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规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博弈论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工程管理；囚徒困境；均衡；对策

1.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典型模型，它反映了个人最佳选择并非是集体的最佳选择这一问题。囚徒困境源自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的相关困境理论，由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合谋犯罪的两个嫌疑犯分别被关进两个牢房，彼此间不能互通信息，单独接受审讯。每个嫌疑犯都可以选择坦白，也可以选择抵赖。如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他们各自将被判刑5年；如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抵赖，各自将被判刑1年；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抵赖，则坦白者可以免于刑事处分，而抵赖者被重判8年。

囚徒困境通常被看作个人理性冲突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经典情形。因为在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正是囚徒困境的翻版。

2.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囚徒困境

在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由于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对施工单位的职责行为有所约束，但并不能排除施工单位为了追求更高经济利益，有可能违背职业道德而做出有损于工程质量的行为。与此同时，监理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质量检查时，由于人员和资金的限制，难以对施工单位的每一道工序进行检查，只能采取抽查的方法。因此，一旦工程项目出现质量问题，施工单位是选择欺瞒还是不欺瞒；监理单位对是否出现质量问题的部位是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这就形成了关于工程质量控制的一个两方博弈问题。

工程管理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投资方与施工方之间的矛盾。工程项目的投资方追求资金最合理有效的利用，以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好的工程质量，尽快达到预期目标。而施工方则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的降低工程建设成本，节约费用，以保证效益最大化。受各自利益驱使，投资方与施工方之间的博弈难以达到利益均衡，更无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双方在各自的策略较量中陷入囚徒困境―建设单位的最佳选择是尽量拖欠工程款，施工单位的最佳选择是消极怠工。

3. 建筑工程管理中囚徒困境的对策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造成囚徒困境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双方不能进行合作。理论上讲，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博弈参与者是没有兴趣合作的，是走不出困境的。在工程实际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实际中对博弈过程和规则进行一定的改变，使博弈的最后结果能够达到最优。

3.1 投资方尽量与施工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囚徒困境”说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次性博弈。投资方和施工方如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就有了多次博弈的机会，彼此间就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也就有可能破解。投资方和施工方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经过一次次交锋，一次次博弈，双方可知晓对方的一些信息，也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不合作所导致的结果。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妥协达到双赢的结果。

3.2 订立合作协议，约束合作双方的行为

在工程项目管理危机无法克服投资方或者施工方个体理性缺陷时，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通过订立彼此合作协议来约束工程双方的行为。因为，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所以，双方博弈中制定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协议，才能使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参与双方采取既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又可以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合作协议就如同游戏规则，任何一方违反规则，就意味着背叛另一方，另一方将会依据合同中的相应条款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由于合同的订立，投资方和施工方都秉承利益最大化的信念制裁对方，所以，当一方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时，便会无形加大自己“背叛”和“不合作”的成本，造成长期利益损失，这使得工程项目中的任何一方在“背叛”、不合作前都必须再三思量，不得已不为之。合作协议既能约束工程项目中各方的不合作行为，还能保障集体共同利益的实现。

3.3 不断完善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在项目投资方与施工方的博弈过程中，为了加强工程建设专业化的监督管理，更好地协调解决双方遇到的问题，第三方(监理)的监督协调必不可少。由于监理单位是受建设单位委托对工程建设进行管理监督，现实中监理往往会站在投资方立场一味地约束要求施工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监理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协调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当工程项目中的任何一方行为不规范时，第三方(监理)就会对其进行监督调控，通过自身的协调作用打破投资方和施工方在博弈过程中陷入的僵局，防止两败俱伤局面的出现，尽可能地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维护双方既得利益，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总之，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投资方与施工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中，囚徒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双方从长远利益制定策略，约束自身行为，经过多次博弈和一定合同条款的约束，彼此便能走出困境，实现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刘永.浅析工程 项目管理中的囚徒困境[J].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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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弈论　商务谈判

博弈即一些个人、团队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中和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据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有关博弈的理论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的本义是在下棋等休闲娱乐活动中，双方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对手可能采用的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策略或计谋，以制胜对方的理论。博弈论是研究各方策略相互影响的条件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理论。博弈思想最早产生于古代军事活动和游戏活动，众所周知的田忌赛马就是典型的博弈论例子。现在博弈论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竞选、系统控制、企业经营管理和商务谈判等多个领域。

采用博弈方法是商务谈判的重要策略之一，将复杂的、不确定的谈判通过简洁明了的博弈分析，使研究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寻找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建立某种分析模式，从而构建谈判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

商务谈判具有一般博弈论运用领域的共同特征。商务谈判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协调彼此的关系，通过协商而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它与竞技比赛、军事战争同样具有竞争性和利益冲突性，谈判双方或多方都希望对方多让步而己方少让步；但是，商务谈判又具有相互合作性，是“合作的利己主义”。双方合作是以双方互利为前提，互利来源于合作新产生的利益，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己方利益一般不以损害双方合作为前提。

一、在博弈基础上的谈判程序

1.商务谈判的准备――建立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是指打算合作的双方对所要进行的交易内容的评估确定。例如，要购买的货物，估计可能的价值是多少?最理想的价格是多少?总共需要多少资金？其他的附带条件是什么？可接受的最高价是多少，其中包括产品风险、资金风险、舆论风险、社会风险等。风险价值是双方谈判的基础，没有风险价值是构不成谈判的。

2.确定合作剩余

合作剩余即合作比不合作增加的价值。如何进行分配是最关键的问题，双方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就是为了确定双方的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一般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和谈判策略与技巧的应用。谈判不是将一块蛋糕拿来以后商量怎么分，而是想法把蛋糕做大，让每一方都多分，即变和博弈。

维护双方的基本利益是谈判必须达到的基本目标，它是影响谈判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商务谈判中，假如双方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总量为A+B（为弹性空间）+C:

谈判双方都有自己必须获得的最低利益(即临界点)，甲为A，乙为C，如果最低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退出谈判。甲乙双方应将利益争夺空间定为B，而不能将C和A纳入双方争夺范围。当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接近临界点A+B或C+B时，就应适可而止(如图所示）。

3.达成分享剩余的协议

如果难以继续谈判，各方就不能进行有效地合作，也就无法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有可能使自己自身的利益受损害。达成协议，是谈判各方分享合作剩余的保证，也是维系合作的纽带。

二、博弈论在商务谈判中的要素

1.博弈参加者

博弈参加者有法人、自然人和社会团体、组织等，各方都有各种策略，形形，增加了谈判的难度，所以在谈判时，首先必须清楚博弈方的实力，变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信息博弈，才能有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胜利和双赢。

2.策略空间

在商务谈判中，随着博弈方的不同，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会有所区别。就是应用同一策略，实施时对人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没有完全相同的策略空间。应用适当的策略空间，对谈判进程有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博弈开始时，在各种情况中注意对方采取的策略，从而针对其策略做出反应，使零和博弈变为变和博弈。

3.博弈的次序

博弈次序对博弈双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看在什么时机采取的什么策略。

4.博弈的信息

博弈中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信息时代要在博弈中占上风，就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以及时掌握博弈中的各种情况，同时根据信息对博弈方的行为做出预测，料敌先机成为谈判的赢家。

三、博弈论对实现商务谈判双赢的启示

1.树立“双赢”理念是谈判双方合作的前提

博弈反映的是单方最大利益和合作所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个体看起来最有利的选择，则可能带来整体的不利。一场成功的商务谈判，应该是各方的预期目标都得到满足，并为此达成协议，同时融洽和改善彼此的合作关系。

2.沟通是双赢的手段

在红黑博弈中，如果没有第四回合后的两次沟通，根本无法达成双赢。

3.诚信是双赢的关键

双方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后，“按约定出牌”是达成双赢的必经之路。

4.信息是双赢的法宝

“红黑博弈”显示，游戏双方相互了解的程度越高，越能快速沟通并达成共识，也能够诚信地按约定出牌，达成双赢要相对容易得多，这说明在博弈中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谈判实践中，谈判者面对的信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既有真实信息也有虚假信息，既有有用信息也有无用信息，。这就要求谈判者必须具有敏锐地辨别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5.一次性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可以想象如果“红黑博弈”游戏规则不是10个回合，是永远地做下去，游戏者既会积极与对方沟通，也会诚信地选择“按约定出牌”。由此可见，谈判双方对合作时间长短的预期，会影响其利益选择行为。如果谈判当事人认为合作时间是有限的，往往会作出不顾他方利益而单纯追求己方一次性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谈判当事人认为合作是长久的，则会兼顾一次性利益和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克夫:博弈论与商务谈判[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01）

[2]贺继红 娄美珍.基于“红黑博弈”的商务谈判思考, [J].商场现代化, 2006,(16)

[3]吴春梅:现代商务谈判中的博弈分析 [J].商业研究, 2003，(01)

[4]丁黎: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博弈行为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1999,(01)

[5]李泓欣郭淑芳:浅谈博弈论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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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 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　“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 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 ，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 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 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 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 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 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 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 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 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　“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 hi138/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 ，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 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 John 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 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 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 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篇4

对命题的真值判断标准是符合论的，这与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论”如出一辙，而这种符合关系的建立则直接源自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说

”，通过语义博弈建构图象与世界图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的直接思想来源。

关键词: 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

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

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

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

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

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 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

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

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

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　“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

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

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

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 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

。“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 ，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

——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

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 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

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

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

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

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

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

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

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

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

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

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

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

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 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

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 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

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

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

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

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

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

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

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

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

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 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 Scott所指出的那

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 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 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 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 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　“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 ，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 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 John 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 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 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 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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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行为；博弈规则；投标报价均衡

一、博弈论原理及方法

（一）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以下方面：

参与人：参与人也称局中人，即在所定义的博弈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

行动：即规定每个博弈参与人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或经济活动的水平、量值等。

信息：指参与人有关博弈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自然”的选择、其他参与人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

战略：参与人在给定信息集的情况下的行动规则。

收益：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人得到的确定效用水平，或者是指参与人得到的期望效用水平。

结果：博弈分析者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如均衡战略、均衡行动组合、均衡收益组合等。

均衡：各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和行动的组合。

（二）博弈规则

每个博弈都有相应的规则，即是博弈的参与人采取行动所必须遵循的机制。博弈论中机制设计实际上是确定如何激励的问题，机制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一个有理性的参与人有兴趣接受所设计的机制，它必须满足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要使参与人在该机制下得到的必须不小于他不接受机制时得到的，此约束称为个人理性约束；二是在不知道参与人类型的情况下，所设计的机制要能使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招标单位希望的行动。

（三）博弈的类型

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在非合作博弈论中，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博弈进行分类：一是从参与人行动的顺序，可以将博弈划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者是参与人虽然不是同时行动，但是后行动者不能知道先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动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的行动有先有后，且后行动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知道先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二是从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的知识掌握角度，博弈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将上述两个角度划分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4种不同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四）博弈均衡结果

博弈分析的目的是预测博弈的均衡结果，均衡指所有参与人行动战略的组合。在不完全信息静态非合作博弈模型下，纳什均衡是博弈规则的核心思想。

二、投标报价博弈行为

投标报价的博弈类型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非合作博弈。从博弈论角度看，招投标符合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非合作对策模型。所谓不完全信息，是指每一位潜在的投标者在投标前都只知道自己的生产成本及报价，而不知道别人的生产成本及报价，但是他对其他参与人的生产成本及报价有一个主观的概率判断。静态博弈是指在投标报价博弈中，大部分的招标交易采用一次性密封投标竞争的做法，各投标报价在开标当天揭晓，投标人之前对其他局中人的报价行动并不知道，所以投标报价是静态的。博弈规则是招投标的评标方法。目前我国招投标评标法主要有综合评标法及合理最低价评标。综合评分方法是以基准报价为基础，当投标人的标价评分最高，最接近基准报价时他就中标，并且得到全部的合同收益；相反，他的标价与基准标价相差甚远，报价得分最低，就得不到合同。综合评分方法的博弈规则就是报价与基准标价的方差越小，获得的支付越多。合理最低价中标，是以基准价为基础，在有效报价范围内选择最低的报价者。所以合理低价中标的博弈规则是报价最低并且合理才能中标。综合评分法及合理低价评标基准标价仍然以基准价为基础，根据不同的博弈规则有两种不同的博弈模型。战略是投标人根据自己企业的管理水平及其他竞争对手信息的掌握，根据博弈规则决定最终报价。收益是其中一家投标方以最优报价中标并且获得一定的利润空间，达到中标与利润的平衡。

第二，完全但不完美静态非合作博弈。虽然投标人没有掌握其竞争者确切的投标报价信息，但投标单位的历史投标记录可以通过信息搜集及积累可以得到，并且企业的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的信息可以得到，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预测竞争者的投标报价趋势及最优报价的范围及概率。在目前建设项目评标方式下，主要以企业自己的工程成本为基础，通过业主的开标记录分析标底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各投标单位的投标记录数据，分析各投标方的报价水平。在一定时间段内，一个地区历次开标记录，各投标方投标记录的信息可搜集性强。通过这些信息搜集并加工，预测得到业主的标底及各投标方的报价水平，实现信息的对称，把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非合作博弈。

第三，投标报价均衡结果。根据纳什均衡的定义，在对一次项目的投标决策过程中，由于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中标，决定收益函数最大化的因素是“信息――局中人决策之前已作过的决策的结果。”局中人对这种“已做过的决策的结果”统计的完整程度，决定着最终计算收益值的客观性和准确程度。在承包商的投标报价决策中，首先需要依赖信息得出的是各参与人报价与最优报价的统计关系，并将这种统计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分析方法进行数学表达。这个过程依赖于对以往投标的各承包商报价和中标情况的统计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程度。

从承包商依据统计分析得出最优报价的这种决策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承包商可以在一次竞标过程中拿出自己的最优报价进行投标，即上文提及的各个局中人的最优策略可以同时存在于策略空间的某一策略组合中。因此，在投标报价决策这样的有限策略静态博弈中，存在纳什均衡。

建设项目招投标模式下，各个投标方参与一个项目的招标，面对同一个招标方，投标方之间形成价格战。以目前的评标标准为博弈原则，投标方进行价格竞争，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结局。从这个纳什均衡结果可以得出两点：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其结果会如何。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投标方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实际上在纳什均衡中，投标方要使利润最大化，招标方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各竞争者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

在建筑招投标市场竞争环境中，这个纳什均衡的结果是招标方获得最大的利益，投标方各自竞争，趋于一个利益最小化的均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在招投标制度下，招标方可以通过招标获取最大的收益。而各投标方并不能形成垄断，投标人之间不存在相互勾结行为，投标报价博弈的行动是非合作的，投标人的决策是独立的，并且投标方为获得市场，一般采取低价投标。从这个纳什均衡的结果，可以得出各个投标方投标报价的行动趋向，低价投标。这种投标方低价投标的行动趋向，是博弈行为的必然选择，也是博弈的均衡结果，投标方以此为依据，可以在投标行动中预测对手的报价行为，以此为基础进行博弈行为分析。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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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基础建设日益发展，博弈论在交通工程投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将对博弈论的原理、使用及其在招投标范围内的各种模型的构建展开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在深入理解并结合现有招投标现状的情况下构建出基于博弈理论总成本投标报价模型，从而为投标单位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报价模型及建议，帮助确定其投标报价，这样既能提高标单位的中标概率又可以使其获得最大期望收益，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

博弈论;投标;报价;分析;研究

当今社会竞争环境复杂，项工程目问题的结果需要多个行为主体共同确定。各行为主体既拥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又相互依存。招标单位采取的办法一般是复合标底，简单点说就是招标单位在投标前不确定自己的真实标底，而采用所有投标者的投标报价水平，通过加权取平均数确定最终的标底，这样就需要投标者主要凭个人经验来进行投标，因而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博弈论的理性决策需建立在各行为主体决策的预测结果之上，不可置他人决策于不顾而单独做出。

1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过程，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多个行为主体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相互影响以及决策均衡性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具体的行为特征，在一定范畴内可以称之为对策论。

博弈论三要素①局中人。博弈活动的主要参与人、主导者，称之为局中人。在实际的应用中，局中人不但指自然人、集体，也可以指某种行为。用i来表示，i=(1，2，…，n)。在项目的决策中，局中人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招投标过程中的博弈分析

2.1招投标与博弈论的联系招投标的过程，从理论上分析，也可以看出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应招投标的不同流程，参与的各个主体构成了博弈中的当事人，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由各自的决策域不同直接表现。在最终决策的制定时，各主体又都受到他人决策结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开标之前，各个投标人对各自的投标价格并不知晓，而每个投标决策的制定又需要以他人决策的预测结果为前提。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制定不同的投标人构成了博弈理论中的当事人，而各个投标人的决策制定构成了决策域，最终结果的制定共同构成了博弈理论中的支付函数。在博弈论的体系中，通常情况下认为，当信息彼此知晓时，博弈的双方可通过简单谈判即可达成一种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在当信息不完全公开情况下，则需分多个阶段多次交流才能保证所有参与人接受协议。若把招投标的具体过程进行仔细分析，可将采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为招投标模式。

2.2招投标过程中的常见博弈现象

2.2.1先开标后议标现象项目开标后，针对工程价款、相关优惠政策的调整，通常情况下，招标人和投标单位会以议标的形式再次讨论。由于现今的建筑市场，施工单位不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为了获取工程，总是以业主的意愿为基本前提，有时甚至不惜以竞相压价的形式以完成中标。一方面，这可以促使工程造价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却违背了公开招标的基本前提，与公开招标公平性相抵触。这也把社会生产的一般市场价值抛到脑后，有时就会造成施工企业无法按照既定目标完成工程，反而使得造价成本提高。由以上分析可知，开标之后又议标实际上是对合同价确立的过度激励。对于目标的激励性，应有可观测性，也应对除投标标价之外的其他目标采取必要激励措施，保证目标的可观测性。若业主单位对招投标阶段的投资控制过度激励，很可能会造成施工单位盲目追求成本，忽视其他目标的现象。故业主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2.2.2投标人联合与投标人互相倾轧相反，有时为了获得正常的利润以外的超额利润，投标单位会联合起来对哄价进行抬标。这种现象称之为投标人联合。站在博弈的角度分析，博弈的局中人指招投标主管部门和投标人，主管部门的策略为监督整个招投标过程中的是否违规现象，而投标人的策略为联合或不联合，两者共同构成支付函数。支付函数的最终确定，有超额利润来确定。投标人的联合，将对招标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因此，招标单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可以通过采用邀请招标的形式来实现，同时注意加强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对所选的投标人的保密，使参与投标的单位彼此不知道有哪些单位参与竞标，建立起非合作型博弈，最终实现投标的有效性。

2.3招投标机制设置招投标过程中的博弈分析，主要是指对评标方法的确定，而评标方法的确定主要是用来解决投标人的积极性。因此，所谓招投标机制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应用博弈理论对招投标活动进行约束。这种约束应从两个方面展开。

2.3.1个人理性的约束在招投标机制的设置中，应充分考虑项目参与人的积极性，制定有效激励措施，促使项目参与人愿意在制定的机制中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得投标人获取标所得到的利润将远远大于失去这个项目的价值。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着手:①注重于投标实际环境的分析，制定合理可行的标底。②在标底的计算中，要注意按照现有的工程量清单，按照市场价格求算标底。③对暂定标底权重的赋予，应将各有效投标报价中所占相同权重的报价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评分的基准价，实现对市场的正确引导。

2.3.2激励相容约束本约束主要是为了尽可能的选出质量高、信誉好的企业。在激励相容约束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使得所设计的机制尽可能的调动所有参与人的积极性，达到招标单位所期望的目标。激励制度的建立，要注意结合投标单位的实际情况，尽量避免过分激励和较弱激励的现象。

3博弈论在投标报价中的应用

3.1博弈论在“合成标底”评标中的应用

3.1.1合成标的打分法的介绍现阶段最常见的评标方法就是合成标底打分法，也可称为复合标底法。该方法将标底进行量化，实现标底的可控制。基本步骤如下:①标底由招标单位制定，并给定一个浮动的百分比范围，当投标报价超过了所允许变动的范围时，视为废标。②对符合要求的投标单位的所有报价，包括招标单位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合成标底。③以合成标底为依据，设定评分标准，对符合要求的投标报价进行综合进行打分。

3.1.2合成标的打分法的特点具体说来共有3点:①不可预知性;②竞争性;③合理性。所谓不可预知性是指标底的最后确定由几方共同确定，该次投标项目的标底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来。竞争性是指评标方法在规则制定时对高于标底的报价制定严格的扣分机制最大程度的限制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合理性是指最大程度上将标底的确定交给市场，并对不切实际的高报价和低保金完全不予考虑，使得复合标底比较合理，反映合理低价的标准。

3.2博弈论投标报价模型的构建针对招投标过程的博弈展开研究，主要是为了防止“围标”现象的出现。为了获得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报价概率分布，模型的构建以评标中合成标底的做法为依托，以评标规则为依据，结合综合标底打分法完成。

3.2.1模型的假设为了方便理解并简便该模型的计算步骤，本文对所构建模型做如下几个方面的假设:①在进行标底的编制中，将有些信息设为已知。且这种已知在现实的标底计算中，也是成立的，如定额编制办法中取费基数及取费费率的设定。②对评标方法、评标参数的确定在招标文件中进行设定说明，对某些变量进行固定。③只考虑价格因素对投标报价的影响，其他的因素暂时忽略。本文所构建的博弈论模型应以满足上述假设条件为前提进行，并此为基础前提进行研究。

3.2.2变量的设定模型变量的设置如下:Y:用以表示招标单位编制的招标标底，且本变量为一个相对数值，是可以发生变化的;λ1:计算复合标底时，变量Y所占的权重;λ2:计算复合标底时，所有投标人编制的投标报价所占的比重。当投标方报价处于合成标底的有效范围内时得满分，超出范围或小于范围值时，相应的进行扣分。上文各变量的确定后，可以根据其逻辑关系得到下列几个计算式。

3.2.3报价模型由公式(2)可知:对于标底H，我们可以得出我方对该项目报价与合成标底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即是由于a和n在某种不确定性导致的我方报价与合成标底之间的误差E。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得分有一个限定的氛围，不以满分为标准设定，也就是说最终的中标者不一定获得满分，在运用本方法进行计算时，应将各个误差E用矩阵的形式来进行表示。如3.3所示，对于矩阵中的各数值由x和a两个因素决定。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采用经验估计法确定报价平均值a的大致范围，以一定的百分比对各投标报价和我方报价在一定范围内按一定百分比进行依次取值，得出我方报价与合成标底的误差值。

4博弈模型实例计算

同时，由于平均的投标价格及其有效投标人的数量n都是具有不确定的，这样投标公司的投标价格与合成标底就必然存在着不可控制的误差。当有了合成标底之后，就可以计算我方最终投标报价与合成标底的误差E了。进而，组成报价误差矩阵模型，与以往类似项目投标相比较，其他各投标人报价均值a的范围可能在［0.96Y，1.00Y］范围，本次计算a在每隔0.5个百分点分别取一次值;我方报价x范围也暂定为［0.96Y，1.00Y］范围内，同时每隔0.1个百分点取值一次，将我方报价和报价均值分别代入误差矩阵中，得到以下博弈误差矩阵模型。由上文中可以看出:理性人博弈的目的原则是Lmin，xmax对上述博弈矩阵进行决策分析，开标开始前已知晓本次投标单位为六家，但是各个单位有效投标报价的数目并不确定。所以，将n=3，4，5，6分别带入到博弈模型的矩阵E中，分别得到各自的误差矩阵及扣分矩阵。通过矩阵计算可知，对本方而言，我们得满分的报价区间见表1。由上表可知:不论取值多少，只要n取值范围在(0.9790Y，0.9820Y)时，我方报价均可得满分。根据博弈中报价尽可能大的原则，我方报价取x=0.9820Y。只要其他投标方报价在(0.95Y，1.00Y)范围内，我方就能获得满分。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其他投标方也和我方一样获得满分的可能。

5结语

本文着重对博弈理论展开研究和表述，系统的研究了博弈理论的发展、组织及对招投标实际问题的适用性。投标方以市场为依据，针对“合成标底打分法”的评标规则特点构建了基于博弈理论的投标报价模型，并通过实例进行简单验证，为今后的实际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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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 招投标 博弈论

一、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中的博弈现象由于各投标人在决策时不知道对手确定的策略，而只能在考虑其他投标人可能取的策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制作出招标人最有可能接受的投标文件，并且以密封的形式交纳到招标人手中，与此同时，己方的报价和信息也不为其他投标人所知，只有在开标时所有信息才会公诸于众，这就保证了投标人在进行报价时基本是同时完成决策行为的，不可能通过对手的实际行为来相应改变自己的策略。在整个过程中，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是无法进行串通勾结的，投标人的报价决策都是独立进行的，这体现了个体非合作的博弈特点。

二、工程项目招投标中的几种博弈模型分析1、“投标人报价策略”的博弈模型分析假定某招投标活动仅有甲、乙两个投标人参与报价，当投标人乙选择类似于抵赖行为的高价获利策略而甲选择类似与坦白行为的低价中标策略时，投标人甲利用低价中标的规则设置获得了中标资格；当投标人乙选择低价中标策略而投标人甲同样选择低价中标策略，投标人甲仍能通过竞争（例如技术标的评比）获得中标资格，其中标的可能性为 50%。但当投标人乙选择低价中标策略而甲选择高价获利策略时，甲的中标可能性为0，无法获得中标资格。通过博弈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投标人乙选择哪种行为决策，投标人甲选择低价中标策略总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投标人乙在考虑自身利益目标时选择的行为策略，最终形成了类似囚徒困境案例中的局面，所有参与招投标的投标人为了中标的最大可能性而总是选择低价行为策略是本博弈模型中的纳什均衡。正如“囚徒的困境”博弈最后的结论一样，投标人甲、乙的最佳决策是都选择高价策略，即招投标中的高价围标现象。但由于规则设定使投标人甲、乙之间无法勾结串通，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甲、乙最终只能都选择低价策略。2、“投标人探听标底策略”的博弈模型分析在设置标底的招投标竞争过程中，假设内部招投标时只有甲、乙两个投标人，并以此进行分析。假设投标人甲、乙可分别作出探听标底或不行动两种行为决策，假设投标人甲、乙中有一方选择了探听标底的行为决策而另一方没有选择，那么选择了探听标底的一方就能获得中标利益 x；投标人甲、乙中没有选择探听标底的行为决策的一方没有中标，由于落选其所收获的中标得益为0。当投标人甲、乙同时选择了探听标底的行为决策时，甲乙双方各有 50%的几率中标，其各自的中标得益为x/2。通过对得益矩阵的博弈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投标人乙采取探听标底的策略还是选择不行动，投标人甲的最优策略仍是对标底进行探听。该博弈模型的那什均衡是投标人甲、乙均会受到渴望中标的利益驱动最终作出探听标底的行为决策。3、“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博弈模型分析在该博弈模型中，招标人企业可以通过监督来减少投标人与招标人相关人员串通投标发生的几率。如招标人不对招投标活动进行相应监督则投标人串通投标可获取得益为 x，如招标人监督时投标人与招标人串标被查处需要缴纳的罚金为 y，同时招标人进行监督工作所需的成本为 z，投标人不选择与招标人串标时其得益为 0。通过得益矩阵的博弈分析可以得出：当招标人对招投标进行相应监督工作时，投标人的最佳策略是不串通投标，当投标人选择了不串通投标之后，招标人的最佳策略又成了不进行监督，当招标人不对招投标进行相应监督工作时，投标人的最佳策略又回到了串通投标，当投标人串通投标时，招标人的最佳策略是进行监督。这种因果关系的循环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博弈游戏中的双方始终无法存在统一的利益共识。

三、结论“投标人报价策略”的博弈模型能否最终达到“纳什均衡”的关键，其实靠的是两个制度的安排。正如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设置的两条先决条件：一是防止囚徒合作，二是制订一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赏罚规则。对于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而言，评审合理低价中标的方法正是为了实现类似“囚徒的困境”中的纳什均衡而专门设立的游戏规则。评标办法中经评审的合理最低价中标方式，又使投标人陷入选择高价策略可能无法中标和选择低价策略可能中标后利润减少的两难境地，最后只能在考虑企业不中标的风险最小和中标后利润最大的目标下进行投标决策行为，这是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利用博弈论理论进行控制管理的关键。“投标人探听标底策略”的博弈模型中，招标人通过投标报价是否接近“标底”来对比评价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是否合理，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同时由于标底在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中的重要性，导致围绕标底的探听、泄漏引发出大量的腐败违法问题。招标人采用不设置标底或者公开标底的招投标模式，更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水平。“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博弈模型中，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要达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关键取决于招标人的最优监督概率，而最优监督概率又取决于投标人违规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这种违法现象无法完全消除，只能尽可能减少。实际工作中应加强监督力度，建立某种能使投标的违规成本增大的监管制度，使不法行为出现的概率进一步降低，使工程项目招投标的公正性、公平性、竞争性得到真实的体现，保证我国工程项目招投标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王文举.博弈论应用与经济学发展

[M].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3]杨青.博弈论在招投标中的应用

[J].鄂州大学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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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家族企业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由其特殊性受国内外普遍关注。特殊性在于，公司创立初期，创始家族借由家长权威、差序格局以及的家族伦理直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而家族企业壮大后，往往由于传承问题、引进外部经理人、金字塔交叉持股等控股结构、不得已引入外部资本等，而产生控制权争夺问题。由此，公司利益的代表者多元化。创始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造成创始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损害上市公司的价值（郑志刚，2005；苏启林，2004；杨兴君等，2003）。由此以下问题呼之欲出：

其一，控制权的配置是契约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均衡的状态，到底何时博弈各方会主动打破这种平衡呢？其二，激励的争斗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必会牵扯各方利益，可为何他们会选择打破本来的均衡互相“撕扯”？其三，刘红霞2004年对北京大学总裁班的问卷调查统计显示，大多企业家想聘又未聘经理人。难道已有的制度措施真的无法约束控制权掠夺问题？

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既是在公司治理历史上不多见的矛盾公开化、涉深多方利益的标志性案例，又已经过公司公告和媒体披露多方运作信息，且时过良久，博弈已达均衡，各方利益代表及学者都已提出详细见解。本文尝试从博弈论的角度，将治理理论显性因素整合作为影响博弈矩阵的调节变量，以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美这个事件。

二、文献回顾

（一）公司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股东和管理层的委托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基本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治理起源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实质是解决因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的问题，目的是减少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股东主要通过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实现对管理层的控制和监督。内部机制主要是通过董事会对经理的控制来实现。内部机制主要包括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等。外部机制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Holmstorm and Tirole，1993；Daltonetal.，2007）；法律、政治和管制制度（LaPortaetal.，1999）；产品和投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将减少管理层掠夺的潜在可能性（Alchian，1950；Stigier，1958；Shleifer and Vishny，1997），高度竞争的行业问题相对较轻（Hermalin，1992）。

针对管理层摆脱股东控制的原因，现有的文献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解释，包括委托理论、心理所有权理论和商业伦理。针对管理层摆脱股东控制的手段，主要有管理层控制董事会、共谋、借助外部投资者等手段。

股权结构对股东和管理层委托关系也会有影响。在股权分散的情形下，为了对管理层实施有效控制和监督，必须依靠良好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而存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情况下，大股东对外部控制和监督机制需求较少。但是，如果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的情形，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可能存在博弈的空间。

（二）博弈论相关文献综述

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博弈规则视为制度，研究既定博弈规则下的博弈结果。这类研究通常将制度视为外生给定，主要研究和比较不同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Gardner & Ostrom， 1991）；

其二，也是将博弈规则视为制度，但不研究既定规则下的博弈结果，而是为达至某一博弈结果所需要的有效的博弈形式（game form）。

其三，制度作为一种内生于博弈的制度化规则（ institutionalized rules） 或者达至某一均衡策略的共有信念，从而降低博弈的不确定性，以解决参与者之间的策略协调问题（ Aoki， 2001， 2007； Grief ， 2006） 。

其四，制度视为均衡现象，内生于博弈过程，但放松了经典博弈有关个体完全理性的假设，通过某种选择过程、变异过程和复制过程来研究某项制度的生成（ Young， 1998， 2007； Weibull， 2002； Witt， 2006）。

三、博弈模型构造

（一）因素的选择

由理论回顾看出，家族企业内，影响各方势力博弈的因素很多，但它们有些直接作为博弈的因，有些属于博弈的果（即非这些因子导致的博弈，而是博弈本身影响了这些因子，这些因子又会引出下一轮博弈）。本文据此特征，将这些因素分为构成环境类和影响收益类。本文特指信任环境，因为相较于社会经济环境信任对关系影响更显著。

总结上述分析整理出表1：

表1

注：该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本文通过影响节点（开始和结果）来确定影响的类别（环境和收益）；影响方式的判别维度分为直接和间接，判别标准则是看因子变异对博弈是直接，还是需要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衡量难易程度的判别维度有两个（难/易），判别标准是对该因子的测量的难易来区分；变异的难易程度亦有两个维度（难/易），判别标准是该因子在短期（3个月）内是否可以彻底改变（在没有其他制约因素条件下），显然，股权可以通过增发或二级市场购买等快速改变（当现金不是制约因素条件下），而控制权的改变则比股权要复杂，相应的股权控制权分离程度的改变也会相应增大难度，而不同势力的价值取向的改变则更是需要长期的过程，可舆论压力则可通过正面信息快速改变倒戈，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而且较易改变（比如一个成员的加入就有可能改变团体的社会资本结构），经理人市场的口碑也是长期工作积累的，法律机制更是几乎不可改变，而内部约束属于企业内部章程制定，相对来讲还是较容易改变，但是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长期积累的结果。

由于黄光裕和妻子在狱中，消息远远没有陈晓灵通，所以可以看出在此点博弈时，双方非同时博弈，陈晓占有先动优势，所以时点2的博弈是不信任环境下的非同时博弈。如表6：

表6 信任环境下，AB非同时博弈

注：假设A为陈晓，B为黄光裕（大股东vs小股东

大股东vs管理层）

此时国美刚刚度过危机，陈晓在经理人市场的声誉大幅度提升，百慕大公司法董事会的权利较大，内部约束机制对其不构成威胁，公司成员一边倒，这些都使陈晓的改变成本降低了（改变收益提高了），尤其此时黄光裕在狱中，陈晓有绝对的先动优势，所以此时X1>>Y1； X2>Y2。由此会产生较差的均衡（2，2）。

此图同样适用于黄光裕与贝恩资本的博弈（创始股东vs机构投资者），它们之间的博弈更为简单，贝恩资本通过与陈晓签订协议使得其改变获得公司控制权比维稳公司更有利。而且也具有先动优势。由此也会产生较差的均衡（2，2）。

另外，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这种董事会成员一边倒的支持，甚至连黄光裕股权的代言人都倒向陈晓，这自然引发了机构投资者和其他股东的最大担忧：当一个公司的控制权完全落入一个只拥有1.47%股权的职业经理人，而且公司董事会又一边倒地支持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时候，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国美的任何利益方而言，都绝非一个好的选择，股东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发展而言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3）时点3：此时的环境因素与时点2的环境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只是舆论的增加使得不信任增强。这里不在赘述。很明显9.28号前后多方势力也不存在时间差，所以是同时博弈。虽然此次博弈属于多方同时博弈，我们仍然可以两两相看，如表7：

表7 不信任环境下的双方博弈

黄光裕vs贝恩资本vs机构投资者vs其他投资者

（创始股东vs各类投资者）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种在不信任环境下的博弈，虽然仍然是双方都采取维稳战略更理智，而对于谁会赢这个问题，明显是站股数更多的人更有赢的希望，像季琦（汉庭CEO）在他的博客上所写：“谁会赢”这个问题，纯粹取决于国美的股东，本来只是一个统计学问题。”但是就像我在上文所说，在不信任环境下人们的选择往往不只考虑矩阵内部收益，还考虑一些额外的，甚至非真实的收益。这样就使得结果变换莫测。

不过事实证明，最后大家的选择是理性的，维稳的，我不能确定这是大家理智博弈的有效率均衡（4，4），还是因为国美的股东数太多，各方非理智倾向抵消的过程。

这看起来似乎是最好的结果，就像马光远说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通过和解，在陈晓出局这个对公司伤害最小的结果下，通过重组董事会，达成权力均衡，形成黄光裕家族与机构“共治”的局面。而如果黄在9月28日的投票中失败，作为第一大股东的黄光裕家族绝不会善甘罢休，国美的战将继续，而很显然，一个动荡的国美不是任何一个投资者考虑的选项。”

五、结论与启示

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并非是一群被权利冲昏头脑的人互相撕扯，这只是在不同的信任环境下，不同的收益（成本）下的自我理性决策。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因素分析环境，再通过收益来预测当前态势的均衡是否被打破，甚至结果如何。

对于如何维持现有均衡：不信任环境中，降低A方采取改变（甚至道德风险）行为时，B采取改变（甚至道德风险）行为时的收益，可以维持现有均衡（减少道德风险行为）；信任环境中，增加A方采取不改变（甚至道德风险）行为时，B采取不改变（甚至道德风险）行为时的收益，可以维持现有均衡（减少道德风险行为）。而如何改变，可以参考表1的改变收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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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几年，西方学界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虽然有众多的政治哲学教授们利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专业的博弈论专家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直到宾默尔将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正理论领域来。之后，该方法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

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并不断扩大影响力，我国学界也开始了相应的研究。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在学界引起在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同时，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其中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本书中，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学者们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借鉴的。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改变课程结构，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从字面上理解，“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即道德）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一——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因此，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参考文献】

[1]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梁捷: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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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愿望和努力潜藏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里，并系统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反映。所谓社会科学，无外乎研究三类问题：人类社会是怎么运行的，我们以什么为生活的目标，以及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正是今天经济学家们研究这三类问题的三位一体式的标准工具。

社会选择理论探讨的是，对每一种经济社会环境，我们能否确定一个满足某些价值规范的社会目标集合。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并且我们接受人们（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是按照博弈论所刻画的方式行为的，那么机制设计理论则探究能否以及如何提供一个博弈框架（game form），使得在这个博弈框架下的博弈均衡解处于社会选择目标集合内，即社会选择规则是可执行（implementable）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无限接近于可执行的（“近似可执行的”）。

作为社会选择理论大师阿玛蒂亚森几乎所有最重要作品的中文汇集，这本《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涉及的主题极其丰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帕雷托自由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Paretian Liberty）定理。

如森在“功利主义与福利主义”一文中的分析，弱帕雷托原则是功利主义和很多其它建立在福利主义之上的道德标准的内核，也是经济学家关于效率的公认标准。它要求，在两个社会状态甲与乙之间，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甲比乙好”，那么社会也应该认为“甲比乙好”。最小自由原则，按照森的定义，要求社会应该赋予至少两个人各自在至少一对社会状态中有选择权；即，至少存在一对社会状态丙和丁，如果某人喜欢丙胜于丁，则社会不应干涉，就是说，社会也应该认为丙比丁好。

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用森的话来说，你睡觉时仰卧而不是侧卧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即便其他所有人都希望你侧卧。但森1970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经典文献证明，对二人以上的社会，只要社会备选方案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并且人们的偏好是无限制的，那么帕雷托最优和最小自由原则合在一起，会出现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中类似的循环性结果。

定理的内容可以用缪勒在《公共选择》中修改过的例子（森是它的原始作者）揭示出来。假设一个二人社会由好色的张三与拘谨的李四组成，他们面对着那本有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好色的张三希望由李四来读这本书，但相比谁也不读它而言，他宁肯自己来读它；而拘谨的李四则希望最好大家都不读这本书，但相对张三读来说，还不如他自己来读。如此，有下面的结果矩阵：

张三

不读 读

李四 读 a b

不读 c d

对张三来说，有b好于a，d好于c；对李四来说，则有c好于a，d好于b。

在社会选择的框架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社会偏好序，从而选出社会最优方案。在a、c、d之间（森最初的处理），根据最小自由原则，赋予张三在（c，d）上的决定权，赋予李四在（a，c）上的决定权，那么分别有“d好于c”和“c好于a”。但根据帕雷托原则，有“a好于d”，出现循环。

在博弈论的意义上，自由权利表现为每个人对策略的选择。显然，李四的占优策略是选择不读，张三的占优策略是选择读；其结果d帕雷托劣于a。正如缪勒所指出的，上述矩阵类似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