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和解协议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和解协议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事故法院调解协议书范本

甲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乙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丙方：

丁方：

甲乙丙丁四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实际情况，就2011年 月 日发生在 方工地的甲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经各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甲方于2011年 月 日在工作中于 工地受伤，后丙方垫付甲方 万元用于其治疗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于2011年 月 日治疗终结出院，继续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三、就前述甲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各方同意按一下比例划分各方责任，即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四、方一次性补偿给甲方业已发生和将来发生的与此事有关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一切补偿和赔偿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万元 ); 方支付 方垫付甲方的各种费用 元(大写： 万元)，甲方以及甲方有关亲属、朋友等不得用任何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以此事为由向乙方、丙方提出任何请求，至此，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 方(签字)：

乙 方(签字)：

丙方：

丁方 ：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车祸法院调解协议书范本

原告方：王某 谢某 黄甲 黄乙

被告方：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王某、谢某、黄甲、黄乙诉被告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经双方协商，已同意和解，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经原、被告双方协商确认，本案交通事故各项损害赔偿项目和费用为：死亡赔偿金67796.20元、原告谢某生活费10545.68元、原告黄甲生活费12052.20元、原告黄乙生活费22597.88元、丧葬费8015.52元、误工费387元、交通费8372元、住宿费1440元和货物运费损失2000元。上述费用共计为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壹佰肆拾壹元肆角捌分整(小写：135141.48元)。

现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原告方同意在上述所列损害赔偿费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核减，双方最终确定本案实际赔偿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整(小写：122000元)。

二、上述损害赔偿费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整(小写：122000元)由乙方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清结。

如被告方未能按照本条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损害赔偿费，则原定核减部分将不予核减，仍须按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壹佰肆拾壹元肆角捌分整(小写：135141.48元)支付原告方赔偿费用。

三、本案法院诉讼费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50%。因诉讼费已由原告方在本案时即已预交，被告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将所需承担的诉讼费支付给原告方。

四、本协议经双方或其人签署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提交受诉人民法院备案一份。

甲 方(签字)：

乙 方(盖章)：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篇2

该中介工作人员在为我们办理留学过程中，拒不将其与国外院校所签的协议给学生和家长看。此外他们还编造虚假留学信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无端扣押学生护照。

特别是在2004年上半年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半年多之后，他们仍在使用自己编制的、带有明显霸王条款性质的《自费出国留学协议书》（见附件）。在这份协议书上，甲方早已签好了名字、盖好了公章，并为乙方预先填上了协议书签署的时间，且不经商量就填好了“报名费”、“综合服务费”和“退款”的具体数额，只等乙方无条件地签字、认同并付款了。后来我们才感受到，这样的合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使学生和家长的正当权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而且受害者们无理可讲。

办理当中该中介负责人余××明目张胆地说：“如今要想自费留学，哪有不造假的！”“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样的话，让我们听了不寒而栗！我们的留学最后没有办成，完全是因为该中介违规提供不实信息的缘故。但由于我们事先对情况不熟悉，对合同的内容把握不准，轻易信任和签署了合同，致使现在我们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他们的责任，也无法追回我们的损失。

两名受害的学生

附：长沙市某中介的《自费出国留学协议书》

长沙市××××××（以下简称甲方）和（以下简称乙方）就有关办理赴 留学手续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为乙方赴留学提供咨询服务；

2、经乙方同意为乙方联系并申请国外政府认可的就读院校；

3、指导乙方填写各类出国留学申请表格；

4、指导乙方准备签证所需材料；

5、为乙方代办护照，长沙地区以外则由乙方自行办理；

6、为乙方代办赴境外留学签证申请；

7、协助乙方安排就读学校的住宿；

8、为乙方申请就读所在地的银行帐号；

9、安排乙方首次出境时，目的港的接机事宜；

10、不定期向学生家长汇报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

11、学生境外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由甲方和就读学校一起给予特别帮助和指导（此特别帮助和指导须乙方或境内直系亲属书面申请，甲方认可后，方可进行。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12、依本协议向乙方收取报名费、综合服务费等双方约定的费用。

二、乙方权利义务：

（以下略）

利用合同条款的含混不清而从中渔利并逃避自己的责任，这在以往的对留学中介的投诉中并不鲜见。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自费留学中介活动产生的经济纠纷或者上当受骗事件，一半以上跟所签订的合同不公平或者不规范有关。

2004年4月，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目的就是要规范自费留学中介机构活动，减少和避免因使用不规范留学合同而引发出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保护留学当事人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从留学当事人角度来讲，它将有利于当事人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因合同缺款少项、意思表达不真实、不准确，导致留学当事人上当受骗。

在“示范文本”当中，把留学的服务项目及费用、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义务、违约责任等都明确地列了出来，有利于当事人公平签约。比如在第一条中，就将“委托人申请赴××国家的××院校留学，就读××专业，留学类别属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等明确写出，合同中还特别强调“国外院校的名称，以外文为准”，以避免因外文与译文不一而产生歧见。

这首先是把合同签署双方要做什么非常明确地定下来，把中介所承诺的内容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然后才涉及双方的义务和责任。而在上述案例中，该中介提供的合同文本连为什么要签订这个合同的基本内容都含混不清，除了可供填写的国家名称外，最关键的就读国外学校的名称、专业的种类和留学类别等内容都没有。一旦出现学生所就读的学校与所申请的不符，或者是本来要去读本科结果上的是语言培训学校这样的事情发生，留学当事人与中介就扯不清了。

还有示范文本第三条中，委托人向受托人缴付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费合计是多少，其中包括什么内容和支付方式等都明确列出，避免可能会在这方面发生的纠纷。在示范文本的第8款第29条中，还较为详尽地列出了受托人义务与委托人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示范文本实际上把出国留学将会遇到的问题和各个环节比较清楚地列了出来，这不仅对中介是一种约束，对留学当事人本身也是一种约束。目前全国已经有不少家自费留学中介机构承诺使用这个合同示范文本，留学当事人也可以借鉴或者以此合同示范文本与中介签约。

合同一旦签订，就会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对于留学当事人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在签约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然后再签约。

首先应该了解清楚所委托的机构是否具有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当地工商管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其次，在签约前还应注意了解清楚申请国外学校的资质、教学水平和质量等情况，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留学申请人在国外的学习环境、能否顺利完成学业；还有外方录取时是否有外语考试成绩要求，获得留学录取通知书的时间限定；所交纳各种经费的用途以及是否合理；交付款的方式;中介指定的汇款账户是不是留学学校的账户;留学当事人应及时索取有效发票、收据;如某方违约，另一方退款的数额、方式、时间限定等是否合理，有无易产生误解、发生歧义的地方等。

对于中介机构来讲，在签约前也应注意一些问题，防止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一是委托人是否具备自费出国留学的基本条件，其外语考试成绩是否符合留学学校录取要求；二是核对委托人所递交的所有文件、材料等是否合法、真实、有效；三是委托人是否清楚当其违约后应当承担的责任等。

另外，如果发生合同纠纷问题，比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为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需要提醒的是，留学当事人应注意收集、留存有关的材料、资料、票据等，以备诉诸法律程序时的需要。

篇3

自1974年世界上第一个“犯罪人-被告人和解程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产生开始，刑事和解便旨在修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使加害人早日复归社会。而无论是采取“司法机关-加害人-被害人”构造模式还是“司法机关-加害人-被害人-调解人”构造模式，刑事和解程序都旨在使加害人和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提供特定服务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真心谅解，从而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而化解、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系社会关系的平衡与和谐，而这种平衡与和谐是此项制度建构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终极的价值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谐社会理论所要求的价值多元化，以及其所要求的实现社会和谐而需要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多元化，从根本上为刑事和解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刑事和解所体现的重在修复关系、解决矛盾、实现安定有序及解决案件方式的多元化，恰好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要求。”[1]（如果字数仍然过多，可将此部分删除）

从司法层面的改革实践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修复功能发挥严重不足。虽然刑事和解制度旨在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从整体来看效果并不如人意，甚至出现了异化现象，将刑事和解修复功能简单等同于“物质补偿”、“民事赔偿”。从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主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最主要的和解方式，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人是否因此修复心理创伤几乎在所不论，刑事和解在运作中显示出很强的功利色彩，逐渐异化为“花钱免刑”、“赔钱减刑”的“金钱交易”，也因此出现了被害人“漫天要价”、加害人天价赔偿的极端情况，司法机关的公正权威、刑事和解的功能价值受到严重质疑，甚至不乏否定之音。[2]相对于物质修复、实体修复，被害人的心理修复、精神修复才是根本，二者是面与里的关系，重物质轻心理，重实体轻精神，只能修复因犯罪破坏的表面社会关系，而无法彻底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甚至有些时候因物质赔偿问题额外增加矛盾和仇恨。真正的刑事和解固然非常关注物质修复，并且物质修复通常是最重要的和解方法，但心理修复才是根本，精神抚慰才是彻底消除矛盾的终点。

造成当前刑事和解制度修复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理论基础薄弱。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尝试是实践在前，理论研究在后，协调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司法便宜主义等理论基础研究不足，未能给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发展提供足够强大的理论支持。二是传统价值观影响。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讲究重“义”不重“利”，体现在刑事司法中便是绝对的正义观和报复论，任何出于功利主义的司法变通都是结果的不正义。三是法律依据长期缺位。刑事和解长期“于法无据”，致使此项工作不统一、不完整、不规范、不权威，最终限制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范围和功能的发挥。四是司法运行存在偏差。刑事和解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了重物质修复轻心理修复、重和解结果轻和解过程、重和解协议轻和解对话等偏差，极大地降低了修复效果，甚至加大了仇恨。

二、新刑事和解制度之效率风险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和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修复功能，而对此项制度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功能重视不足、也发挥不足，最终影响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与运行，有其功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它是用一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替代教条主义的传统”[3]，实现司法机关、加害人、被害人的“利益兼得”。对当事人双方而言是关系的修复，加害人对被害人物质和精神的补偿，而对司法机关是诉讼效率的提高。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诞生之初便有应对犯罪案件量增加、实现程序分流、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初衷，此项制度更是被看作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创新举措，具体而言，减少办案时间、加快轻微刑事案件办案速度、减少缠访、闹访。

从实践运行看，刑事和解制度的效率功能同样未得到充分发挥，不仅适用率低而且效能不高。据宋英辉教授的调查统计，2005年至2006年，7个基层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较少，平均每年约为9件，而平均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约为560件，适用率仅为1.7%。[4]2007年、2008年广东省南海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为4598件7850人，移送审查4434件7526人，而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在审查批捕环节仅有7件，公诉环节仅有22件，比例分别为0.1%、0.4%。[5]虽然之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的探索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大力推动此项工作，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和效果也都有一定提升，但刑事和解工作并未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基础性、常规性工作，反而是随意性大、各地差别化大，近年来更是“雷声大、雨点小”。从近十年来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实践来看，此项自下而上的改革举措并未如制度建构之初设想的那样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了程序分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基层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降低了办案效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立法缺失、和解理念未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之外，还有一些实践层面的原因。一是检察机关不愿介入和解、主持和解，以免角色冲突；二是和解程序较为繁琐，办案人员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而效率不高的改革实践往往难以受到实践部门的欢迎；三是刑事和解纳入内部考评，重惩轻奖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四是赔偿损失已是实务中酌定从宽处理情节，冠与不冠“刑事和解”之名无关紧要。

三、新刑事和解制度修复风险之防控

（一）修正司法认知

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修复，次要功能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要做好刑事和解工作，发挥其制度功能、实现其制度价值，首先或者根本上司法机关要端正态度、修正认识，实现本源回归。首先，从政治需要、司法需要向制度本源价值回归。“改革探索之初，刑事和解更多是地方检察机关因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刑事诉讼中的沟通与协商机制的经验性总结。相对于学者来说，地方检察机关更注重的是刑事和解‘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而并不关注其是否与传统刑事司法理论相符。”[6]纯粹出于政治需要建构刑事和解制度，更多关注的是矛盾的化解带来的政治意义，即和谐与稳定，而纯粹出于司法需要建构的刑事和解制度则夹杂了不少部门利益，成为了创新而创新的附属品。从政治需要、司法需要向制度本源价值的回归，是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基础、功能价值的正视，是对以往工作思路、工作方法的修正，从而建构科学、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使其制度优势得以全面发挥。其次，从物质修复向心理修复的回归。物质修复只是和解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心理修复和精神抚慰才是和解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真诚的互动、协商、对话、谅解过程，相对于简单的赔钱了事，要做到心理修复需要更多的投入。

（二）正确适用法律与规则

1.限定适用范围。依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和修改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则（试行）》第520条的规定，必须是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刑事和解程序适用范围必须是可修复的案件，或者说容易修复的案件。（1）必须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民间纠纷通常包括感情纠纷、亲情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工作纠纷、生活纠纷、经济纠纷等，这些纠纷往往是当事人互相熟识，只是因一时的矛盾无法解决致使加害人对被害人冲动伤害而犯罪，因此这种案件容易和解，双方的社会关系也容易修复。（2）罪名限定为第四章、第五章犯罪案件以及过失犯罪。相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危害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职务犯罪等犯罪种类而言，侵犯人身权利、民利犯罪和侵犯财产权利犯罪主要是针对特定被害人的犯罪，因此先天具备了和解的主体条件，同时这些权利归属于被害人个人，使得其具有了和解的自主选择权和决定权，有被害人的过失犯罪与此相同。（3）刑度为轻微刑事案件。故意犯罪案件限定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过失犯罪为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这些案件因加害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较小，社会关系容易修复，据此将累犯排除在外。

2.严格适用条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程序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且被害人自愿和解的案件。从规定来看，刑事和解必须适用于加害人真正悔罪、被害人真心谅解的案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解过程，当事人双方真诚对话、协商、和解。具体而言，加害人通过与被害人的对话交流，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和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进而改过自新，而被害人通过对话交流驱除对加害人的恐惧和心理阴影，修复物质损失和心理创伤，真正发自内心的谅解、宽容。

3.强化和解程序。一是加大审查力度。《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修正调解主体。《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1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检察机关不再担任调解人，只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三是扩大适格主体。依照规则第511、512条的规定，在被害人无行为能力或行动能力情形下，法定人等其他特定关系人可代为和解，或者在被害人死亡情形下成为和解一方。这样便弥补了被害人缺位下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的漏洞，保障了双方权益。四是明确和解后从宽处理的司法结果及处置程序。

（三）司法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启动程序，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以及辩护人、诉讼人可以申请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办案机关如不同意适用的应书面说明理由；二是限定赔偿标准，防止漫天要价，影响修复效果，一般而言，侵犯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的赔偿额度不超过被害人财产损失的1.5倍，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赔偿额度不超过被害人因人身受到伤害而损失的误工费、医疗费等费用的2倍，至于如诬告陷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应以赔礼道歉为主，适当经济补偿为辅。当事人互有侵害的，折兑计算。三是重视其他和解方式，如公益劳动、社区服务等。四是注意与其他程序的区分，要将此项制度与普通事后赔偿损失情形区分起来，后一种情形也是实践中酌定从宽处理的情节，不同的是，后者或者因涉嫌罪名不属于和解范围，如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或者因侵害社会公益而根本不能和解，如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使得单纯赔偿损失或者归还损失成为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前者在法律后果也即从宽处理幅度上应优于后者。五是加强监督，避免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对侦查环节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监督公安机关在和解过程中是否有违法律规定、有违当事人意愿的情况，同时对审判阶段达成的和解及法院据此做出的从宽处理判决进行审判监督。对于检察机关自身，主动接受当事人、上级机关以及人民代表、社会公众的监督。

四、新刑事和解制度效率风险之防控

（一）扩大司法层面适用范围

一是广泛运用于侵犯财产犯罪。侵犯财产类犯罪案件是最为多发案件，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这些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无疑会大大提高程序适用的数量，极大地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这些案件相对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案件也更容易修复关系。二是敢于适用于传统认为不宜适用和解的罪名。如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强迫劳动罪，拐骗儿童罪，又如故意杀人罪、罪、绑架罪、抢劫罪等罪名，只要因民间纠纷引起，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均可适用。如中止形态的故意杀人案件、案件、抢劫案件，熟人之间的猥亵、侮辱妇女且并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三是部分共犯人符合和解条件的也可和解。四是部分被害人同意和解的案件可酌情从轻处理。有多名被害人的案件，如果加害人不能得到所有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宽恕的，但在和解过程中却有认罪悔过表现，并且得到大多数被害人谅解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理。

（二）优化和解程序

要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层面的适用率，关键是制度本身要科学合理，要优化高效，为此，要加强或者改进以下工作。一是实行检调对接。依照规则规定，刑事和解的方式分为两种，即自愿和解和调解和解。其中，调解和解方式因检察机关不能作为调解主体，只能借助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调解，所以必须建构检调对接机制。为提高效率，检察机关可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固定机制，一种方式是将刑事和解纳入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常工作范畴，当事人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检察机关移送案件调解，另一种方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调解办公室，派驻人民调解员，随案随调，随案随走。二是优化相应程序。首先启动程序。检察机关认为移送审查的案件符合和解条件的，在受案后3日内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应当在被告知权利之日起5日内向检察机关提交人民调解申请书。其次调解程序。人民调解委员会原则上应在受理调解申请后10日内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3日内将调解协议等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再次审查程序。审查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和解申请之日起5日内对和解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审查逮捕环节3日内。最后决定程序。为提高效率，刑事和解案件经案件承办人、主诉检察官、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主管检察长批准决定是否从宽处理，并报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备案，特殊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三是健全相应考评机制。将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办案单位和个人的考评项目，保障此项工作的切实开展。

注释：

[1]宋英辉、向燕：《我国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解构》，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5期，第53页。

[2]有研究者指出，刑事和解制度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容易造成由于贫富导致适用刑罚不平等的可能。一方面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另一方面穷人可能因为贫困而接受制裁，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应当缓行。李洪江：《刑事和解应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第13页。

[3]陈国庆、陈瑞华、汪建成：《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5页。

[4]宋英辉：《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24页。

篇4

关键词 审查逮捕 刑事和解 协调 轻伤害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一、不协调的问题的法律成因

新刑诉法在细化逮捕条件严格控制逮捕范围的同时，明确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也就是说只要曾经故意犯罪，本次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就必须逮捕，这种硬性规定没有回旋的空间。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刑事和解）。2013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第五百一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有无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予以考虑，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阶段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说明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是和解案件犯罪嫌疑人可以不逮捕。

综合两部分规定，如果案件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无论轻罪重罪，无论间隔时间多久，本次犯罪可能判处徒刑，即使双方刑事和解被害方表示谅解并请求从宽处理，检察机关也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这样，批捕条件的硬性规定与刑事和解从宽原则发生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这一点在轻伤害案件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江苏省公检法2004年《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轻伤害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或者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该规定对轻伤害案件坚持从宽处理，刑事和解的轻伤害案件可以撤案或不诉，自然谈不上应当逮捕，多个省份也存在类似的地方性规定豍。民间对和解的轻伤害案件相对宽容，刑事政策较为宽松，但如果依照新刑诉法，一旦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则很可能难逃被逮捕的命运。

二、带来的相关司法实践的问题

这种不协调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就会发生很多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批捕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但已超过五年的，如果刑事和解成功是否可以不捕？逮捕条件是曾经故意犯罪，刑事和解条件是五年内没有故意犯罪，于是刑事和解案件与应当逮捕案件范围出现重合。如果不捕则违反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如果逮捕则不符合刑事和解制度精神。

2、五年之内故意犯罪的当事人自愿和解，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主持调解？刑事和解制度将五年内故意犯罪的嫌疑人排除在外，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这类案件当事人自己愿意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检察机关总归不能不允许和解。如果案件和解成功，是否可以作为案件处理的参考情节？

3、诉讼法是否可以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该原则是刑法实体法原则，而非诉讼法原则，理论上讲诉讼法没有轻重的问题，但现实上确实存在捕与不捕的问题。例如案件发生在2012年，按旧刑诉法不符合逮捕条件，但按照新刑诉法应当逮捕，公安机关在2013年报捕，是否应当批准逮捕？

4、故意伤害轻伤害案件应依据何种规定处理。如前文所述，多地出台了本地轻伤害处理的地方性规则，由于这些地方性规则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有较强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性规则往往很受重视。那么新刑诉法与地方性规则出现不协调时，应如何取舍？

三、问题的处理及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有的可以用司法技术的取舍予以解决，有的问题则需要立法完善。

1、犯罪嫌疑人五年之内故意犯罪，本次犯罪可能判处徒刑的，不属于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应当依照第七十九条第二款批准逮捕，没有疑义。曾经故意犯罪超过五年，双方和解，是否批准逮捕应当视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的认定捕或不捕。如果犯罪嫌疑人存在多次前科，或不如实供述罪行，或上次犯罪系严重暴力犯罪，则应批准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上次犯罪，系轻罪且仅有这一次犯罪，主观恶性和危险性较小，则依据《规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五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不批准逮捕。这也是各个规则之间冲突的权益之计。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刑诉法应当修改七十九条第二款，把曾经故意犯罪改为五年之内故意犯罪，这样法律就能协调统一，前后一致。

2、对于五年之内故意犯罪的当事人自愿和解，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主持调解的问题，既然刑诉法明确将该种情况排除在刑事和解之外，那么检察机关就不应当主持双方调解，但并不禁止双方自行调解，检察机关可以行驶阐明权，告知双方可以到人民调解组织、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等机关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或者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主持制作调解协议书。如果调解成功，检察机关可以依据赔偿损失的酌定情节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而非刑事和解。

3、对于刑诉法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例如在某甲故意伤害案中，某甲在2005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被人民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2009年7月刑满释放，2012年6月因经济纠纷与他人互殴，致人轻伤。后某甲赔偿被害方损失，双方和解，被害方谅解某甲并请求不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当时未报捕，某甲被取保候审。2013年1月，公安机关认为某甲的情况按照新刑诉法应当逮捕，于是提请我院批准逮捕。虽然诉讼法无轻重的概念（并非判刑），但捕与不捕能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及最后处罚，故在2013年以前发生的案件可以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4、包括江苏省的多地出台有关轻伤害案件处理的地方性规定，无论这种规定性质如何，已经成为司法实践部门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尽管上位法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但因“县官不如现管”，地方性规则往往更受重视。笔者认为，这些地方性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刑诉法中没有刑事和解制度，现新刑诉法已经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具体的操作办法也由《规则》细化，因此地方性规定中与刑诉法以及规则相矛盾的条款不应再适用，妥善的办法是各个地方应尽快明确废止旧规定，或出台与法律相适应的新规定，以免造成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所谓不协调只是现象，本质是公权介入与私力合作的界限划分问题，一个部门法应当遵循统一的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海门市人民检察院）

篇5

（一）内地法律服务的对外开放

1、内地法律服务的对外开放的发端及发展

中国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1992年司法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在*、上海、广州、海口、深圳5个城市开设办事处，从而拉开了内地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办事处的数量和开设城市不断增加。1995年2月20日司法部印发《律师事务所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对内地法律服务机构对外扩展的管理进行了规定。1993年7月，*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率先在美国纽约开设分所，内地律师事务所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

2、中国入世对法律服务的开放承诺。

2001年11月，中国法律服务对外开放又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作出以下承诺：一是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内（从2003年1月1日起），取消“三个限制”，即取消设立外国律师事务所设立办事处数量上的限制，取消外国律师事务所设立办事处试点城市的限制，取消一个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在中国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二是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继续从事本国的法律业务，但不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三是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和中国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期委托关系处理法律事务。四是降低常驻代表职业年限的限制。

加入世贸后，2001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2002年3月司法部又颁布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提供了较以往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履行作为世贸成员的义务。

截止于2006年12月，在中国内地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已达179家、在内地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代表处达到63家，其中有40家为在华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处，有3家为在华设立的第三个代表处。截至2005年，代表处业务收入总额为20、22亿元人民币，相比于上一年度增长4、8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31、3%；纳税总额为3、23亿元人民币，相比于上一年度增长1、16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56%；代表处代表人数为448名；代表处雇员人数为1384名。

（二）驻*代表处发展情况

1、机构情况

应参加2005年度年检及2006年度注册的代表处实为86家，已通过年检并注册的代表处共计81家，另有5家代表处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通过年检并注册。2006年度审批通过上报司法部的新设代表处共计20家，经司法部核准设立的共计9家；同时另有5家经司法部核准注销。因此，目前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代表处共计90家，分别来自14个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目前，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进行联营的共有2家，即香港胡关李罗律师事务所与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联营、香港吴少鹏律师事务所与*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联营；*律师事务所与香港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进行联营的共1家，即*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与香港王小军律师事务所进行联营。

2、人员情况

2005年度代表处通过年检并注册的代表共计166人，2006年度新增代表或首席代表共计51人，减少代表共计16人，因此，截止于2006年12月，驻*代表处代表共计201人。

代表处实际通过2005年度年检并注册的雇员共计404人，2006年度新增雇员共计287人，截止于2006年12月，驻*代表处雇员共计691人。在雇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及中国律师资格和外国(地区)律师资格的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的共计3人；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的共计2人。

3、代表处业务及经营情况

2005年度,代表处的业务以海外上市、投资贸易、知识产权、融资收购、公司重组、国际仲裁、国际法咨询、个人及公司资信调查等为主。各代表处在大部分业务领域中均与一些国内律师事务所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2005年度,代表处的业务总收入为9.23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0.69亿元人民币；纳税总额(除个人所得税外)为1.0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0.28亿元人民币。收入超千万的代表处共计26家，其中美国16家、英国7家、法国1家、德国1家、香港1家。这26家代表处的收入和占所有代表处总收入的92.5%。另有10家代表处收入及纳税额均为零。

（三）我市外管工作开展情况

随着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的快速增长，我处本着“慎行开放，严肃监管，促进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一方面致力于加强本部门的服务职能，协调相关政府部门，改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的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中的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本部门的监管职能，严肃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的执业行为，切实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律服务环境。

1、加强行政审批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2006年，在认真学习和研究行政执法相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及时依法律规定增加了法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原来的17项行政许可事项调改为19项。同时，为了加强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有关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各行政事项申请表，调整制定了《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办事指南》，均已在网上公布执行。并积极调整完善了《*市司法局行政许可程序规定》中相关内容。同时，配合我局办公室工作，制定了《*市司法局办事指南》中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类的内容，结合办公室、法制处、监察处的要求，清理和完善了网上行政许可事项具体内容。

为加大工作透明度，我处对年检注册结果在司法行政网上予以公示，并对未按时通过年检并注册的几家代表处分别下发了整改通知，收到较好效果。同时，在现有网上管理资源基础上，调整了网上管理内容，丰富完善了相关管理规定的介绍，增加了“办事指南和申请表”“审查结果公告栏”“领取代表证、雇员证通知”等项内容，既方便当事人，又提高了工作透明度。

2、协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代表处遇到的问题。2005年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协商，双方签订了《关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外籍人员办理签证事宜的备忘录》，解决了原来代表、外籍雇员不能在京改变签证的问题，极大地简化了代表处外籍人员的签证程序，代表处反映良好。

为更好地协调解决代表处工作中在各相关职能部门遇到的问题，更好地发挥管理合力，我处已与相关部门通过电话、文字材料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接洽，现正积极拟定方案，进行联席会的筹备工作。

3、积极构筑首都国内外律师交流合作平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功举办首都中外律师新春联谊会。为进一步加强中外律师事务所和广大律师间的沟通交流，搭建首都中外律师合作的良好平台，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于每年年初举办首都中外律师新春联谊会。为加强中外律师对彼此业务的了解，以谋求将来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和可能。

二是认真落实京港《法律服务合作协议书》两地人员交流培训计划。根据我局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京港《法律服务合作协议书》，京港两地每年可互派不多于2名人员参加为期两周的交流培训。香港律政司于2006年5月分别派两位高级政府律师来京参加为期两周的交流培训。我处拟定了香港律政司受训人员在京培训计划，会同我局办公室外事科与相关单位外事部门接洽，联络落实了交流活动的有关安排。香港方面对此次交流培训工作非常满意。

三是组织参加京港洽谈会，为京港两地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协作注入新鲜活力。我局已参加了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2006年11月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市司法局及*市律师协会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参加此次的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此次洽谈会上，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京港洽谈会律师专场活动，以“优势互补、共创繁荣”的主题，就即将实施的《CEPA补充协议三》及有关法律服务业务展开交流，探讨如何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京港两地法律服务业的友好合作，促进两地法律服务业的共同发展。

4、在进行相关审批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代表处的监管工作。一方面，积极对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的投诉进行处理，如，于2005年9月，根据当事人的投诉，积极配合行业监管科依法对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处罚，并向社会公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将代表处机构信息和人员信息于司法行政网上予以公布，加强了社会监督的力度。

二、年检及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代表处名称管理问题。通过年检工作，我们发现，目前代表处名称管理有些混乱。《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拟设立的代表机构的名称应当为“XX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的中文译名）驻XX（中国城市名）代表处”。但就代表处中文名称而言：绝大多数代表处名称中均未有“驻”字；有的代表处名称中有“驻”字，但对外宣传中常将“驻”字略掉；有的代表处在名称中未有国别的标注，而绝大多数有国别标注。就代表处英文名称而言：国别的标注形式多种多样不统一；在司法部核准文件中英文名称均为大写，但很多家代表处的公财章上均为小写，且有个别代表处在公章上不标注“代表处”字样。

2、关于代表处及代表的执业责任风险保险的问题。依《条例》有关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应为代表处及其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但大多数代表处在提供执业风险保险文件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瑕疵，具体表现为：有的保险文件中保险范围的说明很含糊，混淆了被保险人范围与执业区域的限制两个概念；有的保险文件中保险期限就截止到2006年4月，年检通过后，保险到期；涉及到香港律师事务所和在港注册的律师的执业风险保险问题，他们提供的均是香港专业弥偿基金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中未陈明任何具体内容。

3、关于代表处中首代及代表数量的问题。《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有拟派驻的一名首席代表和拟派驻的若干代表。但在年检中，我们发现有24家代表处只有1名首席代表而无代表，个别代表处只有1名代表而无首代。未通过年检的英国齐伯礼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只有一名首席代表，因该首席代表离职不参加年检，以致于该所代表处不能通过年检并注册。

4、关于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情况的问题。按照《条例》规定，代表每年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少于6个月的，下一年度不予注册。但有十多家代表处（占代表处总数的15%）的代表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居留满6个月。个别代表处的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为零天。在年检中，我们接收到很多关于代表居留时间的信息，大多代表处反映居留时间的确定不合理，主要是“时间太长了”。

5、关于代表处代表离职、解聘管理问题。按照《条例》规定，代表处减少代表的，应事先向代表处所在地主管司法行政部门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和有关的文件材料，经司法部核准，并收回不再担任代表的人员的执业证书。但在年检中，我们发现有32名代表上一年度因各种原因离职不再担任代表处代表，但绝大多数代表未按法定减少代表程序办理，个别代表处的代表执业证仍未交回。

6、关于雇员的问题。目前，随着代表处数量的不断增加，业务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代表处聘用辅助人员从事翻译、财务、行政主管、法务助理等非律师工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国籍和外籍雇员均大幅增加，其中尤以中国籍雇员为主。此种现象是正常的，代表处寻求本土化在国际上是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做法。但依《条例》和《规定》有关要求，代表处可以聘用辅助人员，但需领取雇员证。在年检中，我们却发现有近160人（仅是上报上来的数据）未申办雇员证即在代表处工作，占参加年检的辅助人员的26%。同时存在个别代表处中国籍雇员还在国内律师事务所实习、执业的问题，另外，个别代表处存在聘用外籍人员未办理代表执业证、外籍雇员证而非法务工的问题。

7、关于中文译文的问题。依《条例》和《规定》相关要求，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且申请人应当承诺中文译文与原文一致。但，我们发现有个别代表处提交的材料中，中文译文与原文不完全一致。

（二）执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处代垫款项的纳税问题。代表处经常受客户委托代付仲裁费、差旅费等款项，按照目前税收和财务管理制度，因在帐目上表现为收入，代表处要为这些非收入款项缴纳5%的营业税。而这些已缴纳营业税的机票或住宿费用，航空或酒店也要缴纳营业税，为此产生双重征税的问题。

2、*市人事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对代表处考虑不足。2003年6月*市人事局下发《关于实施*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根据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户口在外地的人才可以办理《*市工作居住证》，持此证可享受*市民待遇。该项优惠政策的适用单位包括外国公司驻京代表机构，但代表处未能列入适用单位。又，2005年3月*市人事局和财政局联合颁发了《*市吸引高级人才奖励管理规定》，根据规定?受鼓励人员可按其上一年度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用于其在本市购房和购车。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京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所聘用的副总经理以上或相当职务的人员享受此待遇，但代表处的代表未被纳入适用范围。

3、代表处年检要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与实际要求不符。代表处年检时要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我局为此报告附一格式化的资产负债表，但按此格式的资产负债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不符审计要求，不签署审计意见。

4、代表处办理港澳通行证时遇到的困难。代表处在办理港澳通行证时，按*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只有首席代表可办理一年期的港澳通行证，其他普通代表必须每三个月换签一次。而实际上，首代与普通代表往返内地与香港的情况基本一样。

5、各省市间代表的调动手续过于繁琐。近年来，随着驻各地代表处数量不断增多，名代表处之间的代表流动问题日益频繁，法律中对代表的调动手续未作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新增代表按设立程序办理，因而实际中一代表从一代表处调入另一代表处，按新增代表程序重新申请、审查、核准，这样增加了行政机关和代表处的办事成本，不利于办事效率的提高。

三、原因分析

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较高的法律服务水平，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自高一筹。面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两大法域存在的法律制度上的差异，目前国内的法律及管理制度就显现出缺乏对市场政策性的引导和前瞻性的管理措施。我们分析认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1、管理依据的不足。目前，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的全部法律依据为一个《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一个《规定》（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四个《管理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理办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这些法律依据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规定过于原则，问题涉及到了但内容不具体、程序不明确，如规定了外国律师事务所应为代表处及其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但应符合何要求却并未明确；又如，规定了代表处因特殊情况可申请休业，但休业经核准后的相关程序要求并未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法律依据明显欠缺，如代表处设立后出现首席代表离任，导致该代表处无首席代表，该代表处的存在是否合法以及该代表处是否予以注册问题的处理，并无相关法律依据；又如，对于中文译文的要求仅仅是申请人承诺与原文一致，但发现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并无相关规定；再如，对于雇员的管理，从申领雇员证的条件及程序到对于雇员工作的监管，目前没有相关成文的法律依据。

2、管理制度建设的滞后。在日益健全、开放、国际化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及其派驻代表的法律服务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大多英美法系国家和香港等法治发达的国家、地区律师业发展历程和轨迹看，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必然的，外国、香港律师的管理与国内律师管理的融合与交叉是不可逆的趋势。但目前，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管理工作，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方面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一是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管理工作，一直以来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分离于国内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缺少联手研究处理相关问题的制度。如，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及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的管理工作，实际上均涉及内地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但目前这些工作并未同时纳入国内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范畴。

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交流制度尚未建立。司法行政机关是代表处的主管部门，负责代表机构的设立和管理。但代表处的运作，牵涉到多家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商、税务、劳动、外汇管理、海关、公安、安全等部门。但这些单位均为同级单位，各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制定相关政策。由于没有信息交流共享的平台，政策性冲突与变化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方面，这样就加大了我们管理的难度，如在对代表处实际收入及纳税的监管方面；同时，目前，审查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的最客观直接的依据是代表的护照复印件，从海关出入境的众多印鉴中准确地计算出代表的居留时间，几乎不可能，但如果能与公安、安全部门进行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三是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面向社会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健全。对社会公开的有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信息仅仅局限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名录查询。对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并不为社会公众所了解，甚至于国内很多律师也不清楚。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派驻代表及雇员基本信息，及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及其代表、雇员能从事什么活动和不能从事什么活动，未向社会公众公示和强调，且相关信息缺乏及时的更新。因而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人员没有完全被纳入到整个法律服务大市场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很难得以发挥。

四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调整相关管理手段和措施的及时性、果断性有待加强。如，在例年的年检通知中，均明确规定了上一年度6月份以后获准开业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不参加实质意义上的年检，仅提供部分材料。从6月份到转年年检结束，长达9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相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的资质情况完全有可能产生变化，不进行相关检验，会形成管理漏洞、造成一定的管理难度。今年还未通过年检的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驻*代表处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2004年10月，司法部批准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在*设立代表处。2004年11月22日，香港律师会批准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更名为香港希文律师事务所，英国希文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办公室同时关闭，人员并入香港希文律师事务所。但该所并未将更名事宜及时上报管理部门，于2005年1月，以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名义，办理了其驻*代表处开业手续，因其为6月以后核准的，属免检代表处，所以在年检中并未发现其已更名。

3、执法力度与标准的不统一。应当说，在年检中发现的问题是日常管理中所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在行政审批中，对于法律的执行力度与标准存在偏差。一方面，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因为缺乏统一的培训和相互的沟通，对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人员管理的法律依据的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致。另一方面，在审查核准过程中，未严格按法律要求进行处理，相对比较宽松。如，关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名称管理问题：经核准的名称大多没有法律要求的“驻”字；经核准的名称有的有国别有的没有国别；经核准的名称中英文名称各异、无统一标准。再如，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有拟派驻的一名首席代表和拟派驻的若干代表，但经核准设立的代表处有相当一部分，在设立之初即只派驻了一名首席代表，这样，就自然造成了以后仅有的这一名代表如离任的话，在近9个月（增加代表审批期限）内该代表处无一名代表的现实问题。

四、工作建议

在过去几年间，多家知名国外律师事务所在京开设了代表处，中外律师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国外律师来到中国，来到*，为海外各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肯定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设立及依法执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法域间律师管理制度的冲突及对国外律师管理经验的不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在管理上还有很多的漏洞，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相对于年轻的中国律师业而言，这些问题无疑会威胁和影响中国律师的发展。

因此，对整个律师业的管理，无论是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的管理，还是国内律师事务所的管理，都应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世贸成员义务的基础上，遵循规范与保护并行的总原则。

（一）着眼于未来，认清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必然的。

1、法律全球化是不争的事实。。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专业服务，涉及货物贸易、运输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各个经济领域。在商品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商品的跨境流通及商业组织的跨境活动必然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律冲突与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及复杂化。因而，商品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

2、中国入世后，必须遵守WTO体制下的法律服务贸易规则。WTO体制下的多边服务服务贸易规则是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为主干内容的。GATS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指导着所有WTO成员国的所有服务贸易，它既是经济规则又是法律规则。根据WTO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法律服务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业服务，从法律实践看实际上特指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标志着中国入世后，中国法律服务必须接受GATS所确立的框架和原则的约束和调整。GATS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1）、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对所有其他成员方一视同仁，即每一成员方给予任何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不低于其给予其他任何成员方相同的服务或待遇。

（2）、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指除了不能公开的机密资料外，各成员方都应迅速公布所涉及或影响GATS实施的有关措施。包括其所参加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等。

（3）、市场准入原则。每一成员方在“承诺表”中应列明的项目，以及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承诺清单中所同意和规定的待遇；要求各成员在作出市场准入承担义务的承诺服务领域，不得维持某种数量限制或具有同样效果的措施。

（4）、国民待遇原则。即每一成员国仅对承诺清单中具体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按具体承诺的条件承担国民待遇义务，确保外国的服务及服务业投资不受服务进口国国内法和国内税方面的歧视待遇。

（5）、互惠原则。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单方宣布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常附加以互惠原则为前提，即一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给予本国的服务机构或服务提供者的优惠、利益，应以对等的互惠方式施予该另一成员方在本国的服务机构或服务提供者。

（6）、逐步自由化原则。该原则主要是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定的。为减少或取消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障碍，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日是起不迟于5年内所有缔约方就如何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并制定计划表限期减少或取消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和保留。

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启示

面对入世后，法律服务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内地与香港谋求相互的扶持与发展。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旨在促进内地和香港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2004年8月，双方又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时值两年，京港双方已就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进行了多轮搓商，《CEPA补充协议三》将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内地的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向香港律师开放。

CEPA的积极意义勿庸置疑：一方面，CEPA为拟进入或已内地市场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香港一直奉行传统普通法原则，自开放其法律服务市场以来，已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贸经验，可为内地法律服务业引入国际标准及价值观，并作为内地与外国法律服务同业沟通的桥梁。CEPA使香港成为内地应对入世后市场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平台。

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因为香港同时也是WTO正式成员之一，对于香港法律服务业的开放举措，势必将逐步向外国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过渡。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必将更加开放。

（二）着手于现在，不断摸索和继续推进相关管理措施，丰富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就目前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坚持依法行政，充分利用世贸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灵活性的例外规定，有限度地逐步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确保本土文化优势的同时，利用规则保护国内法律服务市场，利用目前有效的法律依据严把入口关。

2、在严把入口关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代表处、代表执业行为的监管，做到积极加以引导和严格依法处罚并重。可尝试和探索律师协会在管理代表处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吸收代表处人员为协会会员（或准会员）；二是定期对代表处代表及雇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三促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四是发挥协会资源优势，建立与外国、香港律师协会信息共享机制；

3、继续协调解决代表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席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提高工作效能，从面营造健康有序的法律执业环境。

4、继续加强外管工作调研，改变过去被动接受事实结果为直接发现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