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案例范文

时间:2023-08-15 17: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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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案例

篇1

    原告:林文骞,男,38岁,个体经商。

    原告:刘达森,男,37岁,个体经商。

    原告:林其田,男,41岁,个体经商。

    原告:潘儒山,男,55岁,国家公务员。

    原告:林文进,男,37岁,个体经商。

    原告:王生堂,男,41岁,个体经商。

    被告:林子中,男,47岁,个体经商。

    被告:刘秀凤,女,41岁,系林子中之妻。

    1989年至1993年间,被告林子中、刘秀凤夫妇因经商资金不足,先后向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林其田、潘儒山、林文进、王生堂等6人借款48万元,其中林文骞17万元,刘达森10万元,林其田75000元,潘儒山45000元,林文进25000元,王生堂65000元。1992年7月10日,林子中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签订预购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合同,该合同规定:房屋建成后,由林子中验收,并负责办理房产证。1993年2月25日,林子中交清房价款229469元,并于同年9月28日从卖房单位接管使用所购店面房,但未依约向房管部门申办产权登记和领取房产证书。此后,因欠6名原告借款未还,被告林子中、刘秀凤于1994年2月5日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达成以店面房抵债协议,该协议约定:座落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以48万元抵偿给林文骞、刘达森,产权归其所有;林子中、刘秀凤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21万元债务转由林文骞、刘达森承担;林子中、刘秀凤将购房发票交由林文骞、刘达森办理房产证,有关费用由林子中、刘秀凤负担。协议签订后,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均同意林子中、刘秀凤所欠债务转由林文骞、刘达森承担。林子中、刘秀凤在收回6原告全部欠条并销毁后,将店面房及购房合同书、发票交给林文骞、刘达森。同年2月15日,林文骞、刘达森又与林子中、刘秀凤签订店面房租赁协议,约定:林子中、刘秀凤每月付租金2000元,继续使用4号店面房做生意至同年12月份。林文骞、刘达森一次性收取了租金2万元。1994年12月中旬,林文骞、刘达森委托他人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卖房单位)办理店房户主更名手续,因林子中、刘秀凤与他人发生其它债务纠纷,该店面房于1994年12月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查封,致使林文骞、刘达森未办成店房产权登记、过户手续,林文骞、刘达森也未偿还林子中、刘秀凤尚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之借款,引起纠纷。林文骞,刘达森于1995年元月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林子中、刘秀凤归还欠款48万元或将讼争店面房判归其所有。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追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他们要求被告归还其欠款,或要求原告林文骞、刘达森归还替被告承担的欠款,并支付欠款利息。

    被告辩称:所欠6原告的借款,已经用其店面房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签订以店抵债协议偿还。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未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房产证,是造成该房被法院冻结而无法办证的原因,其责任应由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承担。

    「审判

    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林文骞、刘达森与被告签订以店面房抵债协议时,被告的店面房未按有关规定申办所有权登记,也未办理过户手续,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协议属无效协议。基于该协议而派生的债务转移及店面房租赁协议,亦无法律效力。原告林文骞、刘达森向被告收取的店面房租金应退还给被告。被告未归还所欠6原告的借款,是导致本案纠纷的原因,被告应归还所欠原告的借款,并偿付银行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十条,《福建省房屋抵押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1995年3月17日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间所签订的以店面房抵债协议无效。

    二、原告林文骞、刘达森退还收取的2万元租金给被告。

    三、前项金额冲抵借款,被告应偿还林文骞、刘达森借款2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973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四、被告应偿还林其田借款7.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1040.63元(自1994年12月22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5.55‰计算)。

    五、被告应偿还潘儒山借款4.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624.38元(自1994年12月22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5.55‰计算)。

    六、被告应偿还林文进借款2.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973.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七、被告应偿还王生堂借款6.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7731.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宣判后,被告林子中、刘秀凤不服,以用店面房抵债属双方自愿,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原审将不存在的诉进行处理显然不当等为理由,上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原告均以同意林子中、刘秀凤上诉的理由,进行了答辩。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应偿还所欠被上诉人的48万元借款。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因无钱还款,将其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购买并已实际占有、使用、收益的店面房,用以抵偿债务,系自愿所为,与被上诉人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以店抵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非买卖店房,林子中个人未办理产权证,不影响该协议效力,基于该协议而产生的债务转移及店面租赁协议也合法有效。上诉人提出以店抵债有效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1995年7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三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与被上诉人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以店面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产权归林文骞、刘达森所有;林子中、刘秀凤欠林其田、潘儒山、林文进、王生堂借款21万元由林文骞、刘达森负责偿还。

    「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但处理结果截然相反,分歧在于对被告以其所有但还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产,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抵债协议应如何认定?

    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向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预购了4号店面房,预购合同约定:房屋建成后,由林子中验收并负责办理房产证。此后,被告交清了购房款,取得了发票,出售方交付了房屋,被告已予以使用。从这种预购房屋关系来看,出售方交付了预购的房屋,购买方接受了预购的房屋的,房屋产权即转移到购买方,剩下的仅是购买方凭购房手续办理产权登记。因此,不能认为购买方未办理产权登记就不享有房屋产权。本案被告既然已经享有4号店面房的产权,就有权用其所有的财产向债权人抵债。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的抵债行为,与债务人所签订的抵债协议,依法即成立生效。从债务人将抵债物交付于债权人时起,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抵债物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所有。所以,二审法院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并非买卖房屋,林子中个人未办理产权证,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为理由,认定本案抵债协议有效,是正确的。随后所签订的租赁协议也随之有效。

篇2

《财经》记者 金焱

在金德尔伯格关于金融危机的叙述中,他将历次危机分为疯狂、惊恐和崩溃三个阶段。而受金融危机拖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传递的情绪一直都是惊恐。

希腊巨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欧元贬值的强力推手,目前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超过10%。霍特(Hult)国际商学院教授尼科斯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 ,“希腊的GDP只占欧元区的0.2%,经济重要性似乎不大。但对这个欧元区成员国,资本市场在等待一个说法。如果说法缺失或不被接受,同样债务压身的欧元区重要经济体西班牙、意大利怎么办?”

自从希腊债务问题在2009年年底被放置在聚光灯下以来,对希腊经济崩盘的担心,已经引发了市场连续数周对希腊股市及政府债券的抛售。

从债务危机到政治危机

全年融资530亿欧元应对资金缺口的重任,压在希腊政府肩头。1月25日,希腊政府发行了首批国债。这批五年期国债6.2%的利率比德国同期国债高出了381个基点;三天后与德国同期国债利差更扩大到462个基点。1月份希腊十年期国债利差创下自1999年欧元面世以来的最大值。希腊政府还必须在3月融资50亿欧元,4月和5月各融资200亿欧元,以便在上半年完成70%的融资计划。

尽管有评论指责一些大公司沽空希腊国债,但希腊国债遇到重挫的主要原因还是投资者对于希腊消灭赤字信心不足。

事实上,希腊政府消灭赤字的努力正遭到国内的重重阻力。

在2月11日欧盟特别峰会召开前一天,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表示,希腊将尽其所能在2010年年内,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低4个百分点,至8.7%以内。此前希腊政府宣布,在未来一年内政府部门将停止招聘新公务员;关停并转一些政府机构;公务员工资将削减10%。为了在年底前增加收入,政府还将增加燃油税,推迟退休年龄,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现象。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出同时收到了掌声和抗议。

2月10日,数以千计的希腊公务员举行24小时,包括机场航站楼工作人员、海关人员、税务所公务员、公立医院医生、公立学校教师等,导致航空交通及公共医疗服务受到影响,全国铁路交通陷入瘫痪。

瑞典国际投资集团Proventus投资总监安德斯瑟林(Anders Thelin)对《财经》记者解释背后的原因说,过去希腊经济过热,在生产力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工资却大幅增长,期间货币贬值虽然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目前的实质减薪仍然让民众难以接受。

希腊政府财政政策的低透明度也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

近日,希腊透过衍生工具隐瞒赤字的传闻甚嚣尘上。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希腊早于2008年之前,与15家券商银行安排掉期交易协议,其中部分券商给付希腊的款项,可能协助希腊隐瞒真实赤字规模。这些互换协议使希腊赤字规模达到标准,并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

瑞银集团经济学家史蒂芬迪欧(Stephane Deo)从技术上分析了希腊政府的预算变化,认为在技术上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按其预算计划,2010年到2012年连续三年紧缩财政,意味着三年内结构性赤字要惊人地缩减9.5%,这本身难以实现;此外,希腊的经济增长率能否如预期表现也令人生疑。

欧盟纾困面临障碍

希腊政府对财政赤字的修正,关系到希腊的经济乃至政治稳定,而对欧元区以及欧盟则有更深远的影响。金融市场近期对希腊债券及欧元的反应,已经印证了史蒂芬迪欧的疑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示,1月下旬对冲基金和其他大型期货投机组织看空欧元的头寸量较平时多出2倍多。这是自2008年10月以来欧元看跌情绪最严重的一次。

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在向欧元的危机转化。

欧元面临的困境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任何债务违约都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并扩散到其他领域,更何况欧元本身也比较疲软。史蒂芬迪欧由此说,底线是希腊绝不能违约。

若想不违约,就需要救助者。围绕着救助者的身份,媒体充斥着谣言与否定;市场上则充满了针对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看多或看空的投机。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最有能力施以援手;而且,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90%的外债(包括公司债和债),是由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其他欧洲国家银行持有的。

市场因此有理由猜测德国将牵头发起200多亿欧元的希腊援助计划。不过,德国财政部发言人马丁克莱恩鲍姆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表示,目前德国还没有制定援助希腊应对债务危机的特别计划。而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尔德2月21日在希腊报纸刊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们的整体意愿是希望在欧元区内部解决问题。”

针对希腊债务危机,欧盟已召开若干次会议,包括2月份连着的三个重要会议――2月1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15日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和16日的欧盟财长会议。但没有出台解决方案的会议只能徒增人们的失望情绪。

对此,尼科斯索拉柯迪斯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希腊的危机显露了欧盟自身纠葛的种种问题。欧盟和欧洲央行没有一个应急机制来应对债务危机之类的紧急事件;欧元区也未准备好以应对投机的攻击。

史蒂芬迪欧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实质的援助形式在欧盟迟迟推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欧盟的结构安排缺陷及法理障碍。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推出时,被奉为欧盟经济货币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马约》明文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接受或者寻求其他机构的救助指示等。如果把希腊的案例与《马约》的规定一一对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月22日说,欧盟目前尚无为希腊提供资金支持的计划了。

“欧盟是一个货币联盟而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盟插手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与其他一些区域不同,欧盟没有联邦预算来补偿面临崩盘危险的一国政府。欧盟的援助因而只能是通过有限的结构基金的途径。”史蒂芬迪欧说。

结构基金是欧盟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包括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暨保障基金以及渔业指导财政工具四大项。

篇3

债务危机PK限贷放松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被视为房地产行业跳动的心脏。正是源源不断的信贷供给,将房地产行业演变成博傻游戏。日前,陷入楼市危机的河北邯郸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媒体报道,当地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达20%~30%,所涉金额高达93亿元,且邯郸1/10家庭卷入其中。

目前,面临最大的难题在于高杠杆可能吹破债务危机,进而演变成房地产行业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又强化了债务危机速度。

不过,与房地产市场出现债务危机打压楼市相对的是,各地信贷松动的迹象则在推高房价上涨预期。

从目前来看,取消限购政策已逐渐退出,但其作用却难以扭转房价下跌的颓势。这让地方政府寻求更大的救市尺码,也就是动用最后的武器,要求银行放松信贷。

有传闻称“首套房认定标准将放松”,“四大行将政策,只要房贷余额还清都算首套房”。假定政策得以坐实,这无异于鼓励全民通过信贷杠杆炒房。

房价投资价值大不如前

那么,在目前债务危机和信贷放松这两股相反的力量作用之下,房价将何去何从?

从房企融资成本而言,邯郸房企演绎的民间借贷高利率触发的楼市危机,尚难以断定成全国普遍现象。因为当地龙头金世纪、卓峰都不属于全国知名企业。判断全国房企真实融资成本,或许上市房企的财务数据更有标杆意义。

今年以来,上市房企融资成本出现较大的分化:上市大型房企以及央企和国企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而中小型民营上市房企的融资成本则高得惊人。例如,荣丰控股今年2月份到期的一笔长期借款的利率高达16%;而北京城建3年期的两笔贷款利率不足7%。又例如,万科3月发行的8亿美元5年期定息债券,利率仅为2.755%;而恒盛地产发行的一笔5年期2.5亿美元票据,利率则高达13.25%。这也意味着高利率不能一概而论,大型房企相对稳健的状态可能不会令全国出现楼市债务危机。

从首套房认定标准将放松传闻来看,政策的合理性在于避免更大的债务违约和房地产硬着陆拖累宏观经济。不过,房地产拖累宏观层面的失速行为,完全可以予以降息降准来覆盖。预计,下一步出现大规模利率优惠或者限贷放松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这对楼市拉动作用也有限。

未来决定楼市走向的根本性因素还是在于价格预期。究竟现在的房价有没有到达天花板?来自央行调查数据显示,目前59.55%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33.6%的居民认为“令人满意”。按照此结果,即便房价还具备增长空间,但其投资价值已大不如从前。■

大宗资产

资产出售

项目一:北京市北三环5A写字楼

整体出售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毗邻中关村、奥体公园等高端商业群,与牡丹园地铁、公交站紧邻,交通便利。大厦于2006年落成并投入使用,为全现浇框架结构,总占地6225平方米,证载建筑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总自然建筑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含人防)。地上20层,地下2层,层高约4米,每层约1500平方米。大厦现拥有地上车位25个、地下车位138个。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二:南昌市东湖区五星级酒店

整体出售

酒店坐落于南昌市中心城区东湖区,与滕王阁、八一大桥、南昌火车站等毗邻,是一家标准的五星级酒店。其共拥有客房327间,于1998年3月开业,2005~2009年进行了重新装修。酒店占地面积为40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58万平方米,共20层,其中地上3.05万平方米,地下5304平方米。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三:苏州市姑苏区四星级酒店

整体出售

酒店地处苏州市姑苏城区干将东路,与相门地铁站、临顿地铁站及苏州火车站毗邻。是国家四星级标准商旅酒店,拥有各类客房295间,于1995年开工兴建,1997年竣工,同年开业,2003年重新装修。酒店占地面积8001平米,建筑面积26245平方米,共8层,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117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069平方米。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四:某央企北京通州区2000亩

国有建设用地拟寻求合作开发

项目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滨河路(东六环外),与大运河、八通线土桥站及延长线、6号线延长线等毗邻。总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折合2000亩),使用权类型为工业出让,现规划为商住综合用地。市政府已基本同意由转让方自行合作开发,现拟引进合作开发商共同开发。

股权转让

项目一:某央企转让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7.69%股权

某央企拟转让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7.69%股权,转让价格4.6元/股,P/B(市净率)倍数低于1.4。目前,二级市场券商公司平均市净率为1.81倍,随着二级市场逐步企稳走高,该项目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项目二:厦门某电力信息(GIS)

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

篇4

可以肯定地说,在陈金义的债务危机中,鲁冠球扮演的是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也许是处于英雄相惜的情怀,也许是深受浙商“抱团”文化的熏陶,鲁冠球在向陈金义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也赢得了整个商界乃至社会的尊敬。

而在此之前,舆论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而对深陷债务危机的陈金义一度表现出指责和落井下石的看客心态,而本应被大力提倡的冒险、执着和强烈的创新欲望等企业家精神却遭到了忽视。如今,在鲁冠球对其施以援助之后,一种帮助和支持陈金义的行动和声音也风生水起。

一个最近的消息是,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三家组织,联合发文肯定陈金义,称他“不是挥霍金钱、欠债不还的‘老赖’,而是把财产和生命投入事业、但目前一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创业者”。除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之外,也有浙商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帮助陈金义,而杭州网友甚至倡议民间捐款帮助陈金义。

“一个好汉三个帮”,英雄落难的陈金义终于获得了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然而这种帮助的出现却充满了偶然色彩,一方面可能与鲁冠球在浙江商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浙商相互帮扶的商业文化传统也对这种帮助的形成产生了促进。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这种通过人际关系的偶然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暴露出制度必然性的缺失,正如这种在英雄落难的事后帮助暴露出企业之间事前合作的缺失一样。如果没有鲁冠球等来自浙江商界的援助,陈金义将有怎样的结局?这样的假设令人掩卷沉思。

尽管商业动机是陈金义将“乳化油”项目坚持到底的动力,但一个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项目,却只压在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稚嫩”的肩膀上,于是,一个具有探讨性的问题油然而生——在技术创新和科研开发方面,企业之间可否进行携手共进的密切合作?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是,在燃料电池方面,日本企业就采取了联合研发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政府部门提议,由丰田、松下、东京煤气、三洋电机等在燃料电池开发方面有实力的企业联合组建公司的形式进行,而政府也将这一研究作为国家项目予以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巩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而在国内,为应对欧盟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RoHs指令,宁波的家电企业也已经组织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家电产业组建“研发联合体”,抱团进行技术攻关,共同接招。国内外的案例均已说明,在自主创新方面,企业之间完全可以开创一条联合研发携手共进的新路。

篇5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类型

金融危机在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极度混乱和剧烈动荡下股市狂泻、货币贬值、利率极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市场一片混乱,从而诱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二、未雨绸缪,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机制防范措施

财务风险预警是指当集团内企业出现财务状况恶化的迹象时,提醒企业经营者尽早采取措施,及时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化解财务风险。

(一)财务风险预警的几种情况

财务风险预警在企业预亏预损,预算完成情况出现异常偏差,财务指标异常变动,重大法律纠纷及出现其他重大财务风险时起到警示作用,提请管理层重视。当预计当年完成营业利润为负数,或预计某投资可能出现1000万元以上的损失(规模较小的企业,占企业注册资本10%以上的损失)时应提醒;当企业每季度对完成年度预算指标进行分析,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费用、利润总额等指标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企业定期对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分析,以上指标与上年周期或当年预算指标相比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应收账款回款困难,重大法律纠纷导致财务风险,造成企业非正常资金流出或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时应提醒。

(二)预警监控体系

集团企业建立两级财务风险预警监控体系,设专人在总部通过联网方式对成员企业财务系统进行实时监控,随时进行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抽查、发现险情通知各成员企业排查。

各成员企业应通过明确财务风险预警程序,记录,报告财务风险的发生原因,解决措施、处理结果等,弥补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的缺陷,变事后控制为事前、事中控制,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对本单位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财务异常状况应分析研究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和应采取的措施建议,并及时上报。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应将相应的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报告及采取的措施每月汇总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并继续追踪处理财务风险报告内容,将处理结果及时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门。

对于存在重大财务风险的单位,集团企业将要求限期整改,改善财务结构,降低借贷规模和负债比例。

对于财务风险预警控制不力造成损失的企业,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金融危机之债务危机的化解

根《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解释:债务危机是一个普遍的用语,用于任何不能按计划还本付息由此损害其他债权人财务健康的情况,通常债权人会接着切断进一步的贷款,从而使最初的情况加剧。如果无力偿还是一个长期状况,那么可以将它看成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高利率的条件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以迅速变为无力偿还问题。现代金融危机很难做到只表现为货币,银行,外债等部门的危机,通常会表现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且一国的金融危机还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人们的心理效应等渠道传染给周边国家和地区。负债可以达到资本结构最优化,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但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财务杠杆效应来化解债务危机

资本结构的财务杠杆效应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比例的选择而对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影响。MM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加上一笔风险报酬,而风险报酬的多寡视负债融资程度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大小而定。

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利率时,企业适当地多借入资金,就可以提高权益资本净利润率,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正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负债利率时,企业如果不缩减负债规模,就会降益资本净利润率,侵蚀股东权益,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负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等于负债利率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什么危害,但由于借入的资金无增值,因此企业如果不尽快地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财务杠杆也会产生负效应。美国两大房地产商和雷曼兄弟因严重资不抵债,大量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最终有百余年企业在泡沫经济下破产。所以,从理论上讲,在企业里只要有固定资本成本的存在,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就应大于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变动幅度。这一特点,在企业财务管理学中补称为“财务杠杆”,也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一种规律性。

(二)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来化解

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全面系统的核算与监督,以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等经济信息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称之为财务会计。

关于报告内容,的确现行财务报告的计量主要限于货币度量,对于使用者非常有用的公司人力资源、客户、核心技术等就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另外财务会计的确认交易、事项的前提是它们必须是已经完成、至少是已经发生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始终以表内信息为核心,适当的表外信息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分散报表使用者的注意力。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局限性,尤其是近年全球性的会计造假案例的出现,改进财务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如90年代初新加坡巴林银行倒闭破产案,正因为缺乏对重大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漏洞,未及时上报,导致酿成悲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

当集团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重大财务收支,大额资金调度,对外投资融资,贷款担保,利润分配,法律纠纷,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财务负责人是对重大财务事项的信息收集,整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单独注明的事项外,各成员企业一般应在重大财务事项发生后立即向集团财务会计审计报告,报告应采用书面形式。内容包括:一是重大财务收支事项的报告,包括大额回款,大额资金支出,大额资金调度等。二是每周上报资金状况(资金周报表):超过100万元以上(规模较小的企业10万元以上)的大额合同付款,每月应汇总报告。三是企业股票、债券投资应说明该投资的具体种类,金额、期限以及资金来源等,并每月将各类投资情况汇总上报。四是对外长期投资的发生、转让和收回。五是对外筹资融资。六是对外担保。七是法律诉讼事项。八是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包括(法定盈余公积金,任意盈余公积金)变化情况,应在报董事会审议之前上报财务审计部门。九是企业并购、资产重组、重大业务计划制定等事项。十是其他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篇6

国际投机家有个术语叫“剪羊毛”,常用手法是以低息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全面推升资产价值。各种金融资产迅速大幅升值,进而使得信贷扩张,引起投资热。所有投资手段将资产和资本泡沫吹大,等财富大量投入形成投机狂热后,制造各种危机或猛然抽紧银根,造成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资产和资本暴跌以至经济衰退来打压市场价格,挤压资产价值,制造信贷紧缩,迫使资产超速贬值。当优质资产暴跌到正常市场价格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几时,资本玩家们再以非常低廉价格收购拥有优质资产。这种“剪羊毛”过程又戏称为“资本收割机”。

当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搁置对美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计划后,在危机肆虐影响下花旗银行一周暴跌60%,即使花旗最大股东沙特王子阿瓦利德宣布3.49亿美元增持计划,也没有阻止其股价下跌。

截至2008年11月21日,花旗集团股票报收3.77美元,市值仅剩下205.45亿美元,2006年底的股价50多美元、市值2740亿美元的“美国第一大银行”,如今已经缩水逾90%。花旗银行在106个国家拥有2亿个客户,品牌影响力和影响面远超过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除资产负债表中有2万亿美元资产外,还有约1.23万亿美元表外资产,包括6670亿美元按揭贷款相关资产。据美国彭博社统计:自去年三季度以来,花旗银行资产减记已经达到657亿美元,显然超过现市值3倍多。

摇摇欲坠的花旗集团终于盼来美国政府援救,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局和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将为花旗提供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在内的3060亿美元债务担保,并对3060亿美元以外风险资产提供无追索权贷款,若亏损在290亿美元以内由花旗自行承担,超过290亿美元部分则由美国政府承担90%,花旗承担剩余的10%,花旗将提供70亿美元优先股作为回报。此外,在10月份已经向花旗注资250亿美元基础上,再度出资200亿美元购买花旗优先股,花旗并为美国政府所持有股份提供年利率8%股息分红,政府同时还享有27亿美元普通股认股权证。除了上述几项作为给美国政府回报之外,还规定未来3年内除非得到上述3家机构许可,否则花旗集团不可向股东提供每股1美分以上的季度分红(目前花旗季度分红为16美分),作为援助方案的约束条件。

篇7

关键词:破产重组 破产和解 债务终止 确认原则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案件申请和处理包括三种途径:破产清算、破产重组、破产和解。申请重组包括两种情形:A、在资不抵债或不能支付的情形下;B、在具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情形下。债务人申请破产和解包括两个时点:A、陷入不能支付的困境,主动申请破产和解:B、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无论由谁提出)后,债务人可申请和解。

一、法律法规分析

1、有关债权、债务终止确认的原则

破产重组或破产和解中涉及的有关债权、债务,属于金融资产或负债。相应的,破产重组或破产和解中有关的债权、债务的终止确认原则,均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第25条至29条的有关规定。例如,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相比,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规范下的债务重组中涉及的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只有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才能终止确认。

具体而言,重组债务的终止确认条件为:该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部分。即当且仅当该负债(或该负债的一部分)消除时(即,当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解除、取消或到期时),债务人才能将该项负债(或该项负债的一部分)从资产负债表内转出。

在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人当期损益。

2、有关重组债务终止确认的具体条件

债务重组或和解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会计处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如上文所述,有关重组债务、和解债务,仅当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第26条至29条的有关规定条件,才能终止确认。

二、相关问题在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处理办法

笔者认为,破产重组的债务重组完成日,应以重组计划监督期结束、重组计划被完全执行(或债务人有能力完全执行)为确认标准,才能终止确认有关债务、并确认有关债务重组损益(营业外收入)。破产和解的债务重组完成日,应以和解协议被完全履行为确认标准,才能终止确认有关债务、并确认有关债务重组损益(营业外收入)。

以破产重组为例,具体而言,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认为债务重组已完成(有关协议履行完毕)、债务重组收益已实现:

1、按期制定并表决的重组计划,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或直接批准

情形包括:各表决组均通过重组计划,且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或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组计划,但经申请后人民法院直接批准(应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六项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组计划,并不能保证债务人依法不再承担对计划减免债务的清偿责任,如《企业破产法》第93条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组计划,经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组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组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

2、债务人在规定的监督期内(包括经人民法院裁定延长的监督期限内)。重组计划被完全执行或债务人有能力完全执行

重组计划的执行期间很可能在一年以上,因此不能下“重组计划被完全执行”的结论。如会计仍坚持在重组计划被完全执行时确认重组损益,则又不能反映债务人未来很可能的债务清偿金额,不利于反映债务人的资产负债率,不利于债务人的未来经营。而破产法规范重组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若会计不确认很可能的负债,则直接影响债务人的经营,间接影响债权人的利益,或者说,债权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证。因此,可以考虑替代的标准,这就是要求债务人有能力完全执行,有能力的标准包括:(1)债务人的经营方案是可行的;(2)债务人取得了第三方,特别是控股股东的财务支持。

三、相关案例分析

1、ST海纳(会计师: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破产重组的债务重组。以重组计划监督期结束、重组计划被完全执行为确认标准,终止确认有关债务、并确认有关债务重组损益3.68亿。

200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有关披露:2007年9月,因面临债务危机,浙江海纳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并被法院宣告进入破产重组程序。根据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法院批准的《重组计戈4草案》,浙江海纳及重组方在按申报债权本金的25.35%清偿后。剩余本金债权、全部利息债权和其他债权予以减免。2007年12月,因本公司重组计划已在重组计划期内执行完毕,经法院裁定,浙江海纳管理人监督职责终止,按照重组计划减免的债务,浙江海纳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并且重组方承诺。对在本次破产重组中可能存在的未申报债权,如果经法院确认,由重组方按照重组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负责清偿,因此,导致浙江海纳出现债务危机的连带担保责任得到解除。

2、ST浪莎(会计师: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

篇8

债转股,时隔多年重现江湖,只是“兵器”依旧,江湖不在,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小的江湖了。

2016年4月9日,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完成了上任后对中国首次正式访问,为期4天。不过,据路透社4月10日报道,在访问过程中,斯里兰卡政府请求北京方面取消其80亿美元的债务,要求改换以将一系列斯里兰卡公司股份卖给中国。

债转股的江湖居然杀到了国际舞台。

说到底,中国的投资,中国人的钱,中国公司的业绩,无论国际国内,都遭遇着困境,走出困境是唯一的选择。

“国际版”债转股也好,国内的“生产自救”也罢,能挽救央企的海外投资吗?

“国际版”债转股

维克拉马辛哈在北京对各方记者指出,斯里兰卡正在因经济全球化形势而受困。当前,斯里兰卡正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已迫使斯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此前将斯里兰卡信用评级下调至B+,评级展望为负面。

其实不止是斯里兰卡,中了评级机构招儿的也有中国。

3月31日,位列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普将中国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确认中国评级AA-。标普同时将香港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而在3月初,穆迪已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同时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一般来说,信贷评级下降,说明风险上升,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即利息随之上升。这是信用评级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虽然评级调整,但市场并未因此有大波澜,离岸人民币不降反升。中国不特别care(在乎)这个评级,不必一个个去拜评级机构的码头,市场反应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及下一步动作会说明我们的信心。”

中国家大业大不在乎,斯里兰卡则不敢。

于是,向中国提出了“债转股”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有很大可能性会将债务转化成股份,” 斯里兰卡国家企业发展部副部长埃兰・维克拉马拉特纳(Eran Wickramaratne)在维克拉马辛哈访华期间向媒体表示。

而斯里兰卡财政部长拉维・卡鲁纳纳亚克3月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贷款是我们问题中的一大部分。政府支出中的一大部分是为债务支付利息。”印度《经济时报》早前报道称,资金拮据的斯里兰卡正寻求将拖欠中国的80亿美元欠款以“债转股”的方式变成基础设施投资的股份。

债转股的背后却是中国海外投资遭遇的新困境。

“现实版”打水漂

据Dealogic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收购“走出去”从2008年起突飞猛进,当年共完成173起海外收购,而在那之前历年的海外收购鲜有超过100起。

更有统计表明,2002年之后到2014年为止,中国境外投资短短12年时间增长了50倍之多,无论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中国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三。

截至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境外中资企业数超过2.5万家。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地区),涉及行业范围涵盖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然而,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泰国暂停与中国大米换高铁项目;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停止跟中国合作的水利项目;中铁建投资墨西哥高铁项目的失败;还有前述的斯里兰卡新总统出尔反尔暂停中资项目等。

很多搭乘“一带一路”快车,将海外业务视为未来增长点和主要利润来源的央企在海外投资中也颇为不顺,比如中国建筑的海外项目遭遇滑铁卢:其以融投资带动总承包模式运作的最大海外项目巴哈・玛度假村因工期延误、项目停工、开发商申请破产等原因最近陷入烂尾,前景扑朔迷离。

可以说,遭遇“国际版”债转股的背后是中国版投资潮的后遗症。

“未来版”拯救战

并非仅仅在国际舞台上,国内的局面也是人尽皆知的。

比如钢铁行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和钢铁企业急速扩张之下,钢铁企业面临着经营困难和产能过剩等多重困境。时下,钢铁企业除了去产能,还有巨额债务困境,在巨额债务面前,则出现了频繁违约,中钢集团、东北特钢、渤海钢铁等均已出现债务违约。如何债务重组,成为这些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而近期被热议的债转股成为方式之一。

这些企业绝非小鱼小虾,中钢集团是国资委主管的钢铁矿产行业大型央企,旗下拥有所属二级单位65家,其中包括两家上市公司中钢国际(000928.SZ)和中钢天源(002057.SZ)。在钢铁矿业鼎盛时期,中钢集团曾跻身世界500强,资产总值高达1600多亿,2008年还被国资委评为国资典型。

想当年,澳大利亚作为矿业大国引众多中企纷至沓来。2008年,中钢集团出价约14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98.52%的股权。如此大手笔,当时赢得掌声一片。但3年后,中钢集团的澳洲开发陷入困境。

内忧外困中,2014下半年袭来的大宗商品寒冬让中钢集团陷入更艰难的处境,矿价断崖式暴跌,钢铁产能过剩及前些年管理经营不佳,中钢集团在2014年9月开始出现债务违约,随后一年来一直在努力化解债务危机。

篇9

自从国际电联确定了第三代移 动通信的国际标准以来,3g所描绘的先进通信技术和提供的丰富的增值业务足以让处于arpu值持续走低的移 动运营商们为之憧憬。购买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构建3g网络就成为移 动运营商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的焦点。但是,从欧洲移 动运营商的3g之路的"辛酸"历程来看,3g不但没有给运营商们带来梦幻的"钱景",反而给一批优秀的运营商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我国在发展3g的问题上趋于慎重。3g牌照的发放依然是尤抱琵琶。在我国,3g问题更显复杂,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网络演进问题,另一方面是市场层面的通信市场的竞争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运营商都在自己的公司战略中"合理"地做着假设,描绘着3g之后的竞争趋势。同时,设备制造商由于先期投资已经成为沉没成本,所以,不遗余力地营销着自己的3g理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里仅从资本运作战略角度,通过两个案例的剖析,试图为运营商在3g上的投融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案例一:和记黄浦稳健的3g资本运作战略

在和记黄埔的旗下,李嘉诚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以欧洲为重心的"3g电信帝国"的版图。"3g帝国"是李嘉诚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赌注,远不像他以前的投资那样总是稳操胜券,因而成败之数最受世人关注。

2000年4月,英国电信当局拍卖5张3g牌照,和黄集团以44亿英镑(69亿美元)的竞投价格获得了这张a牌照。2000年7月,和黄与日本ntt docomo公司及荷兰电信公司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和黄获得英国3g牌照的子公司分别向二者出让20%与15%的权益,共同经营英国的3g移 动电信网络。和黄集团与ntt docomo还和荷兰电信另组三方联盟参加德国的3g牌照竞标,但和黄在眼看德国3g牌照就要到手的最后时刻退出。

随后,和黄绕过德国,继续扩张它在欧洲的3g版图。2000年10月,和黄以20亿美元投得意大利的3g牌照,11月与12月又分别获得奥地利与瑞典的3g牌照;2001年与2002年,再添加丹麦和爱尔兰。除欧洲外,和黄还获得了香港、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的3g移 动牌照。和黄集团及其合作伙伴为在全球9个移 动市场中投得的9张3g牌照总共支付了107亿美元,其中和黄付出78亿美元。

和黄英国的3g网络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2001年4月达成的包括32亿英镑(约49亿美元)银团贷款与7.77亿英镑(约11亿美元)卖方信贷在内的融资安排,其中卖方信贷由诺基亚、nec以及西门子提供,和黄自己再提供2.75亿英镑(约4亿美元)的股东贷款。这次融资安排约够和黄在英国的3g业务为期3年的发展。意大利的3g网络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2002年1月与一个由十一家银行组成之包销集团达成的32亿欧元融资安排。由于和黄在欧洲其他国家的3g项目离牌照规定的最后启动期限也为期不远,2002年9月,和黄再次谋划发行15亿美元企业债券,但是由于当时股市与债券市场中电信板块的市场状况不断恶化,就在

案例的对比分析:

德国移 动通信因为竞投高额的3g经营许可证,最终导致背负巨额的债务负担而濒临破产,3g网络建设更无从谈起。这其中的原因,表面看是法国电信停止向德国移 动通信提供资金的结果。但实际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移 动通信的3g投融资策略失误,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投资与融资规模,在公司现金流量出现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濒临破产。

具体而言,公司在进行3g竞投决策时,没有理智地确定合适的3g投融资规模和方式,盲目进行3g牌照竞投,投资规模过大,在公司自由资金不能弥补过高的投资资金缺口情况下,公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单一形式外部融资,主要是47亿欧元的银行贷款。在较长的3g投资回收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不足以偿还全部的到期债务和利息,这导致公司过分依赖合作者法国电信的资金支持,实质上这反映出德国移 动通信投融资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过高的投融资规模实际已经超出公司所能承受的债务规模,不适当的投融资行为增大了公司的偿债风险。在公司失去外部资金援助时,最终引发债务危机而濒临破产。

而和黄在欧洲的3g扩张之路,不论从投融资规模、投融资方式以及投融资区域上,都要远远超出德国移 动通信的水平。虽说和黄已经启动的3g业务并不象当初预期的那样带来迅速而丰厚的收益。但是我们认为,就目前和黄在欧洲3g上的投融资规模而言仍是合适的,和黄的投融资策略整体上仍是较为稳健和审慎的。从总量规模上而言,和黄自身充足的自有资金以及多元化经营的丰厚回报是公司保持高偿债能力的根本保证,公司在3g上的投融资规模始终被控制在公司可承受的负债规模之内。另外,和黄的投融资策略还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值得借鉴:

首先,虽说和黄象德国移 动通信一样,也支付了巨额的牌照费,但和黄根据自身实力,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如转让股权,在解决巨额牌照费支出问题的同时分摊了项目投资风险,降低了在3g上的投资风险。

其次,和黄通过多种融资方式,如:银团贷款、卖方信贷、股东贷款以及企业债券等,成功解决了和黄在部分欧洲国家的3g网络建设问题,对于较大规模的融资行为,多种融资方式的综合使用能够在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降低企业的整体财务风险。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和黄的融资行为体现了企业利用资本运作的多种方式实现内外部资金最有效利用和分配的效果。和黄把外部融资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主体,但与德国移 动通信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和黄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充足,账面流动资金高达160亿美元,同时,来自3g以外的公司其他产业部门每年有30亿美元的现金盈利测算,公司的投资规模并未超出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所以,公司采取外部融资方式并非单纯出于弥补投资所需资金的缺口;第二,和黄的巨额外部融资和多种融资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资本运作的需要,在保证公司偿债能力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充足的自有资金以及适度规模的外部融资,一方面可以确保公司巨额3g牌照费支出以及网络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扩大公司可支配资金的规模,提高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效率以及优化资金分配结构。

在这些方面,德国移 动通信的投融资策略显得捉襟见肘,与和黄存在较大的差距。

结论与经验借鉴:

篇10

国发〔2010〕19号文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融资平台获取债务融资有两种方式,即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和发行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而在国外,由于地方政府可以举债,其债务的范畴不仅包括我国的地方政府平台债或者称为“准地方债”,即地方公共服务机构(如基础设施、医院、公共住房等)的债务,还包括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市政债券或银行贷款。本文将比较我国的平台债(不包括银行贷款)与美日市政债的差异,评判二者的优缺点,并提出完善我国平台债的思路。

地方政府平台债与美日市政债之间的主要异同

地方政府平台债与美日市政债之间的相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发债目的相同。与美国和日本相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的发债有特定的目的。其次,期限结构相同。与美国和日本相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与长期为主。我国城投债期限以7年期和10年期为主。美国2009年长期债券占市政债的比例在达到86.6%,日本市政债的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最后,发行和交易市场相似。与美国和日本相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主要在场外市场交易。我国的平台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美国市政债通过市政债券经纪商支持的柜台市场,在全国范围内交易;日本,除东京发行的地方债券可以在证交所上市外,其他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都通过证券公司的柜台交易。

地方政府平台债与美日市政债之间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发债主体不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美日市政债的发债主体不但包括类似我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还包括地方政府本身。

与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我国平台债与地方政府担保关系不明确,并非所有地方平台债都有地方政府担保,同时中央政府对平台债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在美国,市政债中的一般责任债券是地方政府用它的信用做百分之百担保的,无需中央政府批准。

发债规模与银行贷款之比不同。在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债券融资比重不高。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为9.09万亿元,而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只有6328亿元和2338亿元,二者相加不到银行贷款规模的10%。在美国和日本,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和地方公债进行举债。

发行制度与安全性不同。在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采取核准制,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采取注册制;美国市政债和日本地方公债的发行实行审批制。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融资平台债券违约的案例,但其风险不可小视,一些融资平台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资本的行为,资产的收益率不高,严重依赖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在美国,市政债的违约率很低。

会计标准与信息披露不同。我国政府融资平台没有专门的会计准则。在美国,市政债有专门的会计准则,即政府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政府会计准则。在日本,市政债实行的是“特别会计”。与国外相比,我国平台债缺乏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在美国,市政债的信息披露要求很严,一方面要通过列入地方政府预算的方式,向公众或立法机构披露信息。另一方面,信息披露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在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不但包括债券的信息披露,还要披露发行人的信息。

监管和管理不同。在我国,融资平台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监管,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同时,证监会、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协会在发行定价和上市流通中也承担监管职责。在美国,对市政债券的监管主要有两个机构,即美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的市政债券办公室(OMS)和美国市政债券规则委员会(MSRB)。除此之外,我国平台债不受地方立法机关和公众的问责与监督。在美国,公众对市政债的问责力度很大,从举债到债务的使用及其效果,都必须向地方立法机构和公众披露,接受问责和质询。

平台债相对于市政债的优缺点

平台债相对于市政债的主要优点

中国特色的创新。政府融资平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规避相关法规对政府举债限制的创新。正是有了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创新,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46%,在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年均高达3.2%,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没有政府融资平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会如此之快。

平台债的审批时间短。规范的市政债发行前要接受立法机构和公众质询,要对方案的可行性和细节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有的项目要提前一年甚至数年。等到质询和讨论完成,公众和立法机构同意之后,市政债发行还要看投资者是否认可。如果投资者认为市政债风险太大,则可能会出现无人认购的局面,从而导致发行的失败。而我国平台债不需要公众和立法机构质询和同意,也不需要本地区讨论可行性,所以很快就能立项。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及时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其中中央财政负担其中的1.5万亿元,地方政府配套2.5万亿元。在地方政府无法举债的情况下,正是通过融资平台举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资金落实到位,四万亿元计划才能顺利实行,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才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相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要经过长期的项目计划安排和筹备,征求立法部门的同意,通过公众投票和讨论后,才能举债,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集巨量资金救助经济。2009年美国市政债发行规模为1280亿元,是2008年646亿元的近2倍。而我国2008年平台债只发行32笔,发行规模为535亿元,到了2009年,共发行了131笔,规模高达2226亿元。2009年发行笔数和规模分别是2008年的4.1倍和4.16倍,是美国市政债增速的两倍。

平台债相对于市政债的主要缺点

信息不透明,缺乏问责和监督机制。由于法律不承认地方政府的债务人地位,我国对于平台债这种准政府债务缺乏管理。与国外相比,我国平台债信息披露中缺乏地方政府的财政信息,这样就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只能依靠发行和交易过程中提供的信息;二是,对于政府隐含担保的项目,投资者不掌握政府财政信息,也就无从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另外,由于平台债不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信息不公开,地方立法机构和公众处于不知情的状态,更不用说对于平台债的问责和监督。可以说我国平台债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缺乏地方立法机构和公众的问责和监督。而美日市政债纳入地方政府债务和预算管理,信息公开透明,从举债到资金使用情况,都要接受立法机构和公众的问责和监督。

负债规模难以控制。三方面原因造成了平台债规模难以控制:第一,由于不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对平台债缺乏管理,也没有明确的管理细则。第二,各部门对于政府融资平台的统计口径不一。第三,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地区之间“锦标赛”式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了自身的政绩需要往往鼓励举债。在美国,虽然地方长官为了选举也有发债的冲动,但是一方面,有地方法律的限制,以及公众和立法机构的问责和监督;另一方面,市政债信息公开透明,要接受纳税人、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监督。所以,即使没有中央的督促,地方市政债规模仍能受到很好的控制。

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我国,中央政府对平台债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如果平台无法还债,地方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帮助还款,最后的还款责任必然要落到中央政府身上,或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代地方政府偿还,或者直接向持有平台债的金融机构注资,将平台债转化为坏账损失进行注销,无论哪种选择都会给中央政府带来财政负担。而在美国,市政债的发行完全是地方的事,如果出现违约,最多地方政府破产,不会累及中央政府。

容易引发地方债务危机甚至银行危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结果必然是债务规模不受控制,从而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甚至银行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一方面,我国平台债的规模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其偿付能力存在一定的隐患,主要表现在资产质量不高,收益率低下,严重依赖地方财政补贴等方面。在美国,由于法律对市政债规模有明确的控制,公众和立法机构又能问责监督,而且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债券融资,因此,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市政债的发行和使用上十分审慎,违约概率很低,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即使市政债无法偿还,最多投资者承担部分损失,地方政府破产清算,不会累及银行,导致银行危机。

完善我国平台债的政策建议

政府融资平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过渡时期的产物,其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考虑到其存在的缺陷和可能的风险,需要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

加强地方层面的自我约束

规范平台债必须强化地方层面的自我约束,否则地方政府总是有借债冲动。即使不以城投债的名义出现,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出现。我认为,地方层面的自我约束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理顺地方政府与地方债的关系。我国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对外担保。因此,目前政府对平台债的隐形担保关系在法律上可能就不成立,必须加以明确化。第二,学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平台债甚至地方公共企业的收支和投融资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从举债到用债再到还债全方位接受民众和立法机构的监督和问责。第三,制订地方法律,对政府平台举债设置限定条件,如负债率、债务率、资产负债率等。例如在美国,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率要小于90%~120%,负债率小于13%~16%。

完善市场层面的监督

一方面,要细化信息披露的内容。我国存在着平台债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以及不对重大事项进行信息披露的情况。另外,平台公司发行的企业债信息披露要求没有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那么细致,缺乏明确的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因此,要完善平台债的信息披露,不但要披露债券的有关信息,还要披露发行人的信息。可借鉴美国市政债的做法,披露政府的预算安排方面的信息,并要求有关官员做出保证。

另一方面,要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我国对平台债信息披露等违规行为的处罚较轻,而在美国,如果违反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主体和批准发行的个人就可能被证券监管委员会查处,甚至被提讼,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建立明晰的公共财政体系