、组织结构和生产组织模式几个方面进行组织激励的设计。由于企业组织制度在各国公司法中或企业章程中都有较明确的规定，其可以弹性设计的余地小；现在最具激励意义的组织制度研究是关于“分享制”的讨论，分享制是指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制度的安排，让不包括企业投资人在内的企业相关人员享有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力，从而达到激励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目的。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成功的企业可以实证这一理想的激励型组织制度安排是科学有效的。这里主要就组织结构与生产组织模式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与讨论。

激励型组织结构创新的方向。(1)扁平化。在信息时代，传统的层级组织之所以僵化失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拥有庞大的中层。实际上，中层的膨胀部分是取决于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组织规模扩大的相应举措，部分是由于组织各层次对增加下属、扩大管理控制权的自身需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得庞大的中层显得越来越不重要，通过减少层级组织的层级，对传统的中层进行削减和瘦形，将会使传统组织中高耸的金字塔结构扁平化(flatten)，这能增加组织的灵活性，更便于激励与控制的实现。(2)合作。传统组织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分工和专业化。通过分工提高工作效率的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一结论在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它在工业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但是，并非所有的分工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过多与过细的分工还会导致组织生产的非效率。从激励角度看，这种非效率可能来自对单调工作的厌倦、工作的疲劳与压力等。分工过度也使协调的成本越来越大。伴随着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产品与服务中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知识?返纳头竦奶峁┰嚼丛奖硐治恢趾献鞯慕峁皇欠止さ慕峁?3)以人为本。在传统的组织中，是按照这样的一种逻辑来组织生产的：根据环境因素来确定组织的发展战略，根据环境的发展战略来构建组织的结构，设立相应的职位，并赋予一定的职权，然后，再根据各职位对人员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来聘任相应的员工。但这种方式的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即员工是被动地被安排从事某项工作，不能发挥出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是知识最重要的开发者和载体，也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因而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调整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改善和提升员工的需求，促进员工的沟通与合作，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此基础上的模拟分散管理、事业部及超事业部结构等就是沿上述组织结构创新方向而设计的。超事业部是在传统的M型结构基础上，在总部和事业部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称之为执行事业部或超事业部。超事业部实际上是在分权基础上实行必要的集中，由超事业部对几个相关的事业部进行统一的领导，整合几个事业部的力量，充分利用几个事业部之间的资源共享和资源优势互补，在开发市场和开辟市场等方面，激发各单位互助的愿望，进行互助的活动。

生产组织模式基于激励目标的创新。生产组织的激励创新最主要的方面，是从过去传统串行的生产方式向并行团队生产方式转变。传统流水线式的生产组织模式使生产效率大幅度地提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这种生产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其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第一，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假定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是无知的，工人如同机器一样只能听任摆布，地位极其低下。亨利·福特就曾说过：“我要的只两只手”，完全把工人当作工具，置工人感受于不顾。从根本上限制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第二，这种生产组织模式由于追求的是产品、成本，因而，过分地强调分工精细化和专业化，每个人仅仅熟悉自己狭窄专业范围内的知识，对于其他人或其他生产环节的工作一无所知，长此以往，养成了生产、管理人员的封闭、狭隘、片面的本位观念，不利于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激励整体企业员工。第三，这种生产组织模式把人看作经济人，认为人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因而必须对生产工人采取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总之，浓厚的雇佣文化和等级制度人为地设置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劳资对立情绪，不能适应现代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生产组织的要求。团队生产组织又被称为“并行生产组织模式”，是应信息技术、新制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团队生产的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和亨利·福特流水装配线生产观念中，注重的是提高个人技能，团队只是一组具备同样技术的人，共同完成一个部门的工作任务，其作用是指导和协调该专业范围内的技术工作。团队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导入不同专业技术或功能的人于同一团队中，等同于工具箱的概念，其中的每一件工具的用途不同，经搭配起来则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尤其配合同步工程的事实，这种团队或专家组发挥了极大的效能。第三阶段，在戴明与朱蓝等质量管理大师的全面质量管理(TOM)观念的引导下，团队观念又融入了顾客的需求，强调一切以客为尊。团队不仅要跨功能部门建立，还要因顾客的需求变化而改变。在这些观念的引导下，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基本元素由过去的个人，部门变成为团队，一些公司企业纷纷建立以顾客为核心，以作业活动为基础，以生产流程为中心，以自主管理为准则，以利益共享为动力的团队生产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又有效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团队生产组织要求每个队员都具有共同的基本技能，共同的目标，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合作意识，又拥有必要的决策能力和调控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企业生产组织的柔性，降低组织的脆弱性，减少了组织对个别专业人才的依赖性。

组织激励的最大特点，一是其更加能结合各行业、企业自身的特点，灵活自主地进行一种规范具体又具制度意义的激励安排。二是在产权不明晰(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转型国家)的企业，或国有、集体以及非上市等企业内，仍能通过组织的设计进行清晰的权与利的调节和分配，从而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

3．补偿计划

补偿计划是根据管理学特别是管理行为学理论的要求，针对企业内部人员是“社会人”的基本假设，提出在正常薪资以外进行对企业人员全面补偿的措施，其基本依据是补偿理论。该理论是在综合各种管理激励理论的基础上，侧重研究如何将各激励因素通过一定的途径得以实现，并在纵向横向进行丰富和发展。补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雇员为企业所作的贡献给予回报；对员工过去的学历、技能、经验等给予补偿；对员工及其家庭未来的生活、学习、发展等进行保障。

补偿制度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设计，即经济与非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又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直接经济补偿指个人获得的工资、薪水、佣金及奖金和其他可变现的资本权益(如股票)等。间接经济补偿是指所有直接经济补偿以外的各种补偿，如保险计划：人身、健康、医疗、意外灾害等；社会援助计划：退休计划、社会保障、伤病补助、教育补助、员工服务等。非经济补偿指和工作有关的激励因素。它包括工作和工作环境两个大的方面内容。如工作方面：有趣、挑战性、责任感、褒奖、成就感与发展机会等；工作环境方面：合理的政策、称职的管理、意气相投的同事、社会地位的标志、舒适的工作条件、弹性时间工作制、缩减的周工作时数、共担工作、自助式报酬等。为保持企业补偿计划的竞争性，企业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员工的特点，针对员工工作的理由与需求，制定恰当的一揽子补偿计划。经济补偿因为其直接、可观察和具有强的现实性而始终受到企业雇员的关注，是最重要的补偿。经济补偿既和企业组织有关，又和社会劳动力市场有关，还根据工作性质和个人条件不同而呈现差异。目前，在经济补偿计划中，以业绩为前提的奖金与提成被当前最为广泛地运用。

三、企业整体激励框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企业需要激励的对象，可以划分为大的三个层次：权益层、经营层、操作层。这三个层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某个人是企业内的员工，属企业操作层范畴，但他因为持有公司股份，又享有权益层的利益。作为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更是如此。他有可以持有企业较多的股份而属权益层，甚至进入董事会。

产权、组织、补偿等激励制度与方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对现代企业完整的激励体系。由此可以构筑如下企业整体激励框架：(略)

除了上述各激励途径和方法之外，企业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激励因素。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在讨论激励问题时流行分析“分粥制度”。这个典故讲的是有一个数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自私的，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在没有计量工具的状况下分食一锅粥。为了能公平分食，他们设计诸多制度如：指定一名专业分粥的人；一人分粥一人监督；轮流值日分粥；对于分粥，每人均有一票否决权；成立一个分粥委员会等。经反复实践后，大家发现这些制度或者成本太高，或者效果不好。最简单且低成本的制度是调整取粥的顺序安排，即只要让分粥人最后取粥，就可促使分粥公平。这是个典型的“经济人”或“自私人”假设条件下的制度安排。而如果在一个具有互助友爱、团队合作精神为企业文化的企业内，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此，企业文化是其他激励制度与措施的大环境与背景，它涵盖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企业的各个层面。

参考文献：

[1]Berle，A．A．andMeans，G．C.，1932，TheModem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Harcourt，BraceandWorld，Inc.，NewYork；revisededition1967．

[2][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吴叔平，虞俊健．股权激励[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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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孙倩，湖南城市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硕士，湖南益阳413000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87―04

目前我国高校教学中双语教学已经成为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教育部在2003年提出加强大学本科教学的12项措施，其中要求各高校在三年内开设5％～10％的双语课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外引学科，本身的特性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决定了其采用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在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采用双语教学模式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既是国际经济理论本土化的一个过程，更是我国培养出专业人才国际化的一个过程。因此，积极探索“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措施，推进“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施，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快培养优秀经济专业人才意义重大。

一、当前双语教学的主要模式

国外提到用第二种语言(非母语)来培养和教授学生大都使用Bilingual Education的提法，Bilin－gual Education直译应该是双语教育的意思。而国内更多的是采用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的说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讨论得比较多的双语教学模式大抵有以下六种：隔离式语言补救模式(Segrega.ted Language Redemption)；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母语发展性双语教学模式(Language Development Bilingual Educa－tion)；综合式丰富双语教学模式(Integrated－En-richment Bilingual Education)；双向式双语沉浸教学模式(Two－way Bilingual immersion)；“新殖民”式双语教学模式。这六种双语教学模式都是针对学生入学后的整个教育情况来讨论双语教学模式，它包含所有的学科教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比如这六种双语教学模式中目前应用比较成功的隔离式语言补救模式和综合式丰富双语教学模式，都要求学生沉浸于外语环境中，所有的传授、教学、沟通都使用外语，完全摈弃母语的运用。目前在欧美地区和香港地区大抵都是采用的这两种双语教学模式。再比如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它是指学生在学业起始时为了不致掉队，首先是通过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结合，最终过渡到纯外语教学的一种双语教学模式。因此实际上前面讨论的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模式更准确讲应该是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模式，它是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业始终的。

双语教学模式的探讨不是针对学生的整个受教育过程，而只是针对单一的学科授课，因此双语教育模式与双语教学模式从所涉及的范围来讲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根据单学科教学过程中外语的使用情况，双语教学模式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维持式。该模式比较强调在学习专业课时，主要用母语来理解专业知识和交流，而个别术语用英语来说明。这种模式其实与真正的双语教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实应该是专业外语教授的一种模式。

(二)过渡式。该模式是适当地用母语教授课程，教材、板书、笔记、作业等使用英语，而讲授时母语与英语较为灵活地互为主体语言，便于英语为非母语的教师教学，也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三)沉浸式。这种模式要求在授课期间全用英语进行教学，包括讲授、教材、板书、笔记、作业、讨论等等均用英语进行，母语几乎不在课内使用。香港地区的大学教育是采用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内地的一些知名高校也在逐步开展采用这种模式实施双语教学。

二、地方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模式选择

选择适当的模式是双语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地方本科院校尤其如此。地方本科院校选择双语教学模式必须从自身的现实基础出发。选择合理的双语教学模式。和知名高校相比，地方本科院校还存在一系列的差距，从实施双语教学来讲，最现实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生源的差距和师资水平的差距。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尤其是内陆高校，生源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听说能力，由于缺乏专门的针对性的训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师资水平方面，由于受学校地理位置、知名度、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教师中海归人员以及知名高校毕业的硕博士生的比率相对较小，因此，教师中既精通专业知识，又能熟练运用英语的教师比率相对较小。

鉴于上述实际情况，地方本科院校实施双语教学必须意识到双语教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授专业知识，而提高英语水平，吸收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则在其次。尤其是像“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专业基础课，从课程的重要性来讲，它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是后续专业课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继续深造，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项目。从所教授的学生层次来讲，基本都是甫入高校的大一或者大二学生，他们的大学英语才刚刚开始，词汇量相对较小，学习习惯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高中旧有的围着老师转的习惯。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不应该刻意追求全英文教学的完美形式，应以过渡式的双语教学模式为主，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决定双语教学的程度，并注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英文教案，英文板书，要求学生尽量用英笔记、做习题，但是专业知识的讲授要依据学生的接收情况，采用中英文讲解，在初学阶段中文比重稍重，让学生逐步适应之后，在依次过渡到英文比例较重或者全英文教学。

“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模式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确定、双语教材的选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流程的制定等诸多方面，且要素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三、地方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双语教学有别于传统教学方式，它的教学目标除了专业知识目标之外，还有语言目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西方经济学”的传授对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经济学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西方经济学”一般分为两个学期分开

教授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相对也比较难。而对于管理类其他专业，“西方经济学”一般是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合在一起教授，大部分学校是48课时或56课时。由于双语教学中所用教学语言为非母语，初次双语教学选在非管理类专业相对容易些，也符合循序渐进的要求。因此专业知识目标只要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比如微观部分包含价格理论(静态部分)、消费者行为理论(基数理论部分)、生产理论(短期部分)、成本理论(短期部分)、市场理论(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部分)；宏观部分包含国民收入的几个核算指标、总供给和总需求、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等等，以及培养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双语教学的语言目标要区分于专业外语的教学目标，不仅要能够掌握“西方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还要能够用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西方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还要逐步培养经济学专业的英语思维习惯，以后能够更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国际前沿理论。

(二)双语教材的选定。目前市面上“西方经济学”的英文教材很多，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文原版或影印版教材，比如曼昆所著的《Principlesof Economics》，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著的《Eco-nomics》第16版等，这类教材完全依照英语国家的习惯撰写和排版。还有一类是国内出版社购买版权出版的双语教材，内容基本不变，但是考虑到中国学生的需要，在重点和难点处进行了中文注释，比如布拉德利・希勒所著、王福重所译的《Essen－tials of Economics》等。考虑到英文教材篇幅很长，大一学生的词汇量还相对较小，地方本科学院实施“西方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可以选用希勒的教材，这本教材篇幅在英文教材中还算比较适中的，用词遣句也还比较浅显易懂，教材内容覆盖也比较全面，不仅注重对传统经典理论的介绍，而且还附有大量的案例分析。但是几乎所有的外版教材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都存在两个较大的缺陷。(1)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与国内的优秀教材如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等相比，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学生往往难以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结构和脉络，也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2)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由于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都是由西方经济学者编写，所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所使用的案例也均为西方国家的情况，故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具体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因此，教师最好是结合内版教材的内在逻辑结构来讲授“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同时最好向学生提供一套只有理论介绍的逻辑清楚的英文讲义，一定要让学生明白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条件许可的话，尽量争取编写一本符合中国国情的英文案例结合基本原理进行讲授。

(三)教学方法的采用。“西方经济学”实施双语教学由于受到教学语言的限制，许多学生存在着畏难的心理，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1)注重背景知识的介绍。许多高校的学生反映“西方经济学”实施双语教学，上课听不懂，不知所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学过英语的国人都有深刻的体会，无论是听还是看，如果有相应的背景知识，理解起来就会容易很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介绍背景知识。前面一、二次课，汉语比例稍重，从宏观上整体讲述西方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以后每一次课结束的时候，都对下一次所授内容的背景知识进行简单的介绍。在每章结束的时候，也对每章的内容进行总结，同时注意引出下一章要介绍的内容。为了保证教学效果，背景知识的介绍，汉语比例可以稍重，内容总结应尽量采用全英文讲授。(2)尽量多采用图表。“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学科，数学模型非常多，在对模型进行介绍时应该多采用图表。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供给模型，宏观经济学中的AD―AS模型等，图表表达更形象直观，既可以避免复杂的理论阐述，又可以绕开语言障碍，再配以数学公式来表达就可以清晰明了。(3)运用案例法与学生互动。师生之间开展互动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应该在课堂上多开展案例讨论。比如讲授信息不对称理论时讨论二手车市场，进而讨论股票市场；讲授搭便车理论时讨论老年人保险问题；讲授产权理论时讨论牛吃比邻谷子的问题等等，通过讨论案例，既有助于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培养了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支持系统的利用。国外原版经济学教材不仅内容更新频繁，而且配套教学资源品种丰富。有些出版社还专门为某本教材(如曼昆所著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布拉德利・希勒的《Essentials of Economics》等)设立专门的网站，有许多免费的资源，如课堂演示文稿、习题库、教师手册、教师资源手册、教师演示手册、学习指南、录像资料、阅读材料等。国内也有许多网站如经济学教育与科学论坛等可以免费下载经济学资源，有知名高校老师的课件、讲稿，甚至还有国外高校教师讲授经济学的视频资料。目前各高校纷纷开展精品课程建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国家教育部确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的十门核心课程之一，许多知名高校都为其建设了精品课程，课程网站上有大量精彩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实施“西方经济学”的双语教学都非常有帮助。

(五)学生测试体系的建立。建立测试体系既是强制培养学生兴趣、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老师获取反馈信息，以便可以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重要来源，因此学生测试体系的建立应该贯穿教学的全过程，并且采用多样化的手段与方法。(1)为了克服学生的畏难情绪，应该坚持多练习、多鼓励。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多提问，鼓励学生用英语回答，每一个内容结束要给学生留有练习，要求学生一定要用英语作答，老师在聆听后或批改过程中，要注意多看到学生的进步，多鼓励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克服其畏难情绪。(2)为了及时获取反馈信息，应该将学生测试贯穿教学始终。应该告诉学生，课程的最终成绩是综合评定的结果，综合评定包括平时成绩、期中小测验和期考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的课堂回答问题，课堂的分组讨论，课后的作业完成等等，教学过程中最好还能安排两次随堂小测验。这样就可以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以让老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教学步骤。(3)考试试卷的制作应该突出专业性。检验学生最终还是要检验其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顺带检查语言能力，因此制作考试试卷时，要尽量减少语言障碍，最好加重客观题如选择、判断、改错等的分量，主观题也最好少出论述题、简答题，尽量侧重

于计算题等，让学生不至于因为语言基础而影响到真实成绩。

四、对地方本科院校实施“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地方本科院校实施“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为了充实学校的双语教师队伍，学校在引进人才是应该对口语好的专业教师予以适当倾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选送英语基础比较好的专业教师到英语系国家的相关大学专门进行所任课程的培训。如果条件有限，也可利用高校本身的外教资源对教师进行英语口语集中强化训练，或者为拟进行双语教学的老师开办各种活动开展英语交流，以促进教师迅速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专业外语水平和外语交流能力。

(二)完善双语教学过程管理机制。地方本科院校实施“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一定要重实效，不能流于形式。这一点地方本科院校最好有一整套完善的双语教学管理机制进行监督和激励。除常规检查督导外，还应针对备课一授课一讨论互动―作业一考试的全过程，制定规范、规程和双语教学质量标准，提出具体要求，并定期检查教材的处理、教案和课件的质量、教学语言的取舍趋势以及教学任务的完成等情况。在双语教学活动的管理和评价标准中，均应突出其双语特色。另外，由于地方本科院校的种种条件限制，双语教学确实是一件内容新、份量重的工作任务。因此设置双语教学激励机制对双语教学人员进行业绩奖励，是教学过程管理链的重要环节。双语教学课时权重增加有利于鼓励授课教师的工作勇气和工作热情，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在评先、评优、评职称和出国交流等工作中，双语教师都应该占有比重或优先考虑。

总而言之，与国内知名高校相比，地方本科院校实施“西方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存在着许多先天的劣势，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积极汲取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璐，赵若英.国外双语教学模式的比较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03，(16).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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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层管理人员医药行业薪酬管理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中国市场医药已完全放开，竞争愈来愈激烈，医药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加入WTO，国际上最大的25家医药企业已经有20家直接或间接通过独资、合资、合作以及收购兼并等方式进入中国医药市场，这些国际医药大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销售理念、技术研发、管理方法长驱直人、抢占市场，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我国医药行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拥有医药企业近3500家，竞争非常激烈。医药企业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面临着两种重要资源的竞争：一是自身技术装备、资金实力的竞争；二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的竞争。

薪酬管理制度对人力资源竞争的影响乃至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质疑。作为企业核心人物—企业高管人员，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及留住他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中国。在这“春雨欲来风满楼”的季节，中国医药业已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寒意。

落后的销售理念、薄弱的资本实力、外资公司的业务抢夺和精英人才的纷纷“外流”，使中国医药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国企业界高管人员又不断出现震荡，使笔者对中国企业现有的高管人员激励机制产生反思。如何利用薪酬杠杆，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的高管人员是薪酬管理的重要目标，也是目前中国医药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现状与分析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5年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目前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收人36万元，平均薪酬最高的是医药业。平均年收人超过50万元的行业有5个，依次为：医药68.6万；电力64.7万；汽车61.9万；冶金57.8万和地产57万。这五大行业也是近两年景气度颇高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行业的前景都比较好，由于薪酬水平与所在行业景气状况的相互关联性，中央企业的老总薪酬也随之提高。

调查还显示，大部分行业的央企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比员工都高出10倍左右。医药企业负责人平均薪酬最高，其员工的平均薪酬更是遥遥领先，达16.5万。相应地，其高管与员工的收人差距亦排在倒数第二位，为4.2倍一。

《中国企业家))还对对100家上市公司(随机抽取行业龙头企业和2004年新上市的公司)2004年高管平均薪酬水平进行了分析，医药行业以其良好的稳定性排名第四。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现在的大环境下，医药行业由于其较高的销售利润率和成本利润率，高管人员薪酬水平总体较高。但高管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人差距较小。这种较小差距的收人很难达到企业的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判断高管人员收人的公平性主要根据收人的“外部市场竞争力”和“内部差距。在医药行业，央企高管人员薪酬平均水平和跨国公司(中国区)以及民营企业相比，还是比较少的，这是缺乏外部公平；另外，医药行业的央企内部高管人员和普通员工收人差距仅为4.2倍，这与国外企业的最高层和普通员工的固定薪酬收人差距是20-30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内部公平很难保证，高管人员的个人绩效和对企业的贡献难以充分体现。

此外，对所披露的薪酬数据，没有区分“固定薪酬”和“变动薪酬”。这在一点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企业对高管人员长期激励的忽视，一方面说明我们高管人员薪酬在宏观上缺乏政策的支持，比如股票期权的限制和证券市场的治理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薪酬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比如高管人员的绩效评价、公司治理的完善和薪酬制度的合理制定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总结以往的管理经验和教训，充分认清现状，还要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着眼于长远的目标，制定合理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三、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分析

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因素。

3.1医药行业特点首先，医药行业是属于营利性组织，高管人员的薪酬一般是按照会计计量的绩效来确定；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每个企业的薪酬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是外资企业最高，民营企业次之，最后是国有企业。其次，由于医药行业发展潜力巨大，行业的景气度较高，因此，给予高管人员长期激励(股票和股票期权)以留住企业的关键人才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

3.2医药行业高管人员供求状况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一种商品如果供不应求，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由于高管人员是特殊的职业阶层，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先天的自然察赋加上大量的后天教育、培训和实践的投资，因而决定了市场供给的有限性。但市场对高管人员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虽然医药行业的人才结构是以销售为主要阵营的行业，但管理人才的缺乏也给医药行业参与国际竞争造成了阻碍，也促进了高管人员身价的提高。如果一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达到了市场均衡，那么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格也会趋于稳定，企业在制定职业经理人薪酬时会考虑同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以实现薪酬的外部公平，增加薪酬的市场的竞争力。

3.3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法玛(Fama)提出的证券市场效率理论认为，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市场，证券的价格会对任何能影响它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股票价格既充分地表现了股票的预期收益，也反映了股票的基本因素和风险因素，所以任何人想通过这些有关信息买卖股票以获得超额收益是不可能的。高管人员薪酬体系中的长期激励效果都与股票市场效率存在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股票价格不能反映了全部与公司有关的信息，高管人员在获得股票期权奖励后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波动，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对公司进行评价的作用，也能反映高管人员的经营业绩。这样，企业在进行高管人员薪酬设计时，可以依据高管人员的努力所反映的实际业绩制定合理的薪酬水平。

3.4高管人员绩效评价高管人员的评价标准有会计标准和市场标准，市场基准原则具有较强的激励与监督作用，使经理人所追求的利益能够与所有权人的利益更趋于一致(Finkelstein&Hambrick,1989)。但是，研究显示高管人员较偏好采用会计标准原则，而所有权人较偏好采用市场标准原则(Gomez-Mejia&I3alkin,1992)`5。会计基准原则下，高管人员能够进行内部会计报表上的操作，提升其绩效表现；市场标准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所有权人而言，市场基准原则相对而言更有助于他们监督控制经理人的行为表现。另外，非财务性指标虽难以衡量，却更能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也在高管人员绩效评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经理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创新、客户满意度等指标在多因素绩效评价模型中也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可以弥补财务性指标的缺陷。绩效评价的过程的科学性，专业的考核人员和规范的考核制度也影响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定。

四、构建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的建议

根据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现状及其分析，考虑到影响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因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构建中国化的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

4.1增加基本工资在总薪酬中的比例，合理引入长期激励机制由于医药行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企业的业绩会处于一个平稳阶段，因此，股票期权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可以增加基本工资在总薪酬中的比重以满足高管人员的需要。但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医药企业来说，长期激励机制是留住关键人才的重要手段。股票期权能使高管人员成为企业剩余的分享者，把企业经营成果在所有者与高管人员之间进行最优的分配，并由双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从而诱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做出符合所有者目标的行为选择，使经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与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目标相一致，即实现二者间的激励相容。

4.2加快医药行业高管人才市场的建设一个有效的医药行业人才市场对高管有很强的激励约束效应。市场竞争和制度约束不但使得经理人的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还促使高管人员努力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包括医药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道德素养等，通过市场的监督和制约，高管人员的目标函数也与企业的经营目标趋于一致，并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声誉，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减少短期行为。这样，企业也具有了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

医药行业人才的匾乏并不是短期现象。长期以来医药商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在制药行业大量涌人外企之后，医药分销业仍然没有开放。7年前中国刚刚开始对内开放医药商业，正式的对外开放是从2003年开始。封闭的环境使得医药商业长期停留在指定批发和门店销售阶段，自然不能吸引人才。要加快医药行业高管人员(包括生产管理人员、销售管理人员等高级管理层)人才市场的建设，必须完善相应的机制，比如人才测评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信息流动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等。人才测评机制可以保证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正确评价；人才流动机制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息流动机制可以增加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市场约束机制可以减少人的非规范行为，从而减少成本。其中，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内在统一的，缺一不可。约束机制强调的是内在的约束，而不是外在的约束。比如，具有激励性约束效用的股票和股票期权就是一种内在的约束，而那些制度或者契约都是外在约束，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约束作用。

4.3加强信息披露程度公平性，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对于上市公司就是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应具有充分性，并且其披露的内容对所有信息使用者来说是公平的。它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司的会计信息必须充分、真实、及时地披露；二是此信息必须公平地披露给所有信息使用者。假设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某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能公平地在信息使用者之间进行披露，则每个投资参与者从该信息中获取的超额预期回报为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披露相对于投资者是公平的；反之某会计信息事先被少数人掌握，则他们就会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来操纵证券价格，谋取暴利而使另一些人蒙受损失，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

证券市场的低效率主要来自于我国制度的缺陷，当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之时，制度建设的步伐却没有赶上来。作为制度建设的主体，政府有必要加大市场制度建设，增大市场容量，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缩减起步较晚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之间的差距。市场自身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作为制度安排的主导力量，为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要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矫正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推动证券市场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4.4科学评估高管人员绩效要对医药行业高管人员进行有效的制度监督和约束，首先要建立一套高管人员绩效评估体系。由于企业的高管人员有较大的控制权和较高程度的自由决策权，科学的评估体系将成为高管人员管理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企业成熟的、系统的绩效评估体系，以提高我国绩效评估的科学性。首先是根据医药行业的经营特点明确高管人员的角色和责任。不同的行业，高管人员的关键责任会有所不同，对医药行业来说，除了营利外，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其次是确定业绩目标、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业绩目标应与企业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相结合，评估标准也尽量客观、公正，评估方法的选择可以根据高管人员职位的不同来确定。最后，评估程序的公正也很重要，因为这将决定被评估者对绩效评价的认可和评价以后自身修正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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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理论与财务管理目标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与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中普遍认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源头。因为社会资源被分散地掌握在不同的消费者手中，为了生产出能满足人类多样化需要求的产品，就必须将处于分散状态下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这就形成了以通过集中资源生产社会所需产品为己任的企业（王国顺，2000）。新古典企业理论将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其功能是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以一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一定的产出。该理论认为代表性企业是生产者的研究对象，并假设生产者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是利润极大化的行为，追逐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质。而企业的财务活动是指企业资金运动全过程中进行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管理活动，其实质是以价值形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综合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取决于企业的目标。利润是企业补充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源泉。利润最大化目标假定在企业的投资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行为将朝着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二）委托理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 委托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不满于企业“黑箱”理论，开始深入研究关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在标准的委托模型中，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委托人与人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存在目标冲突，但他们之间又需要相互合作。第二，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人有信息优势。在一个契约中，发出要约的一方或主动缔约的一方为委托人，而接受要约或被动缔约的一方为人，契约的目标就是在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

恩拉恩・埃格特森认为当委托人赋予某个人一定权利，一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人受契约制约，代表委托人利益，并相应取得某种形式的报酬。委托关系是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所结成的一切契约关系。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契约或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工作由受托的经营者负责处理，基于委托条件下的受托的财产责任，经营者应最大限度地谋求股东或委托人的利益，而股东或委托人的利益目标则是提高资本报酬，增加股东财富，实现权益资本的保值增值。

在公司治理中，为了解决问题，使委托人与人的目标趋于一致，就要对人进行监督，要制定一些制衡的制度，来确保他们不会滥用权力，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就是通过财务上的合理运作，为股东创造财富。股东财富也称股东价值，是企业所有者（股东）预期的未来收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股东财富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股东财富的增加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与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来衡量，它被称为“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权益市场增加值是企业为股东创造的价值。

（三）契约理论与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契约理论由科斯

（Coase，1937）开创，认为企业不再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缔约人是向企业投入各种资本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层、债权人、职工、供应商、政府有关部门等。由于交易费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存在，使得企业契约不完备。不完备契约使得剩余索取权与剩余分配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显得至关重要。剩余索取权是指在契约中事前不能明确规定的那部分索取收益的权力；剩余控制权是指在契约中事前不能明确规定的那部分控制权的权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要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展开进行，企业追求的应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企业是多边契约的集合体。布莱尔认为公司的出资不仅来自股东，而且还来自公司的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和客户等，只不过后者提供的是一种人力资本，公司应该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公司。依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原则，利益相关者通过分析剩余索取权获得利益，通过剩余控制权相互制约，而不再是由股东独享。而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就是考虑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基础上增加企业长期总市场价值，只有当参与企业的各方利益都实现了最大化时， 资源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 只有当每个企业的资源配置都达到了帕累托效率时，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二、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

（一）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所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及决策风险不同，企业目标不同，而财务管理目标服务于企业目标，所以企业为适应环境的改变，要选择符合当前阶段发展水平的财务管理目标。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发展阶段分为四部分：创建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不同，企业所选择的财务管理目标也不同。

（1）创建期――利润最大化。创建期一般是在企业新建及成立的头两年，企业生存的“土壤”是市场，此时企业正逐步认识、适应市场，产品销售波动大，现金流量很不稳定，资金筹措与安排的能力不足。当期阶段企业的基本目标是生存，利润是企业补充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源泉，所以应选择利润最大化作为此阶段的财务管理目标。

（2）成长期――资本利润率最大化或每股利润最大化。此阶段企业迅速扩大资本，投资主要是生产经营性地，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持续增加；市场份额逐渐扩大，现金流出大于流入，销售额迅速上升；筹资状况比前期有改进，且需求较大；为确保提升竞争力而支出的员工培训学习和广告宜传费用大幅上升，但企业总成本增加速度降低。这时财务管理目标应是资本利润最大化或是每股利润最大化。

（3）成熟期――股东财富最大化。进入成熟期后，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减少，投资呈多元化趋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销售量稳定，市场占有率比较大，利润最大；净现金流量达到最大，有充足的现金流，筹资能力强；此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会考虑一定地社会责任，维护其在社会上声誉，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多财富。因此，企业此时的财务管理目标应定为股东财富最大化。

（4）衰退期――企业价值最大化。成熟期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企业没及时调整业务或增加新产品，原有业务也在市场上无竞争力，逐渐被新产品所取代，利润逐渐下滑，现金流不再充裕；为寻求新的增长点，盲目投资，资金链断裂，企业经营面临极大风险。此时，企业要转变观念，调整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价值的重新增加。与创建期不同的是，企业此时已有稳定的客户群，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结束，这个阶段关键的是研发投入，新产品或新业务的推出。所以，在保证利润增加的同时，仍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此阶段财务管理目标可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或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可分性、可发展的基本特征，企业应确定一根本性目标，然后根据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及理财环境选择合适的财务管理基本目标，根本目标为企业发展指明方向，基本目标则服务于根本目标，以实现财务管理的良性循环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治理模式 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与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这样一些问题，并认为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张维迎，1999）。公司治理模式是企业的运行机制，一种治理模式代表着一种理财环境。财务管理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同的治理模式，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家族模式。

（1）“股东至上”的英美模式。在英美国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实行监事会制度，股权分散；劳动力市场发达，雇员与企业关系松散，更加关注当前的薪金；债权人关心企业经营业绩，一旦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也可以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得企业并不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东利益至上。而且，资本市场发达，企业以权益融资为主，股票价格能有效地反映企业业绩。所以“股东至上”模式下，财务管理目标多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2）“共同治理”的日德模式。英美单边治理模式不同的是，以日德为代表的国家除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企业的股东多是法人，股权相对集中，股票不经常转换，股东重视企业长远利益；实行主银行制度，是银行控制主导型，每家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支持，许多银行既是企业的债权人又是股东，银行与企业保持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固而密切（袁建国，2005）。同时，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雇员关注企业发展前景。可以看出在这种“共同治理模式”下，企业不仅关注股东的利益，也会重视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如债权人、雇员、政府等。与其治理模式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目标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或是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3）家族治理模式。在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里，企业所有权或控股权主要是由家族成员控制，其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企业决策被纳入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中的家长一人做出决定。经营者受到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与约束。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提高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亲和力，减少内部摩擦。同时，在东南亚，许多家族企业都涉足银行业，银行服务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为家族的其他系列企业服务，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约束较小。在“家族治理模式”下，企业的目标主要是保值增值，财务管理目标倾向于利润最大化。

（三）其他影响因素 无论是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还是企业治理模式，都会考虑其所处理财环境，比如说宏观经济政策、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实施、管理决策机制等等内外部的因素。而今，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社会已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据世界银行估计，1950～1970年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0%，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贡献率比例高达60%，进入90年代，这一比例超过80%。也就是说物质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知识资本的地位则将相对上升（周丽芳，2005）。根据企业理论，企业是多边契约的集合体，人力资本是契约的一方，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所以，财务管理目标逐步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三、结论

在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处于“弱式有效”的水平，股价很难公正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上市公司比重小，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例仍然较大，政府对企业存在干预。一时间，企业无法采取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且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可分性、可测量性。企业先根据其治理模式选择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在根据不同生命周期确立基本目标、具体目标，逐步实现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冉光圭： 《企业理论演变与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财会通讯》（学术）2005年第4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王国顺：《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理解与修正》，《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4］王庆成：《财务管理目标的思考》，《会计研究》1999年第10期。

篇9

关键词：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发展

一、引言

实证会计研究的提倡和发展给中国会计学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十几年间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经历了从空白到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发展历程。实证会计研究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意义不可低估，而熟知其历史和发展过程是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实证研究方法在国外已经日渐成为主流研究范式，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仍处于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严重脱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国的权威杂志及知名学者纷纷提倡借鉴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多搞切合实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这些为实证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自实证研究方法被正式介绍至我国学术界，至今已经历了近20年的历程。在我国学者最初接触实证研究方法的阶段，他们的讨论大多还集中在对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吁，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原理，应用领域，研究的过程、研究的设计等方面的介绍。而此时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属凤毛麟角。以集中反映我国会计学科的研究状况，也代表着我国会计研究的方向、水平和发展趋势的会计类代表性杂志《会计研究》为例，1992年至1995年间刊登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仅两篇。而进入1996年，我国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有了很大的突破，仅1996年《会计研究》上就刊登了7篇实证研究的文章。自此我国对于实证研究方法已经从最初的介绍和推荐进入了应用和思考的阶段。进入21世纪，实证研究方法迎来了另一个飞跃，我国会计学期刊上发表的实证研究的文章比例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0年《会计研究》杂志上共刊登实证研究文章23篇，权威杂志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视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实证研究的发展，青年学者尤其是高校中的硕士生、博士生更是积极的对其进行学习和应用，将其视为研究过程中的必修课。我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逐步走向成熟。故而本文对我国学者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的综述也依照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程度来划分，分为1990年至1995年的介绍性的引入阶段、1996-1999年的初步的应用阶段、2000年至今的逐步反思进步走向成熟的阶段。下文谨以此为线索综述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 一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引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则为鲜见。随着美国实证会计研究渐渐成为主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会计研究领域内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的学者发现以演绎法为主的规范会计研究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开展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尤显迫切。有鉴于此，在90年代初，我国学者翻译了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正式介绍到中国，打破了规范会计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会计学界的权威杂志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实证研究方法介绍和讨论的文章。苏锡嘉、彼得.西得科（1991）将会计研究方法视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呼吁中国学者加强对研究方法的建设。文章系统的分析了西方会计研究方法的分类，引出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并系统的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这一在当时的中国会计领域还较少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指出西方实证研究的两大领域：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也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成为会计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与此相适应的会计研究方法也将成为提高会计研究质量的一个关键。他阐明了中国开展实证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切合自身实际的实证检验是学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为今后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初期应用指明了道路。苏锡嘉，彼得.西得科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中国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后的研究建议都对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肖泽忠（1993）首次对实证研究的过程和其中用到的技术进行了描述和讨论。文章依照实证研究的步骤逐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举例说明。在对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后他还列举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实例，为我国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这篇文章对我国的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方法的详细介绍为实证研究在我国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刘峰(加)、雷科罗（1993）在《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若干认识》中总结了我国会计研究当前的特征为：中国会计研究正从纯理论性研究向应用性研究转变；会计研究成果的实用效果差；不规范的传统研究方法在中国会计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为了验证以上特点，他还以1988年至1992年间会计研究上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为依据，从发表的论文数、学术论文研究的方向、列示了参考文献和资料出处的论文数、论文作者数这几个方面展示了当时中国会计研究的一些趋向。在这些数据的佐证下他指出我国的会计研究应重视实证研究的应用，研究中应重视实务化，增强会计研究的现实意义。这篇论文在提倡了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首先通过自身作出了表率。文章通过5年间论文的实际情况的数据，用事实验证了自身的观点，这在实证研究方法还没有得到较好应用的初级阶段将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渗透到简单的说理中，为接下来实证研究的开展树立了一个榜样。吴俊、段闻祥（1994）总结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会计研究的现状，即我国会计理论界尚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会计研究方法体系。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研究方法特别的推崇，导致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僵化；以及存在着滥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现象。这两者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形成。他们在指出了现状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几点想法，其中大力提倡中国会计研究应将传统的方法深化，并多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方法。文章的最后特别指出中国的现阶段应积极的将实证方法应用起来。虽然实证法有其缺点，但对我国当前的会计研究来讲是必要的。吴俊，段闻祥对于现状的总结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会计研究的软肋，点出了在我国推广实证研究方法的内因。该文献还理性的评判了规范研究方法的益处，提倡理性的对待规范和实证研究，勿区分其好坏而是各尽所用。

（ 二 ）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初步应用阶段1996年至1999年在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有了一定的应用成果后，我国学术界对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空前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观点已不再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简单介绍和倡导。更多的是解决中国学者在应用中遭遇的难题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考。阎达五、赵月园（1996）从历史的角度、逻辑的角度和国际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对我国近年的理论研究工作给予了肯定，但是外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仍需要我国学者不懈的努力。他们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的会计理论研究中还应当逐渐的扩大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摆脱个人的偏好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通过客观的分析比较，真正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还特别指出：当我们选择研究方法时，特别是在推崇某一种方法时要防止走极端，还是要按照的基本原理“具体间题具体分析”行事，要尽可能做到论据充分，以事实为依据，力求避免空议论。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我国学者仍不太了解，需要加强学习。秦荣生（1997）在《谈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中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规范研究的成果形态上的特征后，精炼出了我国在此阶段从事实证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对我国实证研究的开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陈小悦(1997)指出了财务经济学中的实证理论与方法的渗透带动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虽在不断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模型选择、数据采集、噪音的控制及清除等多种困难，但因实证研究能为会计理论的发展提供证据的支持、严谨的论证体系，以及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的结果转化为规范的指导。故而实证研究的开展是非常有其自身价值的。此时的中国学者已经从经验交流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实证研究方法，不再是介绍和解释，更多的是对实际应用的探讨。刘汝军（1997）总结了实证研究的应用领域及其主要结论。在总结的基础上他肯定了实证会计研究在说服力和对未来的预测方面的优势，指出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对于会计理论研究发展的必要性。但也列举了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种来源于研究方法本身，包括理论基础、模型选择、假设检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难以克服的缺陷；一种来自对实证研究的不恰当认识和应用所带来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还为我国实证研究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提倡我国学者应具体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命题例如：会计信息和我国股票市场的关系；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会计信息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计信息质量对股票价格有没有影响;制约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考虑的因素等。陈汉文、林志毅(1997）立足于方法论的视角，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历史流变、现存分歧及发展趋向作出探讨，得出会计理论研究最理想的选择是两种研究方法承认彼此的价值，并促进两者一定程度的结合。基于此观点以及我国长期以来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规范研究，发展实证研究对我国今后的会计理论研究健康的发展意义尤为深远。刘泽兵（1999）就实证研究的逻辑体系和其定位问题进行了简短精炼的探讨。他指出在逻辑体系中假设的提出和模型的构建都不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左右，这是规范研究倍受诟病但实际上实证研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因而在实证研究的定位问题上我国学者应该清醒的认识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将两者互为补充促进学术的蓬勃发展。初步应用阶段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讨论已成为主题。

（ 三 ）实证研究在我国逐步成熟阶段在2000年以后我国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的研究学者对实证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刻的剖析和更清醒的认识。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2000）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卢永华（2000）运用哲学原理辨析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从哲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层次和相互的影响作用。这篇文章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会计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刘玉廷（2000）认为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会计理论研究应当遵循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在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会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汤云为、赵春光（2001）除对学术界对实证会计的普遍问题进行阐述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我国当前实证会计所面临困难：最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波动很大，造成数据不可比给实证研究的样本选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样本的选取存在选择偏见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面对中国特有的问题时，找一个适合于中国现状的理论基础是很困难的；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股票指数，这也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不便；能不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统一指数来代表市场组合，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等。陈珉、孙铮（2003）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以及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批评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实证研究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广泛应用。当今学者要提高自己的实证研究水平，加强理论的积累。我国的实证研究既要适应国际研究潮流亦要适用于中国自身。他们从多角度对我国当前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大力倡导中国学者应该营造一个严肃、认真、科学、宽松的学术氛围，敢于批评和验证固有的理论，促进会计学术的发展。甘道武（2004）从会计实证研究的起点――假定前提真实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的真实性进行了讨论。文章在论述了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及假定前提的基础上强调了假定前提真实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还对我国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及资本市场有效性进行了考察，最终指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达到半强势有效，以及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依然严重，这些都影响到了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真实性。文章对于我国实证研究的起点――假设前提真实性的质疑和研究，非常值得我国研究人员深思。李连军（2006）对实证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及其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当前研究热点之一的公司治理中的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例来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标准范式进行了归纳分析。在此之后文章建议我国学者应从学习和完善实证研究方法入手，从模仿走向创新，开拓研究视野以促进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盖地、吕志明（2007）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二者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阐述。文章首先对比了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定位和发展轨迹，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指出了规范会计研究体系的演绎方法论至今仍统治着整个会计研究领域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证伪主义在逻辑上存在困境的现实状况。他们对我国会计研究提出了坚持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和谐发展，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并完善规范会计研究的建议。本文将目前会计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将二者的特点，使用范围，哲学基础，以及发展的状况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从辨证的角度看待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并用切忌偏颇，切忌谬误相关，切忌为了实证而实证，切忌重复模仿，切忌操纵数据对我国广大会计研究人员提出了倡议。陈孟贤（2007）系统全面的总结了西方会计研究方法体系，实证方法的应用和学术界对其的批评，另外引入性的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会计学者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还指出了中国的会计发展相对于西方的滞后性，建议中国的会计研究工作者现在若有超前性，在实证会计研究潮流还未完全过去的今天，便应该在取经于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同时，掌握西方学者现在已经探索的其它人文诠释研究方法，先知先觉地兼收并蓄各种方法的精粹，将中国会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带上更高的一个台阶。这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条捷径。杨雄胜、薛清梅等（2008）根据科学哲学的一般理论推导出一项有价值的实证会计研究必须具备三个前提:“逻辑前提”、“事实前提”及“研究条件前提”，构成判断实证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他们根据三项研究规范前提标准，对近20年国内外实证会计研究样本文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指出我国学者近20年来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绝大多数为不满足其中一种前提条件的论文，而三个前提条件均存在问题者为极少数。在总结了我国实证研究现状之后文章从实证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判断实证会计研究学术贡献的标准，减少研究的功利性目的，规范的会计学术成果这四个方面对提高我国会计研究质量提出了建议。文章对国内外我国学者近20年来发表的实证类文章的收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为我国学者认清研究的现状和寻找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于玉林（2009）在厘清有关实证、实证会计、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与局限。他提出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分别进行整合，形成系统会计研究;并主张以为指导，开展实证会计研究和系统会计研究。龚翔（2009）就我国1997年至2007年6月间发表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和《中国会计评论》等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从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管理会计问题、审计问题和会计规范问题等四个领域进行综述与分析。并在这四个大的领域中划分小的方向，总结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研究成果，并分析了各领域中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为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是对我国十年来开展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个详细的总结。从2000年至今我国对于实证研究的应用是日趋娴熟的，与此同时我国的学者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也空前热烈。会计学术界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对于缺陷的探讨、应用领域的建议等，更多的是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或深入到细节的探讨。

三、结语

中国的实证研究发展至今，我国学者对其的讨论从未间断过。热烈的讨论和普遍的关注使得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迅速的普及。然而，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也导致了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现在青年研究者们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但很多应用的模型是不适宜的，生搬硬套的。我国的部分研究已经进入了为了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怪圈，没有数据没有实证的文章就不可能是好文章的观点严重影响了青年研究者对待研究方法的态度。然而更多的会计研究者是清醒的，正如以上的文章中的观点，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现实的应用价值来讲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两者无孰优孰劣之分。只有将两者紧密的结合，在研究中兼收并蓄，规范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为理论的验证提供根据，才能让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健康的发展。我国的学者，尤其是承担着希望的青年学者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的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不抛弃传统，夯实理论基础，提高研究能力，搞切合我国实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真正的提高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苏西嘉、彼得・西科德：《会计研究方法――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

［2］肖泽忠：《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会计研究》1993年第6期。

［3］〔加〕刘峰、雷科罗：《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若干认识》，《会计研究》1993年第5期。

［4］秦荣生：《谈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5］陈小悦：《对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认识》，《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6］刘汝军：《实证会计研究述评及在我国应用》，《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7］陈汉文、林志毅：《对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思考》，《财经研究》1997年第2期。

［8］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我国会计信息环境的初步分析》，《会计研究》2000年第8期。

［9］卢永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会计研究》2000年第6期。

［10］汤云为、赵春光：《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会计研究》2001年第5期。

［11］陈珉、孙铮：《关于当前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思考》，《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

［12］陈汉文、林志毅：《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评析及启示》，《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篇10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概述

（一）金融消费者的界定

在讨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前，必须要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做出界定，确定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金融消费者的界定，争议最大的是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根据是否具有生活消费的目的，将金融消费者分为自然人，或不止自然人两种。第一种观点，金融消费者主要指自然人消费者。如英国 1977 年《货物买卖法》第12条、澳大利亚1923年《货物买卖法》和欧盟《EC 指令》均规定只有自然人才是金融消费者。第二种观点认为消费者不仅仅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也应纳入其保护中。如我国台湾地区1994 年修订的《消费者保护法》和韩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均采用了较为广义的消费者概念。我国的学者大多持第一种观点，如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我国立法实践便采用了这种观点，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二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第四条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做了统一规定：“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

笔者认为将其限定于自然人是很有必要的，而不应一味的对所有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方都进行倾斜保护，否则不仅加重了金融机构的责任，更是为某些投机者提供了渠道，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此外，还必须理清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关系，将一般金融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做出明确区分。一般投资者在交易中所处弱势地位与普通消费者是相同的，极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将其纳入金融消费者，但是专业投资者与消费者存在着本质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国应尽快量化和确定专业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从而提高这项规定的可实施性。

（二）我国金融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并且双方对于这种认识是清楚的。而市场主体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信息优势方损害弱势方利益，为自身谋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市场中的客观存在。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市场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成常态出现。逆向选择的最终结果是驱除良币，导致劣质品泛滥，道德风险衍生的则是卖方对买方的诸多欺诈行为。金融产品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其突出，一方面，部分金融产品被设计得高度复杂，有些金融产品的风险通过复杂的金融工程设计而被隐藏起来，不仅普通消费者甚至专业投资者也难以识别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正因如此导致了许多劝诱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在“自负盈亏”的交易规则下，金融消费者往往缺乏风险判断能力，因而在金融产品交易中非常被动。

长期以来，我国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却一直忽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直到2015年“E租宝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才引起了高度重视，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而这些都仅仅是原则性规定，且级别较低，保护力度严重不足。鉴于此，建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来规范金融市场行为，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必要。

二、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分析

金融消费中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极其普遍的，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更加明显，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金融机构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金融机构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资格，掌握较多的金融产品信息，所谓术业有专攻，处于金融交易中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为了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资信较好的金融机构来管理，还需要向受托方提供自己的基本信息。

（二）金融消费者缺乏相关的金融知识

由于金融知识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实践性非常强，如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和业务流程，金融产品的运作机理和风险防范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想要了解和掌握这些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付出却远大于收益下，大部分金融消费者选择不去了解和掌握。

（三）金融产品的特殊性

在传统实业中，消费者能够对产品性能、价格和质量等因素进行亲自考察，从而获取可靠的交易信息。而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信誉和产品质量的了解是通过其提供的产品说明并运用自身知识对金融产品性能进行判断。因此，金融机构可以轻易地通过提供虚假的产品交易信息等不正当手段来欺骗金融消费者。

（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不可分割性

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和说明是分不开的。随着网络的发展，某些业务虽然可以提供自主服务，如自动柜员机可以提供日常现金的存取和转账，如网上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介绍并可以根据指示进行购买和使用等，这都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介绍和服务，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取相关信息，也无法确保其真实性，因此极易发生金融机构为了一己私欲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金融消费者搜寻成本高

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和洞察力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除此之外，金融消费者想要掌握和金融机构等量的信息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搜寻成本。虽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多?N信息渠道，但其中真伪不明，鱼龙混杂，使得金融消费者获得的效益远低于这些搜寻成本，因此其宁愿承担其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

（六）金融机构的欺诈行为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刻意对金融消费者隐瞒或者提供虚假的信息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来追求己方利益的最大化。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只会向消费者透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如E租宝事件中，诈骗方E租宝平台构造假项目、假三方、假担保，披着合法经营的外衣，实则是利益至上的庞氏骗局。

（七）金融交易主体的数字化和虚拟化趋势

随着普惠金融的推进以及网络P2P借贷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交易将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效率大大提高，也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交易的参与者只是在线联络的两个虚拟的主体，如果出现恶意的交易方，其可以很容易地保持匿名或者改变身份，金融机构欺骗消费者的成本降低，选择欺骗的可能性增大。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尝试

通过对金融消费者相关理论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下文将从信息不对称的基础理论中寻找启发，尝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建议。

（一）信号传递机制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信号传递是指信息优势方通过某些信号向信息劣势方传递其私人信息以证明其市场能力。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知情的金融机构可能采取行动把他们的私人信息传递给不知情的交易方，从而改进他们的市场结果。例如生产厂家通过提供质量保证书来传递产品质量的信号等。在金融市场交易中，对信号传递机制的运用，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 构建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起着重要的风险防范作用，也是信号传递机制理论的应用。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应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披露信息的全面性，也就是，要披露的范围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各个方面，并且要注意披露不利信息；第二，信息披露的全程性，即披露行为必须贯穿交易的始终，交易达成后还需要提供定期和不定期报告；第三，披露信息的真实完整性，即披露的信息不得带有虚假误导成分，更不能披露有利事实；第四，披露信息的及时性，金融交易的形势瞬息万变，因此披露行为必须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做出；第五，披露信息的通俗性，即披露的方式应当采取通俗易懂的方法和语言进行说明。但是，对信息披露的边界必须进行明确限制，过度披露必会侵害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权和商业秘密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 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估体系

专业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的质量评估意见可以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建议和指导，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是金融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是其是否做出购买决策的指引。建立完整有效的评估体系，如贷款人的信用度等。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这些评估机构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在可信赖网站上这些评估信息以方便消费者查询了解。这样不仅有利于传递可信赖的有效信号，还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搜寻和鉴别成本，从而减少金融机构选择欺骗策略的可能性，更好的发展互联网金融。

（二）激励理论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激励理论使信息优势方尽量传递自己的私人信息，信息劣势方付出成本去甄别信息，减少逆向选择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不对称信息理论一定意义上就是激励理论。一方面，消费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诱使金融机构如实反映其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达到有效约束金融机构欺骗的目的，这就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显性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出于维护自己声誉或希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而选择诚信交易。因为金融机构虽然可以在当前阶段通过欺骗获得短期收益，但一旦欺骗行为被发现，消费者在以后阶段不购买该金融机构产品，他就会失去在未来交易中的收益，当金融机构的短期收益小于长期收益时，理性的金融机构将会选择不欺骗消费者的策略，这就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隐性激励机制。

1. 显性激励理论的运用，从立法层面加大惩罚力度

从立法上加大对金融机构欺骗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金融机构选择欺骗的策略的风险成本，从而使欺骗策略变得无利可图，金融机构就会选择诚信经营并如实反映其产品的相关信息。因此，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加强对金融机构欺骗消费者的惩罚力度，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如，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引入三倍赔偿制度，一旦发生欺诈行为，金融机构必须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如果不予赔偿则将每次欺诈行为计入不良档案中，激励金融机构采取不欺骗的策略。

2. 隐性激励机制的运用，健全诚信档案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数字产品的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事前伪装成本，提高了其身份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声誉和诚信等经营模式在阻止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象中作用的发挥，如一些证券公司在因不法经营被依法解散后原班人马改头换面再设立新公司重新进行不法经营等行为。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真实、及时有效的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档案记录，对其过去的经营信息，不仅是正面的、更重要的是负面记录通通予以记录，提高身份信息的可获得性，使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最优监督理论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增加在监督方面投入来获得更多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比如说，金融消费者通过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获得更多有关金融机构行动的信息，从而能够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与监督，但随着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监督水平的提高，监督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如“效率工资”就可以看作为企业为降低监督工人工作效率的成本而采取的激励办法，企业必须在支付较高工资与加强监督之间选择平衡点，从而使其监督水平达到最优，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1.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虽然2012年就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并随后制定了其相关职责，但至今收效甚微。加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本就混乱，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捉襟见肘，监管力量涣散，极易出现监督真空，难以全面的发挥其作用。因此需建立监管机构高层定期会晤制度，就一些新问题、社会重大影响案件进行交流和协调。此外，必须明确各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做到监管到位，只要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真正得到有效发挥时，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必会得到改善。

2. 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会等公权力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并将有关的金融信息共享给金融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在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消费者信息识别能力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如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消费者协会可以通过网络将其掌握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提醒消费者当心网上受骗，帮助提高消费者对网上信息的识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