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逻辑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博弈逻辑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 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　“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 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 ，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 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 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 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 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 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 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 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 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　“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 hi138/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 ，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 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 John 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 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 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 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篇2

关键词：单片机；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中图分类号：TP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2-0000-02

目前在全国大多数高校实验室的实验台上并无示波器模块和逻辑分析仪模块，如果在实验台外配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仪器，将会增加实验室的经济压力，且操作麻烦。而直接将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直接集成在实验台上，可使实验结果直观明了的显现在实验者面前，相比于在外部配置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设备的方法成本方面将低得多，更有利于在实验室中推广。而且该综合测试仪，结构简单，可以满足高校的教学需求。

一、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以MCU1主控单片机ATmega64和MCU2、MCU3从控单片机ATmega8-16AU作为控制、数据处理的核心，示波器模块的输入信号经过程控放大器的衰减或放大至ADS830E的输入信号范围（1.5V至3.5V），然后分两路，一路送给ADS830E，实现数据的采集，一路送给整形电路，以便MCU2测频率。逻辑分析输入信号经过AD7829采集，转换成数值，与MCU3设定的门限值比较输出逻辑电平。通过SPI通信接收MCU2、MCU1的发送数据，并处理显示在LCD上。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二、系统硬件设计

（一）示波器模块

（1）程控放大模块

信号输入后通过继电器选择其耦合方式，选用先衰减0.5或0.05倍，缓冲后放大-2或-0.8或-4倍，最后选择放大1倍或10倍，控制相应的继电器即可实现9挡放大倍数，即9挡垂直灵敏度。本电路中选用高速运算放大器LM6172双运放，带宽为100MHz，压摆率为3000V/us，每通道消耗电流为2.3mA，输出电流达50mA，能满足电路的要求。

（2）AD转换、存储电路

数字示波器中最重要的就是AD转换电路，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入存储器。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频率至少是被测频率的2倍，而在此处采样频率至少为被测信号的5到8倍，否则无法恢复信号的波形。本电路采用的是BB公司的8位高速AD转换器ADS830E，采样频率为10KSa/s至60MSa/s，经实验发现在频率1K以下也可以正常工作，既可以满足设计要求。AD转换电路如图2所示。

（3）时钟电路

时钟产生电路为AD转换器提供时钟信号，分别为60MHz、30MHz、6MHz、600kHz、60kHz、6kHz、600Hz，共8种，采用60MHz的温度补偿有源晶振提供基准时钟信号，实现过程如图3所示。

（4）MCU2单片机控制和信号整形电路

MCU2负责测量由触发器构成的整形电路输出的信号的频率，即被测信号的频率，并控制程控放大器，将频率、水平扫速、垂直灵敏度等参数通过SPI总线发送给MCU1。

（二）逻辑分析仪模块

该模块由数据采集前的阻抗变换、采集电路、MCU3单片机控制处理模块组成。每一通道的输入通过运放LM310构成的缓冲器，提高输入阻抗。用两片8通道8位的高速AD变换器AD7892将16路模拟信号进行转换。该芯片最大吞吐量为2MSPS，内置一个2.5V片内基准电压源，一个采样保持放大器，一个420ns的8位半快速型ADC和一个高速并行接口。在此设计中AD7829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与MCU3单片机预设的门限电压比较即可得逻辑电压，通过SPI串口通信和MCU3单片机的控制将16路逻辑电平串行发送给MCU1单片机。逻辑分析部分设有操作旋钮，门限电压值由此调节，经过AD转换后输入单片机，进而比较得每路的逻辑电平。

（三）MCU1主控单片机LCD显示处理电路

MCU1主控单片机ATmega64的PD口与存储器的八个数据口相接，PB口接SPI通信的MISO、SS、CLK，控制与MCU2、MCU3的通信，PC、PE口连接LCD的端口，通过程序的控制LCD显示波形。电路图如图4所示。

三、结束语

此系统的结构简单，主要用于电子实验台的数据测试和波形显示。其中用软件实现示波器部分的同步触发以及逻辑分析部分的随机触发，降低了电路的复杂性，能满足电子学实验的要求，相对于现在的实验台有了更大的改进，人机界面更好。

参考文献：

[1]殷瑞祥.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赵茂泰.智能仪器原理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3]黄任，杨芳芳，张万能.简易逻辑分析仪（D题）[J].电子世界，2004.

篇3

──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广州购书中心买书，逻辑类的书籍中既然有《泛演化逻辑引论-思维逻辑学的本体论基础》（何新着，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从该书引用的文字，简称何着页××，表示该书第××页）这本书。何新先生名气虽大，但逻辑圈的人知道他不是做逻辑的，何以他也写下一本有关逻辑的书呢？出于好奇，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很有些东西能够刺激我们这些专搞逻辑的人。便买下了何先生的书，由此有了这篇读后感。

一大话学者：从反杜林论谈起

大约在150年前，德国出了一个大话学者杜林，他创造了一个主义的新体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体系时，杜林的东西总算还被恩格斯称为高超的胡说。杜林，这个创造体系的所谓「智者，自称为在哲学和所有科学领域中都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并对所有的知识前辈都用嘲弄谩骂的语气予以了无情批判。

在时间之轴上，不同时段的事件和人物虽各有不同，却有惊人的可比较之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个半世纪倏忽而过。在当代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大话学者，其著作等身，几乎全知全能。中国的这位「学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劳更大，不仅在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硕果累累，在宗教、、古代中国文化、、、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他也争取到机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远远超越了当年杜林所涉猎的知识范围。甚至一般学者望而生畏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闯将进来，并极为自得地宣称：「布尔、弗雷格创立布尔代数和数理（符号）逻辑以后，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为自己能发现一种新的逻辑工具而感到欣慰。（见何着页11）

不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称的同时，几乎对所有的逻辑，不仅仅是逻辑知识本身，也包括对逻辑的先驱和后学，使用了非常不得体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堪和杜林对知识先辈的评论相媲美。

我们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对哲学家的评论：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兹，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出现了特别是叫做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误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70页）

我们再来看何新这位大话学者对现当代逻辑学者的评论：

罗素试图以愚蠢的指号论消除哲学本体论。这种独断论的逻辑斯蒂，可以戏称为「逻辑中的「法西斯蒂。（何着序言页11）

当今国内的主流逻辑学界，几乎已被维也纳学派和学派独擅言语权。因此，当时我的文章难以发表。但正是在那个会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逻辑斯蒂学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赏到了他们那种笨拙地模仿罗素的「当且仅当的有趣独断论观点。（何着页12）

逻辑正好是我所从事的专业，虽然在这个领域，一个以教学为业的逻辑研究者并没有做出甚么开创性的工作。但逻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中国逻辑学界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传统的团体。以致在当今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这个团体，最鲜明地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国际规范。尽管这个团体有其存在的种种，但把独断论说成是中国主流逻辑学界的特点，实在表明评论者对中国逻辑学界的无知。这种无知，又是评论者对逻辑学本身也无知的一个体现。出于对逻辑学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于对我所在的逻辑学团体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要对这种无知的大话学者和无理的大话逻辑予以清算。

二大话逻辑：有根无叶的哲学思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评论他所在的德国学术界，有一段妙语：「近来在德国，天体物、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46页）

我把泛演化逻辑称为大话逻辑，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仅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是导引和拓荒意义上的体系，它还是一个革命性的体系。泛演化逻辑的大话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这样一种逻辑的「根本重要点在于，它并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主观的数理逻辑，而是一种有效预测事物演化趋势的智能逻辑。

第二，这样一种逻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可以构成古典逻辑的本体论基础。

第三，泛演化逻辑，乃是逻辑的逻辑，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

第四，现代逻辑多以数学中的形式集合论为基础，我的泛演化逻辑对于概念类集理论的重新研究必将涉及逻辑基础的重大革命。（何着页11）

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这种逻辑他早就应该完全建立起来，但何先生志趣深广，「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何着页112）。按照和何先生历史概念类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现在，何先生对逻辑的兴趣回归了。他从对泛演化逻辑的兴趣，迁移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时过境迁，他再复归为今天的所谓逻辑兴趣。这样一个短暂时间段内的兴趣迁移，似乎是浓缩了个体有关概念历史演进的另一种一般进程。但这里没有进化，作者还在原先知识的起点上。

但奇怪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竟然依旧存在。这个逻辑依然是别人没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逻辑。在知识变化如此迅速演进的现时代，时隔二十多年。还敢于声称这种逻辑是完全新型的逻辑，真让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气。但有点令人欣慰的是，他开始把逻辑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远超出他以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重视。因为在何文中，何先生声称：他那个有关泛演化逻辑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何着页11）。

何先生的逻辑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创造呢？我先做出两个简要的评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讨论何氏逻辑的核心部分：概念历史类集。

第一个评论，泛演化逻辑只有哲学思辨的根，没有逻辑的根和叶。

现时代的知识体系，其专业门类纷繁复杂，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现时代的任何一个学科分支，都有其圈内的游戏规则，首先得遵守规则，然后才有可能突破规则。我想在这一点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虽然任何规则都可能有例外。

但遗憾的是，泛演化逻辑只有主流哲学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却没有任何逻辑学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逻辑无关，和我国的非主流逻辑研究也扯不上关系。在何先生眼里，只有哲学家和革命家是逻辑学家，只有钱学森先生是逻辑学家，其它的人都不是。而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个人重视并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视并且理解，再也没有其它人重视和理解。这实在是对中国逻辑学界的一个歪曲，在中国逻辑学界，既有何先生所说的主流逻辑研究学者，现代逻辑的研究团体，辩证逻辑研究也是逻辑学界中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也有一个专门的辩证逻辑研究团体。

谈及现代逻辑的历史、现状和，则何文的态度简直是认为不值一提，现代逻辑几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东西。用何先生的话：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及其主观和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个及其空洞的东西（何着页117）。相信进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进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逻辑是一门很专门的学科，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内行，外行也很难代替内行。哲学家或者革命家从圈外层面上来看待一个学科，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弱势的联系。权威是有语境限制的，权威的论断不能代替学科本身的发展。逻辑有其自身的发展契机和进化历程。某个政治家的青睐，某个财团的资助，某个圈外权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变学科本身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逻辑学科枝叶繁茂，生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群落，何先生视而不见，也未看到作甚么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热闹领域玩腻了之后，换一个游戏场所，看一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就摆起开山祖师的架势。几十年前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适大众传媒不再，整个市场细分，整个知识门类细分的条件下，无异于天外梦想。

第二个评论，现代逻辑并不排斥黑格尔逻辑。

何文说：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何着页117）。

简单地把现代逻辑学者都看成是黑格尔逻辑的反对者是不公道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初期，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逻辑）因为其思辨性质而成为科学拒斥的对象。但现代逻辑发展到二十世纪的5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辩证逻辑也开始受到现代逻辑学者的关注。当然，伴随着这种关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论。

辩证逻辑是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产物，作为不同于主流经典模式的一种逻辑，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辩证逻辑更适合于看作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方向，看作是数理逻辑在非经典逻辑方向上的一个发展。如同道义逻辑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因此道义逻辑实际上就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一样，辩证逻辑也应该看作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由波兰学者卢卡西维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学者科斯塔开创的次协调逻辑研究，体现的就是对辩证逻辑的一种研究。

这样一种逻辑，芬兰逻辑学家冯赖特作过颇带辩证法意味的一个估计。一方面，冯赖特表示，这一逻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桂起权等着《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另一方面，冯赖特又表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逻辑的非经典方向的发展中，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们可以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用次协调逻辑和相关的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的处理，能够有助于阐明它的那些不大适合理性理解的特征。（冯赖特着，陈波等译：《知识之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6页）

我并不完全同意冯赖特的看法，我对辩证逻辑承认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态度的。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是对经典逻辑的某种颠覆，含有野性思维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同桂起权等着，第10页）。但是何先生对待辩证逻辑、对待现代逻辑的态度，却让我颇存疑虑。在学术上，谁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话语和上述冯赖特的引语相对照，结论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们关于逻辑的讨论最好是不要讨论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论已经创造出来，逻辑本体论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那里还需要我们去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学术讨论。

三告别大话时代：普遍性诉求的衰落

何先生逻辑的核心内容，是其历史概念类集，以马概念为例：

集合A：马∣白马-黑马-红马∣，

集合B：马∣始祖马新马真马∣

集合A是马的空间分类，是非历史的。集合B则是描述动物进化过程的一个历史概念类集。由这个类集的理解，概念的逻辑关系依然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间关系，但呈现黑格尔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同一关系矛盾关系交叉关系对立及种属关系（何着页36）。

概念真是这样一个进化过程吗？逻辑也相信直觉，但这里的概念进化过程，让人很难直觉地接受。一个更容易产生的概念间关系的直觉，并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象，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基因的生物链联想。何先生先有一般关系的想象，再找一些并不得体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象，无非是共相在先，例证在后的先验观，不知道其中的创新之处何在。看看在现代经典逻辑基础上建立的模态逻辑，看看集合论，看看今天横亘于逻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语义学！你就会感觉到，和主流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在其中所讨论的关系结构和关系性质相比，所谓泛演化逻辑的历史概念类集，是一个多么小儿科的东西。类集概念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对亚里士多德词项外延间关系的笨拙模仿，毫无任何现代感可言。很难理解，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为甚么把这样的常识性理解看成是一个创造，并把这个概念类集的简单图示美誉为一个专业的「何新树的称谓。现代模态逻辑早就在研究树结构，还有其它的结构方式。何先生对树的小儿科理解，哪里能够和现代逻辑学家对树和其它关系结构的研究相比（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模态逻辑》，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

即使这个逻辑构想真是一个合理的构想，那也用不着抬到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也许用不着革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夸张说泛演化逻辑是逻辑的逻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这不过是普遍性诉求在何文中的回光返照。今天的时代，是告别大话的时代，普遍性诉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去除各个社会群体、各种社会知识的个性特征和语境特征。

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个被认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长新，因此非常可能是万世不移的普遍原则，它被当作是知识体系的基石。通常这类据信为「绝对无疑的普遍原则，被人们称为「金规则。而且，那些在历史中各自独立地自发生成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来的金规则，似乎含义上也「都惊人地相似，其逻辑语义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规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原则。

然而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表明，所谓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到处都在面临挑战。就是在作为理性标准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也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常新的万世不移法则。在美国学者克莱因的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克莱因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数学之确定性、绝对无疑性并不存在，逻辑也同样如此。1930年哥德尔的著名定理既是对数学提出的质疑，也是对逻辑学提出的质疑。正是哥德尔的这个定理引起了数学和逻辑的巨变，并且使数学和逻辑随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这些麻烦并没有消灭数学和逻辑，而是给数学和逻辑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结构，同时把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别。用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的表述：

数学的当前困境是有许多种数学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每一种都无法使对立学派满意。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与未来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取代了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克莱因着，李宏魁译：《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何文建立起来的所谓泛演化逻辑，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探索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支流。企图把这个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种普遍逻辑法则，甚至是法则的法则，这只是一种知识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数学原则和逻辑原则通过我们的直觉就有可能被我们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质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逻辑普世化的知识诉求，在今天这样一个永不停息地推陈出新的现代社会中，在竞争和博弈几乎存在于一切现存领域的社会中，也许永远只能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四逻辑走进死胡同了吗？

何文的无知主要不在其泛演化逻辑，他至少看了很多黑格尔的书。在其《泛演化逻辑引论》一书中，粗略而且保守地估计一下，其中讨论黑格尔思想和著作的篇幅占到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上，讨论现代逻辑的章节却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就有资格说全世界只有他真正地懂得了黑格尔。就是恩格斯也「并没有彻悟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因此他所谓『辩证逻辑体系从未建立成功（何着页6）。

所以，他也就有资格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正这虎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他全然不知，冒犯了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顶多就是被老虎咬伤吃掉而已。但谁能吃掉一个思辨的天才，一个雄心勃勃的知识界英雄？

看黑格尔的书并不意味着你就懂现代逻辑，现代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的逻辑。何先生把现代形式逻辑独断地、武断地认定为：「现代逻辑在形式化道路上愈走愈远，现在已经陷入了死胡同（何着页117），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仅以我所关注的模态逻辑而言，这一新逻辑正获得其中的一个极好机遇。这个说法可不是信口开河，仅凭思辨和懂一点黑格尔思辨逻辑就能获得的。

模态逻辑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最富成长性的一门逻辑分支。路易斯在20年代针对实质蕴涵提出严格蕴涵的概念，到30年代，由路易斯创立了最早的模态逻辑系统。自50年代以来，模态逻辑在语形方向、代数方向、模型论方向以及道义、可证性、多值、直觉主义、认知等等领域发展迅速。一直到今天还继续保持向许多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强劲势头。模态逻辑既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形上思辨的启示功能，例如在伦理道德、法制建构、博弈领域；在和工程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显示出良好的前景。今天，模态逻辑几乎是我国所有逻辑学生课程中的必修课程。近二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部人文社科规划都对模态逻辑的研究给与了支持。这些钱绝不是白花的，它为逻辑学研究和世界接轨，并创造出新的逻辑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篇4

一、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生命命题

 

苏格拉底一句“认识你自己”成为人类寻求生命的意义的肇始，不仅成为现代生命哲学方兴未艾的主题，更是社会普通人思考日常生活意义时不可绕过的问题。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培根，一直被界定为认识客观事物、把握规律、探索真理的工具，围绕“工具”目的是其不变的主题，即“暂时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而专门研究人的思维结构及其运动的规律和规则”(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形式逻辑)。自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传统的形式逻辑逐渐形成围绕概念的 “内涵逻辑”的辩证法，逻辑学的范畴推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和境界，尤其是黑格尔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努力下，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自发到自觉。黑格尔最终把辩证法发展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运动逻辑。尽管还没有摆脱被恩格斯批评的“变戏法”的尴尬，但是毕竟已经开始涉及人(尽管是类的层面)的自由以及对美的感受问题。对这种“类”概念的自由，有学者指出“当黑格尔把‘理性’视为人的全部丰富性──包括感受、情感、意志、想象、目的等──的深层统一性时，他便以一种泛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了”。[1] “认识你自己”不免也就成为一种抽象，一种理念的东西，无关生活。

 

马克思开启了逻辑学发展的另一丰碑，即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立足于历史发生学立场上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抽象理念辩证法的扬弃，因为它根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以探求人类的自由解放为使命。但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关照下的人已不再是类的概念，社会实践中“有生命的个体”，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是贯穿马克思辩证法始终的红线，是辩证法的内在理论品性。就方法论意义而言，总体上，唯物辩证法以矛盾分析为主轴，是一个方法的集合，还有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归纳和演绎、辩证的分析和综合方法，等等。恰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指出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一般而论，人们心目中的逻辑学更多时候都是在认识论中发芽、开花、结果的学问，有时候也涉及价值、自由的东西，但多数时候是为认识而认识的，是为其方法的本的。即使在辩证法的学习过程中，如此的认识也是屡见不鲜的。至今，苏格拉底的那个古老的生命命题仍活跃在人们生活的逻辑中，有意思的是逻辑学本身也在执着地寻求着它自身的“生命”意义，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通过逻辑学的生活关照尤其是辩证法的学习以促进理想自由的人格塑造与形成。

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与辩证逻辑生活关照的使命

 

冯契先生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显见，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佳的思路。因为这关乎知识与智慧的根本关系问题，也是生命意义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争议可能最大，难度也可能是最大的。正如冯先生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要克服种种异化现象，刻苦磨练的过程。” 又说，“因为理论不仅仅是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体现了人格，表现了个性”。[2]理论尚且如此，何况乎方法论呢?就唯物辩证法而言，毫不讳言，它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认识武器，掌握其方法的精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转识成智”的必须前提，也算是第一步骤。孙正津教授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辩证的分析和综合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其他都以此为依据主要用来进行概念的辩证推演，这种推演的特点是立足于概念的辩证本性，通过概念内在矛盾的展开、演化，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形成具有辩证特性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唯物辩证法的推演进路和方法与人们认识的过程与规律是内在统一的，是内恰的。我们之所以视之为科学，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种辩证思维的概念推演方法一方面源自认识和研究事物的认知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其特有的逻辑结构和方式深化对事物的考察和认识。进一步，当我们把辩证法的思维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和思考中时，就会相应地转化为工作和思想方法，同理，当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则会转化为一定的研究和表述方法，而运用到生活中，就会转化为表达方法和生活“智慧”。

 

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主要是通过辩证的分析和综合进行的，因为辩证的分析与综合主要针对目标是分析和综合被研究对象包含的矛盾。所有关于矛盾的理论或学说都是辩证法可以分析的对象，只有在对矛盾的剖析中才能深化对方法把握。“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3] ，还必须客观分析矛盾对立面的转化。这里讲的转化要求我们需要从更广的视域去理解，用动态变化的眼光审视问题。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转化，但是不是绝对的。辩证的分析和综合在推进认识的发展时需要二者之间的不断相互转换。有分析、有综合，相互交织和渗透。辩证的分析和综合要分清主次、理顺关系。运用时，要借助矛盾分析的若干范畴，从事物诸多矛盾中，要分析出其先后、主次、基本和非基本矛盾，弄清楚起始矛盾与后继矛盾、主次矛盾、基本与非基本矛盾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武器。通过矛盾分析，尤其是对立的矛盾有着内在转化的前景，这让我们可以乐观的看待事物发展，从而冷静地等待事物的统一，乃至和谐，这是难能可贵的方法论价值立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矛盾分析法对待宏大历史、人类命运矛盾的乐观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作为微观个体的生活对待矛盾的无奈和焦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

 

在践行“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中，密切关注日常生活的同时，尤其要注意逻辑悖论问题。逻辑悖论矛盾的误用与缺位不能也不应再被忽视。钱广荣教授认为“自相矛盾”是典型的逻辑悖论矛盾，将其用作“对立统一”意义上的矛盾是误用，这种误用将导致逻辑悖论矛盾在唯物辩证法中的缺位。[4] “缺位”是从辩证法的方法论运用而言的，在此主要着眼于人的生活领域谈“误用”的问题，以分析我们对唯物辩证法生活关照方面理解与把握上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生活中的自相矛盾往往是人们实践经验的产物，但是不能因为多为主观而忽视其地位和意义。它体现了实践主体即个人和社会在选择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由于认知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制约而出现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情况。它不同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逻辑悖论，而是一种与人们诸多行为选择(尤其是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生活中的自相矛盾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矛盾是不同的。这里人们容易犯的错误是要么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要么是直接把生活中的自相矛盾遮蔽掉，无视其存在。在多数时候将前者混同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而加以误用，这实在是一个逻辑错误。不仅如此，这样做的实践“恶果”恰如钱广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至今只能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描绘和说明世界，不能运用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的方法，揭示和叙述社会和人生选择中客观上大量存在的悖论现象尤其是道德悖论现象，忽视开发自相矛盾研究的重要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价值。”[5]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人们不能用“悖论方法”认识和把握社会和人生的价值选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把矛盾刚性化，视矛盾转化自然化，进而影响到自身的生活观念和情绪，严重的会出现心理失衡，引发行为失范，甚至制造社会不和谐和社会动乱。回到冯契先生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缺乏了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个环节，“化理论为德性”最终将成为单纯的理论抽象，换言之，如果人们对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提炼出了问题，又将如何形成正确的理论呢，没有正确的理论，如何又化为科学的方法呢?

 

三、生命主体的意义─逻辑学生活关照的可能和必然

 

苏格拉底难能可贵的从哪个“不属人”的时代提出这样伟大的“属人”命题，不仅标志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发轫，更使“自己”成为千古之谜。自此以后，诸如人活着的价值、人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本质、意义等成为哲学家们包括芸芸众生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历史证明，越是有价值的问题越是需要耐心和韧性，人类从一个朴素的崇尚神灵的史前史时期，到心灵开始发育、自我意识萌芽的神学时代，及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主体性凸显为标志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人类终从迷雾中清醒，开始并学会了从主体理性的视角审视客观的社会和人类自身。新时代为生命呐喊的是以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为始，后有尼采的权力意志、萨特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生命体验、柏格森的生命绵延等等都力图挣破理性主义的篱绊，对生命的本真自由进行探索，又一次开启了人类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人类越发现自身逐渐坠入理性至上的理念抽象中去了，理性逻辑至高无上。技术“坐架”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丢掉了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事实上，这种理性仅仅是工具理性而已，技术理性统摄一切。人的生活逐步陷入被“殖民化”的境地。[6]面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需要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给予时代的回应。而现实是，诸学科包括逻辑学借助科学技术的翅膀都呈现出了“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的倾向[7]。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数学的应用，辩证逻辑成为真正的“逻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可预期的未来，逻辑学(辩证逻辑)与人工智能、博弈论、计算技术等或结合或借助将会迎来学科范式的大发展，这是尤令人鼓舞的。但是，除了在学术之林构建自己的领地，逻辑学面对日益“殖民化”的人的日常生活在德性塑造、自由寻求上究竟能否有所作为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认为逻辑学尤其是辩证(批判)逻辑的生活关照不仅可能，而且必然。

 

首先，逻辑学可以为人的理性培育创造机会并促进人的理性提升。通过重新建立人类的精神生活，继续完成如哈贝马斯所言的“远未完成的”启蒙事业。康德这样界定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气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8]我们可以这样判定，即主体理性是锻炼发掘、思考与探索生命意义的能力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而主体理性的生成离不开批判性的逻辑思维与方法，这种能力为基础的理性便能很好地引导主体正视生命的基本诉求，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去认识自然，关注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体验以及建构，在不断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重新认识自身，直面生命，进而提升生命意义。因此，要在镜子中映照出真实的自我，先需要人的主体理性精神的发扬。

 

其次，对逻辑悖论的研究不仅是使辩证逻辑自身发展完善，更是使辩证逻辑更接近甚至契合现实生活的重要方向。逻辑悖论的研究并不妨碍逻辑学在当代参与学科竞争的优势，反而会添加许多有益的因素。在张建军看来，逻辑学拥有“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重性质，这是逻辑学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独有的特征”，早在1997年，他就提出要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钱广荣指出“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将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现象引进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9]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包括作为个体人的生存困惑)其实是以悖论方式存在的“自相矛盾”，认识、阐明和把握这类“矛盾”，必须要运用 “自相矛盾——逻辑悖论矛盾”的方法，分清利弊得失并分析其成因，采取扬长避短的发展策略，才有可能在“解悖”中逐步走出“奇异的循环”，赢得新的发展。这种方法也会最大程度地避免使人习惯于用“一点论”、“一极论”、“纯善论”的方法去认识、评价社会和人生，并逐步克服这种传统评价的痼疾，养成自觉运用 “两面方法”看社会和人生的“悖论素养”。 第三，重塑人的批判性思维是逻辑学的时代使命。物性化、单向度的个人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否定性思维的能力和品性，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成为附庸。吉登斯把现代性的极端后果总结为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的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10]。无疑，在当前的复杂风险的社会条件下，采取行动的个体面临的选择模式很多，因为选择的难度加大，在日程生活中往往多表现为犬儒主义、复古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哲学家奥伊肯这样评价我们的选择困境：“我们处于一种痛苦的困惑状态中。纯粹现实主义的文化剥夺了生活的一切意义;回到旧的生活方式又不可能，而放弃一切寻求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努力也同样做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尤其难以泰然接受这样的局面。”[11]重塑人的批判性思维则成为逻辑学当代应有之使命。对社会(生活)采用这种服膺理性、逻辑和真理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是当代人克服单向度，从而恢复人对于自由、尊严与意义最求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人必定要生活在一个逻辑的世界中，通过逻

 

辑并应用逻辑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是人的永恒使命，履行这个使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获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即理想自由人格的塑造。时代越是发展，这个趋势就会越凸显，逻辑学理应并必然在人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上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是有时是从反面提醒人类而已。

篇5

博弈论研究人类活动中的互动行为，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在博弈论中，人类的所有活动，只要是互动行为，均可以看成是博弈行动。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逻辑“博弈逻辑”(gamelogic)得以兴起，它是一种特殊的行动逻辑(actionlogic)。

博弈论研究多个理性人在互动过程中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理性的人是使自己的目标或得益最大化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人即是使经济目标最大化的人——经济人。理性人如何使得自己的“得益”最大？关键是“推理”。

博弈逻辑中存在着两种研究纲领。第一种研究纲领是结合模态逻辑系统，建立新的博弈逻辑系统。在这方面，日本筑波大学的金子守(MamoruKaneko)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近几年，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博弈逻辑方面的论文。他不仅在模态逻辑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多个博弈逻辑(gamelogic)系统，而且，建立了与博弈逻辑密切相关的公共知识逻辑(commonknowledgelogic)系统。第二种研究纲领是研究博弈活动中的实际“推理问题”，许多博弈论专家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博弈逻辑做整体的分析不是这里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简要论述博弈活动中的推理问题，属于第二种研究纲领。

根据博弈论，人们在实际的博弈活动中涉及到两种推理：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然而，正如传统逻辑中存在着悖论（演绎悖论和归纳悖论），在博弈逻辑中同样存在着悖论。

2博弈逻辑中的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

博弈论有两个假定：第一，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第二，博弈参与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同时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

每个理性的参与人在策略选取，使自己得益最大时，要充分考虑局中其他人的策略选取。同时，每个参与人知道其他参与人与他有同样的想法。在博弈中，“每个人是理性的”是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它是每个参与人进行策略选择或者推理的前提。

博弈参与人的推理表现在他对策略的选取上。决定参与人的策略选取一方面是博弈结构，另一方面是其他参与人的策略。博弈结构是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支付函数或者得益函数。按照博弈的次序来分，博弈分动态与静态博弈；按照信息的分布来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博弈。在不同的博弈结构下，参与人所用的推理不同。

根据参与人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在博弈中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我们来分析博弈参与人是如何运用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

(1)静态博弈的演绎推理让我们来分析典型的“囚徒博弈”的例子。

警察抓到了两个共同偷窃的小偷，对他们进行单独关押。囚徒面临这样的“政策”：如果一方“招认”，供出自己与对方以前所做违法之事，而对方“不招认”，“招认”方将无罪释放，对方会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选择“招认”策略，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双方均“不招认”，因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明他们以前违法的证据，只能对他们的小偷行为进行惩戒，各判刑1年。这两个小偷如何做出选择？

囚徒困境的支付矩阵为：

附图

“囚徒困境”是一个被广泛谈论和研究的博弈。在这个囚徒困境中，小偷的最终“得益”是当场释放还是被判刑（10年、5年、1年），不仅取决于该囚徒的决定，而且取决于另外的小偷的决定。

在这个例子中，每个小偷都作这样的推理：

如果对方“招认”，

我“不招认”的结果是判刑10年，“招认”的结果是判刑5年；

“招认”的结果好于“不招认”的结果

此时，我应当选择“招认”

如果对方“不招认”，

我“不招认"的结果是判刑1年，“招认”的结果是当场释放；

当场释放比判刑1年要好

此时，我应当选择“招认”

因此，无论对方采取“招认”还是“不招认”，我最好的策略是“招认”。

无论是甲，还是乙，他们均推理得出最好的策略是“招认”。双方均招认是“纳什均衡”——这是一个稳定的结果。

在囚徒博弈中存在惟一的纳什均衡（注：纳什均衡，简单地说就是，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此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此时如果他改变策略，他的支付将会降低。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点，即两个囚犯均选择“招认”策略。一旦人们处于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有惟一的纳什均衡点”构成参与人的“公共知识”，双方均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这是静态博弈的例子。在这个推理过程中，双方的推理均是演绎的。

(2)动态博弈中的演绎推理动态博弈过程如同静态博弈，也是一个推理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动态博弈中人们是如何进行演绎推理的。先看一个例子。

有两个企业A、B。企业B独占一个行业的市场，企业A要进入这个领域，想与企业B瓜分该市场。企业B不愿意A与它一起瓜分该市场，它发出“威胁”：“如果你进入，我将打击”。当然，对B进行打击，双方均有损失。——这是双方的“公共知识”。该博弈用博弈树表示，即为：

附图

上图中的数字表明：如果A“不进入”，A的得益为0，B的得益为10；如果A“进入”，B“不打击”的话，A与B平分10，各得到5，而如果“打击”的话，A的收益为-3，B的收益为4。

这个博弈的结果是，A选择“进入”，B选择“不打击”。——它们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对于这个博弈，B的威胁“如果A进入，我将打击”是“不可信的”威胁。

在这个动态博弈中，理性的参与人所用的推理方法被称为“逆向归纳法”又称“倒推法”(backwardinduction)。虽然被称为逆向归纳法，但它是完全归纳法，即它是演绎性的。

逆向归纳法是求解动态博弈的方法。它是演绎性的，因为它的推理是必然的。在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企业A作这样的推理：

假定我(A)进入，B如果“打击”，它的得益为4；“不打击”的得益为5。B是理性人。它将选择“不打击”。既然我预测到B将“不打击”，我在“进入”和“不进入”间进行选择时，“进入”的得益为5，“不进入”的得益为0，我作为理性人，将选择“进入”。

当A选择“进入”策略时，B的推理是：

如果采取“打击”，我的得益为4；“不打击”的得益为5，选择“不打击”是理性的选择。

(3)静态博弈中的归纳推理博弈中参与人运用归纳推理，原因大体有两个：一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二是由于博弈是竞争性的——零和博弈。

不完全信息博弈，又称贝叶斯博弈，是博弈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博弈参与人的得益函数不是公共知识时的博弈。此时，虽然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构成公共知识。但是，总存在某个策略组合下的得益不是公共知识。这样，即使一个博弈存在惟一的纳什均衡，由于这个均衡不是公共知识，这样的均衡不能够在一次博弈中达到。而所谓竞争性的博弈是指零和博弈，在一个博弈中如果只有两个参与人，其中一方所得等于另外一方所失，此时，双方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家均接受而不会改变的纯策略对。

在这样的过程中，博弈参与人如何确定自己的策略选取呢？他只能根据其他参与人“历史”中的策略“归纳地”得出对方此时的策略，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一书中“空城计”博弈。

诸葛亮误用马谡，致使街亭失守。孔明在西城中，准备启程。等他安排停当，司马懿引大军15万蜂拥而来。当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五千军士，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到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杀来。孔明传令众将，旌旗竟皆藏匿，诸军各收城铺。打开城门，每一门用上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而孔明披鹤髦，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马司懿来到城下，见到诸葛亮焚香操琴，笑容可掬。司马懿吓坏了，立即叫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急速退去。司马懿之子司马昭问：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退兵？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孔明见魏军退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我们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去，必为之所擒。

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博弈矩阵来表示这个博弈：

附图

这个博弈中，“进攻”是司马懿的“占优策略”。该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即：（司马懿“进攻”，诸葛亮“守城”）；（司马懿“进攻”，诸葛亮“弃城”）。然而，司马懿不知道自己和对方在不同行动策略下的支付，而诸葛亮知道。他们对博弈结构的知识是不对称的：诸葛亮拥有比司马懿较多的知识。当然这种知识的不对称完全是诸葛亮“制造出来的”。

司马懿是如何推理的呢？司马懿的推理是“归纳的”。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一生都是谨慎的，既然诸葛亮一生没有冒险，此次也肯定不会冒险，诸葛亮有埋伏。司马懿在“攻城”和“撤退”之间作出“撤退”的选择。

在这里，司马懿归纳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策略选择。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司马懿是不理性的。司马懿作出错误的策略选取，是由于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在孔明－司马懿的博弈中，孔明做出的空城假象，目的就是让司马懿感到“攻城”有较大的失败的可能。如果我们用概率论的术语来说，诸葛亮的做法是加大司马懿对进攻失败的主观概率。此时，在司马懿看来，“攻城”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而“撤退”的期望效用大于“攻城”的期望效用。即：司马懿认为，“攻城”的期望效用低于“撤退”的效用。诸葛亮惟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让司马懿退兵。

(4)动态博弈中的归纳推理下面我们来分析“酒吧问题”中人们是如何运用归纳推理的。“酒吧问题”是一个重复性的动态博弈。

“酒吧问题”(barproblem)是美国人阿瑟(W.B.Arthur)提出的。阿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是美国著名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Felnstitute)研究人员。他不满意经济学中人们所认为的，经济主体或行动者(agents)的行动是建立在演绎推理基础之上的观点。他认为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的基础之上的。“酒吧问题”就是阿瑟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观点而提出的。

在1994年《美国经济评论》的题为《归纳论证和有界理性》一文中阿瑟提出了“酒吧问题”博弈，后来在1999年的著名的《科学》杂志上题为《复杂性和经济》一文又阐述了这个博弈。

酒吧问题是指这样一个博弈：有一群人，比如总共有100人，每个周末均要决定，是去附近的一个酒吧活动还是呆在家里。该酒吧的容量是有限的，比如空间是有限的，或者座位是有限的。我们假定酒吧的容量是60人，或者说座位是60个。如果去酒吧的人数少于60，并且他也去了，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或者，如果去酒吧的人超过60人，而他没有去——当然这只有事后才知道，他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否则，其决定是错误的。

这里，我们假定他们之间不存在信息交流。我们看到，每个人根据对总的去酒吧人数的预测，而决定去酒吧与否。如果他预测去酒吧的人数超过60人，他将做出“不去酒吧”的决定，如果其预测不超过60人，他将做出“去酒吧”的决定。他们是如何做出预测呢？

每个参与者或决策者面临的信息只是以前去酒吧的人数，每个参与者只能根据以前去的人数的信息“归纳”地得出一个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参与人预测下次去酒吧的人数，从而决定自己去还是不去。

这是一典型的动态博弈问题。假定，前面几周去酒吧的人数如下：

44,76,23,77,45,66,78,22……

不同的行动者可根据过去的历史“归纳”出某个规律，从而做出预测。例如预测：下次的人数将是前4周的平均数(53)；两点的周期环(78)；与前面隔一周的相同(78)……。

通过计算机的模型实验，阿瑟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当不同的行动者根据过去的历史而进行行动时，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可预测的固定的规律。然而有这样一个“规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平均去酒吧的人数总是趋于60”。即，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系统中的人群“去”与“不去”的人数比是60:40。尽管每个人不会固定地属于“去”或“不去”的人群，但这个系统的这个比例是不变的。阿瑟说，预测者自组织到一个均衡类型或生态均衡系统。这100人构成的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混沌系统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这就是酒吧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每个参与人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归纳并进行预测，然而，对于下次去酒吧的确定的人数，参与人是无法作出肯定的预测。例如，有趣的是，如果许多人均预测去酒吧的人数多于60，而决定不去酒吧，此时酒吧的人数将少于60。他们的预测则错了。如果许多人预测去酒吧的人数少于60，这些人去了酒吧，此时去酒吧的人数多过60。他们的预测也错了。

附图

因此人们要作出“正确的”预测，他要知道其他人如何作出预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中每个人的预测的信息来源是一样的，即都是过去的去酒吧的人数。每个人不知道别人如何作出预测的信息。因此，所谓“正确”预测是没有的。每个人只能根据以往历史“归纳地”作出预测，而无其他办法。阿瑟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是强调在实际中归纳推理与行动之间的实际关联。

利用归纳法的另外的例子是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博弈。如果一个行业被多个寡头厂商所垄断，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一个重复性的动态博弈。寡头厂商要确定自己最优的生产产量，但它们无法知道其他企业的产量。每个企业只能根据过去其他企业的生产产量来“推测”它们将要生产的产量，从而确定自己的最优产量。这个产量是最优的？不一定。如果是，它们就不调整自己的产量，如果不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调整。这同样是一个“归纳”和“调整”的过程。

3演绎推理的一个悖论：逆向归纳法悖论

逆向归纲法是演绎推理，它是求解完全且完美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的方法。逆向归纳法推理严密。然而，将看到，逆向归纳法面临着致命的缺陷：悖论。

让我们来看一个蜈蚣博弈(centipedegame)的例子。

蜈蚣博弈是由罗森塞尔(Rosenthal)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个博弈：两个参与者A、B轮流进行策略选择：可供选择的策略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假定A先选，然后是B，接着是A，如此交替进行。A、B之间的博弈次数为一有限次，比如198次。假定这个博弈的各自的支付给定如下：

附图

蜈蚣博弈

上图中，c表示“合作策略”，nc表示“不合作”。

在这个博弈中的参与人A、B是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

这个博弈形状像一只蜈蚣，而被命名成蜈蚣博弈。这个博弈奇特之处是：当A决策时，他考虑博弈的最后一步即第198步：B在“合作”和“不合作”之间作出选择时，因“合作”给B带来i00的收益，而“不合作”带来101的收益，根据理性人的假定，B会选择“不合作”。但是，要经过第197步才到第198步，在197步，A考虑到B在第198步时会选择“不合作”——此时A的收益是98，小于B合作时的100——那么在第197步时，他的最优策略是“不合作”——因为“不合作”的收益99大于“合作”的收益98。……如此推论下去。最后的结论是：在第一步A将选择“不合作”，此时各自的收益为1！远远小于大家都采取“合作”策略时的收益：A:101,B:99。

根据逆向归纳法，结果是令人悲伤的。从逻辑推理来看，逆向归纳法是严密的。但结论是违反直觉的。直觉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停止的策略A、B均只能获取1，而采取合作性策略有可能均获取100，当然A一开始采取合作性策略有可能获得0，但1或者0与100相比实在是太小了。直觉告我们采取“合作”策略是好的。而从逻辑的角度看，A一开始应选择“不合作”的策略。

是逆向归纳法错了，还是直觉错了？

似乎逆向归纳法不正确。然而，我们会发现，即使双方开始能走向合作，即双方均采取合作策略，但这种合作不会坚持到最后一步。理性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肯定在某一步采取不合作策略。逆向归纳法肯定在某一步要起作用。只要逆向归纳法起作用，合作便不能进行下去。

因此，我们不能怀疑逆向归纳法的合理性，它的推理过程严密，符合逻辑。然而如果我们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蜈蚣博弈，则博弈结果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许多博弈论专家认为，蜈蚣博弈所反映的不是悖论，逆向归纳法作为求解动态博弈的方法，是有效的。蜈蚣博弈的结果尽管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它是均衡结果。这个均衡结果反映的是多主体下个体理性的局限。这是理性的困境。

4博弈行为中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

休谟告诉我们，人们使用归纳法寻求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人的心理上的习惯联想。我们有什么其他理由认为，我们所认为的事物之间的所谓因果联系是必然的？这就是休谟问题。休谟质疑的是认识中的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在博弈行为中，归纳推理同样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

我们用归纳法对自然进行认识，并根据我们归纳的结果做出相应的行动。如：我们看到天空中乌云密布，风渐渐地大了，我们想，天可能要下雨了，我们要带伞。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乌云增多并刮大风时，意味着要下大雨。即，当我们面对自然现象时，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归纳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认识论中，我们知道，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的。但是在认识中我们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全称命题要么真、要么假，并且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用归纳法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在互动的博弈中，理性的人运用归纳法进行推理时，归纳法是否有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在“酒吧问题”中，我们凭什么说，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与下次去酒吧的人数之间有联系呢？当某人进行预测时，只有当他知道其他人预测的方法，他才能根据以往的人数和其他人的预测方法来“正确地”预测下次去酒吧的人数。这样的预测才能是“有根据的”或者说“有理由的”。但我们除了能知道以往去酒吧的人数外，我们无法知道其他人的预测的方法。即使我们知道了其他人的预测方法，但当其他人知道了我们将根据他们的预测方法来预测时，他们将改变他们的预测方法，从而使我们的预测归于无效。

在酒吧问题上，我们通过归纳法无法准确预测下次去酒吧的人数，那么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历史能够知道什么？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在博弈行动中，人们通过归纳法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这就是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

我们发现，在博弈中归纳法的有效性体现在参与人对博弈均衡的认识。即通过归纳性的学习，博弈参与人对该博弈均衡获得了认识，对其他参与人的均衡策略也获得了认识。

任何一个博弈均存在均衡，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贡献，被称为纳什均衡存在定理。然而，这里的均衡有两类：一类是纯策略均衡，另一类混合策略均衡。归纳法的作用就是对这两种均衡的认识。

当一个博弈存在惟一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点时，并且该博弈是完全信息博弈，参与人在一次博弈中就可达到均衡点。但当博弈不是完全信息博弈时，博弈参与人通过多次博弈，“了解”其他参与人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得益，一旦策略组合达到了纳什均衡，博弈方均无意改变策略。因为此时，这一点是博弈各方均能够接受的点。在这样的过程中，参与人通过归纳法认识到该策略均衡，同时认识到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

如果不存在纯策略均衡，而只存在混合策略均衡，博弈参与人通过归纳法同样能够认识到该混合策略均衡，同样能够认识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取，但此时是一混合策略，即参与人在其策略空间上的一个概率分布。在酒吧问题的博弈中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点，此时的参与人通过归纳法“认识到”平均去酒吧的人数为"60%"，即每次去酒吧的人数与不去酒吧的人数的“可能”比率为60:40。

因此，当一个博弈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时，博弈各参与人通过对以往的博弈历史的归纳，制定出下次的策略均衡点，从而摸索着接近该均衡，最终达到一个纯策略。而当博弈存在混合策略均衡时，博弈参与人所能够做的只是逐渐认识对方的混合策略，而相应地制订自己的混合策略，最终达到混合策略均衡。

这就是说，博弈中参与人运用的归纳推理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是针对博弈均衡的认识而言的。

5结语

逆向归纳法悖论只是博弈论中一个悖论而已，归纳的合理性也只是多主体互动时理性人进行归纳推理的一个问题。博弈论涉及许多关于推理的逻辑“问题”。本人希望我国有更多的逻辑研究人员参与到博弈逻辑的研究中来，逻辑学家参与到博弈论的研究定能够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博弈逻辑(gamelogic)是随着博弈论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学科，它是一行动逻辑。博弈逻辑研究的是理性的人在互动行动中即博弈中的推理问题。在博弈行为中存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正如在传统逻辑中存在逻辑悖论一样，博弈逻辑中同样存在悖论或者“问题”。博弈参与人运用演绎推理时存在逆向归纳法悖论，而运用归纳推理时存在归纳是否有效的问题。

【关键词】博弈逻辑/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逆向归纳法悖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潘天群.博弈生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杜，2002.

[2]MamoruKaneko,TekashiNagashima.GameLogicandltsApplicationsⅠ[J].StudiaLogica,vo157,1996.325-354.

[3]MamoruKaneko,TakashiNagashima.GamelogicandItsApplicationsⅡ[J].StudiaLogica,vo158,1997.273-303.

[4]Bermudez.RationalityandtheBackwardsIndutionArgument[J].Analysis,1999,59(4):243-248.

篇6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认识新媒体》，/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篇7

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并不是短短一部电影便能叙述的。一颗美丽坚强的心，让这个天才没有在病魔面前倒下，而是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永恒……

两个脑袋，半颗心

1928年6月13日，纳什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工业城布鲁菲尔德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电子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个拉丁语教师。

七八岁的时候，纳什的姨妈们就觉得他是个书呆子，行为古怪，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躲在角落里看书或者杂志。纳什的父母虽然知道他的不同寻常和聪明才智，但对他内向孤僻的性格深感忧虑，他们希望纳什能“全面发展”。但事实证明他的社交才能几乎没有丝毫进步。在他看来，那些同龄人感兴趣的事物，在他眼里实在是枯燥无聊的，只会妨碍他看书和做实验而已。

纳什在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常常向他父母抱怨他的数学有问题，因为他常常会想出一些奇怪的方法来解题，因此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好，老师甚至曾在评语中告诫他要“加倍努力，改变学习习惯，遵守规章制度。”但纳什的思维，已经与众不同。到了中学，老师演算了整整一黑板的数学习题，纳什却可以仅用几个简单的步骤便解出答案，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开始逐渐展露。

天空都不足以容纳他的独立性

1948年，还是大三学生的纳什同时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密执安大学录取，在他犹豫选择哪所学校时，普林斯顿大学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当时的普林斯顿已是全世界的数学中心，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大师云集于此，在这种良好学术氛围的熏陶下，纳什得以很好地发挥他卓越的数学才能。

他深知自己的天赋，不喜欢被前人的理论束缚，因此旷课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并深深地为之着迷。

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然而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长篇博士论文，其中提出的“纳什均衡”如今更是广泛地出现在各种经济学教科书上。

“纳什均衡”这一理论的提出和之后的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纳什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

1950年，年仅22岁的纳什发表了两篇划时代的论文《N――人对策的均衡点》、《讨价还价问题》。次年，他又发表了《非合作对策》。这为非合作对策理论以及合作对策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对策论在50年代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做出创始性的贡献。此时的纳什，无疑已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数学家，1958年，他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

20世纪5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纽曼对纳什有这样的评价：“其他人通常会在山上寻找攀登顶峰的道路。纳什干脆爬上另外一座山，再反过来从那个遥远的山峰用探照灯照射这座山。”

拯救普林斯顿“幽灵”的天使

年轻时的纳什，拥有1.85米的个子，有着英国贵族一般的气质，英俊优雅，被人称为“天神一样英俊”。因此即使他平时行为古怪，也依然没有影响他的个人魅力。他过人的才华吸引了一位名叫艾丽西亚・拉尔德的漂亮女生。她是当时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

纳什和艾丽西亚被彼此深深吸引，很快坠入了爱河。1957年，他们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

或许是天妒英才，就在纳什如日中天，爱情事业两得意的时候，他却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终于，他疯狂的举动让他周围的人意识到了他糟糕的情况。这也给他的妻子艾丽西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最终，纳什的家人和朋友决定将他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他们尽量采取不伤害他脑子的疗法，毕竟，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天才。他的头脑，便是他的全部。

1970年，已经与纳什离婚的艾丽西亚提出愿意收留他住在自己家里，而不希望看到他又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离婚后，她没有再结婚，靠着自己作为电脑程序员的微薄收入和亲友的帮助，继续照料着纳什和他们唯一的儿子。

在纳什患病的七八十年代，纳什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经济学课本、进化生物学论文、政治学专著和数学期刊等各领域中。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经济学或数学的名词，如“纳什均衡”、“纳什谈判解”、“纳什程序”、“纳什破裂”和“纳什嵌入”等。纳什的博弈理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但他却因病魔的困扰而一直默默无闻。许多引用他的理论的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看到他论文的发表时间时，都误以为他已经离世，即使知道他还在世的，由于他特殊的身体状态，也将他视为一个特殊的病人，甚至是一个废人。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纳什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所幸艾丽西亚和他的朋友都没有放弃他，尤其是艾丽西亚，表现出了一个坚强女性的伟大情怀，甚至承受住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打击。她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纳什与病魔抗争，而纳什自己，也从未放弃。让人欣慰的是，这位天才即使在患病的艰难时期，也依然保持着对数学的热情和追求。凭借着意志的坚强力量，他坚持着数学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完成了关于经济和生物演变的论文、科学政治理论和数学发现。在与病魔斗争多年之后，纳什终于慢慢地恢复。

2001年，经过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的纳什与艾丽西亚终于复婚。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个形式，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艾丽西亚从未真正地离开纳什，她的心一直都是属于纳什的。这个伟大的女人用一生来和命运博弈，最终，她赢了。当后来纳什站在诺贝尔的领奖台上，动情地说：“任何逻辑的理由只存在神秘的爱的方程式里，我站在这里全是你的功劳，你是我成功的唯一因素，谢谢你。”这时，没有一个人不为之动容，他们用爱，用美丽的心灵，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诺贝尔奖，一次漫长的征服

以纳什对数学界所作出的贡献来说，他早就具备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各项条件，应该更早地获得这项殊荣，然而他所患的精神疾病，却成为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大障碍。

篇8

上世纪末期，外出拜访客户时的一次遭遇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有一个项目，客户是国内一家著名的电器制造企业，正准备上一套计算机管理系统。由于当时的系统很复杂，用了将近一星期的时间，笔者以为数据准备得很充分了。到客户那里给客户演示产品、讲软件模块，刚开始一段时间，客户就打断了笔者的介绍问了几个问题：你知道我的企业管理中有哪些问题吗？你的软件具体能解决我企业的什么问题？你有多了解我这个电器行业？你的软件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我花几百万买你的软件，我的投入值不值得？

由于事先毫无准备，笔者支支吾吾地回答了一些类似“有效降低库存、提高订单的反应速度、提高客户的满意程度”等套话。客户总经理很客气地终止了我的演讲，婉言谢绝了这次推销。临走时他告诉笔者，他需要的是一套适合电器行业的能解决其公司实际管理问题的软件系统，而不是我们这套软件。

这次不成功的拜访后，美国总部派来了一个顾问，这是一位专门做电器行业软件需求分析的专家。笔者和他第二次拜访了客户，只带了一套幻灯片（当时PPT还不是很流行），详细地介绍了国际电器行业发展的历史、我国电器行业面临的问题、CA公司的软件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和CA公司软件的实施步骤。客户认真地听完了，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会谈后，客户方安排了计算机人员看了我们的软件演示，并很快签署了合同。这件事情对笔者的触动很大，它让笔者在潜意识里认识到了软件咨询对客户的影响力。

中国咨询少“高手”

软件公司中真正的售前咨询可以称为“高手”的其实在中国很少。

顾问水平的提升往往来源于对实施的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和积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才20多年，称得上大型、管理规范的企业屈指可数，而给这些企业实施过系统的顾问更少。国内大型的ERP项目也就是有限的几个顾问在实施。

国内软件公司好的售前咨询顾问主要来源于这样几个渠道：第一，国际软件公司培养的人员。如，1992年SSA公司的进入培养了一大批顾问，科龙的项目也培养了一些顾问，这是中国软件界顾问行业的开始。第二，外企公司的培养。一些在华大型外企公司工作的人员。他们学习了很多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但这些顾问往往了解的是单一行业、单一部门的管理。第三，国内财务、MRPII公司有领悟能力的人员。通过多年在国内各类型企业软件系统实施中的摸爬滚打，并且自学了一些管理学的知识，他们逐渐锻炼成为了好的软件咨询顾问。

顾问的培养在软件公司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顾问意识的形成会经历产品知识、计算机知识、行业知识、管理学知识、人文学知识、社会学知识、逻辑学知识、运筹学知识甚至历史、地理学等多方面知识的培养。培养一个好的顾问最少也需要3~5年的时间。

咨询密诀：沟通

总结十几年软件咨询的经验，笔者以为做好咨询服务两个字最重要，这就是“沟通”。沟通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管理理念的沟通，这是所谓的智力征服；第二个层次是情感意义的沟通，这是所谓的武力征服。

对于第二层次的沟通，所有掌握“中国特色”销售方法的售前人员都具备，而且对某些项目也是很管用。像一些财务软件、小型的进销存软件，通过“一块牌子两个扣、革命小酒天天凑”，只要和企业的中层干部情感沟通好了就能马上签单，自然就不需要做第一个层次的沟通了。“为销售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耻的！”国内某著名企业提出的这个口号更是把第二个层次的沟通做到了极致。

我们最缺乏的是第一个层次的沟通，即管理理念的沟通。在一些大型的项目上，特别是一些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企业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不少国内企业虽然已经意识到企业有问题或可能出现问题，但并不知道原因出在什么地方，自然也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解决问题，这时企业往往寄希望于信息管理系统，殊不知没有相应的管理架构和流程，信息系统无法发挥或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时候如果软件公司把咨询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帮助企业找到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价值，帮助企业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就能很好地和企业高层进行沟通，在提升客户企业价值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销售出去了软件。当然面对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管理理念的沟通方法。

篇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一些办有人类学、民族学科系的院校，先后开设政治人类学课程。当时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尚处于恢复阶段，政治人类学是其分支学科，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也被介绍进来。作者从1989年9月起开始在中山大学讲授该课程，教材先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后在多次讲课过程中屡有补充，特别是两次赴美国查找资料，提炼理论模型，花费了很大心血。这是一部锲而不舍、十年磨一剑的著作。全书信息量大，创新性强，有理论深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政治人类学本土化教材。

1 突出本土与应用

在《通论》出版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有董建辉撰写的《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基本上是编译了特德·卢埃林的《政治人类学导论》（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一书，少量的补充了一些中外文献资料。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伦翻译的《政治人类学导论》。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董著还是朱译，均删掉了卢著中“妇女与权力”一章。该章有1.6万字，观点颇多，甚为遗憾。对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来说，断绝了千百万劳动妇女了解与自己利益休戚与共的观点的一条途径，实在可惜！

《通论》将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有机结合，使三者共同为政治人类学提供材料。由于学习者是中国人，多开发和使用中国材料是有必要的。又由于材料是经验性的，必须贯注理论才能联结，因此在西方宏观的大理论指导之下提炼出一些微观的小理论（中国式的模块），做到学科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完整统一是有必要的。人类学是诸多学科中的一门，但内部又可分为许多支系，各门支系的材料，需要有理论上的贯通，才便于理解，特别是对于本土的经验性的材料，必须贯通在一个体系下面，才能够看出材料本来应有的意义。《通论》没有采用卢埃林等政治人类学论著的形式，而是采用“厚今薄古，洋为中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材料——婚姻、地域组织、宗教、教育、英特网等来阐述西方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来诠释理论，又用理论框架透视和过滤中国材料，较好地突出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精神，从而赋予教材现实的关怀，为本土化教材的产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中国先贤强调“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即认识与顺应规律，使物无不得其所；“利用”即理论与实际统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厚生”指这么做可达致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效果。《通论》奉行“利用”与“厚生”之要旨，使读者能够开拓眼界，不仅看到国家、政党之类的政治，还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看到更大的政治。《通论》讲理论但不牵强，摆事实却不猎奇，区分良莠，使执事者有所借鉴。

2 强调政治学的视角

《通论》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兼顾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政治文化，侧重于国家范畴之外的政治结构、权力象征及政治体系的分类、演化、结构与功能，以及政治过程、行动者等维度。重点是亲属式社会，以及国家权力辐射不到的那些政治现象，选题之深广，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政治的生物基础，通过比较类人猿和早期人类的异同，看到遗传本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生物根基，说明基因的特性使人的选择具有政治博弈的性质。又如，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简单社会发展到以国家为单位的复杂社会的环节和原动力。再如，从婚姻的建立、终止和婚外的视角将婚姻纳入政治体系来分析，考察婚姻对异性、经济和权力资源的分配与重组。还如，将地域框架中的政治组织分为内卷式与横切式，由此探讨血缘组织及其分支；更有把宗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来描述的，探讨它们的历史与现实作用。另外，此书还分析了教育、仪式、年节和网络的政治作用。

3 适宜于通识性教育

由于《通论》把“培养学生具有从人类学和政治学相交的维度来了解文化的初步能力”作为出版的目的，与国家的教育方针不谋而合。目前国内教育界主张打通文理壁垒，文科学生习一点理科课程，理工农医类学生修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一些院校还在学分上有硬性规定。《通论》的知识覆盖面适合于各类学生阅读，可作为高校公共选修课的教材，对于在学生中推广人类学与政治学的知识大有裨益。

篇10

关键词：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学科属性；研究领域

中图分类号：G87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106-08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has combed China's "Sports competition Science" textbook system evolution in recent 30 years. Studies suggest that multi-o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uncertainty have all lead to the "fuzzy" status of textbook system. It has proposed 4 principles to optimize the textbook system： concept being the thinking cell； seeking clarity from fuzziness； application of divergent thinking；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ation as the top-level design principle； Under the context of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the new system of sports competition science will make up for the previous limitations in the "Sports competition Science" textbooks that the participating objects （the audience） are in lack of human care.

Key words：sports competitions science； textbook system； subject property； field of study

学科是具有同一属性、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知识体系集合。学科知识体系集合体主要通过教材内容的“采集”和“筛选”来完成。对于我国运动竞赛学学科研究而言，最早对其内容体系设想和构思的是郑继庆、盛琦（1983）《略论运动竞赛学》一文。随后，成都体育学院学者刘建和及其科研团队开展了运动竞赛学学科的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运动竞赛学》（刘建和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学界较认同该著作开创了《运动竞赛学》的先河，而1994年的《运动竞赛学》（国家体育总局编写组，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则标志着我国运动竞赛理论探究开始走向系统化。伴随着运动竞赛学科发展，随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运动竞赛学教材。如：李少丹、惠民《运动竞赛学》（1999、2003、2005、2009、2011年），王家宏等的《运动选材 运动训练学 运动竞赛学》（2000，2005年），汪玮琳的《运动竞赛学》（2004年），刘建和等的《运动竞赛学》（2008年），王亚琼的《运动竞赛学》（2009、2012年），陆红的《运动竞赛学》（2005、2010年），曹冰、回军的《运动竞赛学》（2012年）等。综观不同时期我国出版的《运动竞赛学》教材，其内容涵盖了运动竞赛学的认识、运动竞赛概论、运动竞赛制度、运动竞赛战术、运动竞赛方法、运动训练过程中竞赛安排、竞技体育赛事赛事运作、各类型大型运动会赛事简介、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赛事运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研究的内容也多从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进行归纳和总结，突出运动竞赛与竞技体育难以剥离的依附性特征，强化运动竞赛对运动训练的导向作用，凸显运动竞赛本身的实践操作性特征。但《运动竞赛学》学科所采借的内容和体系其人为性较强，凸显出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多目标性、编写原则的不确定性、教材体系的“模糊”性特征。采用列举法对已编教材内容体系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运动竞赛学的编写原则，梳理出符合学科特点和时代韵味的《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对《运动竞赛学》学科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清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近30年来我国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演变

我国《运动竞赛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可追溯到1983年郑继庆、盛琦的《略论运动竞赛学》一文。该文简要阐释了建构《运动竞赛学》的前瞻性价值和意义，认为《运动竞赛学》是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借助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吸收训练学、裁判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诸学科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尤其与训练学、裁判学有着更为密切关联知识集合体，并从十二个命题中圈定了《运动竞赛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部分和实践应用部分[12]（见表1）。该文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认识到了《运动竞赛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综合性运用学科，认识到运动竞赛参与主客体的重要性、特殊体育赛事组织的差异性（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竞赛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运动竞赛效应对运动竞赛发展等诸多问题，对后续运动竞赛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作者的研究知识体系显得庞杂，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的多目标性和多元取向，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构思，其逻辑顺序也不完全符合教材编写原则，其后的《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在取舍中扬弃，在无序中寻求秩序。

《运动竞赛学》学科体系的构思提出后，其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主要有1990年四川教育出版社版[5]、1994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版[1]、1999年北京体育大学版（《运动竞赛学》讲义）、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10]、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版（成人教育体育专业系列精品教材）、200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版[9]、2005年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版、2008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版[6]、201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版（高职高专规划教材）[8]、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11]、2012年东北大学出版社版等版本[2]。经过调查，目前高校采用比较普遍的是刘建和2008年主编的《运动竞赛学》，目前尚属于《运动竞赛学》的较为权威的教材，在体育专业院校和师范大学体育院（系）使用较为普遍。但各学校担任《运动竞赛学》学科教学的教师在上课时，却依据各学校教学计划的教学时数，在多方采集和筛选各种《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具体讲解内容却呈现出较大的自由选择性。进一步与上课教师进行访谈时，认为李少丹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版（成人教育体育专业系列精品教材）在内容体系架构上略强于其他版本。现将具有代表性的《运动竞赛学》版本教材内容体系列表进行比较（见表2），以便探求《运动竞赛学》学科体系的优势和局限。

从以上9个具有代表性的《运动竞赛学》版本所采集和筛选的教材内容所构成的体系来看，围绕和把握“人类为什么需要竞赛”“怎样在竞赛中获胜”“怎样合理地组织竞赛”三个基本问题及其走向趋势[7]，教材内容体系呈现出以下现状。其一，《运动竞赛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为运动竞赛制度和运动竞赛方法，或者说运动竞赛制度和运动竞赛方法是运动竞赛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编者在把握这一研究对象时，在各版本的教材内容体系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基本得到了认同；其二，将项目“制胜问题”，或称为运动竞赛的博弈制胜原理纳入教材内容，凸显了《运动竞赛学》研究对象的又一重点[4]；其三，契合各运动时期社会发展对运动竞赛文化的需求，将国际、国内各类型重大运动会以“文化符号”形式纳入教材，凸显了运动竞赛研究对象的拓展性；其四，将运动竞赛中的等级制度纳入教材，体现出运动竞赛制度研究领域的延伸性；其五，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时尚休闲运动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指武术）运动竞赛方法纳入到《运动竞赛学》的研究领域，体现了《运动竞赛学》研究内容的创新性。但《运动竞赛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拓展和延伸、研究目的的多目标性、编写原则的不确定性，却又反映出《运动竞赛学》自身研究内容系统性不力等现象。教材内容体系的模糊、无序，筛选、采集内容的随意性，编写原则的缺失，体现出《运动竞赛学》学科特征的科学性不强，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模糊”状况进行探讨。

2 我国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模糊”状况

2.1 运动竞赛学及其所属学科理论体系

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和竞技体育管理是竞技体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马特维也夫（1994）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多功能的社会现象，它包括竞赛活动和针对竞赛活动的专门训练，以及在这一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从狭义上看，竞技体育实质是以直接针对运动成绩的竞赛形式形成的，并成为揭示、比较和客观评价人的某种可能性的统一方式的活动。竞技体育的功能性、价值取向，科学整合出《竞技体育学》当属于必然，而《竞技体育学》的分支学科必然由《运动选材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和《竞技体育管理学》来承担。对《运动选材学》而言，主要探究如何结合项目文化特征科学地进行运动员选拔等问题；对《竞技体育管理学》而言，则主要研究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动态过程的管理问题。对《运动训练学》而言，田麦久（1993）针对一般运动训练学的研究内容就运动训练的实践问题和训练学的研究内容架构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运动竞赛学》而言，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如何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运动员在比赛中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和获取优异运动名次，以达到公众对竞赛结果的认同，因此其研究的内容和体系应围绕实践层面“为什么赛”“赛事的级别如何”“赛什么运动项目”“怎样赛”“如何保证竞赛的成功”“ 怎样科学公正评定竞赛效果”“公众的竞赛价值认同”等问题展开（如图1）。

从图1就运动竞赛实践提出的问题和运动竞赛学研究的内容来看，关注了运动竞赛参与主体和参与客体这一系统。亦即运动竞赛除关注竞赛本身的发展外（运动竞赛是检测运动员在保证公平合理的竞赛制度、公开透明的运动竞赛方法情况下，挖掘运动员竞技能力），应增加运动竞赛参与客体（观赏者）对竞赛效果的价值认同研究内容，关注公众对竞赛效果的价值认同便成了运动竞赛学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而这一研究内容的中介应由运动项目的文化属性（文化特点）、公众对项目理解的文化素养来完成。这样的《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便契合了身体文化消费背景下运动竞赛研究的又一重点，凸出了运动竞赛研究内容的创新，弥补了以往《运动竞赛学》关注运动竞赛自身，而忽略公众对竞赛结果价值认同的局限，并进一步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和基层运动会（生态运动竞赛）的开展奠定了运动竞赛学学理基础。因此，《运动竞赛学》及其所属学科的整个理论框架体系，如图2所示。

由图2进一步分析可知道，运动竞赛学是竞技体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运动选材学、竞技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等具有难以剥离的依附性关系。它是以各类型运动竞赛的组织、实施为研究对象，揭示运动竞赛活动组织与实施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实践应用性学科。其研究的重点可以划分为职业运动竞赛学和“生态运动”竞赛学（如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组织、实施等运作过程），其重点研究对象为运动竞赛制度、运动竞赛方法、赛事的属性和各运动项目文化属性（特点）下竞技博弈制胜规律等。这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确定，弥补了以往运动竞赛学对运动竞赛参与客体（观赏者）不力的局限，通过项目文化这一中介搭建竞赛主体和竞赛客体对竞赛本身的价值认同，符合身体文化展演背景下《运动竞赛学》本身的研究诉求，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操作性。

2.2 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模糊”表现

既然《运动竞赛学》具有了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其教材内容的采集和筛选体系就应该得到逐步的规范和完善。但事实上，目前《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采集和筛选所构建的体系似乎具有“模糊”的表现（见表3）。表中除《运动竞赛学》所采借的竞赛制度和竞赛方法得到通识外，尚存在以下模糊现况。其一，过度采借和关注了项群训练理论，力求运用项群理论搭建一般训练理论和专项运动训练理论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来撰写《运动竞赛学》教材体系，这样，其独有运动项目文化的属性就会弱化，独有运动项目文化的属性就很难得到挖掘、独有运动项目的竞赛效果就很难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和赞同；其二，各大型体育运动会竞赛简介列入教材，凸显出教材内容体系的庞杂性，使得教材内容体系“泾渭”难以分明；其三，尚属于运动训练学重点的研究内容，如涉及运动员竞技能力培育问题、运动员竞技比赛战术等诸多问题进入运动竞赛学教材，让运动竞赛学研究重难点难以把握；其四，尚属于竞技体育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如运动竞赛裁判员的培养与管理纳入教材，凸显出运动竞赛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模糊现况。最后，对选择的项目运动竞赛方法编排、组织显得随意而缺乏逻辑和系统。总之，明晰《运动竞赛学》的学科属性，明确《运动竞赛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深刻理解《运动竞赛学》的人性和为人性，《运动竞赛学》就能更好地展演其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3 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由模糊走向“清晰”的原则

3.1 把握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原则

为什么说“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其一，概念是抽象思维的基本单元，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由感性跨入到理性的门槛和基本标志。其二，概念具有两个层次，即内涵――事物的基本属性，区分标志，反映着对象的本原与本质；外延――反映对象的范围、数量、发展与变化、功能、作用和意义等。把握了概念就能了解事物与问题本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其三，各门科学的定义、公式、定理和规律等都是概念的简要说明，浓缩与量化。其四，概念同细胞一样具有繁衍性，概念会随时空条件的变化、个人的出发点和认知的差异会有所不同。综上对“概念是思维的细胞”的延伸阐释，对《运动竞赛学》学科的有序、科学和清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运动竞赛学》学科里其核心的概念是运动竞赛，而其关联性最为密切的概念是竞技体育、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看，运动竞赛是一种多功能和多形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的身体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具有特殊作用，可认为运动竞赛是特定的身体文化的展演；从狭义层面上看，运动竞赛是根据各运动项目特定的评定行为，为争取优胜而专门组织实施的竞技能力之间相互较量的方式。运动训练是在教练员的指导和运动员的参与下，为不断提高或者保持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而组织实施的过程。竞技体育也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3]。因此对运动竞赛学学科知识的采借必须围绕运动竞赛这一核心概念及其重要关联概念进行。但运动竞赛的广义和狭义之分，便衍生出对运动竞赛内核与外延的关系，就逻辑学而言，概念的外延越小，则内核越清晰；外延越大，则内核越小，而外延的无限延伸，内核便模糊不清。因此，把控运动竞赛的内核与外延关系，对《运动竞赛学》学科教材内容的筛选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运动竞赛学》教材体系的采集便是一头雾水，其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便无从谈起，并表现出严重的拼凑痕迹。

3.2 在模糊中追求清晰原则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需经历模糊性、或然性和探索性的发展历程。经过模糊认识，最终达到清晰化或精确化是最终的归宿。从思维的共性规律上看，清晰化或精确化的评价要素应当由标的明确、思路清楚、层序推进构成。对《运动竞赛学》学科的清晰化或精确化而言，其标的明确是指明白运动竞赛学研究的出发点什么，运动竞赛学研究运动竞赛应达到什么目的。对《运动竞赛学》学科的思路清楚而言，是指《运动竞赛学》学科研究内容所采借的理论、观点的运用和研究方法如何。如，运动竞赛学善于运用“博弈”一词，并在重点章节列为“运动竞赛博弈”，若不理解博弈特征的谋略性、满意性和宜斯性深刻文化内涵，编写的章节就显得勉强而含糊。又如，不了解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中国的“竞技举国体制”就盲从批判，而带有反思性的改革思路就采集于教材，或许会酿成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增长极优势的负面影响，造成对我国整体体育发展的阻碍和限制。目前，学者普遍认同运动竞赛对运动训练的导向作用，也越发关注运动竞赛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各类型竞赛活动呈多元文化态势，抢占人们参与和观赏的机会成本，在消费时代场域下，身体文化展演也正步入休闲时代人们的消费快车道，在这样的大场域和大背景下，运动竞赛是满足人们的时代诉求而衍生的特殊消费品。时代的诉求，运动竞赛类型的多元化，需要在模糊中寻求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把控运动竞赛的人为性和为人性，传统运动竞赛学的知识体系具有调整和修补的必要。

3.3 善于运用发散思维原则

著名创造学家吉尔福特说“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明显的标志”。发散思维又称辐射思维、求异思维、开放思维，它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多方面思考和联想，以求得问题答案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多角度、多层次、多思路、多途径中选择最好方法，谋求最佳答案。对于《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的采集和筛选而言，其研究内容的多角度、研究目的多层次（对运动竞赛的参与主体、参与客体、生产者、对运动竞赛的消费者），研究方法的跨学科采借（采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应用哲学与系统科学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方法、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等），多思路（研究运动竞赛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运动竞赛的社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问题、运动竞赛的制度化、运动竞赛引发的社会问题等等），多途径（研究运动竞赛本身的社会变迁、研究运动竞赛规则的嬗变与项目技术、战术发展的关系，研究比赛规则与人们的时代诉求的关系、研究人们对运动竞赛结果的价值认同等）均能运用到发散性思维。但研究对象的一个中心（运动竞赛）和运动竞赛的价值取向，为人性是采集和筛选教材内容的根本，这样学科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能得到凸显，学科的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3.4 既综合又整合的顶层设计原则

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思维方式。思维学倡导的整合建构（顶层设计）是指围绕某一目标，把分散因子甚至对立因子，按照有序适度原则调整、组合、配置、统一，以达到最佳效果的思维活动。整合取向目标性和建设性，综合则取向于整体性和理论性。对现有《运动竞赛学》版本所采集的教材内容知识体系而言，由于《运动竞赛学》在高校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中尚未列入主干课程和核心课程，诸多学校仅将《运动竞赛学》列为专业限选课程，学科地位决定了《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筛选的综合性和整合性诉求，若教材内容过于庞杂，就只能成为教学的参考书目，其学科的理论性、整体性、目标性和建设性就会大打折扣。善于运用既综合又整合的顶层设计原则，将《运动竞赛学》中运动竞赛的取向定义为丰富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满足人们对竞赛文化的需求作为整体和目标，将运动竞赛对运动训练的引领和导向作为建设的路径，将运动竞赛学所采借的军事理论、博弈理论等转化再生为指导休闲时代下人们对竞赛文化的生活方式、观念和主张，满足人们对竞赛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这样的《运动竞赛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架构就具有既综合又整合的前瞻性价值及意义。

4 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清晰化构思设计

对于运动竞赛学应该解决竞赛实践的哪些问题，学者们具有比较共性的看法，但也表现出研究对象范围的个性特征。如，刘建和（1990）认为“运动竞赛学，是以运动竞赛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揭示运动竞赛活动特点和规律”。国家体育总局编写组（1994）认为：“研究运动竞赛如何促进运动训练的发展，同时概括和总结运动竞赛的客观规律，研究运动竞赛与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总结和论述运动竞赛的组织方式、应用及科学安排、管理的手段与措施”。 刘建和（2008）（人民体育出版社版）认为：“运动竞赛学是以运动竞赛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进一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面界定了其研究范围。李少丹（1999）认为：“运动竞赛学是在概括和总结运动竞赛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其他有关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研究和阐明运动竞赛活动过程的普遍规律及运动竞赛方法总称的应用学科。”王压琼（2012）认为：“运动竞赛学是以运动竞赛的组织、实施为研究对象，揭示运动竞赛活动组织与实施过程的客观规律，以体育竞技学、体育法学、运筹学、体育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去研究体育运动竞赛过程中的组织与筹划、实施方案与方法，以及竞赛规程规则的制定和竞赛裁判队伍的管理手段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从上述对运动竞赛学研究对象的罗列来看，出现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模糊情况难以避免，其研究内容略显散乱也属必然，研究中其他学科的采借和依附性过强，其运动竞赛学学科特色难以突出，呈现容易被其他学科所取代的动态和趋势。这样，刘建和（2008，人民体育出版社版）提出的运动竞赛学的三大学科特点（涉及范围的巨大性、研究对象之一――运动员主体的深层复杂性、研究过程存在的不确定性）就值得商榷了。但值得采借的是刘建和（2008）所提出的运动竞赛现象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一，人类为什么需要运动竞赛，即运动竞赛的价值功效问题；其二，怎样才能在运动竞赛中获胜，即制胜问题；其三，如何科学地组织运动竞赛，即运动竞赛的管理问题。围绕刘先生的思路，将运动竞赛学圈定为一门实践应用性学科。其运动竞赛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应该为运动竞赛制度、运动竞赛方法、运动竞赛博弈。而拓展章节应围绕消费时代人们对身体文化展演的时代诉求，将现代奥运项目、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现代休闲时尚运动项目，站在运动竞赛学的学科独有视角下去进行项目文化的叙述、运动观赛的文化素养下去进行鉴赏。对此，现将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模式构建如下，力求引起对运动竞赛学科研究的争鸣，促进运动竞赛学科的发展和完善。诚然，在选择具体的章节内容时，应把控运动竞赛学科理论采借的可驾驭性、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操作措施的可推广性、项目文化符号的可辐射性。

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最大耦合，是体育得到极大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体育运动的发展必须考虑人这一特殊的中介和载体，架构运动参与者和观赏者的桥梁理应成为运动竞赛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以往的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的筛选过多考虑了运动竞赛与运动训练的关系，强化运动竞赛对运动训练的导向作用，而忽略了参与者对项目文化特点的深层次理解和身体文化消费问题。表4所列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构思体系，或许会引致更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但诸多学科的成熟均是学者在把握本学科核心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从不同视域进行探究，以至于产生不同的流派，学科的发展才在兼容并蓄中不断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5 结语

判断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标准，其一是看该门学科有无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二是看在相同领域内，有无独立的研究视角。具有自我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的《运动竞赛学》教材体系的完善，是这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的思辨范式，力求运用概念是思维的细胞、追求模糊中清晰、善于运用发散思维、既综合又整合的思辨方式筛选《运动竞赛学》教材内容，建构《运动竞赛学》学科知识体系，是这门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的优化路径。在运动员的身体文化展演越来越成为消费时代的重要产品的大背景下，在运动竞赛与运动训练联系紧密而又日益分化的大背景下，运动竞赛理论的发展理应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善运动竞赛理论体系，促使运动竞赛理论满足运动竞赛实践的现实需要，尚需要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和顶层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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