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博弈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收博弈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行为博弈论；税收遵从；纳税人；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84-04

治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可以说是税收理论研究和税收征管实践中的永恒问题。本文从行为博弈论角度引入信任互惠、公平偏好和学习博弈等来分析纳税人处在正常税务检查或严格税务检查环境下是否选择税收不遵从行为。

一、文献综述

行为博弈论以人们的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考察公平偏好、信任互惠与学习过程在人们真实的博弈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影响人们博弈行为的心理因素不仅可以在可重复、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得到验证，而且可以引入到解释现实委托关系的数理模型中，为委托关系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Rabin 是最先将公平偏好引入到行为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1]，随后许多学者对Rabin行为博弈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推广。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把Rabin行为博弈模型推广到多人之间博弈中，定义了序列互惠均衡[2]；Bolton and Ockenfels把公平偏好作为公平规避因子融入到人们的效用函数中，发展了非公平厌恶模型[3]。Berg Dickhaut and McCabe最早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证分析，表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存在着信任互惠的行为，其研究结论逐渐被经济学实验所证明[4]。

在将公平偏好应用于委托模型研究方面，Fehr and Schmidt通过实验发现人对不完全契约具有强偏好[5]，并且理论证明了人对公平的关注可以解释这种偏好。Grund and Sliwka研究结论表明，不公平规避人比纯粹自私自利的人会付出更高的努力[6]。Claudia Keser and Marc Willinger证明了基于公平的最优支付理论比传统理论的预测结果更符合实际[7]。Nabil and Ramon的研究表明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委托人之间的信任而产生不完全契约，信任的产生使得契约的签订和履行的成本减少[8]。Buchner and Guth通过三人最后通牒博弈比较了信任与激励契约在产出效率方面的表现[9]，结果表明信任在减少监督人行为的成本和降低道德风险等方面与激励契约一样有效，并提出了进行制度改革的建议。

二、正常税务检查下的纳税人税收不遵从决策的行为博弈分析

四、治理税收不遵从的政策建议

为了治理好税收不遵从行为，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我国税务机关应解决如下纳税人申报纳税中的激励问题：

第一，要防止纳税人采取税收不遵从行为，使其诚信申报纳税，税务机关必须加大财务会计信息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税务人员搜集所有纳税人收入、利润等信息的能力。在加快 “金税工程”与社会中介组织、银行等全社会信用体系联网步伐，建立以信息化和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纳税人财务信用信息搜集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过去的依法申报纳税信息，将纳税人诚信纳税信用分类。对于税收遵从行为声誉差的纳税人，进行严格税务检查管理，让纳税人都来重视自身的声誉，促进全社会税收遵从行为激励机制的建立。

第二，在强化税务审计检查的基础上严格税收执法。建立基于科学合理的计划指标和考核机制基础上的征税能力评估制度，督促税务机关和税收征管人员严格税务稽查和执法；国家要加大对税务部门和税收征管人员的奖罚力度，对防止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得力的税收征管单位和税务干部，给予较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防止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不力的税收征管单位和税务干部，给予较重经济、法律和行政处罚[10]。

注释：

①当然这里的两个纳税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可以看成是两类纳税人即采取税收遵从的纳税人和不采取税收遵从的纳税人。

参考文献：

[1]Rabin，Matthew.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1281-1302.

[2]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 A theory of sequential reciprocity[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04，（47）：268-298.

[3]Bolton and Ockenfels.ERC：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166-193.

[4]Berg Dickhaut and McCabe.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5，（X）：122-124.

[5]E.Fehr and K.M.Schmidt. Fairness， incentives and contractual choic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44）：1057-1068.

[6]Grund and Sliwka. Envy and compassion in tournaments[R]. University of Bonn， Working Paper，2004.

[7]Claudia Keser and Marc Willinger. Theories of behavior i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with hidden ac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51）：1514-1533.

[8]Nabil and Ramon. Trust and discretion in agency contracts[R].Harva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1：2-15.

篇2

【关键词】资源税；最优税制；博弈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在当时对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税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的改革和完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这决定了我国资源税改革是否一帆风顺。因此，对资源税的难点进行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并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最优税制理论看资源税改革的难点

最优税制就是在税收总额和公共支出一定的前提下，怎样征税才能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或者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拉姆塞(Ramsey，1927)认为，为使超额负担最小，税收应当使所有商品需求量以同一比例减少。罗森认为，如果在对所有商品课税的同时，也能够对人们拥有的闲暇课税，就不会产生超额负担。狄格特商品税的最优结构(《美国经济评论》1970年第6期)对拉姆赛规则作了另一种表述，为使税收的扭曲程度最小，应对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商品课以较高的税率。狄格特认为，因为商品的需求弹性越高，对其课税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大，所以，对需求弹性高的商品，应课以较低的税收。这种反弹性规则其实与拉姆塞法则的结论是相同的。科特勒和哈格认为，当存在3种商品时(不课税的劳动和两种消费品)，应该对与闲暇互补性很强的那种商品课征较高的税率，对与闲暇互补性较差的另外的商品征收较低的税。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最优税制理论主要体现在税收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上。这是因为：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有效使用是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作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必然会在国家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中加以表现。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也应当充分体现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

(一)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对于效率原则，从历史的发展看，先后有两种认识。最初的效率原则是指中性原则，即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以免扭曲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从税收效应的角度讲，就是税收只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如果税收只产生收入效应，则税收的课征只是资源由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是资源转移的零和情形，但如果还存在替代效应，则还会由于对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损失，出现负数和的情形。即对纳税人而言，还会发生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这一损失称作超额负担(excessburden)(见图)。

假设在资源税改革之前，某人有一定的货币收入，其预算线用XY表示，说明他最多可能消费数量X的商品A，或者数量y的商品B，或者AB两种商品的一部分(数量轨迹为直线XY)。直线XY的斜率表示商品B和商品／A的相对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可以由一组无差异曲线表示。其中商品A和商品B，表示两种资源产品。在资源税改革之前，这条无差异曲线为L1L1和XY的切点为A1，A1，点就为商品的消费组合。当对商品／A征收或者提高资源税时，这时候消费者消费组合为A2点。其中，QA3QA2为收入效应，QA3QA1。为替代效应。而消费者无差异曲线由L1，减少为L2，说明消费者的效用减少。QA2QA1为效用减少量，即税收的超额负担。

基于效率中性认识的最优税收，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从经济学上讲，在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下，不影响人们的行为，意味着不破坏现实中资源配置已经达到的一系列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最优税收呢?

1．拉姆塞法则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最早分析研究要算拉姆塞。他假设政府的全部收入只能以扭曲性的商品税筹集，为使效率损失最小，就必须做到边际税收的效率损失相等，即从每个商品筹集到的最后一单位税收的超额负担相等。

即保证：MC1=MC2=………=MCn(1)

(1)式中，MC1表示第1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MC2表示第2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MCn表示第n种商品的边际超额负担。

不妨假设人们面对以下两种选择：

(1)在两种商品A与B之间选择，其中，A、B两种商品都是资源产品或者资源加工产品；

(2)在闲暇x与工作y之间选择。

相应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为：

MRSAB=MRTAB=pA/pB(1)

MRSXY：MRTXY(2)

若只对A或B征收从价税，或同时对A、B征收税率不等的从价税，即选择性资源税，必将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加人一个税收楔子。由于这一楔子的存在，将使条件(2)不成立，从而破坏了帕累托最优；若同时对A、B征收同一税率的从价税(一般资源税)，则条件(2)仍然成立。由此可见，一般资源税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最优税收。但是，如果考虑一般资源税要做到对所有资源产品都一视同仁，就需要考虑对闲暇等特殊物品征税，而这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另外，如果上述A、B两种资源产品与闲暇有关，也必将影响到人们在工作与闲暇间的选择。即使不考虑闲暇问题，一般资源税也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对与闲暇有关的资源产品课税呢?则会影响人们

在闲暇与工作间的选择，也就是使条件(3)不成立。

由上述简单分析可以得知，基于效率原则即中性认识的理想最优税收，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做到的。并且拉姆塞法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相违背。因为高收入阶层偏好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高时，按照拉姆塞法则应该征收较低的税率，低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时应该征收较高的税率，这样才容易保证每个商品筹集到的最后一单位税收的超额负担相等。

2．斯特恩法则

所谓斯特恩法则就是斯特恩(Stern，1987)结合公平原则，对拉姆塞法则作了修改，他认为处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无论其弹性多高也应该征收一个较高的税率，对于低收入阶层偏好的商品即使弹性很低也应该征收一个较低的税率。斯特恩法则的思想就是将高收入者收入通过税收转移给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均等的结果。但是，这种斯特恩法则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个人被课税之后在行为上做出的反弹，即忽略了税收在激励上的代价。

(二)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是税收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从理论上说，绝对公平，无论是税收的绝对公平，还是税负的绝对公平，都要求普遍征税，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考虑，瓦格纳在其社会公正原则中，首先提出普遍原则，即征税要普及到每个人，不应存在享有免税的特权阶层。同时，瓦格纳将公平的标准从绝对公平发展到相对公平，即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就是支付能力原则。如今，在理论上，相对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简单地说，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能相同，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应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

在西方经济学界，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比较合理也易于实行的标准。但同意按照纳税能力征税是一回事，怎样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经济学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社会上的每个人每家企业不可能主动说出自己的纳税能力。西方经济学界对纳税能力如何测度的问题说法不同，主要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议。

1．客观说

主张以纳税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测度其纳税能力的标准。由于财富多用收入、财产和支出来表示，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测度，也就具体可以分为收入、财产和支出三种尺度。

2．主观说

主张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的牺牲程度大小作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而牺牲程度的测定，又以纳税人纳税前后从其财富的得到的满足(或者效用)的差量为准。这种说法认为，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无论如何都是经济上的牺牲，其享受与满足程度会因纳税而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税能力也就是忍耐和承担的能力。如果税收的课征，能使每一纳税人所感受的牺牲相同，那么可说的数额也就同各自的纳税能力相符，即满足了税收公平原则。否则就不公平。

在西方税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会公平，瓦格纳就称之为社会公正原则。而在现实中，政府征税，不仅要遵循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要做到经济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者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的竞争环境。这两个层次，也相当于社会公平中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源由于储藏在地下，具体的矿山资源的禀赋差异是多少，很难确定。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资源税改革中，具体的税率如何调整，等等，对以前的资源税是一种恶化，还是一种改善，我们很难加以确定。唯一比较明确的一点是，由于现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资源高速消耗、环境急剧恶化为代价的，因此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

二、从博弈论看资源税改革的难点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最早最清楚而且全面认识到必须考虑经济行为者之间决策的“互动”性质的是奥斯卡·摩根斯坦。在他的《经济论著》中就提到了博弈论，说少数权势人的行为能够影响均衡那结果的情形。1944年，他与冯·诺依曼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出版，使博弈论在经济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1年在他们两人的基础上，约翰·纳什引入了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并为非合作博弈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一般性解概念，从而为博弈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泽尔滕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练纳什均衡”的概念。在经济学界，博弈论已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应用特别广泛的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博弈论对资源税改革的难点进行分析。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同样条件的两个企业A和B，都面临着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他们通过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则他们各自的收入为30个单位，缴纳10个单位的税收后，各自的净收益为20个单位；如果他们都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各分得的收入为25个单位(因为税收筹划和“寻租”，所缴纳的税收减少，收人增多，缴纳税收为5个单位)，各自付出的税收筹划和“寻租”成本为5个单位。如果一个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另一个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则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益还是25个单位，但是没有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益只有20个单位。

博弈矩阵如下：

如果上述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A和B都知道双方的行为和可能的选择，对双方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都是选择自己的行动且只选择一次。这样，文中所列模型符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特征，博弈的最-优解(25，25)，即是模型的最优解，也就是达到了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处于竞争的需要，双方都有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动机。

(二)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国家一旦选择提高资源税税率，必然会与相关利益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假设是征管部门先行的动态博弈。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可能完全在税收契约约束下展开，但是，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其合法性需要由税务机关来界定。另外，进行“寻租”活动，由于“寻租”活动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因

此，进行“寻租”活动获得的收益也变得具有风险。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本文仍然用模型进行分析。

现在假设：

1．征管部门加大征收力度的额外增加成本为C1通过加大征收力度所能获得的增缴税收为R1，通过加大征收力度所能获得的增缴税收R1的概率为(1－p)，则征管部门预期收益为：U=R1x(1-p)-C1

2．相关利益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和“寻租”的成本为G2税收筹划和“寻租”所获得的少交纳税收利益为R2，通过税收筹划和“寻租”所获得的少交纳税收利益的概率为P，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为C3(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主要是因为征管部门加大征收力度所增加的税收)，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概率为(1-p)。则相关利益企业的预期收益为：

U=R2xP-C2-C3×(1-p)

如果相关利益企业发现其预期收益大于零，则发现自己有利可图，于是会不顾一切的与税务机关进行博弈，而且这种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此，通过博弈论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国家进行资源税改革，即使知道具体对资源税进行如何调整，但是资源税改革的效果不见得十分明显，因此，这也是资源税改革的难点之一。

三、资源税改革的其他难点分析

资源税改革中碰到的其他难点就是其收入的归属问题。按理说，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占资源税的大头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目前制度，除了海洋石油外，陆上石油的资源税收入全部返还地方财政。煤炭资源税也一样划为地方收入。资源税之所以为地方所独享，是有原因的。第一，通过《统计年鉴2005》可以知道2004年资源税98．80亿元，而各项税收(不包括资源税)合计共24，165．68亿元，可知资源税不到各项税收合计的0．41％，说明资源税是个小税种，对中央财政而言，有没有这点钱关系不大。但对地方来说，则不一样。第二，我国许多地方是依靠资源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损失，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破坏严重。资源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恢复生态、治理环境解决资金问题。

篇3

关健词：房地产税收改革建议

Abstrict:Real estate reform is the process of related everyone mutually fight for their own benefits.This text passes establishment model combine as to it's carry on analysis the real estate tax system's reform wants some problems for noticing currently ,for example the worth valuation of house property and control the cost of collects tax etc.,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 Real estate taxreformsuggestion

自国家实行土i地有偿出让、转让制度以来，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猛，私人拥有房地产的数量不断上升，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强劲，2000－2003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速20%以上，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04年全国房地产完成投资13158亿元，占当年GDP的9.64%，而与此相关的房地产税收虽然绝对量增长较快，始终维持在4.4%左右，与房地产业发展不成比例，说明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方面。

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房地产税收日益受到重视，国内目前对房地产税讨论激烈，然而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特别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不动产税，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亿万群众，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房地产税制改革是参与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房地产改革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策略选择。

一、模型分析

博弈论基本假定人是有理性的，从理性经济人前提出发，各博弈参与方都会考虑自身的目标和利益。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做出选择。从利益相关度出发，房地产税制改革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消费者。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针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积级推动房地产税制改革，通过税收调节，对纳税人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对稳定市场物价，防范房地产开发潜存的泡沫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改革整顿房地产行业市场，抑制过高房价，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所以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和宏观调控的决策者；从短期来看，房地产税制改革以及各配套措施的实施抑制房产开发商操纵、炒作价格，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因此房地产纳税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他对纳税人的不合作行为可以施以惩罚，督促他们进行合作。消费者作为房价的承受方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他们人数众多，当房价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消费者逆向选择，如个人集资买地合伙建房，或放弃购买意愿，使开发的房地产束之高阁，长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一）模型假设

政府出于经济长远发展的目的推行房地产税制改革，抑制房价的过度攀升，缓解购房负担，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政府与消费者为改革博弈中的推动方，推动方的策略是检查或不检查，而检查会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但也会产生检查成本，博弈的接受方则根据时局相机选择纳税或不纳税策略。

如果推动方采取检查策略。在改革初期，开发商依法纳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同时房地产税收作为一种良税发挥其作用，推动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消费者走出购房困境，有利于整个社会稳定。假设此时推动方收益为R，检查成本为C，且R＞C；政府对纳税人进行征税，使其利润减少，若其采取纳税的策略，其福利损失为T；若其采取不纳税的策略，隐匿收入，逃避纳税，当这种行为被税务机关发现，将对其进行罚款，金额为F，则开发商福利损失为T+F；通过对接受方进行惩罚可以弥补推动方部分损失，弥补的这部分损失为M，想当然M＞T。

如果推动方采取不检查策略，当接受方选择纳税时，其福利损失为T，推动方的收益为R，检查成本为0；当接受方选择不纳税时，其福利损失为0。

（二）博弈分析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双方知道对方面临的选择以及相应的收益，并根据对方的策略作出最优的选择。这意味着博弈双方都可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唯一的概率组合即混合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现设推动方选择检查的概率为p1，则其选择不检查的概率为1- p1，接受方选择纳税的概率为p2，其选择不纳税的概率为1- p2，双方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1，E2，则：

二、结论及建议

如前分析，房地产税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改革的推动方和接受方竞合博弈的过程，要想使改革达到最佳效果，控制政府部门在检查中所耗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同时对违反新税制的行为处以严厉惩罚。近年来学术界对房地产税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全体改革的实施还必须做好有关基础准备工作，搞好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公告、公示制度

上述博弈分析的前提是市场信息透明，而事实房地产从开发、流通各环节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政府部门对开发商的利润和开发商手中的土地储备量究竟有多少并不清楚，因此，政府部门应当从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房地产管理体制进行制度性改革，减少房地产行业私人信息拥有量，增加房地产开发建设的信息透明度，建立一个集土地供应信息、住宅开发信息、市场交易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信息为一体的信息平台，并定期向社会公告、公示，以引导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2、建立完善的价格评估制度

房地产征税的基础是对不动产价值的评估。如果采用单个不动产评估的程序和方法，成本将很高昂，而且耗费时间，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整体评估（mass appraisal）方法，这是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和计算机系统进行评估的一套办法，要求有完整的土地和建筑物资料并且计算机数字化，而且要求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我国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也是房地产税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

3、控制税收征管成本

房地产的征税包括评估与征管，针对征管工作，美国各级政府征税不是由税务人员上门征收，而是由纳税人通过银行系统将支票直接寄到税务部门。目前我国已经广泛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银行也已经实现全国联网，可以提供高效的个人支票服务，提高税务部门征税效率，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4、征收房地产税要遵循“纳税受益”原则

房地受益论是指税收收入主要为纳税人服务，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税收收入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使纳税人直接体会纳税受益，降低纳税人对交纳房地产税的抵触，有利于改革的顺利实施。

参考资料：

1.易加元税费改革中竞合博弈分析及其治理 税务研究 2006.3

2.丁成日改革和发展中国房地产税：理论问题与现实挑战财政与税务20063

3.王诚尧房地产税收要进行区别征税的重大制度改革财政与税务20063

4.郭松山黄绍华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的博弈分析税务研究20055

5.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研究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

6.Roger.B.Myerson 博弈论与矛盾冲突分析 [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篇4

关键词：纳税遵从；税收管理；博弈

一、引言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遵照税法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行为。纳税遵从反映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是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税收管理与纳税遵从是税收征管最本质、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征纳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长期客观存在，纳税遵从与税收管理两者博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经济决定税源，但税源不等于税收，在税源一定、税法不变的前提下，税源转化为税收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征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主体遵从程度是紧密联系的。

二、纳税遵从与税收管理博弈分析

在传统的纳税遵从经济学分析中，逃税问题通常被视为一种资产组合选择：申报的收入被看作是一种零回报的安全性资产，而隐瞒的收入则被看作是一种有回报的风险性资产。假定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目标都是追求预期收益的最大化，纳税人所选择的遵从形式是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应税收入，所选择的不遵从形式是故意低报应税收入。故意低报收入被查获后不仅要补税，而且要受到处罚。为了便于分析，还假定税收管理便捷、高效，因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税务机关的检查能力足够强，并且高度廉洁，依法治税，因而违法的纳税人不可能通过贿赂等手段使税务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根据博弈论原理，可构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博弈模型，列出对应于不同策略组合的效用矩阵。

1、博弈模型基本假设。设纳税人的实际应税收入为i，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应税收入为d（d小于或等于i），适用比例税率t（t1），纳税人的逃税概率为r，税务机关的查获概率或者逃税被查获的概率为p（0t），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为c，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以其税后净收入（或者税后可支配收入）来表示。首先来看纳税人的预期净收益。在欺骗税务机关的情况下，如果未受到查处，其预期收益为i-td；如果受到查处，其预期收益为（1-t）i-ft（i-d），而纳税人在诚实申报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受到检查，其预期收益均为（1-t）i（不考虑纳税人受到检查时的遵从成本）；再看税务机关的预期收益，在纳税人逃税的情况下，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ti+ft（i-d）-c和td；在纳税人不逃税的情况下，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ti-c和ti。

2、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根据双方博弈的假设条件，得到征纳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表1）

在征纳博弈中，参与者所选择的战略既可能是纯战略，也可能是混合战略。在纯战略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检查概率和逃税概率要么为0，要么为1，因而征纳双方的博弈不存在均衡解。现在分析博弈双方选择混合战略情况下的均衡问题，即参与人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选择不同行动达到的均衡状态。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而言，选择混合战略就是分别选择一定概率的遵从或者不遵从和一定概率的检查或者不检查，也就是说检查概率p和逃税概率r都不等于0。当纳税人在欺骗与不欺骗情况下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相等，并且税务机关在检查与不检查情况下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也相等时，两者间的博弈就达到了一种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可以求出两者间的均衡解。

（1）检查概率的均衡解。给定检查概率p，纳税人选择逃税和不逃税时预期收益分别为：

选择逃税时的预期收益：

g1=［（1-t）i-ft（i-d）］p+（i-td）（1-p）

选择诚实纳税时的预期收益：

g2=（1-t）ip+（1-t）（1-p）

令g1=g2，解得p=1/（f+l）

（2）逃税概率的均衡解。给定纳税人的逃税概率r，税务机关选择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选择检查时的预期收益：

r1=［ti+ft（i-d）-c］r+（ti-c）（1-r）

选择不检查时的预期收益：

r2=trd+ti（1-r）

令r1=r2，解得r=c/t（f+l）（i-d）

根据求解结果可知，当税务机关以p=1/（f+l）的概率进行检查，纳税人以r=c/t（f+l）（i-d）的概率逃税时，征纳双方的博弈达到均衡状态。这一均衡解意味着，逃税程度随着税务检查的边际成本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处罚率的提

高而降低。

3、博弈均衡的启示。首先，税收管理广度与纳税遵从度具有相关性，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越大，纳税人偷逃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相对来说纳税遵从度越高；其次，税收管理深度与纳税遵从度有很大的相关性，查获率与偷税概率成反比；再次，处罚力度越大，违法风险越大，违法成本越高，纳税遵从度越高。在适度管理中，管理与遵从呈正比关系，在过度管理或管理不到位情况下，管理与遵从则呈反比关系。要在征纳博弈中取得最佳效果，必须正确把握管理与遵从的阀值，也就是博弈均衡点，使之从强制型遵从向自觉型遵从转变。

三、纳税遵从影响因素具体分析

征纳博弈的结果就是能够达成征纳双方都接受的一种均衡，但在现实中，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行为、信息了解得比较清楚，而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信息了解得相对不够，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纳税人有机可乘。有研究数据显示，在我国现有纳税人中，40%的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30%的纳税人通过辅导遵从税法，还有30%的纳税人遵从度不高。应当说，这一遵从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管理因素。在管理措施上，主要表现在征管力量分布不均，税源管理比较薄弱，征管力度不够，导致偷逃税成为部分纳税人经常使用的小伎俩，初犯转变成惯犯，形成心理适应。同时，影响原本具有良好税收遵从意识的纳税人，造成其心理失衡，从纳税遵从转变不遵从，形成恶性循环；在管理手段上，稽查查获率与涉案定罪率偏低，处罚率低。在现实征管中绝大部分都取最低限处罚，没有根据偷税性质、情节、数额大小等标准进行处罚，这对少数存在侥幸心理不依法纳税的企业，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2、纳税遵从成本因素。纳税人遵从成本高而不遵从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征管业务流程较为繁琐，纳税人面对两税务征管机构，使遵从成本偏高。而纳税人不遵从成本较低，对不遵从税法所受到的处罚偏轻和罚款数量规定上的弹性安排，加之税管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使纳税人的不遵从成本微乎其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纳税不遵从的主观故意。

3、法制因素。税收法律环境是规范征纳关系的刚性环境，能促使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纳税人依法纳税，而我国还没形成良好的法律环境，表现为：税收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备，这给了纳税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引发了懒惰性不遵从行为；税收执法程序不规范，税收执法手段软化，纳税人逃税成本小于遵从成本；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纳税人偷漏税的侥幸心理增强。

四、基于税收管理影响提升纳税遵从的建议

尽管纳税遵从受到法律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博弈分析告诉我们，优化税收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纳税人的遵从度。理解税法是遵从的基础，降低办税难度是遵从的保障，而严厉打击不遵从则是对遵从的最好鼓励。

1、树立“人性化”征管理念，提供“专业化”税务咨询。提高纳税遵从首先要从税务人员理念的转变上着手，要建立有效的纳税人诉求和反馈机制，充分倾听并汲取纳税人的意见，以“更容易、更节省、更人性化”为核心制定遵从规划。要从方便纳税人办税而不是从方便内部管理出发来设计征管流程和相关信息系统。要本着公开、负责的态度与纳税人交流潜在的不遵从风险并指导其主动纠正，而不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保持手中权力的神秘感。其次，税务部门应根据纳税人个体情况，从复杂的税法体系中梳理出适合的部分，提供“个性化、专业化、人性化”的辅导，并加强后续的跟踪管理。

2、开展流程再造，降低办税难度。办税流程越复杂，纳税人承担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遵从成本就越高，纳税人遵从度也越低。因此，我们需要以纳税人为中心开展流程再造，简化纳税程序，统一报表资料报送要求，实现纳税人一次提交资料，后台信息共享。要加强业务部门之间的统筹，避免各业务部门与同一纳税人多点接触，多头管理，让纳税人在设定的办税流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优质的服务。要加强征管手段的信息化建设，扩大网上申报的税种，扩充申报表填写引导、自动计算、自动等功能。此外，应尽快完善信誉等级管理，通过为诚信纳税人提供“绿色通道”以显示对税收遵从者的鼓励。

3、加大查处力度，增强税法威慑力。纳税人受不完全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对一项税收不遵从行为将面临多大风险是无法完全准确判断的。如果纳税人能高估违法受罚的风险，那么其从事不遵从行为的风险爱好动机将减弱。这种高估，一方面取决于法定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根据其他违法纳税人实际受到的处罚程度来定，特别是在法定处罚标准弹性比较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强对故意不遵从的打击，对轻微的涉税犯罪，也不轻易放过，增大税收不遵从压力，使纳税人内化税收威慑。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振彪.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

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5.

王玮.纳税遵从意识调查分析及建议[j].财税纵横，2010.11.

篇5

一、税制的内涵与构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从这个角度看，狭义的税制是国家为取得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调整国家与纳税人在征税与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总称[1]。广义的税制不仅包括税收的法律规范，还包括税收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规范。税制的正式规则是现行税制的法律规定。税制的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关于税收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纳税意识和行为习惯等。税制的实施机制就是国家对税务机关、海关等一些受理国家征税的行政单位的约束机制。所谓税制优化就是通过对现行税制的改革调整，最大限度地建立起符合当前的环境条件及人们利益选择的税制[2]。

二、税制优化的博弈分析

税收博弈关系就是政府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征税，纳税人则要尽可能少地缴税，政府委托人要尽可能多地非法创收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具体表现为：

（1）税制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体现了在税收制订和征纳过程中，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关系。

（2）税制的实施机制体现了在税收的征管过程中，政府与其委托人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关系。

一个优化的税制应能使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所引致的行为符合政府利益，这要求税制的设计应形成激励相容约束[3]达到纳什均衡。假设个人逃偷税成功、失败与正常纳税的成本各是5单位，15单位，10单位；政府稽查与不稽查付出成本各是5单位，0单位。

表1收益矩阵

稽查不稽查

偷逃税15，55，0

不偷逃税10，510，0

税收博弈终究是非对称信息博弈，其目标是纳什均衡。表1的纳什均衡是（10，0）点，该点使纳税人纳税10单位和政府实际征收10-0=10单位一致，没有额外的损失，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所以关键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使税制成为一种纳什均衡，这就要求我国税制优化不仅重视正式规则的优化，更要重视非正式约束的优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改变正式规则相对容易，改变非正式约束相对较难，因此政府与纳税人的博弈关系经常表现为多元博弈，这就要求对税制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两手抓，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有效的涉税信息获取机制、纳税人信誉评价体系，来增强财政支出安排、使用的透明度，同时实施严厉的税收惩罚措施，设计合理的税种内部结构，使税收处罚成为可置信威胁；另一方面加强税收法制宣传，改变人们传统的看法，形成正确的税收观念、纳税意识和税收行为习惯，为税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建立良好的税收环境。

政府与其委托人之间的税收博弈关系要求税制的优化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利益及其行为选择，还要充分注意人的利益集团和寻租行为。政府人税权不够就滥用收费权，使“费挤税”现象愈演愈烈[4]；税源充足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该征不征，藏税于民”的现象[5]，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假设人寻租成功、失败和不寻租收益各是15单位，0单位，10单位；政府稽查和不稽查付出成本各是5单位，0单位。

表2收益矩阵

稽查不稽查

寻租0，515，0

不寻租10，510，0

表2的纳什均衡是（10，0）点，该点使税制安排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要限制人的逆向选择，规避道德陷阱，与人形成激励相容机制，强化税制设计中的成本和效率意识，减少制度性税收流失。契约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用张五常的话说，就是制度成本。所以高成本的税制，往往是低效能的税制。衡量税制和税种的优劣，不仅看其结构和税目、税率、税基是否合理，还要充分考虑税制成本。

三、税制优化的系统观

税制系统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成的具有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功能的整体。其具有集合性、非加和性、关联性、环境适应性和层次性等特征。

（1）税制系统的集合性指税制系统是由税制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机制三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而成的。

（2）税制系统的非加和性指税制系统不是税制正式规则子系统和非正式约束子系统的简单组合，来完成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的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的职能，而是三要素相互依存、彼此结合的，来发挥税制应有的功能。

（3）税制系统的关联性指税制的正式规则是在非正式约束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约束是正式规则有效实施的环境条件和运作的土壤，二者只有在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当然离开了税制的实施机制，那么任何约束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所以税制优化中就存在现实条件下是否具有适合新税制运行的“土壤”；税制的先进性是否“超越”现实中人们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对税收的认识和包容，是否与人们在税收方面的行为习惯相协调的问题[6]。

（4）税制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强调税制优化时首先要科学地评价和认识当前的税制环境①，税制环境的变化可能引起税制变迁。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税制系统作为其子系统在优化过程中更应该注意运用税收手段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

总之，税制系统的五个特征，说明国家税制的确立，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政治经济条件，不要照搬西方的税制优化理论。就一个国家而言，在不同时期税制也有着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税制优化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现行税制不断完善的过程。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税制优化的简要分析，笔者对税制优化内涵有四点新的认识：

第一，税制优化是个动态过程。税制优化所要求的并不是形成一个无可比拟和替代的标准化税制模式，而是要求税制随着客观环境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使其在其时、其地是“最优”的税制，最大限度地符合当前的环境条件及人们的利益选择。事实也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也难以形成一个永远适用，具有范例性质的标准化税制模式。

第二，税制优化是个博弈过程，它是在对现行税制的改革调整中实现的，其目标是在分析政府与纳税人、政府人的不同利益取向及要求的基础上，从政府与纳税人、政府人三方面提出的。

第三，税制优化具有外部效应。税制优化是在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中进行的，它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结合我国当前状况，对现行税制中不利于环保，不利于资源合理利用的条款予以剔除，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制。

第四，税制评估的两个重要标准。一看这个税制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即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二看这个税制安排是否满足激励相容机制。

注释：

①注意此处的税制环境概念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环境概念不同，前者的外延更广，它不仅包括一些基础性制度还包括任何影响制度变迁和优化的偶然与非偶然因素如气候、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

参考文献：

[1]杨秀琴、钱晟.《中国税制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20页

[2]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90页

[3]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4]苏明.《当前我国地方税税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J].《改革纵横》，2000年,第7期

[5]贾绍华.《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6]罗森.《财政学》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

[8]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篇6

关键词：会计诚信；博弈；分析

博弈理论是进行会计诚信分析的重要理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理论是建立在"个人理性最大化"这一基本前提之上，将两个或多个决策主体（博弈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语义模型化。例如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在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个体的研究、信息的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研究的今天，博弈理论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经济学。它假设任一决策主体的行为是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除此之外不会考虑其他决策主体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在这一基础之上，博弈理论将决策主体的互动关系置于存在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背景之下，每一决策主体除需面对自然随机状态产生的不确定性外，还需面对其他决策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每一决策主体的行为选择往往取决于其他决策主体所采取行为的合理预期。博弈理论研究的决策问题实质是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相互影响、相互对抗而达成均衡决策的问题。博弈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研究会计问题方面。

一、政府与单位之间的博弈

政府作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往往依据会计信息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课征企业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不同层次的政府，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需求是不一致的。中央政府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任，他为了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取得出色的成绩，当然需要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而地方政府或一些部门虽然担负着发展本地区或本部门经济的重任，但在"官本位"的思想下，他们往往也考虑个人的业绩与升迁。虽然在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时，他们往往希望企业不要往自己脸上抹黑，往自己脸上抹粉则有可能受到认可和欢迎。"官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这一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看上去好像是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但在有的情况下往往需要的却是虚假的会计信息，因而造成会计诚信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再看政府在课税时又是怎么利用会计信息的。政府每年制定一个税收的增长计划，而且这一计划时必须完成的，为完成税收计划，必须将计划一级一级向下分配。政府在制定税收计划时会考虑实际的经济状况，但在各级税务部门制定税收计划时往往不会考虑企业实际的经济效益。为完成计划，没有实现的收入要征税，没有利润也要征收所得税，他们很少会真正去关注单位的会计信息，而只关心计划如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真假似乎与纳税无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这一会计信息使用者与单位之间的博弈中，由于政府对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使用效用较小，博弈的均衡取决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博弈的均衡是单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二、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

单位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利益驱动，例如，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要追求个人良好的业绩，以谋取较多的奖金，以谋取更高的职位等等。同时在现实情况下，许多单位负责人并不理解他们所肩负的会计责任，即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披露 有关信息。其中原因很多，既有监管不力，处罚不严的原因，也有这些单位负责人个人观念和意识上的原因。于是，一些单位负责人出于某种目的的考虑，在需要虚假的会计信息时，就指使会计人员作假了，这就演变为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了。这里的会计人员，既包括会计机构的负责人，也包括具体的会计工作人员，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利益驱动，他们需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希望获得较高的福利待遇，也希望得到晋升。此外尽管提供的会计信息由会计人员编制，并且在上面签字盖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并不是十分清楚，纵然了解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但因为许多会计人员在作假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现实下，也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不以为然了。为了描述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做出如下假定：假定单位负责人对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效用为R1，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效用为R2，因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为P；假定会计人员对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效用为W1，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效用为W2，因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为Z。

对单位负责人来说，当R2-P>R1时，其最优战略为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当R2-PW1时，其最优战略为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当W2-ZR1时且W2-Z>W1时，该的纳什均衡为（虚假，虚假），在这一均衡下，双方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要改变这一均衡，必须修改均衡的条件，也就是使得R2-P

三、监管部门与单位之间的博弈

在研究监管部门与单位之间的博弈之前，首先要了解政府人的目标与企业人的目标。企业人的目标应该是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因而要降低低报利润，减少成本。他们一方面操纵账目，另一方面又不断进行资本的侵蚀。而中央人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加强监管，以提高国家受益，降低资本侵蚀。然而，中央人对单位的监管是由监管部门的政府官员来完成的。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可能在利益的诱惑下失职。企业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便通过行贿等手段，与政府官员展开一场博弈。

监管部门对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时往往又会出现西方组织理论所描述的这种倾向，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乃至整个官僚系统都有谋求部门私利的倾向。这里引用蔡文海在信报财经月刊上发表的《中国证券欺诈屡禁不止的成因》中就中国证监会在防范证券欺诈中的部门利益所做的描述（在证券市场上，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属于证券欺诈的一种），"对它来说，过于热心地打击欺诈对它可能没有好处。得罪人不说，抓得愈多 ，说明证券市场问题成堆，这有损其部门形象。不过，不抓也不行，这与群众对证券市场秩序紊乱的感觉有出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证监会对欺诈活动有所动作，但不会走过头。这就是为什么证监会的高层人士喜欢说证券市场的主流是健康的原因。行政机构谨小慎微，害怕承担风险而且老想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批评，中外皆然。一个商业欺诈问题专家就曾说过‘在英国，大张旗鼓地侦破欺诈案件政治上没有好处'。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隐蔽性，犯罪人行为难以取证，难以界定，监管部门谨小慎微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单位：李祥利 河北农业大学财务处

张亮 河北农业大学人事处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评价体系

一、税收征管效率理论基础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与分类

税收效率是指税务机关征税应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以提高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在纳税遵从度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比率越低，说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从税收制度、征管模式、技术手段以及纳税遵从等诸方面寻求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税收征管效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征管效率主要有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指的是税收的行政效率，也就是国家征税而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组织税收部门所投入的总体费用之间的比率。

（二）税收征管效率理论依据

1.管理学的效率理论

西方学者在效益分析模式中将效益函数描述为E曲线。在研究税收征管方面，该理论的也具有普遍现实的意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模型尽管表现各不相同，但是其研究的最终希望的结果都是以提高效率为主要目标。具体到税收征管工作中任然是要减少投入增加产出。

2.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简单地讲就是依法纳税，具体来说就是每一个纳税义务人都在既定的框架内按照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依法纳税、诚信纳税。尽管在税收遵从理论上涉及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降低税收成本，税务机关主要是通过采取各种税收征管措施，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管理资源，实现税收遵从最大化这一工作目标。

3.税收博弈理论

在税收博弈理论中，政府、征税人、纳税人代表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参与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经济动机和利益取向，围绕着税款的征纳三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税收博弈的关系。这种博弈也是征纳双方在政策的制定、规则的运用、行为的选择、技术手段的运用等很多方面进行抉择，最终找到其平衡点，达到基本均衡。

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

1.经济税源因素。经济税源的的状况决定了税源的总量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指一个地区经济税源的总量。二是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经济结构越复杂，对税收征管提出的要求越高，要求税收征管模式和手段具有区别性和针对性。

2.税收法制因素。依法治税是当代税收征管工作的前提和基本，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律赋予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税制过于复杂，易导致税制管理费用过高、管理效率偏低等问题。只有在结合本国实际的情况下，设计制定出合理适度的税收法律规范标准，才能达到既满足实现国家职能的要求和又能促进经济良性健康发展双赢局面。

3.税收征管因素。税收征管因素具体到税收政策执行的方面内容，如税收征管的模式、税收征管信息化的运用等都直接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一是征管模式选择。体现在具体税收工作中就是要求征、管、查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二是征管信息化建设。能最大限度的节约征纳双方的人力，物力资源，降低征纳成本投入，又能拓宽税收管理的广度并加大了管理的深度。

4.人员素质因素。税收征管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道德修养直接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税务人员是税务管理的主体，其素质越高，就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进而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意识的提高。同时纳税人素质的高低也对税收成本和效率产生影响。

5.纳税服务因素。税收服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税法宣传、政策咨询、信息服务、办理涉税事宜服务、税收教育服务等。因此税务机关需要切实转变管理观念，由管理型模式向纳税服务型模式转变，既要保障国家税收任务的序时进度，更要打造管理和服务两者并行新型纳税征管服务体系。

三、淮安地税征管效率分析

（一）淮安地税税收征管效率评价

1.经济税源不断壮大。淮安地区的经济税源不断壮大，为地税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全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改造工程不断增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税源。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在淮安地税收入增长的各项因素中，经济增长因素约占70%。

2.税制结构日趋完善。我国税收体制的发展标志是1958年的工商税制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1994年，我国实施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我国的税制结构日趋完善。

3.征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淮安地税的信息化管理已经覆盖了税收征管、发票稽核、以及税源监控等税收工作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税收机构效率、税收制度执行效率及税收收入大幅度的提高。

（二）制约淮安地税收征管效率因素分析

1.征管资源配置存在失衡。1994年，我国实施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分税制改革。税源按照税种的不同划分，分别由不同的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来具体负责征管。作为江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淮安，其地方税收面临形势是税基不够广泛，税源较为缺乏，税种较多且分布较广、漏征漏管现象较严重。

2.征管理念转变较为滞后。税务机关往往在行政管理及税收征管活动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加大了税收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一是信息化应用程度较低，还难以满足现代化税收征管的需要。二是在当前的财政体制下，企业和税务机关只注重增加税收收入这一指标，易造成企业会计核算质量整体下降。三是还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模式，对税收征管的创新缺乏认识，还未真正建立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新型税收征管体系。

3.征管考核机制尚不完善。当前在淮安地税的征管实际工作中存在着重视征收与稽查工作，轻视日常管理和监控，导致了对纳税人管理的缺位，税收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其集中表现在：(1)考核指标体系不健全。其相应的考核指标也没有反映税源专业化改革的特点，指标体系尚待进一步优化。(2)考核指标设置不尽科学。用它来衡量一个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显得较为牵强。(3)征管考核机制不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重考核、轻反馈和重复考核的问题，征管质量考核在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中反映得较少和较粗，没有建立长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奖励机制。

4.征管业务流程有待进一步优化。在日常税收工作中仍然存在对专业化流程管理的认识仍不到位，其主要表现为：（1）专业化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不够完善，易出现流程脱节的现象。（2）面临管户和管理事项越来越多，而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相对不足。（3）在纳税评估工作中存在着由税收管理员直接面向纳税人实施评估，造成部分管理员难以胜任纳税评估工作要求。

四、提升淮安地税税收征管效率的建议

1.贯彻成本节约理念，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税收成本直接影响着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在税收征管考核中，只有对税收收入的考核，却没有对征税成本的考核。地方政府为确保财政收入的及时到位，注重的是税收收入的最终结果，对税务部门征收过程并不关心。成本节约理念应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各项工作中。

2.优化税务机构设置，完善绩效考评制度。一是要统一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按照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构建专业化的组织架构，提高征管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绩效考评体系。三是要注重考评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按照“德、能、勤、绩”的标准，将税收征管工作的考评结果作为税务人员评定能级的重要参考标准，强化其责任意识。

3.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完善税收征管体制。结合淮安地税的征管实际，适应税源专业化改革的需要，要做到以下几点：(1)大力推行现代化的征管方式，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省级大集中信息系统。逐步搭建一个由信息交换平台、数据查询系统、预警分析系统构成的信息管理平台。健全征管状况监控分析机制，完善监控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全面、适用的征管质量考评体系。(2)进行科学的职能分工，建立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化税源分类管理，设置专业化分工的岗位职责体系。一是分规模管理，将税源按其规模确定为大、中、小三类，合理确定各类税源管理重点。二是分行业管理，将纳税人按照行业、特点和风险类别等方面考虑，掌握各行业企业的征管特点和规律，实施针对性管理。(3)加强数据采集和应用。建立外部信息数据交换平台，拓宽第三方信息的采集渠道。努力有序的实现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联网，深化数据分析应用，充分利用涉税数据和分析结果，建立税收分析应用、税源风险监控、税收决策支持及绩效管理评价体系。

4.提高税务人员素质，提升执法公信力。提高税收管理员综合素质，首先要税务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同时还要文明、严格执法，树立地税形象，维护地方税收和谐的氛围。其次要实施全员分级分类教育培训，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高税收专业知识技能。最后要完善绩效评价激励机制，推行全员岗位职责目标管理，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5.加强税法宣传教育，增强居民的纳税意识。淮安地税应强化服务意识和手段，加大税收执法力度，通过征税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度，从而建立起权利与义务对等、价值实现趋同的新型征纳关系。改变税收在人们心目中原有的形象，树立按章纳税的观念。

参考文献

[1]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杨杨.我国税收征管成本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篇8

内容摘要：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直接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低碳经济的提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外部性理论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伴随外部性理论发展，政府财政政策选择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为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值得思考。

关键词：外部性 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基于外部性理论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1.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的发展。外部经济是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即存在“外部经济”；一类是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即“内部经济”。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包括市场区位、市场容量、地区分布、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运输通讯条件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和收益递增。以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研究思路为基础，杨格从“规模经济”思路进行研究，提出“产业分工―市场规模扩大―产业分工深化―报酬递增”；芝加哥大学保罗•罗默在其《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1986年）一文中，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知识外溢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罗伯特•卢卡斯在其《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年）一文中，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主要着眼于生产的外部性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且这种外部性是政府主观可掌控的、企业愿接受的外部经济环境，具有收益递增效应。

2.以马歇尔等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财政政策选择。以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为研究思路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强调了如何将外部经济内在化或者说是外部效益的内部化问题。以马歇尔和杨格的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提供。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劳动投入中包含教育、培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研发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内在化，创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更加关注教育和科技研发投资及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旨在将外部经济因素内生化。

（二）遵循庇古的外部性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以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出版，标志着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庇古将“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当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有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收益”，即存在外部经济；当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成本”，即存在外部不经济。针对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了修正性税收的解决方案即“庇古税”。当存在外部不经济时， 负的外部性导致价格偏低，转嫁了外部费用，从而给社会带来了损失，因此，征收税额为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额（庇古税）；当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予额度为边际外部收益的奖励和津贴，这种政策被后来称为“负庇古税”。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三）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外部不经济”，将污染等问题与“外部不经济”联系起来。1924年奈特对庇古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原因是对稀缺资源缺乏产权界定，若将稀缺资源划定为私人所有，“外部不经济”将得以克服。1943年，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近似的看法，也认为“外部不经济”与产权有关，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认为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并以“交易成本”取代“外部性”。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交易成本的选择和私人谈判，产权的适当界定和实施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庇古税只是制度安排选择之一。总之，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市场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干预并不是一定必要和可行的。

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一）公共外部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气候恶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等对公共外部性的讨论，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首先体现为公共外部性，即地球生态环境及气候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问题，还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包括国际贸易中的外部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外部性（林成，2007），其中，既有市场本身的外部性也有政府制度的外部性。如国际投资中，发达国家因为实施高环境标准和高环境税，这必定增加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可能将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逐出国境，转移到环境标准和环境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了国际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是着眼于当代经济的发展，而是考虑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资源的耗竭及气候的恶化留给后代的只能是灾难，低碳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因此，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还体现为代际的外部性，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克服代际外部性。

（三）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仅要面对生产的外部性，还要面对消费的外部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消费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消费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及伴随工业文明的人类消费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如汽车消费的外部性。同时，基于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低碳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解决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从而将人与自然的低碳协调与经济均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增加低碳预算支出

一是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循环与再利用。增加对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二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是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而人工再造的生态循环圈，通过内在和外在的规模化经济，营造低碳经济的外部经济环境。实践证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有效途径，通过政府财政专项投入，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生态工业园区，以大型企业为中心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企业集群或在一些煤炭、钢铁、水泥、造纸等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首先构建循环经济链群，以重化工和资源型产业先行，大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构造一个封闭式的外部效应内在化的低碳经济发展环境。

三是增加环保产业投资，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环境保护来说，资源开采及其土地占用对地表的破坏是永久性的，不存在“有效率的污染问题”，有效的环境补偿原则上应是恢复绿色，因此根本上需要环保产业发展的跟进。与一般生产投资相比，环保产业同样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效益，产生了正的环境外部性。

（二）庇古税作用的合理发挥

一是开征碳税等环境税收（见表1），从生产消费等不同环节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碳税等环境税收体系，将环境成本内生化。以碳税为例，碳税是环境税的一种，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到目前为止已有1 0多个国家引入碳税。与一般的环境税相比，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要更明显。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征收目的更为明确；碳税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进行征收，直接面向低碳。

二是完善税制结构，综合协调税收负担。征收“庇古税”，可以适当体现环境成本。但“庇古税”实现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是：完备的市场、足够大的价格弹性、外部性的精确描述和量化计算，这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来说是不具备的。当资源产品价格表现出较大的“粘性”时，就不能严格地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开征环境税等税收的同时，应注重税收协调。

三是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增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性支出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引导和调节低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减免税、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提取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从事新能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环保绿化的企业，实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低碳发展的成本费用，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三）完善低碳财政转移支付

所谓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单方面转移。在一国范围内，基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状况，需要中央政府向欠发达的地方政府以及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资金的转移支持本在情理之中。但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加上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及由此形成高排放问题需要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应有的责任，因此还特别需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体现为国家间的转移支付。

（四）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博弈

全球碳博弈是各国排放权和发展权之争。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占据低碳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及想借此主导世界经济的问题。而全球碳博弈是以 “纳什均衡” 实现各国的“非零和博弈”。在低碳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策略，并站在一个相同的层面上去思考和阐述问题，最终博弈双方形成均衡的“利己策略”组合。因此，低碳制度和政策选择是各国应对全球碳博弈的必要前提。如开征碳税，对外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博弈策略，通过征收碳税为应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复杂局面，依据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对内通过碳税机制调整国内的碳排放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低碳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振凯等.外部性理论和环境价值理论在矿山排岩收费政策中的应用.中国矿业，2005（4）

2.刘笑平，雷定安.论外部性理论的内涵及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3.黄敬宝.外部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生产力研究，2006（7）

4.李世涌，朱东恺，陈兆开.外部性理论及其内部化研究综述.学术研究，2007（8）

篇9

[关键词]税务筹划；利益对抗；利益关联；流程管理

一、从企业的利益博弈看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财务管理的关系

（1）利益对抗。企业在利益对抗等级中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最为激烈，不仅经济上会产生巨大的收益或支出，而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企业的税务筹划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税收收益，但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在利益对抗等级中，企业税务筹划活动的主要博弈对象是以税务机关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在利益受损时，金融机构类债权人可以停止继续提供款项并提前收回已贷款项，而由业务交往形成的债权人则往往进行债务重组，尽量减少自身的损失。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主要是筹集资金、运用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等，在利益对抗等级中其主要的博弈对象是外部的被收购、兼并、合并等的企业。（2）利益关联。利益关联指一方利益的增减变化导致另一方利益的减增变化，但一般不会导致除经济上的其他后果。企业的税务筹划活动往往会涉及到交易企业的税务收支，对其筹划便会影响到交易企业的抵扣利益。（3）利益影响。利益影响指一方利益的变化将影响另一方利益的变化，但不一定是反向变动。企业的税务筹划、会计处理和财务管理在这一等级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企业税务筹划活动的利益博弈的主要对象有企业的所有者和股东、雇员和合作企业等，企业会计处理和财务管理活动的利益博弈的主要对象有企业的所有者和股东、雇员。可见在上述三个利益博弈等级中，只有在利益博弈程度最低的利益影响等级上三者才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

二、从流程管理思想上看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财务管理的关系

流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是一种以规范化的构造端到端的卓越业务流程为中心，以持续的提高组织业务绩效为目的的系统化方法，通常有识别需求、设计流程、执行并优化流程、流程再造（BPR）等4个阶段。会计处理只是对业务流程的反映和对经济结果的总结，是整个税务筹划过程的一个环节。税收政策和筹划方法在流程中被具体运用，会计处理只是对税务筹划结果的一种反映。税务筹划的流程可以分为：企业计划实现的目标、业务性质的确定、税务筹划方案设计、选择方案的交易对象、经济业务的发生（包括谈判、合同的订立等）、财务处理、纳税申报等环节、税务筹划方案的评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资金筹集管理、资金运用管理和资金回收与分配管理等。财务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是对经营活动的价值抽象。财务管理不涉及到税务筹划活动中的谈判、合同的订立、档案的管理等环节。从这个角度看，将税务筹划完全纳入财务管理将缩短税务筹划的流程，忽略其他重要的筹划环节，使税务筹划脱离业务流程从而带有强烈的筹划色彩。

三、从受法律、法规等的影响上看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财务管理的关系

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受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比财务管理的合规性要求高。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会计法、会计准则等对税务筹划和会计处理会产生交叉性的影响，而财务管理主要受《企业财务通则》等的影响，所以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在受法律、法规影响方面的一致性高于与财务管理受法律、法规影响方面的一致性。这一方面解释了税务筹划与会计处理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将税务筹划简单地归于财务管理将削弱合规性要求在纳税人意识上的反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地发展，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越发成熟，管理水平也日益提高，将为税务筹划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操作平台。同时，我国法制将更为健全，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观念会越来越强，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会越来越高，将为税务筹划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税务筹划在实务和理论上都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小荣．企业纳税处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7）

[2]戴海平，张志军．另一个角度解税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0）

[3]蔡昌．蔡博士谈税务筹划[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

[4]张文贤，文桂江．关于税收筹划误区的实证分析[J]．上海会计．2002.(5).

篇10

关键词：逃税;博弈模型;逃税方式;治理

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而逃脱部分或全部纳税义务。由于税收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非政策的征税技术因素、不同利益相对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不同行为等，使得逃税不可避免，逃税问题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据不完全测算，在我国从1995年到2009年，每年的逃税额平均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1。逃税行为不仅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对GDP的统计，也使得资源配置受到扭曲，加大了诚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出现了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摒弃了复杂的数学模型，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明了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在不同的环境下，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有地方政府干预的情况）、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几种特殊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一、博弈模型构建

1、模型假设

模型假设参与人双方既有依存性，又有对立性，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便构成一个既斗争又合作的博弈过程，为了便于分析,首先做出如下假设：

(1) 双方均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2) 博弈的规则是既定公开的，参与人双方都清楚自己的成本收益；

(3) 纳税人为风险中性者，即纳税人对于风险没有特殊的爱好或厌恶；

(4) 国家税收制度不够完善。

2、模型构建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我们简单地以参与人甲来表示有逃税动机的企业，而乙表示与企业逃税行为相关的参与人，在既定规则下，参与人双方只有“合谋”与“不合谋”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为了直观，选择的结果用代表效用的数字来表示，效用表示在既定的条件下，参与人所获得的额外收益，数字越大，表示参与人所获得的效用越大，由于参与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可能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合谋；二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三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合谋；四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现实中参与人双方博弈是多次博弈的结果。 甲乙双方之间的博弈效用矩阵可以用下图表示：

参与人甲、参与人乙 合谋 不合谋

合谋 A： 10 10 0 3

不合谋 3 0 B：2 2

显然，在上述博弈中有两个纳什均衡A和B，则参与人甲、乙该选取均衡A还是均衡B？对此我们容易根据收益标准和风险标准来得出。收益标准也就是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标准。而风险标准通过偏离损失比较法来判断。就收益标准而言，参与人甲、乙合谋的期望支付为：0.5×（10＋0）＝5.0；不合谋的期望支付为：0.5×（3＋2）＝2.5。显然，均衡A相对于均衡B来说具有帕累托优势，故均衡A成为参与人甲、乙的共同选择。就风险标准来说，参与人甲偏离均衡A的损失×参与人乙偏离均衡A的损失>参与人甲偏离均衡B的损失×参与人乙偏离均衡B的损失，因为（10－3）×（10－3）>（3－2）×（3－2），因此均衡A相对于均衡B还具有风险优势，这意味着如果偏离均衡A，参与人甲、乙双方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对于参与人甲、乙来说最优选择仍然是均衡A。

二、几种特殊逃税方式产生的根源——从非对称信息和博弈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1、有地方政府干预情况下的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博弈模型中的参与人甲代表对地方经济和税收有重要影响的大型企业，参与人乙代表征税机关，这种大型企业由于其对地方经济和税收具有重要影响，属于地方重点培育和保护对象，而他们正是利用其在地方经济殊地位来对地方政府和征税机关施加影响。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在“逃税”和“不逃税”中必然会选择“逃税”，通过寻找各种途径，比如虚增成本、隐瞒收入、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寻求享受各种不应有的税收优惠待遇等，尽最大可能减轻自身的税负，为此他们会利用和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来对税务机关施加压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迁移、撤资等相威胁，寻求与征税机关进行“合谋”，使其逃税行为不被查处。

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而这也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为此各个地方政府采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对于落户在各个地方的大型企业，当地政府必然会给予其特殊待遇。当那些对地方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型企业与征税机关出现矛盾时，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出现企业撤资而把资金投向其他更为优惠的地方等对当地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时，必然会积极的在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进行周旋，以期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对于征税机关来说，他们有“合谋”与“不合谋”两种选择，“合谋”意味着其妥协于企业和政府，默许企业一定程度的逃税行为；“不合谋”意味着严格的征税和逃税查处。如果征税机关严格执行税收征管法规，那么一旦真正出现前述撤资等情况，对于征税机关以后年度税收任务的完成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而同时地方政府也会对其施加压力，因此，征税机关的理性选择是“合谋”，即对国家隐瞒企业逃税的事实，因为，根据经验，他们预期被审计查处的概率很小。最终，上述博弈模型中的纳什均衡A就成为对地方经济和税收有重要影响的大型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最佳选择。#p#分页标题#e#

2、第三产业、地下经济中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态势迅猛，在2009年国家统计局对GDP数据修订后，第三产业的比重已上升至40.7% 1，但由于产业特性，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企业其数量巨大，但规模普遍很小，经营不够规范，很多企业会计核算资料不全，营业额及应纳税所得额无法确定，因此，若对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企业进行查税其相对成本就会很高，为了降低征税成本，征税机关对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企业实行核定征税，在核定税额时,少征、漏征现象就会非常普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逃税的概率要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在GDP总量调增的2.3万亿元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2.13万亿元，占93%。在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占较大比重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三个行业中，普查后的增加值比常规统计多出近1.5万亿元，占第三产业新增部分的70%2。

这些统计数据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既然2.3万亿元的GDP增加值在过去没有进入统计数据，那么在这部分GDP增加值中所涉及到的应纳税款又有多少已经征收？笔者认为这调增的2.3万亿元GDP增加值从另一个侧面同时折射出税收的大量流失。笔者的这一观点在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出炉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印证，路人皆知的属于“十大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企业被指是“纳税侏儒”3，在纳税榜上忝陪末座，可见房地产业的逃税现象非常严重。

另外，根据易行建等人的测算，从1995到2009 地下经济逃税规模平均每年超过650亿元人民币，而地下经济绝大部分仍然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对于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企业的逃税行为、笔者仅从企业与客户（包括中间商和最终消费者）角度用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以发票为例，普通的顾客在非公消费后，由于其发票并不能作为报销依据，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索要发票的意识，而企业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把产品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或先通过中间商再销给最终用户过程中，尽量少开或不开发票，隐瞒营业额和应纳税所得额，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逃税正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的； 而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很多顾客已经具有了纳税意识，他们清楚消费后应该索要发票，但是由于其在获取发票后无法报销，此时发票对于他们来说并无直接利得，因此，他们会利用索要发票的机会试图与企业进行“合谋”，以期获得直接的折扣优惠，而企业比消费者更清楚提供发票的纳税额，企业如果选择“不合谋”，意味着他们要全额纳税，如果选择“合谋”，意味着企业把一部分因逃税所获利益让渡给消费者，自己获取逃税剩余收益。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双方最终都会选择“合谋”。

3、企业与企业之间逃税的传染机制：逃税企业驱逐守法企业

企业出现为数众多的逃税现象，研究发现，正如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一样，企业逃税现象也有其自身的传染机制。

传染机制一：造假企业相互之间的“合谋”

假定两个企业通过利润转移、地下交易等方式“合谋”进行逃税，在征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可以认为逃税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而且逃税企业理性预期即使征管者对他们的逃税行为有所察觉，也可能不会受到足够严厉的惩处。根据预期的风险报酬，他们会选择“逃税”。此时，如果有另外一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发现他们的逃税行为长期没有被查处，受其影响，这家企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也可能会选择与他们进行“合谋”逃税，这就形成了逃税传染。

传染机制二：逃税企业驱逐守法企业

正如货币流通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商品市场中“劣质商品驱逐良好商品”一样，在税收征纳中同样存在着“逃税企业驱逐守法企业”的现象，为了证明这一现象存在，不妨假定所有的企业都依法经营、诚信纳税，不存在逃税现象，那么国家每年的税收将会大幅增加，财政压力就会大为缓减，此时，国家可能会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投资而降低税率，这样，守法企业将会从中受益。但是，现实中正是由于逃税企业的大量存在，使得守法企业不仅得不到这样的获益机会，而且还要直面逃税企业利用逃税获取的非法收益与之直接争夺投资项目侵害其利益的危险。这就产生了“逃税企业驱逐守法企业”的现象。

再以上市公司为例，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财务是暴露在太阳下的，受到的监管和监督更为严格，逃税难度就会更大，于是他们就会寻求其他途径降低自己的税负，不知是否有出于平衡税负的因素考虑在内？目前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比非上市公司要低。

4、独立困境——企业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这里的中介组织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他们是沟通政府和企业的桥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中介组织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介组织的数量也必将会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客观、独立、公正是这些中介组织应奉行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中介机构的费用是由企业承担的，中介机构既要向企业收取费用，又要为企业出具客观、独立、公正的报告，而企业又希望中介组织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此时中介机构就会陷入困境，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下面以企业年终审计为例（仅讨论逃税），用博弈模型分析来企业与事务所的合谋逃税行为，企业与事务所都有“不合谋”与“合谋”两种选择，企业如果诚信纳税，就会选择“不合谋”，此时他们就会选择收费低的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但是在预期逃税不被发现或即使被发现也不会受到严厉惩处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诚信纳税，他们总是尽可能寻求与事务所“合谋”，因为这样逃税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从而利用事务所的协助获取逃税收益；事务所如果选择“不合谋”，即出具完全真实的审计报告，那么它们所获得的审计机会和相应的收入就会少的多，由于事务所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审计机会和报酬，“合谋”就成为其最好的选择，他们协助企业造假，提供虚假的审计报告，帮助企业逃税，因为他们根据经验预期税务机关会相信其报告的真实性而被发现协助企业逃税的概率很小，最终双方选择“合谋”的概率就会很大。#p#分页标题#e#

三、治理逃税的建议

1、完善税收制度、减少政府行政干预

不断完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建立高效、适用的税收制度，各地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尽量避免企业利用地区差异逃税。同时保持税务系统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

2、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和处罚倍数

逐步形成风险导向税务稽查办法，进行定期、不定期的突击检查，拓宽检查范围，建立稽察人员责任追究制度，把对稽查人员的绩效考核与稽查效果挂钩，同时加大对逃税企业的处罚力度，提高逃税处罚倍数，高处罚倍数会对逃税企业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使他们在选择是否逃税时必须考虑极大的逃税成本。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从严执法

由于逃税企业对税收政策越来越熟悉，他们挖空心思寻找政策漏洞，应对查税策略越来越隐蔽，新的逃税方式层出不群，因此，执法人员必须不断的进行在岗培训，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征税机关应充分调动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在政策条例上应减小过大的处罚弹性，约束执法人员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其寻租机会，从严执法。

4、加大奖励额度，提高全民纳税意识

只有公民的纳税意识普遍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逃税行为。因此，必须大力宣传税收知识，而采取奖励措施无疑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现在很多地方餐饮娱乐业专用发票都可以刮奖，虽然中奖额不大，却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很多人现在消费后都会主动索要发票。这种宣传方式可以推广到很多行业中，而且根据行业情况可以加大奖励额度，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唤起公民的纳税意识。此外，还应建立社会举报制度，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加强社会监督。

5、规范中介组织的运作，明确中介组织的个人责任

监管不力、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和立法滞后是导致目前中介组织违规经营问题严重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中介组织加强监管，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实行风险导向复查制度，一旦发现问题，除了对中介组织处罚外，还要直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时笔者建议取消这种类型中介组织的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实行合伙制，因为这种中介组织往往是以个人提供服务为主要特点，如果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当出现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问题时，最后造成的损害要由中介组织来负责，个人只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就变成了个人逃避责任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易行健.《我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J]. 财经研究, 2004年第1期.

[2] 何朝盛，孙多勇.政府采购的流程分析与控制技术[J].《当代财经》, 2004第12期

[3] 蔡春红.《政府采购法》中的立法技术瑕疵[J].《法学》, 2004第2期

[4] 郭平，洪源. 政府采购中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J].《企业经济》, 2004第8期

[5] 杨玉萍. 关于政府采购审计若干问题的探讨[J].《理论导刊》, 2004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