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能源危机；博弈；秸秆回收

一、农户就地焚烧秸秆的原因

在我国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秸秆变废为宝的观念并不成熟，且沿袭了传统的秸秆处理的方式，很多农户认为秸秆就应该就地焚烧，他们中的多数人环保意识并不强，也不懂得如何创新性的去寻求秸秆的更具有高效率的利用方式，总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秸秆处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因素，主要是资金不足，时间紧凑，技术的不全，没有一个合适的市场来支撑这一行业。

（一）资金约束

如果不就地焚烧，那么农户可利用秸秆的途径可能就是用秸秆来饲养牲畜，然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如果农户要去采用秸秆来饲养牲畜，则购买牛犊等需要的资金将在农户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而且秸秆饲畜还必须考虑到规模化养殖。因而，由于资金的短缺，用秸秆来饲养牲畜这一秸秆有效利用的途径在农村基本无法实现，在短期内，还存在极大的困难。

（二）时间约束

目前在我国的农村，一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很有限，而农作物的耕种的周期却非常短，到了农忙时节，农民几乎都在抢收抢种，几乎没有时间去更好地处理秸秆，另外，由于劳动力的成本一般比较高，所以雇佣劳动力就相对而言并不划算，故而，我们说要使秸秆高效的利用存在着时间的约束，农民只好选在就地焚烧。

（三）技术约束

秸秆制沼，是农户有效利用秸秆资源的途径。且是可以推广的有效利用秸秆的途径，然而，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且没有技术，因此在沼气的管理上必然存在着技术的约束，这些约束主要表现在：由于季节不同出现的冬季产气问题以及沼气池出渣的清淘工作，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如何把沼气的技术普及给农户，将是一个难点，也必将是一个突破点。

（四）市场约束

作为农户，其快捷的处理秸秆的方式除了就地焚烧就是出售了，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能处理秸秆的企业甚少，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并不怎么值得投资的行业，而且企业还需要承担运输费用等等，所以农户虽愿意出售秸秆，但却没有合适的市场来支持这一交易行为，故存在极大的市场约束。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应政策来扶持这一市场，也必将能带来秸秆处理的一个新的良好的突破口。

二、博弈模型

（一）构造模型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或是成本最小，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也不例外，农民作为理性人，无论他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作为最终目标。理性的农民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选择了秸秆的就地焚烧来作为秸秆处理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秸秆的就地焚烧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浪费了资源，故而政府是一直站在其对立面，每年，政府都会相应出台一些禁令来阻止这一行为，然而显然，农民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必然会抵制这项禁令，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灵。现仅就短期做一个假设，并建立一个博弈模型，以期在政府与农户的博弈过程中，使得农户在选择秸秆还田的条件下，政府也可以成本最小化。

（二）博弈双方模型构建

A是理性农民，农民作为秸秆的拥有者，理论上是拥有对秸秆处理方式选择的一切权利。从自身利益出发，农民会选择一部分作为自身家庭的生活燃料，一部分直接就地焚烧。B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监管部门，首先其明确秸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源，可以部分替代煤炭，可以作为工业原料，还田和饲料，因而为使秸秆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价值，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出台一系列政策来阻止秸秆的就地焚烧，这就构造了秸秆利用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模型中，农民的所有策略集合为（焚烧，还田）政府的策略集合为（补贴，监管）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博弈主体都是理性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假设秸秆焚烧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C，还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D，且A>B假设政府的策略集合互不相交，且假设政府进行的补贴为E，且E>A因为只有政府的补贴大于焚烧所带来的收益，农民才会放弃焚烧秸秆.政府监管的成本为F显然D

三、结论分析

从上述的表格可以看出，最优的决策集合应该是（D+E，-E）与（D+G，-G），即不焚烧加补贴，还有不焚烧加提高秸秆回收价格，秸秆作为农产品的最终废弃物，在农民眼里得不到重视，但通过对国内外的实例研究中可以得出，这场博弈必须让农民选择不焚烧，且不论在短期与长期，其都必须在最优的纳什均衡所包含的策略集合里，但由于在博弈模型里并未考虑政府的投入来源，且从长期来看，若是科研取得巨大进步，则此时的D*将远大于原来的D，且此时的D*-H将大于原来的最优策略里的D，且对于环境，对于解决能源危机都是有益无害的。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要想根治秸秆的就地焚烧，在短期内当然是通过各项补贴来作为激励，然而长期内，则是技术上的创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在秸秆的使用上有一个更好地途径最为支撑，则必然会使得农民不加埋怨的接受，另外，在短期内，则应该通过补贴来鼓励农民大力发展秸秆还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秸秆这项资源的使用上必将迎来一个重大突破。

（一）在短期内发展秸秆还田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秸秆有更多更好地用途，在国外也有很多将秸秆变废为宝的例证，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农村的现状，由于资金，时间，技术以及市场条件的约束，农户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秸秆的其他综合利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受时间约束的农村，由于劳动力在外就业以及劳动力成本增高，采取其他秸秆综合利用方式，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秸秆全部打捆并运输到农户家庭或市场。显然，秸秆还田对农户来说其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比较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秸秆的特殊的生物组成，其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肥力，进而间接地提高产量，另外，由于秸秆还田还能取代肥料，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环境，是政府应该大力倡导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政府在对秸秆禁焚进行补贴的过程中，也变相的处理了环境污染问题，将这一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了。

（二）政府应加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

各部门应主动沟通，协调好农林畜牧等的行政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体系，以保证农户在劳动力缺乏和劳动力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能有充足的时间完成作物收割到下茬作物播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创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长期的最优纳什均衡。（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马骥.我国农户秸秆就地焚烧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较与约束条件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2）.

篇2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 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都不可缺失，尽管从整体考虑两者是辨正统一关系，然而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两者的又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两者之间的博弈不会减少，法律将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发展，由此看来，法律不仅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也是掌握知识不同的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博弈的产物。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篇4

【关键词】感性 社会 艺术教育 自觉 创造

人在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过程中产生思想意识，通过理性地回忆、思考和推断，发明技术与工具，从而改变生存环境。人膜拜技术与工具的魔力，感恩它带给人的福祉，缅怀创造者的能力素养与思想意识，追慕、幻想与学习前人的技术与思想，拜服理性的伟大。在与自然博弈的胜利中，人类开始失去了理性。绘画艺术中人物的处理，微妙地说明了二者地位的轮转。工业技术创造了财富，却留下环境破坏与人性异化，使人考虑理性意识创造力的局限和人与自然的平衡，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科学家在创造过程中对感性的眷顾、对直感形象思维与顿悟灵感的赞赏，使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在注重理性意识与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感性力量的认识与重视。

一、感性唤醒人性与艺术创作的自觉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整体、本质的把握，是一种高级别的认识方式。感性认识是片面的、个别的、现象的、表面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了认识的材料。没有感性思维的参与，理性思维不能持续正常地工作。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还会出现感性直觉直接解决问题的现象。

客观事物刺激了人的感官后，引起感官的注意。感官把这种刺激传达给感觉神经，在大脑内经过加工处理再反馈给人的意识。感官会有选择地接受并传导客观事物的信息给神经。理性认识所接收的材料是被感官筛选过的，所以阿恩海姆提出视觉思维的概念，即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基本工具（或媒介），而且视觉思维的知觉特征不仅仅限于直接的知觉范围内，广义的知觉还包括心理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同直接的感性把握之间的联系。因而它也就有了一般思维活动的认识功能。

把艺术当作生存技能、提高人的文化修养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手段。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等科学理性思维成果促使艺术与艺术教育发生了巨变。唐宋艺术的传播与西艺东渐，理性化的认知与教育方式清晰可辨，从整体入手，运用几何形体的空间、明暗关系的基本规律，分析、理解、概括、锤炼各种形态事物，最终习得对客观物象的镜像模拟。中国画中的僵死程式、艺考中的速成范式、儿童简笔画的训练等或将是理性走向极致后的悲哀。这种方法在社会实利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功不可没，是教育科学的有力证明。但使人奴化于技术思想而缺乏灵动的艺术创造，也致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缺乏思想创新。

政治关怀的是族群，艺术关心的是个体。关心政治只是艺术价值的一方面。艺术连结着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优秀的艺术品是人类共同思想情感的结晶，所承载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是艺术与技术的和谐把握。在艺术技术化的教育中要警惕理性对艺术创作的背叛，反省和尝试用感性的意识与方法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唤醒艺术创造的自觉性和人性意识的自由解放。

二、感性是冲破社会陈规的高级思维方式

理性与感性共筑社会生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我们更提倡感性的价值与意义。突破理性逻辑的惯性，大胆摸索多种解决问题的路径。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爱迪生在梦幻中获得发明电灯的灵感，达芬奇通过艺术的想象设计了飞行器，爱因斯坦、钱学森感谢艺术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感性是理性的初级形式，其神秘性因科学不能破解而体现出艺术的高贵与不可思议。

理性因子像一种负荷让人承载，感性可以超越这种压抑。通过对形式的直觉把握进入自由的境地，艺术教育在培养人的感性积淀上有着十分优越的资质。人在成长的初年，主要依靠对事物的感觉印象来处理各种信息。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性材料越丰富，在进入成年期之后进行抽象逻辑推理的整体调度的范围就越广，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越强。人们都难以忘记自己童年的回忆，无论童年是什么味道，在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能品出新的滋味。人的感性思维一旦激活，可以冲破陈旧的社会秩序，自由意志会深层次挖掘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一个好的社会是能激发个体创造潜能的社会。人从原点出发，不满于现实，破坏并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走向一个新的原点。人的创造潜能的大小决定着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感性思维的积淀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教育是培养感性思维的利器

（一）创造刺激感官的感性思维环境

对婴儿进行胎教，给婴儿的房间设置明丽的光色，穿戴能吸引婴儿注意力的服饰，调动婴幼儿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兴趣和能力，刺激其感官敏感性。在学校教学中多使用直观形象与动态音画结合的教学手段，适时地变换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福禄贝尔“恩物”系列学前教材的畅销，儿童艺术类生活与教学用品的丰富与精美，为促进儿童视、听、嗅、触等感官的发育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多设置一些活动课程，能够让学生自由潜心地投入其中，调动其主体意识和兴趣。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和艺术馆中，体验自然的博大丰富之美和艺术作品的精微韵致之美，让孩子陶冶其中，在广泛的文化艺术情境中去学习、感受艺术，潜移默化，不教而教。

（二）显化感性思维的优越性

陈景润先生的数学老师曾在班上幽默地说，在座中有一位将会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一位数学家埋下了奋斗的种子。但是大多数人受经验和自身狭隘的视野所限，认为当前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条捷径，并且出于对晚辈的关爱，剥夺抹杀了其他有效路径，让后学者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从而抹杀了其主体创造的潜能。社会越来越民主，尊重每个个体存在的独立价值，不以一家之言独尊，听百家争鸣的合奏才是民主文明的新声。尤其是对于儿童，艺术是他们施展天性自由的天地。他们天真无邪，没有功利的城府顾虑，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最能充分挥洒个性情致，产生奇思妙想。当我们赞扬孩子做得很好，鼓励孩子寻找别的办法，然后再肯定、再激励。儿童凭借感觉与直觉地肯定，体验与判断事物，学会应对外部世界的方法，在他进入抽象理性思维后会有更多的思维加工材料。在学生掌握一题独解的基础上，设置一题多解的可能，发散思维，鼓励创造，解读答案形成的具体主要条件和多样条件，多提启发性的问题。艺术教育答案的多样性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比起其他教育形式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三）持之以恒地信任艺术教育的价值，以美与善的感性支配理性地求真

科学的科目可以采用量化的办法给出精确标准，结果显而易见。人在物质资料还不够丰富的追寻价值功利的时代，常常从利己的角度短视事物的价值，这样的生态系统要想长久地持续发展是令人担忧的。有人曾做过实验，在学校总课程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艺术课程的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其他课程的质量，反而能够提升。艺术素养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长期积淀的结果。艺术的直觉感悟更是如此，谁也不可预知感性的领悟何时能够助力人生际遇。人之幼年与人之老年对艺术情有独钟，青壮年因生计而对艺术及其教育往往有心无力，甚至不屑一顾。当没有物欲的压迫，自觉追求高雅艺术的心灵净化，抵御破坏社会与自然持续健康发展的形迹，一种向善向美的正能量，感性地支配着理性的务实求真。

结语

感性在我们的思维、艺术、人与社会的发展中的意义时常是隐性的。其突发性、易逝性等神秘特征让人无法慢慢地去细细考究，致使今天我们仍然对它不甚了解，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一些零散规律。它不会随意地帮助我们成长和发展，而需要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知、去体验、去领悟、去实践；它对人的精气神的消耗绝不低于我们用理性对事物做出的解释。我们只有用百倍的能量去努力研究、认识它，才能获得更多有利于艺术、人与社会发展的有价值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心理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奚传绩.艺术教育丛谈[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篇5

胡戈正在走向失败吗？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胡戈最火，是在他单枪匹马仅仅依靠网络之时；而在他近公司、远网络之后，他的创意反而远不如前了。会不会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不如网络这种组织形式，更适应创意经济呢？虽然不很肯定，但完全有可能！

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重要判断是关于组织形式的。“网络比公司重要”，是凯文·凯利的名言。如果这个判断成真，不光胡戈的例子可能得到解释，经济学还得改写。大家不会不记得，此前历史上每一个类似的判断，都曾引起一场巨大的观念转变和财富转移。斯密用分工专业化取代自给自足，使人类走出家庭；科斯发现了交易费用的制度意义，让全球认同公司治理。如果“网络比公司重要”成立，人们关于“市场—企业”二分的经济组织理论，将经受又一轮的考验。

这里涉及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是关于创意的。创意可不可以用企业的方式来组织？长期以来，企业只是用来运作有形资产的组织；运作创意这类无形资产的最佳组织形式，还是企业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网络是否具有市场或企业那种独立的组织特征？……。种种疑惑，在拷问财富。

组织变革更重要

我们首先要认识变革，特别是识别出那些曾作为“不变要素”长期被当作理论前提的生产要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显然，信息和知识，正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创意，作为创造性的信息和知识，或信息和知识的创造本身，又在编码化、网络化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不同于一般信息和知识生产的规律。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组织变革时，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创意，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这里说的典型，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不典型”的知识，如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必须先“有形化”—取得专利许可、品牌标识、软件形式等“看得见”的形式—才能进入经济范围，也就是说，先得把自己无形的特性，转变成有形的形式，才可能在制度上，得到与有形资产的平等对待。创意却不是这样，它在“无形”这一点上的典型性表现在，它是“活”的，是由“信息与知识”加“创造过程”构成的。创意所特有的默会知识、个人知识，只能存在于创造过程中。一旦“有形”，就不存在“创造过程”这个要件了；就成为一般的信息和知识了。

公司只适合运作前一种知识，即“脱水”后将创造过程过滤掉后的知识（显性知识、公共知识）；而不适合运作后一种知识，即处于创新过程中的知识（默会知识、个人知识）。之所以如此，因为公司的基础，是产权，即权力分割。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即权利分割。而创意本身是不可通过契约和产权分割的对象（可分割的，只是创意的结果）。

网络作为组织形式，与公司和市场的最大不同在于，公司和市场是围绕节点分割而建立的，网络是围绕节点连接而建立的。公司和市场适合对付死的东西，网络适合对付活的东西。所有活的东西，有生命性的东西，都是在最根本之处不可分割的。

当权利不可分割、权力也不可分割时，组织就要创新，就要设计另一种制度来处理类似创意这样的典型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今天我们在网络经济中遇到的种种组织变革的实质，都与此有关。

流程比功能重要

当网络比公司和市场重要时，流程就比功能重要。功能是指节点的作用，流程是指网络的作用。用契约切割权利，用产权切割权力的结果，是强化节点的专业化效果；用流程重组权利，用网络融合权力的结果，是强化网络的整合化效果。

围绕流程再造经济过程，使组织出现从机械化向有机化的转型。这样一种组织变化，特别适合于创意经济中，当生命性的、异质性的、原始性的独特成份成为组织核心价值的情况。

为此我们预言，新创意经济中，组织将发生以下的转变：

1、创意“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依托网络的虚拟企业成为组织的主要形式。互联网上各种临时性的创意组合，将日益取代正式组织成为文化产业的主体。创意组合的生命周期比企业更短，聚散也将比企业更为频繁。创意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旨在快速灵活地进行创意资源的最佳配置。

2、创意组织日益扁平化。创意组织内部的关系日益平等化，权力日益复归权利。利用有形资产和精英威权建立金字塔形结构的文化组织，竞争力越来越不如扁平化的项目小组和各种“草台班子”。创意组织的权力向着话语权（话语正当性）的方向转变。

3、创意组织的管理，向着治理（善治）、参与、公平的目标演进，向着以人为本和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以知本（劳动与资本一体化）为核心的知识管理将成为管理的核心主题。

4、创意组织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将逐步减弱。随着社会创意竞争的加剧，创意周期急剧缩短，知识产权对创意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弱；相反，正反馈机制将全面取代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创意经济的资本制度的基础。

框架比制度重要

在工业化条件下，人们对于经济组织设计，关注的主要是结构方面的问题。对网络经济来说，更为关注的将是结构本身的重构问题，考虑的是以组织的不断变化，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在网络经济中，框架比（正式）制度重要。

组织结构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组织重心的转移。组织设计的重点，从理性的“结构”（制度）转向有限理性的“框架”（习得制序）。框架与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价值上，制度是理性的承载体（组织形式）；框架是有限理性的承载体（组织形式）。第二，在方法上，制度设计以最优为终点；框架设计认为“最优”不如“满意”。第三，在认识论上，制度把普遍真理，作为决策依据；框架强调通过学习来形成组织记忆，并随时通过当下经验与组织记忆的比对形成决策。第四，在利益机制上，制度追求无限重复博弈的结果；框架强调通过有限重复博弈过程，在自发演进中形成规范，并与时俱进调整。

框架存在（或者说寄存）于网络中，是网络的组织精髓所在。

第一，框架存在于联系经验的回忆中。框架是网络中自发形成的群体智慧。对“企业”来说，框架就存在于企业文化中，未来将逐步移到独立于企业的网络“知识管理”系统中。至于这种知识管理系统，是搜索引擎、博客、社区还是其它什么形式，那只有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了。

第二，框架存在于交往中的编码解码过程中。新创意经济与传统创意经济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新创意经济是利用数字化进行的创意。

篇6

关键词： 文化 素质 相通性 具体内涵

文化是从社会的宏观视角关注个体发展，素质恰恰是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关注社会进步。从本质上来讲，文化发展以促进人素质的提升为优秀文化的评判标准，素质的提升以适应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为良好素质的衡量尺度。二者以促进对方的发展来实现自身的超越，可以说不论是优秀文化的提倡，还是优秀素质的提升，都是为了使个体与社会、世界建立有效而善意的联系，从而使人在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上发挥潜能，实现社会价值。

但是，在认识到二者深层相通性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与素质的“博弈”关系。原因在于文化的历史性、群体性特征决定了文化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继承和共享，素质的时代性、个体性特征决定了人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对历史继承性的超越和发挥自身潜能来实现。显然，人素质的提升必须对文化具有一种扬弃和超越意识，同时也可以说文化只有通过“当代”人的扬弃性吸收才能真正实现其“当代”价值。那么文化与素质相通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现探讨如下：

1.“文化概念”演进中体现文化“四大特质”

“文化”包罗万象，其界定众说纷纭，与其在模糊的界定中探寻，不如从清晰而具体的“文化概念”中理出思路，发现一种相对具体而容易把握的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概念的确立是作为一个与文明相抗衡的概念而产生的，“是19世纪德国中层知识分子寻求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双重产物”［1］。18世纪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赫尔德率先提出了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概念。继此，马修·阿诺德、阿尔弗莱德·韦伯、诺贝特·埃利亚斯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因为他们的“文化概念”不论是从历时角度还是从共时角度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典型性，所以本研究选取他们的“文化概念”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结合现代文化概念，进行研究并提出“文化概念”演进中的所体现的文化“四大特质”—“批判性反思”特质、“力求平衡的和谐性”特质、“指向内在精神的个体性”特质、“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特质。

1.1“古典文化概念”的演进

赫尔德文化概念的确立：在18世纪，经过各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决定性阶段之后，英、法两国都在欧洲以“文明”国家自居，而与他们的“文明”意识相反，德国知识分子用“文化”概念批判本国宫廷抄袭而来的所谓“cililite”（礼貌）的肤浅和表面化风气。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将纯粹化的理性看做是文明的标志和衡量历史进步的绝对标准，将知识和技能看做理性的最高代表。那些视理性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家们拿着理性的标尺给其他民族过去时代的文化贴上“落后”的标签。而赫尔德则反对这种绝对同一的进步说。通过对启蒙哲学的“元批判”，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着重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独特精神”，从而在启蒙运动的文明观念之外确立新的文化观念［2］。赫尔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个体性，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试图摆脱外族文明对德国文化的侵蚀，重新振兴德国的文化。根据汤普森的观点，赫尔德确立了文化的“古典概念”——“文化是发展和提升人类才能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吸收学术与艺术作品而得到推动，并与现时代的进步性有联系［3］”。

赫尔德之后维多利亚时代辉煌成就的取得，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嘘的雄厚资本，同时也是当时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由头。阿诺德以文化的名义对英国人沾沾自喜的文明提出了挑战。他针对英国人对外在机械和物质文明的崇拜，提出文化的内在性，针对英国国民中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文化的普泛性；针对英国人的缺乏灵活性和片面性，提出文化的和谐性［4］。他认为文化具体是指“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5］”。阿诺德的文化观念受到了德语语境中文化概念的启发，但他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超出了“英国式的狭隘”，更超越了德国人把文化作为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手段的做法，使之上升到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高度，这正是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所在。

之后，阿尔弗莱德·韦伯明确提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大潮中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变为物的奴隶”。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反而把感性归属于理性，以至前者若要重新确证自身，就得以破坏性或‘蒙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理性的专制使得感性贫瘠化、野蛮化［6］。”文化谈论着人的尊严，而从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更加具体的尊严的地位。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了传统社会学把“个人”与“社会”截然分开的做法，澄清他们只是人的一体两面，他在研究中非常注重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把人和事都看作社会网络体系中发展着的一部分。他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曾指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有教养过度，但却容易成为过度文明的种族。”

篇7

一、经典投资理论的非现实性

1.经典投资理论的理论假设

事实上，如果经典理论(指自马可维茨以来，以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主流投资理论)所依赖的假设成立的话，其逻辑是无可挑剔的，假设对于理论研究的意义不容否认。但假设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放宽假设后，理论的基本逻辑仍然成立，对现实仍然具有解释力，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并且是必要的；另一种则不同，如果取消这种假设，则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理论解释不了现实，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理论会将人们引向对世界的错误理解。

经典投资理论所依赖的假设正是第二种。经典投资理论一直是在与现实经验相抵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彼得斯(Peters，1990)称经典理论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回到现实中，我们发现，如果去除经典理论所依据的一系列假定(如投资者具有无限理性分析与计算能力、信息完全、客观概率是可知的，从而不确定性可以简化为风险、投资者对信息的理解是即时的并且是一致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是相互独立的，等等)，市场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时市场就从线性变成了非线性，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在各个时期就会出现不一致，价格调整会出现滞后，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会出现过度或不足，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将不存在，系统性的误差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且由于现实中投资者可能不断地犯新错误(这是因为人们在新的不确定性面前，永远都是“无知”的)，从而使系统性误差长期存在成为可能。总之，市场价格由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依赖这一系列假设的经典理论对市场买进与卖出力量的分析与现实格格不入。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1993年底成立的时候，夏普称赞其为世界上学术水平最高的金融机构，因为它的研究人员队伍中有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orton和Scholes)，还有25名博士。四年多以后，它破产了。事后夏普用LTCM失败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的有效性。他认为，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与我们所讲授的内容是非常一致的”，理由是没有人能获得40%的年收益率(LTCM曾有过这样的成绩)而不承担损失大量金钱的风险。

2.有效市场问题

真的是市场的有效性导致了LTCM的失败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给有效市场下定义。如果把有效市场定义为没有人能长期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承担风险，那么夏普对LTCM破产所发表的意见就没错。但根据最初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价格时刻都是企业“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这正是笃信经典投资理论的学者们心中的有效市场，也只有这种定义才能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与帕累托效率联系起来)。

LTCM的投资分析家们正是认为市场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但长期内不会存在这种现象，即他们相信价格变化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价格最终将向价值收敛。他们显然相信套利机会是可以计算的，只要市场出现了他们所认为的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利润就是确定的。但是，1998年8月21日，灾难来了，美国国库券价格出现了他们不能理解的“反常”波动，价格没有向他们所认为的价值回归。面对价格的“反常”波动，LTCM的操作员们目瞪口呆，当天他们损失了5亿美元。由此我们明白，是其对市场的错误理解(他们的资产价格模型是以线性市场为基础的，即他们相信市场收益率是正态分布的，考虑的是大量的“小变化”，他们没有考虑突发事件对资产价格的巨大影响，不理解市场对信息过分反应的可能性及后果)以及错误的操作策略(过高的杠杆比率，不顾风险)导致其失败而不是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导致了这一结果。LTCM的损失源于国债价格“反常”的剧烈波动。对于国债交易而言，价格向价值收敛是可能的，但需要的时间却不是LTCM的分析家们所能预测的。这里的关键是，在无穷的不确定性面前，企业的“价值”如何确定呢?

3.不确定性问题

人们生活在一个未来不确定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历史时间中，而时间是不可逆的，一旦把决定付诸行动，事情往往就会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所以，对历史时间中无穷尽经济活动过程的高度概括就是：未来是不可确知的，经济体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

在经典世界中，由于投资者对信息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风险与收益具有线性的均衡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得不到满足，市场将发生调整，直到这种线性关系得到满足，如CAPM是关于收益率—股票与市场协方差的线性关系模型，APT是关于收益率—因素敏感性的线性关系模型等。

而现实的情况是，信息是不完全的，投资者无法知道未来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各种状态发生的概率更是不可知的，从而投资者实际上不能对企业价值作出无偏估计。在不确定性面前，真正的理性预期是无法实现的。此外，投资者的理性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投资者不能完全正确理解信息的全部内涵，即使能够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价格的调整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的。现实市场上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机制是非线性的，特别是如果投资者的决策存在外部性，即独立决策的假设不成立，这时投资者有可能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而追随他人，这种情况下价格变化就可能存在一种正反馈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我强化，从而使得价格在某些时候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如果认为价格具有可靠的可预测性，则显然是错误的。有时趋势是明显的，有时则毫无方向。趋势是可能存在的，但却不是确定的，没有人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模型将价格现象的复杂性全部包括进来。

4.完全理性问题

市场受信念的驱动，基于“真实价值”的“理性投资”也不过是市场信念的一种罢了。如果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相信这种信念，并且企业的真实价值的确有可能计算出来，则市场可能变得有些像经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问题是，面对信息不完全与不确定性，投资者真的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吗?生存法则允许他们这样做吗?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总在既定的条件下谋求自己能够察觉的最好选择。投资者的差异在于知识、信息与理性计算能力的不同，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近似于一种连续分布，而不是“理性—非理性”这种两点分布，也就是说，人都是理性的，但不是经典学派所假定的完全理性。

二、金融投资学的新发展

经典理论的非现实性不言而喻，其根源就在于它所依赖的完全信息与完全理性假设。面对这种非现实性，学者们有不同的反应。一些人致力于完善经典理论，放宽某些假设条件，使它能更好地解释现实，Lintner、Ross、Famma、Stiglitz及Malkiel等许多人都在这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识到经典投资理论与现实投资市场是两个世界，中间有一堵永远无法拆除的墙。如果要解释现实，人们需要全新的理论，而不是对原理论放宽假设条件。近年来，实验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进化博弈论等新理论的发展以及心理学在决策行为方面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拆除了经典理论所依赖的两块基石：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这些学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金融市场作重新思考，行为金融学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经典博弈论是对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一种改进，它加入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像传统微观经济学假定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它仍然以完全理性及完全信息为基础(后来发展到对非完全信息情形的分析)。而进化博弈论则是对经典博弈理论的改进，它抛弃了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假设，从现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解释人的行为的模型，对解释投资者行为有重要的启示。对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假设的放弃即意味着对经典投资理论的放弃，因为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直接与现实相连接的道路。

实验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界试图突破新古典框架的另一种尝试，它通过设计一些可控制的实验程序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人的复杂性，抛弃完全理性假设。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与心理学的进步分不开，心理学对人的决策行为的研究启发了金融学家们，加之现实市场出现的许多经典理论不能解释的“异象”，行为金融学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

篇8

内容摘要：轨道交通的布置改善了城市周边房地产投资并促进了附近房地产价值的上涨。文章引用行为经济学中典型的非理性特点，从开发商角度解释轨道交通布置如何影响其决策过程。从新的角度详细阐述了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开发商决策和进行市场预测，为开发商投资决策提供了更接近实际的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轨道交通 房地产 市场预测 有限理性

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中分析人的行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以边际效应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用这一理论去解释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时，缺乏对微观个体开发商从心理活动以及投资决策的深层次分析和解释。因开发商是具有有限信息和加工能力及对问题洞察能力的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本文将人类决策分为市场预测和方案选择两个连续的心理过程。从这两个心理过程分析存在的行为经济学中的盲点，为解释其行为和其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轨道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土地价值，使城市的房地产分布出现了新的格局。在利益诱导下，开发商开始把资本投入到轨道交通周边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中；购房者也因轨道交通给出行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性，趋向于在邻近轨道交通周边购置物业。

因此，轨道交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房地产的布局，并且使轨道附近的土地成为开发商争相开发的对象。新兴都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布局给开发商带来巨大商机和投资机会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危机。

非理性心理对市场预测和方案选择的影响

（一）启发式偏向与过度自信产生的市场预测偏差

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析预测时，开发商面临着政策性导向、舆论和群体压力等基于不完全信息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轨道交通成为近几年房地产开发的新鲜元素，交通便利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考虑的首选因素，容易造成开发商分析市场时过度地把大量资本投资在交通便利的轨道附近。研究表明“轨道交通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和到城市核心区距离成反比”，开发商惯于用过去经验和得到的数据统计分析对投资风险和效用进行估计。处理信息时由于自己素养、个人能力、知识水平、先入为主等假定目标的影响，很难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因而要综合考虑物业功能等因素，不以偏概全，注意到轨道交通在毗邻快速交通要道和开发区的高档住宅区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很弱等信息，决策时规避启发式偏向产生的市场预测偏差。Health和 Tversky认为人们会对在一个自以为经验丰富又是专家的领域预测时有更多自信，并坚信自己的预测能力。行为金融学领域，DHS模型认为投资者对于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过度自信和偏爱，而对于更加重要的客观信息反映迟钝。对于开发商，已有的相应专业知识和经验，使其有充足的自信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

轨道交通改善了周边物业的可达性，交通便利为房地产消费者带来出行时间的充足保障，从规划阶段就吸引着大量开发商的注意力。开发商过度夸大和迷恋轨道交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就会忽略一些更为重要的公开信息，如轨道交通影响的时效性等。根据固有经验估计轨道交通带给开发商丰厚的利润和潜在利益，凭借经验和以往数据分析得出投资效益的可观性，对市场做出不切合实际的反馈信息，使轨道交通附近土地价格过度提高；土地价格的过度提高又给开发商以错误的验证信息，坚信其投资选择的正确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拉动了新一轮开发成本的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认为，人们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在房地产市场指对房价的期望。如轨道交通附近的房价一直上涨，目前以低成本购买或开发，则期末涨高的房价就是“获得”，否则即为“损失”。因此，在长期参照点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轨道交通附近的价格心理预期会越来越高。

（二）轨道交通对开发商决策的影响分析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中定义的价值函数其本质是“参照点效应”。即人们对决策方案（如得益或损失，各备择方案的可能结果分布等）判断和评价时往往隐含着一定的评价参照标准，即为“参照点”，房地产开发商的参照依赖是在其进行决策时，把最近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作为下次决策或决定的依据。在开发过程中，轨道交通附近区域是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可开发对象。对于从没有在轨道周围开发过的开发商，会潜意识里把已经在轨道周围开发过，并取得的效益作为自己选择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所得大概收益，而与自己没有在轨道周围开发取得的效益做参照，从而做出有必要在轨道交通附近适量开发作为尝试；而已经有过一次或者几次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经验的开发商，会把以前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收益作为参照点，“惯性心理”和对自己所取得成就的过度偏爱和过度自信都使开发商对于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的决策有较好的心理预期，倾向于继续在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

在图1中的S型价值曲线，无论“获得”还是“损失”区域，曲线的斜率都表现出逐渐减少，即两个区域的边际价值都随其增大而不断减少。若开发商首次把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收益X带来的快乐为U（X），第二次同样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同样收益X的快乐要远小于首次的快乐U（X），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价值函数敏感性递减的内涵，用公式表示：2U（X）＞U（2X）。

在图2中，若每个开发商都有自己的年度预期效益。根据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中的价值理论，图2中ΔW表示损益相当于W0的差值，价值函数在预期目标（W0）左侧是凸函数，体现了开发商无法满足预期目标时为达到预期目标不惜承担较大风险的心理态度；在预期目标右侧是凹函数，体现了开发商当预期目标可以实现时尽量回避风险的态度。对于开发商决策是否将要在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若开发商首次进行轨道交通附近的投资，因为没有经验，对投资成功与否没有把握，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观点，若同一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一样则无法解释预期效益对于开发商的影响，也不能更具体的分析轨道交通对于开发商的影响。而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开发商的期望效益已经实现时，决策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表现出损失厌恶的心态，不愿冒险把投资注入没有实践经验的轨道交通附近；相反开发商期望效益还没有达到时，开发商更偏爱承受风险，把投资放在轨道交通附近。即同一个开发商在不同的情况下（已经达到年度预期效益、未达到年度预期效益）表现出的风险态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开发商总体表现的是损失厌恶，损失相对于等量的收益带给开发商的痛苦要大好多；即面对收益，开发商倾向于风险规避；而面对损失时，又表现出极大的风险偏好，其实本质就是损失厌恶的心理特点。开发商无论面对便利轨道交通带来的收益时风险规避还是面对损失时的风险偏好，最终目的都是为减少损失。

由图3看出，曲线绝大部分在直线y=x的右下侧，绝大部分的决策权重都低于相应的概率。轨道交通能否给开发商带来如政府媒体所宣传可观效益，相对于开发商以往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很不可能的决定因素，故而被赋予了较高权重。开发商会过多重视轨道交通带给购房者的吸引力，导致在客观性很强的因素方面考虑相对欠缺。因此，开发商对轨道交通赋予了相对大的权重，做决策时倾向于轨道交通附近地段。尤其在面对可能亏损的前景时，开发商具有风险喜好的心理偏向，极可能对轨道交通附近进行初次投资。轨道交通附近首次给开发商带来可观效益，也可认为是市场反馈的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是正确的，更自信偏爱于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加大轨道交通附近的开发概率。实际上，开发商是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情绪的有限理性者，概率大的区域也可能是开发商博弈竞争之地。也就是说，轨道交通附近是大部分开发商博弈对象，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开发者的风险。这种对于确定性和很可能的事件赋予低权重的心理倾向，导致开发商面对轨道交通可能带来效益时，表现为风险规避，而面对损失时，表现为风险喜好。

轨道交通对市场有效性影响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行为经济学提出的图4“7C情绪周期”，认为由于信息反应偏差导致的过度自信是典型存在的认知偏差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实中一些开发商已经在投资中获得了可观的效益，更加自信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深信在便利的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随着信息的透明度，其他开发商也慢慢从谨慎阶段过渡到自信阶段，进而向轨道交通周边开发。大部分开发商都过度受他人影响时，就会形成轨道交通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系统性认知偏差。

投资过程反映开发商的心理变化，会导致在城市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房地产开发产生定价偏差，而定价偏差又反过来影响开发商的信心和判断，形成行为经济学上的“反馈机制”。加上外界条件的成熟和扩大，极易形成房地产市场上开发商对于轨道交通是否带来巨额投资收益的系统性偏差。系统性偏差加大开发商对于决策过度自信，恶性循环，造成“羊群效应”。有研究提出弱化羊群效应的策略，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足以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可能带给房地产交易主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薛求知，黄佩燕，鲁直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董志勇.行为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广奇，张林云.行为经济学Prospect理论的个体决策行为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

4.张金明.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性质[J].现代财经，2003（3）

5.王琼.城市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8

6.方向阳，暖等.国外城市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研究[J].热带地理，2004

7.顾成彦.房地产市场波动性的行为经济学解析[J].市场周刊，2006（12）

8.田芳，周栩.行为经济学在房地产营销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08（9）

篇9

【关键词】商务谈判 语言 技巧

一、语言技巧在商务谈判过程中的重要性

商务谈判，也就是谈判双方通过语言或者其他沟通方式进行交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语言技巧的使用效果往往能够决定谈判成败。商务谈判中语言技巧的重要性，一般体现在下面几点：

有效处理谈判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语言是处理谈判双方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谈判双方都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诉求，如果双方的要求方向性一致，那么双方就可以保持一种较为平和、友善的人际关系；但是当双方在诉求、希望等方面存在分歧时，由于语言或者其他表达方式的不恰当，就非常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的裂痕或者损伤。所以说，语言技巧有助于调整谈判双方的人际关系，使其稳固、发展，或者损伤、破裂。

创造良好的谈判环境。作为一种高级文科类学科，商务谈判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双重特点，在经济学上，商务谈判协调谈判双方人际关系，协调双方的利益诉求，使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尽量满足双方的需要。谈判双方通过理性分析、需求依据和规律、或者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来说服对方，表达自己观点的正确，制定谈判的方案以及讨论的内容；同时，由于语言环境掺杂了人类的情感、情绪、欲望以及个性因素，商务谈判中又不可避免的掺杂了一些非理性的和感性的内容，这有可能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伤害双方的情感和合作意向。所以说，人们需要不断地面对和处理各种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商务谈判中不断地保持理性思维，提出有效地谈判筹码和谈判资本，并使谈判过程尽可能的存在于轻松、愉快的讨论环境中。因为具有这种优雅的艺术性，商务谈判过程中都可以使用语言技巧来避免尴尬，或者使谈判陷入僵局。

化解矛盾、调节气氛。商务谈判作为利益博弈的承载体，展示着谈判双方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正因为此，谈判双方都尽可能的为己方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哪一方，其要求以及愿望实现的程度，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另一方的利益和要求。加入谈判的一方拥有优秀的谈判技术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能够在谈判过程中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同时反驳对方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技巧的作用就是避免因为己方的要求导致对方的反感和不配合。

二、商务谈判过程中应该注意的语言技巧

在谈判双反开始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大量的使用语言接触、沟通来进行表达和陈述。双方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以及不同的诉求，同时对于对方谈判的要求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每个人都具有语言表达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应该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充分的利用有声语言以及无声语言。商务谈判不同于一般的沟通和交流，语言中传递的涉及到经济利益，所以双方交谈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应该格外的谨慎。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要尽可能的使用具体和准确的词语，避免使用模糊不清具有歧义或者让人难以理解的词语和句子，以求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顾及谈判对手的感受。在进行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双方都必须有意识的给对方充分的尊重，顾及对方的感受，避免询问或者陈述给对方带来负面体验的问题。如果在谈判的过程中不能给对手足够的尊重，那么对手也不会给你相应的尊重。要积极地倾听谈判对手的话语，做到不卑不亢。

多使用平稳和积极情感的词语。众所周知，积极地充满了良性信息的词语能够带给人积极地感受。所以说，如果在商务谈判中注重给对方使用积极地充满了正面力量的词语，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给对方造成一种认同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活跃整个谈判过程的气氛。这样就能够在轻松愉快地过程中将商务工作进行洽谈和协商，也更有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谈判协议。

充满感彩。商务谈判中，语言表达应注入感情因素，以情感人，以柔克刚；谈判桌上的劝说，不仅意味着晓之以理，还意味着动之以情。有时候在说理不通的情况下，可先从情感上打动对方，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的感性。这就要求谈判人员在谈判中要注意使用富有感彩的语言，并通过眼神的交流、面部的表情、声调语言来打动对方、增进双方情感的交流，促使谈判成功。

注重语速、语量、音高。在于对方开展谈判的过程中，谈判一方语言的速度、音高都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能够给对方带来不同的感受。一般来说，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谈判双方应该保持中速语速和适当的音高，避免声音过高或者过低。声音过高，容易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声音过低，会让对方感觉到谈判对手没有自信。语言的高低充分显示了谈判人的个性和态度，充分的利用好语言的这些特质，能够较好的在谈判过程中为自己掌握主动权。使得谈判对手更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语言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手的评价。

总起来说，商务谈判是一种高级的智力以及才华的竞争和展示，语言中所包含的谋略和博弈都充满了艺术性和科学性。商务谈判作为谈判双方意愿和要求的展示工具，谈判者必须掌握好它的特质，从而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掌握主动，为本方争取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效益，使得谈判技巧真正为我所用，同时使自身的语言技能得到更加有效地提升。

参考文献：

[1]李智.现代商务谈判技法[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

[2]神龙.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4.

篇10

[关键词]交易性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准则；功利人性

金融资产准则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从金融资产准则对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相应规定可以看到，准则在引入这一计量属性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核算就是笼罩在功利人性色彩下的核算。

孔子在《论语・里仁》的说“君子喻为义，小人喻于利”是对功利人性跨越历史性的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谈“利”似乎是违背君子之道的。然而从深层次的人性上说，不含功利的人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功利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反应。王海明在《新伦理学》中将人性定位为人的属性，认为把人性摊开来讲，功利性不可能从人的属性中剔除。企业作为投资人虽不能做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等同理解，可是投资行为的背后是人的意志和思想，既然人在企业投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人的功利属性就在所难免的存在于经济业务活动的全过程，会计核算就不能不有所反映，所以金融资产准则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内容的核算规定必然离不开功利色彩。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对税费的处理规定：计入投资收益

金融资产准则对税费的处理规定，在交易性金融资产这里是一个例外。

(1)从账户命名上来看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易带来的收益，但税费的产生却直接影响到投资人对收益的预期。人性的功利本质在于要通过投资行为获利，可是税费的出现却妨碍了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在不想长期持有又想获利的情况下，投资人必须迫使自己做到先保证税费的补偿，其次才能是获利。中长期的金融资产虽也有获利的压力，但是时间上有回旋的余地，在功利心的体现上就有所收敛。时间上的从容，使得中长期金融资产不需要在当下的核算上表现得过于急迫。泰戈尔说过‘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是把无柄的刀子’，既然这样，就不需要握得那么紧。温和的人性思考“拯救”了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对中长期投资的税费处理规定――税费计入了投资成本。这意味着中长期金融资产投资在处置时才一并核算投资收益，税费对损益的影响滞后。

(2)从人性本能反应看来，税费的实质就是投资的损失。悲观去看，税费的发生就是对投资正收益的侵蚀。因为，税费的存在成为了投资人短时间内想获利必须跨越的门槛，或者说投资人还没开始在资本市场做收益博弈，未来生死尚未卜时已是负收益了。费尔巴哈在他的人本主义哲学中指出“人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人首先是有感性，然后才有理性”。所以，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税费直接计入投资收益的借方，视为投资损失看待的规定，符合“人”的感性感受，更符合“人”的理性思考。

二、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核算中看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对功利人性的认可与迁就

交易性金融资产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新会计准则的一大亮点之一，也是会计人在这一属性规范下，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内容核算进行把握的难点。

(1)从横向对比来看对公允价值变动的核算。在金融资产准则中，除过将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了当期损益外，其他中长期金融资产则是计入“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核算，归属于了所有者该享有的权益，但却并没有急于计人当期利润。后者的处理，使得资产在处置时由“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结转为“投资收益”时才计入当期损益，在时间上将公允价值变动给企业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影响结果做了后延。然而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而言，这种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在账务处理时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中核算，直接计入了当期损益。因此，对比准则下的其他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时间上提前了很多。

(2)对上述(1)的原因考虑上，可以这样认为：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人在投资心理上更看重投资结果对自己损益的影响。出于短期获利的目的压力，“利”对其是首当其冲的要害考量。功利人性在这里开始起作用，使得核算体现出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对功利人性的认可与迁就。②损益时间上的迫切确认是功利人性的内在要求。因为短视往往是功利人性在投资业务中的内在常态表现，短视是功利的伴生要素。既然追求短期利益，短时间就要体现结果，就只能是在价值变动当期就要确认损益的。所以，看重当下，不侧重做长远打算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也就是说，交易性金融资产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投资目的下的规律，功利人性的存在使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在规定其业务核算时就得遵循它自身的规律。

三、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时的损益结转是功利人性在其会计核算上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