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工商管理课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级工商管理课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公选课;课程设计;路径

中国内地高校开设公选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公选课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大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涉及数学与自然科学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计算机类、语言类、艺术类、体育卫生类、基本技能类等[1]，在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明确课程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校公选课的生源来自各个学科，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上百人，选课动机千差万别，如何在一个半小时内，吸引学生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呢?大学教育的定位不应只是知识教育、技能培养，高校公选课的定位是通识教育，其中增强人文教育理念应当贯穿于高校公选课课程设计中，包括爱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价值观的教育内涵[2]。不同学生对所选课程的期望各有不同，但担任公选课的老师要思路清晰：我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课程设计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性。在本人所担任公选课《纪录片创作与赏析》的课程设计中，我将课程的教学目标修订为：分享人生经验;正视社会历史、现实;反思人生意义、价值;丰富大学文化生活;提高影视鉴赏力。上公选课的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还有待提高，本课程希望通过不同类型的纪录片的推介、赏析，为他们打开一扇认识历史、社会、人生的窗口，从多个层面带给学生不同的学习体验，相信总有一点可以触发他们的共鸣。

二、突破课程理论框架、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内容

(一)增强学科知识的普及性。与专业课程教学要求不同，高校公选课课程教学目的主要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因此，教师在做课程设计时，必须把课程的理论知识打碎、揉烂，删繁就简、降低学习难度，形成以知识应用为主、理论为辅的课程教学框架。比如可以对一般课程里的历史背景、理论溯源进行删减;将课程体系粗枝大叶化，绘制出课程核心内容的枝干，将专业理论通俗化，更强调知识的普及性。

(二)精选接近性强的学习材料。相较于专业学生，公选课的同学对所选课程知之甚少，如何激发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就成为课程设计的关键。比如本人所教授的《纪录片创作与赏析》这门课程，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的教学资料库也在不断地调整中。在选择观摩影片时，为保证让学生观摩到不同类型纪录片，我会刻意选择一些短小的、时代感强的题材，比如《活力中国》系列、《新青年》、《街舞狂潮》等;自然地理类题材记录片是一般观众都会喜爱的片种，我选择的是制作精良的《美丽中国》、《森林之歌》;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史知识，特意选择《故宫》、《大国崛起》、《敦煌》、《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等题材的影片;为了让大学生认识真实的中国，我也选择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如《归途列车》、《阿拉民工》等;还选择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等爱情题材的纪录片，希望通过真实的影像故事触发同学们对爱情的向往并懂得珍惜的可贵。

(三)增加师生互动性内容。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多元思维方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是课程教学方法的设计思路[3]。在做公选课课程设计时，必须将课程内容逐一分解、细化到每堂课中，并通过问题设计、课堂讨论将知识体系串联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的质疑力、反思力，在讨论中帮助学生理解、消化专业知识。这种互动一定是启发式的，带有思辨性的，不能是灌输式的。老师不一定给出答案，但要引导学生思考的方向;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适当降低课程专业难度，不能像要求专业学生那样要求公选课的学生，问题设计要深入浅出;高校公选课教学更讲求艺术性，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自然是大学生喜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迎合学生的口味，而是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四)提高多媒体教学水平。多媒体在高校教学中已经很普遍，但课件的设计水平却参差不齐，有的只是教案的文字版，并没有把多媒体的优势发挥出来。公选课多媒体课件设计要强化视觉、听觉效果，教师可以制作出课程所需的视频、音频文件，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应用性;PPT的设计要突出视觉线，文字要少而精，图文并茂效果才好，可以是课程的要点、难点，可以是讨论题目，也可以是设计好的图标、动画……

三、强化设计性，有效控制教学环节

(一)课前做好引导。在每次正式开始课程内容前，先做简短的课程回顾，再通过设计好的针对性问题明确本堂课的学习内容和目标，做好学生的学习引导。比如《纪录片创作与赏析》的课堂教学中，我会结合上节课课后布置观摩的影片，提出一些问题组织学生讨论，并不直接给出参考答案，让学生们带着疑问开始本次学习。

(二)课中增强互动性。公选课程不适合满堂灌，老师不能只做传声筒。一节50分钟的课，课程理论教学内容设计最好不超过30分钟。做课程设计时要强调可操作性，教师可以通过生动的案例引出一个个问题，让学生参与讨论，在提问过程中还要尽可能顾及全场，调动、活跃课堂气氛，任课老师适时对大家的讨论结合课程知识点予以回应，引导讨论的大方向。

(三)课后做好课堂总结。在下课前，一定要做几分钟的课堂总结，将当天的知识要点进行汇总强化，并布置下节课讨论的题目。《纪录片创作与赏析》的每节课后，我会给出学生下去观摩的篇目，并提出相应的几个问题，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观看、思考。

四、增强思辨性，鼓励学生参与课程教学

(一)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度、参与性。大学教育绝不只是实用的工具，大学课程也不只是传播知识信息，还涉及道德、伦理、审美等领域，影响大学生人格、思想、责任感的形成。如今，我国高校公选课教育管理给了任课老师很大空间，因此应当提倡、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展开自由讨论，有交流、有探讨、有碰撞是培养大学生思辨性的最好手段。当然，老师要主导讨论的行进，做好引导和启发，真正达到一定教学效果。在《纪录片创作与赏析》的课堂上，我会选择一些有争议的影片供学生观摩，通过讨论、交流共享不同学科青年的观点、立场，引导学生们认识人性、社会的复杂性，激发他们对“公平、正义”、“良知、责任”等人文精神的认知。

(二)弱化课程管理强制手段。大学公选课程教育应当充分利用心理学的“获益吸引，降低阻抗”原理，给学生更多自主权，比如将课堂考勤点名转换成课堂提问，既能了解到课率的情况，也起到了考勤作用，学生也很容易接受。学生请假一律批准，不准假，他/她的心不在课堂上，也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其实，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遇到经常请假的学生，只要课讲得好，同学们还是很乐意上公选课的;这样也会给老师一定压力，课讲得好才有人来听。高校公选课课堂是给予大学生浸染人文精神的很好空间，教师要做好课程设计、认真备课、上好课，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真正让公选课成为大学教育中一座清新的花园，百花齐放、生趣盎然。

参考文献：

[1] 嵇春霞.立足通识教育，打造高校公选课教材—从四所高校的公选课调研说起[J].科技与出版，2008(8).

篇2

经济法教学改革工商管理专业

高职教育的教学应以理论够用，实用为主为原则，经济法作为学生了解经济法律知识和解决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的课程，更应该体现出这一原则。经济法讲授必须要与学生的生活及密切接触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把工商管理活动中涉及的常用法律问题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对该门课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上进行全面改革，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法的实质，并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并举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服务。

一、经济法课程特点与定位

明确经济法课程在工商管理专业与法学类专业课程设置中的不同作用和目标，对于把握工商管理专业经济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其他课程相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内容广泛而丰富

大多经济法教材内容都涉及极广，几乎覆盖了所有经济管理工作的全部业务范围。它的基本内容涵盖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具体来说，工商管理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基础知识，包括法理学基本知识、民法基本知识和经济法基本知识。二是市场主体部分法律，包括公司法、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具体法律基本理论。三是市场行为规制部分法律，包括合同法、证券法、票据法、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知识产权法等内容。四是国家宏观调控部分法律，包括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一些内容。

2、经济法更新速度快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当今社会变化很快，从而规制人行为的法律也在不断完善和更新。因而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改；对于教授经济法而言，需要随时了解经济法内容的更新，更要不断地掌握经济立法的最新动态，根据发展变化动态，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并借助现代教学手段，不断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吸收量，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始终是紧跟时代脚步的，为增强学生毕业后对经济管理活动的适应性打下基础。

3、经济法理论比较抽象

相对于其他经管类课程，经济法本身的法律术语难懂，分析思路和以往大不相同。针对这一特点，经济法的教学要注意适当补充一些学习法律所必需的知识，适当介绍各种法律制度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意义，而且课程设计要针对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要求和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状况，在教学内容上有所选择和侧重，同时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鼓励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积极开展课堂实践教学，使学生不仅能学到经济法基本知识，而且获得学习知识的方法和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工商管理专业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建议

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而言，应该着重研究经济法课程建设如何与应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相结合，教学模式改革应该以配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实践教学为导向，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培养应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

1、构建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

经济法的范围非常广泛，工商管理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法学专业课程所包含的具体子部门法，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而作为高职的学生，学习时间有限，课程学习时间有一定的约束。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合适的内容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课程内容设置上要体现出实用性，考虑到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未来参与社会工商管理活动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应当以商法制度为主要内容，全面讲解公司法、合同法、票据法等商法制度；考虑到学生的法律知识状况，有必要事先介绍部分民法知识为学生提供应当具备的基础法律知识，最后再辅以民事、行政及仲裁等法律知识；同时设置相应的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2、多种教学手段结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更好地提升课堂实际教学效果，必须将多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和主体，教师成为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具体手段如下：

(1)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讨论和分析实际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来示范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可以更形象和生动地理解经济法律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准确理解与掌握，而且能够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提供保证。

(2)专题讨论：组织学生对经济法中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可以事先拟订讨论题目并将提前一次课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课下搜集资料、撰写实践报告，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并做典型发言，教师最后做出点评和总结发言。实践证明，专题讨论使用的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高，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

3、实行全面合理的考核方式

考核环节也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目前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考核中，经常采用教师划范围，给复习资料等方式，学生考前突击记忆知识点和复习题，考试结束后知识就所剩无几。这些不全面的考核方式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真正掌握，更谈不上运用。所以应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全面衡量学生学习状况。在综合评定中应体现出学生出勤、作业、课堂讨论、实践报告等情况。

参考文献：

篇3

目前，米歇尔・古泽兹教授任教于法国马赛商学院的三个校区―马赛、上海和马拉喀什，他致力于领导和开发半脱产工商管理硕士、全日制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和工商管理博士项目。在很多人眼里，他既是讲台上激情洋溢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又是商业世界冷静沉着的掌舵者。以其创新的办学理念，米歇尔・古泽兹教授把跨国教学引入MBA、EMBA项目中。因此，《新营销》记者围绕MBA、EMBA教学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米歇尔・古泽兹教授流露出对MBA、EMBA发展的希冀以及在稳健的推进中努力寻找创新的渴望与执着。

灵活的教学体制

《新营销》：如今，EMBA教学都依靠其特色吸引学生，法国马赛商学院在课程设计及教学方式上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米歇尔・古泽兹：法国马赛商学院是法国最知名的一所学校，2001年，我们的EMBA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排名第61位。我们EMBA项目最大的特色是学生可以在法国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两地上学。

目前，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从世界范围看，很少有EMBA学生既能在欧洲上学，又能在中国上学，而我们的EMBA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学生可以在欧洲和亚洲学习，完成一个案例。比如，中国学生在上海开发一个案例，到世界各地搜集资料，最后在欧洲完成。

我们的国际MBA项目有四个方向，即全球管理、人才领导力、品牌与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在上海，我们有金融方向的国际MBA，这个方向是法国没有的，而在法国我们有市场方向的MBA，这个方向是上海没有的。对MBA的学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关系，需要具备全球化视野，我们的办学方式在这一方面可以对他们有帮助。虽然这种教学方式，对我们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对学生而言却是很简单的。

《新营销》：在学制上，中国MBA、EMBA学制趋向于越来越短，法国MBA、EMBA学制是否也是这样？

米歇尔・古泽兹：法国不是这样的。法国马赛商学院提供的是兼职MBA、EMBA项目，我们在3年前尝试把这个项目控制在14个月，但是学生的反馈是学习强度太大，跟不上学习进度。现在，我们按照全球惯例，项目控制在18个月到24个月完成。

事实上，我们有全球创新举措，我们的学生可以在1～4年里完成学业，学生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一个标准化的两年制；如果学生为了更换工作想加快学习进度，就可以加快学习；如果学生总是出差耽搁学习，就可以把学习进度放慢。我们根据学生的情况调整学习进度，学制有更大的灵活性。

国际化的教学内容

《新营销》：马赛商学院的MBA、EMBA项目与欧美其他院校的MBA、EMBA项目相比有哪些优势？

米歇尔・古泽兹：总体来说，我们有三个优势。首先，我们与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合作。其次，上海MBA和EMBA项目很少是用英语教学的，而我们完全用英语教学。最后，如果你看美国的MBA项目，就可以看出并没有那么国际化，他们的案例教学以美国为主，并且游学特别少，而我们有五个地方可以选择游学，分别是法国、巴西、美国、印度、摩洛哥。

《新营销》：法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对MBA和EMBA项目的需求有什么不同？

米歇尔・古泽兹：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中国学生更关注MBA和EMBA项目与职业的关系，而欧洲和美国学生不那么注重。

《新营销》：法国马赛商学院的MBA、EMBA招生是否设定了门槛？

米歇尔・古泽兹：我们的要求是学员通常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因为我们的MBA和EMBA项目是面向管理层或中层以上职位的学员。另外，申请人要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在录取学生时，我们通过面试考察申请人是否有管理才能，如果他们有良好的管理才能，各方面都很优秀，那么他们就能成为我们MBA和EMBA项目的学员。

《新营销》：你在中国和法国授课的内容是否相同？

米歇尔・古泽兹：我的教学内容不完全相同。我授课的学生不仅仅是面向市场以及品牌管理方向的人，因为我是面向所有的学生教学。例如，我去年有一门课，听这门课的学生有金融领域的，有市场领域的，有物流和供应链领域的。现阶段品牌管理的范畴涉及公司各个部门，比如IT、生产、法务等很多部门。

在中国，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奢侈品牌，在教学上我会加入一些有关亚洲维度的内容，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品牌的内容，比如，我的案例中有上海滩服饰品牌和珠宝品牌。

另外，在教学中我还加入国际品牌内容，当然教学肯定是混合了国际和中国两方面的内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首先要了解全球市场是怎样的，然后了解中国市场是怎样的。对于法国学生来说也是相同的道理，先看全球市场，再看法国市场。

全球视野的商业机会

《新营销》：在与学员互动的过程中，你是否会了解他们对奢侈品品牌发展有哪些困惑？

米歇尔・古泽兹：目前，大多数奢侈品牌亟需要了解中国消费者特定的需求，中国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消费者都高，所以店内服务至关重要。例如，传统的中国公司大部分是以部门为导向开展工作的，它们必须学会如何用颠覆性的战略，用高效协同的信息系统、分销系统管理品牌。

其中，分销渠道对奢侈品品牌来说会面临在百货公司里设柜还是自己开店的问题，这种选择必须通过具备相关知识能力的人才能完成，尤其是中国公司与欧美百货公司打交道，一定要找到懂这些公司的人才能在欧美市场管理好品牌。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公司对奢侈品发展过程中的困惑。目前我工作的一家中国奢侈品公司，他们的产品非常漂亮，他们面向的是很多买手，由他们向大众市场推销这些产品。所以，这些买手就要接触富裕阶层的人，或者与专业的设计师、建筑师沟通。而这家公司自己的人不知道如何与这些人沟通，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招聘到这样的人才。

《新营销》：据你了解，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奢侈品品牌的需求和认知是否有很大的区别？

米歇尔・古泽兹：你很难去教一门不涉及消费者分析的奢侈品品牌管理课程。据我观察，中国消费者除了单纯的炫富者外，也有非常老练的低调的人消费奢侈品，他们不希望与别人使用同样款式的包。

另外，在奢侈品成熟市场，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奢侈品品牌背后打动人心的东西。例如，爱马仕近期上线了一个网站叫“爱马仕的手”，上面有一些宣传片，这些片子已经在电影院上映了。片子的内容是制马仕的手工工匠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他们为什么那么热爱自己的工作。

《新营销》：如今MBA、EMBA项目在全球都很热门，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米歇尔・古泽兹：有一点非常确定，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面临人才短缺问题。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对于优秀的管理人才，面临着巨大的短缺。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进行人才培训，找到好的MBA、EMBA毕业生是每个公司都要做好的工作。

篇4

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从公共行政专业演化来的,而公共行政专业则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英国传统的政府管理者多毕业于像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名的大学,并取得政治学、法学或其他文科学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从5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伴随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员。适应这种需求,在英国开始出现“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市政管理专业证书”起初仅是一种职业资格证明,并不是专业学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术学院作为职业大学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些多科技术学院中,“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专业学位。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来自富顿(Fulton)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建立富顿委员会的目的是检查公共服务,在该委员会1968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务员及其他各类公共服务人员都应该有明确的专业教育背景,而不单纯是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来接受大学毕业后的再教育。而且,当时富顿委员会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因而,正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迅速发展,并要求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职业化的背景下,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在多科技术学院里诞生了。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并不是从政治学专业中分化出来的,也不隶属于政治学,它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公共服务职业化的需要,产生于英国早期职业教育机构———多科技术学院之中,这也为英国公共行政专业后来进一步向更具实践和技能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转变埋下了伏笔。

1968年,英国第一个公共行政专业的学士学位在Sheffield多科技术学院被授予,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已经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学士学位①。虽然公共行政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职业公务员,但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仍建立在社会科学之上,以政治学为主,辅助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社会政策分析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大学也开始设立起类似于公共行政的专业。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政府研究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Kent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种是从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第一种类型偏向于政治学,第二种类型则已经开始倾向于经营和管理科学传统②。1979年以后,伴随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公务员需求的变化直接冲击了多科技术学院和部分传统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使之开始由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转向以经营和管理学科为基础,并且更为关注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新的课程,像经营战略、管理学、营销和财务管理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而进入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多科技术学院公共行政专业学科基础转换过程中,英国“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起了关键性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协调和监督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英国政府建立了两个委员会,1973年建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业教育委员会(BEC)。公共行政教育隶属于BEC。1983年,两个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采纳了与一般商业教育更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观点,使公共行政成为BTEC商业和金融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属的商业和金融分委员会负责。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响应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新型公务员的要求,职业技能训练取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公共行政课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进一步体现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学科交叉”的主题。BTEC曾对“通用技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开发、与别人一起工作、沟通、管理目标和解决问题、应用计算、应用技术、应用设计、创造在内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属的多科技术学院的课程都必须围绕提高这些技能来设计。虽然英国传统大学并不受BTEC指导,可以自行设计课程,但由于BTEC在英国职业化教育中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这使得传统大学中的公共行政课程也从强调理论知识和社会科学基础转向强调技能和经营管理基础。一场席卷整个英国教育系统的“技能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多科技术学院还是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都更趋向于应用性和操作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为永恒的主题③。正是这场“技能运动”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彻底转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国还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和5所传统大学授予公共行政学位,但到1997年,英国竟然没有一所大学再单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在现有的16家进行公共部门研究和学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共行政学位已经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两种学位所取代[2]。虽然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型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过程,但真正的突变却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许多科技术学院像传统大学一样自行决定专业和课程设置,提供高教产品,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多科技术学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的8所多科技术学院)得以升格为大学,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大学”。从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几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学位名称都消失了[2]。从公共行政裂变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在核心课程设置中更体现了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决策科学和公共经济学等成为公共管理专业首选课程。即使在公共政策专业,技能导向也越来越明显,学科基础也更倾向于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1]。英国大学公共部门研究的专业和课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由其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技能运动”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响之外,来自英国大学商学院的竞争和冲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术学院和传统大学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MPA),相关的硕士学位专业和课程要么隶属于政治学或政府学系,授予文科硕士学位(MA),要么隶属于商学院,授予理科硕士学位(MSc)或MBA[3]。20世纪80年代席卷英国高等教育的“技能运动”,不仅影响到公共行政的学士学位课程,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萨切尔内阁支持公务员取得MBA学位,而不是与公共行政相关的硕士学位[2]。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或政府学系中与公共行政相关的MA学位的规模日益萎缩,而商学院中相关的硕士学位尤其是MBA课程却急剧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商学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类MBA课程,其名称为“公共部门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它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数,竟然和商学院完全一样。而且,在课程设置上,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课程。

例如,Aston大学商学院公共管理系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组织变迁管理、营销管理、公共政策、客户服务和质量管理、应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则包括:治理和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大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学是英国最早、也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在商学院中创办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学之一,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则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机构。从这两所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核心课程设置上不难看出,英国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导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课程已经很难与一般MBA课程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说,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门MBA阻止了MPA专业在英国的出现,反过来,也进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专业的发展空间①。因而,英国大学商学院大规模培养公共部门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专业20世纪90年代最终转向公共管理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由公共行政教育演变而来的大学公共管理教育,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显著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1)更强调实践导向,而非理论导向;(2)更注重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而不是政策制订;(3)从社会科学基础转到工商管理基础;(4)由重视知识到强化技能[1]。伴随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转型,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与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显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教学倾向于单向式教学,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学则强调双向沟通式教学,以学生和问题为中心,更注重未来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实际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及其所需各种实用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学方法较之公共行政则更为灵活多样,已不限于单纯的课堂教学和讨论班。像商学院其他工商管理课程一样,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分析也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还包括实地调研、实习(如三明治课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实际部门的实习)和计算机模拟等。目前,在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灵活的教学模块和跨专业的联合或荣誉学位,已经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教育的鲜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未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学生。

二、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及其危机

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形成要早于大学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20世纪初,英国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由Webb夫妇建立的,他们的经典研究工作是关于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系统研究。Webb夫妇具有实用主义形式的关于外在于政治过程的政府职能的研究工作,长时间主导着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风格[4]。在Webb夫妇的积极倡导下,1922年,英国皇家公共行政学会成立(RIPA),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和咨询组织,旨在发展作为一种职业的国民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推动公共行政研究。RIPA创立的第二年,英国著名的《公共行政》杂志创刊。RIPA的创立和《公共行政》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建立起来。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个领域的工作:其一,运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职业实践;其二,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学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国家中公共行政所应遵循的原则[5]。为此,RIPA定期举办各类演讲和会议,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联系,支持个人研究,并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6]。RIPA对于维系和促进英国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规模都十分有限,真正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也很少,研究主题主要是对英国政府的历史描述和运作现状的批评,研究方法多采用历史案例分析,即通过历史史实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组织结构、职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7]。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整个60年代都被称为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英国政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此时都从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跃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4]。在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的学术领域被定义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就是将公共服务看作由政府供给的产品,重点研究政府的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它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概括地说,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2)相信政府“计划”可以弥补市场失败;(3)捍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8]。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范围开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两个学科的迅速发展及其向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广泛渗透[7]。

组织理论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国的本土化发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学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的,他们由此创建了组织理论学科发展史上世界闻名的Aston纲领和Aston学派。Aston学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这段时间,他们运用大样本的制造业企业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一套组织理论中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如规模、专业化、集权、规范化、标准化等等,用它们对组织结构进行测量,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变组织理论。Aston学派后期的工作是将权变理论运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开创了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过程的先河,并为英国公共行政领域中研究范式的转换创造了条件[9](p.90)。英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研究内容集中于政策过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强调在政策形成和传递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网络分析,同时也更为关注政策内容和结果评价以及与提高政策质量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基础已经不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开始进入政策分析领域。英国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洁空气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Birmingham大学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学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学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评价、政策网络分析等至今在国际上仍颇具影响[10]。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虽然并不是隶属于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的研究领域却与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作用,同时也为该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英国,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使得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面临潜在的危机。盖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经指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胁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很多学者通过运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和政策分析来研究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学术努力又恰与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战略规划、预算改革和公共服务战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时,学者和实践者都相信通过运用战略管理、结构重组进行有效改革,可以创造出更具响应性和说明义务的行政单位,并发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围扩大了,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学者,还包括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管理研究专家。然而,也恰是从这时开始,传统的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开始消退,而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11]

胡德(Hood)也认为:“英国公共行政从70年代已经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弱点。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论建构相当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案例分析,而且这些研究经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识而非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导致它极其易于遭受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的攻击。”[12]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已经面临其他学科诸如公共选择和公共管理的挑战,但它的真正危机还是来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已经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传统的公共组织科层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级制、规则和普遍有效性原则之上的,这些原则随着政府职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内部市场机制、竞争定价、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公共组织的性质、目标、结构和相关利益领域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迫切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并开始成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世纪80年代所资助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中也不难发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政府间关系研究”和“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是依据政策、职能和活动领域的变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寻求对政府间关系、政策制订、实施和说明义务的新理解。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则是建立在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类型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及其相关的政策网络形式[7]。可以说,ESRC所资助的这两个重要研究项目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围,相反,却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三、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续危机,到90年代终于酝酿出一场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转换。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国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标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学会于1992年7月因破产倒闭而寿终正寝[6]。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为主导研究范式。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有两大理论支柱,即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7]。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是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公共部门同样适用,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义强调授权、职业管理、明确的标准和绩效测量、结果管理、货币价值、客户导向等等,这恰好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3E标准(即节约、效率和效益)给出了合理性说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强调作为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失败而不是市场失败,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基于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化、合同外包、准市场和消费者选择,这为英国公共部门私有化、政府职能化作出了理论注解[13](p.47)。无论是管理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已经不再将公共管理看作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仅仅等同于是单纯公共部门的管理,而是将其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个过程中由各种不同角色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治理,这些角色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会集团,压力、行动和利益集团,社会志愿组织,私人和商业组织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门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务是如何供给的。基于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横亘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之间的那些传统界限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治理(gover-nance)成为核心问题。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关系实现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为复杂的机制、过程、关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调解他们的差异。在一个给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保护其差异和表达其利益的能力是与他们在治理过程及其实施机制中的利益和权力配置相关的。因此,治理过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参与、负责、平等、具有说明义务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网络中谁行使权力及其行使权力的程度的函数①。一般地说,好的治理包括四个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说明义务(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护人权(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经济资源或公共服务的基于效率的狭义管理,而且还包括使政府更开放、更负责、更透明和更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仅涉及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更关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说明义务”关系,亦即人民不仅仅是消费者或顾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权力要求他们的政府对其所采取的或没有采取的行动做出说明,公民确实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理想的低税率,但同时他们更期望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能够得到尊重[14](pp.4-5)。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公共治理”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在这个议题下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研究问题,如说明义务、国家或地方公共服务网络、伙伴关系、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组织能力、机构、合同外包、政策网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