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定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定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刚文理分科那会儿，我们寝室的同学谈论得最多的是今后考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的话题。

我的成绩在班上属中上水平，从进入高中开始，我就暗下决心要考入一所重点大学学金融。“标哥”“峰哥”也早已定下了学金融的志向，“理哥”“文哥”和“小马哥”的家长也希望他们学金融。所以，大家一谈及高考志向，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纷纷说这便是羊群效应。

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六位同学还击掌为誓，约定以后相互扶持。班上的其他同学听说此事后，都笑话我们寝室是清一色“财迷心窍”的“金融男”。

学校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常自我揶揄，学校的作息时间把我们都训练成了考试机器，我们每天都按照这一精确到分的程式在运转。

我从初一就寄宿，对严格的作息生活早已习惯。但是，寝室当中也有三位同学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寄宿生活，显得有点不适应。虽然平常大家尽量相互提醒，但他们有时仍不免犯困赖床，导致出现迟到的情况，受到班主任老师的批评。在面对批评时，我们有时也会辩解是我们的手表出了问题。

有一次，我们寝室全体迟到，被老师点名批评。那天下晚自习后，作为寝室长的我召集大家开会反思。我说：“手表定律告诉我们，只有一块手表，可以知道时间。两块或者两块以上的手表，有时并不能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寝室里买一个公用闹钟，以后一切以公用闹钟的时间为准。

从此，我们寝室再没有出现迟到的情况。现在，这个闹钟正安稳地搁在我们共有的书桌中央，用它悦耳的滴答声提醒我们：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墙上就会出现更多乱七八糟的涂鸦；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人们在丢垃圾时就没有丝毫羞愧。这便是破窗理论。

有一段时间，我就常为与这个破窗理论相关的问题而苦恼。生活老师对各寝室的内务、卫生抓得很紧，每天都要巡视打分。只要寝室的内务或卫生没有搞好，生活老师就会批评我，甚至有两次还在公示栏内点名批评。这让我的面子很有点挂不住。

我召集全体室友说：“这个寝室长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谁当。”大家本来嘻嘻哈哈的，见我这般严肃，才安静下来。“峰哥”说：“这个寝室长还得你当，谁叫你内务搞得最好呢？”“小马哥”附和说：“你当寄宿生的历史最长，经验最丰富，还是只有你当。”“标哥”和“文哥”也说：“以后我们多注意就是了，我们不会让你为难。另外，我们总得有点集体荣誉感吧。”我见大家都很真诚，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约法三章，一定按要求把内务搞好。我们要打破破窗理论，要向好的学，不能向差的学。”听我这一说，大家都说好。

篇2

［关键词］范式理论;经济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36-03

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运用“范式”理论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正如L.约翰逊所说：“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模式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方法,库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

1 经济学范式的构成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为科学。库恩范式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会学和构造功能方面,库恩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由于经济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其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检验标准、解释方式及理论构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为假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范式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2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利用范式概念,库恩研究了科学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

他认为,科学形式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常态科学(常规科学)”而科学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态科学。常态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此时,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而当科学发展遇到危机时,通过新的范式发展来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边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篇3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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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篇5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特点就是唯物的史观与唯物论辩证法是它的核心。它对黑格尔辩证方法做了批判性的继承，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把那些神秘东西丢弃，让辩证办法现出唯物的主义，从而让唯物的辩证法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辩证方法。也正是因为辩证法的出现才让《资本论》这一著作变成了艺术性的整体。辩证办法其实就是运动里面与矛盾里面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本质进行把握。矛盾对事物的影响，它不单单只是促进事物从低级朝着高级演化，还揭示了所有的事物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这个结论。所以唯物论的辩证方法在对任何事物进行肯定时必有否定的存在。辩证方法本质与核心就是如此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利用唯物的辩证方法与唯物的史观来对经济上问题进行分析。对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进行考察的时候，其重视的是对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本质进行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发展，产生以及绝对走向灭亡进行了阐明。阐述社会这个主义以及共产的主义必定会替代资本这个主义。其中《资本论》这个著作终极的目的其实就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行揭示。严格按照由抽象向具体深入，简单走向复杂，历史和逻辑进行统一的方式。按照劳动的价值这个理论作为基础，剩余的价值作为其核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单单是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它还能对过去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展望。我们能看到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建立全都是根据所谓的2个“公理”。第一个是按照私有制度作为其存在的内部规则为前提，第二就是假设经济人，根据个人的主义与边沁的功利的主义作为视角来考虑，参与经济的人都很理性。在所有的条件约束下他们依然追求自己目标的函数可以最大。前提的假设剖析了西方经济学所存在的科学性。以前所具有萨伊的定律被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定律压倒，1995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的获得人是卢卡斯。当时负责诺贝尔这个奖的韦林说过:已经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许多经济学的理论落不稳脚的人是卢卡斯。但是这些伴随历史改变而改变的基础性内容这个体系很明显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并不是真正所谓的科学。

二、多元化与数学化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反映的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参与的一般规律，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内在的反映。其研究成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还研究社会经济连续的发展，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还变化无常，应该要采取不同的研究办法来对其研究。研究不同的方面，比较分析然后对那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揭示。这绝对不能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因此就确定了马克思的主义是多元化的。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这样的数学化现已发展成了主导趋势。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不是经济上的因素的趋势。经济学的数学化可能会把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加速化。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人阿莱批评了经济学数学使用的过度趋势，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是被人为地加入了数学的模型并使其成为了主导，并且可怕的是在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上向前发展;受到数学思想的荼毒比较深厚，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提出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他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的数学公式，可是他反对对于数学的滥用倾向。里昂•惕夫说:“专业的经济学的杂志里面整篇都有着数学上公式的充斥。这样的话就把那些看这些杂志的人从一个看似有理的却是任意假设出来引导到虽然很精确但是却毫无道理的结论，所以对数学的滥用就成了经济理论学的研究误区。数学对于经济学理论是种研究，论证，分析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发挥成果，其关键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是不是正确利用。正确理论的服务需要数学的方法，却也可能为错误理论进行效劳。浅层次的来看，貌似这两种推理的方法的数学方式都是合理的严谨的，但是事实是对于同一个数学的推理不仅可以导出正确结论，还可能致使成果错误。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出世，让有些西方的学者们欢呼一个对人际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工具出现了。最起码能够将双头，单头问题解决了，可是这六十几年来该书却没有帮上解决问题的大忙。美国的哈佛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对美国的《挑战》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进行回答时说过，对于现在来说单一数学的分析并不一定有很好结论，可能得需要哲学的一些基础。克莱因是198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人，他说过，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计量的经济学中数量的办法。也不是一切的经济学的问题都能够被量化，能够测算，在有的时候肯定得有主观上的决策。他的话表明用数学的办法来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张单一不合情理。在经济理论中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的，其实就是说数学的办法只是辅助工具，它是分析经济的第二重要方法。

三、发展性与两重性

篇6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牛顿力学

[中图分类号] F4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16-03

一、牛顿力学诠释经济理论的可行性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从的规律的，两者似乎大相

径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布瓦索教授认为它们有内在血缘关系，经济学不仅从经典物理学找到一般的灵感，而且采用了很多物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来研究经济学。布瓦索教授在《信息空间》一书中把正统经济学称为“牛顿经济学”。米罗斯基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物理学不是随意的或表面的，它的模式大都是逐个术语逐个符号地仿照物理学的说法。[1]段培君在《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一文中指出，牛顿力学的重大发现，启示了经济学家试图做类似的思考：即经济现象中是否也有这种均衡的规律？段培君认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明确线索就是对“经济世界中的牛顿定律”的“科学证明”。[2]

物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具备天然的基础，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二者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都来自于对大量数据的归纳和总结，而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作为科学的典范的物理学，对于经济学肯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物理学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学科的分化。从一开始物理学概念的借鉴，后来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最后借鉴物理学一些规律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物理学规律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新的经济规律的发现或者促使经济学规律的再认识。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以物理学有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新的经济学学科――物理经济学和经济动力学。

牛顿力学主要包括：（1）牛顿第一定律即是惯性定律, 物体除非受到力作用，否则会继续保持其静止状态，或在直线上均速度运动；（2）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m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F=mα；（3）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4）能量守恒定律：mgh= mν2,ν= ；（5）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这个吸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用m1, 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用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k为引力常数，则两物体之间的吸引力F的大小为：

F=k• 。

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开放与合作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是构建区域的耗散结构的前提条件。我国的三十年的开放成果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欠发达地区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相互制约的死平衡，整个经济系统的外在表现为合力为零。由牛顿第一、二定律可知，其加速度也为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原来相对的静止状态。全面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欠发达地区会受到外部的牵引力，此时的合力F≠0，那么α≠0。欠发达地区开始实行经济的加速发展。

如何参与地区外的经济合作，直接影响牵引力F的大小。本节应用万用引力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分析。

在万用引力模型F=G• 中：m1,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发生作用的实体质量；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距离可以改变；G为引力常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的相互引力F模型中，借鉴上述公式，可定义为：

F'=G• （1）

m1,m2表示两地区要合作的经济存量，如m1表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存量，那么m2则表示要合作的地区的经济存量；r表示合作区域可以改变和缩小的因素；G为要合作的两区域目前无法改变的因素，如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等。有上述公式可以知：F'与m1•m2成正比、与r2成反比。

要想改变上述合作的引力F'的大小，需要对两方面的值进行改变：（1）使r减低到最小值，那些因素可以改变r的值，包括两地区交通距离r1、信息距离r2、产业的相似距离r3、合作者的沟通时间长短和心理距离r4等，r= ri；（2）要增大m2的值，这要求选择经济条件强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

本节从下面几点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诠释：

（1）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与地区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减小与外界的路程距离r1。想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共识。

（2）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有两点重要作用：一方面为了缩短与发达地区的信息的距离，在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能尽早了解有关经济信息，缩小相互沟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信息距离要比交通距离更重要，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也被人们所认可；另一方面，在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主要是考虑到发达地区的经济能量m2较大，两者的合作引力比较大。

（3）产业互补性与对接性，两地区的经济合作最终表现在产业上的合作，如果两地的产业没有互补性与对接性，呈现出竞争性，那么两地就很难进行合作。若两地的产业相似距离r3大，那么两地的合作引力也较小。对于欠发达地区应在产业选择上考虑发展发达地区的配套产业，相似距离r4小，这样两个的合作引力才能强。

（4）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区域经济合作中，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可能有利于下一步的合作。然而，若问题没能及时地解决，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没有实际效果。合作两方，在合作中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心理距离。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能消除两方的心理距离，也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有效合作制度的建立因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建立定期的合作方高层决策者的联系会议，并设立日常秘书机构；另一方面，设计稳定的合作奖惩制度，有利于消除心理距离，这方面可利用有关博弈论知识进行设计。

区域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其受到的引力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引力合力不是矢量合成，而是符合简单相加：

F=F'= Gi• （2）

欠发达地区要积极主动参加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从各方面增加拉动经济发展的引力合力。

三、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

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理论有：（1）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进行或均匀扩散，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它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先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的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二是扩散效应。（2）美国经济学家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3）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它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4）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中心―论。他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

从牛顿力学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地区内多极点规划作用进行分析：

（1）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区域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而成长首先是从主导产业部门成长开始。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主要包括前瞻效应、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因此，科学地选择好区域主导产业，对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欠发达地区因经济实力有限，在产业发展上必须实行不平衡发展，在产业投入与重视的维度上有所侧重。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可以增加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这一点可以利用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m表示主导产业自身产业的潜在能量，g可以看作目前条件下产业潜在能量的转化率，h表示不平衡的投入程度，ν则表示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

mgh= mν2,ν= （3）

有上面公式可以知，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的速度与 成正比，g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变化不大，因此，适度范围内增加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力度，有利于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速度的提高。

（2）区域的多极点不平衡发展规划。欠发达地区在区域规划中，要在区域内选择多极点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下面以图1为例，说明多极点对地区内的其他地方的引力大于单极点的引力。若规划的单极点为O点，极点外地区为C点。现在规划极点改变为A、B两点。为了简化说明，A、B两点在O点的直线两侧，线段AB与线段OC垂直。欠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为一定值，若分为两个极点，设A、B两点投入分别为原来O点的一半，假设三点投入产出函数相同，那么三点的经济能量为：MA=MB= MO。设地区内规划极点外C点的经济能量为mc。FOC表示极点O对C点的牵引力，FAC表示极点A对C点的牵引力，FBC表示表示极点B对C点的牵引力。

由上式（7）可知，多极点规划比单极点规划，更能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但也不能任意扩大规划极点，多培植增长点，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等经济能量在短期是一定的，如果规划极点较多，势必在每个极点的投入较少，当投入低于某一值时，其经济能量产出函数并非是指数和线性关系，甚至低于其投入的经济量。此时，多极点规划的效应低于单极点规划的效应。

四、后 记

经济学在其发展大量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也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近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本文从牛顿力学的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简单的诠释，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esot）,王寅通译.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段培君.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学习时报[N].2005-10-15.

[3]张国文.一种以物理定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尝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81～85.

[4]常滨毓.茅于轼诠释市场经济与“牛顿定理”[J].东方企业文化,2007,（6）:10～11.

New Annotation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ight of Newton Mechanics

Fang Da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243002,China）

Abstract：Economics absorbs something valued from physics. Therefore some economists name legitimacy economics as Newton economics. The paper applies Newton mechanics principle to annotate imbalance development tactics and full cooper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篇7

 

一、行为经济学的勃兴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iralEccnc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动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式、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Chanayi)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SBeck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己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己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己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Pudnileorii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己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hnman)和维农。史密斯(VSni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m〇)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己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t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増添了应有的“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ogeKatm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域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己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五个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行为色彩浓厚得多的时候，艾伦。格林斯潘的行为举止会是什么样。我们当然无法获知。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确知道：80年后他的行为会与今天截然不同。这有点酷。”在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一卡内基一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m〇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彰显其理论基础的坚实性与作为学科的成熟性。

 

二、行为法经济学一-行为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反映

 

行为法经济学(BhavioalLwandEoononis的研究肇始于1974年西蒙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的系统批评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an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一--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法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开始引起法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1997)—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特别是J〇lSntir和Taa的《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1998)—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一--“行为法经济学”开始崛起，由此开启了法经济学领域的“行为革命”。

 

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②行为法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引入法经济学分析中，其重心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心理学理论分析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悖的决策，即“反常现象”其具体内容包括：

 

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总能实现最大化，甚至也不追求最大化，不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是根据其他依据决策，表现出有限的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经济学他即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作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见(HuiisandBia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己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vingBia)、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另一方面，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其中禀赋效应(End_ntEfec)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anjigEft、沉没成本(SukC〇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法律中行为人常常不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

篇8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 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 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 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 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 f.a. 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 der komplementaren 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 der 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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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 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 der 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 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 menger,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1883; die irrthu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okonomie, 1884; grundzuge einer classific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conrad's jahrbuh fu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 n.f., vol. xix, 1889; sax, 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 der nationalokonomie, 1884; philippovich, ueber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86; bohm-bawerk, grund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1886, pp. 480, et seq.; review of brentano's classische nationalokonomie in the go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 1-6, 1889; review of schmoller's litteraturgeschichte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translated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1, no. 2, october 1890.

2. entwickelung der go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3.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2nd, ed., 1879.

4.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hschafslehre, 1871.

5. ele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 1874.

6. "philosophy of value" in the new englander, july, 1881. professor clark was not then familiar, as he tells me, with the works of jevons and menger.

7.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38 and 49;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1889, pp. 46 et seq.

8. as for example in germany,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 the theory of price, hermann; cf.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516, 527.

9.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of price; menger, grundsatze de volkswirtschaftslehre, p. 142, et seq., bohm-bawerk, grun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part ii,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p. 477 et seq., and on the point touched upon in the text, especially, p. 516;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37 et seq.; sax,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1887, pp. 276 et seq., zucherkandl, zurtheorie des preises, 1889. i will not lo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er to the excellent account given by dr james

bonar, some years ago, of the austrial economists and their views of value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1888.

10. der naturliche werth, p. 170

11.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of cost and value; menger, grundsatze, pp. 123 et seq.; weiser, ue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1884, pp. 139 et seq.;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164 et seq.; bohm-bawerk,

grundsuge, pp. 61 et seq., 534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1889, pp. 189 et seq., 234 et seq.

12. menger, grundstze, pp. 138 et seq. bohm-bawerk, grundzuge, part i, pp. 56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pp. 178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67 et seq.

13.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 201.

14.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isinstheorien, 188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w. smart, 1890]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es, 1889; differing from the older teaching of menger's grundsatze, pp. 143 et seq.

15.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assim, and pp. 450-452.

16. mataja, der unternehmergewinn, 1884; gross,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1884.

17. menger, grundsatze, pp. 133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te werth, pp. 112 et seq.;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p. 380 et seq.

18. robert meyer, die principien der gerechten besteuerung, 1884; sax, grundlegung, 1887;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209 et seq.

19. mataja, das recht des schadenersatzes, 1888; seidler, "die geldstrafe vom volks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gesichtspunkt"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1890.

20. menger, grundsatze, pp. 8 et seq.

篇9

关键词：现代语言学；融合；学科交叉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392-01

近年来，对经济学和语言学进行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多，新兴的学科分支正逐步形成。与经济语言学相比，国内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程度更高，形成了不少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乃至建立博士专业点。相形之下，经济语言学似乎还不那么受到重视，其实作为学科交叉与整合所产生的新领域之一，经济语言学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探讨。

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学说和教育经济学。它是一门语言学和经济学交叉相融的边缘学科。一方面，它一直是语言学隐型或显型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是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分支。

经济语言学的相关属性主要表现在言语配置优化与否，效用是否最大化。向明友（1998）指出：人类的言语生活受行事能量守恒定律、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支配。正是由于这三条规律的存在，人们才去追求言语的优化配置，并使言语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在语用行为规律中，语言经济与否，其优化配置表现为下列五种属性：一般均衡性、前提共识性、择近性、从众性和言语生效性。此五种属性可概括并称为经济语言学的属性，其表象和目标为言语的优化配置。之所以将这五种特点称为经济语言学的五种属性，是因为如果按照这些属性来配置语言，言语的效用就能达到最大化，言语的配置就能达到最优化。效用最大化的言语，实现优化配置的言语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经济的言语，能使言语实现最优化的属性也必然成为经济语言的基本原则。

1.经济语言学的一般均衡性。均衡（equilibrium）也叫平衡，这是借用的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本意是指当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两个外力作用时，该物体因受力均衡而处于暂时静止状态。最早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用来研究商品的供求关系，形成了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分析中，法国经济学家又提出了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使“均衡”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价值理论之一。将均衡概念引入经济语言学，主要用在对言语投入与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上。

2.经济语言学的前提共识性。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哲学家、语义学家、语用学家以及话语分析家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哲学和语义学从例题的语义关系角度关注前提问题，语用学研究突破命题范围，突出强调语用前提的重要性。

3.经济语言学的择近性。省力动机是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典型范例，受省力动机的支配，人们在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在推定话语前提时，也最容易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下结论。言语行为中择近现象很多，比如“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一说法，描述的就是言语的择近性，也就是人们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展开。

4.经济语言学的言语生效性。言语行为理论在对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取效行为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学者顾日国（1994）对取效行为存在的症结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人们以言行事，但言语在行事过程中仅起承载信息、调节关系的作用（向明友2001）。如果要行之事的难度超出受话人的能力，出现受话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时，言语就未必能实现预定目标，但言语的效用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时就出现言语的效用（utility）和效果（effect）不统一的情况，这不是言语的过错。如果发话人言语能让听话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听话人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那么发话人的言语就算达到了优化配置。

5.经济语言学的从众性。从众心理对人类的语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为了实现语用行为中的言语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须共同沿守从众性，即必须遵守语言社团内大多数成员都共同遵守的长幼、尊卑、真假、善恶、美丑等社会文化方向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观规则，法律、法规及公约等社会组织规则以及语言工具的结构规则。

在当今社会，不包含经济学属性的语言学意识，不是与时代契合的语言学意识；同样地，排除了语言的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更长远的未来。经济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为人类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和视角，呼唤更多知晓经济学和语言学的人员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作者学术能力有限，对于经济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描述介绍还很不全面，但是可以预见，经济学语言的研究，尤其是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学研究将成为今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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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自然力；递减规律；服务功能；自然力危机

人类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力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恩格斯所言，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为了生存，人要从事劳动。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变换中，劳动改变的仅仅是自然的存在形式，并且还必须借助自然力的帮助。可见，自然力是人类的无机身体，是人类须臾离不开的物质力量，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因此，科学界定自然力，明晰自然力内涵，认识自然力在经济中运行的主要规律就成为自然力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抵御自然力危机的根本出路。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自然力

聚焦财富或福利的经济学家，通常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以宇宙为半径画圈，把尽可能多的自然物质圈定在自己的视野内，研究自然物质的机能与人类福利的关系，不断从中分离出有用物、无用物及其有害物。因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自然力的含义应从广义、狭义等方面加以考察。

(一)广义自然力

自然科学单纯研究物质机能及其运行规律，而经济学则以人类福利为出发点研究自然力，因此，经济学视角下广义的自然力，是指自然物质天然具有的影响人类福利的能力；是效用、使用价值、对其他物质的作用力以及承受其他物质扰动能力的总称。自然界中野生食物的充饥能力是对人类早期福利最具影响的自然力。野兽被驯化后变成畜力减轻了人类的劳作之苦，增加了福利。现代科学证明，臭氧是福祸相依的自然力，若在地表附近，它是污染物，一旦浓度过高就会诱发多种疾病，但是，在平流层，它却能有效阻挡大部分紫外线辐射，对生物起到了自然保护屏的作用。

效用和使用价值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而自然物质的效用和使用价值归属于自然力。萨伊认为，“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食物的充饥能力、衣物的遮挡风寒功能叫效用，而这些效用实质上是食物和衣物的内在自然力的体现。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自然物质所具有的内在属性或功能可以并人物质的效用也表现为自然力。自然力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还可以表现为自然力的影响力和抗变力。自然力作为自然物质内在的活力，具有改变其他物质的能力，是其他物质发生形变、质变或运动的一种能力。万有引力使得地球沿着固有轨道发生公转和自传，自转形成昼夜，公转形成四季，人类适应这种自然条件，夜伏昼出，按季耕耘。生物力中的微生物，在一定温度和时间内，使得食物发生腐烂，人们利用这种自然力，建立了酿造工业、生物制药业等等。自然物质还具有一定的抵抗其他物质扰动的能力，或叫抗变力。生物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结构和功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叫抗变力，也叫恢复力，即生态系统在外界因素的干扰下遭到破坏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河流被严重污染以后，水生物大量死亡，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如果停止污染物的排放，河流生态系统通过自身的净化作用，还会恢复到接近原来的状态。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和恢复力，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无怨无悔地吸收人类排放的废弃物，宽容地对待人类的轻度干扰，尽自己所能恢复本来的自然力。

(二)狭义自然力

在传统经济学中，通常把能够被人类利用并增进福利的部分自然物质称为自然资源。《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指出：自然资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质与能量。而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指出：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和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并能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海洋资源以及空间资源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的界定已经把自然环境纳入到自然资源的范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广义的自然资源包括自然界中一切为人类提供正向服务的有形和无形自然物质的集合，既包括狭义的有形自然物质资源，例如石油、矿藏、土地、森林等，也包括无形的自然环境资源，如气候、阳光、空气等。因此，经济学中狭义的自然力是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自然资源天然具有的效用和作用能力；包括含义更为狭窄的自然资源自然力和自然环境自然力。

作为自然资源的功能、属性以及效用总称的自然力与自然资源本身是不同的，就如同猪肉和猪肉的功能不相同一样。自然资源，它是它所蕴含的自然力的载体，科学的称谓应该是“自然力资源”，而自然力，它(们)是自然资源的作用力，全称应该是“自然资源力”，自然力乃是它(们)的简称。一种自然资源可能具有多种自然力。例如蚯蚓的生物力诸多，从农业角度看，它能疏松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并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还能促进酸性或碱性土壤变为中性土壤，增加磷等有效成分，使土壤适于农作物的生长。由于蚯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因此，用作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的饲料，都能取得增产的效果。从药业上看，蚯蚓是常见的中药材，有解热、镇痉、活络、平喘、降压和利尿等作用。不同资源可能具有相同的自然力。例如，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一样具有承重自然力，以至于帆船能够在水面上航行，火车能够在地面铁轨上行驶。它们都有吸纳废弃物的能力。还如草地等资源，面积没有减少，但是由于人们的不当使用，从而导致草场退化，最终无法放牧，此时，就出现了草地虽在但自然力消失的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自然资源就是自然力。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如同皮与毛的关系。

(三)经济学的新课题——灾害自然力

自然科学认为，象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洪水、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难，尽管特点不同，但是共同的原因是地球或外空间能量快速、无规则地转移，在生物猝不及防下对其造成沉重的打击。沿用自然科学的界定，经济学把致使人类福利减小的自然物质称为自然灾害物质，简称灾害物质。而灾害物质天然具有的对人类福利造成危害的能力称为灾害自然力。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关注的是对人类福利有正向影响的资源自然力。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灾害自然力对人类福利的增进发生了极大的阻碍，甚至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负面作用的自然力有增无减。据有关调查，近30年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受灾人数和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迅速增长。在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财政收入的1/6至1/4，严重地阻碍和制约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至于经济理论界不得不把给人类带来负福利的自然力纳入研究范围，研究自然力灾害发生和对经济的影响规律、抵御灾害风险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经济措施等问题，以期实现灾难损失的最小化。自然灾害通常是自然因素激活了灾害自然力引起的，尤其是当人类意识到，自然力的负面作用很大成分是人类不当使用自然力而为时，更加认为经济学应该增加对社会福利起到负向作用的自然力的研究。第一位深入研究灾害主题的经济学家是hirshleifer(1966年)，他分析了西欧1348～1350年经历的黑死病大爆发对经济的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其研究成果激励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探究这一领域。我国关于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6年)提出并且身体力行推动灾害经济学的建设。自然灾害经济学是一门“负经济学”或“消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灾害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的是，一般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自然灾害经济学的目标是使灾害损失最小化，其目标和对社会所起的实际作用是积极的。

此外，暂时对人类福利不构成影响，或人类尚未意识到某种影响的自然物质，叫做中性物质，中性自然物质蕴含的自然力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盲目的状态，没有进入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属于潜在的自然力。

二、由土地肥力递减到自然力递减规律

自然力在经济中不仅遵循自然规律运行，如热力学三大定律、生物学的能量金字塔定律，尤其需要明确的是，自然力递减规律是经济中绝不可忽视的一个客观规律。

(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自然力递减规律可以追索到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土地肥力递减，是马尔萨斯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安德森对土地肥力下降现象描述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客观规律提出来的。他认为，按耕作进展的比例而增加的年产量，和以前的平均增加额比较起来，必然是逐渐的并不变的减少下去的。土地肥力递减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不同，边际报酬递减强调的是在某种要素数量固定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比有一个最佳点，超过这个点的追加投入所获得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是指在技术不变的假定下，人类持续使用土地超过某个临界点所出现的土地理化指标下降、功能减退进而产出能力下降的现象。土地肥力递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当今。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拥有18.74万公顷土地，以暗棕土、黑土、黑钙土为主，大面积连片分布。在20世纪60年代的耗竭性使用前，团粒结构好，含氮量高，腐殖质含量丰富。黑土层有机质含量高达7％～8％；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在30～70cm，深的可达100cm。但是，60年代后长期过度使用土地导致了土地理化指标下降、土地功能减退。资料显示，当前土地有机含量一般仅为1％～2.5％；40％的黑土腐殖质层厚度不足30cm。有机质正以年均0.1％的速度下降。土壤的一系列理化性状逐渐恶化：普遍缺氮，严重缺磷，大部分缺钾；土地结构变坏、空隙减少、持水量降低、保水保肥性能减弱、土壤日趋板结、抗旱涝能力减弱，可耕性越来越差。此外，全球性的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是对土地肥力下降规律的事实佐证。

(二)马克思对自然力递减规律的预见

马克思早就预见到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有可能降低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物质的功能和质量，导致自然力恶化。他说：“在农业生产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马克思不仅认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存在，还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指出了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生产使大量的农民变成城市工人，应该归为农田作为营养基的绿肥不断流失，再加上滥砍滥伐树木等原因必然导致土地肥力递减。尽管人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改良土地、改进耕作制度、合理耕作、合理排灌，短期内土地肥力在原有基础能够修复甚至提高。但是，实践表明，长期以来由人口规模不断变大带来对自然力的扰动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土地利用上只用不养的情况下，土地自然肥力的下降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其他自然力可能在人类无度扰动下发生功能减退的情况，他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部分材料数量的季节影响，森林、煤炭、铁矿的枯竭等，就明白了州”。

(三)自然力递减规律的客观性

自然力系统中在人类扰动下服务功能减退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例如，空气污染程度的提高、大气自净能力的下降、气候异常程度的加深等等。这种自然力功能衰退的普遍性，使我们能够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引伸到自然力系统，得出自然力递减规律，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超过自然力所能承载的阀值后，就会出现功能减退、能力下降的趋势。

自然力递减规律具有客观性。上文谈到，自然力具有一定的抗变力和恢复力。一般情况下，在人类利用自然力并保持在其抗变力和恢复力的限度内时，自然力通过其自身新陈代谢机能能够恢复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超过这个临界点，自然力的内在运行机理被打乱，对人类的服务功能就会减退；严重者，其功能全部丧失甚至出现不利于人类的异变。就土地来说，在自然生态状况下，植物在土壤中汲取养料，通过新陈代谢的自组织作用又以腐殖质形式还肥于土地，土地自然生产率保持不变，保持正常均衡状态。但是，由热力学熵值增加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只要人类参与土地的再生产过程，土地自然力包括肥力和吸纳力就会出现无序性增大的不可逆现象。

三、正确认识自然力递减规律是抵御自然力危机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