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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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选择，就有机会成本，商务英语中存在的机会成本不仅在宏观方面影响着学校专业设置的选择，而且在微观方面商务英语的应用上也体现出它的存在意义。

1．商务英语的专业设置———学校的机会成本。

自1985以来，商务英语以英语专业的一个方向出现于高等院校中。直至2007年，教育部才批复商务英语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一门专业。从此，商务英语名正言顺地与翻译，语言文学并列成为英语的三大专业之一。目前在全国900多所开设有英语专业的院校中已有750多所设置了商务英语课程方向/专业。近三年分别有17所，31所，83所院校经教育部审批通过开设此专业，而且这一增长趋势将继续延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来。为什么商务英语专业如此受欢迎?在此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这一概念诠释其中原因。从一定程度讲，学校的机会成本决定着专业设置的选择。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稀缺的资源。通常情况下，这些资源可以有多种用途，也就是说，在配置这些资源时，我们有着不同的选择机会。正因资源的稀缺性，我们做出一种选择时，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选择，而其他选择所产生的收益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那么作为理性的决策者，面对多种选择时，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也就是选择对象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大于放弃对象所产生的预期收益，换言之，预期收益应大于机会成本，这才是最优选择。在高校的专业设置问题上，机会成本是指将稀缺的教育资源用于某一专业的教学时，所放弃进行另一专业的教学可能产生的收益。教育资源包括一切为顺利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所提供的财力、物力，人力，信息等资源。这些有限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高校的专业设置。一所高校不可能无限制地去开设专业，或是想开什么课程就开什么课程。在国家一再强调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大环境下，院校在设置专业时需考虑最优选择，使其机会成本降到较低水平。可如何判定最优选择呢?什么样的选择机会成本会相对较低呢?笔者认为所设专业能够更好地与市场需求匹配就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产生的预期收益也相对较大，大于其他专业的预期收益，这就使专业设置的机会成本相对降低到较低水平。对于语言专业，可以从以下几点判断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市场需求匹配:(1)该门语言在劳务市场上是否急用;(2)该门语言在消费市场上的应用多寡;(3)该门语言在人际交往中是否常用;(4)该门语言在不同市场以及人际交往中的应用情况。论述至此，我们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商务英语专业如此受欢迎，原因在于商务英语专业的设置是市场所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深度与广度的不断拓展，市场对既具有商务贸易知识又有扎实的英语交际能力的应用型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而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此需求恰巧吻合。根据部门高校就业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6年，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大概需要180万外贸人才。而据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无法填补这100多万人才的缺口。这是从量的角度考虑，如果从质的角度出发，形式就更加严峻了。例如，2012年，国内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处理国际事务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这对于进入WTO将近11年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中，不但要致力于量的增加，而且要更加专注于质的提升。本文下一部分将会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2．商务英语的应用———个人的机会成本。

语言在经济学中可被视为一种资源，而商务英语是语言资源的一个分支，具有一定的经济特性。正如语言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Marschak(1965)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就从费用(cost)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一下商英英语应用中存在的机会成本。首先，商务英语与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虽然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表达不完的意思，看似语言无穷尽，但需要注意的是，表达一个语境的语言是有限的，因为语言资源本身是有针对性的;另外，一个人受自身能力、条件的限制，所能使用的语言资源也是有限的，尤其当所使用的语言不是母语的时候，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词不达意的原因所在了。其次，正因为这种稀缺性的存在，商务英语的应用就会产生机会成本。在表达一个语境时，使用一种语言资源就不得不放弃另一种语言资源，而所放弃的语言资源可能带来的利益就是语言的机会成本。以语言文体为例，MartinJoos(1961)在《五只时钟》中按照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将英语分为五种变体，即庄重文体(frozenstyle)，正式文体(formalstyle)，商议文体(consultativestyle)，随便文体(casualstyle)和亲密文体(intimatestyle)。不同的交际目的决定着使用的交际文体:商务谈判中多数情况使用商议文体;签订合同会使用庄重文体。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文体，可能会付出巨大的利益代价，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比如谈判双方不熟识的情况下使用了随便文体会使对方感到不愉快，从而影响谈判结果;合同使用语言不正式，含有歧义词语，可能由此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纠纷。这仅仅是文体的选择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语言词汇的选择就多不胜数了。比如蒙牛2012年打出的“只为点滴幸福”广告语所对应的英文是“Littlehappinessmatters”，翻译过来与原意截然相反:幸福并不重要。另外还有白象方便面在出口国外时品牌翻译为“Whiteelephant”，而这个词在英文中有“中看不中用”之意，企业由此所付出的代价不得而知了。所以，商务英语的语言应用中存在着的机会成本虽然不是都可以量化为金钱，但很多时候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容小觑。在商务英语的应用中机会成本的存在影响着语言的选择，所以在进行选择时，就要力求机会成本最小化。这就需要使用者对所用语言及其文化等方面要有较深的造诣，因为在涉外的商务活动中，导致机会成本上升的不仅仅是词汇的选择错误，更多的是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下的商务文化的冲突。用来描述与表达商务信息的语言符号的解码(decoding)与编码(encoding)的整个过程受到社会心理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歧义现象、交际意图及文化背景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商务活动中会涉及很多行业术语，特别是法律行业，不懂行话，将寸步难行，机会成本将大幅提升，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国内能够处理国际事务的法律人才告急的原因。所以，在培养商务英语人才时，需要从语言熟练度，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商务知识三方面抓起，这才能够培养出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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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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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启发式教学，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

 

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传统的课堂教学，一般只重视知识传授和记忆，而忽视全面素质提高，只把学生看成是灌输知识的容器，而未把学生当作学习的真正主人。而现代启发式教学是传统教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教学的实际为基础，以培养具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智能型人才为目标。经济学教学是经济学思维的教学，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如何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特别是如何让大学生学会学习，已成为当今课程改革关注的要点之一，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启发式教学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是一切优秀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启发式教学虽源远流长却成熟迟缓，理论上的厚积却在实践中难以薄发，实践上难以找到规范性的操作。尽管启发式教学的真理性和魅力，人们无不称颂、提倡和憧憬，然而和其相悖的注入式教育仍然存在，甚至仍大量地占据教坛，阻碍着教育教学过程的人本化和优化。

一、启发式教学的界定

启发式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材的实际，从学生的知识基础、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通过教与学的互动作用，发挥双方的积极性和各自的特殊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引导学生按科学的方法去主动学习，积极思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教学思想。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将启发式教学思想贯穿于教学活动全过程，根据教学目的、学科特点、教学摘要意义。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形成学生的健全人格才是启发式教学之根本所在。在原有的教育、教学条件下，学生的学习偏重于机械记忆，浅层次理解和简单运用，仅仅立足于被动地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培养。我们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这也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更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二、启发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的内涵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启发式教学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在教学的初始阶段，教师要“扶”着学生走，在中间阶段教学方法，教师要“引”着学生走，在最后阶段，教师只需“跟”着学生走即可。学生在启发式教学中的作用，也是从积极努力跟着教师学，慢慢过渡到自己主动钻研，独立探索，甚至达到有所创新的层面。“教学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师生思想情感碰撞与交流的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是单纯知识的传授者，而应是学生有效学习的促进者，学生潜能的发现者和培养者。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探索知识，从而发挥潜能，培养能力。具体而言，启发式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内涵如下：

一、学生兴趣的启发

兴趣是学习最重要的动力，不仅在一开始接触经济学理论时要创设情景，激发学习兴趣，变好奇为兴趣，就是在学习中途，在学生遇到不断产生的各种程度的不同障碍、因难，甚至挫折时，更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语言兴趣。当然还要培养一定的意志，使意志作用于克服矛盾之中。引起兴趣不是盲目地为引起兴趣而引发的，主要是为了发掘学习中的新问题。

二、学生想象力的启发

西方经济学学习的过程离不开想象，想象力的培养与开拓和应用是西方经济学教育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通过灵活运用各学科的知识、进行探究性、综合性的教学活动，有意识地挖掘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存在着大量的数学模型，从经济假设到抽象化的数学模型，需要思维加工过程，为此要让学生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理解那些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敢想、勤思、独创，并采取措施保护想象的火花。

三、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启发

创新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核心精神，学术贵在创新。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养成和促进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造性思维，就是用心地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细心地点拨引导，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积极鼓励质疑问难，培养他们创新能力；采用不同方式启发、引导求异，逆向思维，因势利导，启发大胆想象，培养他们创造性思维。

四、学生实践能力的启发

启发式教学把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它突出思维过程，展现思维策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具有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经济分析和实际操控能力。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掌握数量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动态。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训练学生关注现实经济运行、研判宏观经济大势、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综合能力。此外，还要鼓励学生利用大四之前的三个暑假到社会中进行调研和实践，并撰写出与实习单位相结合的、能够帮助实习单位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论文。

三、启发式教学法的主要工具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运用提问法。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提问法是教师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师生相互对话，使学生巩固旧的知识、获得新的知识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经常表现为课堂提问方式。教学中要善于巧设问题，引导学生质疑问难，课堂讲授时间有限，但课外时间无穷。因此，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有兴趣地去学习经济理论，理解经济现象，有效建立起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有进一步学习的冲动。

在课堂上，要经常性地布置探索性问题，如最近的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怎样，目前的金融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地控制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思索性的问题建立起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利用更多课外时间去查阅相关资料，研究相关问题，进一步促进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上最关键的也是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

二是采用案例教学法。经济学案例种类繁多，其组织方式也多种多样。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目标选择编写相应的案例类型，然后选择适宜的方式进行案例教学。在案例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现实经济学案例，也可以选择实验经济学案例。当然，在应用现实经济学案例时可尽量采用本土化案例，例如在学习“供给和需求理论的应用——价格干预机制”时，可引入我国曾实行的粮食保护价制度进行分析和验证；在介绍“机会成本”概念时，可让学生计算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另外，我们也可以采用实验经济学案例来验证某些重要的基本概念、抽象的理论术语和动态的逻辑推导等知识。

三是采用游戏教学法。游戏教学法是指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完成课堂教学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通过自己参与来认识规律，总结规律。这里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章节教学为例，比如在讲博弈论的合作与竞争时．就可以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完成“海盗抓黄豆”实验。对学生进行随机的分组，五人一组，由这5个学生分别担任5个海盗的角色，教师担任法官。故事讲述5个海盗即将被处死刑。法官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从100个黄豆中随意抓取，最多可以全抓教学方法，最少可以不抓，可以和别人抓的一样多。最终，抓的最多的和最少的要被处死。由学生运用理智思考进行判断得失，从而做出选择。思考思路是这样的：第一个人选20个，首先他不用担心他会是最少的(不包含所有人都拿20个的情况)，因为除非所有人都拿20个，这样就一样多，只要有人拿的多于20个，就必定有人拿的少于20个，因为总共只有100个。接下来他要担心有没有可能会是最多的，因为题目的条件是可以不必把所有黄豆分光，可能会存在剩下4人拿的都小于20。接着要讨论：第一个人选了20，第二人会选小于20的数字吗？首先可以排除第二个人不能选择18及18以下的数字，因为这样的话，后面的人只要选择19第二个人就必死，第二个人有可能选19吗？也不大可能，因为第二个人选19的话，后面的人不可能选大于20或小于19的数字，因为这样的话会成为最大或最小而被处死(比如第3个人如果选21，第四第五只要选20第3个人就成最大而被处死)，因此如果第二个人选19，后面的人要么选19，要么选20，可是这样一来就分出最大最小了，最小19最大20，全部处死，因此第二个人也不能选19。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第二个人也只能选20。同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也都只能选20 。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选择20。实验结束，请学生自己来分析实验过程中自己的思考过程，大多数同学在行为过程的实施中便理解了博弈论中体现的人的理性的重要性。

四、运用发现法。发现法是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学生通过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教学方法。教育家布鲁纳说过：“应该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每天运用经济学原理去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人。要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教学当中就不能太多依赖数学公式，而是要贴近生活。课堂上，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以下经济现象：世界上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老虎和鲸鱼而不是母鸡？是因为稀缺原理。为什么超市里各个收银台前排的队都差不多长？人们的这种自发行为源于理性经济人原理。学习经济学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定，提高决策质量。比如说如何运用成本收益原理去安排每一天的生活呢？一个理性的人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时才会去做某件事。对于玩电脑游戏，收益和成本又如何？人们每天面对的可能不是去决定是否该从事某项活动，而是如何把握它的度的问题。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最后一分钟玩游戏获得收益小于这一分钟付出的成本，游戏就应该马上终止。学生们都面临着大学毕业后选择方向的问题，如何在出国、国内读研和就业之间做出选择呢？先计算一下出国留学的显性成本是多少，隐性成本又包括哪些？如何确定出国留学的机会成本？出国留学的收益又是多少？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原理却可以解决这么重大的问题。如何解读货币政策呢？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改变实际利率就在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储蓄，但在中国却效果甚微？因为中国人储蓄不仅仅有经济因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如果政府想降低高储蓄率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从经济因素人手，根据激励原理降低储蓄的回报，并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解除储蓄的心理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央行，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货币政策的呢？总之，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就是要鼓励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和解决间题。

参考文献：

[1]张学龙.大学专业课开展启发式教学的探讨[J]. 中国成人教育,2007（2）:139.

[2]王英姿，耿香玲.经济学教学中案例的选择与教学初探[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 （6）：99-101.

[3]黄秀猛.刍议商务经济学教学与培养经济学自然主义者[J]. 经济师，2007（12）：140.

[4]高良.启发式教学探析[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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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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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剑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5

一

根据农业部（1995，P154）测算，在目前4.33亿农业劳动力中，约1/3属于剩余劳动力，绝对量约为1.2亿人。事实上，根据我们测算，在1983-1994年农民收入的诸影响因素中，劳动力投入已经对农户收入构成负效果，而对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尚为正值，因此，从表面上看，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尽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是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着眼点。权威部门（如农业部，1995，PP57-59)也认为应当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国内大部分经济学者也持同样看法。的确，大部分发展经济的先驱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上都重视和主张创造更多的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自从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的经典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发表以来，虽然费景汉和拉尼斯(J.Fei and G.Rannis，1964)对其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的重要意义，舒尔茨(T.W.Schultz)等对“隐蔽失业”理论提出了批评，但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在给定的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下，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与农业部门的产量增长相联系)将是提供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也是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最好方式。虽然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在农业中也存着许多增加实际产出和收入的机会，但迄今为止，对于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人们仍然主要关心提高全部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把重点放到非农业就业机会上。在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中，托达罗（M.P.Todaro，1985）独具慧眼，他认为，要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制定创造性的、精心设计的农村综合发展计划，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农业内部的生财之道。托达罗的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劳动力剩余现象非常显著。8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但是，进入90年代后，由于乡镇企业的外部约束（如政策约束、市场约束、资源约束等）趋紧，内部管理机制中落后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发展速度趋缓，而且吸收劳动力速度也明显下降。比如1984-1990年，乡镇企业单位数年均增长20.4%，就业人数年均增长10.1%，1991-1994年则分别为9.3%和7.7%。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1444元，固定资产净值1119元；到1994年，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5503元，占用固定资产净值4324元，分别提高2.8和2.9倍。可见，仅仅依靠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已经越来越大，并且在内部正效应趋小的同时，外部付效应正在呈增大趋势。同时，我国的城镇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极为有限，90年代初期起逐年趋紧的“民工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这两种现象不同的是，一些发达地区近几年来依靠市场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农产品及其具有高附加值特征的关联产业群，在局部地区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在现象上与托达罗的理论不谋而合。因而，我们认为，在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产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着眼点应在农业内部。从各种现象分析，从主要在农业内部就业到再次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间大约要10-15年。

二

按照吸收劳动力的强度，可以把农业分为耕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类型。所谓耕地密集型农业主要是粮食作物，其特点主要有：（1）单位面积耕地上需要投入的劳动量较少。比如1991年，6种粮食作物平均亩用工14.2个，而棉花、油料、甘蔗、烤烟等作物分别为41.0、16.3、45.2、49.8个。在农业中，粮食产业最容易实现机械化，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程度就越高，投入的劳动力就越少。比如，我们在山东省的胶东平原和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各选一乡镇进行粮食生产成本调查，其结果是:前者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亩用工为12.8个;后者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亩用工为14.6个。

（2）占用耕地比重最大。粮食是城乡居民的第一生活必需品，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市场情况看，我国的粮食都不大可能大份额依靠国际市场，必须基于自给，而我国又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人均耕地仅有1亩多一点，耕地的主要部分不得不用于生产粮食。1994年，粮食作物占用耕地面积约为耕地总面积的3/4。

（3）与农业中其他产业相比，粮食产业的技术进步较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比较收益处于劣势，而单位面积产量又相对较高（1994年，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为每公顷4063.2公斤，油料作物仅为1646.9公斤）。致使单位原粮中包含的劳动量少于其他作物（如1991年，每吨粮食用工为61.2个，棉花、油料、烤烟分别为770、192.6、259.6个），单位原粮中包含的价值量和净收益也少于其他作物及其他农业产业。事实表明，粮食作物的单产越高，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价格结构和投入结构下，农户的相对亏损甚至绝对亏损就越大。尤其是我国的粮食市场化程度较低，而农业生产资料则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这一矛盾更加加剧了粮食生产的相对或绝对亏损水平。根据宁波市4个郊区县的早稻成本核算资料，在24个核算户中，有11户每亩含税成本超过收入，利润为负数，主要原因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早稻的国家定价是44元/100斤，地方加价16元，合计60元/100斤，而市场售价是85元/100斤，农民按市价出售可达到收支相抵，按国家定价出售则亏本，如果扣除镇、村二级的补贴，粮食成本还要高。按照以前的“三挂钩”政策，每交售100斤粮，可按平价配售化肥、农膜、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 “三挂钩”政策取消后，每100斤粮食一直仅付给3.74元的价外补贴，而农资市场上尿素已从540元/吨上涨到2200元/吨，柴油从540元/吨上涨到2300元/吨，都是上涨4倍多，农膜售价从6400元/吨上涨到12800元/吨，翻了一番。农资市价如此上涨，而3.74元的价外补贴却一直未变，实际上是让农民单独承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以工补农”实际上是通过粮食补贴的中间环节补贴给了城市。可见，依靠粮食作物生产不仅对劳动力的吸收程度较低，也不能使农户收入很快提高。

所谓劳动密集型农业主要指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它们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大以及附加值高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和受耕地资源的制约较弱上。进入90年代以后，农户收入中农业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这里的农业主要指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而不是指粮食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1994年在农户的农业收入中，粮食收入仅占41％；在种植业收入中，粮食收入仅占55％，换句话说，在农户的种植业生产结构中，尽管粮食作物占用了75％的耕地，但获得的收入仅占55％。可见，在农户的收入中，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边际贡献最大，而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的就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一产业。从一些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并以此为起点发展农业产业链，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产业自身比较利益低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吸收劳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北京市大兴县以京城庞大的消费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专业村，按照在一个村的范围内，除了粮食以外，某项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某项农产品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50%以上，以及从事该项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0%以上的衡量标准，该县1994年已经发展到218个专业村，其中，蔬菜专业村116个，果品专业村57个，西瓜专业村25个，畜禽专业村10个，薯豆专业村9个，其他1个，据该县对196个专业村的统计，1994年底，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户34074个，占总户数的81.9%，专业生产总收入51011.2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63.2%，专业生产纯收入25282.2万元，占农业纯收入的62.55%，人均专业纯收入2208.3元，相当于全县人均农业（农、林、牧、渔）纯收入水平，专业村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剩余。尤其那些以发展温室、大棚和利用特殊栽培手段来达到高投入、高产出目的的专业生产农户，人均专业收入可达7000元以上，由于是常年生产，许多农户还要雇佣其他省区来京打工的劳动力。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以来，山东、广东、福建等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专业村乃至专业乡镇。事实证明，凡是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专业生产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农村劳动力都很少有剩余，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非农产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

如果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由于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利润更高，还由于农业产前、产后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比如北京市大兴县在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在葡萄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由镇农业总公司组建“龙头”公司，搞好良种培育、产品加工等产前、产后服务，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分成。该县的礼贤镇京南蔬菜产销协会打破社区界限，实行会员间的经济合作，带领小农户走向大市场，不仅提高了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还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截止到1993年底，山东省肉、蛋、菜、奶、果、粮、油、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已经发展到10200余家，带动农产品生产基地5000多万亩（包括山峦和滩涂等），联结农户600多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0%，当年实现产值590亿元，利税40多亿元，凡是加入到各种一体化经营之中的农户，大都不存在劳动力剩余问题，有的还需要雇佣劳动力，收入当然大幅度提高。根据上述各地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只要产品适销对路，在政策上鼓励农民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并逐渐过渡到各种各样的一体化经营，是近中期内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尤其在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极不景气、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边际贡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三

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前景如何呢？首先，从国内市场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膳食结构中副食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质量也越来越高。表1说明，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主要食品中，除了粮食（城市居民）和蔬菜（城乡居民）的消费呈下降趋势外，对其他农产品的消费均呈上升趋势。尽管农村居民对粮食的消费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1994年开始下降。并且即使截止到1993年，15年间的消费仅上升了7.6％，而对油、肉、禽、水产品的消费是分别上升了85％、90％、433％和275％，消费的增长主要

表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量

单位:公斤

年份 粮食 蔬菜 食油 猪牛羊肉 家禽 水产品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1978 247.0 141.5 2.0 5.8 0.3 0.8

1979 257.0 131.0 2.4 6.5 0.4 0.7

1980 257.0 127.2 2.5 7.8 0.7 1.1

1981 256.0 145.4 124.0 152.3 3.1 4.8 8.7 18.6 0.7 1.9 1.3 7.3

1982 260.0 144.6 132.0 159.1 3.4 5.8 9.1 18.7 0.8 2.3 1.3 7.7

1983 260.0 144.5 131.0 165.0 3.5 6.5 10.0 19.9 0.8 2.6 1.6 8.1

1984 267.0 142.1 140.0 149.0 4.0 7.1 10.6 19.9 0.9 2.9 1.7 7.8

1985 257.0 134.8 131.1 144.4 4.0 5.8 11.0 18.7 1.0 3.2 1.6 7.1

1986 259.0 137.9 134.0 148.3 4.2 6.2 11.8 21.6 1.1 3.7 1.9 8.2

1987 259.0 133.9 130.0 142.6 4.7 6.4 11.7 21.9 1.2 3.4 2.0 7.9

1988 260.0 137.2 130.0 147.0 4.8 6.7 10.7 19.8 1.3 4.0 1.9 7.1

1989 262.0 133.9 133.0 144.6 4.8 6.2 11.0 20.3 1.3 3.7 2.1 7.6

1990 262.0 130.7 134.0 138.7 5.2 6.4 11.3 21.7 1.3 3.4 2.1 7.7

1991 256.0 127.9 127.0 132.2 5.7 6.9 12.2 22.2 1.3 4.4 2.2 8.0

1992 251.0 111.5 129.1 124.9 5.9 6.7 11.8 21.4 1.5 5.1 2.3 8.2

1993 266.0 97.8 107.4 120.6 5.7 7.1 11.7 20.8 1.6 3.7 2.5 8.0

1994 257.0 102.0 109.0 121.0 5.7 7.7 11.0 20.2 1.6 4.1 3.0 8.6

资料来源:农业部，1995，p197

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从表1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粮食的消费过多和副食的消费过少上。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对这类农产品的要求会更高，农村居民则会在短期内（比如，五年或十年之内）要求得到数量上的满足。总之，随着城乡局面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面对的是一个增长迅速且很有潜力的国内市场。

其次，从国际市场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优势在于需要投入劳动较少的粮食产业，劣势恰巧在于需要投入较多的“副食产业”，为了节约劳动投入，发达国家大都自60年代冷藏技术突破后，就减少了国内副食品生产数量，而依靠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类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如法国副食品的国内自给率为70％，英国为45％，而德国仅为30％。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这一变化而逐步改变了农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结构，比如，印度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园艺局，泰国事实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许多国外及港台厂商已经看到我国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极大优势，从80年代末期开始，就在我国的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建立蔬菜、花卉、水产品、畜产品等生产基地，现已波及内陆省份。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业务看，粮食基本平衡，食用植物油进略大于出。出超较大的农产品主要是动物产品、蔬菜、水果、糖料及其它加工品等。可见，我们已经在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了。正如安妮•克鲁格（Anne O.krueger，1983，pp.39-40）在长期研究中所发现的“农业部门中的出口导向型生产活动是与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一致的”。从决策角度看，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在此基础是逐步转变农业发展战略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才能摆脱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事实上，经济作物的生产费用并不比粮食作物多出很多，而农民手中的剩余资金（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4年底，农村居民人均存款212元，手持现金458元）加上国家信贷支持，大力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水果、蔬菜、畜产品和水产品等是不存在资金障碍的。山东省沂蒙山区农民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力发展苹果、银杏、大蒜等农产品，在短短的10年内由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35元提高到1994年的1208元，农民收入、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经济均面貌有较大改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沂蒙山区农户发展这类产品所需的资金，除了金融机构少量贷款外，主要依靠农民的自有资金。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很不景气，贷款极难回收，农村金融机构大都倾向于贷款给农户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根据我们对一些乡镇的调查，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结构中，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贷款约占54％；而在合作基金会的投资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资金投放量占70％以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类农产品生产的利润较大，资金回收较快，农民较易于归还贷款。

四

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我国的粮食都必须采取自给为主的方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某些产品的余缺。因此在单产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过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上的粮食供给量，从而有可能诱发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所需耕地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获得：一是大搞农业综合开发，挖掘国土生产潜力，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有相当部分可利用资源未被利用起来，逐步开发这些资源并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总体上就不必减少作物播种面积。二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粮食产量的提高。在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发生大的减少的条件下，单产的提高就意味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可以相应减少一部分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作物。

表2 我国各类农业可利用资源能力

宜农荒地 宜林荒山荒地 可利用草地 淡水可养殖面积 海水可养殖面积 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

可利用资源占已利用％ 37 29 86 40 85 89

资料来源:程漱兰等，1995

（2）不能放松非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测算，我们得出了至少在90年代，农民收入的增长极在于农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业）而不在于非农产业的结论。前文还论证了非农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能为农民收入增长极的原因，但绝不是提倡放松非农产业的发展。恰恰相反，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工处理后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才能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前提到的北京、山东、广东、福建等地农业产业一体化中的“龙头”企业，有许多就是乡镇企业。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农村非农业发展有关政策时，必须以服务于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立足点，通过加工和流通方面的服务积累资金和经验，增强发农业发展的能力，并通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农村非农业生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极再度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条件。

（3）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发展要靠技术来推动。一般来说，与粮食作物相比较，我们所说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本身就具有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在这方面，需要作好三方面的工作：1）加强生物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工作，通过品种、栽培和田间管理等方面技术的推广来推动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发展。2）提高机械技术投入水平。研究表明，在农户的投资结构中，流动资金占主要部分，而且固定资金投入呈下降趋势，这是农户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固定资金投入又是农业生产（尤其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机械投入居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农户自身不愿投资的条件下，有关部门应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工作。3）加强加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提高劳动密集性农业的附加值，并把这部分附加值尽可能的留给农民。此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提高技术利用效率和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含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4）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劳动密集型农业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特点，它的发展更需要日臻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支持。服务的内容，除了前述机械、技术等外，还有生产资料供应、防疫、植保、收获和流通等。服务的主体，除了原乡镇农机、农技、植保、畜牧兽医等部门转变职能，有政府部门转变外为经济实体或非实体外，更重要的应发展通过农民自身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经济性质的社会化服务性组织。通过组建农民协会、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等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一些地区的经验看，这类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劳动密集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问题，还能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小规模与大市场”的矛盾，在更高的层面上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注释:

[1] A.O.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程漱兰、唐忠、孔祥智、郑丰田:“农村经济结构变动与近中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出路”，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 费景汉和J.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 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