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需求与供给 经济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由马克思马列部组织等提供，基于供给的具体内容而言，重点有马克思理论体系、思想政治讲座、思想教育活动等组织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需求者就是学生，对其的需求主要是为了形成政务额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按照平衡的价值理论，供给与需求可以平均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衡的数量与平衡的教育水平，例如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最大化的效用，形成越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最终的效用也会越高，如此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均衡，但普遍出现的却是不均衡。因此，要想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不均衡转化成均衡，关于这一点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要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更加深入的掌握与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与供给情况。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造性供给”缓解大学生“个体需求”扭曲问题

按照让.巴蒂斯特.萨伊制定的规律与学派的供应观点，供给可以创造需求。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性提供创造需求、引导需求，促进其能够积极的顺应大学生思维方面的特点与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在此过程中，重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是否具备创造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个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进行综合

现如今，高校教育政治教育学生的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扭曲问题，解决的方式需要凭借着社会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学生需求需要附偕缁嵝枨蟆P滦问葡滤枷胝治教育的重点任务应利用思想教育为大学生指引正确的道路，充分的指引学生了解社会需求，将社会需求转化成自身发展的目标，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教育需要将社会需求作为向导、促使学生加强规范自我需求，并根据学生个体的需求展开完善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需求与学生个体需求的综合发展。正如以上所阐述，思想政治社会方面的需求其实是根据我国有关要求创造而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供给，为大学生提供顺应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特点的产品，积极的弘扬学生个体的需求，将大学生个体需求消极的状态给予合理的抵制与开导，为大学生树立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体质。

（二）集中社会的力量，形成对大学生健康成长有利的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是以完善课程与教学课堂为基本理念，但是又不能局限在此基础当中，需要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外，一方面需要积极的发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各项学科的作用，通过全校教师与全部学科共同努力，采取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来有效的提升大学生综合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力量的整合，同时还要加强课外教育的力度，积极的为大学生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大学生进行课外教育属于一种对课堂教育的补充与延续，高效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加强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自主的参与意识。利用心理方面的主题座谈会，促进学生全面的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基础。还可以利用加强建设校园文化，为学生创造出健康、积极、高尚的文化环境，熏陶学生崇高的涵养品德。还可以充分的利用与学生家长和社区进行合理的沟通，为家庭与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且通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促使大学生全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三）推广素质教育的真理，加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现代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建设新型的国家，实现科学性教育振兴国家的策略的同时，必须加强素质教育的流力度。在加强素质教育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教育属于教育主体最佳的思想价值观。需要充分的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素质教育当中结合起来的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人文科学进行完美的结合，促使社会人文科学知识更具思想指南与灵魂，帮助传授知识这与接受知识者产生正确的观点与掌握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思想素质与识别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将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作为终点目标，更深层次的展开素质教育，促使大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相互协调的发展。根据党的十七届全会的相关要求中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的文化，这也能为其提供合理的发展方向，应加大力度宣传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出现的典型事迹，为学生供应更加优秀的文化服务。

篇2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篇3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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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伦理思想；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018-06

一、引言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企业伦理。管理学家则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和当代管理理论中，归纳和引申出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价值管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融入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生态管理、企业营销管理等理论中，以此求得企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而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则从德性论以及正义论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道德行为，并为企业的伦理道德决策提供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者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挖掘，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伦理问题，可以为企业伦理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看，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主要是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对经济主体的利润极大化进行效率分析。而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仅对资源要素等硬的方面的研究和关注是不够的，还应该将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这些影响企业乃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87）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学脱离伦理的研究现象进行了批判，并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进而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内容丰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现在，经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包括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从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归纳出丰富的伦理思想，从而，深刻揭示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即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样既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全经济学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企业伦理的启示面而又有意义。同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又让企业伦理的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支撑和更具实践的价值，为当代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

西方经济学学派中的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伦理有丰富和完备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蕴涵丰富的伦理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20世纪20年代，综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融为一体，创立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一开始建立就是以英国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为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可以衡量和计算，伦理则可以作为对幸福指数的衡量。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有满足和增进自己福利的欲望和目的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目的和欲望的达成，就获得了个人的幸福或效用。效用就是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概念，边沁所提到的效用就是福利，是指人们消费时所产生的快乐和幸福的心理满足感。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从个人的价值目标来看，效用是指个人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从社会的价值目标看，它是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尽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同时边沁将伦理道德放在个人效用的总和之上来衡量，认为只有使社会中个人效用之和最大的准则和行为才是道德的，并形成了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认为，与行为相关的感性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学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旧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等人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运用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采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使得边沁哲学原理中难以衡量的“最大幸福”概念则可用福利和效用来进行定义，并把自由、效率和公平分配作为三大社会目标，以此来评价和衡量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庇古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福利也就越大。由此总结出两个福利经济理论：一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即对于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即征收庇古税。而对边际社会收入大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则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鼓励，以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最优理论，即当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富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社会福利总量便会达到最大。而以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理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继承和吸收了庇古和霍布森等人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分配。帕累托认为，如果一种经济改变至少可以使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但不会使他人利益情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种改变是可取的，这被称为帕累托法则。而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标准作为福利经济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既是社会福利改善和改进的标准，又是福利经济学引入功利主义伦理理念的结果，也是福利经济学成为规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效率和公平问题贯穿福利经济学的始终，福利经济学上的“效率”是帕累托效率，是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新制度经济学就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度”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人都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且信息不完全。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存在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消费者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必然存在选择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则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同时认知能力又有限。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中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即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些系列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法律到特殊的细则，甚至到个别契约，均是正式约束，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生命力。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信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因素。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里蕴涵深刻的伦理思想。

除了上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伦理思想外，还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新近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对它有深刻的认识。还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人们普遍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清醒认识的时代，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生产活动给生态自然带来的不良影响，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将自然界看成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的观点，在坚持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马克思用实践观和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人化自然”观。马克思强调，形成与发展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同样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人适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自身进化过程；而人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具有能动性。自然的人化过程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使之适合和造福于人的过程。马克思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伦理问题上，有独特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均有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篇章。马克思提出，“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而自然界却是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受限制的和受制约的存在物。”明确了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统一，说明了人起源于自然界，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的活动不但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学科。人类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出现了近30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其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未及和触目惊心的。生态经济学还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及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揭示生态经济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以寻求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保持平衡的对策和途径。

三、经济学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必然要与外部和内部发生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中包涵着各种伦理关系。企业伦理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当代企业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企业生态伦理问题、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以及企业营销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可以从新的视角为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妥善处理好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将有利于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企业营销伦理问题和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是指企业雇员的权利问题。企业员工的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既有法定权利问题，也有道德权利问题。目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平问题和安全问题。公平问题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公平问题主要有歧视、用人不公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涵盖在企业的招聘选拔、薪酬设计、劳资关系中。而企业的安全问题是指企业员工工作场所安全伦理问题。主要有工作安全、工作压力等。企业的道德营销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营销的可控因素中——即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各个环节中。企业营销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企业不惜采用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去扩大产品销售，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为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和企业营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利经济学不仅把功利主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且将道义主义融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而道义主义是一种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伦理学理论，把义务和责任看成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道义主义的伦理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诉诸行为后果，而诉诸一定的行为规则，如原则、规范等此类道德标准。道义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并不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的。而是这个行为的动机、行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即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本身是否体现了一定的道德准则，一个行为的后果的善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行为具有正当性。同时，道义主义的伦理学把道德理性看作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强调道德理性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企业，如果以损害别人利益来增进利益，这都不符合道义主义原则的，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如果将这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那么很显然，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企业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两种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实际就是企业行为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从而为企业伦理的构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实际上在诺思的研究中，也肯定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他还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对制度和理性的投资来解释。㈣因而，企业仅仅重视内外部的各种正式约束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同样也要注重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约束力量的影响，大力维护企业的义务责任感和道德良心。而企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的产生。

另外，企业的生态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日趋枯竭。大气污染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虽有自然因素，但主要是人为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各种废弃物所造成的。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也是环境污染重要方面。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资源危机是指矿物、土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因人口不断增长和企业不断发展导致的逐渐显现出相对紧缺的趋势。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尤其非再生自然资源日趋短缺和耗竭。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企业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给资源带来了极大地浪费和破坏。马克思从“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整体系统思想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既肯定人在改造自然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同时又肯定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自然的责任；在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时，自觉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而从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来看，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生态伦理责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能同生态环境割裂开来，生产经营必须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生态思想和生态经济学可以为企业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实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会形成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经营哲学、文化传统，还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此获得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企业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伦理研究的起因是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兴起，企业不仅负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伦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深刻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企业伦理比纯粹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和更持久。企业如果仅仅以纯经济的眼光来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很难让企业取得理想的发展目标。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管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注意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的研究。因而，在企业的管理中，必须体现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这不仅表明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证明它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管理效能。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梳理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培养企业先进的价值观，以先进的价值观塑造优秀的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良好的企业伦理管理模式有利于解决管理活动中的道德冲突和矛盾，消除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和员工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等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对企业持续发展的制约。法国的Francoise QuaireLanoizelee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竞争协调一致吗？》一文中认为，打算制定企业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必然会面临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风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问题。其实，企业进行伦理管理，构建正确的企业伦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压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因此，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分析不仅可以为当今企业构建企业伦理提供启示，也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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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剩女;价格刚性;搜寻成本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129-02

一、现象描述

近几年,“剩女”一词频频现于网络媒体报端成为一个流行话题。何为“剩女”?所谓“剩女”,是通常把大都市中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部分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称为“剩女”。这里面暗含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大龄未婚;第二,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第三,生活在城市里。据此界定,我们对“剩女”下一个定义: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通常指30～44岁)女性。

“剩女”这种称呼,让人感觉好像这些单身女是被人挑得剩下来的似的。男人找不到对象,打“光棍”,自古有之,不以为怪,但女的也被剩了下来就让人觉得奇怪了。据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男性总数比女性多3700万,那女的怎么还被剩下来了呢?有点让人迷惑,感到不解。

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人提出婚姻挤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谓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现象,当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大于需求,即出现男性过剩与女性短缺时,称之为男性婚姻挤压;反之,称为女性婚姻挤压。出现婚姻挤压,导致某一群体数量过剩,出现婚姻困难。目前中国的婚姻挤压现状,从总体上来说表现出一定的男性过剩(陈友华),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从出生性别比等角度进行了很充分的阐述。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剩女”的存在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其他学者提出剩女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传统婚姻的影响、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本身的个人条件、更有甚者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爱情心理错位等。

现存文献很少有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人手分析剩女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剩女”产生的原因分析

1.价格下降的刚性。传统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的时候采用均衡的概念,所谓均衡就是指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婚姻是男女的结合,从女性的角度来讲,男性作为需求方,女性作为供给方。既然有女性被剩余下来,说明婚姻的市场没有出清。

如上图所示,No为适婚女性的数量。在价格为P*时婚配市场达到均衡,O N*数量的女性获得了婚配,N*No为所谓的自愿单身主义者。当价格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P*,例如为P1时,就会有适婚女性的供给过剩,即所谓“剩女”的出现,用(N2-N1)来表示这部分过剩的数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过剩并不是女性婚姻挤压导致的绝对过剩,只是由于要价过高导致的相对过剩,或者说价格下降的刚性即不愿意降低价格导致的相对过剩。

现实生活中很多女士找对象的条件开口就是什么有车有房,家庭无负担,一步到位了等等。网络上曾经有人说适婚女青年制造了大量市场需求,推动房价上涨等等都是要价高的明证。所谓一步到位,也就是说别人结婚有的你也应该有,这个别人的标准可不一般,大都是指有钱人。在现今的社会要买一栋楼房,可能需要一个男性半辈子的积蓄,更不要说车了,有车有房对大多适婚的男子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这些条件对于一个普通的男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代价,价高则需求少,无人敢问津。并不是说女士们开出的条件没有人能达到,满足条件的人大多是只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可是这中年男人大都已有家室,或者说不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和财富最好合二为一是她们的最佳选择,但现实往往是白马王子与财富相分离。要求过高,导致她们被剩下来也就见怪不怪了。

2.搜寻成本过高。造成剩女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搜寻成本过高。哪些原因造成了搜寻成本过高呢?

首先,在大的都市里,由于分工的不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行业里工作,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就不多。充其量也就是和本单位的交流的多。所以,当出现婚姻需求的时候,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都是就近原则解决。当这种需求得不到解决的时候。这种需求的信息又不能很快的传递出去。距离半径扩大,传递信息就要增加成本。再者,在城市里竞争比较激烈,大家为了生计都忙碌着,充当媒婆的机会成本比较大,所以像农村那种专门媒婆的角色比较少,这种中介少了,无疑增加了搜寻的成本。虽然也有一些婚姻介绍所,但是它是一种纯商业目的的,大家也怕上当受骗。最后,虽然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信息,给人们的交流带来的便利,也应该可以从网络上寻找另一半,但是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很多,甄别信息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适龄青年找不到对象,不是说在供给方面出现了大的差异,而是因为能够认识的费用很高昂。

三、解决对策

1.降低要求。剩女要适当的放宽择偶的要求,建立新的择偶观念,降低择偶的标准。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如果没有从父辈那里获得足够的资助,要想达到有车有房等等如此的高要求,至少还要奋斗十几年。他们有学历,但是没有财富。他们的条件与剩女们的标准相去甚远,几乎没有交集。要想有交集,剩女们就必须降低要求。

从另一个方面看,剩女们的要求从表面看也只是一个初始条件。经济学认为初始条件对以后的经济绩效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并不是提高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同样,婚姻也是如此,要想以后有幸福的生活,对方的初始条件固然重要,但重要的在于婚后的共同奋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们也必须降低婚姻的门槛。

2.培育婚姻中介市场,降低搜寻成本。大力发展婚姻中介市场,为适混青年提供一个双向选择的平台。

时下在很多大中城市兴起的相亲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其大大降低了搜寻另一半的成本。第一,在相亲会上,大家的资料都很详细,举手投足就可以了解到。这样大大节省了搜寻的费用。更有甚者,有的男女都在场,大家可以很快的见面,降低了鉴别的费用。

其次,在这里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机会,觉得这个不行,可以再联系另一个。传统的相亲方式是介绍,当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之后,如果你不满意,还要等到有别人给你介绍另一个,这中间需要有时间的等待。这种等待有时候也是痛苦的,痛苦的代价在这里得到了减轻。

还有,在这里进行的一切交易都是合法的。市场,就是人们互通有无、通过交易满足各自需求的有形和无形的场所,或者说空间。谁也不会到市场来买已有的东西。所以说,来这儿的人,都是需求者,也都是供给者。大家的行为都是得到认可的。即使看不上对方,也只能说是没有缘分,说声对不起,不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在平时,没有这个市场的时候,要找对象的人也不知道去哪儿寻找自己需要找的人。和很多大龄青年谈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都这么讲:你总不能在大街上随便看上一个漂亮的或潇洒的,然后跑上去说要和人家谈恋爱吧!这样做,轻则被臭骂“耍流氓”,重则会被大家认为神经病。在这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降低了搜寻者的心理压力,这也是费用。

相亲会虽然在一些城市出现,但是每年组织的次数还相当有限。不仅商业机构要广泛的组织,而且各级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组织,毕竟这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相亲会并不是解决剩女的唯一形式,各种媒介都应该被广泛的运用,以降低搜寻的成本。

“剩女”不剩,需要整个社会和个人的长期努力。

参考文献:

[1]高丙吉.剩男剩女的经济学解释[N].经济学消息报,2009-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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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教学方式；主体作

用；课外活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

05—0081—01

思想品德教学是促进初中生思想品德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思想品德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兴趣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几点自身的体会。

一、 精心进行导入

思想品德课程并非一门单纯的理论课程，而是一门与生活实际、社会实际紧密联系的课程。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规律，要避免空洞说教，否则会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当代中学生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强的心理特点，教师根据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选取其关注的话题进行导入，能够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新课前，可先引导学生讲一讲自身的所见所闻，谈一谈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新闻事件的看法，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后再适时地引入新课内容。这样做，既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又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学习思想品德课程的价值。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在单一对象的重复刺激下会逐渐变得分散，一些新颖、奇特的对象则会引发人的高度注意。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教师一味地运用某种教学方式，将难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甚至使之产生厌烦心理。久而久之，他们原有的学习兴趣就会丧失殆尽。只有满足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他们的学习兴趣才会持久保持。为此，教师要从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需要出发，以学生能够接受、乐于参与的方式组织教学。如，阅读、讨论、辩论、游戏、角色扮演及模拟活动等。由于每一种教学方式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价值，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教学条件进行选择。每堂课应做到不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交替运用，不同章节的教学要尽可能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三、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独立思考。在传统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学生的主体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他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学习该课程的兴趣。当代中学生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强烈，他们渴望得到教师的理解与肯定。教师应把握好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深入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学习需要。在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应想方设法地调动学生当“主角”的欲望，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在教学中，我则力争每节课都为学生的尝试、体验和实践活动提供时间与空间。如，引导学生利用课前五分钟进行演讲。上课时，则留出部分时间让学生自学，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当小老师讲解课文。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为学生的个性展示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他们主体作用的发挥。

四、开展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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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110-01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多年来经济运行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经济危机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在就业问题上。2009届全国需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达600万人,2010年高达630万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厂企业设岗数和用人数量明显减少,招聘的门槛提高,本科生、专科生的招聘比例明显缩减,许多大学生对就业前景十分悲观。第二是专业选择上。由于财经类、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等的学生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相关专业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失去信心,认为自己目前所学的专业前景渺茫,学习积极性大为挫伤。三是社会实践上急于未成。由于用人单位的选择余地比较大,往往优先择录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造成许多学生更不安心在学校学习,而是热衷于进行社会兼职或提前实习,有的学生大二就开始提出实习。四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有的父母企业、经商亏损倒闭,有的父母下岗。他们无心学习,只想早点参加工作,甚至产生了退学的想法。五是一少部分学生由于看到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一些发达国家深受影响,损失巨大,从而对我国经济形势产生怀疑,甚至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缺乏足够的信心,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问题是严重的,形势是严峻的。积极关注大学生思想状况和学习生活状况,引导他们正确的认识和应对经济危机,增强信心,提高能力,迎接挑战,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工作的新课题。

一、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正确认识经济危机的本质,建立科学的信心

我们中国经济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与属性上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飞速增长,加之国家近年来,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由防止过热,到保增长,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维护全球经济秩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对外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增加了中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对内方面,国家投入4万亿拉动内需,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国家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复苏的势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树立信心的科学基础。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绝不可为“恐吓”学生认真学习,而一味强调经济危机的破坏和产生的严重影响,使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这样只会适得其反。要通过多种形势,如讲座、宣传栏、收集新闻数据,积极向学生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对抗经济危机所取得的成功,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战胜经济危机,保证国家繁荣的信心,从而对自己的就业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

二、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扬长避短,提高能力,化“危”为“机”

我们的高校近年来,在国家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大学生还是存在动手能力不足,忽视基础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等问题。在顺境中,大学生在社交、实践、创新、吃苦、好高骛远等方面的缺陷可能会被成绩所掩盖。但是在逆境中,这些学生的“短板”将会逐步显现出来。经济危机背景下,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也更高,素质要求更全面,特别是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更为重视。大学生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对自身进行一次全面的解剖与诊断,扬长避短,把危机变为机遇,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一是要提高专业能力,查漏补缺,弥补专业知识盲点,并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多参加实践活动。要深入到企业,了解行业企业相关知识,让自己尽可能深入的融合到自己的专业行业中去,实现自我增值。二是要提高职业素养即非专业能力,包括职业道德、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信息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这些都是单位进行人才选择与录取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当前,一个企业要渡过难关,更重视和强调团队合作精神、信息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而这些能力,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煅练和提高。大学生只有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充实自身,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逐步摆脱同质化竞争,从而为就业与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辅导员不仅要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更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大学生认识实践能力的重要,并在实践中去提高。

三、以人为本,关心和帮助学生,为学生排忧解难,营造和谐稳定的学习氛围

经济危机下,许多企业处境困难,许多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在社会上,有一股“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人人自危的暗流,这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人际关系在危机下的自然反映。实际上,要战胜危机,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作为大学党的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更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给予学生关爱和帮助。特别是对那些在危机中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的学生。更要让他们感受到集体和组织的温暖。辅导员要带领学生干部深入基层,贴近学生,主动为学生释疑解惑,排忧解难,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树立信心,营造和谐稳定的学习氛围。要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家庭和困难,有组织地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使他们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特别对一些因经济危机家庭陷入困境的学生,在经济上要给予支持,在精神上给予引导和鼓励。与此同时,也要引导学生磨练吃苦耐劳的坚强毅力,让他们认识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遇到困难,关键是面对困难的态度。俗话说,“吃苦是成人的门槛”,要把经济危机当成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磨砺。引导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做好吃苦准备,砥砺健全人格,磨炼坚强意志,提高心理承受力,这一点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赵天武,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缓解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07(1)

[2]朱正亮,大学生素质发展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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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2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18—0021—01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良好的思想品德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增值，而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享受着它的利息。”思想品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正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年龄小，缺乏社会阅历，辨别能力较差。笔者认为，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代新人，提高小学生的辨别能力，教师应注重发挥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那么，如何加强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呢？

一、构建良好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广大教师尤其是思想品德教师总是习惯以圣人、权威的形象自居，丢不掉尊者、长者及说教者的身份，放不下师道尊严的架子，舍不得一呼百应的威风。这会影响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顺利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基础。教师应努力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参谋和伙伴，无论是在教学还是思想品德教育活动中，都要把自己和学生置于平等的位置，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多一分关爱。作为思想品德教学的组织者，思想品德教师应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们在主动参与教学、充分展示自我的过程中，心灵受到触动，情绪受到感染，情操受到陶冶。

二、发挥教师期待效应

思想品德教育是教师与学生心灵接触、情感交流的过程，而教师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师应发挥期待效应，这也是创设良好思想品德教育氛围的重要途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的思想品德是在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严格训练、反复强化与坚持不懈的结果。小学生年龄小，社会阅历有限，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如果不经过反复训练，则难以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课堂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阵地。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应要求学生树立良好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时间观念，遵守学校纪律，并时常对他们进行课堂常规教育，对学生如何上课、下课、回答问题及尊敬师长等，都要提出明确的要求。然后，进行反复训练，对做得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并让其示范给大家看。如果有学生做错了，则要求他们重做，反复训练，直到他们做好为止。在教师的严格要求和关心鼓励下，大部分学生都有信心和决心做好。久而久之，其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得到内化。少先队工作是小学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少先队活动中，辅导教师应引导学生全身心地参与，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和感悟，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从而把思想品德教育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此外，其他学科也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素材，如，数学教学在培养学生计算能力的同时，还能使学生养成认真严谨的习惯，体育教学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顽强的毅力、拼搏的精神。其他学科教师也应发挥期待效应，充分挖掘思想品德教育素材，配合思想品德教师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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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子；劳动说；生产与消费；节用说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过作用。对于指导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此应当以理性的目光，重新研究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墨子经济哲学思想产生原因

（一）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经济上：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大工商业暴兴。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取代分封宗法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士”。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诸侯征战，民不聊生。大量的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有不少小生产者――农民，小商人，小业主，手工艺人，遭受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小农阶级、小商业者、手工业者也迫切的需要一个代言人来为他们代言，由此，墨子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墨子的主体条件及其思想渊源

墨子是当时出身于手工业者的“士”，做过木匠，手下有大批可称之为“能工巧匠”的徒弟。他本人系统的学习了古代文化知识，从事独立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由于墨子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接触的人大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他深深的体会到下层百姓生活的疾苦和忧患。同时他也不耻于“王公大臣”的好战喜功与生活奢靡。他以“自苦为极”，决心“摩顶放踵利天下”。

墨子经济哲学的思想，应该源于尧舜禹和夏文化，同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而且墨子总是将当今的王公大臣和过去的尧舜禹汤文武作比较。庄子在天运篇有这样的论述“老聃曰‘禹之治天下，使民心竞，儒墨皆起’，盖墨起于禹”①。而在其《天下篇》中也指出“墨子称道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②所以后世的墨者大都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并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墨子生于鲁国，而鲁国是经过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教化的国度，墨子早年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是毋庸置疑的；当他发现儒家所维护的礼、繁文缛节，非一般民众可行，久丧厚葬，有违农事时，他便毅然背周礼而用夏政，开创一个简单易行的墨家学派，是很自然的。刘安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③“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④

二、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

墨子的经济哲学思想涉及生产、流通、消费诸多领域，较之儒家有许多精辟见解，集中于《节用》、《非儒》、《非乐》、《节葬》、《七患》等篇中。简言之，其思想要旨是发展生产，理性节约，目的在“利民”。

（一）墨子的劳动说

墨子将劳动称为“从事”，他认为劳动是百姓生存、种族延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能劳动，而动物只是被动的本能的去适用自然。墨子认为人必须“强力从事”，参加生产，才能获得生存；在生产实践中，墨子基于男女性别差异和工种的不同，提出了“分事”，也就是今人说的社会分工，“分事”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墨子看来，人人“强力从事”，人人各司其职，因而获得一定的回报，墨子反对不劳而获。

1.强力生产观

作为一个生产者，墨子明白物质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既是人类社会生存维系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动物只能本能地去适用自然，人类却能够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活资料。麋鹿、蜚鸟、贞虫之属“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⑤“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⑥墨子认为劳动是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成员都必须努力劳动。据此，墨子提出了“强力从事”的社会史观，提出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必须劳动。

墨子认为男子应当“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⑦，女子应当“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⑧。从“蚤出暮入”、“夙兴夜寐”，我们可以看出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靠时间的延长来扩大效益，这是原始的强化劳动的方法；“不敢怠倦”⑨，是对劳动强度的增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墨子将这两种最原始的方法用在提高劳动成果，满足民众的需要上。对以后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人类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生产的观点出发，墨子还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富足提高到了一国内政外交取得成功的基础地位上。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能解决好农民问题，谁就能使农业得到发展和繁荣，谁就能够巩固政权。

2.社会分工说

墨子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是想达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会劳动是必须的。但是由于社会的不同需要，地区物质资源差异，个人能力强弱等等客观状况，社会劳动实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分事”，墨子的分工既有社会分工，如工、农、商、吏等，“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⑩。又有一个生产单位劳动过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织，又有按各自的能力进行的分工。关于社会劳动进行分工，墨子坚持认为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进行的更为有效。具体地，墨子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是提倡各尽所能，各从其事，各守其职。其二是认为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提倡择贤使能，使人得其用，使人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劳动才能的长处。

由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男子力大耐劳，妇女心灵手巧，男女各自从事所适宜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墨子认为男耕女织这种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分工是合理的。分工合理，生产的效果也较为显著。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也可能按照生产劳动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分工，这有利于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劳动效率提高，墨子肯定了这种分工的合理性，“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B11。一种复杂的生产劳动被分解成若干简单的劳动过程，他们的操作技术就更容易掌握，个人的生产技术就更易熟练，这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然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一个人要想掌握各种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作技能，以满足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各自的能力进行社会分工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劳动分工。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W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B12。

3.反对不劳而获的获取观

墨子“赖其力者生”的主张是针对社会全体而言，不是局限于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小则偷人钱财，大则攻伐别国，墨子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参加劳动的道德，不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圣人之道。墨子认为，只有人人参加劳动，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劳者得息，真正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B13的民生三巨患。因此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人人必须参加劳动。

（二）生产与消费理论

墨子认为人们必须“强力从事”，大力生产来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又当适用生产的发展，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另外，物质财富不会自己增加，墨子据此提出“节用”的观点。

（1）生产与消费

墨子认为应当强力发展生产来保证消费，发展生产来提高消费水平。他主张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墨子在其文《七患》中用“为”和“食”概括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B14。从事生产的少，吃饭的人却多，就不可能有丰裕的年成。据此，若想保证和提高消费，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墨子常怀“昭昭然”之心为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忡。因此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B15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还举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政绩对强力生产的重要性加以论述。

墨子同时还认为社会和人的消费水平应当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提升，“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B16，衣、食、住、用、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个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一步步提高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首先必须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饱、暖、安，然后才能进行更高的追求，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人的生活必须逐步提高，而不应当追求超前消费，越级去追求不现实的生活享受。

（2）墨子的节用说

墨子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中，论述了衣食之属不会自然生出，而是依赖于人的劳动的观点；同时也论证了只有强力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各种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开源即发展生产，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不厉行节约，进行节流，物质财富纵使再多，也终将化为乌有，因此墨子十分注重节用。认为节用可以有效的利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凡五谷，民之所养也，君子所心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B17，物质财富的开源和节流相辅相成，才能使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得以充分的发挥其作用。

墨子强调节用是针对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背景下，要求贵族节用，对百姓来说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力者，圣王勿为”B18，“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B19。墨子明确地指出，一切工艺制品以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饮食只要能维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只要做到冬暖夏凉，穿着轻便即可，房屋只要能躲避风雨、能居住即可，车船等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在吃穿住用行方面，墨子坚决反对追求奢侈享受，以求达到社会全民的温饱，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视物质生产的开源，强调生活消费的节用。

墨子在其强力生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必须通过节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消费，其实纵观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墨子的生产论俨然成为节用论的附庸。墨子差不多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囊括到了节用之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法宝。正是由于墨子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认识。所以墨子主张在国家治理和经济领域提倡节用。那种不顾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和制约，盲目追求奢侈消费的行为，是亡国的罪魁祸首。“节俭则倡，佚则亡”B20，弱国国君横征暴敛，奢侈逸，最终将影响国计民生，导致亡国的厄运。据此，墨子分别在衣食住行方面给出了节用的准则。当然在衣食住行方面理性节约，并非是为了抑制消费，而是在消费领域杜绝资源浪费，更不是压缩消费，降低生活水准。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三、墨子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墨子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时代，但是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墨子经济思想的特色是重视生产，崇尚节用。

墨子的关于农事的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农业、耕地和粮食的足量供给是社会安定的产业，农业是否稳定发展最终决定着国民的衣食住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B21。对于我国的农业问题，我们应当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把握农民的诉求与期盼，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把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向农业和农村基层倾斜，向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倾斜。

墨子的另一经济思想就是崇尚节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淡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推崇“节用”有利于缓解环境破坏和资源匮乏的危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和民众应当在在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倡导节约文化、节约文明，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源节约活动，积极创建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注解：

①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②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第24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0页。

⑤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⑥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页。

⑦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⑧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⑨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

⑩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7-258页。

B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426-427页。

B12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3-164页。

B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3页。

B14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8页。

B15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6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656页。

B17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B18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64页。

B19 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年，第159页。

篇10

关键词：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 《诗经》学思想 学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6-0083-03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清亡后自号为“遁”，湖南长沙人。他著述等身，门庭广大，是晚清湖南的一代儒宗。他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目前公认的研究《三家诗》最为完备的著作，该书的编撰深受其家学传统、晚清学术氛围和湖南学风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

王先谦在其所撰的《〈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说：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盖毛之训诂，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之世少尊信者……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贯通；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 [1] （P.1）

《毛诗》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羼入《大序》之中，及分邶、、卫为三国。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1] （P.17 ）

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先谦从根源上怀疑毛诗的正统性，否认《毛诗》对《诗》旨解释的正确性，而对汉代的今文三家诗学却很推崇。但是，严核全书，我们会发现王先谦也推崇宋学。他对宋代著作的引用，既包括宋学中的“汉学”，又包括部分宋儒对《诗经》“通于《传》《笺》之外”的新解。所以王先谦倾向于今文三家《诗》学以及宋儒对《诗经》的重新阐释，因此笔者认为王先谦实际上是汉宋兼采。

这种倾向也反映在对清代古文家和今文家研究成果的吸收上，如对《野有死》中 “舒而脱脱兮”句的解释，王先谦采用陈奂的说法：“《集韵・十四泰》：‘，舒迟貌，一曰喜也。’此三家《诗》义。《玉篇》：‘，好貌’。‘’为本字，‘脱脱’为假借字。”[1] （P.113 ）最后王说“陈说是”。如对《采菽》诗旨的解释，魏源在《诗古微・诗序集义》中说：“《采菽》，王锡诸侯命服之乐。《国语》：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赋《采菽》。《韦昭注》。孔子曰：于《采菽》，见明王之所以敬诸侯也。汉明帝赐东平王昭曰：‘颂及《采菽》，以增叹息。’宣王朝会东都诗。”[2] （P.801 ）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采菽》……《鲁》家以为王赐诸侯命服之诗。”由此看来，他并没有受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影响。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也被其同时或稍后的诸多学者所认同。如比王先谦稍少的李桢说：“（王先谦）既归，绵历岁月，厥撰益富。盖自经史暨国朝掌故，旁及诸子，皆有撰述。其大者精究天人，确核舆地，小亦不遗于名物制度之繁赜。”[3] （P.499 ）善化瞿鸿说：“公（王先谦）之学，湛深于义理而兼综考据。”[3] （P.469 ）由此可以看出与王先谦同时或其后的学者大都认为他治经思想是“汉宋兼采，古今兼收”。王先谦本人也说：“治经者不通小学，无以究其原；不明假借，无以尽其变；不厘然于古今文之界域，无以析众说之是非而折其衷。”[4] （P.108 ）从这里也能看出王先谦的经学思想。综上所说，笔者认为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是“汉宋兼采，古今兼收，以是为衷。”

二、王先谦《诗经》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首先，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王先谦家世业儒，他的父亲能作诗文，曾著《诗义标准》六十卷。其父在序文中曾说：“一命之士，心存君国。韦布之儒，躬践仁义……聊示儿辈，俾知诗之为道，与立身相表里，为之者皆有扶世翼教之责。”[5] （P.12 ）王先谦也说：“（府君）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多，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详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3] （P.8 ）

王先谦出仕后曾以为师，深受其桐城派思想的影响。为清末中兴名臣，治学嗜好桐城古文，对文以载道的辞章派多有赞同，是晚清坚定的理学信徒，主张经世致用。他曾对创立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姚鼐大加称颂：“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千万言不能休，别立帜志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学，以为不足复存，其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质而后有所附，考据有所归。”[6] （P.33 ）如王先谦在《与曾袭侯书》中说：“弟近缉成《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六卷，始姚惜抱，迄吴南屏。先师遗集，为当代第一大家。巨制鸿篇，何敢盲选？然私心慨慕，不能自已。辄用抄录，以光斯刻。比于元集，殆得其半。”[4] （P.351 ）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小传》中说：“王先谦……初为古文辞，师曾文正……又仿姚姬传编《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亦严谨有义法。”[7] （P.1707 ）王先谦自己也说：“仆见在所辑古文辞，专就乾嘉以来诸人采录，遥接惜抱之传。”[4] （P.844 ）

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倾向三家《诗》义，极力维护“厚人伦、重教化、维护封建纲常”的封建思想，正是他坚持正统儒学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反映，只不过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而已。

其次，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以考据为手段的乾嘉汉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汉学家注重“传事”不注重“传义”的指导思想，最终使乾嘉汉学的研究走向了死胡同，其后学者更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关心时事。随着晚清社会危机的加深，这种情况首先引起了汉学内部部分学者的不满，并进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汉学家段玉裁就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8] （P.404 ）方东树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9] （P.276 ）

正是在汉学家的自我反省与宋学家的激烈批评当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汉宋的学术口号。如安徽学者胡承珙说：“治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实相资而不可废……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为学亦无汉宋之分。”[10] （P.273 ）尊师程朱的刘开也说“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此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的兴起，推动了这一学术思潮的最终形成。汉学、宋学在维护晚清统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终促成了晚清汉宋兼采学风的形成。如陈庆墉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11] （P.461 ）说：“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则在修齐治平之实。而汉儒之学，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故，而训诂名物则为粗迹矣。宋儒之学，其大者在穷性命之微，至穷性命之微，而训诂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所以求圣人之微言也。”[12] （P.249―250 ）在这里也认为汉学、宋学都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它们有共通之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经世思潮的影响最终促成了晚清汉宋兼采的学风，生活于道、咸时期的王先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

再次，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王先谦《诗经》学思想所受地域学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湖湘学风的影响。湖南文化是长期以来在湖南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上溯至屈原、贾谊。两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后经朱熹、张轼的大力传播，历经数百年后而至于王夫之，湖湘文化最终形成，并集中体现为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如邓洪波认为：“（湖湘文化）的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13] （P.29 ）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也明显体现了湖南学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如他在《序例》中说：“余研覆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贯通；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

王先谦贯通诗义不仅体现在今文三家旧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毛《诗》与三家《诗》的贯通方面。王先谦虽然认为“毛《传》巨谬”，不过在考察《集疏》的体例设计与释义取舍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先谦能正视三家遗说残缺不全的事实，在实际操作时，仍能适度尊重古文经说。如《集疏》中，王先谦将《毛诗序》与三家诗的诗旨一一进行比较，凡是四家《诗》旨相同的，称之为“三家无异议”，基本相同的，则称之为“义近”等。对于三家诗遗说搜罗不全或无法找到的，称之为“三家义未详”或“三家义未闻”。基本上对《毛诗》义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很少对其反驳。

洪湛侯对他在诗义贯通方面的成果曾给以高度评价，说“而王氏此书之主要贡献又不仅在网罗佚文遗说而已，各说并列而取其最善，互有争议而断其是非，折衷异同，义据精确，尤属难能可贵。”[14] （P.606 ）足证王氏在考辨与融会贯通三家诗义、《毛诗》与三家诗义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笔者认为，这种融会贯通的《诗经》学思想也是受湖南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地域学风的影响。

二是受江浙学风的影响。乾嘉汉学的兴盛以吴派和皖派为代表，吴派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皖派以皖南为中心，虽然这种纯粹的考证学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乾嘉学派还是最终达到了鼎盛。随着晚清社会形势的变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首当其冲，江浙地区成为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区域，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清代学术的中心从皖南、苏州地区转移到扬州、浙东、常州地区。同时，一些学者对此时乾嘉汉学陷于章句训诂和繁琐考证的弊端进行反思，在继承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又提倡经世致用，以学术挽救人心，使江浙地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汉宋融合的局面。王先谦在江、浙地区长期任职，曾经督学江苏三年，并在此期间完成了《诗三家义集疏》的编撰，后又到浙江任乡试副考官多次。因此，王先谦“汉宋兼采、古今兼收”的《诗经》学思想也应受到江、浙当地学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魏源.诗古微[A].何慎怡 点校.魏源全集（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4]王先谦.葵园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6]梧桐.文集[M].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小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10]胡承珙.求是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何秋涛.籀经堂类稿[M].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下）[M].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