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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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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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财经类院校；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5-0185-02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决策主体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是说，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当一个主体，比如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的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1]

在经济学文献中对博弈论最早的研究是古诺（1838）、伯川德（1883）和埃奇沃斯（1925）关于垄断定价和生产的论文，但是这些都被视为特例而没有改变经济学家思考大多数问题的方法。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他们1944年著名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中引进了博弈理论的思想，书中提出大部分经济问题都应该被当作是博弈进行分析。[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博弈论发展和研究的重要阶段。纳什在1950年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这一基本概念，解释了博弈论和经济均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合作博弈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包括纳什和夏普利分别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以及吉利斯和夏普利提出的合作博弈中的“核”的概念。泽尔腾于1965年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到动态博弈，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于1967年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并提出了“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等。

由于博弈论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博弈论》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的必修课。我校也开设了《博弈论》课程。然而，由于博弈论课程开设时间较短，而且作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它对数学基础的要求较高，因此有必要对《博弈论》课程的教学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博弈论课程的教学特点

1.数学描述比较抽象。博弈论的标准表达是函数形式和集合形式的表达。博弈论作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数学的结合非常紧密，需要比较严谨的数学表达和数学证明。例如，20世纪50年代纳什在证明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时就使用了泛函分析中的不动点定理。学习博弈论，通常需要具备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泛函分析等数学基础。[3]

2.教学过程通常浅入深出。由于博弈论的概念和定理均采用严谨的数学表达形式，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从简单直观的例子出发，引出博弈的抽象数学模型。简单直观的案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博弈的思想，但随着讲授内容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最后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均衡的概念得越来越复杂，数学定理的证明过程也越来越困难。

3.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使得博弈论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商业、政治、外交等。在微观研究领域，交易机制的设计涉及博弈论；在中观研究领域，劳动力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中都有关于企业要素投入品市场的博弈论模型。最后，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经济学中有关于国家间的相互竞争（或互相串谋）选择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的模型；宏观经济学中也有货币当局和工资、价格制定者（厂商等微观单位）间的战略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货币政策效果的模型。[4]

二、博弈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撑。在案例的选取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案例的趣味性、贴近现实生活的程度、学生参与案例的程度、与知识点的结合程度等。虽然博弈论的教材中提供了一定量的案例，但仍显得不够丰富。特别是对于财经类学校的本科生而言，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要将其与自己对经济社会活动的观察和认识相融合，以提高分析经济社会现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丰富的案例是非常有必要的。

2.偏重于理论教学。以往的博弈论教学，偏重于理论教学。采取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的方法，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听课，而且老师的讲课内容也只是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较为枯燥乏味，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因此，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怎样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并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考核形式单一。目前的考核形式仅限于笔试的方式，比较单一。由于博弈论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传统的笔试并不能很好地考察学生们对博弈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程度。有的老师采取让学生做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核。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在课堂上进行讲解，教师根据学生的报告情况进行打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学生选取的论文的难易程度很难掌控。因此，教师需要思考如何丰富考核形式并且让考核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能力。

三、完善博弈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1.采用案例教学法。由于博弈论的数学描述通常比较抽象，老师通过分析案例来说明博弈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应用，既可以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又可以帮助学生较深入地理解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在案例的选取过程中，首先，要尽量选择简单的案例，使学生更加容易明白博弈的规则；其次，要注意选择契合现实生活的案例，有的案例不是学生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学生理解起来可能较为困难；再次，要注意案例选择要尽量的多源化，由于博弈论在各个领域包括商业、政治、外交等均有应用，因此在选择案例的时候不要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应尽量选择不同领域的案例，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博弈论的应用。

2.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传统的理论教学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我们可以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设计丰富多彩的博弈实验，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内进行角色扮演，小组内不同的学生扮演不同的博弈参与者，他们之间进行竞争、讨价还价或者合作。博弈实验可以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和应用性，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这种互动式的教学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6]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由于博弈论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仅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博弈论的思想。因此，教师可以在笔试的基础上丰富考核形式。让学生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博弈问题进行建模分析，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并整理成小论文的形式上交。为了提高所有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对于课堂汇报过程中提问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分数奖励，提出的问题质量越高，分数的奖励越大，被提问的学生回答地越好，课堂汇报这部分的分数也将越高。这一方面可以激励学生认真地进行建模分析，认真地准备课堂汇报，也将鼓励所有的学生参与到课堂汇报中。[5]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将借助于博弈论进行分析。因此，财经类院校的本科生学习博弈论，掌握其思维方式和思想及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博弈论课程的特点，然后指出了目前博弈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给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本文将为财经类院校本科生博弈论课程的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2]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浦徐进.本科博弈论教学过程中的案例运用[J].江南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4）：372-375.

[4]吉本斯.博弈论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篇3

关键词：PBL教学模式；经济博弈论；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131-02

爱因斯坦曾经评说：“现代教学方法如果没有完全扼杀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经可称奇迹。”爱因斯坦对于教育的评论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然而我们的教育形式化的后果却很严重。

经济博弈论是一门将博弈论原理与经济问题结合，分析经济活动中各博弈方的对策选择的学科，虽然作为一门学科体系，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近20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垂青博弈论领域的研究，使得博弈论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最具权威性的肯定，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罗斯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伊德·沙普利同样也是博弈论专家，因此用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分析经济社会领域的相关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然而，在我们传统的教学中，只是追随理论、方法、例题、练习、复习、考试这样的教学环节，毫无自己的探索。

因此，在经济博弈论教学领域中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PBL）的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对博弈论的热爱和兴趣，可以使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紧密度。

1博弈论课程的特点及现有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课程，虽然在经济学中获得了最广泛、最成功的应用，被称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石，但它的应用领域小到到日常生活、行为选择，大到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但是，由于博弈论的数学描述较为抽象，很多经济学本科学生在初次接触时会举得十分抽象与高深，目前，《经济博弈论》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选修课，教学方法单一，侧重于对理论的阐述，忽视理论的具体应用。结果是，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理论也不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然而，博弈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经济活动实践的研究和认识中，紧密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经济现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现阶段的博弈论课程教学无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的“学”与“用”脱节。

2PBL教学法在经济博弈论课程中的优势

PBL，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英文全称为Problem-based learning，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该教学方法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首创，最初用于医学临床教学，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为各学科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法有很大的不同，PBL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中，它涉及真实性任务，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经济博弈论课程中包含大量的理论分析模型，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单纯的“我讲你听，我做你看”、“预习-听课-复习-考试”四段式教学方法过于抽象、枯燥而乏味，缺乏学习的兴趣，甚至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学生没有验证理论的机会，学习效果非常不好。将PBL教学法有效地运用于博弈论的教学中，可以让呆板孤立的理论知识生动起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突出了“课堂是灵魂，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关键”的教学理念。

3基于PBL教学法的经济博弈论课程教学思路设计

基于PBL教学法的博弈论课程教学目标，即以实践性的博弈论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学生置身于模拟真实性博弈的情境之中，运用自身的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的博弈问题，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多方位思考的能力。

3.1教学问题设计

博弈论课程中根据博弈方数量、策略的内容和数量、得益和博弈过程的特征以及信息的结构等将博弈进行了分类，博弈论教材大多数也是按照博弈的类型设置章节，因此，基于PBL教学法的教学思路设计必须针对不同的博弈类型进行。例如，可以从经典的囚徒困境作为问题案例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以商家之间的价格战为模拟引导学生分组实验，从经典的“海盗分金”引入动态博弈中的逆向归纳法，用“旅行者悖论”引入对逆向归纳法的有效性的讨论，从选美博弈实验引入重复删除劣策略步数的方法，以最后通牒博弈引入人们对不公平的反应的检验等。

3.2具体实施

针对目前博弈论课程教学现状和该课程的特点和规律，试图在教学中引入PBL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价格竞争与博弈为例，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3.2.1提出问题

首先将班级分成以5-6人为一组的若干小组。根据章节内容提出问题，以商家之间的价格战引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为例：每个组将分别代表一家商家在市场经营。

市场经营的规则：

（1）所有商家的利润率都维持在10%；

（2）如果有三家以下的商家采取降价策略，降价的商家由于薄利多销，利润率可达15%，而没有采取降价策略的商家利润率则为7%；

（3）如果三家商家同时降价，则所有商家的利润都只有7%。

3.2.2分析问题

同组学生分工写作、相互交流，利用网络资源、图书馆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特点。每个小组派代表先通过协商初步达成协议。初步协商之后，小组代表回到小组向组员汇报。小组讨论之后，需要作出最终的决策：降还是不降？将决定写在纸条交给老师。在本分析问题环节要注意作为小组代表在和别组代表讨论时的出发点，回到小组中后小组成员的决策基础（是否遵守了几个小组达成的共识），以及是否运用了博弈。

3.2.3解决问题

本游戏看似简单，但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大部分公司都会选择降价，结果降价会导致两败俱伤。这个游戏可以用囚徒困境来分析：尽管每家航空公司都不降价均可保持10%的利润率，但是受到降价后15%利润率的吸引，它们还是会选择降价。在这种选择下，每家公司都降价导致的是行业利润率的集体下降，变成7%，但这种结果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每家公司都在追逐高利润。

3.3理论分析

价格博弈在经济中的实际表现为市场竞争中的寡头价格战。通过降价争夺市场是市场竞争中很普遍的行为，但降价策略却不是成功的策略，因为单个厂商的降价往往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报复，这样的降价不仅不一定能扩大销量，反而会白白降低利润率。

以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为例，它们原来用同一种较高的价格（我们称它为“高价”）销售相同的产品。如果这两个寡头不满足它们各自原来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就都有可能通过降价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利润。但当自己的降价引起对手的报复时，这种目的就不一定达得到。假设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原来的“不降价”策略下各可以获得7单位和3单位的利润，如果中国联通单独“降价”，则自己获得的利润可以和中国移动持平，各得4单位的利润，如果中国移动单独“降价”，自己得8单位利润，而联通利润为0，如果双方都采用“降价”，中国移动获得5单位利润，而中国联通获得1单位的利润。这个博弈问题可以表示为下图的得益矩阵。

图1两寡头价格竞争依据上述得益矩阵，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囚徒的困境非常类似，假设中国移动采用“不降价”策略，那么中国联通采用降价得4单位利润，不降价得3单位利润，中国联通会采用“降价”策略，假设中国移动采用“降价”策略，那么中国联通采用降价得1单位，不降价无利润可言，因此，中国联通同样会采用“降价”策略。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中国移动的情况，也可以得出不管中国联通的策略是什么，中国移动都应该选择“降价”策略。因此，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个博弈的最终结构一定是两个寡头都采用“降价”策略，分别得到5单位和1单位的利润。很显然，这是个非合作博弈的问题，两方按照个体行为理性原则决策，因此双方的“降价”策略对双方来讲都不是理想的结果，但因为双方都无法信任对方，必须防备对方利用自己的信任谋取利益，所以双方都会选择“降价”，7单位和3单位的利润结果是无法实现的。

对照现实，2011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净利润分别达到1258.70亿元、164亿元、42.1亿元，中国电信和联通加起来也不及中移动老大的一个零头，从收入角度看中国移动稳坐第一，但从速度看中国联通凭借3G业务增长最快，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假设中国移动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是合理的。

以上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价格博弈的例子，同理，在其他的章节，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使得课程教学生动而有趣，更容易被学生喜欢和接受。

4完善PBL教学法在博弈论课程中应用的建议

4.1重新设计PBL教学法的课程

在以PBL为教学法的博弈论课程教学中，必须重新设计新的教学目标，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重新设计新的教学大纲，设计相关的学习内容；必须重新确定新的教学日历和教案，组织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本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4.2循序渐进地推动PBL教学法

4.2.1转变教师观念

PBL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心理上的逐步适应和能力上的逐步提高。在PBL为教学中，教师承担着多种角色的转换，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教师由知识的传播者变成了引导者，不仅考察教师的理论知识能力，还考察教师的实践能力。PBL教学需要团结协作性，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在教学中，集中和松散并存，既需要提前做好课前准备，又需要组织好课堂讨论，解决问题。

4.2.2改变学生习惯

传统的LBL教学模式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学生的学习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而PBL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本身学习的积极性和自我学习能力在课前体现，课堂上体现更多的是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因此使学生从长期的传统的LBL教学模式向PBL教学模式转变需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惯性。

4.2.3及时改变相关的考核和评估体系

在PBL教学模式中，相关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学生对知识提前学习能力，学生的团结协同能力，学生的创新能力等要和课程的考核和评估结合在一起，要改变以往LBL教学模式下的考核方式，需要相关的教务考务部门对考核标准，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等权利的逐步下放。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张燕.经济学本科《博弈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当代教育论坛，2011，（1）.

[3]姚涛，刘倩倩.实验教学法在“经济博弈论”中的应用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22）.

篇4

［关键词］博弈论 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 智猪博弈 沃尔玛

谈到博弈策略问题，可以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精妙的博弈策略。许多成语及成语典故，就是对博弈策略的令人叫绝的运用和归纳。如围魏救赵、背水一战、暗渡陈仓、釜底抽薪、狡兔三窟、先发制人、借鸡生蛋等等。当然，博弈策略的成功运用须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博弈框架中进行。

“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

1.囚徒困境

两个人由于被怀疑犯罪而被捕。官却苦于没有证据，为了急于让这两个人坦白，就把两个犯人分开，并对每个犯人说：“如果你坦白，而你的同伙没有，我可以保证给你减刑至6个月，同时根据你的坦白你的同伙被判10年徒刑。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同时坦白，你们每人将被判3年徒刑。”此时，这两个犯人知道，如果他们都不坦白，因为没有证据而只能以轻罪审判他们，为此，他们会坐2年牢。

对于两个囚徒总体而言，他们设想的最好的策略可能是都不交代。但任何一个囚徒在选择不交代的策略时，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自己不交代而另一囚徒交代了，自己就将可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对于囚徒A而言，不管囚徒B采取何种策略，他的最佳策略都是交代。对于囚徒B而言也是如此。最后两人都会选择交代。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体理与集体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2.智猪博弈

假设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只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揿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若小猪去揿，大猪先吃，大猪可吃到9个单位，小猪揿好后奔过来，则只能吃到1个单位；若大猪去揿，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6个单位，大猪吃到4个单位；若同时去揿，奔过来再同时吃，大猪可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3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猪采取何种策略，小猪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边等待大猪去揿按钮，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猪总是会选择等待，大猪无奈之下只好去揿按钮。这种策略组合就是名闻遐迩的“纳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给定一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条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效用最大化，参与博弈的博弈者正是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互相争斗。参与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关系，以争得效用的多少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体形式，这就形成了博弈。

沃尔玛连锁店是美国一个极为成功的低价零售商，它的成功在零售商业中显得非常不寻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由于现有企业的急剧扩张以及新企业的进入使廉价零售业的竞争极为激烈，很多大的连锁店接连破产，但是，在此期间沃尔玛则不断地扩张，并且他的利润也不断地提高。为什么沃尔玛成功而其他企业失败呢？关键在于它的扩张策略。当时大城镇中的廉价商店相互竞争，利润越来越低，但是在较小的城镇中却没有这类竞争，沃尔玛进入了这样的小镇，小镇只能维持一个零售商，从而这个店成为垄断商，而不用顾忌其他大连锁店的竞争。沃尔玛处于一种预防性博弈的状况中，其报酬矩阵如下：

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左下角和右上角。哪个均衡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谁先进入。这里沃尔玛的谋略是预防性德尔决策――在任何商家之前它在其它小镇里已建造了商店。

生活中的“博弈论”

假设你（Y）与竞争者（C）计划今年暑假在某个海滩上买饮料。建设这海滩长达300米，并且假设海滩上的人均匀分布。你与竞争者卖的是相同的饮料，并且价格也相同，所以顾客愿意到最近的摊位买饮料，你会在什么位置卖饮料？你认为你的对手会在什么地方设摊位？

分析：假定你的对手选位在A点上，这时，你不应该选位在中央，你应该把你的摊位移动到很接近A的左方。这样你可以独自占领A的市场，而与C竞争其余的市场，这当然不会是均衡点，因为你的对手会把他的摊位移到你的左边。不难发现你与你的竞争对手会在相同的位置设置摊位。

博弈论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现在它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军事、政治、商业征战、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工程学中如控制论工程也不少应用。现在它与信息经济学紧密联系，如信号游戏、拍卖形式、激励机制、委托理论等博弈无处不在，博弈就在我们身边。

参考文献：

[1]迈尔森 ，《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迪克西特，奈尔伯夫 ，《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米勒 ，《活学活用博弈论：如何利用博弈论在竞争中获胜》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供求均衡决定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38-04

一、引言

自从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供求均衡价值理论后, 这种理论很快就使当时新兴的奥国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了光芒,并且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 马歇尔发明的由两个刀片的剪刀演绎而成的供求均衡决定理论被磨练成了一种万用工具, 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 其他经济学家对供求原理也是推崇有加, 至少近两百年就有人明确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中首要的、 最伟大和最普遍的原理。 [1] 344 目前,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这一核心地位至少在初级教科书中继续保持, 以至于后来有经济学家戏称,一只鹦鹉只要学会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词也就成为了经济学家。

然而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已经发生改变。 在时髦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 供求均衡决定论已经基本上让位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并升级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范式。 这种转变从对经济学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定义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到“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之科学”的转变,突出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视, 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 随着纳什关于非合作博弈的两篇经典论文的发表, 博弈论这种适合于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方法随之被引进经济学, 经济主体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思想充满了整个经济学界 ,甚至有人号称要用博弈论来改写整个微观经济学。 [2]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微观经济学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 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的原因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以引起国内学界对后一种分析方法的重视。

二、供求均衡决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所谓“供求均衡决定论”,包括“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个部分。莱昂・瓦尔拉斯在1874年4月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被公认奠定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石;而马歇尔则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利用特定时期的特定商品为研究对象, 巧妙地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取代了难以实际应用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无论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局部均衡理论, 其核心均是研究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相互作用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一致的。 [3]

归纳起来, 供求均衡决定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供求法则来概括,即:供给价格与供给量呈正相关关系, 供给曲线的走向不言而喻地表现为右斜上扬形状; 而需求量则与其价格负相关,需求曲线则表现为单调递减曲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之处达到市场均衡。 其数学上的表现形式则为:?坠Xd(P)/?坠P0;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函数,供求均衡时Xd(P)=Xs(P)。

虽然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等都给出了这些曲线特征的理由, 但是这种供求法则最初主要还是来源于一种经验性的常识。 萨缪尔森在论及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时就指出“常识和细致的科学观察表明,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它的价格”。 [5]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初级教科书在讲述供给与需求原理时, 都是从需求表与供给表出发,进而得出供求曲线。但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 由于其图形二维化的原因,都只能考虑量与价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在讨论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时都讨论了影响供给或需求的其他因素, 但在讨论市场均衡时都将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综合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平行移动, 而着重考虑了价格对数量的影响。 供求均衡的过程便呈现出蛛网状特征, 因为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以价格信号的方式传达给另一方,从而引起另一方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前者, 而且一般认为这种呈蛛网状的传递是没有阻碍的。久而久之,在市场均衡讨论中即使注意到例如收入、成本等其他数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价格也是最着重考虑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也称之为价格理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供求曲线图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供求曲线图作为经典保留下来, 即使是最新的萨缪尔森与曼昆经典教科书中也不例外。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便是按市场分类安排篇章总体顺序,首先介绍产品市场,然后是各类要素市场,其思路便是试图用供求曲线图这条“纲”把所有要素串连一体。

供求均衡决定论这种分析视角被经济学采用,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没有供求决定均衡的分析思路,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也不会有消费者剩余与厂商剩余概念的产生,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 供求均衡决定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 不仅仅由于其被经验广泛地认同,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其在数学与几何上的简洁、 清楚的完美形式,更令经济学家着迷。

三、 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转变

但是从很多迹象中都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供求均衡决定的这种视角到20世纪后半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价格在对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起的刺激作用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 或者说经济主体对价格刺激的反应没有想像的那么敏锐。 这不仅仅在于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许多行为中并不存在着价格这一变量(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囚徒困境”的分析了),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中的三个重要前提假定受到了挑战。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暗含了这样三个基本前提假定:(1)市场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决策的供求双方是完全理性的;(2)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3)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 [4] 第一个假设与到处充满着风险的市场现实相差太远, 决策双方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 寻求次优结果以达到令自己基本满意的状态,而往往不是寻求最优。第二个假设在分析寡头市场时受到了挑战, 因为寡头之间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寡头市场中不存在像完全竞争市场中那种完全受自身产品价格影响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而只存在受多方决策影响的反应函数,无论是各方寡头产品的价格还是产量, 都是博弈后共同决定的结果。 因此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新版本在论述寡头市场时, 均无一例外地引进了博弈论,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思路不受到冷落的古诺分析问题的框架也得到了延续。再有,经济主体在受到价格刺激之后为达到其自身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而是否能够、 愿意和知道如何做出反应, 来调整其行为。例如当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厂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而无法降低工资;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即使市场价格已经改变,厂商也不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 经济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知道如何针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其最优的选择可能就是选择不变。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了诸如价格刚性、 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反应机制而不是影响刺激机制的因素普遍存在时, 他们的兴趣便从供求曲线图转移到了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上。

事实上,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思路的深化已从广泛的领域和多层次体现出来,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西方著名大学经济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转变可以看出这种基本范式的转变。以牛津大学为例,1988年其微观经济学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消费者理论与生产理论(包括不确定性);二是市场与均衡;三是福利经济学;四是企业理论。但是到了1990年,则增加了博弈论、信息和合同理论两个必修部分。克瑞普斯在1990年出版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程》是1991年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相当多的欧美名牌大学选为研究生课程教材, 其中“非合作博弈”的内容共有219页,而且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也与博弈论的思想有关, 博弈论已经进入课程的核心内容。 这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转向个体,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定,如消费函数及其投资函数,经济学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 [6] (2)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经济基础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范式。众所周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几乎给微观经济学做了总结, 整个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远不如宏观经济学,但是有两个领域是例外的,一个是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 另一个便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的一系列发展①, 这两个领域的新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版图得以扩张, 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范式基础之上的, 而是更加着重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行为。(3)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借鉴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在分析宏观问题时也遇到了困难, 从而导致粘性分析和惯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产生。 机械的供求曲线图是无法反映粘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特征的, 这些只有从理性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四、 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之比较

在将经济主体分为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基础上,通过图1可以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联系。

图1中方框I代表了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思维, 消费者或厂商在一定的收入I或成本C的约束下,消费或生产商品量以使得自身效用U(X)或利润л(X)达到最大。其中P为商品的价格,F(X)为成本函数。而方框Ⅱ代表了供求均衡决定论的思维。其中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当两者相等时,可以得出市场均衡时的价格P和产量X。

I和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商品需求函数来源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则表现为商品的供给函数。 消费者与厂商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博弈表现为供求相互作用而最后达到均衡。 由此可见,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 供求决定均衡只是供求双方博弈得到市场均衡变量的一种分析方法, 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已逐渐被博弈论这种新方法取代。

因此在经济学里, 如果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不仅仅只有收入I和成本C,而且还有其他因素,经济主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 则可以用简明的优化模型概括经济主体行为模式:MaxR(X),X∈S。

其含义是, 经济主体在一定的集合约束条件S下,使自身利益R最大化。X∈S是指X受条件S(包括价格分量P和其他变量例如信息的向量)的约束。当经济主体是供给者时,X代表供给量;当经济主体是需求者时,X代表需求量。对每一个经济主体,上式可以确定一个解集合, 相应地也得到一个价格P的集合{P}。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价格P的集合{P},能够满足上式的优化条件。当然,从理论上讲,{P}也可以是空集,也可以存在惟一元素,还可能是无穷集合。市场上所有经济主体价格分量解集合的交集∩{P}也就是市场价格。而且其中的约束不仅仅包括价格,还包括其他的非数量约束,所有的这些约束S可分为资源约束、制度约束和市场约束。资源约束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学上的预算约束, 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制度约束包括法律、法规、道德等因素;当个人进入市场后, 其他主体行为模式对该个人构成一组市场的约束。 新古典主义传统下的供求决定论将市场约束综合为一个参数:价格。因此,消费者行为归结为在一定收入和价格约束下, 最大化自身效用。而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强调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博弈论直接以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约束是多维的,而不是单纯的价格约束。 [7]

通过上述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中,价格水平(和产量)变化表现为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点的机械移动, 一切影响价格的力量都通过且只通过供求发生作用, 这实际上排除了供求框架以外影响价格运动的因素,包括价格粘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预期等等,而在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中,这些因素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

2. 供求均衡分析也必须归结到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才能得出实在的结果。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 二者的移动及其相互作用都是经济主体决策规则的表现。换言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背后分别“站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如果不“寻根究底”,供求曲线的移动与均衡的形成将归结为一种机械的几何或数字游戏。

3. 反过来看, 供求均衡决定论正是源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将经济过程归结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而追根溯源,供给和需求无非是经济主体的供给与需求, 故而供求均衡实际上是从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演绎出来的。 如果说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是分析经济问题的恰当起点的话, 那么供求均衡决定论则是该分析过程的中间环节。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般思路, 而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只是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形式, 但是这些特定条件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经常存在, 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一般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说微观经济学基本范式从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这种转变, 是经济学分析问题视角的一种回归与升级。 国外经济学者这种经济学视角的转变比较明显, 但是从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编排中还难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明。 因此要在我国培养能够与国际经济学者相当的经济学人才, 从经济学的教学中开始改变这种视角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蒋殿春. 博弈论如何改写了微观经济学[J]. 经济学家,1997(6).

[3]王真. 从虚拟均衡到真实均衡――对传统供求均衡论的质疑[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4]窦晴身,戈钟庆,王月兴. 现代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现状及前景[J]. 南京社会科学,2001(1).

[5]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

[6]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肖殿荒. 经济主体行为与通货膨胀[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篇6

关键词:资源;博弈;经济理性人;纳什均衡

近年来国际上各类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已经受到理论界越来越高的重视,成为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科,很多经济学家都转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众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此外,博弈论也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和核心,符合纳什均衡原则的管理机制已是制度设计和管理创新的目标｡

同时也不可否认,博弈论在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在不少经济管理案例中,“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一中国传统小寓言是作为管理问题的典型对象进行详尽分析的,但是迄今为止学者们都着眼于定性的阐述,缺少与现代实际经济活动背景联系密切的定量剖析和计算｡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入手,对有限资源约束下的三方博弈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相应的对策模型,并给出了问题的详尽解释｡

1 相关文献理论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每年都有不少学者就“三个和尚没水喝”所蕴含的深层哲理发表学术观点｡

(1)资源配置说｡

有学者认为庙是一个组织,和尚､扁担和水桶是组织可支配的资源,而水是组织可支配资源最终配置的成果,理想状态下水是可持续使用的｡对于“一个和尚有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一个和尚的经营成果接近“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最大化使用效率”的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高效配置;对于“两个和尚抬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两个和尚的经营成果则偏离了上述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低效配置;而“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局面说明组织所投入的三个和尚的经营成果远远偏离了这个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解决上述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活动进行改善｡比如让两个和尚或三个和尚轮流挑水,或者安排一个和尚挑水､一个和尚种菜､一个和尚化缘｡

(2)“搭便车”说｡

也有学者假设其中一个和尚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或者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每天下山挑水,借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面洗衣服的漂亮村姑｡以上论点都是基于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以及存在“选择性激励”的情况｡

在这类学者中,也有的人假设三个和尚中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另一个是“条件合作者”,第三个是“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做出反应,他们 就坚持合作｡

因此,三个和尚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大家都会有水喝的｡这是因为其中作为“志愿惩罚者”的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要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者”,不给这样的和尚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

(3)创新管理说｡

还有学者对“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解说,提出了改变现状的三种创新方法｡第一种是“机制创新”,将挑水的路平均分为三段,每个和尚都挑一段;第二种是“管理创新”,规定谁挑的水多,晚上吃饭时就多加一道菜,谁挑的水少晚上就没菜吃,因此,大家就争先恐后去挑水,水也就喝不尽了;第三种是“技术创新”,三个和尚可以利用当地的竹子和木材,架设简易的自来水管道,今后取水就可以又快又省力｡

但是,众多的文献均缺乏利用对策论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定量分析｡这其实也是对当今经济社会中资源有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模型研究的缺憾之处｡

2 有关三方的博弈分析

为了引入有限资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问题,以下借用上述寓言所反映出的哲理,由简单的一个和尚逐步过渡到三个和尚的情形分别予以剖析｡

2.1基本分析

这里先假设整个庙中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而且其中的和尚都是“经济理性人”｡

首先,当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和尚可以利用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解决水源问题｡他所得到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没有利益的外部溢出,也就自然形成“一个和尚挑水喝”的局面｡

其次,当有两个和尚的时候,用水问题就不像一个和尚的时候那么容易解决了｡以下借用博弈论中合作模型予以分析｡分析模型详见表1｡

由于“搭便车”是对一个人的很大诱惑,所以若对方“取水”而自己不去,则可坐收渔利,获得最高水平的效用2｡而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谁都不愿意对方坐享其成而使自己的效用水平下降｡所以当双方都这样理性地算计并行事时,该公共产品就不会提供出来,结果就是集体的低效用水平｡博弈结果就陷入了有名的“囚徒困境”,把这种博弈扩展到多个人的情形,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在上述四种得分的情况下,甲和尚“取水”要比“不取水”得分高,乙和尚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两人都会选择去,结果就成了“两个和尚抬水喝”｡在这种合作博弈的情况下,虽然有一只水桶(资源)没有被利用,付出的人力也要比一个和尚的人力多,但“两个和尚抬水喝”的局面确实是符合纳什均衡原理的唯一出路｡

继而,当第三个和尚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博弈论文献中较少提及三方博弈的情形｡但是从对两个和尚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启示:此案例中各个博弈方有相同的想法,他们对最终的博弈结果会做相同的反应,所以有相同的博弈得分｡这样就可以试用表2和表3将第三个和尚(丙和尚)“取水”和“不取水”的情况分别讨论,也就是在确定丙和尚所采取的策略之后,将三方博弈问题简化成双方的博弈问题｡

表2和表3中括号内的数据分别表示甲和尚､乙和尚､丙和尚的得分,表2和表3中的数据分析思路与表1中的数据分析思路类似｡

对甲､乙､丙三人来说,在其他两人都去“取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策略由“取水”转向“不取水”时都可以使其收益增加0.5,因此“不取水”是唯一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唯一的纳什均衡,所以该博弈无疑成了效率低下的非合作性博弈｡

2.2 经济效率分析

从上述分析不难对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得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即博弈方倾向于选择“不提供公共物品”的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上述问题中“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中｡

按照上面的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现象是行不通的｡两个或者三个人的情形也都一样,均陷入“囚徒困境”｡然而日常生活中却常出现“两人结伴,三人拥挤”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何根据前述的结论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的现象呢?

若将表1中的局部数字改动,就形成表4的情形｡

表中数据1.99虽然还是小于2,但已经非常接近于2｡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甲和乙都会做出“取水”的反应,这可以从人际的交易成本来分析｡只有两个人时,人际的交易成本或费用明显要比三个人时小很多,即两人易商量｡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间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能喝到的“水”却越来越少｡此种情况称为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从“水”的角度)或劳动生产力的低效率(丛“和尚”的角度)｡在微观经济学中,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有个效率的最大化问题,即一定条件下单位车间生产者人数初始增加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上升,但达到最高点后,人数的增加反而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下降｡这可能是员工之间发生摩擦,也可能是机器设备的低效率使用｡但无论何种原因,都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情形: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图中的曲线只是近似地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因为人数不可能取小数)｡

图1 人数与效率的关系示意图

图1说明,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

然而,如何打破这样均衡呢?

接下去的寓言可以给出提示:突然有一天庙里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一起合作,最终把火扑灭了,而且之后每天都有了水喝｡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从资源的角度来思考:由于防灾的需要,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资源的配置予以重新安排｡比如增加两副扁担和四只水桶,各自挑自己的水,从而实现一个人挑两桶｡但该种方法要浪费扁担和水桶等资源,没有到达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非合作性博弈的手段是不应该考虑的｡但是无论如何,有时它对局部均衡的影响作用是明显的｡

参考文献

[1]曹红元.从三个和尚没水吃谈资源配置[J].经营管理学说,2002,(2);22-24.

[2]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J].科技文萃,2003,(4);70-73.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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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分制；选课；影响因素；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绪论

学分制作为一种教学方面的管理体制，其特征是以学分作为学习的计量单位，以取得最低学分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主要标准。学分制以选课制为核心，实行选课制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自，充实培养和发展本身的本性。

在这种高度自由的选课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影响大学生选课的因素。但大部分只是基于普通理论层面的分析。为了更加透彻的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如何作用，有必要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背后的理论意义。这将有助于选课系统的政策制定者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学生选课的实质，有助于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选课要求，也有助于帮助学生认清自己选课现状，从而根据正确的经济理论知识合理选课。

二、理论基础和问题分析

以我校学生为例学生选课的过程是教务处网站公布本学期或下学期可选课程的相关信息，包括任课教师、学分数、上课时间、地点、教授课时、容纳人数等；然后学生根据自己专业的培养计划所规定的学分，及每学期限制的最高学分数等诸多因素决定自己要选的课程。

从以上的简要过程介绍可以归纳出，影响大学生选课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掌握信息的多少、选课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个人的风险喜好程度。

（一）掌握信息的多少

在选课期间，学生不仅限于选课网站上的课程基本信息来决定是否选课，还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所倾向的课程：向高年级学长学姐打听教师情况及分数情况，直接咨询老师或者教务处课程内容、旁听或者试听前几周课程等。这一系列过程下来，每个学生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同。

从博弈论的角度考虑。可以把学生选课后所学到的知识或者得到的学分视为他们的得益：即参加博弈的各个博弈方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他们行为判断的主要依据。根据得益的信息的不同，博弈可以分为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和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学生中，获得课程的所有有用信息或者比其他学生得到额外信息的人可以看做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方（甲），而具有较少信息的学生就是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方（乙）。二者在选课时，甲就会由于对某门课掌握较多信息而选择这门课，相对的，乙没有得到这些信息，不知道这门课的真实优劣，就不会选。此外，若甲乙得到的信息量相等但不同，如对某一门课而言，甲了解到的这门课很好但乙却得知这门课不好，也会造成甲选乙不选的结果。

（二）选课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个人的风险喜好程度

先提出个问题：假设有两门都很不错的课程A、B，你只能选择一门。而出于兴趣原因，你比较倾向于A，但同时A的课程容纳人数有限，且想选择的人也很多。因此如果选择了A，最终有可能因为人数超额而落选。但你又不愿意放弃A而选择B，那么，你会怎么抉择呢？

在博弈中，根据参与者选择策略是否有时间先后，可以将博弈分为静态博弈（所有博弈方同时 选择策略）和动态博弈（博弈方先后、依次进行选择、行动）。而后者又分为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后者知道前一个人的选择）和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后者不知道前一个人的选择）。

在实际中，大部分学生选课是处于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因为学校同一级的学生很多，选课的开放时间也很长，大量的学生同时选课必然不现实，而知道之前其他所有人的选课状况也不现实。这样，学生事先不能准确知道自己的选A的结果，因此选课的结果就有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由于每个学生对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存在差异，各自的行为选择就不一样。从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可以把学生分为三类：风险回避者、风险爱好者和风险中立者。三类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行为。但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最大的效用。在这里引入一个函数，期望效用函数：消费者（这里指学生）在不确定条件下可能得到的各种结果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学生必须事先作出决策，以最大化期望效用（选课的收益）。

在某一给定的选A成功的概率下，可以根据上述函数算出期望效用和效用期望值进行比较。当然，不同概率下计算结果可能不同，但是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风险爱好者选择A，而风险回避者选择B。

三、建议与展望

综合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上述影响因素确实在经济层面决定着大学生的选课过程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将理论更好的应用于实践，因此，学校和学生都应意识到这种经济学规律，并加以充分利用，使学校的选课系统更加完备合理，使学生选课更加实际高效。如，适当改变选课方式，如把各年级安排在不同时间段选课，这样就能减少选课的盲目性，做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如，校方尽可能多的提供课程信息，这样就能免去学生自己搜寻的麻烦，也能使学生间达到信息对称。

总之，这些分析结果可以使学生和政策制定者从经济本质方面出发来解决现有问题或者加以改进，因此与上述内容类似的解决方法肯定还有很多，学生和各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和改善。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3]李海喃.学分制下高校“逆向选课”现象蔓延的博弈论分析[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左树强，王倩.浅析学分制下高校课程设置的改革[J].高等农业教育，2007（05）.

篇8

[关键词] 博弈论与旅游学 价格战 对策

一、博弈论及旅游价格战的博弈模型

1.博弈论与旅游学。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Games 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它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近年来不仅成为经济学中激荡人心的一个研究领域，也为其他许许多多包含竞争现象的问题提供了精细的分析技巧。随着博弈论在各学科中的普遍应用,旅游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应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的探索。

2.旅游公司价格竞争的博弈模型。价格竞争是行业重复建设、对行业总体市场容量过度乐观、企业数量发展过快的结果。近年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旅游的产业规模急剧膨胀,旅游公司数量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旅游人数的增长幅度，从而造成供求失衡。旅游公司为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把降价作为争夺客源的主要手段。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降价是企业的合理选则。现用博弈模型分析如下，假定在旅游市场有两家经营同类产品的旅游公司：A和B，还假设他们同时行动，并只有两种选择：降价和不降价。从而得到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模型：

表1 旅游价格战博弈模型

（R――对双方合作的奖励，P――对双方背叛的惩罚，S――给笨蛋的报酬，T――对背叛的诱惑）

运用画线法可求得该博弈的得益数组（420，420）所对应的策略组合（降价，降价）为本次博弈的纳什均衡。由于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虽然双方选择（不降价，不降价）要比降价好,但是参与博弈的双方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每一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会不降价而自己也采取不降价来共同分享利益,为防止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给自己带来损失的情况发生,最终双方选择的是均采取降价的纳什均衡（420，420）。于是你降我也降，你再降我也再降，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价格大战越来越激烈。这从博弈角度说明了价格竞争的必然性。

实践证明，即使公司能够签订都不降价的行业自律协议，也是无法有效避免降价竞争的发生。因为策略组合（不降价，不降价）不是纳什均衡，行业自律协议不具强制性约束力，即使在短期内能够维持在脆弱的自律平衡状态，机会主义或其他因素也会很快将此不稳定均衡状态破坏掉。这在博弈理论中已有严格的证明。

二、应对旅游恶性价格竞争的对策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供需失衡的行业中，当供大于求时，价格竞争将更为激烈。然而过度的价格竞争对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下对如何避免过度价格竞争做一探讨。

1.通过改变博弈模型的结构消除过度竞争。据前所述博弈模型，旅游公司之间的价格战博弈只要符合两个条件:1）T>R>P>S；2）R>（T+S）/2，各公司的最佳选择都是该博弈唯一最优的“纳什均衡”（降价，降价）。要避免出现旅游恶性价格战，可以通过改变博弈结构，使博弈方的收益值不再符合该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

一种方法是博弈双方主动改变博弈策略，将公司目标从“收入”调整为“利润”。以表1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为基础，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不妨假设选择“不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30%，选择降价策略时，旅游企业的利润率是20%，则得表2。

表2 以利润为目标的旅游价格战博弈

以利润为目标的旅游价格战博弈不再符合原博弈模型的两个条件，博弈的最终结果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唯一的（降价，降价）。其中纯策略纳什均衡通过划线法容易找到为两个，即（150，150）和（84，84）。目前博弈论界正在研究表2所示的（不降价，不降价）这样的最优纳什均衡出现的条件和机制，一旦找到，就可以为避免恶性的价格竞争提供一条途径。由于其中的研究颇为复杂，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种改变改变博弈结构的方法是旅游监管部门作为新的当事人参与博弈，也有可能会使旅游公司避免出现恶性价格战。但这需要旅游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对降价的公司给予足够大的惩罚才能奏效。

2.持续创新同样是旅游行业获得较高利润，避免过度竞争的有效途径。旅游企业可通过开发特色旅游新产品而避免产品雷同。比如近几年的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以高中学生为对象，在假期举行的高校游；以各种兴趣为对象的摄影游、徒步游、探险游等。

3.除此以外，政府还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硬化企业投资约束，从而消除产业过度进入，达到供求平衡，避免过度竞争。

总之，这些策略需要旅游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自身实际情况适时进行创新、调整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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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Binary Theory of English Literacy Studies

华薇 HUA Wei

（北京联合大学外语教学部，北京 100010）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010，China）

摘要：英语读写素质是习得读写能力并形成读写体验的过程。读写素质主要由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话语分类能力、读写实践能力、记忆能力、情感反应、思辨能力和隐喻理解能力等因素构成。本文首先应用二元理论中的集对分析理论分析了句子、语法和词语，英语句子具有同异性，英语语法中时态的相关性均有特定的语法表征手段，英语词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常常附衍了一串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如果用联系数来描述词语的相关度，它同时也反映出了词语的思想丰度。本文还运用博弈理论和悖论分析文章的含义及价值，最后应用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法对英语读写素质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确定了各因素的重要度，将其应用于读写素质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并具一定的发展潜力。

Abstract: Literacy study is a process of acquiring ability and forming experience of literacy. It mainly includes abilities of analyzing, combining social culture and discourse classifying,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memorizing, emotional response, critical and metaphor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firstly applies SPA (Set Pair Analysis) of binary theory to analyze sentences, grammar and words. English sentence has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ce and indifference. The correlation of tenses in grammar has some specific grammatical expressing means. English words are a kind of conventional customary language units, with a list of synonyms and homoionyms and antonyms. If relevance of words can be described in number of correlation, which the thickness of thinking can be also reflected simultaneously. Game theory and paradox are also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essay, and the sequence based on paired comparison is applied to analyze every element of literacy studies, and the important degrees of every element are determined then, which has potential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literacy.

关键词 ：读写素质；二元理论；因素分析

Key words: literacy studies；binary theory；factor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214-03

0引言

英语读写素质研究（Literacy Studies）发端于英国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读写过程中通过文本与世界交流，是探索和描述人类各种群体阅读、创造、使用和传递文本的过程。在英语读写过程中，会遇到语言单位词语，常常附衍着一串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如果用联系数描述它们，会刻画出词语的思想丰度。英语读写素质是由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话语分类能力、读写实践能力、记忆能力、情感反应、思辨能力和隐喻理解能力等因素构成，本文应用二元理论中的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法对英语读写素质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确定了各因素的重要程度，以便促使教师在提高学生英语读写素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以适应学生学习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教学实效的最大化。

集对分析（SPA）是赵克勤先生提出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理论，基本思路是：在一定的问题背景下对所论两个集合所具有的特性作同、异、反分析并加以度量刻画，得出这两个集合在所论问题背景下的同、异、反联系度表达式。博弈论（Game theory），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是微观经济学发展的革命性成果，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已成为占据主流的基本分析工具之一。在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革命”，分别是“边际分析革命”、“凯恩斯革命”与“博弈论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新概念、新方法论、新分析方法和一种全新的思想。作为着力于研究 “理性人的互动行为”的一门学科, 博弈论几乎可以被运用于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94年著名博弈论专家纳什（J. F. Nash）、泽尔藤（R. Selten）、豪尔绍尼（J.C. Harsanyi）因在非合作博弈均衡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不仅仅能在学术领域中光彩夺目，在其它领域如军事、管理、体育、政治、公关、个人生活中同样能得到充分利用。在普通的企业管理中，经营者要熟练地掌握管理之术，必须能够自动自发并自觉地运用博弈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凭借博弈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运用博弈理论、悖论和模糊二元对比描述身边的故事，这些知识的应用，极大的拓广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是对常规教学有益的补充。

1基于二元集对分析理论分析方法

集对分析（SPA）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问题视作一个既确定又统一，并可用一个能充分体现其思想的联系度式子：μ=a+bi+cj来描述各种不确定性。其中a表示同一度，b表示差异度，c表示对立度。其中a，b，c满足归一化条件a+b+c=1。

1.1 刻画敷衍词语数用联系数描述一个词语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的个数，这个联系数就刻画出这个词语的敷衍词语数，例如great词的联系数，见表1。

因此，通过词的联系数可以丰富原有的读写方法。

1.2 句子中的联系数在ERS（event time, reference time, speech time ）时体句子中的应用，可刻画如图1所示。

在时体中的应用，例如：

He is reaching station.（他快要到车站了。）

一般可以表示为0+0.5i+0.5j，这里a=0，b=0.5，c=0.5，其中a表示过去，b表示现在，c表示将来。若已知接近目标的程度，可以调整b、c的系数。其它时体可以类似讨论。

1.2.1 在谚语句子中的应用，例如：Well begun is half done.（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表示为0.5+0.5i+0j和1.0+0i+0j。

1.2.2 在诗歌中的应用，例如：拜伦的名作Don Juan（《唐璜》）中的名诗The Isles of Greece（哀希腊）中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群山绵绵遥望马城——马城静静遥望大海。）可以表示为0.45+0.45i+0.1j和1.0+0i+0j。

1.2.3 在描述事物属性程度中的应用，可用a+bi+cj来刻画，a表示某事物，b表示其某属性的正向程度，c表示负向程度。例如：描述“梅花”、 “牡丹花”和“蒲公英”的美丽度。“梅花”可以表示为+0.82i+0.18j，“牡丹花”可以表示为 +0.9i+0.1j，“蒲公英”可以表示为+0.63i+0.37j。

2基于博弈理论、悖论分析方法

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

2.1 在读写中的博弈论分析本文先以“浮士德”为例来说明。《浮士德》是歌德的最伟大的代表作。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生活，和魔鬼梅非斯托签约，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而魔鬼要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如果有一天浮士德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于是梅非斯托使用魔法，让浮士德有了一番奇特的经历，他尝过了爱情的欢乐与辛酸，在治理国家中显过身手，在沙场上立过奇功，又想在一片沙滩上建立起人间乐园……就在他沉醉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时，他不由地说，那时自己将得到满足。这样，魔鬼就将收去他灵魂，就在这时，天使赶来挽救了浮士德的灵魂。

假设浮士德获得一切要求为2分，在不失去灵魂而获取部分要求为1分；魔鬼获得浮士德的灵魂为2分，获得了签约为1分，博弈结果如表2所示。

这则故事告诫人们：在获得利益时，一定要守住道德底线。

再如图片中的博弈，见图2所示。解读图片的意思是：当看图片左边时，图片象个少女；当看图片右边时，图片象个老妇人；当远看图片时，图片是一个少女；当近看图片时，图片是个老妇人。因此，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心情的博弈；也是美与丑的博弈。

2.2 在读写中的悖论分析悖论是指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悖论的英文paradox一词，来自希腊语“para+dokein”，意思是“多想一想”。

例如在“让她无法说No的约会。”的故事中是这样阐述的：

一次，美国滑稽大师马丁·格登纳根据哈佛大学著名数学教授贝克先生告诉他的办法，成功地邀请了一位年轻姑娘一起吃晚饭。

格登纳：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对每个问题只用“Yes”或“No”回答，不必多做解释。姑娘回答：嗯。

格登纳：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如实地回答我下面的两个问题吗？

姑娘：“Yes !”

格登纳： 很好，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愿意和我一道吃晚饭吗’，那么，你对这后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呢？

姑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不管她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她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次，他们很愉快地在一起吃了顿很好的晚饭。

再如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亦有人译为辛普森诡论，是英国统计学家E.H.辛普森（E.H.Simpson）于1951年提出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内容是：在某个条件下的两组数据，分别讨论时都会满足某种性质，可是一旦合并考虑，却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

例如某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同英语测验，对男生进行比较，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同样对女生进行比较，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按照普通理论思考，当然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这就是辛普森悖论。

因此，为了避免辛普森悖论的出现，就需要斟酌各分组的权重，并乘以一定的系数去消除以分组数据基数差异而造成的影响。同时必需了解清楚情况，例如：是否存在潜在因素，从而进行综合考虑。

3基于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方法分析

根据心理学分析，人们对不同因素重要性做出评断往往是从两两对比着手的，因为对两个以上的因素进行比较甚为不易，特别当测定因素很多的情况下，可先对其中两个不同因素进行比较，然后再换两个依次对比，每次比较即得一个评断，每次评断用数量形式表示出来，这样就得到一批数据，分别求平均值进行排序，即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方法。

读写素质主要由分析能力（x1）、结合社会文化能力（x2）、话语分类能力（x3）、读写实践能力（x4）、记忆能力（x5）、情感反应（x6）、思辨能力（x7）和隐喻理解能力（x8）等因素构成。

对这些因素之间，先建立一种优先关系，以cij表示xi与xj比较的优越度，cij=0.5表示优越度相同。

现对北京联合大学非英语专业某年级179名学生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英语读写素质培养的训练，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观察和测试方法进行评估，若仅考虑因素x1（分析能力）与x2（结合社会文化能力）比较对读写素质贡献优越度0.6，与其它因素比较对读写素质贡献优越度以此类推，见表3。再通过求平均值

通过ci确定了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然后将其应用于英语读写素质各因素的分析。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读写素质各因素重要度次序从大到小排序为：x7>x1>x2>x6>x4>x8>x5>x3。

由此可见，读写素质各因素重要度次序为：思辨能力、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情感反应、读写实践能力、隐喻理解能力、话语分类能力和记忆能力。思辨能力即创新、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推理过程最为重要，思辨能力的培养直接影响人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影响人的素质。同时，它也同样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以及其语言技能的发展；结合社会文化能力是指在读写过程中与世界交流、吸收或摒弃所传递的多重文化信息和各种文化价值观和思想的重要途径；情感反应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及所表达的情感色彩，最容易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隐喻理解能力作为隐喻所构建的会话分析模式，进一步体现出交际事件中的互动性与合作性；读写实践能力和记忆能力是由实践多个零散的读写文章为媒介的具体片段组成，体现为课堂教学所呈现的规律性。

4对策与建议

读写素质中的二元理论研究强调文本本身所蕴含的集对分析、博弈论和悖论及其对人们读写视角产生的重要影响，这要求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对课文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了解二元理论的文化含义，还要通过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增强自身对于二元理论的理解。同时教师还要集中精力针对较难二元理论内容组织活动，帮助学生探索这些内容词包含的二元文化背景，注意观察读写事件的关联性，使学生关注跨学科的问题，体现读写与相关学科研究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鼓励学生尝试更多样的读写形式并予以反馈，师生彼此协作探索课文内容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走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创新之路。

本研究首先应用集对分析对英语句子进行了量化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并解释英语句子的结构和拓展；应用博弈论和悖论于读写中，旨在帮助学生探索和挖掘学习材料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通过英语学习提高学生文化意识、科技意识和世界意识的目的；最后把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法应用于学生英语读写能力分析中，对读写因素重要程度的分析有利于构建教学过程，同时诊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对教学进行反思，对于促进教师探索培养学生读写素质的有效策略极具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学生是构建读写素质的主体，学习者积累的经验越丰富、越熟练，读写语言能力就越强。因此，多元的视角、多学科间的融会，是当前读写研究得以创新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也是本研究为什么结合跨领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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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博弈论现代企业构建和谐

近几年来，博弈论的观点频频出现在各类经济学著作中。博弈究竟是什么？博弈论对构建和谐企业有何启发或指导意义呢？通俗地讲，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研究利益冲突各方如何决策及决策结果的，是一种“游戏理论”。其准确的定义是：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博弈的参加者、博弈信息、行为或策略、博弈的次序和博弈方的收益五项内容。

一、博弈论中几个重点理念

1.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是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强调的是团体理性。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个体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引起了人们对“机制”问题的研究。

2.经济核心理论。参与者组成某类群体（被称作联盟）以及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该联盟可以使交易后所有行为人都受益，这就产生经济核心的概念。后拓展到垄断和寡头及公共经济学中的税收等理论。

3.非数理博弈理论。非数理博弈理论分析的是混和动机冲突状态下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行为者本身对其他人的反应作为其他人的期望而影响其行为，即两个或多个团体面临相冲突的合作和竞争动机时的情景。包括以下三种形态。

(1)焦点效应:每个参与博弈的行为人以合作性的结果为目标进行协作而反对不协作的选择。任何因素都有可能使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继而选择这一点，这就产生焦点效应。焦点效应能协调社会行为人博弈行为的预期，包括协调共同利益和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

(2)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常用于分析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因某些强制力决定的决策而形成共识。这些强制力包括文化的、习惯的因素。还用于分析不同群体相互作用的问题和“多人囚徒困境”。

(3)自我控制理论:即自我博弈，以自己为对手的博弈。通过这一理论来回答什么是理性、人是如何控制自己行为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自我欺骗，使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或者避免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种现象,被称为预期的自我控制。这种理论为企业安排奖励与惩罚机制；通过承诺或契约,或者建立一个轮换机制奠定了基础。

4.冲突经济理论。即不合作或冲突世界中的“纳什均衡”。人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要有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总会利用“策略”通过损人而达到利己的目的。广泛存在于军事、犯罪、种族问题、能源、环境、外援和人类生命的价值等领域的冲突问题。

二、博弈论对构建和谐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和应用

1.博弈论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1)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可直接运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决策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行业内的竞争逐渐表现为几个大型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的经营总体战略和一般战略决策必须在充分掌握竞争对手信息和策略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企业运用博弈论中的决策模型进行这些问题的决策将使决策过程更加合理化。

(2)博弈论对现代企业管理观念和方式的改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举个例子来说，从“囚徒困境”这个典型博弈问题，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在现实生产生活中，企业之间，尤其是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很多情况下正如上面两个囚徒所遇情形一样，没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最佳利益，甚至是损人不利己。因此，实施供应链管理，强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将是企业获得双赢局面的一条捷径。

2.博弈论对构建和谐企业的启示。博弈论的研究成果，提高了人们对竞争和冲突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运用合作的理念，创建和谐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企业来说,“和谐”的基本特征应当表现为依法治企、科学发展、协调有序、安全环保、公平诚信、服务社会，并建立一个长效的协调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促进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达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最终实现企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四方面的问题：(1)处理好个人、集体和政府的利益差别。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各自的运转环境中，实际上都处于博弈状态，各自都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博弈一方，冲突和矛盾是免不了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股份制改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轮岗、下岗、合并、重组等问题所引发分工、收入、保障的差距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掩盖这种利益差别、否认博弈的现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客观地看待社会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另外，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习惯于集中管理模式，因此，客观地看待这种博弈现实在思想上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

(2)处理好博弈与规则透明、诚实守信的关系。规则透明和诚实守信是博弈各方达成协议的基础。规则透明是互信的条件。管理者要取得人们的信任，政策必须公开、公正。对于企业，企业管理者要取得职工的信任拥护，企业要在市场上立得住、站得稳，必须得讲诚信、讲公平、讲公正。那种以权宜之计、无意实施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是暂时的。如果所要的结果不是通过透明、可信的规则取得的，必然不会与职工群众达成共识，企业氛围也不会是和谐的、稳定的。

(3)处理好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共赢的关系。和谐企业建立基础是企业各方的共赢。博弈各方达成的协议虽然未必是利益均等，但是应该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建立和谐的企业，需要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问题，而制度的建立、措施的完善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赢得基础上，而不是企业方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不能保证各方共赢的措施和制度，必然得不到其他方面的支持，那它必然是不稳定的、不和谐的，甚至会导致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4)处理好经济利益之外的博弈关系。和谐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利益上，其他很多如生活的、文化的因素等都可能起作用。经济利益虽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人文因素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因此，企业的管理者的充分沟通、理解职工的非经济期望和需求，给予人文关怀，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博弈论应用于构建和谐企业的几点做法。

(1)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确保企业稳定。博弈是解决冲突的对策。构建和谐企业，尤其是建立安定有序的和谐企业是最基本要求。这不仅是现代先进的管理理念,也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人文关怀。保持职工队伍稳定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其本质在于对职工各项权益的尊重，进而使全体职工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在实施重大改革时，要反复征求职工的意见,取得理解和支持;在利益分配中,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不断提高分析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有力措施。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正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企业要适应这个时代，建立良性的生态链，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领会构建和谐企业的科学内涵。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和发展目标，努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企业发展，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继续深化改革，把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完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理顺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三是加大全员教育培训制度，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建设学习型企业，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着眼于“创效”这个基点，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追求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企业也是一个解决现实矛盾和利益冲突,已达到社会和谐的综合治理过程。企业失去了效益,职工没有了收益,和谐就没有了根基。因此,在构建和谐企业的实践中,要善于适应和把握建筑市场的变化和规律,增强应变能力,始终把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作为根本目标,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