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激励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激励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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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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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经济学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经济学的方法说明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三，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实施法律。

（一）运用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学上，存在众多的争议，包括强者利益说、规范利益说、命令说等等，这些是从法学渊源或者法律的表现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没有一种理论真正能够说服另外一种理论。从逻辑上看，这些定义的哲学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层面，也无法实现一种理论说服一种理论的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所涵盖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方面，权利义务本身是一种资源，另外一方面，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或者对象也是一种资源。法律产生的原因就在18于权利义务资源的稀缺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规定谁能获得资源、享有资源，是法律的价值所在。法学和经济学很少涉足对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问题的探讨，如对于太阳光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在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法律对于权利义务的不同配置将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福利问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问题，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实现。另外，“法律是什么”也体现了法的价值问题，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一般认为，在排除特殊情况之下，③法的最高价值应是公平、正义、自由等。按波斯纳的观点，正义有两层含义：第一种是指分配正义，是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平等；第二种含义是效率，并指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5]效率是经济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以效率作为价值目标。而在法律环境中，效率目标经常会被弱化，导致法律制度设计不当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我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起到监督公司运行和管理层的作用。表面上看在双从监督体制之下，公司内部治理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将两项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应考虑到公司监督部门相互博弈导致监督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价值。

（二）用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解释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有法学学者认为，法律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种表述似乎能够解释所有的法学现象，但过于抽象，实践价值有限。自然法认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可以解释法律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证伪性。法和经济学产生以后，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直观地解释法律，并且也相对简练。在解释客体是遵循简约化还是复杂化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解释的复杂化能够更加全面的反映现实，但面对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我们力求能够以更加直观精炼的方式说明法律的自身内在运行机制，为我们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下面以三种经济分析工具实例予以说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应用最为广泛一种方式。成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沉没成本、社会成本等。例如，《侵权责任法》中，人身损害需要赔偿医药损失及误工损失等。医药损失属于会计成本（直接成本），而误工损失则属于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在法律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在确定赔偿方式时，法律很少规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没成本无法挽回。在经济分析视角下，收益和效用有着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观的评价标准，为强化预测的确定性。效用主要体现为主体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观上对某一客体效用评价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认为这也是有效用的。这表明，效用同时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属对于受害者生命价值的评价不一。我国法律一般规定赔偿标准为一定年限乘以区域城市或农村平均工资水平。如此规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这也表明了沉没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层面上，不仅包括效率，同时也包括法律的稳定性、秩序等其他价值。在具体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会注意到效用的多样化，寻求效用的“一般等价物”。在美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审理法官汉德提出了汉德公式：B<PL；B指预防事故发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现实损失；P指事故发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预期损失。即潜在的侵权行为者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发生的概率乘以预期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时，行为人才负过失侵权责任。对此公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数值的确定。比如B和L的确定在实践中有不同方法。当P值无限小时，可以将事故认定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对于P值无限的大接近于1时，就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如果不希望的结果出现，一般来说属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观是故意的，那么，行为人需要做出补偿或加以惩罚性赔偿。在侵权的责任证明方面，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一般来说，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我国法律中也规定了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八种举证责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规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于原告举证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等成本要大于被告举证的成本，那么，从整个社会效率公平的角度来说，部分举证责任倒置是必须的。如环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专业性，对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较为熟悉；而对于原告来说，却非如此。原告如果欲获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学检测、实地调查、专家咨询等，总成本较为高昂。法律上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在经济学上体现为社会成本进行了效率转移；同时，环境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了违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规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上，当无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只需通过供给和需求的自由调节便可实现市场出清。但在现实中，市场容易出现失灵，产生了社会成本的增加或者社会福利的减损，导致成本效益发生变动。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会导致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发生变动。外部性问题是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这里将分析两个常见的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和教育。负外部性：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为例。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除了证明责任倒置、实行环境刑事责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违法的成本之外，税收制度的改革也较为重要。尽管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胜诉率水平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胜诉率最高能够达到80%，但这种事后规制无法挽回沉没成本，而事前预防（如税收）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解决手段。欧洲、加拿大及我国都已开征环境税。环境污染是污染者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产的时候其只将私人成本算在生产成本之中，而未将社会成本算入生产成本。由此引发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税收（即庇古税）进行调节，使供求实现包含社会成本在内的新的均衡。20世纪末，西方国家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开征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2011年12月，我国适时开征环境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一个以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为政策目标的新的税收类别——环境税收正在悄然兴起。正外部性：以教育为例。因教育在短期内投入成本要远远大于其收益，如果这些成本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贫穷家庭将无法支付教育费用而被迫放弃教育，由此恶性循环将会导致国民教育水平持续性偏低。此时就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成本进行转移，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农村辍学率仍然较高。东北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个省的部分农村初中学校进行调查，显示初中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经费持续偏低（在我国，1993年法律规定教育经费应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占7.4%—4.9%）。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强制性规定教育经费必须达到一定标准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论分析将博弈论引入法和经济学，是法和经济学的一次飞跃。由于博弈论和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所以博弈论和经济分析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为法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日益流行起来。博弈论所考察的是一种交互行为的决策机制，法律关系往往具有多方性，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通过实行法律行为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各方主体以法律为博弈规则，开展博弈行为。通过博弈论思想，可以帮助理解法律关系的产生运作机制和法律规定背后所埋藏的规律。以垄断中的古诺模型为例。假设存在两个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的厂商，如果两厂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两者单独生产获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选择合作，另外一方选择背叛，选择背叛所产生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合作时所产生的收益，而选择合作者利益相对受损严重，在都选择不合作时可以得到一个中间收益。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双方最终都会选择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而厂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彼此会有意识地会达成垄断协议，约定产量或者固定价格，于是垄断就产生了。限定最低价格或最高产量减少了市场上消费者的福利，政府为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会限制企业之间达成垄断协议。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弈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反垄断法要禁止某些垄断行为。同样，在侵权法、合同法、刑法、监管法等多个领域，博弈论所建立起的多种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法律运作机制的理解。博弈论考虑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动态性、个人理性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规则下，博弈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的。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下，理论上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同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有较大偏差，但博弈论模型仍趋于对现实的真实反应，不断引入更多的外生变量，减少不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三）如何进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实践法和经济学除解释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导立法以及法律实施。有许多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寻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终只能追溯历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诺斯提到“我们的世界是否各态历经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下，我国现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历经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这给立法者、法律实践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法和经济学的方法相对更具有弹性。同时，经济方法的应用也使得法律思维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评估为例。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最终可以通过成本和收益反映出来，立法评估，主要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即在立法过程中，最主要的评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估方法，但这种方法在法律实践中会存在不少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定量困难。但评估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评估的标准和手段实现。例如，美国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评估的项目不能够进行量化和不能货币化的情况下，作定性分析和陈述性评估。

二、对法和经济学理论批判的简要说明与回复

（一）关于价值主观性的问题价值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强调价值的主观性，容易忽视价值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价值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人都会认为货币和法律均具有价值。在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追求财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时间段人类的要求。

（二）关于忽略其他价值的问题逻辑上说，肯定A不意味着否定B，追求财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会否认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当然这些价值有可能是冲突的，例如，效率违约涉及合同两大原则：效率和合同必须履行原则。我国合同法并未直接规定情势变更原则，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剧，而市场则变化得更加莫测，经济形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情况，一旦此类低概率事件发生，合同继续严格履行，对于合同履约方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也不会强人所难”，故《合同法》承认了情势变更原则。法律质量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法律的弹性，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效率价值和因地制宜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的互通性，当效率价值在合理的程度内实现时，其他价值同样也能得以体现。

（三）关于本土化的问题法和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学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相对于法学来说，经济学是一门意识形态较薄弱的学科，更容易实现国际化。担心法和经济学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两大法系的渊源不同。但两大法系的差别最主要体现在过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间的差别是极其有限的。以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为例，其与美国辩诉交易规则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可以经过本土化的加工，从意识形态较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将法和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之中。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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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动力；高校；经济学英语

中图分类号：G4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205-02

教育心理理论认为，学习动力是在个体学习心理系统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下，“由个体的需要、兴趣、动机以及信念、理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个性心理倾向所产生的，来自主体自身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是动力性、结构性、生成性、系统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该合力引发、维持并强化主体的行为过程，直至达到目标。学习动力系统由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动力系统构成。其中，认知系统是接收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等认知活动的内部控制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学习中的智力潜能。行为系统是由行为、行为结果的评价和习惯等因素构成的外部执行系统。而动力系统则是激励学生的学习活动的内部驱动和调节系统，它影响学生的知识、思想、行为和信念的转化过程。

学习动力有目标引力、内部驱力和情境动力三种形式。目标引力是学习目标对大学生的诱引倾向，其作用通过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等因素表现出来。内部驱力由学习者获取知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需要引起，并推动学习者从事满足这些需要的学习行为的内部激起状态。情境动力是由与学习者学习相关的外部情境而使学习者持续学习的倾向，其主要以奖励与惩罚形式表现出来。

一、研究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第一，教师建立适当的、发展性的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英语的效率。第二，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动，使学生感受到学业成功，能维持和加强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学习过程的持久性。第三，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通过灵活的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能使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

二、经济学英语课程最佳学习心态的构成

经济学英语课程最佳学习心态由轻松感、愉悦感、新奇感和成功感构成。第一，轻松感。学生在轻松的时候，思维就会变得迅速敏捷，这加速了知识的接受、加工和结合的进程，知识也能迅速得到巩固并转化为能力。第二，愉悦感。愉悦感是最好的诱发剂和最有效的精神振奋剂。学习中有了愉悦感，学生就会积极主动，不知疲倦，思维机制也会加快运转，知识也会很快被吸收。第三，新奇感。新的教学信息，新的教学方法，新颖而又有启迪的教学模式会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而这种状态最有利于接受知识。第四，成功感。学生在学习时，每取得一点进步，如能及时得到肯定，便会有一种经常的成功感，使他们看到自己努力得到的成绩，从而树立信心和进取心。

三、学习动力理论在高校经济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方案

为了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

（一）提出适当要求，建立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

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是推动学生学习活动的直接动力。建立适当的、发展性的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提高经济学英语学习的效率。第一，难易适中，突出自主。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要适中，并且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学生预想自己可以实现，学生就会积极的投入经济学英语学习活动。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并结合教学的要求来建立这样的目标。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要具有自主性，要出自学生自愿，由学生自由选择、自主安排。在学生自主动力作用下，学生会积极投入学习活动中，而不需要外力的督促和控制。第二，重视过程，注重体验。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的确立，要以经济学英语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本身为重点。该过程激发直接学习兴趣、指向性明确，没有中间环节。这种学习目标一经建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行为动力，并伴随着一种自我愉悦感。第三，目标转化，动力内化。一般情况下，学生怀有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感、荣誉感，因此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共同的经济学英语学习任务，形成群体性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当利用群体性学习目标的间接动力激起学生投入到经济学英语活动时，教师应适时的引导他们理解学习的价值意义，让学生在经济学英语学习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魅力，成功的乐趣，从而增强经济学英语学习的自信心。一般可以采用合作式教学法来培养群体性学习目标。

（二）体验经济学英语学习成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学习活动被激发起来后，需要有持续的学习动力加以维持和加强，以保证学习过程的坚持性和效率。在经济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面向全体学生，鼓励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英语的自信心。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在经济学英语教学实践活动中体验成功的乐趣。第二，引导学生自我评价，体验成功与进步，促进学习动力的加强。经济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适当的评价，并在评价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学生的自我评价方式，可以增强学生的成功体验。教师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效率等进行分析评价的能力，使学生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学习过程、寻求学习策略，保持学习的动力。

（三）根据学生的心理变化调整经济学英语学习内容，克服课堂疲劳心理

教师在安排经济学英语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尽可能避免使学生产生疲劳心理，或在学生产生疲劳心理、兴趣开始转移时，及时调整学习内容，使学生接受新的刺激，重新兴奋起来，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种：第一，采用灵活多变的经济学英语教学方法。教师在进行教学环节设计时，要注意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如小组讨论、正反辩论、单独发言等，而听、说、读、写各种训练方式也要灵活变换，使他们始终处于新鲜的刺激中，大脑不易产生疲劳。第二，掌握“逗引”的教学艺术。教师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巧妙的问题逗引学生去深入探究教材，领着他们去领略无限风光。“逗引”能迅速打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并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逗引”还能训练学生的求异思维。教师要选准“逗引”的时机和突破点，以此来引导学生去听、去说、去读、去想。第三，掌握教学幽默艺术。教师要擅长运用活泼的、富有情趣的、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教学，将教学引向成功。幽默能使教学过程更轻松、更有趣、更有效。尤其在学生进行了一段强度较大的学习之后，大脑很容易产生疲劳，这时如果能适当地动用教学幽默，不时给人以轻松愉悦的笑，就能保持大脑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性，减轻疲劳，振奋精神，增强学习兴趣。实验表明，学生对含有幽默色彩的内容记忆最深刻。总之，教师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其注意力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确保学习任务高效地完成。

（四）优化经济学英语学习环境

系统论认为，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两方面协调，可以使系统在原有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潜力，从而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效果。因此，对经济学英语学习动力系统的开发要重视其外部环境。经济学英语学习外部环境包括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交际环境。第一，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指学校设施、经济学英语教学设备及有关学习资料等。教师要利用高校的物质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发挥校园设施的影响力。教师可以通过对校园物质环境的设计和校园景点的布置，来树立一种正确的导向，激发学生经济学英语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果。其二，利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结合经济学英语教材内容，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把丰富多彩的、形象生动的视听信息合理地呈现给学生，实现教学内容从抽象到具体的良性转化。第二，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指的是经济学英语学习之外的、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实际影响的一切校内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等。教师利用高校的文化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开展各种课外活动，构建能够激发学生情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情景和氛围。其二，塑造积极向上的班风，构筑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学生在一种积极的班级气氛中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形成健康的情感，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第三，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在经济学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比较稳定和持久的关系。教师利用高校的文化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经济学英语教师的情感能陶冶学生的品德。教师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情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并加强学生的情感动机，直至形成稳定的情感特征。其二，经济学英语教师的精神风貌能满足学生快乐求学的需要。经济学英语教师良好的思想言行、感情意志、道德品质能使学生的心理中包涵更多的崇师、敬师和亲师的理智情感。

参考文献：

[1]田慧生.活动教育引论[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

[2]林崇德.学习与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吴光林.对高职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7）.

[4]陈锋.农业院校大学生学习动力的调查与对策[J].教育探索，2007，（8）.

[5]张敬国.学生学习动力初探[J].教育探索，2005，（2）.

篇4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篇5

新供给经济学在引入供给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需求侧；同样新供给经济学在强调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其在长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新供给经济学在强调供给侧结构调整和改革，但是改革不仅有供给侧改革，还有需求侧改革。中国经济需要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单纯强调一个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全面改革。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P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共识形成之后，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越来越流行。但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进行的，也就是主要围绕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来展开讨论。实际上，不管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何，中国未来每年面临的问题都将是产能过剩。因此，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一边。

我国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

我国现在强调供给侧，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具有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技术环境等要求中国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供给侧调整等都是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方式，因此，强调供给侧实际上就是强调供给管理。

首先，扩大消费需要供给管理来创造有效供给。目前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所以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就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消费者在国外的购买行为表明，我国是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但我国却没有相应的产品的有效供给。有些产品我国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但要么因为我国生产厂家缺乏职业道德致使国人对国产货不信任，比如“毒奶粉”，要么因为国内价格过高，尤其是部分国产货在国内的价格居然高于国际价格，结果导致我国消费者宁愿去国外消费。另外，中国的消费升级也要求供给侧调整。中国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大幅度提高，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消费者在国外大举购买奢侈品的行为上。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这类消费品，中国消费者就不需要出国去购买，这种对进口货的需求就转化为对国产货的需求。

其次，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的国家变成了劳动力短缺、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技术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要求我国进行供给侧的调整，包括技术水平、产品结构、制度等方面的调整。

再次，部分过剩产能也需要淘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可以通过扩大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供给来应对。我国以前曾经通过限产压锭的政策减少了纺织业的低端过剩产能，现在也可以考虑压缩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但是，在通过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时，尽量不要采取行政手段确定被淘汰的产能，而是通过提高环境标准、质量标准、生产安全标准等方式来淘汰落后产能。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消除寻租空间，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最后，现在中国需要实现从关注需求数量到关注需求质量的转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注重需求数量，不关注需求质量。就货币政策来说，传统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的，其结果是随着利率的降低，投资的预期收益越来越低，即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如果此后利率突然上升，那么这个政策刺激出来的劣质投资就会亏损，相关贷款会成为烂账，烂账规模如果太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而供给侧调整针对的是消费者本来就有但未被我国供给满足的需求，这种需求本来就是优质需求，因此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助于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我国的需求侧改革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是把需求放在短期框架内考虑，几乎没有从长期考虑需求的。目前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关于生产能力或者潜在产出长期增长的理论，对于需求的长期增长基本上没有涉及。即使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涉及需求，也是假定长期内供求总会实现均衡，因而对需求的长期增长不予深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需求和供给同步增长；如果需求的增长跟不上供给的增长，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反过来，如果供给的增长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商品短缺的危机。

所以长期来看，需求必须能够增长。但一个经济要想长期健康增长，需求必须是优质需求。所谓的“优质需求”，指的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或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因为新产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消费热点，这种新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一般较高，因此就属于优质消费；或者一个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投资机会，因而可以得到更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也是优质投资。

相反，目前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和投资预期收益率来刺激需求的，因此刺激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随着利率的降低，预期收益率更差的项目被采用，因此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最后，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利率上升，这些项目就会亏损，相关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规模一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否存在潜在的优质需求？其规模有没有可能保证中国的长期增长？

……

Q ：《财经界》

A ： 苏剑

Q：《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A：本书把供给管理引入了宏观调控，形成了一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并用这一宏观调控体系讨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实际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和发达经济的新常态，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书还讨论了供给侧调整与中国的经济转型，并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的供给侧面临的严峻形势。

书名中，我用“新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不全是为了宏观调控体系，而是着重于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因此对需求的理解较好；但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面临过商品短缺问题，因为对供给的理解就不够。所以在这些国家供给管理即使被用过，也是昙花一现。而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则长期面临商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在理解和促进供给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素材，尤其是在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变迁调节生产者的激励从而调节总供给的案例非常之多，就中国而言，就包括农村的、国有企业改革、金融w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发展出一个好的总供给理论，在抽象掉国家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现有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总供求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因此，如何从转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弥补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解释，也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

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潜力很大，我们且行且努力、且珍惜这个机会。

Q：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各个层面、各个地方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解读，说法不一，有些存在误读，您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A：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产能过剩，这就要想方设法扩大需求。但是从中长期看，扩大需求只能靠产品创新，短期内可以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是不可持续的，会引发金融危机、财政危机。

所以遇到产能过剩这样的问题，并且想要长期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产品创新，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新的消费热点、新的消费品，这样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消费。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富裕的一个体现是我们能够消费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一百年以前，我们可能只管吃穿住，现在有了除了这些基本生活之外的许多东西。

商品种类的增加，依靠的是创新。比如说手机、电脑、互联网、电视、电话……这些东西，在一百年前是没有的，这些发明就成了我们新的消费品。产品种类的增加，使得消费增加。以吃的为例，光传统产品，人的胃只有那么大，因此要扩大消费品的种类，这要依靠产品创新。

此外，还要对外开放，让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商品种类增加。饮食行业为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食品，有了对外开放之后，每个人可以消费的商品种类增加了，这是扩大需求的最有效的、最长期的办法，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福利。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好处，扩大了中国以及沿线国家老百姓可以选择的产品种类和产品范围。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来看，上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到头了，但下一次的科技革命还没来。无线通讯、互联网、计算机等带来的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被普及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消费热点。如果下一次有更多的消费热点的科技革命爆发了，世界经济就可以从危机中走出来。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也是发达经济体的事。现在人们没有新的消费热点，人均消费上不去，消费处于饱和，只有增加了新产品，人均消费才能增加，市场规模才会扩大。在市场规模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在争抢现有的市场份额，因此只好在供给侧做文章：美国有美国制造2020，德国有工业4.0，我们有中国制造2025，巴西、日本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政策，都是在供给侧做文章，都在抢市场份额。所以，供给侧调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世界各国都面临结构调整。

中国现在与别的国家面临的形势不完全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老百姓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应该可以达到12000美元以上，美国现在是55000美元左右，我们离美国还差太远，意味着假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能够赶上美国，中国经济还有翻两番的空间。所以，从需求来看，空间还很大。翻两番意味着中国还会以7.0%的速度再增长20年，从这点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我们要弄清楚下一步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人均GDP是比美国低，意味着我们的消费水平也比人家低，那么在美国人的消费品中，哪些是我们所没有消费或者消费较少的，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升级的方向。这里有两个方面要考虑到，一个是消费的产品的质量要提高，这是供给侧的问题，供给侧需要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比如说奶粉；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没有的商品，以后可以生产出来，比如我们物质生活的消费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已经很小，中国人均城镇住房建筑面积在2015年就达到了35平米，而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是28平米，二者已经相当接近。汽车方面，中国大部分的家庭都买得起车，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其它如计算机、手机、互联网……这些我们都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老百姓高端服务消费提高。高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法律、研究与开发、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新闻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与以前的硬件制造方面性质不一样，硬件产品的质量是有客观标准的，同时检验产品的标准也是客观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对服务质量的判断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判断，在服务产品的消费方面，会大量出现产品质量方面的纠纷，在这个时候，需要引入第三方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高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中国需要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其实是“四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全面实现从严治党。

Q：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有哪些成效？

A：应该说有一些改善。“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重大任务，去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些问题，目前我在做一些研究，但不能肯定，我认为可能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是相对平衡的，去产能不应该成为一个重点任务。作为老百姓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产能过剩有多严重，因为不知道产能是多少，也不知道需求是多少，但是价格可以感觉到，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去年去产能，面谈、钢铁这些商品的价格就开始猛涨，需求大于供给，价格才会上涨。所以，我认为，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对经济形势判断有误，产能并不过剩，依据需求价格弹性原理，煤炭、钢铁这些生产原料价格上涨再厉害，需求都减少不了，供给稍微降一点，价格就会猛涨，与我们之前所面临的状况很相似，因为是必需品。

放长远看，中国的经济增速每年在6%以上，对钢铁、煤炭等的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也是增长的，因此不用现在的情况判断未来。而且，作为经济来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

此外，关于产能结构，我们可能高端方面的产能较为缺乏，因此是需要调结构。放开让市场调节的话，市场会倒逼企业放弃低端产能，但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就会出现一些弊端，主要是寻租活动和劣胜优汰。

去库存方面，主要在去房地产库存方面做的很好。

去杠U方面，总体来说杠杆并没有去多少，但是杠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经济变得更安全、更健康了。

降成本方面，我认为成效很遗憾。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使得企业的运作更加规范了，但是对企业实际减负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简政放权方面，去年有所进展，降行政成本方面是有进步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推进幅度还应有所提高。

总体来看，去年的供给侧改革有进步。

Q：您对供给侧改革下一步的期待和建议是什么？

A：希望可以认认真真落实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贯彻“四个全面”，这是最关键的。具体来看，就是依法治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一定要规范，要给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从宏观上来说，舞台搭好，在台上跳舞的人，舞技好不好，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但是舞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建好。

Q：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将会如何发展？

A：目前看来，今年的经济形势比去年好些，总体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我认为从总需求来看，可能会偏弱，同时，国际油价会涨，这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有抑制作用。政策建议方面，我们建议还是要扩大需求，从政府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基建方面。今年的出口形势现在看来应该是会改善，但是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因美国加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其他国家的需求也不太足。

我们一直担心2017年会出现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的是弱美元而不是强美元。

・ 读者专家评价 ・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在目前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但需求管理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第一，长期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要需求管理政策会导致金融、经济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通过降低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需求是劣质需求，一旦利率上升或者资金面吃紧，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影响过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例。从财政政策来说，通过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会导致巨额债务，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形成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会导致经济出现“肥胖症”，其典型特征一般有三个，一是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二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三是巨额政府债务。这些都将给经济埋下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二，在科技进步率下滑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效力越来越低。由于科技进步率下滑，经济中没有好的消费热点，也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因此缺乏优质需求，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下降。由于缺乏好的消费热点，导致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其结果是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效力都会下降。同时，随着降息，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预期收益越来越低，老百姓投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弱，最终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利率降无可降，连预期收益率接近0的投资机会都被利用完毕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再也无法奏效了。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采取的负利率政策，其实就是政策的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第三，经济全球化也在抑制着货币政策的效果。需求管理政策即使刺激出了需求，这种需求也未必就是针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完全可能是外国产品的需求。其结果是，本国降息或者增加财政支出，享受政策成果的却是别的国家，显然有些得不偿失。

最近十多年来，苏剑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和供给管理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科研成果。除了跟我合作发表的关于供给管理的几篇学术论文之外，他还把引入供给管理之后的、同时包含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应用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理解，也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篇6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 新增长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激励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

1、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入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此，创新者不同于革新者，只有敢于冒险，将新发明引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之所以敢冒险，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存在创新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预期，驱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同时，其他企业的模仿又会使创新引发的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从而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2、经济增长的技术理论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索洛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利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随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并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作用分析的量化问题。

3、技术推广模式理论

受熊彼特的启发，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对技术推广及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定义“模仿”是指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项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项技术。他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模式主要解释当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家企业采用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企业所在的部门的多数企业采用。因此，曼斯菲尔德主要研究的是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而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的是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军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途径，一是军事工业中有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那么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军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的军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4、技术创新进化理论

以纳尔逊(Nelson，R．)和温特(Winter，S．)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展起来,进一步克服了新古典学派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非现实性基本假设的致命缺陷，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新视野。在纳尔逊看来，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化系统包含以下一些因素，如将创新引进系统的机制，系统具有创新的功能；进化系统能对各种经济实体(企业、技术等)进行机动选择，使系统具备去旧存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备发现新技术的搜寻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形成系统产品设计和过程创新的进化能力。

5、技术创新过程理论

罗斯韦托(Rothwell・R)在其1992年《成功的工业创新：90年代的关键因素》和1994年《工业创新：成功、战略、趋势》两篇论文中，总结和划分了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代模型是线性或技术推动型，把创新看成是由研究而产生技术机会，市场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革的承载体；第二代模型是市场推动型，它强调了R&D对市场的反作用，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三代模型是“链式”或耦合模型，它结合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观点，企业的营销和R&D之间、企业运作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受到重视，它强调企业和国家层次上创新的R&D与市场营销阶段的合成；第四代模型强调技术创新一体化过程；第五代模型强调系统集成和网络性，创新企业被认为是在和其他机构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从而企业必须采取系统集成的方法从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中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创造创新产品的连续流动。

二、制度创新理论

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及其组织创新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之后的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存在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正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经济学进一步看到了制度及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知，制度及其组织激励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制度激励。

1、企业制度激励理论

企业制度激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应用，可以从产权、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激励体系。

在产权方面，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企业，明晰人力资本产权，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非常重要，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久的动力系统；同时，采取相对应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方面，则应该通过各项管理制度的规范和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2、市场制度激励理论

对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制度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效率较高的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市场信息、企业创新激励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认可才能获得创新收益，既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这种作用，从企业外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激励系统。

3、政府政策激励理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则使创新活动出现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如基础技术研究、产业共性知识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安全的创新行为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政府来加以组织。

三、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比较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是来源于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尽管当时各执一词，但现在看来，其实二者的观点是可以相结合统一起来的。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就对此提出过中肯的评价，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技术生产率的提高都不可能脱离其制度环境而存在，因而必须在其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

事实上，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使得两者的均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匹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最早是由委内瑞拉学者佩雷兹(C.Perez)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解释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三十年现的“长波”现象时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佩雷兹和弗里曼认为康氏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

弗里曼利用创新分类法，按照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大小，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常常通过“干中学”获得，并且尝试市场需求推动。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创新，但小创新的不断累加最后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创新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持续的小创新来不断完善，最后显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第二类是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产生全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潜心科研的结果。与渐进创新相比，这类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要更大，但同时单个根本性创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还是局部的，除非是一系列根本性创新组合在一起促成全新的产业出现。第三类创新是“技术体系”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甚至伴随相应的组织创新。如20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出现的合成材料和石油化工的创新群的出现，加上喷射和挤压模具机械的发展，促成在建筑、包装、农业、纺织、石油、汽车、服装、玩具等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的制度及消费者消费模式，这样构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第四类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change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也就是技术范式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作出相应重大、深刻的变化，即具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造性破坏，如蒸汽机、电力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就是如此。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范式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相当之大，不仅引起技术、工艺方式的改变，还伴随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已远非单纯的技术创新。如大量生产的引入就包含大量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组织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因素。

因此，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诞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竞争过程。它首先需要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证明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和可实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且其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需要伴随一定的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相互之间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速率不同而作用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在巨大收益预期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快，而制度变革则会遭遇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延长制度变迁的进程。总之，盈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环境。

（ 注：本论文系张正玉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71001）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篇7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 比较优势 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20年代结构经济学诞生，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提出产业结构的理论学说，并且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比重则越来越高，直到最后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规律，出现劳动力移动的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彻底改革社会计划，避免使用产业政策，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政府及其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败，同时，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然而只是一个基线，国家想要产业升级，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败。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事实上，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对当今腐败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马颖.2002，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25-37.

[2]林毅夫.2012：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8

引言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1.2 系统选择博弈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四、进化博弈理论的应用

五、传统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5.1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法的缺陷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六、结论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两个简单的博弈例子出发，以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进化博弈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其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部分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博弈理论 ①及进化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并特别强调了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的均衡观、时间观、均衡选择观及方法上的特殊性。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又是经济学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沉默互动；社会互动；进化稳定策略；模仿者动态；均衡分析法；局部动态法

引言

为什么同样一项经济制度在某个地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另一个地方对经济发展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为什么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中介在一些地方会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不能出现？为什么同样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地方显示出高效率而在另一地方却不具有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均衡分析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之间行为互动关系纳入到了模型之中，但依然没能跳出新古典均衡分析法的基本框架，并且由于其对理性赋予更强的假定，使得该理论更加脱离现实。进化博弈理论则一反常规，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及社会问题，它所提供的局部动态研究方法是从更现实的社会人出发，把其所考察的问题都置于一定的环境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现实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化博弈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理论从其理论框架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对进化博弈这样的前沿理论更是知者甚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进化博弈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应用，让读者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给出进化博弈理论的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二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概述进化博弈理论的有关应用；第五部分论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第六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及理论前景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下文说明的方便，本文先给出进化博弈理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给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假定一个生态环境中有老鹰与鸽子两种动物，它们为了生存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或生存空间等）而竞争。老鹰一般比较凶悍，必要时在斗争中直到重伤。鸽子一般比较温驯，竞争时在强敌面前常常退缩。竞争中获胜者得到了生存资源就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重伤者则不利于其后代生长，即会减少其后代的数量。如果群体中老鹰与鸽子相遇并竞争资源，那么老鹰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全部资源，而鸽子由于害怕强敌退出争夺，从而不能获得任何资源（当然不会受伤）；如果群体中两个鸽子相遇并竞争生存资源，由于它们均胆小怕事不愿意战斗，结果平分资源；如果群体中两个老鹰相遇并竞争有限的生存资源，由于它们都非常勇猛而相互残杀，直到双方受到重伤而精疲力竭，结果虽然双方都获得部分生存资源但损失惨重，入不敷出。假定竞争中得到全部资源为50个单位（该数字也可以表示为生物的适应度、繁殖成活率或后代数量）；得不到资源则表示其适应度为零；双方重伤则用来表示。于是老鹰、鸽子两种动物进行的资源竞争可以用一个对称博弈来描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操作依赖于该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该宿舍有多于4人使用操作系统，那么该宿舍所有学生最终都会使用该操作系统；否则所有学生最终会使用操作系统。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该理论从否定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出发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出发来分析参与人的资源配置行为。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经济学自从古希腊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别差异的原因。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演变为关于经济中参与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地方去的问题，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中参与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从微观个体行为来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中“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过程进行了抽象的假定。然而，理性一词用于经济学时却对其含义的理解与哲学中对其含义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哲学中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认知能力，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人类理性即认知能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即是经济中参与人对其所处世界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能力。

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含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充分运用数学理论发展的成果来进行分析。为了应用数学工具并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家们从偏好，信念及理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经济主体的特征，其中信念就是个体认为不同结果将会出现的基于个体所获信息之上的条件概率。偏好则是基于不同结果的信念之上的序。理性是根据上述偏好及信念，个体获得最优决策的程度以及个体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其信念的能力。这三个特征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现实人转向了理想化的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现实。

由理性概念而引致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理性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的均衡观，认为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均衡状态，非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受到外生因素扰动而使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会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均衡，这种机械式线性反应的均衡观来源于牛顿力学，由此而得出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完全忽视了系统受到非线性扰动及连续因素的影响。其次表现在由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引致的均衡跳跃观，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或者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是不需要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即经济变量与物理学的变量一样，只要条件相同系统的均衡也就相同，市场和经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短暂的或者是没有的。这种应用经典牛顿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高度复杂的参与人经济行为使得其预测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表现在其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上，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假定经济系统只受到外界一个个相互独立、互不重叠的冲击的影响，或者当一个因素的影响消除之后，下一因素才开始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可能相互独立，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各因素对最终目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静态法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企图通过比较不同均衡来找出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得不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学家对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近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及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相继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有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实上，斯密、马歇尔、庇古、费雪尔和凯恩斯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都仔细地分析了偏好和信念的心理学基础。但从1940’s开始，一方面受到萨缪尔森及希克斯等新一派基于理性假定经济学家的影响，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慢慢地被降低了；另一方面理性模型也遇到了许多如Allais(1952)悖论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于是1960’s开始，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再次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宏观经济学也把经验法则和适应性预期纳入到其模型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Simon(1957)提出了其著名的“有限理性”概念。然而，1970’s初随着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Selten、Kreps等倡导的强调正确信念及贝叶斯修正的博弈理论及Stiglitz、Spence等研究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排除渗透在经济学领域中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心理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几乎无立足之地，严格理性假定席卷整个经济学界。行为经济学的发起者Amos Tversky在经济学界根本找不到志趣相投者。1970’s末期，随着心理学家Amos Tversky与Kahneman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原创性文章，如1974年他们在Science发表的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979年他们合作在Econometrica发表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慢慢消除了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对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偏见，此后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见诸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之中，心理分析方法也渐渐地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进入1980’s，随着经典博弈理论、生态理论及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心理学家西蒙把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经济分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激励着经济及社会学家从现实人行为出发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并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其中“感知秩序”是指人的理解力、知识和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为个体通过学习所达到的理性程度的有限性，组织学习个体学习行为的整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理性结构”，个体理性便会在一个累积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中得到塑造和提高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行为总会受到组织、习惯和文化等制度性的限制和影响。西蒙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有着心理的临界极限，人类进行推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推理也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另外决策者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免费获得的，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考虑到参与人有限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推理能力、有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最大化的结果，其决策受到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去的经验、日常惯例及其他人相似情形下的行为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于参与人无法免费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参与人即使获得了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也可能由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无法得出最优决策。因此，参与人只能采取模仿、学习等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进行决策。人类的决策结果受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即使给出相同的条件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即决策结果受到认知过程的路径影响。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过程及行为结果并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在1979年，他与有着深厚数学及哲学背景的心理学家特韦尔斯基（Tversky）提出了震撼经济学界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他们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主要说明了获奖理论将会成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丹尼尔·卡内曼标志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经济人”转向现实的“社会人”，经济学直面现实。如何从有限理性出发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在这些理论之中影响最大且受到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即进化博弈理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源于对生态现象的解释，1960年代生态学家Lewontin就开始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思想来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学家从动植物进化的研究中发现，动植物进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来解释。然而，博弈论是研究完全理性的人类互动行为时提出来的，为什么能够解释根本无理性可言的动植物的进化现象呢？我们知道动植物的进化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进化理论，生态演化的结果却能够利用博弈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巧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要求。另外，1960年代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进化博弈理论具备了产生的现实及理论基础。

进化博弈理论应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理性假定。当时由于理性概念在经济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多数人认为利用研究生态演化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动植物行为是完全由其基因所决定的，而经济问题则涉及到具有逻辑思维及学习、模仿能力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因此，借助于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远比动植物复杂的人类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并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了。尽管如此，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还是需要对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掉参与人偏好、信念及理性假定等条件，那么参与人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呢？进化博弈理论在处理有限理性参与人决策问题时，常常假定参与人遵循某种比贝叶斯法则更简单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则应该告诉如何采取行动及如何根据经验来改变行为选择，这样参与人只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而不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970年代，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结合生物进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在研究生态演化现象的基础上而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 ESS），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进化博弈理论的诞生。此后，生态学家Taylor and Jonker（1978）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首次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至此，进化博弈理论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固有的缺陷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有限理性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加之进化博弈理论在解释生态现象时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经济学界于1992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进化博弈理论学术会议，正式确立了该理论的学术地位。一大批如Larry Sameulson、Ken Binmore、Peyton Young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进化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并使之逐渐转化为描述经济行为的理论。目前，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相当粗糙。因此，它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该理论提供了比传统理论更具现实性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并预测参与人行为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已经为时不远。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进化博弈理论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并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

进化生态学与博弈论的结合至少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初看起来使人觉得奇怪，因为博弈论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基因和其他的演化载体常常被假定是以一种完全机械的方式运动。然而一旦用参与人群体来代替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个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两种理论就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但进化博弈理论与经典博弈理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在进化博弈理论中每个参与人都是随机地从群体中抽取并进行重复、匿名博弈，他们没有特定的博弈对手 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既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获得决策信息，也可以通过观察在相似环境中其他参与人的决策并模仿而间接地获得决策信息，还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历史而从群体分布中获得决策信息。对参与人来说，观察群体行为的历史即估算群体分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群体分布包含了对手如何选择策略的信息。其次，通过观察群体分布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不好的策略。参与人常常会模仿好的策略⑤ 而不好的策略则会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行为不仅以说教的形式传递下来，而且也容易被模仿。参与人由于受到理性的约束而其行为是幼稚的（Naive），其决策不是通过迅速的最优化计算得到，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各种确定性或随机性因素影响。因此，系统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要更准确地描述参与人行为就必须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过程，动态均衡概念及动态模型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模型按其所考察的群体数目可分为单群体模型(Monomorphic Population Model)与多群体模型(Polymorphic Populations Model)。单群体模型直接来源生态学的研究，在研究生态现象时，生态学家常常把同一个生态环境中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由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基因唯一确定的，因而可以把生态环境中每一个种群都程式化为一个特定的纯策略。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选择不同纯策略（纯策略集的数目就相当于群体中的种群数）的个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两两进行的都是对称博弈，有些文献中称这类模型为对称模型（Symmetry model）。严格地说，单群体时个体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博弈是在个体与群体分布所代表的虚拟参与人之间进行。如第一部分的老鹰----鸽子博弈，该生态环境中有两个种群老鹰与鸽子，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纯策略，用进化方法进行处理时认为该生态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策略即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此时的博弈并不是在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之间进行，而是每个个体都观察群体状态（选择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给定此状态它就可以计算自己选择不同策略所得的期望支付（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期望支付，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仍然借用该概念）进而确定选择哪一个策略不选择哪一个策略，对物种而言这就意味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多群体模型是由Selten (1980)首次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他在传统单群体生态进化模型中通过引入角色限制行为（Role Conditioned Behavior）而把对称模型变为了非对称模型。在非对称博弈个体之间有角色区分，此时可以从大群体中区分出不同的小群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两两配对重复、匿名非对称博弈，有时又称之为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果我们把系统选择博弈中的宿舍变成学校（整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大群体）而把十个人变成十个班（每一个班看成是一个小群体，且同一班的同学无角色区分即与单群体情形一样），每个班的学生都有多种选择，此时该校学生所进行的计算机系统选择博弈就是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模型并不是对单群体博弈模型的简单改进，由单群体到多群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如均衡及稳定性等问题的变化。Selten(1980)证明了“在多群体博弈中进化稳定均衡都是严格纳什均衡⑥ ”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多群体博弈中，传统的进化稳定均衡概念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同时，在模仿者动态下，同一博弈在单群体与多群体时也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按照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进化博弈模型可分为确定性动态模型和随机性动态模型。确定性模型一般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演化趋势，因而，理论界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随机性模型需要考虑许多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一般比较复杂，但该类模型却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系统的行为，近年来理论界对之也进行广泛的探讨[对随机动态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这方面的经典文献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1993)]。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 [文献2、5有详细介绍]是由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1974)在研究生态演化问题时提出来的，其直观思想是：如果一个群体（原群体）的行为模式能够消除任何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定能够获得比突变群体高的支付，随着时间的演化突变者群体最后会从原群体中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系统选择进化稳定策略时所处的状态即是进化稳定状态，此时的均衡就是进化稳定均衡。下面给出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对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此后本文称之为原初定义），用符号表示如下：

说是进化稳定策略，如果，存在一个<，不等式对任意都成立。其中A是群体中个体博弈时的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称之为侵入边界（Invasion Barriers）；表示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群体与选择突变策略群体所组成的混合群体。实际上相当于该吸引子对应吸引域的半径，也就说进化稳定策略考察的是系统落于该均衡的吸引域范围之内的动态性质，而落于吸引域范围之外是不考虑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至于系统是如何进入吸引域的原初的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准确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概念就必须正确理解突变者和侵入边界的含义。我们可借助于前面的两个例子来理解。在老鹰、鸽子博弈中，当该生态环境中只有老鹰（或只有鸽子）时，这时系统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但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这两个均衡都可以被突变者侵入。开始时，假定该生态环境处于老鹰均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鸽子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演化，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就会稳定于一半为老鹰一半为鸽子的状态，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进化稳定的。这说明该博弈中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当系统处于纯策略所表示的状态时，只要存在突变者系统就会离开这种状态，所以它们都不是进化稳定的。相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却不一样，即当系统处于一半是老鹰一半是鸽子时，如果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系统偏离该状态，那么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另外，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突变者、侵入边界就更为明显，所谓突变者即是指选择进化稳定策略以外的策略者，且侵入边界与不同的均衡有关。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个均衡所对应的侵入边界就是，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大于（即学生数大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该群体中，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的比例小于（即学生数小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会侵入到该群体中而原来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会转而学习操作系统。

最初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有比较苛刻的条件限制，如单群体、群体中个体数目无限大、系统只受到不连续且互不重叠冲击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大大地限制该定义的应用，随着学术界对进化博弈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最初定义进行了拓展，如Selten 198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多群体均衡的定义；Schaffer 1988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有限规模群体的均衡定义；Foster and Young（199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连续随机系统的均衡定义等等（有关对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拓展的讨论见文献[5]）。最初定义是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来的，如果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在分析生态现象时，把每一个种群的行为都程式化为一个策略，因此进化的结果将会是突变种群的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基因唯一确定的）。如果用于经济分析，那么进化的结果将是那些选择突变策略的个体最终会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来改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

经典博弈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即是指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下任何个人单独偏离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描述系统的动态性质，用数学语言来说它是动态系统的不动点，纳什的成功就是在于他应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进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练，文献[3]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中引入突变者及侵入边界使之能够更好地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第一部分的两个例子中，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无法得知两个系统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均衡，但利用进化稳定策略却可以说明系统最终会稳定哪一个均衡并可以分析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选择问题。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进化博弈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研究，该理论基本上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一般的进化过程都包括两个可能的行为演化机制：选择机制(Selection Mechanism)和突变机制（Mutation mechanism）。选择机制是指本期中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在下期被更多参与者选择；突变是指参与者以随机（无目的性）的方式选择策略，因此突变策略可能获得较高支付也可能获得较低支付，突变一般很少发生。新的突变也必须经过选择，并且只有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才能生存（Survive）下来。进化博弈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描述群体行为的这种选择机制和突变机制。博弈理论家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同，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动态模型，如Weibull(1995) 提出的模仿动态（Imitation Dynamics）模型，认为人们常常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Börgers and Sarin(1995，1997)等提出并应用强化动态（Reinforcement Dynamics）来研究现实中参与人的学习过程；Skyrms (1986) 引入了意向动态（Deliberational Dynamics）模型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Swinkels(1993)提出了近似调整动态（Myopic Adjustment Dynamics）；Borgers and Sarin(1995)提出了刺激—反应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等等。到目前为止，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应用得最多的还是由Taylor and Jonker(1978)在对生态现象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描述单群体动态调整过程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所谓模仿者动态是指使用某一策略人数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的支付与平均支付之差。下面就给出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的微分形式：

化的而且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现象，要更准确地考察参与人的行为就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参与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经典博弈理论则在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参与人行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进一步考察了参与人的决策问题。在我国，对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田赛马的故事，但作为一种正式理论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始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1944）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直到纳什（Nash 1950）在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才使得博弈论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994年，三位杰出的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泽尔藤（Rechard Selten）和海萨尼(John C. Harsanyi)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博弈论的研究热潮。经典博弈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其应用相当广泛。在信息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Mirrlees等、2001年诺奖得主Akerlof等都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经典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就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在研究非合作博弈时提出来的。纳什均衡即是指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单独偏离均衡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显然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均衡概念。经典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的互动行为引入到其模型之中，并认为现实中参与人不是孤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每一个参与人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其自身所面临的条件及其所拥有的信息，而且也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但该理论却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首先，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⑨ ”，这种互动不允许参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即假定参与人都是一个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孤立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一旦引入社会互动，许多博弈都无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经典博弈理论中的互动并不“社会互动”而是孤立的“沉默互动”。其次，博弈论的基本均衡概念纳什均衡要求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并且理性是共同知识，博弈时如果某一方选择了非理，那么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特别地该理论在利用后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练时，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参与人的行为满足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要求。这一比理性更强的要求使得博弈论更加远离现实人。再次，在处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仅要求各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状态，而且要求参与人知道每一种状态所出现的概率，并且给定一个先念信念，当出现任何新信息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够应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也就是说参与人不但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而且能够在一个大的状态空间上应用贝叶斯法则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都具有这种计算、推理能力。最后，博弈论碰到了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多重均衡的处理，当博弈出现多重均衡特别是多重严格纳什均衡时，尽管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一些方法（Selten（1965）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概念，Selten（1975）提出的颤抖手精练纳什均衡，Kerps—wilson(1982)提出的序贯均衡，Schelling（1960）提出的聚点均衡等）来处理多重均衡问题，但始终没能获得一致认可的结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经典博弈理论虽然在其模型中纳入了行为的“沉默互动”关系，但该理论给出的研究方法仍然没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这种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达到结果的过程的分析方法依然把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都看作为一个个孤立因素，依然认为影响因素与决策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依然没能把参与人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因而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其结论也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政策含义。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进化博弈理论利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得出参与人个体的行为。进化博弈理论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完全理性参与人能够对环境的任何变化作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因而，经济系统是常常处于均衡状态的，分析参与人的行为只需要研究均衡结果，并以此来预测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比较不同均衡结果来寻找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这种处理方法为了数学上处理的方便而撇开现实中“因素互动”而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均衡的影响，使得理论更加缺乏现实基础。进化博弈理论则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中非现实的“理性人”假定，直接从有限理性参与人群体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局部动态法。局部动态法把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结果的过程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均衡结果依赖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与混沌经济学完全动态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法并没有纳入因素互动关系并且理性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得出经济系统常常是均衡的结论。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参与人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到其基本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并认为经济系统由于受到各种互动行为及互动因素的影响，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均衡。时间因素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均衡分析法无法考虑宏观经济政策中“时滞”使得许多实施时有效的政策在发生作用时却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结果。时间是度量政策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有些政策可能很有效率，但纳入时间因素，一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使系统达到意愿均衡的政策可能根本就没有效率。进化博弈理论把时间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并充分应用数学中的相图来描述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的路径，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使之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有理性就有均衡，然后在既定均衡下通过对不同均衡的比较来寻找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即比较静态法，最后结合条件找出希望达到的均衡，因此，该理论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均衡选择问题。经典博弈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其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多重均衡问题。如老鹰与鸽子博弈及系统选择博弈中多重均衡问题。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引入突变因素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在老鹰与鸽子博弈中，尽管全是老鹰（全是鸽子）都是均衡的，但这两个均衡都极不稳定即都不是进化稳定均衡，一旦有鸽子（老鹰）突变者进入该系统就会使系统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得系统趋向于混合策略进化稳定均衡即一半鸽子一半老鹰（该均衡是一个全局吸引子）；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局部动态法引入了突变因素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均衡选择问题，即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即路径依赖。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均衡描述的是当经济系统一旦进入到某一均衡的吸引域内时，系统就会对其他的突变策略具有一定程度（即在突变边界内）的抵抗力。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法都是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参与人的最优决策行为，并由此研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它们却碰到了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到群体行为的困难，因为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到各种互动因素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典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博弈，在该博弈中两个囚徒都从个体理性出发，但得到了集体非理性均衡的结论。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法根本无法实现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在此框架内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则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利用系统论的处理方法来看待参与人的决策行为。该理论直接以参与人的群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考虑到影响参与人行为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民族习俗及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群体中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互动关系，很巧妙地避开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转化问题，因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反应现实人的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

六、结论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它来源于对生态现象的研究，虽然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时间不长，但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假定及多重均衡的困难。并且，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经济系统能够获得比传统理论更准确的结果，能够更加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因而在短期内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来分析经济中参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

注释： ①本文把源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经纳什发展而成的博弈理论称之为经典博弈理论。 ②即无性生殖，这样假定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继承其母体的策略，并且永远不改变，当然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时，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③所谓近视调整即是指参与人不管未来怎么样，只知道使当前的支付最大化 ④ 经典博弈理论中每一个参与人都有特定的博弈对象，并且，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理而利用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然后，在此信念下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支付的策略。 ⑤好的策略即是指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 ⑥所谓严格纳什均衡即是严格占优纳什均衡。给定对手选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通过选择严占优的策略而组成的纳什均衡。 ⑦事实上，这与Selten提出的颤抖手均衡概念具有相似性，所谓颤抖手均衡是指一个战略组合，只有当它在允许所有参与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时才是一个均衡，其严格定义可以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其中的颤抖或者犯错误与进化稳定策略中的突变因素有差不多的含义，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⑧由模仿者动态方程进行支付变换，可得。 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一个著名的捐款----回赠实验中看出，募捐者要求每一个人都自愿捐款，最终募捐者以3倍于捐款总额的钱平均分派给每个捐款者，为了使得博弈能够分析下去，募捐者要求自愿捐款时每个人都不得与其他人讨论，否则该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本文称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而非社会互动。这个实验充分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排除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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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原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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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人力资本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3C-0008-03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相关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制度的存在：大学生就业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最根本的研究对象。诺思把制度看做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舒尔茨在1968年对制度的功能进行了概括，认为制度具有五大功能：提供便利、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信息、共担风险和提供公共物品。袁庆明在其《新制度经济学》中概括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给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以上学者都在强调制度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显然在他们看来，制度的存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人们在制度面前，更多的是一种消极应对和防备的心理或行为。但对于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他们却持积极态度，一致认为其具有降低交易费用和激励的功能。

制度的存在是社会关系得以进行的前提，没有相应的制度，社会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没有约束，更没有激励。同样，合理的制度能够对高校就业相关部门或大学生本人产生激励和约束。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前提下，必须建立相应的能够促进和激励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才能有力推动国家培养大学生人才目标的实现。更甚者，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存在，根本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在根本制度环境之下，必须建立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保证大学生就业的正常秩序。

（二）制度变迁理论：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的依据

制度分为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规则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几大类。根本制度在一段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如宪法等；而具体制度，是在根本制度环境下会根据实际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而发生改变，这一层面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可以发生变迁的，其前提就是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发生非均衡，从而引发新的制度安排的变迁。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里，最先研究制度变迁的是舒尔茨，他指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对每一种这类服务都有需求……当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与其它服务所显示的报酬率相等时，既实现制度的均衡”。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报酬率并不相等，于是引发了制度变迁，以适应新的制度需求。此后，戴维斯、诺思、拉坦、戴维-菲尼、林毅夫等人都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其中，戴维・菲尼建立了关于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框架，把制度安排看做制度的内生变量，也就是说，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变量在于制度安排。这正符合本文所阐述的有关建立新的关于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的理念。

制度安排的建立是必要的，是解决原有制度非均衡矛盾的根本切入点。但是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变迁理论阐述了制度供给与需求能够发生变动的条件。在特定的环境下，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度安排的难度。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必将考虑到其实行的成本与收益，尤其要考虑对原有制度的相关利益者的伤害程度，才能减少制度安排的阻力。

（三）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交易费用理论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交易存在的前提在于资源的“转移”，这里说的资源可以是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人力资源即包括其中。交易之所以会产生费用，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了解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张五常则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了交易费用，他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从根本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交易费用产生共同的认识，认为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资产的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的。

大学生就业，寻找工作，也必然会产生交易费用。当其欲把自身的人力资本做交易，换取职业的报酬时，交易费用必将发生。这些交易费用在没有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都认为是其费用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有限理性和信息搜集的困难，增加了寻找工作的费用。而在交易费用中很大比例在于信息搜寻所产生的费用。信息不对称根源在于制度的不透明和不完善。这也为我们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就业信息透明的制度安排。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人力资本理论

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与界定始于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于1968年认为，人力资本（huinan capital）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一种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之所以是一种资本是因为它是未来收入或满足、或未来收入与满足的来源”。总的说来，人力资本是一种依附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这种依附在人身上的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等。

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二是人力资本是后天产生的，是需要经过投资才能够形成的，投资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和培训。三是人力资本能够带来收益。而一般说来，人力资本收益率要大于物资资本收益率，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人们更热衷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四是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两种类别。一般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本在各行业各部门都能够适用并创造财富的资本。而专用人力资本是在某一特定行业适用的资本，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质。专用人力资本是使得人力资本具有差异性的根本所在，一般说来，产生专用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

（二）人力资本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导致结构性失业。人们投资人力资本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跟风性质。以就业为例，哪个专业当前就业形势好就选该专业，这就使得某些专业过于热门，培养的人力资源过多，从而增加就业难度，而部分冷门专业无人问津，使得这些专业就业岗位供给大于需求。教育部门也是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尤其在扩招形势下，某些专业增加的人数与社会需求量不匹配，出现过剩现象。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出现。

2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过强，影响其就业范围。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可以说是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虽然说在就业上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排斥其他没有此专用性的人才的竞争。但是，也正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他们择业的范围相当狭小。一般大学生选择的领域为中大城市的单位，而这些单位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从而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此外，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国乡村就业市场所需要的大学生这类人力资源比较少，提供的福利和环境条件也比较恶劣，限制了大学生往乡村一级就业的机会。

三、筛选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筛选理论

筛选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旨在抨击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具有提高劳动增长率的理论。筛选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雇主需要通过一定的信号来甄别劳动者能力的高低。而教育能够提供求职者的学历和工作能力等信号，雇主通过这些信号对求职者进行甄别和筛选，最后决定是否录用。在此，文凭和学历变成了提供筛选的主要信号。并且，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不一定能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个人的内在能力。教育只是把个人内在的劳动生产率外在标识，以便雇主识别劳动生产率较高者。同时，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成本与个人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越高，支付的教育成本越低。在同等条件下，能力高的人在支付较低的教育成本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而能力低的人需支付较高的成本才能获得更高的教育。在考虑成本与收益之比例的情况下，很多能力低的人会因为较高的教育成本可能带来较低的收益而放弃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因此，筛选理论认为，最后进入较高的教育等级者具有较高的能力。

（二）筛选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教育过度现象出现。在以教育为信号的前提下，人们热衷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以获得比其他劳动更有优势的教育信号，从而为求职积累资本。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考研热现象足以证明人们在就业压力下，选择一种认为对就业更强有力的教育信号。研究生的数量猛增，而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里，其就业岗位的提供有限，势必影响到研究生的就业环境。

2 能力低者混入其中，导致雇主在筛选信号上不予认可。大学的扩招，使得许多没有达到相应水平的人进入大学的门槛。不仅在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较薄弱，在实践操作层面也不如职校学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入职前是一个弱筛选，入职后的工作能力表现是强筛选，而许多大学生入职后在强筛选下只传递了低能力的信号，从而影响其人职后的发展。随着社会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降低，其求职信号也逐渐失去优势。筛选信号一旦失真，势必影响有能力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3 考证热。教育信号里不仅包括学历，也包括各类资格证书等。在筛选理论前提下，大学生也逐渐意识到光靠学历一个信号是不够的。因此，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考证。于是在各高校，大学生考证热也不是新鲜事，有的甚至整个专业的人一窝蜂去考证。考证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必然影响到大学生在专业领域的投入程度，很可能得不偿失。很多证的考试都是流于形式，并未能真正掌握专业技术，而专业知识又不过硬，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比较困难。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里（M.J.Pior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多林格尔和皮奥里（Doeringer&Piore）认为劳动力市场由分割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部分组成，其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自愿性失业。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会根据个，人的教育信号和社会公众认可的能力等级，一般只限定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不会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存在自愿性失业的现象。

2 城乡分割，专业不对口。我国劳动力市场除了分一二级市场，还存在城市与农村两级市场。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只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而且是努力往经济发展较好的、较开放的大城市工作。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吸收不到高素质人才，即使有合适大学生就业的岗位，他们也宁愿待在大城市选择暂时性失业。

3 过度教育。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表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优越性，而一级劳动力市场最强的筛选信号就是学历和证书，从而使得人们为了获得一份好的、体面的、高报酬的工作而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当越来越多的人往高等教育门槛挤时，很可能在高等教育尤其是更高层次的大学生教育出现过度教育的现象。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数量超过了社会经济结构需要的相应人才微量，从而引发剩余部门的失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