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原书名为The Art of Serategy,直译为“策略的艺术”。从《策略思维》到《妙趣横生博弈论》,固然大部分材料是新的,但是书名的改变,主要是因为作者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事实上,两位作者写道:“在创作《策略思维》的岁月,我们还太年轻,当时的精神思潮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后来,我们才彻底认识到合作在策略情形下所起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良好的策略必须很好地把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从“策略思维”到“策略的艺术”,准确地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进步。

正如作者强调的,博弈论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理解对方的想法。人们在本性上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需要。但提高到“策略的艺术”的层次,那就不能囿于以自我中心,而是要理解他人的立场、他人的观念以及他人看重什么,并运用这种对对手的理解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怎样很好地把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艺术。这是我对于“策略思维”升级为“策略的艺术”的第一层体会。

大约在10年前,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本科学生希望我给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题词。我题词的大意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学的运用是一种艺术―科学的本领有赖于训练,艺术的才华讲究悟性和心得。”现在我感到高兴的是,作为一位教师,我的这个体会有点接近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在《妙趣横生博弈论》中对于博弈论所说的一些话。

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说:“科学和艺术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内容可以通过系统而富有逻辑的方式来学习,而策略艺术的修炼则只有依靠例子、经验和实践来进行。”“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远非完备,(所以)大量的策略思维仍然是一门艺术。”他们写作《妙趣横生博弈论》的目的,是把读者“培养成策略艺术的更佳实践者。不过,对策略艺术的良好实践,首先要求对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有初步的掌握”。

具体来说,“面对如此之多很不一样的问题如何进行良好的策略思维,仍然是一种艺术。但良好的策略思维的基础,则由一些简单的基本原理组成,这些原理就是正在兴起的策略科学―博弈论”。他们写作的设想是:“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的读者,在掌握这些基本原理以后,都可以成为更好的策略家。”

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还告诫我们,许多“数学博弈论学者”倾向于认为,一个博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与博弈相关的各种抽象的数学事实―参与者人数、可供每个参与者选择的策略的数目,以及与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相联系的每个参与者的博弈所得。他们说:“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由社会中相互影响的人参与的博弈的结果,理应也取决于博弈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

在因为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就论述风格而言,1994年获奖的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和2005年获奖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可以说是这个绚丽光谱的两个端点。纳什“惜墨如金”,他的论述全部见于匿名审稿论文,数量不多,每篇的篇幅都很短,完全是数学形式的讨论。相反,谢林则以出版学术著作著称,而且这些著作多半以老百姓能够从字面理解的日常语言写出来,与时下经济学主流的论述风格大相径庭。纳什天才地提出并刻画了博弈的均衡的概念,并且在很宽泛的条件下,证明了博弈的均衡的存在性,为博弈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谢林的著述,不但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哪怕这些思想未能刻画为数学形式的经济学模型),而且为博弈论的应用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这个世界在20世纪经历了可怕的核竞赛,可是幸运地没有发生过核大战。现在许多人把核大战最终没有发生,看作过去的这个世纪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曾经几次眼看要发生核大战了,最后却还是有惊无险,从学理上说,这是因为谢林提出的思想理论说服了人们。

迪克西特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大师。他是经济学模型的高手,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博弈论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很快,但除了谢林的著述以外,几乎所有论文都采取数学形式的讨论,这使得博弈论在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象牙塔里面的学科。在经济学大师的行列里面,是迪克西特教授首先认识到,“让博弈论离开学术期刊真是太有趣、太重要了”,因为博弈论的洞见在商业、政治、体育以及日常社会交往中有广泛的应用。迪克西特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身体力行,将博弈论的重要洞见从原来数学形式的理论,转换成日常语言的描述,用直观的例子和案例分析取代了理论化的命题,呈献给广大读者和广大学子。他们“想要改变大家观察世界的方式,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概念和逻辑以帮助大家策略性地进行思考”。第一本这样的著作,就是差不多15年前迪克西特和耶鲁大学奈尔伯夫教授合著的《策略思维》,出版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赢得了读者的青睐。

就博弈论而言,可以说迪克西特教授很得纳什和谢林的真传。纳什那样数学形式的讨论,他驾轻就熟,因为他本科学的是数学。而像谢林那样日常语言的著述,使他的读者比谢林还多,因为谢林非常成功的著述,旨在影响学界和政治家,而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则专门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和其他关心博弈论的读者写作。如果不是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们真是很难想象,今天的MBA学生、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怎么能够理解博弈论的一些深邃思想和精彩篇章。

我个人与迪克西特教授的交往不多。1991年在普林斯顿向他请教一个国际贸易问题,他对于提供曲线(offer curve)的看重,对我有很大启发。2004年,也是在普林斯顿,我陪尔山与他共进午餐,他广泛的兴趣、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素养,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更多的是从阅读迪克西特的论著中得到教益。相信广大读者也一样能够从阅读他的著作中得到许多教益。

大家都知道猜拳的“剪刀-石头-布”游戏吧。就在现在这本《妙趣横生博弈论》中,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会和你玩剪刀-石头-布博弈,而且把它升级为如果是“布”赢就得5分,因为“布”需要张开5个手指,如果是“剪刀”赢就得2分,因为两根手指表示剪刀,如果是“石头”赢则只得1分,因为只有一个端点。你说,这样的博弈论著作,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篇2

【关键词】冲突性广告 和谐性广告 合作博弈

近来广告豪奢之风成为众矢之的，相关政府机构对炫富广告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中国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传统深受儒家的熏陶，和谐相处是沟通的终极目标。奢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贬义概念，认为与挥霍享乐相连，有损于道德层面的理想，黜奢崇俭和奢侈无用论是中国消费思想史中的主流。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奢侈概念也从一个绝对的贬义概念逐步转变为一个偏中性化的概念。社会学家克里斯托佛・贝里总结出奢侈概念研究的现代范式：（1）奢侈的去道德化，揭示了时尚和奢侈消费的合理性在于具有促进贸易的功能；（2）奢侈的欲望观，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然天性；（3）必需和奢侈的动态论，在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背景下，奢侈和必需的分野随着社会需要而变化。认为正是“非道德化”的界定，最终把奢侈推上了发展到当今广告业中对这一概念广泛且堂而皇之地运用的道路。

奢侈之所以在西方现代社会被正名，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对奢侈的支持和消费者对奢侈的追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奢侈采取了宽容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和制度安排。新奢侈主义、趋优消费和非显形奢华成为促进消费的新圣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运行机制和观念导向及其生产消费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不同于过去仅仅以稀缺和昂贵为特征，这些新理念运作的目的，是指向物质或符号利益的最大化，试图从奢侈消费的“凡勃伦效应”（由于价格提高而不是价格降低而导致需求增加）转向“潮流效应”（由于他人消费某些产品而导致需求增加）。消费主义正在渗透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客观购买力基础上的奢侈消费逐渐被人们所认同，变成经常性、普遍性的行为，与流行文化互相渗透的广告业也呈现出了泛奢侈化的倾向。

一、泛奢侈化：广告运作的权力冲突

对广告泛奢侈化的批判，是中国广告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消费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博弈冲突的表现。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认为冲突具有一定的“正”功能，频繁且低烈度的冲突，使人们反思和重新组织他们的行为，变革产生“紧张”的规则手段，缓解冲突关系的规范调节程度，通过合理的渠道释放紧张甚至敌对的情绪，使之不至于达到极端化。冲突集中在广告领域也是频繁而低烈度的，来自社会不同层面非均衡的权力关系是影响广告运作的根本力量，广告从中进行策略选择，涉及消费群体、市场、政府以及社会监督等多重力量的作用。

1、市场驱动下资本的集中

消费是资本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古往今来的过度消费，到现代社会的新奢侈主义，虽然我们不能把其完全归咎于资本的出现，但是不论市场营销理论如何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泛奢侈化广告的现实操作中，真正掌握传播权力的是资本的所有者。广告之所以向奢侈化诉求集中，与资本向奢侈商品市场集中是紧密相关。

（1）高额利润的现实驱动。目前，中国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第三大消费国，年销售额为20多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有2.5亿消费者能够购买奢侈商品，具备发展奢侈消费的市场基础。尽管奢侈商品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在市场规模和利润回报的激励下国内外企业纷纷抢滩奢侈品领域。如刷新上海豪宅价格的“汤臣一品”，房价是此前楼盘地价的26倍，总成本每平米3万元左右，与每平方米高达14.2万元/平方米的售价相比，暴利率之高也是资本趋之若鹜的原因。

（2）广告决策的路径依赖。奢侈诉求是一种假设――基于那些本质上是最好的东西，在经济学上来讲，奢侈商品指的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这种比值关系会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产品身价倍增，也使得广告商、公司和广告制作团队在商品信息生成的决策过程中存在有路径依赖惯性：即帕累托20/80效率法则。20%的人拥有社会80%的财富，那么抓住这20%的人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赋予购买者小众的专属权力，让人们进入一个人人向往的小众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具备经济实力，也愿意为商品的高贵品质和符号价值支付昂贵的价格。

（3）大众传媒的经济趋附。大众传媒市场靠的是低消费和规模经济，而能够使广告收入达到顶峰的规模经济依赖于消费品大众化的消费市场的发展新阶段。广告需求水平与消费者对由它供给经费的传媒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与企业收益率密切相关。在现代传媒体系中，广告所代表的资本力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媒介组织决策，并影响着文化和资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传媒在市场的推动下趋附于奢侈消费的发展，大量植入奢侈消费生活型态的媒介产品出现放大了社会现实与需求。

2、广告信息市场的政府规范

政府规制既有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对现实需要的应对。随着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广告市场的管制逐渐放开，传播的日益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广告运行机制的发展，对于广告活动和内容的法规与限制也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在广告业开放融资的合理性前提下，政府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群体能够在变革中各得其所。

在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政府规制的起因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对社会施加广泛影响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广告信息市场还存在着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消费者和广告主之间信息市场的不对称。在纷繁泛滥的奢侈化广告中，信息告知功能逐渐让位于符号区隔功能，消费者搜寻信息的成本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容易导致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即交易一方持有相关的信息，而不知晓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信息成本的昂贵而在经济上不现实导致市场运作无效），削弱了广告的本质功能。另一方面，虽然广告商处于信息优势的一端，可以主动选择性地进行商品信息的传播，但信息以及传播信息的策略都有被模仿的可能，从而导致弥补信息不对称的一些市场手段失灵，出现背离事实、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等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加深了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一方进行信息甄别的难度。良莠不齐的商品采取奢侈品诉求充斥在高档消费品中，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解决这些弊端，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进行限制。

3、冲突中的社会安全阀

除市场本身和政府的管理以外，各种非营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团体、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以及公共舆论在内的社会力量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社会性团体与消费者联合已成为广告管理重要的社会反馈机制。社会制约力量通常将奢侈与两种社会现象相联系，一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区隔，二是穷奢极欲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腐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对财富、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根本重构，人们传统的勤俭节约美德面对市场的无形之手，逐渐从追求稳定的安贫乐道转变为不断地追求和积累财富。社会新富群体正在形成，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泛奢侈化也多是由这个阶层来向往和实践的。这些敏感的社会级差问题，也是广告所不能回避的，正如传播学家费斯克所说，“广告业总是兢兢业业地使社会的差异符合于文化的差异与产品的差异。”社会阶层认知的巨大差异容易引发观念及行为冲突。对炫富广告的反对之声和限制举措是社会紧张情绪释放的替代性目标，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冲突安全阀的功能。如同过量的蒸汽必须通过安全阀适当排出才能保证力的平衡一样，有利于缓和消费价值的失衡，调和社会矛盾。

广告选择奢侈商品的传播策略一方面是消费文化的强力推动，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另一方面也出于市场逻辑下资本追逐利润的要求，但是其泛化生存容易滋生市场竞争不和谐的现象。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下政府规制以及社会监督的压力，广告必须找到多重利益的制衡点，既能帮助广告主和媒介实现其利益需求，又能有利于和谐社会文化氛围的构建。

二、合作博弈构建和谐性广告

广告的主要特点便是产生于商业，服务于商业，是一种经济范畴中的竞争性武器。虽然承载着社会责任，但本身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更多的是镜像反映而非建设，因而广告一直在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中发展。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由于广告无法忽视参与对局中任何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策略选择，所以局中各方利益是根本对立和冲突的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故不可能实现。广告必须采取一种能游刃于各局中人的生存策略，这就涉及到合作博弈（非零和博弈）的问题。合作博弈理论区别于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关键假设，在于联盟成员的策略中存在一个可行的变化能使他们全部受益。这样的博弈结局，就会出现各方都有利的对策和状况。如广告过分依赖企业资本的竞争性需要，而没有顾及博弈局中消费者、政府和社会制约力量的利益，广告中奢侈的泛化便会导致功利性的上升和社会价值尺度的模糊，从而削弱了广告本质的信息服务功能，加剧消费者与广告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偏离广告诚信的轨道，破坏了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造成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冲突。“和谐性广告”的提出就是力图将冲突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促进卷入冲突的各方利益均衡，使得广告运作与管理系统结构内的弹性增强，实现冲突带来的正功能。可以说，广告只有在合作博弈的过程中才能为其诉求取得合理价值和地位。

正如法国学者热拉尔・拉尼奥在《广告社会学》一书中所说：“从古至今，冲突都是真正的原动力。”他首次将广告划分为冲突性广告和和谐性广告两种类别。认为“冲突性广告给工业社会提供了加速器，而所缺的制动器则有待于和谐性广告来提供。”冲突性广告和和谐性广告的区分，并非对产品广告和公益及企业形象广告的简单定义，而是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紧密融合的广告观念。对于广告业来说，除了广告内容符合道德伦理和文化和谐以外，和谐性广告也是广告利益的相关主体之间博弈和谐的结果。

三、结语

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说，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由此而言，和谐性广告也不是杜绝一切冲突的广告安全传播系统，广告活动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都既是科斯世界中的理性经济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理性道德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状态反映了市场竞争、广告生存和政府规制的和谐度。

【参考文献】

[1] 【美】克里斯托佛・贝里，著，江红（译）：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

[2] 王荣启：科赛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N]，学习时报，2007年1月06版。

[3] 尼古拉斯・加汉姆，著，李岚（译）：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与社会理论的讨论[M]．新华出版，2005，80页。

[4] 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环、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2001，35页。

篇3

【关键词】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中性 预期货币

一、理性预期学派简介

理性预期学派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时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卢卡斯（Lucas，1937～）。1972年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次将理性预期假说引入到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之后，理性预期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各种经济问题分析中，一些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们以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为假设，从微观个体最优化行为出发、试图建立与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宏观经济学。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也因此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

二、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的贡献

理性预期学派是打着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在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方面，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短期非中性理论，并基于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发展了货币主义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总的来说，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卢卡斯首次将货币区分为预期货币与未预期货币两部分。并认为预期货币供给不会对产出产生影响，而未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会因为给公众造成信息障碍而带来产出的暂时改变，但他同时也认为理性的公众会很快修正错误的预期，这种短期效应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在长期，无论是预期货币还是未预期货币都是中性的。卢卡斯还把未预期货币供给导致的产出波动看成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据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货币周期理论。

（二）萨金特和华莱士在卢卡斯的影响下，分别于1975年和1976年连续发表了《理性预期，最优货币工具和最优货币供给规则》、《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理论》两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随机货币中性定理。该定理认为，中央银行根据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反馈规则的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这种货币政策会通过公众提前做出反应而被价格完全中和，只有意料之外或者愚弄大众的货币政策才会影响产出，但这只能加剧经济波动。因此，萨金特和华莱士认为货币当局利用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周期的努力是徒劳的。

（三）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人将政府决策作为政策制订者与公众之间的一个博弈，利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货币政策无效性。他们认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是理性预期的最优化者，双方都存在一个最大化目标函数，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是两者相互博弈的结果。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他们最终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四）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一般均衡方法为基础，通过理性预期、市场出清、行为人最优化选择等假设条件为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构建了微观基础。与古典学派和货币主义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相比，通过这种改进，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瓦尔拉斯传统。

三、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也被称为“第二号货币主义”。在货币政策方面，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与货币主义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源，因此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同时他们又都认为货币是经济增长的剂，随着总产出增长，货币必须增长，且两者的增长速度要保持一致；另外，他们都重视预期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强调政府制定货币政策应该取信于民，可信度高，以便能让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为了能让中央银行严格执行该规定，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提出了从制度上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有效制约的建议。在具体的货币政策建议上，理性预期学派也赞成货币主义提出的单一货币供给规则，只是不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的具体建议，卢卡斯认为存在很多种固定货币供给规则，具体选哪一种，应该综合考虑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卢卡斯本人也没能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像他所承认的那样，在当时，理性预期学派也没能提出一种更加理想的货币政策。受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公众反对政府干预的意向逐渐加强，一些限制联邦政府预算和更加透明的货币政策也开始纳入美国政府的政策议案中，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深受鼓舞，大力宣传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货币供给政策规则建议，认为这种政策要强于对短期问题解决得时好时坏，而对中长期问题则毫无办法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四、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评价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把理性预期引入到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分析中，并在完全信息、市场出清前提下，为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构造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卢卡斯通过把货币区分为预期货币与非预期货币，得出了预期货币呈中性，非预期货币会引起产出波动的结论，并由此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从这些角度来说，理性预期革命可以与它半个世纪前的凯恩斯革命相比，但鉴于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各种刚性存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适应性预期、坚持理性预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外来攻击。

首先，人们对它的一些理论假设提出了各种疑问。阿罗就曾带讽刺性地说：“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当作高明的统计学家，能够分析经济制度未来的一般均衡状态。”希勒也认为：“要想达到理性预期的条件，每个个人交易者都必须具备难以置信的能力和意愿去计算，交易本身显然没有如此复杂。”，并且由于经济中各行为主体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承担获取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同，以及对所获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不同，每个主体的预期也不会完全相同，从而很难得出货币政策中性的结论。另外，理性预期学派的市场出清假设也引致了一些类似对古典学派市场出清假设的批判。

另外，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碍也难以让人信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官方货币供给数据的大范围公布只存在短期时滞，因此，对于理性预期意义上的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很难将实践中观察到的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归咎于它。一些计量经济学家在考察由名义利率、货币供给、价格水平、产出量、四变量组成的自回归模型中，发现并不存在由货币供给到产出的格兰杰原因，此外，萨金持、巴罗等人也用实际数据检验了货币周期模型，他们并没有得出像卢卡斯那样乐观的结论，他们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周期理论在解释极端情况方面是很不错的，但对于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一直比较稳定国家的解释则并不理想。”还有一些政策与模型预测的结果则是相反的，比如在里根政府执政时期，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里根明确表示将实行减缓货币增长率的政策，按照卢卡斯的观点，这种系统化的货币政策属于被预期到的事件，不会对产出产生影响，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似乎否认了卢卡斯的理论，这一事实对货币周期理论形成很大打击。

真正给予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致命一击的是真实周期学派，该学派通过对现实经济周期的模拟实验表明：来自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真实因素冲击能够解释经济周期期间70%的产出波动，而货币变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认为货币并不是造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他们还提出货币不仅在长期，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此外，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认为货币是内生于经济的，货币供给受制于实际产出的变动，在经济扩张时期，交易的扩大或对未来交易扩大的预期会导致对货币需求的扩张并引致货币供给的调整，同理，在经济衰退时期交易的减少和悲观的预期也会导致对货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供给的调整，中央银行并不能随意控制货币量的变动。总之，在一系列真实周期模型中，货币都被当成一种与产出无关的名义变量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尽管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上述各种各样的质疑，就连卢卡斯本人也承认，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很少关心实践问题和预测能力。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像物理学经常以光滑的平面为假设研究物体的运动特征一样，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完全信息、个体最优化行为为前提，为研究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提供一种最原始最基础的微观基础模型，为研究其它更复杂的现实货币经济情形奠定了理论基础，逐渐放弃那些基础假设，我们就可以得出与现实相关的结论。

篇4

关键词:经济学教材 教材特点 教学思考

在我国图书市场上，经济学教材可谓是供大于求了。现代经济学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经济学思维在我国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同时，现代经济学对教师讲授经济学课程提出更高要求，为学生学懂、学好经济学，既提供了便利又设置了诸多障碍。

经济学教材版本繁多

有教育部推荐系列，有清华北大系列、有北方系列、南方系列、还有各高校自己的系列。质量参差不齐，特色各有千秋。而作为初学者，可能不会判断哪本适合自己，哪本不适合自己。教师应该为学生选择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对理论的把握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主流经济学的原理与政策和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而且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没有必要靠出一本新书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可能为了稿费而滥竽充数地出书，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而且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当然还有一种人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不得不被重视，就是在教学第一线讲授经济学十几年的教师编写的教材，这种教材最有针对性，最懂怎样的编写体例适合学生的思维逻辑，这样的教材集各大家之所长最利于学生入门 ，利于启发年轻教师如何讲授经济学。

体系繁多纲目各异

有的书把“消费者行为理论”归为“需求理论”，有的书把“厂商理论”写成为“市场理论”前后顺序颠倒。作为教师要知道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首先做到博览群书清晰地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尤其是注意上好“经济学概论”这门课，这有两个目的:一是把经济学结构展现给学生，使学生认清经济学的“基础”、“结构”、“门道”和“高度”，为以后学生学习奠定了基础。二是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学生可能遇到的思维障碍交代给学生，使学生迅速克服思维定势，为后续顺利学习打下基础。

同一原理或定律表述方式繁多且内容不尽相同

奥肯定律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如果失业率保持不变，实际增长率3%左右。这种正常的增长率是由于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起的。此外，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减少2个百分点”;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经济摆脱一次衰退时，产量增加的比例高于就业增加的比例，当经济进入一次衰退时，产量减少的比例高于就业减少的比例。……就业每增加1%，产量增加3%”;在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增长高于2.25%的趋势增长率时，失业率是下降的。尤其是，对应实际GDP增长在一年内持续高于趋势增长率的每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在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假如GNP*(潜在的)的增长率为X%，当一年的事实上的GNP的增长率超过GNP*的增长率2.5%，可以使失业率降低1%”;在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教程》里是这样表述的:“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收入减少2.5%;反之，失业率每减少1%，则实际国民收入增加2.5%”。

关于奥肯定律的条件，多数教材并未提及，有的教材只是间接论述一点，学生须在字里行间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时把这种种说法都罗列出来，为以后学生看书指明方向。然后给学生总结:奥肯定律给出了失业率变化与增长率变化的反向关系，并且增长率变化比失业率变化的快。至于数字和条件的差异，教师应综合各种教材的叙述为学生答疑解惑:在理解这一规律时应该注意: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是1:2.5的关系是一个平均数，是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得出来的。在不同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率是1:3;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7;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9;目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比率已降到1:2。奥肯定律，主要适用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情况，即失业率是周期性失业的失业率。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这一关系就要弱的多，一般估算1:0.76左右。教师必须浏览各种版本的教材，从中归纳出前后一贯不失逻辑的综合论述交待给学生。同时还说明经济学教材原理、定律的阐述需要统一。

同一概念称谓繁多

同一个概念在同一本书里说法前后不一，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里定义不同。看起来前后矛盾。使学生学习起来疑问很多。如学生经常问:为什么GN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把它分解为国民净产值(NNP)、国民收入(NI)、私人收入(PI)、个人可支配收入(DI)，但在以后论述中本来应该是“国民收入”的地方却说成“总供给”呢?是“GNP”的地方却说成“国民收入”呢?是“国民收入”的地方怎么又说成是“总产出”呢?个别教科书对这些问题做了事先规定或说明，但绝大部分教科书尤其是翻译过来的教科书都未做出明确的解释，似乎认为学生本该知道这些。教师在讲国民收入分解时，就该强调只有在核算理论中才区分这些收入，在以后讲国民收入变动规律时，以上所说的概念都认为是同意语。因为一些常数的差别不影响变动规律，对这些宏观总量本质上的一致性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再如:“边际利润”的概念，有的书叫它“贡献利润”，有的书叫它“增量利润”;还有: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增长率”，有的书称做“有保证的增长率”，有的书称为“可靠的增长率”，有的书又叫“均衡增长率”，还有的书称做“合意的增长率”，上述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书里叫它“趋势增长率”;还有关于恩格尔系数有的书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开资”，有的书把他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收入”等。那么这就要求教师，授课遇到类似问题时，要尽可能的穷尽所有书的各种论述，并加以诠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学习的“痛苦”指数，使学生顺利掌握经济学。

所涉及的数学知识杂多

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怨恨；现象学；交易费用

作者简介：刘牧(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任会林(1980-)，男，河北省秦皇岛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4-04　收稿日期：2009-11-24

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成为极富活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回归“真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严密性和适用性受到一定质疑，目前尚未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这促使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本文尝试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初步揭示其迅速发展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现象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既定的前提，其成因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性在于把制度变成了内生变量，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可以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来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噪声。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当交易费用太高时甚至交易活动会消失。因此，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可是这一假定的逻辑结论是“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没有用”(诺思，2002)，因此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交易费用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埃格特森，2004)。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交易费用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张五常(2000a)甚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即“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b)。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理性”，即信息完全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这一假定修改为“有限理性”，即“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弗鲁博顿等，2006)，个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弗鲁博顿等，2006)。所以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付出的成本。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如果否认不确定性，那么进行理性选择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此时交易费用并不存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果否认理性选择，即人们并不是“意欲理性”的，那么交易费用也将不存在。因为交易费用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埃格特森，2004)，而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理性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交易费用自然不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交易费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张五常，2000b)，是因为隐含了两个假定：理性选择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交易费用的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那么交易费用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

首先，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遵循霍布斯(1996)的思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此时自利的理性个体在逐利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互相怀疑和猜忌，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是舍勒(1999)认为“霍布斯丛林”非但不是一切社会的逻辑起点，反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生活共同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舍勒，1999)，“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舍勒，1999)，此时不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人的思想感情被直接感受到而无需猜测，人与人交往时没有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代道德强调每个人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他人的道德价值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感和陌生感，“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舍勒，1999)，这时为了实现人际交往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见不确定性并非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理性选择不是绝对的。汪丁丁(1996)认为如果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被参与博弈的个体所选择的。个体没有理性选择的自由，机会成本不存在，从而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当多种用途针对一项资源发生竞争时，理性选择才成为必要。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稀缺性就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如果稀缺性只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机会成本对人类来说就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资源稀缺性问题较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因此狩猎一采集经济必然极度贫困。但是狩猎一采集社会实际上是“原初丰裕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欲求水平非常低，因此“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萨林斯，2009)，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很容易被满足。与现代社会不同，对狩猎者来说时间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拥有大量闲暇。制造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都很容易获得，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由于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机会成本乃至交易费用此时都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依赖一定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交易费用也就不存在。但是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却往往被滥用，被用来解释一切制度的起源。所以应该探究这一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和现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舍勒(1999)认为在价值并不是主观感受的反映，而是一个客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不同主体追求价值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能力追求较高价值的主体会产

生“自惭形秽、令人压抑的价值低下意识”，这种怨恨积累起来会令这些主体心里充满紧张和痛苦，这种紧张感和痛苦感通过价值假象得到缓解，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位置被颠倒。舍勒认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价值假象将客观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下，对事物的爱永远是以恨为基础的，即对某物的爱并非是由该物自身的正面价值所引起，而是由对另一物的恨所引起，恨是比爱原本的情感。怨恨的作用不局限于道德领域，现代社会的理论括动的精神气质也是由怨恨塑造的，理论活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研究，而是奠基于现代人的基本价值观。现代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事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舍勒，1999)，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对另一事物的否定。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一价值一定不是来源于该事物自身，而是来源于另一有负价值的事物。正因为我们试图消除这种负价值，才使得正价值成为可能，对负价值的恨要先于对正价值的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牺牲和代价，制度的存在就成为必要。交易费用的负价值具有创造性力量，而制度仅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价值。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工具性理解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曾对制度下过定义。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诺思(1992)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舒尔茨(1994)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各种规则。拉坦(1994)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定义为“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把制度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制度主要是针对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约束”意味着制度进行的是减法，“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把制度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诺思，2008)，因此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大类，前者包括道德、传统、价值观等内容，后者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也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诺思(199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由于个体之间交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为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发明的工具。这种思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前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现在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不过是解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制度变迁的动机无非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这种分析范式后面隐藏的重大难题是它与我们对制度的日常理解不同，也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同。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很多制度并不是作为工具被把握的，比如道德是崇高的，宗教是神圣的，法律是具有尊严的。这些制度被我们体验为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神圣与崇高的价值本身已经高于个体利益，如果让前者成为谋求后者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亵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思路是：一种制度所宣称的价值和它的本质是不一致的，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制度表面的价值是一种虚构，制度的本质隐藏在其背后。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这种研究思路背后的心理机制。

舍勒(1999)认为价值秩序是客观的，自身价值从低到高共有四个等级：适意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工具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主体无力追求较高价值的时候，怨恨就有可能产生，怨恨造成的痛苦感和紧张感在价值假象中得到缓解：较高的价值被否定或者被认为是虚构的，只有低下的价值才是真实的。舍勒(1999)认为现代道德就是这种怨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怨恨在现代市民伦理的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对较低的福利价值敏感，而对较高价值不敏感。传统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法律等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不是因为促进了集体或个体的福利才具有意义。在这种体验结构之下，制度并不被认为起源于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由于制度是神圣的，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现代人对价值的体验发生重大变化，自身价值的内容急剧缩减，几乎只剩下较低等级的适意价值和福利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增进福利，它的存在就无法被理解。于是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制度由于不能直接增进福利，只能被理解为为福利价值服务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提出。作为工具的制度被认为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群体形式’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形式为个人创造出的幸福之总和，按这一前提，便要时时刻刻改变和‘改革’群体形式，‘随意’便取代了对群体形式的敬畏”(舍勒，1999)。较高价值反而要为较低价值服务，正常的价值秩序被颠覆。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误解

(一)价值是被创造的还是被发现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把制度理解为对行为的规范，所以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仅仅是某种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却被理解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的公正性作出判断(林毅夫，1994)。显然意识形态必然涉及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应该如此理解。一个行为是道德的，其前提是“这个‘应当’存在的行动的价值在意向中被把握到”(舍勒，2004)。

由此我们就可以怀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真的解释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如果制度仅仅是博弈规则，个体的选择集合是先于制度存在的，制度仅仅是对这一集合施加限制，即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制度被理解成选择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与价值无关，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就解释了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是现象学描述使我们发现了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成就，它并没有解释非正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价值。在博弈论被引入到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后，制度往往被看作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2003)，价值的奠基作用仍未引起注意。

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也承认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那么它还能够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吗?价值能够被我们创造出来吗?仿佛我们为了节省信息费用就能把价值制造出来。认为高尚、正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观

点是否隐含着逻辑矛盾?认为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创造出来，也就是承认价值可以从虚无中诞生。我们怀疑一个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事物。概念被理解的方式有两种：描述和体验。复合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被理解，即使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这些概念也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列举出其主要特征而被我们理解。但是简单概念无法通过描述被理解，其含义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高尚、正义、神圣这样的价值词属于简单概念，理解这个词唯一的办法是亲自从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上体验到这一价值。但是正因为如此，价值的存在就无法被否定。价值属于观念的对象，所以是没有时间性的，谈论其产生和消灭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否定高尚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否定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理解高尚的含义，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否定高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尚作为一种价值并不是在时间中实存的事物，因此“高尚不存在”这一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隐含着这种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作用是约束还是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约束，是对个体选择集合的一种缩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理解也是因为忽视了价值在制度中的奠基作用。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靠人们内心对该制度的认可才可能正常运转。任何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该行为规范被赋予的价值。而价值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可能被创造的，由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等级，从最低到最高，无限丰富的价值样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在事物身上体验到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对某一客观价值的把握。不同民族、文化对价值的把握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就体现在制度的差异上。所以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分歧”，而是有高下之分。因此制度从根本上并不是被理性选择出来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博弈的均衡，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制度的核心，制度从根本上是被发现的。制度进步的标准也就不是是否节约了交易费用或增进了经济福利，而是是否向更高的价值领域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总是从自利个体出发解释经济制度的起源，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被看成是先于制度存在的，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的社会性，所谓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并不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正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谓个人利益也是事物价值的一种评价，因此只能在一定价值观之下才能形成。不同价值观和非正式制度之下，个人利益的含义并不相同，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利益。所以把个人利益作为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制度的稀缺性

由于制度的建立、维持和变更需要运用稀缺资源，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也必然是稀缺的，相对于制度的需求，其供给永远是不足的。如果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阐述的，稀缺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特定人格结构的产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稀缺性存在的条件是手段相对于目的是不足的，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那么稀缺性就不可能存在。此时根本谈不到运用稀缺资源来建立制度。实际上稀缺性问题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尤为突出，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时间、金钱、土地等各种资源都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才会有取舍。把一切人类制度都理解为稀缺的正是这种体验的一种反映。

(四)交易费用的数量问题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作用在于对制度进行解释，从科斯开始制度的主要功能被解释成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把制度与交易费用相联系，自然会引出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变化趋势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创造制度的初衷是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就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多少，所以制度变迁的方向应该是总体交易费用逐渐降低，但是另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交易活动日趋复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费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为了克服这种模糊性，就产生了对交易费用进行测量的努力。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点：交易费用作为成本是对某一肯定价值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当事人具有特定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内涵是相对于价值观的。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因此简单地谈论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是无意义的。只有假定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我们才能谈论交易费用的衡量和变化趋势等问题。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理解成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也被颠倒了。

篇6

教育即生活，读书即品读教育、品读生活。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主持读书会，涉猎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性别教育等领域。本期读书会主要介绍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合作完成的著作――《理性动物》。

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人”的观点深入人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性，二是自利，即人能够进行精确的计算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观点受到包括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的批判，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提出事实上人未必总是理性的，人也不需要或不应该总是经济理性的。具有进化心理学背景的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则另辟蹊径，将讨论的焦点从“人是否是理性人”的争论中转移到从物种进化的“动物”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理性问题。观点别具一格，论述生动有趣，从另一角度拓宽我们对人类决策、人类理性的认识。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理性动物》（The Rational Animal）一书由两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合作完成。道格拉斯・肯里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被誉为现代进化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心理学教授。他们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相结合，在《理性动物》中向我们生动地介绍了人脑是如何运作的最新科学证据。英文原版书中，《理性动物》一书还有副标题，即《进化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得比我们所认为的更聪明》（How Evolution Made Us Smarter than We Think），明确地亮出其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该书于2014年首次出版中文版本，介绍对西方现有人类行为研究进展的最新成果。因其论述语言生动活泼，采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反复推敲论证的方式层层推进，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二、内容介绍

本书除去引言、结论及致谢部分，共分九章。每一章节内部，作者运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论证方式，以有趣的经验现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对其进行解释，解释过程中又重新回到案例映证，而各个章节则是观点之间的层层递进。

1.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

关于人类决策理性与否的问题，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已经做了大量的讨论。作为第三类科学家，即进化心理学家，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在“理性人”的论述外提出“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一些看似愚蠢、不理性的行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往往具有深度理性（deep rationality）。人类决策并非关于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层理性的特点。今天的选择并不仅仅是由当下可见的近因所决定的，更是由根植于潜意识中的一套祖传的精密机制的影响而造成的。比如，分析个体购买一块蛋糕这一行为的背后原因，近因可能是他饿了或者是他喜欢吃蛋糕，但远因则是高热量食物曾帮助人类的祖先积蓄能量，使他们得以在高营养食物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所谓理性动物，就是将人类看作和其他生物一样同样具有生存、繁衍等进化需求的物种，所以在分析人类行为的原因时不但要考虑表层近因，还应从进化需求中找到远因，即祖先留在我们身体中的遗传密码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知道，人类的进化目标并非单一、完整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自我保存、繁衍后代、社会交往等互不相同的进化挑战，由此引出另一关键概念――次级自我（subselves）。

2.七个“次级自我”

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为应对不同的进化挑战而形成了七种不同类型的“次级自我”（见图1）。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七个“次级自我”依次登台。金字塔型的结构体现的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代表人类进化的最高目标是育儿，即繁衍后代。

七个“次级自我”可以被理解为经常存在的人类决策的前后不一致现象。不同的“次级自我”遵循不同的博弈规则。在双方都是冷血的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受被他人背叛而承担更加严重的惩罚，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己首先做出背叛行为。但当博弈双方是亲属关系时，情况则会发生变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亲属获得进化的机会，同样意味着我们获得进化的胜利。由此，作者生动地阐述了“血浓于水”的道理。而且，不同的“次级自我”具有不同的认知偏见，导致其在做选择时的冒险倾向不同。如自我保护型的“次级自我”会使处于粮食危机中的赞比亚政府拒绝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援助，原因是转基因食品对赞比亚人民来说，其安全性并不确定，人们宁愿暂时挨饿，也要避免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后果。而男性择偶型的“次级自我”则倾向于冒险，高估女性对其感兴趣的程度，以最大可能地实现其繁衍和基因延续的进化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决策，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改变自己对同一问题的想法，做决策时会感到纠结，难以取舍，这是我们的七个“次级自我”争斗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决策，则需要掌握激活或规避某个次级自我发挥作用的技巧。

3.快和慢的生命史对策

七个“次级自我”金字塔是每个生命体在个人生命历程中需要经历的进化路径。其中，位于较低层级的指向个人的存续目标，维持个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延续，而位于较高层级的则指向基因的繁殖目标，复制有机体的基因，使种族延续。由于个体所处的生存环境、掌握的资源总量和结构不同，导致其完成这一进化路径的方式也不同，这就形成快和慢不同的生命史对策。生物学家基于各种生物体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建立了一套“生活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缩短个体的存续进程，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繁殖努力的方式即“快生速死”的快对策，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个体的存续努力，并不急于繁衍后代的方式即慢对策。

快对策和慢对策的选择基于个体对环境的判断及在个人所拥有资源基础上的对环境掌控能力的判断。作者尤其提到个体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然而成长于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性、动荡不安、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快生速死”的生命史对策，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尽早地繁衍后代。因为生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选择尽早地完成最高层级的进化目标，其行为风格带有冒险和及时行乐的特征。而成长于安全、稳定、资源充足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慢对策。对他们而言，未来具有预见性，即使遇到可能的风险，他们也有充足的资源将之化解，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完成生育繁衍的任务。这类人的行为风格带有思维的缜密性、决策的长远性、计划性的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两种生命史对策的优劣，而事实上，从个体实际的生存状况出发而进行的选择，从实现其进化目标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深层理性。

4.总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讨论“理性动物”，为我们开辟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全新视角。人类行为的理性与否不仅可以从其所获的实际经济利益角度思考，还可从物种进化需求的角度进行解释。一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会满足人类的某种进化需求，进而在进化过程中作为一套祖传的神秘机制被确立下来，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并影响我们的选择。与各个进化目标相对应的是不同的“次级自我”，出现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着各不相同的固有偏见及与人相处的博弈规则，导致当不同“次级自我”占据主导位置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由此，人类可以更加理解自身做出决策的原因和内在机制，重新审视决策行为理性与否的问题，防备深层理性的寄生虫。通过了解敌人、了解环境、了解自己的三种途径，我们可以规避深层理性被他人利用，使自身的进化需求真正得到满足。

三、主讲者评论

初次接触进化心理学，觉得新奇而有趣。不可否认，这是人类在对自身行为机制这一恒久且又充满神秘性、复杂性的问题探究之路上走出的又一重要的一步。一些观点也会让我们不禁会心一笑，或是豁然开朗，在被剖析的同时，似乎认为离我们自己也更近。这的确是一本阅读过程引人入胜、读后确有收获的著作，但也会让读者生发出更多的困惑，悬而未决。

“理性”“动物”，反复读着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字，细细斟酌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什么是理性？理性看似熟悉，但追问起来却难道其究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等同于经济人的概念，是指人在自利之心的引导下对自身所获实际利益能够做出精确计算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此处的理性，是指人是具有过道德生活能力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物种。理性也常常和科学、逻辑等概念关联，意指人对外部世界进行探求、追寻某种确定性的能力。那么，《理性动物》一书中的理性是指什么，人类是否总是需要理性？该书的逻辑似乎延续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意涵，指人类作为众多生物物种的其中之一，为保证个体基因进化进程的延续，力求有机体的生存、繁衍而做出的权衡努力。进化心理学中，人类的理性不是为了一时的、可见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体的进化需求，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理性即精致的利己主义。

再看动物。此处的动物绝不单单作为一个名词而存在，它是指遵循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追求个体基因存活和延续最大可能性的动物性。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理性动物，但正如作者试图消解传统博弈论规则时所提到的：经济理性的市场规则只适用于一部分的人类决策，我们大多时候不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人类恰恰是在朋友面前可以不斤斤计较，只求付出和所得大体平衡，在后代面前可以自我牺牲、完全交付信任的物种。以“动物”之名勾勒出的七个“次级自我”模型，却恰恰是一副近乎完整的人性图景。人类究竟是不是理性动物，每个人心中都已有了一份保留答案，那是一份“我心自有明月”信仰的存在。

一、该书带给人们哪些触动及疑惑？

《理性动物》一书提出众多核心概念，如深层理性、进化目标、进化适应性、次级自我的进化层级等，并在论证过程中提出一些具体而有趣的观点或事例，如琳达问题、厌恶损失偏见、家庭经济学等。那么，该书会带给人们哪些触动与疑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理性，一些同学会说，“理性和非理性到底是指什么？”“理性有没有外部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理性分为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而且理性之间也会有冲突，那我们该如何选择？”“深层理性和感性有什么区别，深层理性是不是一种借口？”“教育者如何做到真正的理性？”也有人会提出，“这本书为什么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认为“人类决策是为进化目标服务的，那统一的进化目标该如何解释人类差异？”对“次级自我”这一概念，有的同学说，“在人类需求的进化层级中，相对于次级来说的主级是什么？”“相比于独立的七个‘次级自我’来说，有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在起作用？”还有的同学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本书的理论解释我们做过的所有错事，为它们找借口？”

整体而言，这些困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理论解释的限度问题，为什么书中观点不能解释某些人类行为，我们是否可以为所有行为寻找理由，抑或是借口吗？第二，关于理性的探讨，即何为理性，我们应如何运用理性？除个体因素之外，理性是否会和环境、文化因素相关？第三，关于次级自我的决策问题，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在“次级自我”之上是否有一个更上位、更具全局观的“自我”在起作用？

二、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

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有的同学指出，不看书，只想睡觉，这是不是在偷懒，但书中的观点则说明睡觉是身体的需要，需要休息或者需要更多的睡眠来长身体，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用深层理性为所有的行为找借口？

还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我们的一切行为，人类行为归根结底是要为自身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理性为什么成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理由？如果我们做某些事情不遵循理性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正当的。人不管是遵循经济理性也好，直觉理性也好，道德理性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种舒服的状态。这种舒服的状态不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利，也可能是良心上的安宁，或是它符合我们的最直接判断，认为这样做最合适，并非最合适，但在这个情境中是最合适的。人肯定会考虑利害，但也不是要像书中说的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所有的行为。”

也有的同学提出，即使是为我们自身的某些行为找借口的行为本身，同样也可从深层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书中有提到一个存续努力，就是为了我们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寻找借口，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心安的状态，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存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做某件事情不断地感到内疚、感到自责时，这种状态下的人处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的状态的话，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延续生命，没办法符合存续的进化。之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一些看似借口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深层理性。”

也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的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更多的人类行为是其无法解释的，甚至人性这一复杂问题是否可被研究也有待商榷。“作者基于一种基本的判断，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也会出现一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现象，于是创造出一个词，叫作深度理性。它的确有对的方面，但为什么这种观点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解释不了如刘胡兰等烈士的行为？要想用一项研究企图解释人性，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人的魅力，人所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它的不可解释性，有它的客体性。”

三、何为理性？我们如何理解理性？

何谓理性，有的同学认为理性包含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也有的同学提出可以用“合理性”理解深层理性的概念。“读这本书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是不理性的举动，但在一定的情境下，或是某个‘次级自我’的状态中，可能那个状态就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有可能是为了种族延续，或是其他，其中的‘理’包含更多生活意义上的常规含义。”

可以用哪些更通俗的话或者词语来解释“理”或“理性”，如，智慧、聪明、做事的理由、借口等。郑新蓉老师指出：“现在，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可暂且使用‘理性’这个词，但我们要回到它所描述的事实上。理性所描述的事实有其针对性，如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基于个体的计算、计量、裁判，并根据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来进行计量。由于经济理性被过分地意识形态化，基本覆盖可解释的所有人类行为，使得其他学科就有意见了，如宗教、心理学。”回到事实、现象本身，不囿于概念，这应该是一股新的力量，可开拓我们的思路。

四、从快对策、慢对策中，如何反观自身和社会？

从社会学的角度，回归理性，这存在一个经验事实的讨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健康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是慢对策的。慢对策意味着计划性和目标性，认定一个目标后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进，并认为未来是可预知的，即使可能存在风险也有足够的资源规避这些风险的影响。而快对策往往具有冒险性，是“快生速死”的策略，因为对其而言，未来具有太强的不确定性，而使其宁愿选择及时行乐。选择快对策的原因既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其对环境的判断有关，也与大脑认知可能看不到通过慢对策也可获得成功的路径有关。

反观自身，我们自己是属于慢对策还是快对策？在过程中、细节上，是慢对策还是快对策？进一步将眼光投诸于中国社会，哪些人是快对策的，哪些人是慢对策的？在家庭环境的安全和社会环境的安全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即使家庭是安全的，但面对政策的不稳定与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快、慢对策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个体对自身所处的阶层背景、家庭背景的安全性评估，或许也存在地域差异，会受到地域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备忘

这一理论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一是需求的多样性，并非今天投入明天就会有产出，存在长远投入和产出，通过繁衍把多样性呈现出来。二是解释了经济理性最不能解释的合作关系和群体关系，其解释范围有群体的，有家族的，有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的，更为宽泛、广泛。此外，它有一些数据性的显示。

篇7

只是我们再没机会当面听到他的教诲。今年3月，美国金融学会（AFA）讣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套利定价理论创始人斯蒂芬・A.罗斯（Stephen Ross）于当地时间3月3日在康尼狄格州家中去世，享年73岁。讣告深刻缅怀了罗斯，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金融学家之一”，并宣称“他将受到许多金融经济领域人的怀念，因为其开创性成就与渊博知识对这些人影响深远”。

斯蒂芬・A.罗斯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利率的期限结构等。同时，他是风险中性定价的基本财务概念的创立者之一。罗斯与合作者共同开发的期限结构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已经成为全球各大交易所的核心定价标准之一。

罗斯194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96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与数学学士学位，197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学家之一。他去世前任罗尔―罗斯资产管理公司总裁、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莫迪利安尼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等，并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及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财务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的副主编、美国金融学会主席。罗斯在经济金融顶级刊物发表了上百篇文献并出版了数本专著，其中《公司理财》作为金融学入门教材畅销全球。

苏格兰姓氏+俄罗斯血统

斯蒂芬・罗斯的先人来自欧洲东部，他的祖父本杰明・罗斯1880年出生于俄罗斯，并在1897年来到美国；他的祖母1883年出生于俄罗斯，并在1885年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罗斯曾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他的姓氏为何不像俄罗斯姓氏，他的先人之一是从苏格兰来到明斯克，并与当地的一位俄罗斯姑娘组建了家庭，所以罗斯这个苏格兰姓氏也加入到了俄罗斯家族中。罗斯的祖父与祖母在19世纪末结婚并定居在波士顿的工人聚集区，他们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罗斯的父亲亚瑟・伊萨多（Arthur Isadore）出生于1905年，并通过夜校的学习在1926年从东北大学机械学院毕业，成为整个家族里首个大学毕业生，最终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成为一名工程师。正是罗斯父亲的努力，给罗斯创造了较好的教育环境，并起到了积极的榜样作用。毕业数年后，亚瑟和同样拥有俄罗斯血统的贝蒂结婚后，定居在波士顿的布鲁克林地区，婚后两人拥有两个孩子：1937年出生的琳达和1944年出生的罗斯。琳达和罗斯都是布鲁克林高中的优秀毕业生，姐姐树立的高标准，以及同学中有很多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子女，都给罗斯提供了不断上进的榜样。

第一次选择：两所理工学院

美国有两所大学的物理专I得到举世公认，其一是横跨查尔斯河、位于罗斯家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另一所是遥远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在美国东北部的数个知名高中举办大学招募，希望在麻省理工的领地招募到真正聪明的年轻人。罗斯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曾在全国数学测试中取得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名。在得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后，罗斯几乎立即决定去加州，但面对同样世界知名并且长期耳濡目染、近在咫尺的麻省理工学院，罗斯决定也去尝试申请。有意思的是，麻省理工的面试官得知罗斯同时申请加州理工学院后，却劝说罗斯如果被加州理工录取，那就更应该去加州。罗斯开始以为这是麻省理工的委婉拒绝，但麻省理工学院明确表示录取罗斯后，仍告诉罗斯“加州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罗斯听从了建议，最后“舍近求远”选择加州理工学院。罗斯虽没有选择在家附近的麻省理工就读，但三十年后，功成名就的罗斯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多年。

加州理工学院的规模不大，至今也只有1000多名研究生和900多名本科生，属于典型的精英式小规模教育。加州理工的世界级声誉建立在对学生的严格培养上，学院在入学时就告诫新生，每年入学的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不能完成学业。由于加州理工学院招募的新生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学生，学习的竞争压力超乎常人想象。罗斯在得知三分之二的同学不能毕业时，打听自己旁边两人的成绩，得知一个是全国数学测试的第一名，另一个也取得了很高的分数，感叹自己在加州理工的四年前途未卜，戏剧性的是，结果在毕业时这两人反而都没能完成学业。罗斯学习物理的时候，计算机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应用，直到罗斯从加州理工毕业十年后才出现第一台个人电脑。因此那个时代的学生需要手动计算复杂的差分方程，虽然数学很复杂，但是这段经历为罗斯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对日后的经济学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次选择：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深造

罗斯在高年级的时候对博弈论和线性回归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相比于物理学中的数学，他更喜欢经济和金融中的数学。1965年从加州理工学院物理专业毕业，罗斯到哈佛大学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哈佛大学对学生的管理非常松散，这里聚集全球最优秀的学生，这些天才般的学生基本能自学解决学业上的问题。在哈佛学习时，罗斯有机会与诺奖得主阿罗共事，得到阿罗不少指点。与阿罗的近距离接触，加上那个时期一般均衡理论的突破性发展，罗斯对一般均衡理论着力甚多，极好地构建了严谨的研究分析框架。1970年，年仅26岁的罗斯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罗斯不仅学业顺利，爱情也不期而遇，他遇到了一生所爱――卡罗尔・福斯特。不同于罗斯只是前几代移民的后裔，福斯特的祖上是来自英格兰的美国第一代移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罗斯23岁时与福斯特成婚并一直恩爱，福斯特成为罗斯生活与精神上的伴侣，幸福的家庭生活使得罗斯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并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第三次选择：终身研究方向――金融领域

罗斯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由于本校毕业生不能留校的限制，他接受沃顿商学院的教职，与福斯特移居宾夕法尼亚州。这对年轻夫妇在远离家乡的宾州开始了新生活。不久，罗斯的两个孩子出生，孩子的出生给罗斯带来了幸福家庭生活，同时在沃顿商学院接触到新的学说和领域，这个时期的罗斯踌躇满志。在沃顿商学院期间，罗斯继续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和委托―问题，但最初担任教职面临繁杂的教学任务，每学期他要教四门课，教学任务非常重。罗斯在后来调侃道，他教过沃顿商学院的所有课程，除了苏联经济学。他甚至担心如果系主任发现他的俄国血统，可能也会让他教苏联经济学，那就教学大满贯了。

与其他商学院相比，沃顿商学院有更多的社会学科。罗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到沃顿商学院后，有机会参加金融学的研讨会，其中两位最早的报告人是费舍尔・布莱克和理查德・罗尔。尽管有很多同事认为金融学只是处于经典经济学的边缘地位，但罗斯立即发现自己对金融领域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金融领域的主要理论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当罗斯向他的金融学同事请教CAPM的推导和模型中的最优资本成本是否与平均资本成本和边际资本成本一样时，他的有些同事们还十分轻视这个对金融学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

套利定价理论横空出世。1952年至1972年的二十年间，金融理论界发生了巨大变革。现代金融理论在早期的发展十分缓慢，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在直觉上很有说服力，但受制于计算能力，几乎不能应用于现实。资产组合理论出现在极好的时点，马科维茨致力于计算证券组合的协方差矩阵时正赶上计算机技术的大幅进步，计算能力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客观上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当威廉・夏普接受老师马科维茨的建议，尝试将一种证券加入到最优市场组合中，探索单一证券的边际效应，CAPM就这样令人惊喜的诞生了。CAPM非常符合直觉、形式优雅并且十分简洁，但是假设较强是它的一大缺点。随后众多的金融学家付出了巨大的热情改进CAPM的现实解释力，同时又不损害模型的简洁性。CAPM给研究者和金融从业者提供了全新工具，而后期提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则给衍生品定价提供了准则。

罗斯最初感觉CAPM模型在理论上是很完美的，也非常符合直觉，但数学证明让人难以接受。他在最优资产组合中引入更有说服力的数学形式并引入套利行为，推导出举世闻名的套利定价理论（APT）。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套利的概念与金融领域的两大思想相融合，产生了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阿罗的竞争均衡模型，而罗斯则使用套利的概念在金融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套利定价理论。

罗斯为定价模型引入套利行为，即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一样的行为。通过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将微观的个体行为决策与影响所有市场的宏观系统性风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真实市场中的投资者、风险管理者、信息收集者及市场套利者的真实反应。套利定价模型的市场背景仍然是一般均衡理，这与罗斯最初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密不可分，金融市场的均衡必然是市场内部条件及外部市场均衡的同时满足。罗斯为金融领域贡献了形式简洁、易于理解的APT，极大地推动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并成功地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行为，对全球各大交易所的定价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二十世纪初期，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对期权定价进行研究。现代金融数学和随机过程的先驱、法国数学家劳伦斯・巴施里耶（Louis Bachelier）于1900年第一次提出了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利用随机过程模型研究期权定价理论。1964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对巴施里耶的模型进行了修正，以股票的回报代替原模型中的股票价格，提出了欧式买权定价模型。1973年，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基于几何布朗运动来刻画价格波动规律，提出了Black-Scholes模型，该模型的提出在期权定价研究领域中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也使得两位学者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Black-Scholes模型假设股票回报呈正态分布，而且其假设非常严格，导致该模型应用于股票期权定价时参数估计的结果误差较大。

1979年，罗斯和约翰・考克斯（John Carrington Cox）、马克・鲁宾斯坦（Mark Rubinstein）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对离散时间的期权定价方法，即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主要用于计算美式期权的价值。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即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证券的价格运动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上涨或者下跌。虽然这一假设非常简单，但由于可以把一个给定的时间段细分为更小的时间单位，因而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适用于处理更为复杂的期权，成为全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定价标准之一。

利率期限结构。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早期研究为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主要包括预期理论（Expectation Hypothesis）、市场分割理论（Market Segmentation Hypothesis）、流动性偏好理论（Liquidity Preference Hypothesis）， 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来刻画利率期限结构的形成原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世界各国的利率也开始加剧波动，研究者开启了以随机过程为基础的现代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其中，罗斯与考克斯、英格索尔于1981年发表了《利率的期限结构传统假设的再检验》，将随机过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结合起来，通过建立Cox-Ingersoll-Ross单因素模型（CIR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结构。1985年，科斯又发表了双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认为利率的变化分别存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随机过程，并且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特征以及固定收益衍生品的定价进行了一系列刻画。

近年来，罗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恢复性定理（Recovery Theorem，2014），该定理可以在不用针对偏好进行参数假设的情况下，通过当前的期权价格集将定价核（Pricing Kernel）和预期收益的分布回归出来。将恢复性定理应用于固定收益市场，可以帮助提高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

第四次选择：为验证理论成功进入投资界

更让人敬佩的是，罗斯不仅在金融理论界享有世界级声誉，而且致力于将自己的金融理论和实务投资联系在一起，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罗斯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及其他重要政府机构、许多知名投资公司的高级顾问，1998年至2008年担任房地美公司的董事，并且是罗尔―罗斯资产管理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补偿价值公司主席，在金融投资界取得了杰出成绩。由于罗斯在金融领域的杰出贡献，他曾获得金融分析师联合会格雷厄姆与多德奖、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给最优秀学者颁发的利奥・梅内姆奖、国际金融工程学会最佳金融工程师奖等多个奖项。曾有学者高度评价罗斯改变了华尔街对金融理论界的看法，直接促进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的融合。

步步紧扣的“非套利人生”

罗斯在1976年离开沃顿商学院来到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97年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的高校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完成了完美的回归。

篇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90178。

摘要：一般就产权的制度效率而言，私有产权优于公有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产权就一定是低效的制度安排。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决定了多数环境资源需设定为公有产权，提高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配置效率，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是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通过对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在政府间多重委托关系及其行使展开制度分析，本文探讨了影响环境资源产权有效性的因素，并提出了保障环境资源公有产权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委托；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既破坏了生态环境，也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如何寻找有效的环境治理对策，以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难题之一。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产权安排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资源的分配与利用问题，需要利用产权理论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因此，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研究无疑需要对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展开探讨。由于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我国往往将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研究视为“”。从已有的文献资料看，学界较少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展开深入的研究。我国部分地方多年来对环境资源近乎掠夺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区域环境质量恶化的严峻现实，已说明单纯从技术、政策层面不足以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及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从制度层面寻找治理对策。

一般就产权制度效率而言，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产权就一定是低效的制度安排。只要与公有产权相配套的制度基础比较完备，公有产权的制度设计也可以达到高效率目标。因此，公有产权是否有效取决于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基础完备是否。产权制度安排与产权制度运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体系仅界定产权的初始状态， 但产权在经济运行中具体怎样运用，法律体系是不能预先设定的。本文公有产权的有效性不是指公有产权这种全民所有的法定占有形式的有效性，而是指公有产权的运作方式，或具体实行方式的效率与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是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条件，就环境资源产权而言，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是不同的。

一、我国环境资源产权的委托关系

（一）委托的相关理论

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在委托关系当中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最大化，而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互相冲突。在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理论试图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主要解决这样一类问题[1]：委托人想使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人选择了什么样的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由人的行动与其他的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些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人行动的不完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问题。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由于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是由政府来行使的，是通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授权实现的，可以运用委托理论分析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运行效率。

（二）环境资源产权的委托关系

所有权安排是产权制度安排的核心，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与正的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产权归属上将环境资源界定为公有产权是较合理的。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我国的各种矿藏和水流全部属于国家所有，而森林、草原等其他资源则不完全是国家所有，也有一部分存在集体所有，“在对资源性资产管理上，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所有的基本模式，即国家作为出资者，在经营单位中按照明晰的产权关系依法取得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按照市场经济的市场运行规律经营其资产”[2]。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决定了我国公有产权的环境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中存在多层委托关系。“对社会来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委托是一种法定和全权委托， 国家所有权和社会或全民所有权基本上是等价的， 国家是一个产权机构”[3]。我国的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由国家代为管理，但国家是个抽象的主体，自然资源的国家管理实际是由国务院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国务院职能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口垂直管理关系，使国务院将有关自然资源管理权分解，委托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自然资源，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和直接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必须将一些管理权限委托给下级政府来对自然资源进行直接管理。各级政府通过授权给相应的国有资源资产管理公司，由其代为管理。通过纵向上各级政府之间对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层层委托，与横向上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分摊”，导致表面上自然资源有明确的产权主体，但实质上国有产权被虚置或弱化了；表面上人人都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际上人人都不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层层委托行使，造成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被层层分割为各级政府所拥有。

二、我国环境资源产权有效性的制度分析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既取决于这种多层委托机制的效率，也与公有产权运行的相关制度环境有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初始委托人的目标与最终人的目标不一致，整个链条存在高昂的成本，以及底层委托关系的设租与寻租等腐败。政府间委托链条越长、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目标差异越大。就作为委托人与人双重角色的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其目标并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福利极大化，地方政府可能会追求并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层级越低的政府越有可能倾向实现自身的目标或利益，而不是全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

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委托关系实质就是一种契约关系，社会大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如果要求自然资源公有产权运行有效，作为初始委托人的社会大众必须是可以作为契约的一方来谈判、签约， 行使契约规定的权利， 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民众，尽管是环境资源在法律上的最终所有者， 同时也是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运行链条中的初始委托人，由于较高的组织成本与“搭便车”动机的存在，社会民众无法组织起来与其初始人谈判、订立契约。即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民众可以推选自己的一个代表，但也无法将社会大众的个人偏好汇总为社会偏好，而且这一汇总的社会偏好也无法准确表达。所以，初始委托人不可能获取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剩余索取权，社会大众也就没有动力去监督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就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第一层委托关系而言，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人，政府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垄断性，社会公众无法退出与作为人的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也不可能对人构成有效的“选择威胁”。由于政府较少受到作为人制约，委托人的目标实现有可能受到偏离。我国的自然资源由国家代为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是一种政府间的行政上下级关系，委托人和人都因为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无法相互选择进入或退出，致使每一层委托关系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相互间不能形成对对方的稳定行为预期；每一级人会利用其行政身份， 努力追求其政府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并不能满足委托人的剩余索取权的实现；每一级委托人对其人的激励与约束主要是从“政绩”角度要求， 而不是从实现环境资源的生态效应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的考虑。

另外，公有产权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建设滞后，自然资源公有产权的全民所有演变为实际政府拥有所有权，进而导致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很多自然资源的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自然资源继续沿用传统的‘谁开发、谁所有、谁受益’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无偿、低价、无序开发利用的状况，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造成国有自然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和国有资源资产流失严重”[4]。所以，“环境资源公有产权隐喻政府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转让、使用实行政府管制的必要”[5]。与市场机制相比，政府管制有效的假设前提是政府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管制成本较低。但是，政府不能拥有自身利益，否则会出现管制失灵。由于这些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成立，致使政府管制并不总是有效的；政府对行使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管制也会出现腐败，从而导致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运行出现低效或失灵。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资源的开采使用权，资源的开采使用权价格中并没有包括生态环境修复成本，这种资源使用权的低价转让反映的是、利益输送与转让等各种腐败现象[6]。环境资源使用权的低价转让使资源开采获取的收益归企业所有，而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成本与损失由整个社会承担，导致环境资源的使用与收益不对称、利益与责任不对称。所以，我国自然资源公有产权是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低效的。

三、保障环境资源产权有效的制度构建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失效，除了与其自身的产权结构有关、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善外，公有产权委托运行的制度基础不完善，也是影响公有产权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为改善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以促进环境资源有效开发、合理利用、保护环境资源，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完善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委托行使的制度基础。在宏观制度环境方面，通过在各层级政府间多重委托来行使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能否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除了需要减少或消除各层级政府间成本，设计委托人与人目标相一致的责任与风险共担、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机制外，主要依赖于、投票机制与退出机制等制度条件。

（一）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失效就是约束政府规则的失效。要保证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有效性，需要通过制度途径制约政府在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委托代使过程中的自利行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行政权不受制约，行政权既可以剥夺私人产权，也可将很容易侵吞公有产权，甚至将公有产权转变为部分人所有的危险。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为政府或私人牟利。在产权领域，秩序的缺乏最严重的可能后果是私有产权不受保护，政府随意将私有产权转为公有产权；甚至在公有产权的外衣下，公有产权最后演变为特权阶层所有，形成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所以，建构秩序是保障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乏的重要制度条件。

（二）投票机制

投票机制是社会大众通过用手投票表达民意，要求政府官员的任命与晋升受到民意的约束，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实施监督，用民众的权利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力，塑造对下而不是对上的责任机制。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是通过政府间的委托来实施的，政府间委托的实施机制能否有效，能否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多大程度上受到民众权利的制约，官员对下负责的责任机制健全与否。政府的行为目标并不总是与社会所期冀的目标相一致，投票机制是影响二者能否一致的重要因素。投票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权利表达机制与权利制约机制低效，最终会出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被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目标所取代。环境资源公共物品与正的外部效应特点决定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实现全民所有的公有产权制度，而这种公有产权制度是由政府间多层次的委托来实施的。因此，我国自然资源的能否高效开发与利用，维护生态环境效益，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通过健全投票机制，建立政府对下负责的责任机制与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等，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居民通过根据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与税负等因素，自由迁徙选择居住地。通过退出机制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对政府施以竞争压力。所以，退出机制的实质是“用脚投票”。自然资源公有产权制度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如果某一区域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居民可以迁出来促使地方政府以生态环境效益为重，减少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委托行使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与利己动机。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实行的退出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对选民负责、保护生态，为选民提供优良的环境质量，充分说明退出机制对保障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有效的作用。除此之外，完善的法制也是影响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通过委托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海三联出版社，2005：239.

[2]王克强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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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仁良.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J].开放导报，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