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解决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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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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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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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问题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E271文献标识码： A

一、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众所周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合同条款是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在订立施工合同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合同规范要求，坚持平等互利好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工程项目和自身的具体情况，逐条认真分析订立合同条款，认真履行合同。然而，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订立建设工程合同时，对建设工程项目有关技术问题和相关合同文件特别是涉及工程造价方面条款的理解难以完全达成一致，加上合同条文的某些疏漏与含义不清，因此，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和矛盾，从而产生合同纠纷。此外，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法律意识淡薄，不严格按规范签订合同，有的甚至仅草签一个协议，忽视合同的周密性与严肃性，有的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往往因合同的约束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责任不清，为日后因涉及当事人经济利益而导致合同纠纷留下隐患，进而影响工程价款结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因合同条款不齐全、内容不明确而影响工程造价的经济纠纷时有发生。

施工合同的管理是整个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因工程造价问题产生经济纠纷最多的环节。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原因，这类合同中条款订立不规范、不严密、不细致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工程造价的确定条款不明确，使工程造价的编制和审计依据不足或在理解上出现明显分歧，因而所产生的经济纠纷问题比较多。下面列举几种情况加以分析：

1、工程造价下浮系数问题

一般说来，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包括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而工程招标往往只是对土建部分进行了招标，在签订合同时，对水电、附属配套工程部分造价是否与土建部分造价一样参与下浮未予明确。结算时发包人认为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是同一个单位工程，理所当然都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投标时只是土建部分进行投标，其它部分没有参与投标，不应下浮，双方由此产生经济纠纷。

类似的另一种情形是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均齐全，造价下浮系数执行了中标单位投标报价时的下浮系数，然而合同没有明确甲供材是否执行下浮系数，发包人认为既然下浮系数采用了投标报价中的下浮系数，甲供材就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既然材料由发包人供应，不应参与执行下浮系数，如下浮则使承包人在甲供材的造价问题上蒙受损失，在未收取甲供材的工程款的情况下，还要对甲供材价款下浮，不合理，因此双方因甲供材料是否执行下浮系数产生经济纠纷。

2、合同价款确定方式带来的结算问题

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以及对合同签订的重要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一是淡薄，发承包人往往对施工合同中合同价款结算依据是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还是按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造价进行价款结算没有明确订立，或是合同条款未写清楚。当进行合同价款结算时，由于没有写清楚结算依据，发包人认为应该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而承包人则看结算时对其是否有利，因为按实结算，有些分部分项的工程量和套用定额会与中标价有误差，因此承包人往往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选择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方法结算，若结算时对自己不利，承包人就选择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发包人处于被动，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3、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问题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有些工程由于工期拉得很长，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或含糊不清，这就给结算留下了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人工单价的调整。由于招投标时人工单价文件未到执行时间，而签订施工合同时，文件调整时间已到。介于这种情况，双方均考虑原有的经济效益，就会各执一词，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执行留下隐患。还有除合同没约定政策性可以调整，但未完成工程量的划分执行有困难。在合同中只提及按政策性规定调整，在结算时，发包人认为不应纳入工程造价，而承包人则认为按规定，人工是调整文件执行后，未完成的工程量应执行新的人工单价。

4、材料结算价格调整问题

由于目前市场上材料的价格波动较大，为了便于工程价款的结算工作，各地管理部门隔一定的时间就有关材料的信息价格作为结算时的参照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双发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对结算价格如何调整未作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于实行中标价一次性包干的工程，由于招投标时执行的材料价格，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价格变动且波动较大，特别是一些主材，量大的材料或一些新型材料，由于合同重没有明确规定材料价格是否可以调整，或者如何进行调整，则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或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时，往往会因发包人与承包人利用工程材料价格浮动而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要求进行工程结算，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纠纷。例如，某些工程在施工重设计变更签证内容多、量大，对于变更、签证结算时是否参照原中标价中的材料价格，还是进行调整，将产生分歧，不难想象，出现经济纠纷就在所难免。

5、材料、设备、采购中的问题

材料、设备采购和供应是建设项目中常常发生经济纠纷的环节。由于新材料、新设备大量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中，其中有许多没有定额标准可执行，而发、承包人双方缺乏规范合同意识，在合同中没有订立相应条款对所采购的材料、设备、型号、规格、数量、单价、质量要求、运费以及采购时限等加以明确，因而个别承包人有意提高材料单价和和虚增数量，或是不提供采购票据，或是虚开票据，还有现在工程中主材多数是甲供材料，材料的质量、数量、时间要求常常不能符合施工需要，这就给工程施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缺乏合同条款的约束，显然易产生经济纠纷。

二、建议及措施

在执行施工合同中，虽说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但如果发、承包人双方在订立有关合同时，能够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合同签订行为，特别是涉及到诸如工程名称和地点、工程范围和内容、开竣工日期及中间交工工程开竣工日期、工程价款确定方式、工程价款结算方式、工程价款调整方式、合同约定风险范围、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施工企业管理费收费标准、执行当地有关部门的文件规定、主要材料与设备的采购及单价确定、供应方式和进出场期限、工程变更、不可抗力与不可预见事件、交工验收办法、工程质量书、设计文件及概预算和技术资料提供日期、双方相互协作事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的条款应逐条分析，认真订立，严格拟定合同条款，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避免合同纠纷。为此，建议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1、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

建立合同签订、审查、监督制度，建立并完善合同签订审批程序，加强合同管理，认真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义务，贯彻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则，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2、加强法律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

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提高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合同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按合同示范文本的要求认真洽商逐条订立合同条款，实行合同公证制度，完善并促进合同签订法制化规范化。

3、施工合同的签订应与招投标工作紧密结合

招、投标书中发包人和承包人承诺的内容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提供了条件，合同是招投标工作的延伸，也是约束发、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性文件。因此，合同的主要内容应与招投标文件内容一致，合同订立不能违背招投标文件中实质性条款，使发包人和承包人真正认识到合同签订的严肃性，明确所承担及履行合同的法律责任。

4、施工合同签订中应注意细节问题

施工合同的签订一定要注意细节，要认真订立，逐条推敲，尤其使对涉及工程造价、结算价款的确定、结算价款的调整方式等合同条款的订立要明确具体，对容易发生经济纠纷的地方更不能含含糊糊，不能只是订立大的条款，细节部分也要明确具体，要尽可能地减少差错，注重合同的规范性、周密性和严肃性，尤其应当明确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违约，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和规范合同的签订，约束发、承包人双方的行为，达到完全履行合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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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优化措施

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以现代化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作为支撑，而经济管理工作作为企业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应该与时俱进的进行适当调整，增强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凸显经济管理的价值，有效促进现代企业在新时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因此针对当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类型问题，十分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优化管理措施，进而逐步改善管理现状，促使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为企业在新时期背景下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我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发现企业开展现代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管理工作不理想，经济管理的作用无法得到全面发挥，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来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企业经济合同签订和审查方面的问题

对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审查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审查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对经济管理工作的稳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如“君子协议”问题的出现影响合同签订和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对合同主体资信情况的审查相对忽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主要条款缺乏完善性、文字表述不清、前后矛盾现象严重等等，对合同签订合同审查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性影响，不利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推进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1]。

(二)经济纠纷和劳动仲裁处理方面的问题

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经济纠纷和劳动仲裁处理问题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部分管理人员缺乏对这一管理工作的全面系统重视，对新法律制度的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开展经济纠纷和劳动仲裁处理工作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问题，对经济纠纷的处理和劳动仲裁关系的处理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因此在此影响下，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积极探索问题解决措施，为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良好的支持。

(三)缺乏对工商法律事务的应有重视

企业的所有工商法律事务工作都属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范畴，在探索经济管理工作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保证工作成效。但是在企业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工商法律事务相对复杂、繁琐，部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极易忽视一些问题，并且缺乏对其的应有重视，导致工作的开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对经济管理效益的获取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该全面加强对工商法律工作的重视，突出工商法律事务工作的全面性，凸显工商法律事务工作的价值[3]。

二、新时期背景下全面加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措施

基于上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以及企业整体管理工作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新时期背景下必须积极探索对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的措施，突出企业经济管理的现代性特征，全面推进企业在新时期获得持续稳定发展，逐步推进企业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合同签订和审查方案

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审查工作质量会对经济管理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人员应该全面认识到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经济合同签订和审查方案，有效规避管理不当问题的出现。具体来说，经济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应该认识到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增强自身书面合同意识，并且在工作中全面审查合同主体资信情况，保证能够对合同的签订合同审查工作作出客观的判断。同时对签订合同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条款和制度等加以完善，针对部分不合法内容、信息完备内容以及表述不准确内容等进行全面处理，增强合同签订和审查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支持。此外，也应该认识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合同的签订合同审查也会出现部分前后矛盾和文字遗漏等情况，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也应该加强对合同审查工作的重视，保证合同质量，增强合同的法律效力，促进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效[4]。

(二)合理处理经济纠纷和劳动仲裁问题

在现代经济管理工作中，经济纠纷和仲裁处理都是关键性的工作，只有处理好经济纠纷和仲裁工作，才能够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为企业在新时期背景下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因此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人员在遇到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问题后，应该在全面分析实际情况后有选择性的开展调解、仲裁和诉讼工作，保证能够针对不同经济纠纷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解决方案，保证处理效果。同时，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经验，应激处理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在工作中应该开展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方式，逐步积累新员工的工作经验，将员工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为经济纠纷和劳动仲裁处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撑。唯有如此，在经济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并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处理措施后，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处理结果，为企业现代经济管理作用的发挥和企业在新时期背景下的高效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5]。

(三)全面优化工商法律事务工作

由于工商法律事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要想保证工作质量，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对工商法律事务进行优化创新，对工商法律工作中涉及到的各类型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处理，切实保证工作质量，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企业在开展工商法律事务的过程中，可以邀请外来律师和企业律师在企业中开展法律体检工作，为工商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增强经济管理工作实际效果[6]。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争取工商部门的支持，让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到企业中开展专题讲座，让企业经济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都能够认识到工商法律事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学习现代化管理理念，促进企业取得更好的工商法律事务成效，为企业经济发展创造相对稳定的条件。如张家口市现代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为了取得良好的工商法律工作成效，就加强与张家口工商的联系和合作，邀请工商部门为企业工商法律事务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导，进而在企业中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工商法律事务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效。可见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对工商法律事务工作进行全面优化也是较为重要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对现代企业的建设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并积极探索相应的管理措施，对经济管理活动进行全面创新，才能够突出经济管理工作的现代性，真正促使经济管理工作能够为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而服务，促进企业在新时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娟.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企业导报，2015(15)：48-48，42.

[2]梁娟.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4(16)：82.

[3]杨媛媛.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贸实践，2016(1)：17.

[4]沈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贸实践，2016(17)：111.

[5]杨永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J].大科技，2016(29)：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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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纠纷

从调查中看，我县社会普遍和谐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持速发展，但仍然还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有些矛盾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山场纠纷增多。从调查的五个乡镇看，土地山场纠纷普遍呈上升趋势。洋港司法所去年调处土地山场纠纷15起。今年元至11月份已调处18起，增长20%。有三个乡镇土地山场纠纷占全年调处纠纷的30%以上，其中，三溪司法所今年调处较大纠纷32起，涉及土地、山场、湖泊等权属纠纷达15起，占49.4%，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大多带有群体性，处理不及时，极易引起。洋港镇小港村小失罗组与小泉组因一叫关口，面积约80余亩的山地发生权属纠纷，双方经常闹得剑拔弩张，今年五月又因此引发矛盾，双方各召集百余人，一场械斗眼看就要发生。司法所得知消息后，迅速赶赴现场，要求双方都冷静对待，随后又通过查找证据找双方当事人座谈，反复做干部群众思想工作，最终使一场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得以平息。

2、劳务纠纷增长。五个乡镇中，劳务纠纷在全年调处的纠纷中都占有很大比重。白沙司法所元至11月份调处纠纷51起，其中劳务纠纷就达21起，占41.2%。这些纠纷大都发生在农民与个体老板之间，他们用工前往往都没有制订明确的劳务合同，发生纠纷后，调处难度较大。今年三月份，白沙镇某采石场。57岁的工人汪某在工作中自己踩翻石头摔死，汪某家属要求采石场赔偿16万元，计算标准是死者有子女5人未成家，每人按3万元计算共15万元，另安葬费1万元。采石场老板王某认为赔偿太高，后经司法所介入调解。首先通过做死者家属工作认定汪某死亡不属单方主要责任事故，其次死者5个小孩中只有1个是18周岁以下。据此计算由采石场一次性赔偿死者抚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6.6万元，双方当场签订协议，一起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3、家庭纠纷突出。五个乡镇中家庭纠纷特别是婚姻纠纷明显增加，洋港司法所去年共调处家庭婚姻纠纷10起，今年元至11月份已调处13起，增长30%。洋港镇某村甲某因长期外出打工，妻子与同村乙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甲某回家后感到受了及大侮辱，一面与妻子吵闹，要求离婚，一面将乙某打成轻微伤。乙某妻子因此也与乙某要求离婚，矛盾在两个家庭中迅速升级，后经司法所调解，才使两个家庭重归如好。

4、民间经济交往中的纠纷明显增加。今年元至11月份全县司法所共调处经济纠纷189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今年5月5日，枫林镇杨柳村周家组村民周某经人介绍将一头母猪以1100元的价格卖给江西省瑞昌市大德山林场村民陈某，陈某买回家一个多月后，以该母猪一直配不上种为由，于6月21日将母猪送还周某要求退钱，周某不同意，陈某纠集同村十几人将周某的摩托车抬走。周某向有关部门反映得不到处理后，也准备组织亲戚朋友到对方家中把摩托车抢回来，一场即将发生。司法所得知讯息后，立即与村调委会联系，主动上门做周某工作，阐明利害，并表示如果调解不成，通过诉讼程序也能帮助他把问题解决，一连几天调查取证，掌握充足的第一手材料后，到江西陈某家中进行调解，并邀请陈某所在村的领导参与，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一场跨省纠纷被成功化解。

5、基层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并且影响较大。五个被调查乡镇都出现过村民与当地政府或政府部门发生过矛盾纠纷。黄双口镇海口村因金星湖80余亩湖叉围湖养殖权属问题与镇政府发生矛盾，该村村民扬言不解决将集体到市县上访，司法所接受镇政府指派参与调解后，一方面积极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认真查找相关证据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以后，拿出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使所有海口村的干部群众心悦诚服。

二、产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

产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

1、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村民的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遇到问题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三溪镇柏树村余某三人合伙承包了该村蔡家安组一处荒山，双方签订了十年的承包经营合同，余某准备投资建苎麻基地时，以蔡家安组组长蔡某为首的一帮村民却要求收回承包地，余某不服，也纠集了十多人，双方相互对峙，一场械斗一触即发。这一事件很明显，合同一经订立，应受法律保护，蔡家安组村民因不懂法而要求收回已经承包给余某的土地，而余某也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以暴治暴，后经及时赶到的三溪镇政府、司法所干部介入调解才得以平息。

2、党惠农政策的落实，使部分村民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如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实以后，很多农民过去不愿种田，将土地任意处置，而现在种田不但不收税费，而且有适当补贴，种田收益大了，又要求收回土地。因此，导致了土地山场纠纷明显增多。三溪镇八斗村三组，党的惠农政策落实以前，外来承包户刘某，以比较低廉的承包费，承包了该组100亩湖田，承包后刘某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改造，到去年党的惠农政策落实以后，刘某获得了较大利益。这时有个别群众眼红了，提出要收回湖田，否则将毁坏他的庄稼，让他也无法耕种，由此产生纠纷。这类纠纷的调处，只能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入手，使广大村民从根本上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从而自觉地遵守。

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经济交往更加频繁，用工形式更加多样，这不可避免地使经济纠纷，劳务纠纷增多。洋港镇某学校，将学校围墙发包给个体包工头高某，在施工中，高某又请泥匠工吴某帮忙，吴某在施工中，不幸从围墙上摔下来，摔死了。吴某家属找包工头高某要求赔偿，可高某认为自己是在为学校建围墙，是为学校打工，拒绝赔偿，而校方认为，吴某不是学校请来的，也不负责任，后来经司法所再三调解这一矛盾才得以平息。

4、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广大农村社会经济正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显剧变化，这个变化他体现在机遇与矛盾的并存中。如：“打工经济”已成为我县经济主导产业之一。农民打工既给家庭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部分家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前面提到的洋港镇某村，甲某与妻子的纠纷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5、行政部门及执法工作人员不依法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也是造成矛盾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面提到的枫林镇杨柳村周某，摩托车被抢走后，他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相关部门只是以此案不属自己的管辖范围予以推托，而不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其想办法或找相关部门帮助解决。致使周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组织亲戚朋友准备到对方家中把摩托车抢回来，如果不是司法所得到消息，及时与村委会干部一起赶到现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化解这些矛盾纠纷的措施与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相互激荡碰撞，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而且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许多看似简单的民间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很可能诱发，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要预防和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及时化解群众纠纷，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1、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要借“五·五”普法启动之机迅速在全县掀起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要将普法的重点向农村延伸，着力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使广大村民在日常经济或劳务活动中，知法、守法、用法。养成事先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良好习惯，为减少和预防矛盾纠纷做准备。在发生矛盾纠纷后要教育广大村民。不冲动、不盲从，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富池镇对此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富池镇经济活跃，过去各种纠纷，特别是经济纠纷，劳务纠纷频繁，直接影响了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近年来，镇委、镇政府对此有了较高认识，他们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了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定期不定期组织村组干部、个体老板学习各类法律、法规，使村组干部个体老板及广大村民在日常经济交往和劳务活动中能够主动依照法律程序办事，各类矛盾纠纷明显减少。在富池镇经济交往、劳务活动中请司法所参与对合同进行审查已成为一种时尚。

2、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作用。不断完善镇村组三级民调组织网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要加强调委会的阵地建设做到有班子、有牌子、有章子、有房子、有制度、有经费，增强村民对调委会的信任感，确保调委会工作高效正常开展。同时要加强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矛盾纠纷能够在调委会得到公平、公正，依法解决。枫林镇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们首先从镇调委会抓起，镇委书记、镇长侯建军亲自任调委会主任，随后对全镇16个村级调委会，108个民调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制订了调委会职责，落实了调委会主任待遇。定期邀请县司法局、镇司法所干部对全镇三级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目前，该镇基本做到了一般纠纷不出村组，大的纠纷不出镇就能得到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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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依法清收

Abstract:Atpresent,our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repuzzledb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and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isthemainwaytoachievethegoalof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InthepresentcreditandlegalsystemenvironmentofChina,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shouldmaketheiradvantageofverticaladministration,improvecentralizedmanagementofeconomicdisputecasesbyintegratingmanpowerresources,exploretheinnovativeapproachesofspecializedclearingandrecovering,intensivemanagementandmarket-orientationmanagementandfindasolutiontothelowbenefitof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

Keywords:stat-ownedcommercialbank;non-performingassets;legallyclearing&recovering

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近年来,随着各行新增不良资产涉法清收问题增多和存量不良资产清收空间逐渐缩小、难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别是基层行普遍面临着缺乏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在当地法院诉讼案件中地方干预多,在上级法院诉讼案件中各自协调、处理分散、效率迟缓,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胜诉未执结金额高、诉讼费垫支金额高、案件损失金额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状况,全辖依法清收的专业层次和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对此,在管辖行层面上积极探索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清收路径,着力构建大经营专业化绩效拓展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事务人员的专长作用,深层推进不良资产的专业化追偿,实施集中强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内涵

集中强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实各行现行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要求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原理,以管辖行为主、当事行为辅,整合辖内法律人才资源,在特定层面、环节集中处理相应审级法院以银行为原告经济纠纷案件的不良资产依法清收模式和专业工作。

二、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组织机构

整合或依托管辖行法规、风险、资产经营部门组成经营性、服务性、专业性相结合的依法清收机构,集中本级辖内具有法律事务、风险管理、资产经营管理专长的人员,专业从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资产风险防范和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层次。案件量大且内部法律人才缺乏时可从本行律师库或所需专长人员中临时弥补。

三、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层次范围

根据银行相关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经济纠纷案件转授权限和人民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管辖权限对称、结合的原则,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可集中以下四类属本级行管辖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1.超过当事行转授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2.超过当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在上级法院审执的经济纠纷案件。

3.当事行因原审判决不公需上诉、申诉至上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件。

4.当事行在本地法院执行不力,需提级执行或异地执行的经济纠纷案件。

符合上述范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诉讼费垫支清理的基础上,按拟诉、已诉两类分别集中、处理。

首先,当事行拟诉的案件。按规定经调查、审查、审批、移交后集中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全程处理。

其次,当事行已诉的案件。移交上级法院的遗留案件或须提级执行、异地执行的案件,应提供相关担保手续、保证期间执行期限的证明材料、审执阶段的法律文书、借款人及担保人现期财产状况、未审结未执结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其中:①属内部员工案件,实行自愿移交,经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审查同意后接收。②属外聘律师案件,当事行移交需上报双方解除原《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或上报双方同意变更委托条款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报审实施。

四、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为全面、科学、规范、高效推进依法清收工作,对管辖行集中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专业化、全程化、规范化、精细化和责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运作:

1.拟诉调查阶段。由当事行根据管户信贷档案等负责调查、收集完成,向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报送《拟诉调查报告》并附全部证据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时效的证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须提供),担保手续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财务、可供执行财产情况,预计可清收资产处置变现金额等。上报期以预警信号和诉讼时效、保证时效为限:债务人、保证人有逃废债现象的随时上报或先保全后上报;一般案件至少于诉讼时效、保证期到期一个月前上报;重大疑难案件至少于诉讼期、保证时效到期两个月前上报。

2.诉前审查阶段。由相应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完成,同级行依法清收机构前置介入,根据报送拟诉案件材料,从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管理权限、预测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审查,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担保时效,诉讼主体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案件处理权限,诉讼成本及预测效益等,并按三种情况分类限期处理。

首先,对证据充分且具有可诉性的本级行权限内案件,自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重大疑难案件20个工作目内完成审查审批。其次,对证据不全的上报案件,及时退回当事行限期补充材料,补报确认后同上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再次,对预测匡算收不抵支的无效益案件,暂采取非诉方式下达《法律事务提示函》、《法律事务督办函》提出指导意见,由当事行负责监测保全。

3．诉讼追偿阶段。由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专业化追偿，全程精细化管理、市场化处置，当事行和相关部门搞好配合。

立案环节。依法清收机构自签收经审查审批后案件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前应逐案研究制定诉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诉辩要点、法官选择、注意事项、结果预测等。立案时要积极联系法院缓缴诉讼费，以减少垫付资金的额度和期限。

审理环节。立案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适时掌握案情动态，并按时提交证据，如有必要，当事行应派管户经理、风险经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员协助出庭。庭后要及时保持与经办法官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审理动向，在全力维护本行合法权益前提下促进法院快审早判。如有结论性意见（如一、二审判决书，调解书等）应及时联系，反馈当事行和本级行法规部门。

执行环节。是实现债权追偿、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签收后，依法清收机构应适时申请执行，着力探索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的专业化、全方位、立体型执行模式，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即对外联系法院实行专题部署、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异地执行、定员集中执行，联系相关中介机构公开招标、风险委托执行等；对内启动责任追究、奖惩激励机制，促进当事行及相关部门、人员通力配合，进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证人的财产线索。并视案情采取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提出参与分配、行使代位权等多种追偿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资产。

处置环节。对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协调执行法院尽快评估、拍卖、清场；对执行法院暂未拍卖出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建议执行法院扩大范围、渠道与有权行招商引资或联合评估拍卖；经上述程序仍未拍卖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督促执行法院及时裁定为本行抵债资产，由有权行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集中批量公开拍卖。

结案环节。案件终结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将所办案件全宗材料进行移交，由法规或风险控制部门、当事行按相关规定进行系统录入、档案管理等。

五、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为降低诉讼成本费用，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解决以往各基层行在上级法院处理、协调案件及到管辖行进行案件报批、外聘报批、垫支报批等往返奔波、延时耗力的分散状况，统一采取对外以管辖行为诉讼主体办理案件，对内实行归并所属行“集中收支垫付，分别建立台账，逐案轧计损益，核拨清收资金”核算案件的综合提升经营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垫付。依法清收机构集中办理各当事行案件发生的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规费，暂由本级行财会部门在“垫付诉讼费”科目统一垫支，以法收回的货币资金先划入本级行“其他应付款”科目。

2．分别建立台账。管辖行财会部门统一在上述科目中对各发案行分别建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台账，明确专人管理，做好收支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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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垦利县法院2002年共受理涉油案件18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10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55.5%。2003年受理16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6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37.5%。在2002年审理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全部是原告，被告全是地方农民个人。2003年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作为的原告4件，占案件的66.6%，被告是地方农民的2件，占案件的33.4%。涉油侵权案件普遍表现出集群性、突发性的特点。参与纠纷的人数多，所有16件涉油侵权案件中有14件是共同诉讼案件，占总数的87.5%；当事人往往采取扣押车辆、阻拦施工等方式，且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造成的损失大。如胜坨镇海西村村民非法阻拦油田施工致使油田20多辆车被堵7天；胜坨镇王营村王某扣押油田车辆达60多天；胜坨镇坨南村张某阻拦油田生产搬迁达8天。涉油侵权案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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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颤诉讼程序的必耍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LzJ。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入、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入、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隋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y币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颧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一)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之原则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包括本国的诉讼体制、诉讼文化以及其他机制等)，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独立原则，指小额诉讼程序应与简易程序应相互独立，互不包含。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小额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小额纠纷和简易纠纷不加区分，均适用简易诉讼序。因此在立法设计时应注意体现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案、受理、证据规则、庭审方式、判决方式等各个方面与简易程序的不同，并明确小额诉讼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第一审程序。二是区别原则，指在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如受案标的金额、案件处理地点和时间)上，应充分考虑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发达省份农村与欠发达省份农村的差异，不能一味地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应考虑我国经济层次的复杂性和城乡差异性，允许各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规定各省的标准。三是衡平原则，指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处理好国家法与乡土正义的关系，把握法定程序与灵活方式结合的尺度。审理方式的非正式化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大重要特色，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有助于发挥法官的办案智慧，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但过度灵活和简化的诉讼程序则很有可能侵害到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从而影响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中规定哪些基本程序不得简化，哪些程序可以由法官灵活决定，并规定灵活程序的限度。如一方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出席庭审，法官不得任意缺席判决，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辩论权。

(二)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设想

1、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受案范围和机构设置

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应当限于小额钱债纠纷，即以金钱给付请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价证券为给付请求的纠纷，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在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在确定小额诉讼的受按标的限额时，应遵循区别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最高限额，如人民币5万元，再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隋况确定本地的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对于我国小额诉讼机构的设置，可在基层法院内或派出法庭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

2、关于小额诉讼具体程序的简化

(1)和答辩的方式。小额诉讼使用表格化的状和答辩状。无论是、还是答辩鼓励口头形式为主，不能要求当事人必须出具书面状或答辩状。当事人以口头方式的，法院应记入笔录。对于当事人的，法院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当天立案。

(2)减免诉讼费用。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易，廉价的司法程序。诉讼费用的减少，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可鼓励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而且有利于贫困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实现。

(3)开庭地点与时间的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解决纠纷，审判人员可以当天进行审理。具体的开庭地点可灵活设定，可设在乡镇的司法所内，或根据具体情况在祠堂或田间开庭，以方便当事人。在经过与当事人的协商或经其同意后，可采用夜间或周末开庭、节假日开庭的做法。

(4)开庭程序的简化。小额诉讼原则上以一次开庭审理即告终结。同时为了避免使案件变得复杂化，导致诉讼迟延，在小额诉讼程赓中被告不得反诉。小额案件应鼓励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允许由当事人亲友诉讼，但限制聘请律师，除非当事人或其亲友确实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识无法参加诉讼，经主审法官权衡利害后，允许其聘请律师诉讼。小额诉讼应由小额庭法官一人审理，鼓励法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采用灵活程序以高效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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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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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必有救济，凡是缺乏司法救济的场合，便无权利可言，这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准则。法的可诉性是司法权得以完善的前提，也是法所具备的基本属性之一。所谓法的可诉性的一般理论，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按照这种一般理论推断，经济法的可诉性即可解释为经济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经济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基本属性。

关于经济法可诉性是否独立存在众多学者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诚然，由于经济法的可诉性在宏观调控领域以及其它一些领域存在例外，从而造成人们对其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和偏差，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经济法可诉性的存在。法的可诉性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变化，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一些领域内的纠纷往往暂时无法诉诸于审判，但这些纠纷并非永远会游离在司法之外。法律纠纷能否诉诸于审判，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因为一个法律部门在一定领域内缺乏可诉性就全盘否认该法可诉性的独立存在。经济法的可诉性为经济司法权的强大并足以和其它国家权力并存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其可诉性程度越高，可诉范围越宽，则司法权的作用越大，由此看来，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冲突尖锐化的必然产物。

二、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情况及存在的缺陷分析

（一）我国现行诉讼机制的不足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并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对于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以及对经济法主体权利的救济，我国分别在三大诉讼法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对于经济纠纷，经济违法以及经济犯罪行为，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和公诉人开启诉讼程序的权利，并给予责任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处罚。从这一制度设计来看，我国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但是，纵观三大诉讼法对于经济诉讼的相关规定和制度设计，其中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与经济诉讼关系最为密切。现以行政诉讼法为例，分析其中对于经济法领域内的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首先，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案范围来看，行政诉讼法的立案范围非常明确的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将抽象法律行为排除在诉讼范围之外。在经济法规范中，由于授予政府经济管理职权中恰恰有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存在，即在宏观调控领域，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中往往涉及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因此，这些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极大的阻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其次，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对于违法行为的判断明显倾向于行政，而非司法。诚然，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行政权的干预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由于行政执法有着方便和快捷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遏止了经济违法行为。然而，从维护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行政权的过多干预必将暴露出极大的弊端。在行政诉讼法中，存在大量的复议前置程序的规定，这些复议前置程序的设置使得大量经济行政纠纷必须首先依赖于行政权力的裁决，而在行政机关对某些经济违法行为不进行裁决时，社会公众往往缺乏提讼的权利。总的来说，由行政执法机关担当起经济法律法规中大部分的评判任务，不利于制裁经济违法行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的经济权利，更是对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极大妨碍。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经济违法行为，如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以及垄断公害行为等一系列经济法领域内的违法行为，缺乏提讼的适格主体的相关规定，且对于具体的诉讼权利的相关规定也十分模糊，从而使众多经济违法行为游离于司法权之外，使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二）现行经济法规范缺乏可诉性规定

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规范中，普遍缺乏可诉性的规定。在诸多经济法规范中，对于经济主体的职权和义务规定的十分完善，然而，对于经济权利的救济却避而不提，即使在某些法律规范中涉及相关诉权的规定，也往往因为权利设定的不完善而缺乏可行性。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规范中，存在对经济诉权规定不明的现象。如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之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就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来说，往往并没有特定的直接受害人，如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和违法奖售等等，这些行为损害的直接客体或为法律所保护的广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或为法律所保护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所侵害的共同客体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公平竞争秩序，所以追究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就不可能通过由受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又如，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从法条上看，该条似乎赋予了股东直接诉讼权。然而，该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对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且根据该条规定，股东权仅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违法的情形，而将股东为公司利益而对董事等人的不法行为的股东派生诉讼排除在外。以上经济法规范由于缺乏可诉性，往往形同虚设，以至于法的效果未能实现，并不能实现立法者的初衷。

三、从形式理性角度分析完善经济法可诉性的必要性

昂格尔曾说，在一个强调公平和协作的时代之后，往往伴随着一个注重形式性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法学将大量精力与资源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辩以及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价值判断中，习惯了所谓的定性研究与分析，热衷于探求法律的价值判断与实质性目标，忽视了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的规范分析与技术分析。在经济法研究中，虽然对经济法价值目标与实质理性的探求与分析是极为重要的，但如过多的将精力集中在经济法实质目标的讨论上，忽视对经济法的规范性的研究，是学术研究过于空泛的表现。中国经济法在个性上属于回应性法，但由于中国社会变迁的跳跃性，法律形式理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中国经济法必须强调形式理性的重要性，至少必须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形式理性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程序优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发展史来看，程序正义的优先性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当的程序能够有效的抑制执法和司法人员的恣意判断，为做出正确的判断提供理性基础。不公正的程序可能导致执法或者司法活动的无效或低效率。经济法的权威来源于经济法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在科学和技术发达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程序的合理性支撑的。从我国现行经济法体制上来看，可诉性缺陷的存在使经济法的程序理性严重欠缺。由于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可诉，从而使利益关系人缺乏充分表达自己异议和主张的机会和途径，因而，这种正当程序的缺乏使得社会公众对经济法极其实施产生了不满情绪，从而导致经济法制度与政府的政策由于严重缺乏公信力而失灵，这将严重阻碍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从注重经济法形式理性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可诉性的进一步完善迫在眉睫。

四、探求完善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探求完善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缺乏现实性，而完全依附于现有的诉讼制度也是行不通的，所以，笔者认为建立经济诉讼特别程序是完善经济法可诉性最合理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