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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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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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主流经济学 幸福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的:“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是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他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即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第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第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还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C. 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当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1BJL0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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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七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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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蕊莉: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7] 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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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 历史 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 ，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 哲学 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 检验 ，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

来的相关利益。因此， 经济 学 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 社会 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历史 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 法律 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 投资 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 调查 ”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 申请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 市场 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 人力 资源 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 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

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 社会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 经济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 经济学 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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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伦理思想；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018-06

一、引言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企业伦理。管理学家则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和当代管理理论中，归纳和引申出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价值管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融入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生态管理、企业营销管理等理论中，以此求得企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而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则从德性论以及正义论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道德行为，并为企业的伦理道德决策提供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者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挖掘，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伦理问题，可以为企业伦理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看，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主要是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对经济主体的利润极大化进行效率分析。而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仅对资源要素等硬的方面的研究和关注是不够的，还应该将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这些影响企业乃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87）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学脱离伦理的研究现象进行了批判，并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进而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内容丰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现在，经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包括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从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归纳出丰富的伦理思想，从而，深刻揭示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即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样既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全经济学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企业伦理的启示面而又有意义。同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又让企业伦理的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支撑和更具实践的价值，为当代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

西方经济学学派中的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伦理有丰富和完备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蕴涵丰富的伦理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20世纪20年代，综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融为一体，创立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一开始建立就是以英国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为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可以衡量和计算，伦理则可以作为对幸福指数的衡量。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有满足和增进自己福利的欲望和目的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目的和欲望的达成，就获得了个人的幸福或效用。效用就是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概念，边沁所提到的效用就是福利，是指人们消费时所产生的快乐和幸福的心理满足感。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从个人的价值目标来看，效用是指个人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从社会的价值目标看，它是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尽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同时边沁将伦理道德放在个人效用的总和之上来衡量，认为只有使社会中个人效用之和最大的准则和行为才是道德的，并形成了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认为，与行为相关的感性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学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旧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等人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运用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采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使得边沁哲学原理中难以衡量的“最大幸福”概念则可用福利和效用来进行定义，并把自由、效率和公平分配作为三大社会目标，以此来评价和衡量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庇古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福利也就越大。由此总结出两个福利经济理论：一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即对于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即征收庇古税。而对边际社会收入大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则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鼓励，以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最优理论，即当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富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社会福利总量便会达到最大。而以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理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继承和吸收了庇古和霍布森等人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分配。帕累托认为，如果一种经济改变至少可以使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但不会使他人利益情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种改变是可取的，这被称为帕累托法则。而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标准作为福利经济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既是社会福利改善和改进的标准，又是福利经济学引入功利主义伦理理念的结果，也是福利经济学成为规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效率和公平问题贯穿福利经济学的始终，福利经济学上的“效率”是帕累托效率，是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新制度经济学就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度”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人都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且信息不完全。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存在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消费者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必然存在选择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则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同时认知能力又有限。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中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即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些系列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法律到特殊的细则，甚至到个别契约，均是正式约束，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生命力。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信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因素。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里蕴涵深刻的伦理思想。

除了上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伦理思想外，还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新近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对它有深刻的认识。还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人们普遍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清醒认识的时代，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生产活动给生态自然带来的不良影响，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将自然界看成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的观点，在坚持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马克思用实践观和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人化自然”观。马克思强调，形成与发展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同样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人适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自身进化过程；而人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具有能动性。自然的人化过程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使之适合和造福于人的过程。马克思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伦理问题上，有独特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均有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篇章。马克思提出，“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而自然界却是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受限制的和受制约的存在物。”明确了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统一，说明了人起源于自然界，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的活动不但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学科。人类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出现了近30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其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未及和触目惊心的。生态经济学还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及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揭示生态经济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以寻求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保持平衡的对策和途径。

三、经济学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必然要与外部和内部发生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中包涵着各种伦理关系。企业伦理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当代企业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企业生态伦理问题、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以及企业营销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可以从新的视角为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妥善处理好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将有利于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企业营销伦理问题和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是指企业雇员的权利问题。企业员工的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既有法定权利问题，也有道德权利问题。目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平问题和安全问题。公平问题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公平问题主要有歧视、用人不公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涵盖在企业的招聘选拔、薪酬设计、劳资关系中。而企业的安全问题是指企业员工工作场所安全伦理问题。主要有工作安全、工作压力等。企业的道德营销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营销的可控因素中——即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各个环节中。企业营销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企业不惜采用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去扩大产品销售，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为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和企业营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利经济学不仅把功利主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且将道义主义融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而道义主义是一种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伦理学理论，把义务和责任看成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道义主义的伦理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诉诸行为后果，而诉诸一定的行为规则，如原则、规范等此类道德标准。道义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并不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的。而是这个行为的动机、行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即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本身是否体现了一定的道德准则，一个行为的后果的善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行为具有正当性。同时，道义主义的伦理学把道德理性看作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强调道德理性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企业，如果以损害别人利益来增进利益，这都不符合道义主义原则的，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如果将这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那么很显然，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企业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两种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实际就是企业行为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从而为企业伦理的构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实际上在诺思的研究中，也肯定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他还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对制度和理性的投资来解释。㈣因而，企业仅仅重视内外部的各种正式约束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同样也要注重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约束力量的影响，大力维护企业的义务责任感和道德良心。而企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的产生。

另外，企业的生态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日趋枯竭。大气污染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虽有自然因素，但主要是人为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各种废弃物所造成的。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也是环境污染重要方面。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资源危机是指矿物、土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因人口不断增长和企业不断发展导致的逐渐显现出相对紧缺的趋势。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尤其非再生自然资源日趋短缺和耗竭。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企业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给资源带来了极大地浪费和破坏。马克思从“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整体系统思想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既肯定人在改造自然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同时又肯定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自然的责任；在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时，自觉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而从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来看，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生态伦理责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能同生态环境割裂开来，生产经营必须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生态思想和生态经济学可以为企业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实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会形成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经营哲学、文化传统，还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此获得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企业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伦理研究的起因是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兴起，企业不仅负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伦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深刻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企业伦理比纯粹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和更持久。企业如果仅仅以纯经济的眼光来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很难让企业取得理想的发展目标。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管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注意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的研究。因而，在企业的管理中，必须体现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这不仅表明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证明它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管理效能。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梳理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培养企业先进的价值观，以先进的价值观塑造优秀的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良好的企业伦理管理模式有利于解决管理活动中的道德冲突和矛盾，消除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和员工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等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对企业持续发展的制约。法国的Francoise QuaireLanoizelee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竞争协调一致吗？》一文中认为，打算制定企业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必然会面临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风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问题。其实，企业进行伦理管理，构建正确的企业伦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压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因此，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分析不仅可以为当今企业构建企业伦理提供启示，也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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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减挂钩 迁村并居 可行能力 福利变化测度指标

本文是中央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MOE2011120039）的阶段性成果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下简称挂钩政策）是国务院于2004年提出的目前在全国部分省市试点的一项土地利用与整治方案。加快农民集中化居住，是挂钩政策实施的潜在条件和不可回避的客观影响。衡量和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的变化，剖析其原因，对完善挂钩政策和政府补偿措施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然而，由于挂钩政策实施模式的不同会对农民的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对福利的研究不应该一概而论。“迁村并居”是指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对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农民进行搬迁，实行在农村集体居住的办法。本文的研究旨在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迁村并居”安置模式带来的农户福利测度问题，梳理福利的概念，对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和国内外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开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其相关衡量指标，以期为迁村并居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的测度提供思路。

一、理论框架

（一）福利概念以及森的可行能力方法

“福利”在经济学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边沁、埃奇沃思等早期经济学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认为福利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特征。

将传统的福利概念运用于迁村过程中农民福利研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传统福利经济学相比，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对非收入因素予以关注、考虑了人的差异产生的福利差异以及选择的自由度对福利产生的重大影响。该方案提出后，国内外多个关于福利的相关研究中，福利度量均采用了森的可行性能力方法。要运用此方法，则必须首先确定重点考察的可能引起福利变化的功能性活动及其相应的相关评测指标。其次，还需要在获得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数学方法，实现相关指标的汇总。

（二）对于功能性活动或可行能力选取的讨论

可行能力不能被直接观察，在实证中一般分析福利与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只是提供了分析福利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框架，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功能或者可行能力应该包括在内，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该方法可操作性的质疑。

在实际运用中，多数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背景选择了不同的可行能力和相应的指标。因此总的来说，在运用可行能力方法时，应该根据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针对性的可行能力指标进行评价，以免造成研究成果的偏差和增大研究的工作量。

二、指标选取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并结合“迁村并居”的具体实践，本文列出了以下功能性活动及其相应的衡量指标，并对其依据进行简要论证。

（一）家庭经济状况

虽然严格地说，收入本身不是功能性活动，而只能反映获得功能性活动的工具大小。可行能力方法虽然把福利从收入扩展到实质自由，但森并没有“否定个人可行能力剥夺通常与收入底下有密切关系”，相反，他认为二者存在一种双向关系。通过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相抵，可以获得纯收入指标，反映家庭对经济资源实际自由支配能力。

（二）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实现福利的功能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提出的五大工具性自由中就包括社会机会和防护性保障。并居后社会保障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土地保障和公共资源保障。此外，并居后社区化的公共服务和设施提供的公共资源，也是一种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把该项纳入社会保障的可行能力衡量中，这主要通过人均资源拥有量来衡量。

（三）居住条件

这里所谓的居住条件，不仅指房屋本身，还包括住房变迁而带来的交通通讯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居住的需求多样化复杂化，除了人均住房面积外，我们还用房屋满意度来评价住房给农户带来的福利。考虑到居住点发生变化，以及政府可能进行的集约化的交通通讯改造措施，所以，应该把其纳入可行能力评价中，分别选用“到最近的公路的距离”和“年通讯消费额”两项指标。

（四）心理状况

把福利完全归为心理效用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心理快乐仍然是一个人福利的重要内容。就迁村并居而言，集中居住改变了独门独户的分散状态而使农户必须处理新的邻里关系，这种交往互动过程营造一种特定的社区氛围而作用于人的心理。在此，我们将农户迁居后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列入考察指标。

三、结束语

结合已有研究，我们提出了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针对迁村并居这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中的福利变化测度所进行的指标选取。在实地调研中，还需要根据相关指标科学地设计调查问卷，同时合理使用数学方法，才能使福利变化的测度更加准确可靠。关于数学方法的选取以及实地调研的进行，还有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娟，白钰，张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理论与实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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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选择；斯密；森

一、引言

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学家。他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并且对全世界各地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深切关心，他的学术更多的集中到了这个世界的根本——人，而不是无视人类生存的困境，沉浸在脱离现实的假设和简陋的模型上。森的经济哲学思想非常丰富，而且很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斯密。本文将集中论述“理性选择”思想，意图把握两位大师的思想精髓。理性选择这个概念如今在经济学中应该是引用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它直接构成了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但是对于理性选择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了，也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议题。对于“理性选择”理解的不同将会直接导致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公共政策的大相径庭，因此不得不谨慎考虑。当下“理性选择”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已经解释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因为认识上的错误，还是仅仅作为过度简化而方便教学而为之，但是，很明显，这种极端狭隘的理解已经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很有必要对斯密关于理性选择的思想进行回顾。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中，斯密却是从物质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

二、斯密将人选择的动机分为三个高度不同的层次

（1）自利层次。斯密在对经济交换的论述中阐述了这个思想。肉商、酿酒商、面包商为何会如此热情地去生产并销售，不是为了贡献社会，造福他人，仅仅是为了从我们的口袋里获得他们想要的——金钱。这关乎他们的生存。事实上互利交换中都是属于这种情形，并不需要多么高尚的动机来解释这种行为。这是本能的选择，属于最低层次的动机。（2）同情层次。人是社会存在，不仅有着基本的生理需要，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必然会提出进一步的心理需要。这种进一步的需要其实也是一种自利。人的自利不仅包括对自己的关切，也包括对别人的关切。因此对他人福利的关切或同情完全可以融入到一个人自己个人的福利中。（3）仁慈层次。超越广义定义的福利或自利，我们愿意做出牺牲以追求其他价值，例如社会正义、民族解放、社群福利。斯密认为“仁心、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其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这是最高层次的动机。

阿玛蒂亚·森在承认第一个层次的前提上，着重拓展了斯密的后两个动机。在他看来，如果把理性选择定义为谨慎的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谨慎地发扬同情、谨慎地促进正义和谨慎的促进后代的利益等行为视为理性选择的表现。同情和仁慈背离了狭隘的自利模式，这是两种不同的前进路线，森将第三种动机定义为“承诺”，它所遵循的价值观超越了个人的自利或福利，包括在促进我们同情的人们的利益时所涉及的自利。森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同情与承诺的区别。如果帮助一个穷人，是因为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他的贫困会使你不幸福，那么这就是一种基于同情的行动。依据同情采取行动时，并不涉及牺牲个人的利益或福利。但是如果他的贫困并不会使你很不幸福，你试图帮助的理由是你的正义意识，而不是减轻自己由于同情产生的痛苦这个愿望，这种行为会涉及到自我牺牲，这就是一个基于承诺的行动。事实上，两者还是存在关联的。在森看来，利己（不知是否利他）、利人利己、利他，这是三个有理由接纳的三个层次的动机。动机的多样性对于斯密关于人的行为的丰富的分析具有中心意义。人类行为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因而人类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不仅有对财富的追求，还要思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以上内容阐述了阿玛蒂亚·森对于斯密在理性选择方面的拓展。我们可以知道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所谓斯密的思想，其实并不一定就是斯密本人的，有的甚至是后人或断章取义，或有意无意误解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前人的经典中去，而不是去相信不知道转述了多少道的转述。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人真正继承了斯密的精髓，并且发扬光大，我认为，森就是少数这类人中的一个。

参 考 文 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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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福利；经济学；需求；供给；发展

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世纪，社会福利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良好的社会福利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与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社会福利的设置与安排、供给与需求受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或经济组织影响而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并逐步建立起了多种类型和层次的福利服务体系。尽管如此，但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要，加之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社会福利服务需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失衡现象日渐突出。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

一、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

福利属于社会理论中的概念，从词源解释是一种健康、幸福、舒适的良好生活状态，它与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程度和主观感受相互关联。社会福利是从满足人的需求和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角度，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向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提供的无偿或优价服务措施，目的在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社会福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社会福利泛指所有保障人们基本生活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服务设施。如文化、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公益设施。狭义社会福利是指对部分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生理、心理缺陷丧失劳动能力而出现生活困难时向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措施，体现了一种社会救济和公共援助。社会福利的发展有助于调整国家经济收入的分配格局，起到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社会福利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一）社会福利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福利需求来源于社会成员对福利的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同时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是随着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我国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体现的特征是各不相同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社会福利设置主要是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条件为主，满足其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如就业、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体系。

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福利需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对教育、文化、健身、保健、娱乐等能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需求日趋增加。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有所差距，从而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也不同。一般来说，较低收入的阶层群体，对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愿望较高；而工薪阶层群体则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需求程度较高；但对高收入阶层群体而言，却更注重在社会服务、自我实现、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需求。

为了更加了解目前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需求，笔者以对本市153位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并根据其经济收入分为三个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其中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有19人，占12.4%；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在4000～10000元有79人，占51.7%；低收入群体4000元以下有55人，占35.9%，并且在此次福利需求调查中，将福利调查内容设计为基本生活、社会安全、人际交往、社会服务以及自我提升五个方面，目的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需求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不同群体社会福利需求调查数据表

■

调查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对社会服务、人际交往、自我提升等的福利需求较为强烈，这是由于该群体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的缘故，他们对基本生活或失业保险需求相对较低，而对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福利却具有较高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安全、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等方面的福利需求较为突出，而对保障基本生活的福利需求表现并不明显；低收入群体则对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福利需求愿望较大，而对人际交往需求较低。见下图：

■

不同群体对不同社会福利需求示意图

由上图可知，目前的社会福利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交往、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的需求，这说明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逐渐降低，而对于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需要在逐步提高。

（二）社会福利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可以把社会福利看作是种公共产品。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受市场失灵的影响，而市场失灵又使得政府无法提供市场价格机制，这时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讲，公共产品具有共同消费的性质，其社会需求曲线是社会全体成员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社会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提供，由于其追加成本负担为零，以及其利用的非排他性，人们往往不会表现出对它需求产量的偏好，这时就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最适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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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NextPage]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NextPage]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篇9

一.从“效率与平等”到“效率与公平”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厉文]在这一章的开始，厉以宁就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伦理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把二者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就前进了一大步，但这种关系确实难倒过不少经济学家，要讲清楚这种关系远不是容易的事。

以前，我曾在下列著作中涉及到这一问题。例如，《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一书第六章第四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一书第十六章，《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第十三章等，都探讨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厉文]p.1）

[查阅]厉以宁为第一作者的《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第六章第四节，标题是《“平等和效率”交替学说》，具体内容：一、“平等”和“效率”的交替；二、平等和效率的先后次序；三、平等和效率协调的模式——混合经济制度；四、关于改善平等和效率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五、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平等和效率交替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十六章，标题是《经济学的伦理原则》第一节：收入分配；合理性问题；第二节：社会安定，平等、效率。内容是：平等与平均主义的原则区别；用历史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评论]很显然，厉以宁在1990年代以前的文章中关注的是“效率与平等”而非“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是到了1990年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提出并逐渐为政府接受，尤其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写入党的文件之后，厉以宁的论述语言便从以前的“效率与平等”改变为“效率与公平”并进而明确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行辩护了。

[厉文]“效率与公平无疑都是应当实现的政策目标，但在排列顺序上，究竟该把效率排在前面呢，还是该把公平排在前面？这是一个对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以上谈到了有关效率与公平先后次序排列的一些争议。下面，让我们接着来判断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这两种论点的是与非，并由此说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由。（[厉文]p.12p.17）

[评论]至此，厉以宁完成了从“效率与平等”到“效率与公平”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换。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用“公平”替代了“平等”；二是对效率与公平的政策目标进行了优先滞后的排序。对第一个问题，已有很多评论，我也有文专门谈到此问题（《安徽日报》1998年7月14日《公平与平等》），因此不必再重复。我只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转述一下，作为对照，读者自会看出其中的问题。

[查阅]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采用“效率与平等”的提法，而不是“效率与公平”。也就是说用“平等”而不是“公平”的概念来进行表述。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瑟.奥肯的《效率与平等——重大抉择》——这也是厉以宁在《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中重点介绍的。他主要讨论了经济效率与收入均等化，即平等之间的关系。再如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一书，在16版以前，一直用“效率与平等：重大权衡”作为第19章的标题，只是在17版时，改用“效率与公平：重大权衡”，不过其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他对公平的看法仍然是：“经济学家对公平问题的争论有何高见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回答这类伦理的和规范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微观经济学》17版P.28）英国学者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也认为：“经济学家对效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对公平的意见并不一致，……理由是关于公平的思想并不仅仅是经济思想。公平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所有关于公平的思想都可以分为两类，他们是：

如果结果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不公平，如果规则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不公平。“（帕金《经济学》第5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4P.105）

[评论]我们从西方学者对公平的谨慎态度和厉以宁的从“平等”到“公平”的转变这一对照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并非不了解西方学者的这种态度。可见问题不在于他的概念的变换，而在于为什么变换。答案也是明显的，他是为了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进行辩护和论证。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即对效率和公平的排序是厉以宁的要害所在，也是这一观点的要害所在：在原本并列的、不同的社会价值目标中安排出优先滞后（所谓兼顾）的顺序，进而在争取某个价值目标时可以以牺牲另外的目标为代价。厉以宁承认效率与公平都是应该实现的政策目标。其实这样的目标可以列出一张包括许多内容的清单：自由、平等、安全、稳定、发展、秩序、民主、法治、可持续、和谐……但为什么要单单挑出“效率与公平”作为一个顺序安排的公式呢？我们注意到，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并没有而且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提法，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早期提出的观点。在当时经济落后、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作为针对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分配模式的改革性观点，在有限的范围内，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厉以宁的文章却对当时的情况并没有阐述，而是抛开具体环境，力图从理论上证明它是一个普遍的指导原则。于是他不但从“平等”到“公平”进行了概念上的转换，而且还详细比较了“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的理由，并得出了“效率优先”优于“公平优先”的结论。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由

厉以宁首先提出了“公平”概念的界定并陈述了“公平优先”的理由。

[厉文]现在，让我们按上一节所讨论的公平的含义来分析：这就是不把公平解释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把公平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持公平优先观点的人，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既然公平……是指机会均等，那么机会均等就应当被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为了效率牺牲公平，实际上等于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天赋权利。

第二，……机会的不均等是形成收入分配不均等、财产分配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从减少社会的不协调方面着眼，机会均等显然必须放在优先地位，也就是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

第三，……收入分配的过分差距、财产分配的过分差距总不能被视为公平，而应该被视为不公平的一种反映。而一旦这种过分差距反映的不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就必须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即把消除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过分差距放在优先地位。此外，还可以认为，机会均等表明竞争的出发点的公平，而竞争的结果则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与财产分配的差距。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所造成的结果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适当差距或财产分配的合理差距、适当差距。……收入分配的过分差距、财产分配的过分差距有较多的部分与机会不均等条件下的竞争有关，……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就是把反对机会不均等，反对收入分配的过分差距放在优先地位。（[厉文]P.13P.15P.16）

[评论]平心而论，厉以宁简要而比较中肯地阐述了“机会均等”优先的含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厉以宁在这里大大缩小了公平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领域和范围。且不说公平本身即含有最低限度的社会意义，即使仅限于经济领域，公平至少应该具有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三重含义。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便如厉以宁所界定的那样，把公平仅限于“机会均等”的范围内，那么他也还是故意“遗漏”了它的最为重要的一项理由：被视为公平的机会均等，会使人的能力获得巨大的解放，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这在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第一版P.136）中有着充分的论述：“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些常识性的道理和事实。在缩小公平概念涵盖范围、有意忽略“公平优先”重要理由的同时，厉以宁却给效率加上了它原本没有的东西，从而增强了“效率优先”理由是说服力。

篇10

一、国际贸易理论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①JohnS.Chipman,“Asurveyof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etrica,July,Oct.1965;Jan.1966.

②-,“Internationaltrade”,InJ.Eatwell,M.Milgate,andP.Newman(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MacmillanPress,1987),Vol.2.

③-,“FactorpricesequalizationandtheStolper-Samuelsontheorem”,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Oct.1969.

④-,“Onleastsquareswithinsufficientobsen,a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Dec.1964.

⑤-,“Efficiencyofleast-squaresestimationoflineartrendwhenresidualsarecorrelated”,Econometrica,Jan.1979.

⑥-,“Thetreatmentoflinearrestrictionsinregressionanalysis”,Econometrica,Jan,1964.

⑦-,“Externaleconomiesofscaleandcompetitiveequilibriu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1970.

⑧-,“Compensatingvariation,consumer''''ssurplus,andwelfare”,withJ.C.Moore,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