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成本与收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成本与收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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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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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补偿；外部性

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征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和分析的角度描述土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及农民权益受损等问题，缺乏精细的分类研究，提出的建议比较粗糙。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不同层面对现有关于我国土地征用的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对土地征用问题及其外部性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关于土地征用制度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征用制度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一定补偿的法律行为。但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严格界定，存在征用范围过宽情况。陈立根从经济学成本和效益性角度分析了政府土地制度征用过宽的诱因，认为在行使土地征用权对政府具有潜在净收益的情况下，政府为谋求更多的利益，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可能会超出公共利益的目标。陈晓军教授则从中国与德国土地的征用土地对比分析指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变革的重点应是征地程序和补偿，应当复原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并且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张慧芳则在文章《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以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论证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外部效应的出现严重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民权益的受损和社会的零效应问题，因此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可以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来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关于土地征用价格和补偿等相关问题

国内对失地农民安置和补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补偿价格的确定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现行的土地补偿价格采用明显偏低，因为现代农业已不是传统农业，其产值都是高附加值，而非传统的粮食和蔬菜等产值可比。刘燕萍认为，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补偿价格；陈波中等认为征地补偿价格应包括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两部分，一次性补偿主要包括农民的货币收入、培训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永久性补偿主要是土地的增值收益；陈锡斌等认为，经营性用地不应具有强制性，农民应可以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李平等在借鉴美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补偿应以市场公平价为基准，同时规定最低补偿标准，即定下限不定上限。卢海元则提出农民失地是以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是由于土地自身的生产性而具有保障作用，也因为土地的增值过程与失地农民的产生过程具有同步性，另外还因为土地的财产功能。关于目前以货币安置为主的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应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确立“以人为本”和“就业优先”的政策思想，将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入股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结合起来，已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和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突出社会保险安置，切实免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三、关于土地征用外部性表现与问题分析

外部性概念最初是由剑桥大学的马歇尔（A.Marshal1）和庇古（A.c.Pigou1）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种成本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给外部性做了更为精确的描述：外在性就是当生产和消费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到额外的成本或收益，而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经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时，外在性或溢出效应就发生了。外部性分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负外部性就是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肖屹、郭玉燕在《对土地征用中外部性的经济学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过低的征地补偿费使得政府在从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外部成本增加，减少了社会福利，阻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刘玫在论文《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的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的粗略化及自相矛盾，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不属于公共利益用地同样行使征地权以及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受到限制，无力对抗土地征用，致使征地权行使范围肆意扩张，各种建设项目借助征地的强制性在法律的保护下不断侵害农民集体的权益等等。在分析造成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原因时，肖屹、郭玉燕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规定性，使得政府征地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土地价格，促使地方政府的征地规模大于社会最优的征地规模。孙文哲在文章《建立土地征用市场机制》中运用经济学的供求平衡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缺乏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地价强制征地会带来征地规模过大、补偿费用过低等不良影响，这不仅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背道而驰”。邹卫中在其文章《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中运用博弈论分析所的结论：“土地征用最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的成了地方政府收益的来源，地方政府得到的是来源于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农地征用过程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参考文献

[1] 陈利根，陈会广.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与创新：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2003（06）.

[2] 陈晓军.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6（10）.

[3] 张慧芳.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J].探索与争鸣，2004.

[4] 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J].中国土地，2005（02）.

[5] 陈波中.论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J].财经问题研究， 1994（09）.

[6] 李平.美国土地征用制度[J].域外土地，2001（04）.

[7] 卢海元.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几本设想[J].中国农村观察，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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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财产申报制度的现状

（一）困境分析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路径

关于“腐败”，本文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腐败的定义，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本文提的腐败主要指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即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的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组织以及群众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

分析主体上，本文采用经济学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假设腐败行为的主体官员和反腐败行为主体政府均为“理性经济人”，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具有“成本—收益”的分析能力并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本文假设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前后，腐败的成本不变，在腐败行为不被查处的情况下腐败收益也不变；政府提供给公务员的工资为常数，不会因为实施财产申报制度而改变。

本文分析思路为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前后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用收益与成本之差——净收益表示）的对比分析来论证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有腐败可能性的官员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设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大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从而加大腐败成本，会使官员腐败的净收益降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官员则会减少腐败行为；对于反腐败的主体政府而言，设立财产申报制度，会带来反腐败收益增加，但同时会增加行政成本，基于政府视角，是否有必要设立财产申报制度，取决于增加的收益与增加的成本的对比，即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前后的净收益变化。如果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之后的净收益大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之前的净收益，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利的，是必要的；否则是不利的，不必要的。

（二）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

1.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本文的腐败主要指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腐败成本CC(corruption cost)：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提出，腐败并非没有成本，只不过是以隐性成本的形式大量存在。腐败成本就是指腐败分子为其腐败行为付出的代价。从腐败成本的构成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的直接成本CC1，即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包括物质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二是腐败的机会成本CC2。由于一个人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从事某种腐败活动，便不再能有机会将这些资源用于其他遵纪守法活动，由此所自动放弃的遵纪守法活动可能的纯收益，即为腐败的机会成本。三是腐败的风险成本CC3(也可称为受惩成本)，即腐败行为被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查获，并被判处刑罚或党纪政纪处分对腐败分子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2.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反腐败的成本，主要是指反腐败的行政成本——由固定成本FC和变动成本VC两部分组成。FC指反腐败的公务设施的费用，如办公设施成本。VC指政府反腐败开支中的人力成本。反腐败的收益B分为显性收益B1和隐性收益B2两部分，显性收益是指收回了“赃款赃物”，减少了由于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隐性收益是指反腐败取得的社会收益，由于腐败的负外部性，所以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这一隐性收益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因为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费用从而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二是把大量资源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转移到生产部门方面去；三是提高了政府及社会制度的“公信力”和公民感受到的“公义性”，从而刺激了私人长期投资和积累资产的积极性；四是提高了“腐败致富”的成本。

二、政策建议

（一）制度设计要科学

制度设计在申报内容、范围、方式等方面的漏洞，以及与当时的非制度约束不兼容，造成制度难以操作，是导致制度功能失效，运行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要“堵大洞”也要“堵小洞”，避免出现申报主体范围过窄，不能够反映申报主体真实的财产状况及变动情况，避免出现与现行法律法规脱节，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等会影响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性的问题。

（二）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机制

在中国，软政权现象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根源，也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官员喜欢凌驾于制度之上，而且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全体人民的利益增加要以官员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官员会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其实施，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财产申报制度极易流于形式。因此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使“软制度”向“硬制度”转变。

1.提高违约成本，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是否有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要设立相关的法条，规定相对较重的罪名与惩罚，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依法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门还可对当事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以减少腐败形成的预期效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2.设立公示环节。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触角广，灵敏度高，是威力大而成本又最低的监督形式，应很好地重视和发挥这两种监督形式的作用，使之与专门机关监督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如果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示环节，财产申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近些年来重大腐败案件既非因干部财产申报而得到显现，也非因考核制度而暴露出来，而多数是因群众举报、由他案牵出或是中央在巡视中发现。透过这种现象也可以看出，在财产申报制度中，唯有公示，发挥民众监督功能，才能切实达到制度防腐的目的。

3.不断完善与财产申报公示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或制度。诸如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以及对公民举报者隐私的保护、者权益的保障、公民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等等，这些因素是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三）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

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就是要避免机构人员冗余，办事效率低下等现象的发生。否则也会加大政府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本，降低其净收益。

（四）财产申报制度不可仓促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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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继续教育；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队伍是人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继续教育是比任何一种教育质量要求都要高的教育，它是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教育模式之一，继续教育使更多的人投人学习，增强个体学习的知识性和自觉性，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加大对小学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完善小学教师终身教育体系。

一、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1．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一代教育经济学的中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马歇尔，他们认为在各种投资中，对人的投资最有价值，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分析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研究如何对人进行投资。20世纪60年代，是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系统研究，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过程中，该理论进入了建立和发展的黄金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鲍曼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各自有影响力的观点。

2．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1)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形成，具有能动性、时效性、自我丰富性和无限可开发性等特点。按照其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数量投资和人力资本质量投资两大类。(2)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主要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费用。其中，教育与培训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途径。(3)教育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投资收益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其测算原则为收益／成本＝收益率。(4)人力资本理论主张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资本价格的浮动为衡量信号。(5)人力资本的投资标准是人力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预期的未来个人收益和预期的未来社会收益。这种收益要大于或等于它的成本，即人力资本投资额。

二、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1．继续教育是对小学教师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

继续教育是属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投资，是在最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数量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总人力资源的知识水平、劳动活动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的投资。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的发展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我国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许多教师的学历是通过补偿教育获得的，缺乏深厚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能力的培养，教育教学基本功水平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学历补偿教育多是业余学习，在教学研究和专业技能方面还有所欠缺。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提高小学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以提高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为目的。小学教师的整体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在最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不断开展小学教师的后续教育，加强对小学教师人力资本质量的投资，从而发挥人力资本保值和增值的作用。

2．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成本效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是以支付当前投资成本及各种费用的方式，取得未来收益为目标而进行的，只有当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用于满足未来需要的支出的现值时，投资者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个人，他们均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作出投资决策。

(1)学校的投资成本收益分析

学校投资继续教育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指因提供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使用的物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具体而言，包括制定有关继续教育的规章制度的费用；培训师资、有关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用；教育设施的使用、维修费用以及教育设施包含的资本利息和折旧费用等。其机会成本是指教师因参加继续教育而失去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其预期投资成本的现值总和可表示为：式中：C1表示n年全部后续教育投资成本的现值；

Cd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直接成本；

C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机会成本；

C表示第t年的全部后续教育成本；

R表示折现率。

学校投资的收益主要包括教师学成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总和，教师为新课程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由于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等。其预期收益为：式中：V1表示n年所有后续教育投资收益的现值；

正，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收益；

R表示折现率。

对学校来说，只有当V1>Cl时，才考虑派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在一定条件下，学校最关心的是如何降低继续教育的成本C1，有效地提高收益V1。

(2)教师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

小学教师个人继续教育投资的成本也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因参加继续教育支付的培训、食宿、教材等费用，以及时间和精力；机会成本是参加继续教育而减少的收入。其预期成本现值之和为C2，表示方法与学校投资成本相同。

小学教师个人继续教育投资的收益，包括参加继续教育后，由于自身素质提高，使工作成绩突出，以及由此获得奖励增多等各种收益。其预期收益的现值为v2，表示方法与学校投资收益相同。

只有当v2>C2时，教师才考虑参加继续教育。

三、激励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思考

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通过一定的模型计算，证明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而人是这种投资的载体，表现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积极性，才能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学校要在保证继续教育经费的条件下，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教师参加继续教育。

首先，学校要改变单一的经费投入方式，多方位配合共同完成。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是双方的，投资成本也要各方来负担，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除学校出资外，教师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以此加大教师的压力，提高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其次，分层次、多途径地开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和能力层次的教师，开展不同的培训课程。师资的配备、教材的选用以及培训的方式都要灵活多样，让参加培训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水平选择参加，真正做到学有所需，学有所用，利于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学校应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参加继续教育的教师进行鼓励。接受继续教育后，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明显提高的教师，要给予更多资金和荣誉的奖励，增加参加继续教育教师的收益，以补偿其成本支出。当投资收益远大于投资成本时，教师会主动增加对继续教育的投资，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会显著增强，最终达到提高小学教师整体素质，促进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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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委托-；经济规制；法经济规制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65-02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个人的资本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知识、能力变得相对有限，产生了专业人，导致了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分离，两者在企业利润、真实信息、所负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不对称，随之产生了“委托-”问题。尤其在上市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管理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很有可能损害股东的利益[1]。由此造成的经理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管理层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势必使企业蒙受巨额损失。

案例：1930年美国烟草公司总裁Hill的报酬为：薪水16.8万美元，奖金84万美元，特别贷款权27万美元，另外还包括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选择权。美国烟草公司支付这样的薪酬根据是公司章程细则规定的从利润中按比例向高管分配奖金。原告Rogers是美国烟草公司的股东，他就此进行，诉讼理由是这一报酬过高，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公司归还已得到报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法院最终判决认为，公司章程细则可以约定公司管理层的收入与公司的利润挂钩，按比例得到薪酬。但是不得以公司内部章程为依据支付大笔薪金，“掠夺”或“浪费”公司的财产。法院因此支持了Rogers的诉讼请求。根据该案判决，即如果高管报酬数额“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实质和效果上相当于劫掠或浪费公司财产”，则构成“公司浪费”[2]。

由此案例可以看出，只要有股东反对，即使薪酬安排经过董事会批准也不能证明其合法性。高管的薪酬从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演变成公司法的问题，这来源于两权分离的公司独立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分歧，形成了“委托-”问题。

一、“委托-”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委托-”理论是契约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其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传统经济学对“委托-”问题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完全信息。一方面，在完全信息情况下，股东可以清楚地知道董事会及经理人的行动目标和决策行为，摆脱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对自己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股东通过对比企业之间竞争形成的平均利润和企业实际利润的高低，可以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由此，股东根据完全信息支付给管理者薪酬，而不去考虑二者的目标函数是否一致。二是内部控制。按照米勒（1995）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委托-”问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管理人员只取得为适当的、盈利的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经营管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循什么标准或准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有成效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如果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替换他们？”[3]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结构是指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合理配置权限和公平分配利益，实现所有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三是报酬激励。解决“委托-”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设立一个合理的报酬机制。高管的薪酬通常由基本报酬、激励性报酬和福利性报酬三部分组成，通常将基本报酬作为保险因素，激励性报酬视为变动的激励因素，而福利性报酬主要指各种保险和职务消费。公司可以通过将反映过去和未来业绩的会计或财务类指标相联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经营者业绩考核体系。但在现实中，经营者薪酬水平主要依靠自我约束。换句话说，通常是经理聘请董事会，而非董事会雇佣经理。美国公司法学者贝布查克将它表述为“管理层权力理论”，只要在高管薪酬不过分激怒股东，并能采取一定隐藏行为的约束条件，公司高管的决定可以内生于高管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可能给高管带来寻求不合理过高薪酬的机会[4]。

以上是经济学中对于“委托-”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更侧重于第三点，因为完全的信息和合理的内部控制是遥不可及的，而报酬激励不仅操作便捷，往往还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追求效率而单纯地强调对高管的“强激励”，弱化对高管薪酬的控制约束，使得公司高管薪酬“由降低成本的方式异化为成本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形成了高管侵占公司财产，造成公司浪费的一种理由。由此可见，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引入法学已是大势所趋。

二、“委托-”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与法学相互融合，催生出了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法经济学，即从经济学视角，把法律现象等非市场领域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角，进行解释。对此，波斯纳将法经济学总结为“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

经济学信守效率，法律的目标是公正，效率和公正难免会有冲突。但在许多法经济学学者看来，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认为效率即正义，即如果一个法律规则的效率原则无法实现的话，就不会有公正可言，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5]。法经济学和传统法律虽有差异，但对于同一个案件的结论，往往惊人的相似。在以效率为中心分析的同时，并不与公平相对立，引入法经济学的分析不是牺牲公平以换取效率或者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相反，它的正确运用能够在坚持公平标准的同时，更好地解决法律中的效率问题，这也使得法经济学成为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国际的法律案件中，各国法院对于高管薪酬的司法判例并不多，原告获得胜诉的案件更是极为罕见，上述的Rogersv.Hill一案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基于此，我们以法经济的视角，给出明确的解释——界定“合理薪酬”与“公司浪费”的范围。

首先，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成本-收益”的定性分析。

如表1所示，对于处于成熟的产品市场和垄断地位的美国烟草公司来说，可以假设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成本与收益被相互抵消。这是因为，评价法律的效果不能仅仅局限于裁决结果对于原告和被告各自的“成本-收益”影响。案例中的原告Rogers和被告Hill同属美国烟草公司，而国家在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上拥有绝对优势，经理的更换不会对公司的决策事宜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柳学信（2011）在“中国垄断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进展、问题与建议”的统计，我国150家中央企业中，有53家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中央任命和考核，这足以证明上述观点；同时，对于烟草行业来讲，烟草是上瘾物品，它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消费群体相对固定，案件的发生同样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成本-收益”最终可简化如下。

如表2所示，成本仅为司法部门的制度成本，而收益则变为公众愤怒情绪平息并对司法部门和政府信任，烟草公司获得好评并相当于“免费的广告”。这无疑是收益大于成本，是应该积极鼓励的法律规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此类案件极为稀缺，存在明显的法律供给小于法律需求。即便在仅有的几个案例中，法律也没有给出确立的实质性标准，而仅仅是以自由裁量权对公司高管的过高薪酬加以适当的调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公众在高管巨额薪酬问题上的愤怒情绪[6]。在多数情况下，法院还是将公司高管薪酬的决定视为公司内部事务，以法官的学识和经验很难直接判断公司的薪酬问题，因而主要是审查其程序上的公正性、合理性，积极保持“有限干预”的态度。

三、结语

对于“委托-”问题中的高管薪酬过高，一方面，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规制，为企业提供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减少政府的行政控制，从而使企业的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自身价值。但是在现实中，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屡见不鲜。对此，不能否定经济规制，只能说这种状况超出了经济自动调节的范畴，必须加以司法矫正，法律规制是必要的，但显然不是万能的，其作用的范围及其方式都是特定化的。所以，另一方面，落实对不合理高管薪酬的司法矫治，需从经济学的规制向法律的规制进行演绎。

参考文献：

[1][美]詹森，麦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G]//刘瑞中，等，译.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美]罗伯特·克拉克.公司法则[M].，等，译.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1999.

[3]林毅夫，李勇，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J].经济研究，1997，（3）.

[4]B ebchuk，Lucian Arye，Jesse M.Fried & David I.Walker，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69 U .Chi.L.Rev.75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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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成本及其成本分担

高等教育成本一般指在高等学校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费用，也即是高校的在校生在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参照教育成本的定义，我们认为，所谓高等教育成本就是指为使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它既包括以货币支出的教育资源价值，也包括因资源用于高等教育所造成的价值损失。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创立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理论，该理论基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把高等教育成本分为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以及学生机会成本三大类，认为按适当的比例向受教育者收取一部分学杂费以补偿教育成本，同时对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是必要的。简而言之，所谓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实际上是指出了高等教育费用的承担主体应该包括各级政府、用人单位、学校自身及受教育者个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即为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即谁受益，谁支付；谁受益多，谁支付多。

2、高等教育成本的核算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已经由政府、个人、社会共同分担。对学费标准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由于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通常我们选取的是后一种办法。这一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呢？需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成本究竟应该怎样计算，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究竟一年需要多少经费。二是分担的比例应该怎样确定，学费在培养成本中占多少为合理。现行的高校学费标准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规定的，有其合理性，但按日常运行成本核收，其科学性尚有欠缺,当前高等教育学费也存在一些问题。

3、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3.1、高校学费涨幅过快且收费太高

自1997年全国范围实行高校招生并轨及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宣告了我国免费上大学的历史结束。高等教育的学费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现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考虑较多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和经费投入的不足，以及受教育者的成本计量问题，较少兼顾到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引起各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同，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在地域、城乡分布上的不均衡。对所招收的学生不论其来自城市还足农村、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收取同样的学费。伴随着高校学费的逐年攀升，却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尖锐的内在矛盾，即公众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有限付费能力的矛盾。

3.2、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缺位

在抱怨高校收费太高的同时，高校也叫苦连天，办学经费紧张甚至入不敷出，学费只占高等教育成本的一小部分，还可以继续提高。这就暴露出了成本分担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在实施成本分担政策的过程中，如今出现了成本分担缺位的现象，即政府没有提供全部的基建费用，为了解决基建支出的问题高校高收费便成为了合理的借口。其次对于高校成本的核算技术一直是广大研究人员努力探究的对象，由于教育事业本身的特殊性质，很多东西难以量化，这样也就使得高校成本无法准确地制定学费标准。

3.3、学费标准不合理

学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教育成本中个人所应分担的部分，教育成本则源于高等教育的费用和支出。高等学校在制定收费标准时，总是把高校费用中的所有项目都归入教育成本。同时，现行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高校的资源与经费不合理消耗与开支数额巨大，浪费严重，直接表现为高校的费用不合理，特别是其中包括离退休人员费、公费医疗费或非教学人员费等在内的“非教育性”费用比重过大，如此导致教育成本在“不合理”地攀升，使得按教育成本一定比例收取的学费超出了学生个人分担成本的合理范围，导致了教育公平的缺失。

3.4、收费有违收益规律

首先，我国教育财政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所投入的资金是不一样的。这种财政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客观上造成了各教育阶段学费难以体现不同的收益规律，其中以研究生收费最为典型。研究生目前采取免全部学费、单位交、个人交几种收费方式，但学校为了增加收入，除大力扩招自费生外，还大规模举办各种专业学位或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利益驱动下，有的学费偏高，学校对这部分研究生疏于管理，致使研究生总体质量下降。

其次，不同学校或不同专业间的收费差异也不明显，指导价或区别定价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失效。实行指导价政策旨在合理体现学校、专业间的成本或收益差异，但几乎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按规定的最高限额收费，这就使指导价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应有的效果。确定具体学费标准的主体是学校，在高等教育仍属“卖方市场”时期，学校自然就有按最高标准收费的倾向，且在目前体制下各专业的培养成本与收益在技术上也无法加以区别汁算，所以也就导致了学生交纳了超过了合理收费的高教学费却没有享受到高校所应提供的相应教育服务及其所带来的效益。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2]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3]张怡.从供需角度看高等教育学费价格[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8).

[4]王婧，石轶.对教育高收费的经济学思考[J].教书育人，2006(6).

[5]徐国兴．高等教育学费和机会均等[J]．教育与经济，2004(4)．

[6]高阳.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现状与思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10).

[7]徐晓辉，王光宇.高等教育成本补偿问题初探[J]．会计之友，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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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决策 融资决策 动态均衡

一、引言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投资时的项目选择决策和融资时的资本结构决策共同决定着企业的盈利性、风险性和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考虑企业的盈利性、风险性和持续经营能力，进而要考虑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和融资决策行为。

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关注企业的融资决策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早期的无税MM理论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而经过修正后的有税MM理论则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价值。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和企业界已经对企业融资决策会对企业投资决策和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形成了共识。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童盼、陆正飞（2005）、童勇（2008）从企业负债比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负相关的结论。江伟、沈艺峰（2004）从企业成长性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负债会导致高成长性企业的资产替代行为而不会导致低成长性企业的资产替代行为的结论。范从来、王海龙（2006）、李芸达、范丽红、费金华（2012）从企业产权制度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率与投资支出正相关而民营控股企业的负债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的结论。上述学者均是基于财务学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而本文则试图探讨运用财务学和经济学理论并借助数学模型来进行企业投融资行为动态均衡研究的可行性，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一）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1.财务学理论分析

由财务学理论可知，企业的投资决策主要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就要求企业所选择的投资项目能给企业带来正收益进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这里所讲的投资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投资项目的收益体现为企业进行投资所能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值，这主要通过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现值指数或者内含报酬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项目的风险体现为企业进行投资所造成的未来现金流量和盈利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通过对项目值的考察来衡量。无论是对收益性的考察还是风险性的考察，都要涉及到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标，这个指标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动态均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经济学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理论中，产品市场在产品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市场出清，消费者得到最大效用且生产者实现最大利润。在产品市场中，企业作为产品供给者参与市场行为，企业的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决定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供给曲线。消费者作为产品需求者参与市场行为，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以及相应的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决定了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需求曲线。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动是与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企业的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产品市场中供给曲线的变化，进而引起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同理，一旦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以及相应的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产品市场中需求曲线的变化，进而引起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综上可知，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变动都伴随着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波动。企业和消费者在决策时都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波动，并通过对波动后果的分析来判断所作决策的合理性。

3.研究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设想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企业投资决策研究。企业的投资是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得企业价值的增值。而企业的这一目的与产品市场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谓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企业价值的增值是通过在产品市场上的利润增长来实现的。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必然会引起企业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的变化，进而会引起产品市场中供给曲线的变化，即使产品市场中需求曲线不发生变化，产品市场均衡点以及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变化体现为企业利润或现金流的变化，这将影响企业对投资项目净现值、现值指数以及内含报酬率的计算，进而影响企业对投资项目能够带来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的判断。由此可知，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均衡状态，而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均衡状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运用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并通过相关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来研究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态均衡。

（二）企业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1.财务学理论分析

由财务学理论可知，企业的融资决策主要是为了通过合理降低长期资本的成本和风险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就要求企业所选择的融资方式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来满足其对长期资本的需求。这里所讲的融资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对长期资本的融资。企业在融资决策时，必须考虑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和风险。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主要通过债务融资的利息和权益融资的股利等指标来衡量。不同融资方式的风险主要通过企业面临的资金清偿压力和控制权保持压力来衡量。无论是对成本的考察还是风险的考察，都要涉及到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标，这个指标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动态均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经济学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理论中，要素市场在要素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市场最有效率，要素供给者得到最大的报酬且要素需求者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要素。在要素市场中，企业作为要素需求者参与市场行为，企业对要素的需求是由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派生而来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增加要素投入，当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或价格相等时，要素的投入达到最优，此时决定了要素市场的需求曲线。要素所有者作为要素提供者参与市场行为，其决策行为及其提供要素所能获得的报酬水平决定了要素市场的供给曲线。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动是与要素市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企业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或边际成本发生变化，要素市场的需求曲线就会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企业获得所需要素的成本变化。同理，一旦要素所有者的决策行为以及提供要素所能获得的报酬水平发生变化，要素市场的供给曲线就会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要素供给者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综上可知，企业和要素所有者的决策变动都伴随着要素市场均衡状态的波动，企业和要素所有者在决策时都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波动，并通过对波动后果的分析来判断所作决策的合理性。

3.研究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设想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企业融资决策研究。企业融资的目的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所需要素，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企业的这一目的与要素市场上企业追求以较低成本取得生产要素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谓是同一问题在不同理论中的表述。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来实现。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必然会引起其对不同资本需求的变化。企业对资本的需求是由其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派生而来的，企业投资时所需的资金量形成企业融资时的预算约束线，而企业融资时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可以形成企业的无差异曲线，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起要素市场需求曲线的变化，即使要素市场供给曲线不发生变化，要素市场均衡点以及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资本结构以及相应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影响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决策。由此可知，企业的融资决策会影响到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均衡状态，而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均衡状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决策，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运用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并通过相关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来研究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

（三）企业投融资行为决策的动态均衡分析与研究设想

根据财务学理论，企业在投资决策时确认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是通过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企业的利润或现金流计算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现值指数或者内含报酬率等指标来判断的。企业在融资决策时确认融资成本的大小是通过不同融资方式的使用比例及其融资成本计算融资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衡量的。由此可见，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通过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联系起来，二者在决策时相互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在投融资决策时存在着动态均衡关系。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决策者必须对投融资决策进行统筹考虑，找到能够使其都达到最优的均衡点，该点应是能满足企业资本需求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点。

根据经济学理论，产品市场上的企业供给行为与消费者需求行为共同决定了产品市场的均衡点，该点代表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同时，要素市场上的企业需求行为与要素所有者供给行为共同决定了要素市场的均衡点，该点代表了企业在要素市场上实现要素成本最小化的条件。无论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是实现要素成本最小化，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与企业进行投融资决策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见，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决策者就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均衡，找到能够使其都达到均衡的均衡点，该点即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点，此时企业的行为是最有效率的。

综上分析，可以设想将企业的产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将企业的要素市场分析与融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学理论中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进而使得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动态均衡来研究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成为可能。

三、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

综上分析，揭示了企业决策者在投融资决策时出于财务学和经济学考虑的目标共同性，进而设想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来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进行研究。由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都较财务学成熟和完善，因此，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

本文通过阐述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投融资决策动态均衡研究的设想，希望能够将经济学理论与财务学理论联系起来，为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5，（5）

[2]范从来，王海龙.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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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成本之忧残疾人作为一种弱势群体，所占比重较大，但接受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则很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种种。对有些残疾人并不是没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而是没有机会踏入这片对他们而言的“教育新天地”，对这些人而言，在基础教育面前已经是望而却步，高等教育的门槛则更是高不可攀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成本的分担存在不合理的因素。

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实施成本分担的经济学基础，有力的诠释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准确分析了教育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指出人在物质生产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再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它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第一位资本。人们通过教育或培训等方式，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发挥并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工作和实践中发挥其资源优势。因此教育使个人、国家和整个社会都有益教育实行成本分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只是告诉了我们高等教育成本是否应该分担，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分担或者如何分担。基于人力资源理论在教育成本上的诠释，在高等教育成本的具体分担上一般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并基于实际状况在两者之间做出有效的权衡。

美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顿认为，高等教育成本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教学成本、研究支出、学生生活支出和放弃的收益。他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指高等教育成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他们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或支付使用费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他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该来自于四大块：政府、家长和学生、高校、个人或机构捐助者、其中主要向学生和家长收取学费，也包括向学生提供以学生贷款为主的经济资助。基于以上对教育成本的划分以及在充分考虑残疾人这一特殊的接收高等教育的对象的前提下，如何有效的权衡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成为了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成本这一教育财政制度的关键点。

如若按照利益获得原则，则在高等教育中国家、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都获得了利益和好处，所以他们都应该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承担起投资高等教育的责任，这是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并且由于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比例不能过低。这对于残疾人高等教育来说显然是不恰当的，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与文化程度相当的正常的普通人相比，在学业水平、就业状况、实际操作、适应环境等各种能力上都是处于劣势的。因此，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应当根据主体分担的能力来确定，即能力大则多分担，能力小则少分担的能力支付原则来确定成本分担的标准。残疾人大学生与健全大学生所交学费应有区别。能力支付原则不仅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助推剂，同时也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在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上突出能力支付原则是一种正确地选择。

（二）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之切“一保吃饭，二保运转，最后才能考虑教学和发展”是高等院校传统上的理财观念定位。受此陋习的束缚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上不够理性。对于残疾人高等教育而言，我国对其专门性投入整体上不足，缺少专项投入，社会上的捐赠作为一项投入对于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也是“杯水车薪。”经费上的不足给残疾人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为此，要重视广大残疾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拓展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渠道，缓解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在教育经费生的难题。

（三）缓成本之忧、解经费之切基于以上对人力资源理论对教育成本的理论性阐述以及残疾人接在受高等教育时所面临的在教育成本、经费上所存在的实际性困难，如何缓解教育成本之忧，解决教育经费之切成为了重要的关注点。首先，残疾人大学生与健全大学生所交学费应有区别。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的能力支付原则，按照残疾人大学生的实际经济支出承受能力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不能将将收费标准整齐划一。

其次，发挥奖、助、减、免、贷的作用。残疾人就读的院校可以视残疾人大学生的实际状况进行合理的权衡，实行奖、助、减、免、贷。作为成本分担者的高等院校，为保障自身的权益，可以对他们采用“合同式、契约式”的资助办法。作为政府要健全、细化资助政策，确保残疾人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可操作性。再其次，专项、细化管理，加大投入。残疾人高等教育曾一度受到忽视，在管理上不够到位，对此，政府要转变传统观念，加强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专项管理与细化管理。同时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为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师资上的保障。此外，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注重提高资金投入的质量，确保资金投入的使用科学合理。

最后，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多渠道的经费来源。残疾人高等教育不属于我国义务教育的范畴，在我国目前对教育投入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创新办学体制，打破传统的教育成本分担结构，实现多元化、多角色的成本分担。广开渠道，拓展教育经费的来源，鼓励来自社会企业、团体、个人的友善捐赠，以弥补政府在投入上的不足。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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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中西方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中，有关成本概念的探讨一直不曾中断。西方(主要指美国)对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以及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名词委员会的报告成果为代表；我国对成本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关成本概念的讨论也一直存在。本文拟将与成本概念研究现状相关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成本”的定义一是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关于成本的定义。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该定义强调对“多年来成本会计人员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种成本概念进行总结”，从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笔者认为，报告中对成本定义所作的解释和限定，对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为重要。报告在定义之后进一步解释：“成本”是一个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体使用成本时，必须将其与成本对象(costobject)相联系。同时，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蕴涵着这样的事实，成本总是特定成本主体所发生的成本。从该报告对成本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进行研究必须要限定成本的主体和成本的对象，否则成本研究将没有意义。1955年，成本概念委员会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暂行报告》，该报告中提出了服务于管理的计划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业成本的本质”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通常是指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的一定量的价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报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质需要理解以下三个问题：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业风险与成本的关系；计量所放弃价值的方法。对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作为一项成本，为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取得或创造的经济资源的成本应该只包括那些为了实现这一特定的管理目标所必须放弃的价值。但由于管理目标的多层次性以及管理行为的多样性，成本报告中所列示的放弃价值(成本)会因企业和特定管理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决于决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等关于成本的定义。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对成本的定义为：“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劳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成本可以分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已耗成本不能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应列为当期收入的减项，或借记保留盈余。70年代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成本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所蒙受的牺牲、放弃或抛弃。8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F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成本的定义为：“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即为了消费、储蓄、交换、生产等所作的放弃”。三是我国关于成本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将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除引用西方关于成本的定义之外，从我国学者对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来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企业)成本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耗费的本钱。……成者，完成、实现之意；本者，资本之本，本钱之本”(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专业委员会，1996)；成本是“特定的会计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发生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代价”(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为实现特定经济目的(不包括偿还债务、退还投资)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流出的时间既可能是现在，也可能在过去，还可能在未来；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现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转让除现金以外的资产，还可能是提供劳务、承担债务，甚至是发行股票等，其结果既可能导致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也可导致负债的增加”(张敦力，2004)。四是对中、西方成本定义的评述。中西方对成本定义的不同表述，体现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规范化上的差异。西方对成本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定义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西方关于成本概念定义的落脚点多为价值的牺牲或放弃，作为货币计量结果和表现的“价值”在成本定义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牺牲”作为成本本质内涵的表述也是相当抽象的；而我国对成本的理解长期以来受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成本价格论述的影响，对成本本质内涵的理解倾向于具体化。尽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认识上，还是共识居多的，如对成本目的性的认识、对成本主体的认识、对货币计量的认识等。

(二)成本的本质对成本所下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成本本质的理解。中西方在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放弃”和“耗费”的不同倾向。一是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1955年的暂行报告之后对企业成本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研究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成本概念(如沉没成本、付现成本、真实成本、机会成本、可控成本、可变成本等)统归至企业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试图寻找各个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业成本的本质。Noaon M.Bedford对企业成本本质的分析思路为：现金支出_÷现金牺牲一现金放弃一价值放弃。将企业成本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价值放弃，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的广义性，使得成本计量的多种方法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不同计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准确性。以价值放弃作为企业成本的核心本质，允许以多种货币金额来计量不同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全部本质就更清晰地体现在对成本计量方法的考察中。企业成本概念的多样性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企业成本因企业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业成本因其预期被计量的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为取得或创造经济资源而有目的放弃的价值所包含内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类似于数学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质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现的企业成本内容之中，与此同时，又不限制不同企业成本各自的计量需要。而我国理论界对成本本质的理解则在对西方吸收借鉴的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解释。

二是我国关于成本本质的耗费论。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在西方是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领域、多种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国理论界也对此观点多数持赞成意见，所不同的是，我国学者认为，价值计量的事物(对象)才是成本的本质，从而将成本本质具体化为资源的耗费(戴新民，2003)，或资本、本金的耗费(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委员会，1996)。还有观点认为成本本质上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效率(阳昌云，2000)。随着成本概念的发展，成本本质的“资源”观逐渐建立起来，如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一为管理创造价值》一书中提出：“成本是资源的一种损失”；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学一以管理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目标所失去或放弃的一项资源”。

三是对中、西方成本本质的评述。无论是西方的放弃论还是我国的耗费论，在成本所放弃或耗费的内容即价值的表现对象上，即资源，中、西方的认识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认为成本是资源的放弃，而我国认为成本是资源的耗费，放弃和耗费有何不同，该点在明确了下一个问题“关于成本与费用”之后会变得较为明晰。放弃(melease)中包含牺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两种含义，也就是说放弃既表明资源的转化，又表明资源的使用，而耗费则表示资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义费用时使用耗用，而定义成本时多使用牺牲。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成本和费用的不同。本文认为，对于成本的本质，西方的放弃论较我国的耗费论更为科学、全面、合理。

(三)成本与费用费用概念以及成本与费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话题。事实证明，理论界对成本与费用概念的规范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关于费用的研究资料中，对费用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例如，费用有时被作为成本的同义词使用，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词语的限定，费用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义的一般概念；而多数情况下，费用指服务成本(与有形的产品成本概念相对立)或者专指与销售、管理、财务等活动有关的服务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数权益派学者将费用作为是总收入的减项，利润的决定因素，总体看来，西方围绕费用概念而产生的争议并不少见。在我国，对成本与费用概念及其关系的讨论，其观点也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其间有本质的区别。成本与企业特定资产或劳务相关，而费用则与特定期间相关；成本是企业为取得某种资产或劳务所付出代价的量度，而费用则是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资源耗费金额；成本不能抵减收入，只能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费用则必须冲减当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中；类似的观点还有，“成本”和“费用”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的概念。从概念体系的科学性上讲，需要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用来说明企业资产形态变化过程中的计量标准；一个用来说明经济资源的消退；有学者将成本和费用的关系图示为：成本性费用资产成本损益性费用；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体为一定目的而发生的耗费。成本适用于“主体目的已达成”的场合，费用适用于“主体目的执行中”的场合。 　笔者认为，成本与费用关系的研究适宜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即财务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以及管理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的财务成本与费用的关系研究，因而得出将成本与费用概念严格区分使用的结论，这是合理的与必要的。在财务会计层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费用的观念，严格区分成本和费用，从而规范概念的定义和使用。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费用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费用概念的狭义化趋势。与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对成本的定义适宜采用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定义，即：“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财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狭义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资源的转化，狭义的费用(小费用)表示资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规范之后，财务会计层面成本与费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管理会计层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费用观念，即将成本和费用均视作主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弃或耗费的资源，将成本和费用作为本质上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不加以严格的区分，这将有利于在大成本观下不断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

有观点认为，会计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方面，而成本概念在会计学及经济学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会计学应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关联，佩顿(W.A.Paton)认为：“在某一领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术语无法移植到另一领域”。他指出，“至少，在没有严格限定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必须意识到，会计则和概念从计量的角度上来与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明显不同。只有对基本原理的深入训练才是对会计人员真正有益的，而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对经济学家所陈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会使会计人员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论基础之上展开会计程序”。经济学中的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并由此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进行正确认识。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会计学与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进行阐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范式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会计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则是会计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在经济学中，从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经济学对范式的发展，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对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它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据对成本收益工具的运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可分为传统成本理论和现代成本理论。其中，传统成本理论中的代表概念为：短期成本、长期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现代成本理论中的典型概念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经济学用以进行效率分析的工具。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讲，成本是会计计量的一种重要属性(基础)，它决定着会计报告的结果。虽然成本在经济学和会计学各自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与作为“计量属性”的成本，其内在含义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对成本定义的方式和内容存在差异。

(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经济学家将成本称为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s)，根据C.E.Cox的定义，“经济成本是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因努力和节约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这种痛苦成本是主观的。经济学家对成本问题的研究采纳的是社会的观点，其出发点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个的生产者，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全社会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单个生产者的具体问题。与经济成本不同，会计人员关注企业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业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所必须作出的支付。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单个的企业或个体，关注个体所有者的回报(盈利)能力。因此，概括来看，会计学中的成本是微观的、具体的、方法层面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抽象的、本质的。经济学家将生产者看作一类人，而会计工作者必须从个体(业主或企业)的角度计量现实成本的发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经济学有时被定义为一门基于价格研究现象的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成本的关注源于价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响价格、以何种方式决定价格、以及成本对价格的决定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成本的理解如图2所示。会计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复杂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成本进行追溯(反映职能)。在会计学的分析中，基于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尤其是“会计分期”假设而将全部支出区分为“成本”与“费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确定每期的收益及资产价值。由此看来，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异，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因此，他们在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与此相比，会计学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记录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货币。他们衡量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机会成本(曼昆,1999)。因此，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是无法直接应用于会计学领域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经济学和会计学对同一客体进行研究时所限定的范围，所使用的方法，所关心的结论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经济学成本理论为会计学成本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而会计学的成本理论则是经济学成本理论的具体运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构建

作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质的约束下，其内涵和外延日益呈现出广义化的趋势。对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条件下正确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从而提供或获取确当的成本信息，双方都需要对与一般性成本概念相关的必要因素进行明确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构建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将这一框架的构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进行关系构建，即构建成本概念中所体现的成本主体、成本客体以及成本对象之间的关系；其次针对各种关系要素的具体化，进行特定条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内容和程序构建，称之为解释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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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难以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收入低。由于生理上的障碍，残疾人的家庭收入远低于健康家庭的收入，很多残疾人连初级教育都无法完成。二是高等教育的入学制度。由于视觉、听觉等障碍或身体残疾，使得很多残疾人无法通过高等教育的体检标准。即便进入了大学，由于高校中缺乏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便利设施，残疾人也难以完成学业。三是特殊教育机构缺乏。我国为残疾人高等教育服务的特殊学校非常有限，残疾人所能学习的专业和选择更是少之又少。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教育与残疾人教育的结合，在让更多的残疾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网络教育机构比较关注社会慈善事业，也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会提出疑问：有爱心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很多，但为什么难以像网络教育这样长期而持续地关注慈善事业呢？网络教育是否天生就具备某些与传统教育不同的优势呢？网络教育是否天生就比传统的高等教育形式更适合于开展慈善事业呢？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转而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思考，我们就会寻找到非常有趣的答案。

网络教育服务的数字化产品特性

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比如网上资讯、网上医疗等。网络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数字化产品。借助互联网，教学双方跨越了时空界限，教学方式、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学习情境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网络教育作为数字化产品而具备的如下特性：

其一，不可破坏性。数字产品不会磨损，没有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之分。数字产品的生产者是在和自己已经售出的产品进行竞争。在网络教育中，教师的授课过程、课后作业、讲义等所有教学内容都是以数字化文档的形式所记录和保存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学习课程。只有在课程内容本身需要更新时，教师才会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录制。否则，该课程就永远不可被破坏，老师也永远不会因为学生的重复学习而筋疲力尽。

其二，可变性。数字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被进行修改。现在网络教育正逐渐转向以“知识点”为中心来进行课程学习。对于一门具体的课程而言，通常情况是：其中的部分内容陈旧老化，而其他章节仍然适用。由于数字产品的可变性，教师只需要对过时的内容进行更新即可，从而大大降低了更新成本，也有利于学习者及时获取最新知识。

其三，可复制性。数字产品极容易被复制，也就是说它具有高沉没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点，甚至有时候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特点是网络教育适合于从事慈善活动的核心原因。一门课件的录制成本很高，但是当教师录制完一门课件之后，这门课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学员的学习，网络教育所增加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既然网络教育可以为残疾人提供边际成本为零的服务，这样的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偏远地区的学生。如果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学生和教师的授课行为受到时间、地点以及教师资源限制等诸多问题的约束，因此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无法听到名师的授课。但是，如果采用网络教育的方式，只要当地具备相应的计算机和网络条件，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络教育的外部经济性

互联网环境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例如，在计算机网络中，有一个新的进入者A。A和网络经营者受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的约束。合同双方以外的人都是这个特定合同的“外部”。但是，属于“外部”的某个已入网者B却可以与A进行沟通。这就是说，A与网络经营者的合同给“外部”提供了方便。这种情形被称为“网络的外部性”。

网络外部经济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系统性、网络内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和网络基础设施长期垄断性。首先，不论网络如何向外延伸，也不论新增多少个网络端点，都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同原网络结成一体。因此，整个网络都将因网络的扩大而受益。其次，在网络系统中，信息流并不是单向的，网络内任何两个端点之间都能相互交流，信息交流的机会从理论上说等于n2，其中，n为上网人数。这就是关于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梅特卡夫法则是由美国人鲍勃・梅特卡夫提出的，其内容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中节点数的平方。这意味着网络的外部经济性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随着上网人数的线性增长，信息交流的可能性将呈指数态势上升，并且在整个网络中没有“中心”或“首脑”区域的存在，即使网络的一部分端点消失了，也不影响其他端点间的正常联络，这就保证了外部经济性的普遍意义。最后，网络基础设施，比如通信设施等，一般都具有投资额巨大、垄断性强等特点。这就决定了网络外部经济性的长期存在。

通过对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残疾学生利用网络教育平台进行学习，将产生非常强的网络外部效应。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双向的广播系统，它混合了双向通信――如电话和传真（一对一通信）与广播媒介――如电视和收音机（一对多通信）的特点。前一特点主要体现为互联网作为网络平台的功能，如值机答疑平台和聊天室等。不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康人，都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交流学习经验、学习心得，或者共同完成一项案例。思想的交流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另一方面，作为广播系统，互联网更多地是以一对多的形式传递和发送信息，增加的用户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的用户之间进行双向的交流，这不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网络用户的效用。比如，老师对某个同学某个问题的回答，所有其他同学都可以浏览和分享，残疾人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网络教育与残疾人教育的结合，对于提升社会福祉以及跨越数字鸿沟都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很多台湾商人都在大陆边远地区捐款发展互联网，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网络教育与边际收益递增

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随着投入的增加，单位收益呈递减趋势，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该规律是工业经济中的基本 法则。

但是，在互联网络中，许多产品的生产，比如电脑软件的生产却并未遵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或者说不是直接遵守这个规律。其原因在于，信息资源是网络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要素，而信息资源具有再生性、无排他性的特点。其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比如一个程序一旦编写成功，它的再生产和销售几乎不需花费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对于传统高等教育而言，高校对学生的服务从传统意义上说是一个受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的行业。因为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的教师资源、教室资源、住宿条件、图书馆资源等各方面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时候，如果让高等院校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也的确勉为其难。但是网络教育发展起来之后，教学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大幅度下降，教室资源、住宿条件等约束已不复存在，教学成本的降低使得网络教育机构可以进一步提供最佳服务，因此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满意。这样就进入了递增收益阶段。

网络教育与范围经济

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企业只能通过大规模生产同一种产品，从而降低成本并获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小型化，传统的规模经济生产方式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在信息网络经济社会里，企业却可以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这就是范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