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债务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债务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公共债务 经济增长 影响

一、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过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和私人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欧洲、日本以及美国，或因为公共部门、或因为私人部门、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都为去杠杆所困。无论什么形式的债务，其规模如果过于庞大，都将会成为“负担”，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一）公共债务：第三个峰值

两次世界大战使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但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同时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但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从2005年前后开始急剧攀升。按照前文债务负担为GDP90%的临界值，截至2011年，22个发达经济体的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90%。

（二）外债：欧元区的“外债”

本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外债，既包括公共部门外债，也包括私人部门外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外债规模开始不断膨胀，这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那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相形见绌。然而如果将欧洲各国数据加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外债与GDP之比已经快接近两个90%，这也是欧洲经济陷入巨大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当然，欧元区内部国家的外债并不能简单加总，因为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但欧元区内部各国间庞大的外债规模，的确是拖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私人部门的国内债务

与公共债务和国际债务相比，私人部门复杂的财务关联和频频换位债权债务身份使私人部门的国内债务显得较难厘清。IMF只是笼统的给出了一个国内债务与GDP之比，当作衡量一国私人部门债务水平的参照。20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爆发外债危机前，私人部门内债规模经历了快速的膨胀。

二、公共债务规模过大的影响：历史经验

首先，定义公共债务规模过大为：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至少连续五年超过90%，这就意味着目前沸沸扬扬的欧美政府债务危机并不在统计数据当中。但是希腊、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的经验尚可被收录，因为这三个国家“公共债务规模过大”始于1993年、1988年和1995年（如表1所示）。其次，以十年为界，将这里历史数据区分为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连续十年以上90%和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超过90%不到十年。公共债务负担过重将会直接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公共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而且筹措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债务危机也将接二连三的爆发。此外，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将抑制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纷纷增加储蓄，这意味着总需求不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一些重要数据进行了汇总，如表2所示：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速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低1.4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1.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低1.5个百分点。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短期实际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1.8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0.6个百分点①。综合来看，高1.0个百分点。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长期实际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3.4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0.6个百分点②。综合来看，高2.1个百分点。

GDP实际增速下降、长短期实际利率上升，还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反映公共债务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此外，我们剔除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于90%但没有超过五年的样本，发现平均持续时间是22.5年，这也就是所谓的去杠杆之“漫长”。

三、公共债务过大的根源

第一，战争导致军费开支激增是公共债务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很多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突破临界值都是因为战争。许多公共债务负担都是军费开支的后果。很多公共债务规模过大都发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只能依靠扩大公共债务规模以进行救助，而这样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债务危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公共债务负担过重的历史数据，以及希腊、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日本等等国家陷入公共债务漩涡的例子。

第三，公共债务的规模也有“一犯再犯”。让我们看看当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除了葡萄牙，其余四国居然都有“劣迹斑斑”的公共债务历史，而且多个国家公共债务不止一次扭曲成为“负担”（意大利4次、爱尔兰1次、希腊4次、西班牙2次）。

然而公共债务规模一旦过于庞大，削减难度非常之大。事实上，削减公共债务其实就是政府部门“去杠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平均需要将近23年（22年半）的时间。

注释：

①因为公共债务负担成为“问题”的平均最短期限为五年，所以定义专门强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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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务危机；外汇储备；欧元区；中国；影响

一、绪论

希腊政府在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一举超过12%，由此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对其债务评级进行下调，至此希腊国内债务危机正式爆发。2011年至2012年，希腊国内危机迅速扩大，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到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扩大，上升为系统性危机，使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中。我国经济发展也随着欧债危机的迅速扩散而遇到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我国发生此类危机。

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1）对周期性较强产业过度依赖。欧债危机中，周期性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希腊等国家对此过于依赖。在希腊，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是它的支柱产业，其中旅游业比重超过了20%。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希腊国家的旅游业收入较前年减少了12亿欧元。而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它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也屡屡受挫。房地产市场遇冷，价格持续下滑，房地产的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旅游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下，旅游业迅速衰败，度假胜地的酒店入住率不到一半。在爱尔兰，它的主导产业――农业，也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出口受阻。

（2）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积累隐患。1945年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以高福利为代表的社会收入分派与社会保障体制。欧洲各国建立了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其中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医疗、教育等，尤其是为事业人口提供的高额补助，严重增加了政府负担。

（3）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推波助澜。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因为未能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突破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两个关键标准，选择了与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携手。高盛集团举着“创新”的旗帜，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腊政府借助金融衍生品渠道隐瞒了其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这样一来希腊终于有机会迈入欧元区，高盛集团也因此获得3亿元的佣金。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国际市场中投机行为的“推手”进一步催化了风险的扩大和问题的发生。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外贸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不同的出口产品所受打击程度也有所差别。我国的机电产品、高薪技术产品、纺织品受危机打击十分明显。由于其价格敏感、替代性强的特点，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原来出口额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60%的机电产品，在2009年下降幅度达到最大，较去年下降13.4%。同年我国纺织品和家具的出口贸易情况也与机电产品呈相同态势。而需求弹性小、价格灵敏度差的农产品受危机影响较小，2009年仅下降了2.5%，低于我国出口总体下降幅度值。

（2）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在近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13年12月底，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4亿美元，美国资产占据了70%。为了平安度过这次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就为美元日后的贬值埋下了伏笔。面对这一局面，要想缓解和避免我国外汇储备遭遇贬值的潜在风险，我国开始实行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政策，增持了更多的欧元资产来缓解风险。但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对美元显著贬值，汇率大幅下滑，由2009年11月26日的1.514下降至2013年12月31日的1.198，贬值幅度将近18%，并且存在进一步贬值风险。这无疑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保障增值增加了新的风险，为其多元化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

四、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谨慎对待和处理中国的债务问题。据我国财政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除去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占我国GDP17%。面对我国如此庞大的公债规模，政府必须加大财政监管力度，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控制。细观我国债务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时远低于警戒线，而地方政府债务却存在很大问题。截至2013年底，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1007174.91亿元，其中67109.51亿元债务附有偿还责任，占比62.62%。除此之外，23369.74亿元附有担保责任，占比21.80%；还有16695.66亿元附有救助责任，占比15.58%。

（2）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机构改革。首先，强化金融业监管体系，重点加强行业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控，严格把关政府负债规模。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风险预警和处理体系。其次，面向银行等行业推行切实可行的市场进出机制。另外，建立和完善市场的法律法规，强化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起到防范和缓解作用。我国的国有银行和政府有着特别的联系，它作为国家的坚强后盾，肩负着以低成本吸纳社会资金的重任，当银行陷入危机中，可以向国家申请援助，这样一来国有银行的市场危机意识得以削弱，经营不佳累积了大量坏账，政府不能继续充当国有银行的庇护神，干涉银行的经营管理，政府应尽可能减少所持银行股份。

（3）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在2012年我国政府负债总额占GDP比重高达82%，截至2013年底，我国政府负债总额达15.7亿万元，占GDP的48%。即使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但银行和企业坏账的扩大，就会引发偿债高峰。为了防止出现由国际资本冲击引发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问题，我们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债务监控机制，防止我国爆发类似债务问题，让人民币保持稳定，进一步推动其区域化发展。欧债危机加剧了欧元贬值，2012年年底时欧元兑人民币贬值已达到20%。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政府必须有效控制人民币增幅，防止出现汇率的大幅波动。人民币不断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得到调整，影响出口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投资结算带来了很大风险，让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只有控制好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拉长其升值周期，才能让追求短期利益的海外热钱推出我国市场。

五、结论

欧债危机自爆发以来，一直呈现出扩大蔓延的态势，为欧洲经济强国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这种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引起了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恐慌，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难逃其害。因此，细致了解过欧债危机后，更有利于中国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危机中汲取宝贵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这样一来，才能从清醒和理性角度出发，制定相应发展扶持措施，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原博.浅析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1（22）：125.

[2] 韩晓琴.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J].桂海论丛，2011（06）：89-93.

篇3

【关键词】日本债务 债务率 债务危机

引言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经济还没有复苏之际，日本的债务风险问题又凸显出来。截止2012年末，日本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977万亿日元，折合成美元为9.57万亿美元，成为负债最重的发达国家。因此研究日本债务的现状及风险，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刘昊虹、王晓雷（2011）对日本债务问题的现状和成因进行相对详细的分析，认为高赤字导致了日本的高债务。武、王苇航（2012）认为日本的债务从长期看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是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熊鹭（2011）通过对日本债务结构的分析认为日本暂时还不会出现债务危机。新宅美玲（2012）认为日本财政赤字的形成主要是日元升值、经济泡沫、两次金融危机和社会制度缺陷所导致。

本文也就日本政府的债务情况和日本债务是否可持续问题进行了考察。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一下日本债务的现状和成因，第二部分阐述日本至今未发生债务危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对日本债务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得出日本债务问题不可持续的结论。

一、日本债务问题的简单描述

通常而言，债务主要受由经济运行状况制约的财政政策影响。当前日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经济衰退而实施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从2000年到2012年，日本国债存量从372.92万亿日元增长到977万亿日元，增加一倍以上；其占GDP的比重也逐渐上升。而日本的税收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与之相反的债务水平呈上升趋势，使得日本的累计债务逐年升高，偿还变得愈加困难。

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一国的债务余额/GDP的比率即债务率应该控制在60%以内，财政赤字额/GDP的比率即赤字率应该控制在3%以内。从赤字率来考察，2009年日本的赤字率达到11.20%的峰值，最近两年都维持在10%上下，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3倍以上。从债务率来考察，日本的债务率自2009年超过200%之后，日本债务率一直在200%的水平之上运行，2011年高达229%，2012年更高达236%，很显然，无论是从赤字率还是从债务率来考察，日本债务出现问题的时间很早，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图3 1990～2011年日本债务率与赤字率的变化 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将日本的债务与七国集团和“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以及西班牙）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日本的债务问题不仅比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六国严重，也比已经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严重。

表1 债务的国际比较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日本债务短期稳定性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看，日本债务出现问题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从国别比较来看，当前日本的债务率和赤字率都是全球最高，债务问题最为严重。但是，比日本债务问题轻微得多的国家都出现了债务危机，但日本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一）持债结构较为合理

一国的债务是否可持续不仅取决于债务的规模还取决于债务的结构。通常而言，本币债务的压力会小于外币债务的压力，国内债务的压力会小于国外债务的压力，长期债务的压力会小于短期债务的压力。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债务的币种结构、债权人结构和期限结构都相对合理。

日本国债持有者的构成中，外国投资者比例仅占5%，本国投资者占94%。只要日本本国投资者对本国国债持有较强信心，即便是5%的外国投资者减持甚至抛售日本国债，也不会对日本国债形成较大冲击。而且日本的养老保险基金、公共养老金以及人寿和非人寿保险金持有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日本国债，这些持有者持有的均为长期国债且一般不会提前出售。这样，即便国外投资者的抛售行为导致部分国内投资者恐慌，也不会使日本国债出现类似希腊的情形发生。

（二）税负水平较低

宏观税负水平是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量与GDP的比率，是衡量一国居民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国际经验显示，宏观税负水平越低，其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越大；宏观税负水平越高，其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就越小。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日本的宏观税负水平明显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日本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债务的可持续性。

2010年日本宏观税负水平约为21.9%，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40%左右的平均水平；目前日本消费税为5%，也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以上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日本的宏观税负水平大致上还可以提高1倍，消费税也有提高1倍的空间。较低的宏观税负水平说明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税率来迅速提升政府财政收入，缩小债务规模，降低债务水平。

（三）外汇储备较多

在国际贸易中，长期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的可以极大地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有效的对冲债务风险，大大降低债务风险。

截止到2012年10月，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12741.60亿美元，包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证券规模为11819.73亿美元，外币存款为148.71亿美元，黄金为422.9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使得日本央行可以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让日元贬值来缓解债务压力。

三、日本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看，目前日本不具备爆发类似欧美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过，随着日本家庭储蓄率的持续下降，以及政府赤字和债务的不断攀升，日本政府的债息负担也会越来越重，仅2011年，日本政府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将达到21.5万亿日元。未来，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福利支出会进一步加大，而社会产出则有可能降低，届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会上升。

（一）经济找不到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日本又在2011年连续遭到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冲击，经济复苏进程受阻，使得201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5%。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4月公布的预测指出，预计2011～2020年度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9%。事实上，随着日本劳动力规模逐渐萎缩，在没有重大技术革新的情况下，日本很难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

（二）继续依赖债券融资受到制约

2012年2月日本银行进一步扩大了其为国债融资的规模，开始施行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2012年5月跌破0.9%。但是，日本正逐步陷入“流动性陷阱”，未来名义利率再走低的空间较小。而且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债务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市场终将感受到风险，其国债收益率将显著提高，从而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券融资难以为继。

（三）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估计，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将在未来50年进一步加重，且没有稳定迹象。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将显著增加。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增加到了94.1万亿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9.1%。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预计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将进一步增加。在2011年6月公布的《社会保障及税收一体化改革》显示：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到2025年将增加到151.0万亿日元。长此以往，政府公共财政都有可能陷入破产。

（四）实现税收增长困难重重

一方面，税率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在历史上，1997年日本曾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结果导致1998年的实际GDP增速下降到-2%。虽然当时还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税率提高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提高税率对改善债务状况的作用不大，只有大幅度调整才能实现财政平稳。日本官方预测显示，若要保持2011年的债务水平不恶化，日本2025年度需要增加税收28.7万亿日元，在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下，这显然难以实现。

（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日本从2013年4月开始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使经济摆脱连续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紧缩状态之苦，但是这个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反而会增加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第一，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其GDP总量的百分之两百，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目前的国债利率又非常低，如果日本将通胀刺激在未来的2%目标水平，那么将会造成日本名义利率上涨，这就会提高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加重日本国债负担。

第二，日本银行重拾数量宽松政策，对利率和日元汇率均有压低作用，日元套利交易有可能卷土重来，引发日本出现资本外流，从而触发债务危机。

综上所述，从表面看，日本的债务问题仍然处于可控状态，日本国内持有国债的高比例，使得日本政府仍能够在极高负债状态下持续运行。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仍然按现状发展下去，日本债务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债务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将进一步恶化，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刘昊虹，王晓雷.论日本的债务问题[J].现代日本经济，2011.

[2]武，王苇航.债台高筑为何危而不倒[J].中国财政，2012.

[3]熊鹭.日本政府债务问题分析[J].西部金融，2011.

篇4

“建中国迪拜”几乎成为杭州城市建设的主旋律，借助外来资本迅速做大城市，楼市蒸蒸日上。杭州的房地产陷入疯狂状态――经历年初的不景气后，9月份和10月份新房和二手房销售同比增长超过400％。同时，钱江新城将按照迪拜帆船酒店模式，建首家七星级宾馆，钱塘江将建两岸亮灯工程，甚至邀请了迪拜国际机场灯光的设计者霍夫曼教授来操刀。

翻译成具体的项目，还有如下投资计划：6亿美元七星级酒店项目， 25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计划，12个楼顶停机坪计划，第一个地下管网公共走廊。有500个亿的钱江新城，1700个亿的“一城七中心”。需要提醒的是，2006年，阿联酋的人均GDP为42000美元左右。同期中国的人均GDP仅2000美元左右，杭州也不过是6000多美元。

前不久迪拜如过山车般的房地产投机行为突然“刹车”，在全球市场引起震动，迪拜房地产价格眨眼间就跌了一半。迪拜深陷债务危机让“弟子”杭州感到尴尬，杭州论坛网民甚至向市委主要领导调侃称， “酋长们喊你去看迪拜破产了l”迪拜模式用资金堆出的沙漠上的神话，实质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全球基建大喷发，正如次贷危机代表了宽松货币政策在资产政策化下的一个发展向度，迪拜模式展示了宽松货币在消费、基建领域的发展趋向。

迪拜发展主要靠借债建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今年8月，迪拜总共拥有800亿美元债务，其中迪拜世界负债590亿美元。迪拜国有企业的总负债金额高达470亿美元，高于迪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旦投资方贷款收紧，无疑是雪上加霜，迪拜未来3年需偿还500亿美元债务，占其GDP的70％。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Moody’s InvestorsService)的预测，迪拜的债务总额可能最高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最多250亿美元为不良债务。这超过了负债警戒线，超过了迪拜的偿债能力。

在最疯狂的2006年前后，全世界1/4的塔吊，全世界最豪华的酒店都在迪拜，机场有三条飞机跑道和我国首都机场、浦东机场规模一样；在建的迪拜新机场，又规划了6个跑道，如果全部投入使用，机场客运量将达到1.2亿人次，而迪拜的人口只有160万。显然，迪拜是想通过豪华旅游，吸引全球富人阶层，再将迪拜建成旅游中心、物流中心与金融中心。

在泡沫期，越来越来的资金流入迪拜，形成危险的平衡。当时银行为争取客户，各大银行抢着把资金贷给迪拜国有企业这样的客户。而一旦在货币泡沫破灭之后，银行和富人收紧钱袋，旅游下降，基建资金捉襟见肘；资金紧张、评级随之下降，迪拜资产也就无法以好价格出售；催债者成群上门。我们不是也能在目前这一轮的周期看到中国银行业争取政府项目客户的影子，看到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吗?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从本质上是货币扩张计划，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借款利率下降甚至为负利率，基建项目到处开花，各个城市都在向迪拜模式靠近。要说有区别，就是迪拜基建有部分借的是外债，而中国借的是内债。

篇5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经济增长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经济一度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实际上，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亿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国内债券市场方面，美日两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总额的近60%。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大概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低技术产业到高技术产业转移，从生产部门到研发部门转移等几个阶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 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7-2001年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受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探讨人类的增长与地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的论题，对各国的发展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日本化”问题的深层次担心是，发达国家是否遇到了增长极限难题。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与创新将在长时间内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终的工业大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取代日本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三、“均等化”进程中的中国对策

“均等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家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世界经济格局更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过程。

均等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判断指标：经济总规模，世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是均等化进程的例证也是目标；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国际经济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和最终发展目标。

（一）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在“均等化”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的领土面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有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高储蓄率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有利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人均财富的“均等化”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欧洲联合制华的可能性增大，贸易冲突加剧。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在八十年代，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条件，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汲取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化”教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这既有转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够完善，制度缺失带来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处理好几大关系：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生发展，避免各种社会危机的发生。培育中产阶层，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的行为，规避“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机制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吸引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处理好工业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结合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继续农业经营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业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相结合，争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领国际分工链条的产业链高端，加快中国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加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延伸。建设多层次产业体系，维护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三）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预防“日本化”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众多领域全面领先，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科技。我国应该继续向先进经济体的管理与经验学习，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借鉴，吸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制度建设不力的教训。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东方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保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谦逊的态度，是与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问题教训，避免在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作用；避免过于依赖模仿和学习能力，要重视创新发展；预防工资刚性和福利制度刚性问题制约经济的活力；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注意公共债务管理，预防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导致政府政策转换余地缩小；保护和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稳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四）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民收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举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伴随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因社会问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今的国际经济是各国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生，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现阶段，需制定从国富到民强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资，实现一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着消费的上升，和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资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国际经济的“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国防体系，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积累可观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努力在各个多边组织中，和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关贸总协定和WTO组织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IMF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正致力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份额和话语权。这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应该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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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转向是关键

陆欣说，经济的增长决定了资产的长期回报率，资金面则对短期债市的涨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中国，政府经常进行逆周期的非市场化操作，因此对政策力度和时点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从刚刚公布的经济、金融数据来看，经济基本处于一个软着陆的过程，投资增速小幅下降，消费维稳，进出口方面受经济体疲软影响，出口下滑明显。而通胀已经不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预计11月和12月CPI会回落至4.5%左右，明年受高基数影响，整体通胀水平预计在4%以下。因此货币政策会更多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无论是胡主席对经济保增长的强调、温总理的预调微调，还是3年期央票的停发、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的下调，都在逐步确认宏观政策往结构性宽松方向转变，特别是年末还存在信贷放松以及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

“我们对于政策微调的判断也有对整体宽松环境的考虑。今年10月巴西央行、印尼央行降息，11月初澳洲联储、罗马尼亚央行、欧洲央行降息。10月英格兰央行议息会议决定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在9月也决定执行4000亿美元的扭转操作。欧美的债务危机对经济和政策的影响正逐步显现，其后果极可能是违约、通胀与衰退。”陆欣认为，对国内债市来说，欧债危机通过进出口来减缓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有限，更多的应关注全球经济疲软和通胀压力增大之下，中国的政策走向对整体债市的作用。

投资机会已到

根据美林时钟理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即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在衰退阶段，即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通胀压力降低，企业盈利大幅下滑，迫使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如降息），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大幅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投资品种。而股市的最佳投资时点是在衰退之后的复苏阶段，即经济刺激政策发挥作用，GDP增长率加速，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的最佳时期。

陆欣说，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可以认为债券投资的拐点早于股市拐点的到来；但是经济周期的投资视角是以较长期限为基础的，在较短的时间区间内，需要综合考虑宏观面、政策面、资金面以及市场情绪等因素，进而把握债市和股市的投资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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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约束 委托- 市政项目融资

城镇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城镇化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也功不可没。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城镇居民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居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从而对于市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需求也同步提高，因此，进行大规模的市政项目建设势在必行。无论何种建设项目，对于资金的需求不可或缺，市政项目也是如此，而市政项目的特殊性即公共品属性，政府参与建设是必要条件。也由于其这一特殊性质加之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政府对于市政项目建设的大量投资致使政府背负的债务越来越重。在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和财政税收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因市政项目建设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引起社会各界的管制，其债务规模过大引发各方对于债务危机爆发的担忧。而另一方面，我国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支持市政项目的建设，为居民扩大市政基础设施规模、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从而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当然，这促使地方政府进一步举债融资以支持市政项目的建设。本文基于委托―关系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约束条件，依靠“近约束”保证市政项目投融资信息对称，提高市政项目投资效率，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近约束”、委托-关系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者没有对近约束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本人认为近约束即近距离的约束，指主体双方能够缩短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主体方能够足以清晰观测到客体方的行为决策，以便根据自身的需求对其做出利于自己的指示。

委托-关系即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委托方）根据契约，授予另外的行为主体（方）一定的决策权并为其服务，根据得到的服务数量及质量对方支付报酬。在支持市政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若以财政拨款进行则中央政府为委托方，地方政府为方；若由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则投资者为委托方，地方政府为方。本文探讨的是地方政府举债的类型。

不难看出，委托-理论中，方拥有决策权，委托方处于信息劣势。若方属于风险偏好型，且委托方并不能够对方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地监控，势必因信息不对称面临较大的风险，反之就算方属于风险偏好者，若委托方能够监测到方的行为决策，那么对于行为结果的改变是有余地的。因此，对于委托-关系而言，如果建立一个约束机制，保证方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委托方的策略，那么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委托关系中亟须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政府支持市政项目建设的条件下，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政绩考核的标准，往往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而要想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必须要求委托方即投资者直接监测方即地方政府，减少空间时间上的距离实现“近约束”机制。

二、“近约束”的委托-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依旧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市政项目作为典型的公共品，天然具有垄断收益性和社会公益性双重特征，这使得其融资难度大大提升，选择何种融资方式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焦点。

从我国市政项目投融资行为特征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加之过往的市政项目投融资方式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晋升竞争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市政项目建设的投资方向上有所偏颇：偏重于基建设施、城市建设、经济性基础设施、生产类基础设施；轻于科教文卫、生活类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农村建设以及生活类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上的不合理，加上债务负担不断积累，潜在的风险也随之不断提升。

由于市政项目投融资与生俱来的垄断性，因此在市政项目建设初期一般情况下由政府主导，另一方面因为市政项目的公益性，这导致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不断累积，数额不断增大。而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越积越多，这就需要私人部门的参与。根据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具体国情，凭借债券市场进行市政项目融资是一个最佳的方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隐性问题存在，首当其冲的就是市政项目资金使用者与债务偿还者是错配的，而委托-的激励机制能够较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委托者越是能够对人的行为选择观察深入、确切，这样便更加能够提高委托-的效率。因此，“近约束”在此便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委托人能够直接监督人的行为选择，这直接解决了委托-关系的缺点即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委托-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并且“近约束”也能够提升政府投资效率，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所帮助。

三、“近约束”的委托-机制的作用

对于市政项目投融资实行的“近约束”机制，即地方政府为方，当地居民投资者为委托方，由地方政府举债进行融资，当地居民购买债券，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汲取国外经验教训，当地居民持有地方政府债券及地方政府债务类型为内债，这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由当地居民持有地方政府债券，当国际市场发生动荡时，有利于本国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以2009年欧债危机为例，2010年爱尔兰本国投资者持有比例为18.04%，外国投资者持有比例为81.96%，到2012年二者分别调整到27.76%和72.24%；2009年希腊本国持有者比例为21.03%，外国持有者比例为78.97%，到2011年分别调整至26.74%和73.26%，除此之外，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本国投资者比例纷纷有所提高。欧债危机发生后，本国投资持有者比例较高的国家能够保持较高独立性，而高度依赖国外投资的国家更倾向于希望得到援助，因此可见内债有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其次，“近约束”机制下，国家在财政政策的使用选择上有更大的空间，针对国内具体情况制定刺激经济政策，可谓对症下药。“近约束”机制在提升政府负债率的贡献上也发挥极大的作用。以日本为例，2012年其政府负债率为201.63，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本国投资者持有比例竟达到91.4%之高。

众所周知，美国城镇化程度极高，其运用“近约束”机制进行市政项目投融资的经验极为丰富，其中“近约束”机制实施的一个典型便是最受欢迎的债券之一：“收入债券”。该债券由市政项目设施收益为保证，政府以这部分收益还本付息。美国地方政府在为市民提升生活环境质量的同时，向这些基础设施受益者征收费用，相对于强制性地征税，当地居民更能够接受这种形式。将公共品化为消费品，在征收费用的条件下，不仅可以提升服务质量而且可以刺激居民消费。

而回归国内，在当下财税体制极易政府预算的各种条件制约中，我国地方政府在积极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债务问题令各方担忧。这也成为地方政府进行市政项目建设的瓶颈。借鉴美国经验，若直接引进“近约束”的委托-机制，将市政基础设施的直接受益者转化为债券持有者，那么他们直接参与到市政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过程，并且能够直接监督地方政府在市政项目建设中的行为决策，在这些项目具有经济收益的背景下，当地居民投资者不必过分担心投资风险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居民的投资渠道，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前文提到资金使用与债务偿还的错配问题，而“近约束”委托-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由市政项目的“经济性”还本付息，即谁是举债者谁就是偿还者，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责任直接匹配起来。除此之外，有债券持有人也是市政项目设施使用者直接进行监督，能够极大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与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傅勇，匡桦.近约束、委托-机制与中国市政项目融资的规范[J].经济社会体质比较，2015（05）.

[2]何巧白，虞拱辰.收入债券：美国经验对我们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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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融市场的“黑天鹅”尽管已经飞走，但投资人心头上的阴影恐怕不会轻易抹去。wind资讯的统计结果表明，2016年国内债券市场上共有79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规模398.94亿元，同比增加了两倍之多。更令人忐忑的是，2017年到期的存量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融）规模约4万亿元，加上未发的短期融资券，合计规模或达5.5万亿元。

各有各的不幸

从wind的统计来看，中城建集团发行的5只债券共计有75.5亿元违约，从而成为2016年违约规模最大的发行人；与此同时，已经进入破产重组程序的东北特钢也是当之无愧的违约大王，总共违约次数高达9次，需偿还金额为57.7亿元。两期典型案例的共同违约主因就是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以致债券到期兑付时企业资金链断裂，无法完成还本付息。另外，通过对违约债券的全面考察，除了以上经营性因素外，债券违约背后还存在其他导致违约的触发因子。

首先是银行实施的抽贷、停贷行为引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债券发生违约。比如云峰集团、亚邦集团在违约前均遭遇了银行的抽贷与压贷，最终导致企业资金链发生中断。银行作为企业日常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一旦企业经营状况出现恶化，银行在贷款上出于谨慎发生抽贷、停贷行为，企业便很能会出现违约。

其次是担保方未能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导致债券发生违约。比如12东飞01，12蓝博01，14中恒02、13国德01等债券均有担保增信方式，但由于担保方担保意愿和代偿能力均较差，拒绝履行代偿责任，导致这些债券发生了违约。

再次是企业重要资产剥离导致偿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下降，最终发生了违约。比如保定天威因核心资产被母公司剥离、宏达矿业对上市公司丧失控制权，导致其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均出现下降，所发行的债券出现了违约。

再其次就是企业对外担保过大、代偿风险加剧，导致经营陷入困境，债券出现违约。比如12津天联，发行人天津市天联滨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因对其母公司天津滨海天联集团有限公司负有大量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因此当天联集团深陷债务危机时，天联复材因承担了相应担保负债导致经营难以为继，最终丧失偿付能力。

最后是公司治理不善，发生内部冲突加剧、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去世或被执法机构拘禁等事件导致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或者因技术性原因导致兑付资金未能及时划转到托管机构等，从而引发债券违约。比如山水水泥、南京雨润和云峰集团，山水水泥因母公司中国山水深陷控股权纷争，导致公司的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南京雨润因实际控制人祝义财被检察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从而对公司融资能力及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最后资金链断裂债券发生违约。云峰集团则因为绿地集团解除对公司的股权托管导致外部融资环境恶化从而造成违约。

债券违约是一种正常现象

跟踪发现，债券违约规模完全与发行规模与供给频率呈正向市场关系。数据显示，2016年债券实际发行总额5.11万亿元，比2015年多出2万亿；同时债券发行数量突破6000只，同比增长近六成。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的数据包括了同年发行同年到期的短期信用债，期数为9267只，占比55.12%；规模81524.75亿元，占比为52.76%，双双均超50%。而且到期数量越多，信用风险暴露的概率也越大。也正是如此，自“超日债”开创违约先河以来，国内债市违约的加速爆发也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其中去年违约债券余额远超前两年违约债券余额的近三倍，违约债券数量也是前两年的2.8倍。

从违约主体来看，除了民营企业、私募债券违约之外，在过往一年52家违约企业名单中，有中央企业4家，地方国企10家，另外还有外商独资和外商控股企业3家，而且像中铁物资债与中城建设债还成为了最大的风险点。结果明白无误地显示，债券违约已从民企蔓延到国企甚至央企，从公司债扩展到企业债，同时违约风险也逐步向评级高、股东背景强的方向演化；不分性质与归属，任何企业的违约都已变得可能。同时充分地说明，政府正在逐渐从微观领域的资源流动与配置中退出，市场机制彰显出了越来越强大与直接的自我调节作用。

从行业归属看，违约债券主要集中在钢铁、建材、机械设备等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毛利较低、盈利能力较弱的商贸行业，并且大多是资产负债率达到80%以上的企业。如此看来，债券违约实际就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通过债券违约，不仅能够实现市场的自我出清，还能引导发行人降低杠杆。既如此，债券违就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不违约反倒就不正常；同时从有利于整个债市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债市违约会步入一个相对常态的过程，这是金融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

信用机制的市场化彰显

由于长期的刚性兑付，在投资人眼中，有了政府的兜底，债券市场就是一个东方不败的场所，即使偶有风险，也能毫发无损。由此在造就债市“长牛”生态的同时，也养成了投资者漠视风险、不计风险的思维定势与投资偏好，但也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与贬损了市场自我循环功能。如今刚性兑付被完全打破，市场信用还原到本来面目，同时违约频发往往伴随着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其背后既有市场对发行人定价过高行为的纠正，也给投资者提供了识别风险的重要信号，投资者据此可以^准确地判断、筛选投资对象，并最终作出自己的买卖行为。因此，债券违约的频发对于债券投资者实际进行了一场说理性最强大的风险教育，他提醒投资者必须放弃固有的各种信仰或股东偏好，转而回归到企业标的的基本面及财务数据，扎扎实实做好信用研究工作。这样，当信用违约风险成为市场上正常的风险存在时，投资者就有足够的措施和手段去防范风险、对冲风险。这是市场进化与成长的重要部分。

进一步分析发现，债券的质量与市场运行结果与保荐承销商和评级机构的行为紧密相关。去年的违约债券中，无论是违约家数还是违约规模，被大公国际、联合资信等国内四大评级机构给出2A评级结果的占一半之多，而且同一发债主体的评级，国内是2A级，而国外机构评级是B-级。国内评级机构人为拔高的评级结果已失去了市场鉴别与参考意义，同时因直接参与信用报告的修改，华金证券等承销机构遭遇证监会的处罚。诸如此类的行为与结果足以说明国内市场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不过，债券违约频发与违约率上升可以成为一种纠错力量，一方面形成对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制的有效补充，倒逼国内评级机构对评级对象作出公正客观地评价，同时能促使承销商做好审查工作，减少道德风险，为市场与投资者输送更多的优质债券资源。

构建法律约束制度与违约处理机制

必须指出，去年债券违约的加速，也并不只反应在国内市场上，同期全球企业债务违约也达到金融危机时期以来最高水平。而且即便是信用市场比较发达的美国，每年的债券违约率在1%到3%之间，欧洲的债券市场平均违约率也在1%以上，而从全球范围看，1981年以来债券违约率平均1.46%。所以，若债市长期没有违约，其实极不正常，重要的是要将债券违约率控制在稳定合理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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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 表外负债 会计信息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日新月异，其间由地方建设的剧增带来的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也大幅度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财政做到收支平衡，另外，除了国务院批准的特殊几个地区外，其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政府债券。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出现行政经费亏空的状况，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不得对外提供担保。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遵循国家制定的再担保和政府贷款的禁令，规避法律约束的后果是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其中还有较大比例的隐性债务。一般认为，规模适中的地方政府债务，可以提高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影响其履行行政职能，同时带来财政风险，进而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

2013年12月30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78 908.66亿元，比2010年末的数字增长了40%，其中14.9%是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总额，24.25%是政府可能要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总额，表外负债占总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为39.15%。这一结果的公布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讨论，更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房地产泡沫将成为引发我国经济危机的主要推手。

2014年10月28日，财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部署各地清理存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时将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根据《办法》，存量债务是指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对于清理工作，《办法》指出，由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的举借单位（即债务单位）具体负责，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把关。在债务清理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政府会计反映与报告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只是实际地方政府债务中的一部分，而仍有一定比例特殊的表外负债没有在地方政府的会计财务报告中体现出来。因此在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时，不仅要如实计量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表内债务，尽可能的计量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还要特别披露某些不确定程度高、发生额度难以计量的表外负债信息。

二、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界定及分类

（一）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界定。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1998）建立了著名的财政风险矩阵，将地方政府债务的显性和隐性、直接和间接进行分类。另外她提出国家转型时期会形成大量的或有隐性债务，而且该部分债务会带来巨大的财政风险。国外的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存在，也深刻意识到了其风险所在，因此很多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采取了相应措施。新西兰在1994年就采取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确认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随后的1999年，澳大利亚政府会计也引入了权责发生制，除此之外，荷兰、日本、瑞士、芬兰等也推行了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而冰岛和丹麦采用了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由于我国国情特殊，经济转型时间较长，会计理论发展时间较短，因此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问题的研究较少。目前我国仍采用的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只对部分直接债务和显性债务进行披露，但把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排除在预算会计体系之外。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理论的发展，有不少学者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汲取了国外的研究精华，提出了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改革的措施。刘尚希（2005）认为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在债务确认时应该包括可能在未来发生的政府责任债务，即真正地反映政府债务必须考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即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赵全厚和孙昊肠（2010）提出应该科学合理区分直接债务，且应该估算并计量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陈红（2006）首次提出了表外负债的概念，他认为表外负债是指那些已经成为或者在未来即将成为公司的负债，但是由于现行的会计准则的限制等其他原因未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反映的负债。表外负债在计量方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债务发生的概率和金额的多少都难以估计，且表外负债的披露没有固定的媒介、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项目和固定的填列方法，反映的是一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我们认为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部分符合表外负债的概念，具有表外负债在计量和披露方面的基本特征，因此公司表外负债的研究成果对地方政府债务中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表外负债是与地方政府表内负债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那些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和政府承担担保责任、一定的救助责任的过程中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地方政府的负债，但在现行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的准则和制度规定下未能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反映。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和政府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以及社会保障性支出的负债。从范围上看，除了在政府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负债之外的其他媒介披露的政府负债信息都属于地方政府表外负债。

（二）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分类。随着对表外负债问题研究的深入，刘利福、陈红、姚荣辉（2014）基于地方政府债务披露特点，将地方政府债务划分为表内债务和表外债务，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有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债务处于长期挂账的状态，有些账款金额较大，且年限长，其间还有单位会计人员的交替，事实上，这些账款已经成为无法收回的呆账死账，给地方政府财政造成损失，我们把这部分债务列为表外政府债务;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使得养老保险转向部分累计的模式，由于此次转轨，形成了大量的隐性债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提前退休现象的流行，再次加剧了养老金的隐性债务。大量拖欠的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性支出的负债的规模难以计量，且没有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中，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的表外负债;我国地方政府对地方的银行和企业都负有一定的救助责任，呆账、坏账过多就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就需要更多的拨备来应对。当前很多地方银行的呆账坏账率较高，对地方政府财政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外，地方企业破产时，地方政府也需要承担一定救助责任，这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和企业进行救助的这部分债务也属于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范畴。

地方政府表外负债涉及的范围广，除了上述提到的四个方面，仍有很多形式的或有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隐性债务存在，如大量的担保性债务和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对表外负债的准确核算和披露不仅有助于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考量，更是对提高财政收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现在各个省份和地方都在加速编制统一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目的就是帮助地方政府评估债务风险和偿债能力，因此把地方政府表外负债考虑其中是非常必要的。

三、我国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现行政府预算会计核算基础未确认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本文引用Hana Polackova（1998）提出的政府债务矩阵的分类方法，将地方政府债务划分为显性直接债务、隐形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和隐形或有债务四类，并据此建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矩阵，如表2所示。

我国地方政府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只披露直接债务，忽略了当期发生但尚未偿付的或有和隐性债务。正如上文所述，政府承担担保责任和救助责任的债务都属于表外负债，可现行的政府预算会计体系无法准确估计表外负债的规模。我国也没有评估机构单独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测算和评价，一般使用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关于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国内外测评差距较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源于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与国外的政府会计制度有较大的差距，国外的政府会计制度完善，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债务总量问题（包括表内债务和表外债务），而我国只披露了部分的直接显性债务。由于长期忽略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内容，政府所披露的债务规模低于其实际存在的规模，低估了政府债务风险，长此以往会给政府的安全运行造成很多不利影响。

（二）现行预算会计制度及财务报告的缺陷。我国预算会计制度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自1998年实行至今。《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第十八条规定“财政总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这一规定符合当时的国情，给政府的预算工作带来很大帮助。但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却没有紧跟社会经济事务变迁的步伐。《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暂行补充规定中规定中央总预算会计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五类事项：（1）预算己经安排，由于政策性因素，当年未能实现的支出。（2）预算已经安排，由于用款进度等原因，当年未能实现的支出。（3）动支中央预备费安排，因国务院审批较晚，当年未能及时拨付的支出。（4）为平衡预算， 当年未能实现的支出。（5）其他。并同时规定，除了以上规定外，其他经济事项均不得采用，各个地方政府也不得比照执行。根据《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定，负债通过“暂存款”、“与上级往来”、“借入款”和“借入财政周转金”科目来核算。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只核算和披露了一部分的显性负债，而绝大多数的直接隐性负债、直接或有负债没有进行核算报告，且没有对或有隐性负债进行披露。由上述可知，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对地方政府债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范围小、内容少，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债务管理的信息相当有限。

（三）会计人员对表外负债的认识不够深。陈红（2006）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领导及单位会计人员都不重视表外负债的披露，没有建立表外负债披露体系，这源于领导对表外负债披露体系的重视程度不够，另外审计部门对表外负债的审计也较为疏忽。表外负债及融资的渠道和种类日新月异，被赋予了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难以计量等特征，使得会计人员无法对表外负债有清晰的判断。鉴于表外负债的特性，我国政府会计在处理表外债务时，首先应该建立以原则为导向、高质量的表外负债披露的会计体系，并且尽快制定特殊事项的处理办法，再加强对政府会计人员的培训，针对不同的表外负债，通过各自的计量属性，进行核算和披露。

（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中没有建立完善的表外负债报告体系。预算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反映和监督政府预算执行情况，从而提供政府进行预算管理所需要的信息。它核算简单、易于操作，在过去的简单的经济环境中能很好地为我国的预算管理提供决策信息。然而，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如不及时进行改革将难以满足政府进行债务管理的需要。当前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中没有一套完善的标准的表外负债的报告体系，难以完整规范地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杨亚军、杨兴龙（2013）等学者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基于权责发生制构建地方政府会计，并提倡双重会计处理基础，逐渐将地方政府的所有债务（包括表内债务和表外债务）纳入政府会计核算范围。

四、提高地方政府表外负债信息披露质量的措施

政府会计具有核算和控制两大基本职能，通过对政府经济事务的计量、计算和报告，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使管理者能够发现债务等问题，并做出相应决策把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由此可知，准确地反映政府的债务是政府会计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完善我国地方政府会计体系，构建基于确认、计量和披露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规范披露机制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故本文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会计来反映地方政府债务。孔龙、徐在起（2009）认为，现阶段的国情表明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进行改革将会制约政府发展。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顺应国际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潮流，构建基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债务会计，真实、完整地反映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陈鹏建、李松涛（2010）认为，实行权责发生制财务报表有利于减少欺诈和腐败，可以帮助实行风险控制;同时权责发生制有利于更好地度量和评价组织的效率和效益。

关于政府会计信息的披露，可以参考美国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GASB）第34号公告《州和地方政府基本财务报表与管理层讨论和分析》，该公告指出可将“基本财务报表”中的“政府整体层面财务报表”用于提供基于权责发生制编制的地方政府财务状况信息，从而在整体层面掌握地方政府过去财政运营情况。将“必要补充信息”中的“比较预算报表”用于提供预算管理信息。借鉴GASB第34号公告的前提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形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由于我国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各自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会计报表，难以直接合并生成合并的资产负债表、资金运营表和现金流量表，这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将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并且将“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作为工作重点。

（二）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结合的会计处理基础，全面核算地方政府债务。权责发生制不仅能够较好地提供政府财务状况等信息，还能较为准确地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对地方政府的表外负债的计量和披露也有帮助。但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信息仍然很重要，应该继续提供。故可采用双重会计基础，既要基于收付实现制编制能够提供预算信息的会计报表，又要基于权责发生制编制能够完整披露地方政府债务信息的财务报告。权责发生制可分为“低度”、“中度”、“强度”和“完全”的四种强度，关于程度的选择，陈小悦（2005）认为可根据报告主体所处层面、会计要素的可计量性要求和当前的权责发生制程度三条标准来判断。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核算在收付实现制和“低度”的权责发生制之间，另外考虑到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计量的难度，因此可把政府会计改革的目标定为“中度”的权责发生制，并不断向“强度”和“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过渡。

（三）重点解决地方政府债务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问题。表外负债的存在，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针对不同表外负债的特征，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的计量属性来全面的核算和披露表外负债。我国当前对地方政府债务使用历史成本来进行计量，尽管历史成本有客观、可验证等优点，不过不适合用于计量不确定性高的表外负债。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提出的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四种计量属性来核算和披露不同计量难度的表外负债。

1.大部分直接债务，因其发生和将来的偿还都有明确的金额，因此，可应采用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2.直接隐性债务，如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农村社会保障缺口和公共投资项目未来的资本性和经常性支出等，这部分的债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支出，发生的概率很大，债务金额也可以确定，考虑到时间价值的变动和未来支付的风险，因此考虑采用现值计量。需要强调的是，现值法中应该考虑的要素有两点：一是折现年限应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时间跨度一致，应为5年;二是应该采用考虑了通货膨胀后的国债利率作为折现率。

3.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或有显性债务，如对下级政府的债务担保、对公共或私人部门实体所发行的债务担保、对政策性贷款的贷款担保等，可采用未来履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只需进行披露即可。

4.或有隐性债务由于难以估计其债务发生的概率以及债务发生时需要承担的金额，因此对于该部分的债务只需进行披露，如：对金融机构支付危机的救助、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对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的救助等。

（四）完善政府会计准则规范。表外负债对过去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对经济事项进行记录计量和报告的传统政府会计准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规则为导向的传统会计准则越制定越复杂，准则的制定也显得效率低下。表外负债自产生以来，形式多样，种类繁杂，然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却没有赶上这个步伐，到目前为止，涉及表外负债会计处理方法的准则较少。尽管我国会计准则充分吸取了国外的经验教训，充分接纳吸收了国际会计准则的思想，但总的来看，对地方政府表外负债的确认、计量、披露等问题尚没有形成能够有较强实践意义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正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应该充分考虑到占政府债务较大比例的表外负债对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和风险的影响，充分借鉴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成功经验，建立以原则导向为基础、规则导向为补充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完整地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务信息，进而达到帮助管理者预测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做出正确的决策的目的。再有，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具有前瞻性，在还没有发现由于表外负债造成的严重问题的时候，尽快制定规范表外负债和不确定性负债的具体会计准则，防患于未然。

五、总结

本文从广义的角度研究了表外负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表外负债占地方政府债务中较大比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政府会计应该从会计确认基础、地方政府债务的计量属性、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并尽快形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中央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在改革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地方政府表外负债进行计量和披露，考虑到表外负债的特性，我们可以遵循能确认的予以确认，能量化的予以量化，能说明的予以说明，能披露的予以披露，分类列示、定量测算及定性说明并重的基本原则进行核算和披露，力求大大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水平。Z

参考文献：

1.姚宝燕.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问题研究――基于政府绩效治理的视角[D].厦门大学，2010.

2.刘尚希.公共债务的分析与计量[J].财政与发展，2005，（12）.

3.赵全厚，孙昊D.我国政府债务概念辨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1，（5）.

4.刘谊，廖莹毅.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改革：OECD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会计研究，2004，（7）.

篇10

一、我国国债规模的考察

国债规模管理是国债管理的首要内容，适度的国债规模既是优化国债结构、提高国债使用效率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防范财政风险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国债规模，既要受认购者负担能力的制约，又要受政府偿债能力的影响。因此，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体系包括应债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两大类，下面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

（一）我国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

国债发行规模首先受到国民经济应债能力的制约。国债的应债来源，从国民经济层面看，主要是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微观应债主体看，就是社会居民储蓄存款。反映一个国家应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三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家借债率和居民应债率。

1.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由国债余额与gdp的比率来衡量，是反映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和国债规模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国际上一般以欧洲货币联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作为该指标的警戒水平。我国国债负担率并不高，1990到1997年仅在4.8%-7.4%之间，即使1998年以后，也只有10%-1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和国际警戒线。以此而言，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仍有较大空间。但是需要指出，我国国债负担率的增长速度过快，仅1991到2001十年间，就从4.79%增长到16.05%，增长了2倍多，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该指标的增幅都在1倍以内。再者，必须考虑到我国达到当前的国债规模仅用了短短20多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规模则是由上百年累积而成。

2.国家借债率。国家借债率由当年国债发行量与gdp的比率来衡量。我国的借债率仅5%左右，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低，年度国债发行量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但是，由于年度国债发行量的增速明显超过了gdp的增速，导致我国借债率呈快速增长态势。反观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债发行的增速与gdp增速较为接近，借债率基本呈较稳定态势。

3.居民应债率。居民应债率由当年国内债务发行量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来表示。我国在国债发行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因此居民应债率增长相对平缓。1994年以来，居民应债率保持在5%-6.5%之间，这一比率并不算高，居民购买国债仍有较大潜力。

（二）我国政府财政的偿债能力

国债发行必须由国家财政进行偿还，因此国债发行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偿债能力的约束。反映政府按期偿本付息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

1.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由当年国债发行量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来表示，表明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存程度，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般不超过25%.按照全国的财政支出计算，1997年以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已经超过了25%.由于在我国，迄今只有中央政府能够依靠国债发行满足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无此权力，所以只有按中央财政支出计算的国债依存度才有意义。我国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非常之高，远远超出国际警戒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4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了10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80%左右。当然，由于计算中没有考虑（估计与预算支出大体相当的）中央财政预算外支出，使得分母被缩小，指标存在高估，但即便其考虑在内，这一指标也仍然偏高，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国债偿还率。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到期国债的偿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该指标反映由于国债而引起的财政负担，数值越高，表明偿债能力越差，发达国家该指标一般低于10%.1995年以来，由于国债还本付息额猛增，我国的国债偿债率迅速提高，超过了10%安全线，在1997和1998年，甚至超过20%.1999年以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该指标数值虽明显回落，但是仍处于10%以上。

（三）我国国债规模的综合评价

从应债能力指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并不太高，仍有进一步增发的空间，而从偿债能力指标看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过高，必须及时压缩，以防范财政风险。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主要有：

1.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以政府财政信用潜在担保、最终必须由政府偿还的隐性债务。主要包括：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地方财政无力消化的债务、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欠账、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债务。其中仅国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一项，2001年底就已达到8534亿元。因此，计算国债负担率时如果考虑隐性债务，我国的“综合负债率”将会大大提高，实际应债能力需要向下调整。

2.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明显偏低。前一比重1990年以来平均只有13.6%，2002年最高也只有18.04%，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45%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25%的水平。后一比重1990年以来的平均为44.62%，2002年最高为54.96%，低于世界多数国家60%以上的水平。这是导致我国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偏高、债务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国债规模的总体水平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其增长速度过快，需要加以控制。为了防范债务风险，缓解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过高的压力，应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时严格清理各种预算外收入，优化国债结构、缓解近期偿债压力。

二、国债资金使用效率的考察

国债规模固然重要，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同样重要，如能得到合理利用，取得合理的回报率，则较高的国债规模也不会导致债务危机；反之，即使国债规模不高，但是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不能提供偿还自身本息的资金来源，则财政负担也会大大加重，容易引发偿债危机和财政风险。因此，必须重视我国国债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债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备选项目储备不足，而且缺乏必要的前期投入，影响国债资金的安排。由于国债资金被看作免费午餐，许多地方在前期准备不足，缺乏配套资金的情况下，盲目争夺国债投资，出现了大量超概严重的“三边”工程，极大地妨碍了国债项目效应的发挥。同时，国债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旦配套资金无法及时跟上，必然影响项目投资效益的实现。

2.项目布局有待改善，应尽量避免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地方利益驱动，在国债资金的使用中，仍然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重复建设现象，项目布局不尽合理。在我国各项建设资金都很紧缺的时候，这些重复建设导致了相当程度的闲置与浪费

3.违纪违规现象普遍存在，管理亟待规范。随意挤占挪用或违规使用国债资金的项目屡禁不止，部分建设单位财务管理薄弱，资金账目混乱。此外，国债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也增加了对资金进行监管的难度。

（二）改善国债使用效率的举措

1.科学制定投资规划，严格选择国债项目。逐步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由政府部门组织专门机构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评审，取消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和地域限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选择，以调动社会资金进行项目前期投资的积极性。在资金安排使用上，力争作到科学统筹、充分论证，杜绝“三边”工程和重复建设。可以考虑适当下放一些国债项目的决策权，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在项目安排上的积极性，激励地方政府用好国债资金。

2.调整国债资金布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克服盲目布点的问题，把重点转到与投资环境改善相关的设施建设上。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继续有重点地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加大相关行业领域的投资力度。

3.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格国债使用管理。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国债投资项目的审核，实现对国债投资的全过程动态监管，加强对项目概预算编制、年度财务决算和竣工决算的审查，加强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后运营情况的跟踪和评估。严肃查处挤占挪用建设资金、违规审批、违法招投标等行为，保证有限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加强对建设单位财务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三、适度控制国债规模，适时调整国债投向

（一）必须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我国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不同于凯恩斯理论，其不仅仅是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逆经济风向而动，从实质上讲，其是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之下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一项长期政策。在转型时期，我国经济中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大量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增加国债发行力度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需要，更是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经济发展必须承担的代价。

在过去6年中，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平均拉动2个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对于增加就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旦贸然放弃该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出现较大下降，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将会迅速凸显，这是难以承受的。而且，近年来全国各地利用国债资金兴建了大批工程项目，其中不少仍在建设之中，完成现有这些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规模在5000-6000亿元，没有积极财政政策和国债资金的进一步支撑，很可能成为烂尾工程。

因此，在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非但不能完全退出，必须继续实施，而且还要大力完善其有效实现形式，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力度和结构。即使随着经济形势发展，财政政策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也要有步骤、有重点的渐进退出，力求安全、稳妥。

（二）适度控制国债规模，适时调整国债投向

由前面分析可见，我国的国债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需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债务危机。但是其还远未达到不可接受的过高水平，今后一段时期，必须保持必要的国债发行规模。当然，在宏观经济形势趋好、企业效益改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的前提下，应该考虑逐步调减年发行量，控制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同时注意加强管理，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自我清偿能力，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确保国债资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尤其要注意适时调整国债投向，把目标从防止经济下滑、拉动经济增长向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将发行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转向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事业项目的欠债填补和支持启动拟议进行的重大改革事项。主要包括：

（1）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支持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农村“六小”工程，支持县城电网改造等。

（2）积极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向西部大开发倾斜，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3）坚决支持税费改革。虽然我国名义税率较低，但是考虑各种制度外的收费，实际税率则偏高。税费改革刻不容缓，其资金缺口需要靠国家财政弥补。

（4）大力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基层政权以及公检法司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国债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促进居民消费。

（5）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认真落实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6）确保大型续建国债项目的顺利进行。特别是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淮河治理等重大水利设施建设。

总之，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国家财力不很充足，产业结构急需调整，需要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将国债作为一种长期财政政策工具。在注意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防范债务危机的同时，加强国债使用管理，大力提高利用效率，并适时调整国债投向，将宝贵的国债资金用在最为关键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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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汉生，林桢。防范潜在财政风险，适度控制国债规模。[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1）：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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