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科学技术 风险 现代性 反思

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运动，伴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带给人类的不全是福祉，这一过程还加剧了全球经济和生态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潜藏着全球社会的动荡风险，而生态失衡将使整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随着科学技术双刃剑效应的凸显，人们对如何消除科技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全球性风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对科技发展的现代性设计充满质疑，科技风险议题由此也成为全球性问题的焦点。

现代性与科学技术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技术与人类一直相伴而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18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建立起来，从此技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应用。一方面，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技术由于科学的升华克服了经验的局限性。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在现代社会成为“第一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繁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现代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的结果。与之相应，作为现代社会之属性的“现代性”的概念，深深打上了科技理性的烙印。

在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进程中，科学技术既是其原因又是其结果。人们确信依靠科学以及建基其上的技术，人类能够在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胜利中确证其主体性和理性的力量，人类也将由此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十八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而这项设计却至今远未完成，它“过分地奢想艺术与科学不仅会促进对自然力量的控制，而且亦会促进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机构的公正性甚至人类幸福的理解”。①

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启蒙思想家的设计大相径庭？人们原以为，现代性意味着理性的兴盛，理性主体能够发现客观真理和普遍规律，科学知识的增长能够使自然和社会日益臣服于人类的需要，把人类从各种匮乏、压迫和限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灾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却意味着“自然的终结”和生态的恶化。高新科学与技术变成了当代人类的图腾崇拜，却没有理所当然提升人类的安全感和道德水平，反而使人类面临先前年代无法想象的高科技风险……这一切令人惊惧地认识到启蒙设计的局限和现代性的双重性。如果说“现代性就是理性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中确立自身地位的进程”②，那么，当科学技术代表的工具理性僭越为现代社会中绝对的理性，科学技术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现代社会反而由此身陷“工具理性的牢笼”，成为了现代性的风险或危机。可见，发达国家今日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或风险，乃是单向发展科技所致。从科学技术与现代性的特殊关系看，现代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科学技术的风险。

科技风险的现代性归因

风险并非今日社会所独有，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是当今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有所不同。这些风险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由自然灾害、宗教恐惧等外在力量所致，而更多地来自于人类自身利用科技干预自然和社会的结果，是“人造风险”。这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和“在自然和传统消亡之后生存的世界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向我所说的‘人造风险’的转移。”③“人造风险”体现了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它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并且是由现代社会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理性的决策。④

我们反思科学技术风险的首要问题是理解风险形成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对科技风险的反思是对当代日益增多的“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全球性“技术公害”问题的现实回应。20世纪后半叶以来，显而易见的科技风险问题，不断出现在公众和各种传媒的视野中。科技风险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外后果，改变了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态度。人们不再盲目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不再把科学技术的副作用视为理所当然应该承受的发展代价。相反，人们吁求对科技发展模式进行根本质疑和反思，重新审视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复杂影响。

从认识论层面而言，科技风险根源于西方确定性的科学世界观和主客二分式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在工具理性与科技理性主导下的社会，人们确信自然是有规律的，自然的规律是人可掌握的，自然是人可控制的，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结果总是在人们的预期中。然而事与愿违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凸显的科技负效应，迫使人们在理性的反思中，发现了主客二分式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肢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实是误把一种方法论程序当成了本体的现实。由此，今天人们不得不以一种反思性的方式生活，反思性是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代名词。现代性的风险警醒人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最纯粹的理性形式，不确定性其实是其内在属性。换言之，风险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人类运用科技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自然形态的企图包含了更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相互对应的确定模式，其后果难以预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要理性地对待启蒙以来的科技理性。

从制度层面分析，它源于科技一体化的体制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市场化发展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舞台上演以科技创新争强取胜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情景剧。同时，科学与工业企业的合作、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科学活动向群体协作的“大科学”事业转型，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直至生产应用的周期逐渐缩短，体现为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结合为一体。因此，在科学与技术的分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科学、技术与生产已经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社会建制也使得当今时代科学研究的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活动只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科学和社会的联系也不紧密。而在“大科学”事业的研究活动中，科学家不再是首先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再生产出来投入应用，而是先投入应用，然后再开始观察、实验、总结；也不再是先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投入生产，而是先制造出来，然后再进行研究。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使社会成为实验室。与之相应的是，在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风险和灾难的科学技术领域，在特定背景状态下，这种研究、应用和生产的逻辑颠倒，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与灾难将大大加深。

同时，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无不与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相联，而这两类产业又都更加依赖它们所聚集的资本。正如法国学者让雅克・萨洛蒙所言：“在技术巨变的洪流中，人们很难再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风险同竞争中的企业利益分离开来。”⑤因此，科学研究的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使得社会公众对科学的客观性及其后果充满质疑。由此而生的是公众对科技共同体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凸显了制度性的科技发展风险。

结 语

现代化的社会本身就是以科学技术为根基的，科学技术不仅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而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社会这种高度科学技术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反思科学技术的风险成为反思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日益严重的科技风险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意外后果。在反思性的现代性语境中，我们既无法简单地认同科学技术的控制逻辑，也无法简单抛弃科学技术。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来提升人类生活的安全和质量的智慧，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智慧的社会制度。笔者以为目前学术界有关科学技术的人性化、民主化与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探讨，都是针对科技发展的控制逻辑的反思，是对人类如何褒有运用科技强力的智慧寻求。如果说我们关于科技风险防范的制度思考和预期，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方案和思考将对现实发生影响，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断深化反思科技风险问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本身也是积极应对风险的自省行动。（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讲师）

注释

①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②杨大春：“反思的现代性与技术理性的解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页。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风险社会：英国政治的背景”，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夫・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页。

篇2

关键词：科技 伦理道德 矛盾 进步

一次次的科技浪潮，在给世界带来许多惊喜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特别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给我们带来了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给人们的生活以许许多多的方便。而与此同时，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也给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如：臭氧层的破坏、日益泛滥的黄色不健康印刷影视作品及逐日增多的高科技犯罪等等。作为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科技的现状及其发展进步。这样，在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就产生了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一步一步地突现出来。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三种观点：(1)科技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而且对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道德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看法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又离不开道德，要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存在，没有它，也就不存在科学技术了。(3)科技中立说。这种看法认为，对于科技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好与坏。要是科学技术为好人所掌握并使用，会给人类和社会造福，但如果一旦为坏人或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损失乃至无尽的灾难。于是就得出结论说科技与伦理道德无关，有关的也只是取决于人的素质罢了。

2、科技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1)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4.1 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科技、道德伦理约束与法律约束的双重制约机制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技术等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就要求人们超越政治制度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人类的本性更多是讲求合作互助，而不是竞争，合作是竞争的前提和基础。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拓宽科学合作的渠道，积极参加更多的重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作项目” 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普遍繁荣，减少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各国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

4.2 加强科技伦理道德的主体建设和科技伦理道德的普及教育

科学活动是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认识活动，因此献身科学，追求真理，是科学家职业道德的根本原则。科学工作者是处于活动中心的人群,科学技术的成果及其应用直接来自他们的活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也使得他们对可能产生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清楚的认识，科技伦理要求他们对明显的危及人道的科学问题不参与，对隐含的伦理问题提出警示。如对今天的高尖端的生物技术来说，这项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就有可能成为他们获取和满足个人私利的手段。此外，政府理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否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对未来社会非常关键。政府的作用如果发挥得好，不仅能有效控制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而且能使之造福于人类；相反，如果使之处于失控状态，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在全民中普及科技伦理常识。在宣传伦理知识的同时，建立配套的规章制度，使科技精神人格化，让科技活动标准化。新闻媒体也应在伦理宣传中发挥作用，要灌输知情权原则和公众参与意识。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篇3

关键词：竞技体育；竞技科技化；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竞技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代表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竞技体育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不仅有利于竞技体育运动员自身潜力得到充分开发，而且对于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和人的超强意志力的培养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养成等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加速了竞技体育科技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对现代竞技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我们的主要目标正是对基于竞技体育科技化引起的诸多伦理问题的探讨，但是这些问题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才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们所认知的。事实上，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而且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范围依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竞技体育的本质何在？把科学技术控制在竞技体育的多大范围内是合理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我们首先应该去反思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否实现了与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统一，因为人文主义价值代表了竞技体育本质性的价值追求，而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则应该建立在抛开一味的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重视对人文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

一、科技发展与竞技运动的科技化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同时也使得竞技体育自身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提高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基于对竞技体育的日常训练研究，许多与之相关且复杂的学科理论开始被注入到竞技体育的一般理论当中，使之相互交融，形成了有利于竞技体育日常训练的系统理论。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系统论的理论研究以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等都相继被用于竞技体育运动员的一般训练当中，这些相关的交叉理论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进步，并且对他们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最佳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类竞技体育成绩极限能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2）竞技体育场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竞技体育田径场的跑道构造都比较简单，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田径场跑道也只是由煤渣等化合物所组成，而现如今最常见的田径场跑道是由塑胶等合成材料组成，并且极少数发达国家还开发出了纳米跑道，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能极大改善田径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条件。3）体育运动员的运动装备的改进。许多根据人体的受力原理和新型材料设计和制定出来的跑鞋，以及游泳比赛中鉴于减少人在水中的阻力而特别设计的泳衣，这些高科技产品无疑在具体的赛事中能极大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4）信息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广泛应用。从上世纪末期以来，信息技术与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把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运动员可以根据其具体的训练状态通过应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比赛，以达到有效改善竞技方法和比赛技巧的目的。以上分析研究表明，当代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支撑。正是科技的日新月异推动了竞技体育运动的深刻变革，而在变革的过程中同时又不断影响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以至于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与方案等不断涌现出来，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促进，依存发展的关系。

二、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背离

近年来，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项实践性活动，竞技体育对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能有效提高人的主观实践能力、强化人的体制、锻炼人的毅力，而且能不断丰富与增强人的精神素养。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深层面且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如现代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与科技化造成了竞技体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异化，正是这种异化把竞技体育的工具价值与功利性价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发生了质变的竞技体育的价值观，主要受到了来自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当然也势必会加剧竞技体育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以及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偏离。我们要形成足够的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价值与精神的异化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一旦竞技体育失去其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与初始精神，必然造成竞技体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而失去发展的意义。因此，随着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在竞技体育中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更应该重视继承和发扬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把发展纳入到竞技体育的本质上来。学者们在探寻竞技体育价值根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习惯性的引用不同的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的价值根源在于人类的自我创造的本质，竞技体育存在的首要原因是人类追求人的价值和人权的过程。2所以决定和影响人类竞技运动发展的主要根源依然要落到人自身的发展上来，而不是落在人类能利用来提高比赛成绩的工具上，因为毕竟人的全面的发展才是竞技体育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当代竞技体育常常会受到一系列外来因素的干扰，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竞技赛场上的滥用现象致使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其应有的价值追求渐行渐远。所以科学技术决不能僭越竞技伦理的约束而存在，因为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将极大的削弱竞技体育中人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毕竟注重人的价值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应有价值目标的关键所在。从形式上看，科学技术越发达，应用于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器材、日常训练手法等就越先进，进而运动员就能从根本上改善竞技能力水平。但事实上，竞技运动员已经异化为当代各类高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和某种意义上的试用品，需要时常接受各种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的检测，以及调整适应更新后的高科技产品设备。3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赛事中的应用也很好的顺应了时展的要求，由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开发设计出来的一整套竞技方法，也相应的弱化了教练员的作用，同时运动员对高科技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自身在精神上与日常训练中变得更加消极，从而限制运动员的发展。因此，当代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难免不会使得竞技体育偏离原有的价值取向，致使运动员形成对高科技及其产品的过度依赖，并依靠对工具理性的追求来向观众展示其竞技能力，将人物化为高科技及其产品的附庸，同时使得竞技体育运动员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异化为高科技主导下的工具理。当“技术性”与“人性”合二为一成为一种复杂的混合态出现的时候，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就会受到弱化，人类因而也会被边缘化，偏离世界中心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及其产品消灭了人类的主体性。4竞技体育的科技化往往会造成某些竞技体育运动员丧失其主体性意识而盲目追求高科技所带来的益处，一味追求商业性和功利性的目标，导致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产生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偏离其在竞技伦理范围内应该发挥出来的强大功能。

三、竞技体育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纵观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其从最初的纯思辨理论到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光辉历程。但必须承认任何伟大的科学都只有建立在以社会实践为目标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这就决定了与其具有某些相关性的行为活动都必须受到来自法律、法规以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科技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探索，是当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后所形成的对人类既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一种挑战，因此，科技化伦理问题逐渐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广受争议的话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目标。

当今社会中的一切与科技相关的行为后果都应该与“责任”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局限在科技伦理规范的框架之内，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也应该加强培育科技伦理的意识。不管科学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们始终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与科技伦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只不过是从属于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从以上具体实例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从传统的人的体能和技能的竞争到各国科技实力竞争的转变，竞技体育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作用正处于不断弱化的边缘。竞技体育科技化尤其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很难对抗科技和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对追求“公平竞赛”的竞技体育精神的一种讽刺。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奥委会联合一些国际赛事的主办方已对此种行为加以规范，并采取了必要的干预措施来约束体育赛事中有违道德伦理的行为。当然，竞技赛场上的伦理缺失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中最为常见的科技伦理问题就是兴奋剂的使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竞赛公平性的行为，并且使用兴奋剂对运动员身体的伤害也是不可小觑的。因此，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比赛的赛场上使用兴奋剂是被明文禁止的，而且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加大了对兴奋剂的检测力度和处罚力度，对于控制这一局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赛场上的应用范围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除了某些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影响较为明显的高科技产品被明文禁止外，其它很多产品的使用是几乎不受到限制的，这也可能导致运动员作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性作用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某些高科技手段或者产品来弥补其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现代基因学的进步，人类已完全掌握了基因的重塑与改组原理来强化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核心技术，这无疑将促使竞技运动员自身成为高科技奴化下的一种工具。就像某些运动员基于对自身竞技能力提高的诉求，他们常常会冒险使用各种高科技药物。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同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的检测手段也必须与时俱进。而在此复杂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科技化伦理问题不只是运动员之间竞技能力的较量，而更多的是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竞争。竞技体育科技化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技进步作用于竞技体育的整个过程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体育界对有关竞技体育本质与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科技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因此，为了保证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不至于受到科技理性缺失的影响，各竞技体育主体以及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高度重视科技化的伦理问题可能对竞技体育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

四、结束语

奥运会是竞技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圣会。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不断渗透，奥运会中的竞技比赛逐渐表现为各参赛国背后所隐藏的科技实力的竞争。尽管从整体上看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针对高科技及其产品在竞技体育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同样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一切威胁到竞技体育本体价值追求的不合理的科技应用都应该被排除在竞技体育应用的范围之外。这其实也是与科技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本来目的相适应的，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能够动摇竞技体育本质的作用力，而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一种能够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因此，同时制定出相关法律法规来防止因高科技造成的竞技体育中有失伦理的行为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竞技体育中能保证人的自然运动能力的竞争才是竞技体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刘雪丰 杨攀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1杨木森.科技革命与体育运动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5):600-602

2王新华，刘波.对中国体育教学与人格精神教育的思考［J］体育科学，2004，(1):59-60.

3徐伟，姚蕾.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角色规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1，(5):75-78.

4陈凡，董传升，贾岩.技术图景中人的主体性的获得、缺失与重构［J］.科学技术哲学，2007，(6):93-98.

篇4

[关键词]科学课程　人文取向　STS课程

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似乎一直在遭遇一种悖论：作为现代文明的辉煌成果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受到人们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也在受到现代文明的质疑和批判。这种悖论并不代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而是恰恰反映了人类理性认识的一种必然，那就是把科学技术看作“双刃剑”，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持续的追问与反思。在现代科学这一语境中，如何保证让科学技术在继续造福人类的同时，不至于异化为人的对象化存在从而空乏了人的精神和主体意识?显然，这也是当代科学教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世界各国的科学教育界提供了一份相似的答案：强化科学课程的人文取向，提升人文关怀和对学生主体价值的关照。

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斯诺命题”说起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科学教育的困境

1959年5月，英国科学家兼作家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了如下观点：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代表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二者互不理解，甚至存在轻视、反感和敌意的鸿沟。这一有关“两种文化”分裂的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成为日后讨论科技与人文的经典叙述。“两种文化”折射出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分化对立的状态。很明显。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从源头上来说不是“并蒂莲”，人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并没有遭受“斯诺命题”的困扰，二者的明显分化和对立只不过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症结。两种文化的隔阂显然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现代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来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然而。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之下，现代科学教育反而强化和放大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课程进入学校教育的时间比传统人文课程要晚得多。“科学列入教育课程为时较晚……在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是由于它在教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才有了发展，而恰恰是在它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出来的……在19世纪，科学逐渐开始进入了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学”。尽管如此。科学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后来居上，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教育领域的渗透和文化复制，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很明显，在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占领”中，传统科学教育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自身也与人文教育渐行渐远。传统科学教育对价值和人文要素的这种僭越必然造成自身的偏颇与不足。

例如，在科学教育进入学校课程之后，科学知识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先性，被奉为真理，成为学生背诵和记忆的首选对象。自然科学的知识被根据学科逻辑分门别类地编入学校教材，学生不管是否感兴趣，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记忆这些失去关联的学科知识。显然，科学知识的主导地位导致了科学教育以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基本目的，而忽视了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精神的发展。这又导致了传统科学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智力训练，智力水平较高者占尽先机，显然这又突出了科学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传统。对智力发展和认知目标的过分关注、对科学话语体系自身完整性的过分偏重，这有利于培养科技精英，但却由于教学内容枯燥、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机械，使得大多数无意于将来从事科学事业的年轻人丧失了学习科学的兴趣，并且不能充分获得日常生活要求人们应具备的科学常识、科学技能等等，甚至影响了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对相关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等作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传统科学教育通过这种“软暴力”维护了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通过对学生心智的征服成为科层化的力量，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文内涵，这是检讨传统科学教育的重要方面。

(二)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和STS运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反映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近代以来，科学知识被称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是“客观真理”的化身，是“价值无涉”的。这似乎把科学跟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元素分割开来，使科学成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实际上，很早就有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开风气之先者无疑是马克思。众所周知。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科学也是社会的产物，20世纪以来则成为重要的社会建制。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科学不是脱离了人类意识的抽象物，把科学技术从人文因素中剥离出来是一种虚妄。

1962年，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他用“范式(paradigm)”来指称一定时期内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实践所提供理论框架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原理、概念、方法等等。，库恩指出，新旧范式交替的具体实现并不全然由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决定，很大程度上亦受到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科学家个人的知识背景、性格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范式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让学生接受作为真理的科学概念、定理)，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人们去关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结合的社会和人文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e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对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跟其他类型的知识如宗教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科学哲学发生社会学转向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不能悬置其社会属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理论的视角对科学的社会性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问题的日益严重，人类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层面上也开始对科学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STS(即科学、技术、社会，

英文为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ety，简称STS)运动开始在西方科学教育界蓬勃发展起来。STS教育针对传统科学教育过于专门化、系科化的弊端。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倡导一种新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代表了人文取向的科学教育作为一种新的范式登上了科学教育的舞台。当代科学教育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和课程载体上都体现了这种人文取向。

二、人文取向下科学课程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事实(Facts)与价值(values)的关系问题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则对科学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哲学家休莫(D.Hume)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大意是：从以“是”或“不是”为联系词的命题中，能否推导出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的命题呢?s这被称为“休莫命题”。在休莫看来，事实判断以“是”或“不是”为联系词。价值判断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从事实判断中是不能推导出价值判断的。近代西方传统认识论从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观点出发，认为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价值判断绝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这样一来，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有关“事实”的知识。是可以经验性地予以验证的，不受社会因素和人的精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人文知识则是有关“价值”的知识，无真假之分，受社会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于是，传统科学教育把科学知识看作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教育要跟价值问题划清界限，做到“价值无涉”。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证明，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语言符号、人际沟通等人文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研究事实、人文研究价值”的传统“二分法”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发展形式。例如，“克隆人”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道德伦理等价值要素高度相关的。当代科学课程顺应时展的潮流，体现出“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一)当代科学课程的人文诉求

20世纪末以来，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呼声渐高，科学课程中的人文诉求首先表现在追求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的关联和均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科学和人文都是社会建制，都依赖于人的能动性，都以人为出发点，最终以人类的解放为终极追求。科学和人文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它们都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即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因此，注重人文取向的科学教育必须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联和均衡，没有人文渗透的科学教育是残缺的教育，因为它失去了学校教育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

科学课程中的人文诉求还表现在挖掘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和科学教育中的人文教化功能。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科学中的求真精神是人的一种终极价值追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力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向世人宣称，“我抛弃世人所热衷的宝贵尊荣，只希望知道真理”。诸如此类的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性的力量，使人生具有了深度并由此导向最高的人生境界。科学的这种人文价值决定了科学教育不能以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为借口而回避其人文教化功能。人的本性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中，真、善、美有着同等的教育价值，都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二)STS教育中的价值渗透

STS教育是一种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教育，基本精神在于把科学教育和当前的技术发展和社会生活等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其在外部环境中对科学技术全面理解和运用。正如美国STS专家亚格尔(R.E.Yager)所说：“STS意味着关注学生的个人需要，也就是说，科学概念和技术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是有用的；它关注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关注家庭、学校和社区以及更宽广范围内的问题和困惑；STS教育还关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职业生涯，它意味着利用人力资源鉴定并解决当地问题。”STS引入了“社会”这一维度，使科学技术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不再回避价值问题。正如英国早期STS教育专家齐曼(J.Ziman)所言：“科学教育应传递一种对待科学和科学事业的态度。科学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科学家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课堂中科学知识传授的方式决定的。”科学教育的这种新的使命需要由一定的课程形态来负载，于是STS课程的诞生就回应了科学教育改革的这种必然的要求。在各种各样的STS课程形式中，科学概念、技术应用与社会问题情境的融合是其基本的组织模式。在STS课程中。“‘社会问题情境’这一要素的加入为价值和态度的渗透拓展了空间，这样学生就有机会去体悟‘科学是双刃剑’这一隐喻的真正意义，从而凸显伦理与道德对科学探究与技术活动的价值引导”。

三、当代科学课程的人文目标：“科学素养说”

(一)科学素养的提出及内涵

传统科学教育注重科学的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强调科学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养成。跟这种专业主义的学科教育目标相比，当代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现了浓厚的人文色彩，这可以从“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的概念中得到验证。20世纪70年代之后，“科学素养”这一概念经常被西方科学教育界用来表达科学课程的目标，STS教育更是以其为追求。可以说。“科学素养”的概念是STS教育多样化的动机和教育目的的一种综合，是人们试图通过STS课程的实施而达到的学生发展的一种状态。它有机整合了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科学态度、道德与价值观、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等不同维度，是新的科学教育理想的一种体现。

“素养”的本意是确定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最低标准。在以前，人们可以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就被认为是达到了一定的素养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素养”以更宽泛的内容，尤其是成功地适应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知识、技能等。譬如，不仅会读、写自己的名字，还要会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理解公共汽车的线路安排、阅读报纸等。这也就意味着“素养”的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西方科学教育界对“科学素养”概念的探讨有较长的历史了，在时间上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在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在科学课程领域的全面改革，“科学素养”的概念也日益被世界科学教育界所接受。

“科学素养”的概念表达了人们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应该具备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这是一些基本的要求。科学素养不仅仅体现在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在应对科学变革时、在处理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时。

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更能显示出来。诚如米勒(J.Miller)所言，“科学素养应该被视为人们有关科学与技术的认知水平，这种认知水平是对现代社会里的公民和消费者的最低程度的要求。同时他也提醒，科学素养的标准是变化的，只是一个相对的评价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一定适应于所有国家和社会：对科学素养所规定的水平的界定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1983年，米勒发表《科学素养：概念评论与经验评论》，以该论文为依据，他提出了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即：(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都是在这三个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开展对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

(二)科学素养对人文关怀的体现

“科学素养”这一概念改变了过去以科学知识为中心来界定科学教育目标的思维定势，而是从“人”的视角出发，着力考察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素质应该是什么。这种转向很明显具有了人文关怀的色彩，不再视人为物，而是强调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关照。例如，美国1996年颁布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也用教育文件的方式对“科学素养”进行了如下界定：“什么是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是对个人决策、参与公共和文化事务以及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过程的知识和理解。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提出、发现和解答与日常体验有关的问题，他们能够描述、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科学素养的本质方面在于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以及对科学科目的深入理解：科学素养也包含了对科学本质、对科学事业以及科学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这说明，有科学素养就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描述、解释甚至预测一些自然现象，能识别国家和地方赖以为基础的科学问题，并且能够提出有根据的见解，能评估科学信息的可靠程度，了解和深谙进行个人决策、参与公民事务、从事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过程，等等。

这种对目标的界定预示着科学课程需要思考科学与社会、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突出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的教育。科学素养关注人的生活品质，人不再是一个接受科学知识的容器，而是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伦理、有批判意识和进行社会反思的能力的认识主体，科学教育是达到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境界的途径，是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的重要保障。在科学素养这一概念中，对人性的关注是其精神内核。这与我国“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四、人文取向下的科学课程：STS课程及其人文意蕴

(一)STS课程的人文内涵

STS课程是当代科学课程改革的产物，是STS教育在学校课程层面的反映，它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代科学课程所追求的人文取向。在STS课程中，科学技术既不是完全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异质力量。也不是可以随意改变与使用的中性工具。它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是出现于特殊社会情景中的复杂事业。爱因斯坦在面向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演讲中说道：“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STS课程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STS课程与以概念体系为中心的传统科学教育不同，往往围绕着一个或一组社会问题来组织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下讨论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使他们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获得形象的理解。例如，英国STS课程《社会情境中的科学》设置了“健康和医学”、“食物和农业”、“人口”、“能源”等一系列强调学习者自身环境背景与科技之间关系的专题；荷兰的STS课程《物理课程开发计划》结合了“燃料的守恒、交通的安全装置”、“基础研究的社会和科学背景”、“各种应用的风险和安全”、“卫星的现代应用：通信和地球、天文观察”等STS专题来配合相应的学科单元的教学任务。STS课程摒弃唯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狂热崇拜，训练学生以清醒的批判目光看待科学技术，要求他们对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的社会影响力进行分析，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对其发展进行规范，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科学伦理观，正迎合了培养上述关键素质的需要。

完整的科学教育既有科学知识的教育，又有价值观的教育，而这正是STS课程所努力的目标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知识唯一关心的是有关“真理性”的问题，即“是”或“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是通过科学探究而在证据与实验的基础上达成的。但科学知识之于人类的意义则不仅仅是“真理性”的问题，还关涉价值判断。因为如果科学知识被歪曲或被非正义的力量所操纵，那么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而STS课程所追求的。就是既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通过探究的方法与过程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同时还要求学生结合社会问题情境而反思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这样，STS教育跟人文价值观教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学生通过STS课程可以掌握价值判断的工具来引导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

(二)STS课程对学生主体价值的关照

篇5

关键词：伦理道德；科技发展；问题；对策

随着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所涉及的科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对于社会的影响愈发明显。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电子监视器几乎布满了大街小巷，通过安检时候被全身上下透视，以及我们的个人信息泄漏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其他人利用，科学进步引发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探讨。

一、科技进步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所谓“物极必反”，任何美好的事物，用之过度，走向极端，便会出现“双刃剑”效应。科学也是如此，在发挥进步功能的同时也表现出负面性[1]。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类的影响不单单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负面性还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科技伦理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例如，黄金大米的事件中，科研人员没有向学生家长提供完整的知情同意书，违反科研伦理，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项目主要当事人试验中没有尽告知义务，给学生和家长看的只是一份参与者声明文件，试验过程中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试验儿童的身体健康，也未让受试儿童父母了解该试验所用食品材料及所存在的风险。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项目实施情况时，隐瞒事实并提供虚假信息，严重违反科研诚信。

二、对伦理道德存在问题的反思

现代科学家发明的各种东西都有可能引起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一切是不能回避的，必须正确面对，理性思考，对各种可能潜在的问题进行干预，保证科学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双向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需要伦理道德的正确引导，科技成果的具体运用需要伦理道德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伦理道德的调节加以消除和缓解。科技伦理道德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个成份，不言而喻它直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2]。

（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事实上，科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是个人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之间的一种选择，而能否正确选择，关系到人类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正确的科学态度是让科学服务于人类，有利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让科学在人类进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体现。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广泛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有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3]。

三、科研中应该坚持的伦理道德准则

（一）道德约束超越法律约束原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二）坚持科学精神。科学研究需要遵循科学伦理，对实验对象进行充分的科研实验信息介绍，确保每个人被试对象对实验的完全知情，避免因不适当的实验方式和追求实验结果对个人身体健康的造成伤害[4]。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人文主义。科学研究必须把自然界的生物和人类等同对待，这个世界的精彩就在于有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在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下，科学家必须提出相应的技术措施，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生物的破坏，对遭受破坏的生物进行及时的保护[5，6]。

总之，科学技术，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科技工作者应该建立和保持高尚的科学伦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应该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科技工作者以外的倫理工作者也应该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打破科学技术阻碍伦理道德发展或者是伦理道德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改变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疏离的局面，改变理性与价值分裂的状态，形成崇高的、先进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滕亚，冯泽永.受试者权利保护中的程序公正——对"黄金大米"事件的反思[J].医学与哲学，2013，34（17）：35-38. 

[2]唐爱芳.现代科技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探析.哈尔滨职业技术学校学院报，2008（6）. 

[3]张富珍.浅析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法制与社会，2008（1）. 

[4]潘建红.现代科技发展与道德教育的重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5]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2000. 

篇6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篇7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逐渐扩大、加深和细化。但同时，这种传播并不是均衡的、互利的和友好的，而是伴随着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全球战略服务的文化霸权。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摩根索（1995）就曾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当前，这种文化霸权常常以大众文化的面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思维模式。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指出大众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内涵与特征，再分析大众文化与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最后，将讨论文化抵抗与文化自觉对于大众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文化霸权的制约。

一、大众文化的缘起、内涵与特征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现代科技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得科学思想和大众传媒浸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二，建立在（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这也就意味着，大众文化的核心在于工业生产和消费，即文化可以像商品一样被批量地、标准化地生产出来，然后在市场上被议价、被消费（邴正，1998）。因此，大众文化是一种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媒介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并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大众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孙英春，2006；胡显章，2007）：

首先是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复制生产。大众文化具有工业的性质，受控于批量复制和大宗经销的模式。在批量复制的模式中，生产规模和产品标准化都是创造利润的最佳条件，从而使技术水平成为衡量大众文化的重要标准，并使得人们只能在这些规定好的、标准化的框架内进行并无本质区别的有选择的接受。

其次是大众媒介性。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大众媒介主要包括机械印刷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以及电子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网络。这些媒介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地迎合平庸化、低俗化的市场需求，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并冲击着受众对其他信息的选择空间。

最后是具有消费的娱乐性。大众文化常常不是严肃的，而是通过对严肃问题的平庸化乃至低俗化使大众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情绪下消费文化产品。因此，大众文化往往会将人们引入感官的诱惑之中，促使人们将对精神的最高追求降格为对感官刺激的追逐。

二、大众文化与文化霸权的结合

如前所述，大众文化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先进的现代科技知识、信息技术，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么，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经济优势的国家相对而言也会拥有更为强势的大众文化，以及将由这些国家塑造的大众文化内容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实力。凭借跨国公司的文化工业生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科技优势和市场运作的强大实力，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市场需求占领并操纵了整个世界市场，冲击着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这些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以商品的逻辑建立起世界文化的标准，通过对消费文化的示范和消费控制来顺应和引导大众娱乐的标准化趋势，进而导致对发达国家大众文化的认同、崇拜和依赖（孙英春，20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报告》（2000）就曾提醒人们，全球范围的受众正在学着成为非本土化信息的听众，特别是生活在新文化实践中的年轻一代。发达国家大众文化的全球共享使得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通过它们获得自己的性别和社会角色、言行举止的模仿对象甚至奋斗目标。如此一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心，作为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取代的后果，特定种族或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的标准化过程中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三、大众文化与文化抵抗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传播大众文化的劲头十足，许多民族国家也的确因此而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我们应该认识到，由社会习俗、和民族认同积淀而成的地方性文化体系是难以撼动的（胡显章，2007）：人们在面对发达国家传播的大众文化时，并非是一张任由外界涂抹的白纸；市场本身也是多层面、多维度和持续变化的，并不会仅仅受控于某一方的利益，不加改变地传播单一的文化。

文化的解读者所接受的并不是文化文本的全部意义，甚至也不是文本的本来意义，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接受符合他们自己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的那一部分。即便发达国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的确影响乃至威胁到了本土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并不能彻底改变本土文化的核心，而是改变本土文化发挥作用的形式（冯向辉，200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土文化并没有真正远去，而是由于现代社会中充斥着技术化的生活方式，那些能够借助先进技术传播的大众文化能够被更容易地接触；一旦本土文化也能够得到先进技术的支持，受众有可能会更加青睐本土文化。

市场的多层面和多维度性也使得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以多元的姿态渗透进各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为例，在不同国家宣传其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时，常常会加入许多当地元素，以期赢得当地人的关注。我们甚至还能够看到，许多诸如印度、伊朗以及非洲国家的文化工业产品也加入市场的竞争之中，并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喜爱与赞赏。这些都告诉我们，大众文化并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独享之物；相反，在接受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之后，许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上进行抗争（孙英春，2006）。

四、结语

篇8

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理论的兴起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人们开始用复杂性的世界观取代以往单一的还原论的世界观。21世纪复杂科学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广泛波及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主题为“涌现”，把涌现作为一种新的的建筑创作策略被应用，清华大学徐卫国教授强调：“现在中国处于工业时代和新技术革命信息社会相结合的时代，中国正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对于新的技术与西方人的起点基本一致，建筑产业化能否发生关键在于社会各界专家是否有勇气接受这一新的理念，是否能够虚心学习这一新的思潮。”[5]

1.科学的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仅带动了社会在物质领域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精神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科学技术理念的发展与进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科学范式的反思，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也已成为当下普遍存在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随着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深入，涌现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涌现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改变中被提炼应用的，在当下已经被各学科领域广泛关注，带来了全新的描述世界的方法，涌现已成为数学、生物学、计算机、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以及天气与气候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仿生工程的重要概念。

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运用是近几年各学科门类科研的趋势，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种学科的交互性研究已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研究的热门话题，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公众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初，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曾深刻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他认为，一切科学之间都是相通的。不同学科之间内容或成果上的相互沟通与借鉴、思想或方法的相互移植与启发是科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2.建筑技术的进步

经济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无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下得以生存，建筑领域亦是如此，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建筑提供了设计策略，尤其是涌现作为设计策略更加强调设计过程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建筑形态通过算法法则生成发挥了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网络功能，是在给定的生成规则下，进行可控的参数化随机生成。” [1]通过对设计的制约条件等相关因素的分析，采用多种数字化技术推动整个设计的开展，整个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不可预知的过程。

另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可能，当代建筑师利用计算机继续发掘现有材料的潜在性能并研究对新材料的运用等。比如，多学科交叉研究而引发的新的材料革命，突破传统的热平衡动力学的限制，对玻璃、尼龙、晶体和新型复合材料在内的各种材料进行新的研究，为各种新颖的不可预知的建筑涌现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3.建筑审美的变异

时代背景的变换必然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异，随之引领出与之相适应的新时代的美学。多元复杂的审美感知是当下时代感鲜明的审美取向，体现出当下人们的生活态度与文化理想。数字生成的美学倾向在建筑领域已普遍得到认可，对建筑数字技术的美学属性也日益普遍主动运用。

涌现会被作为设计策略在建筑界广泛推广的另一因素是人们对个性化的追求，在21世纪消费社会的今天，诸如“畸形”、“尖叫”的建筑功绩碑般的不断涌现，“美”已经不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包容的时代，“奇观”成为消费文化的宠儿，“丑”也跨进了美学殿堂。先锋派建筑师们通过涌现设计策略结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建筑奇观，满足了人们超前的审美心理需求，同时也传达出当今建筑技术的审美品质。

4.结语

本文通过科学的发展、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建筑审美的变异三个主要因素对于涌现作为设计策略的背景进行分析，有利于今后进一步从相关的审美层面和建筑语言层面对建筑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涌现理论作为新的研究成果已经通过科技、社会、以及文化思想等领域的传播，逐渐渗入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空间设计中，涌现作为方法论应用到设计策略是先锋建筑师对建筑复杂性追求的体现，另外德勒兹的褶子、平滑、图解、生成概念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以及当今数字生成的美学倾向，使建筑复杂性的探索方法更加丰富。涌现不是最终结果，是某一阶段的界定，涌现现象在这个社会中是永久存在着的。

参考文献

[1] 万书元. 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新思维（上）.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4）.

[2] 徐祖华. 建筑美学原理及应用.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

[3] 李万林. 当代非线性建筑形态设计研究. 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8.

[4] [美]约翰 • 霍兰. 涌现 从混沌到有序[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 搜狐焦点网.实录：双年展青年建筑师及学生作品展新闻会，2006.

[6] 尼尔 • 林奇，徐卫国. 涌现 青年建筑师作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7] 尼尔 • 林奇，徐卫国. 涌现 学生建筑设计作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8] 尼尔 • 林奇，徐卫国. 数字建构 青年建筑师作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篇9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篇10

【关键词】 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

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